《知青之歌》始末 连载一
第一章：知青的那些日子
没有选择的选择
历史定格在一九六八年。
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一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让历时近三年的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运动终于画上了历史的句号。一时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大迁徙轰轰烈烈、极其悲壮地在中国大地掀起。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被冠以“上山下乡”，而这场运动的主体则被叫做“知识青年”，近两千万稚气未脱的青年学生成了政治动荡、经济失误、文化破坏的“文化大革命”的最终受害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当时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无论你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你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而且非走不可。
在这之前，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南京已经有一千多名青年学生到内蒙古插队落户。十一月十五日，南京又有大批的青年学生到江苏各地农村插队，我所在的两千多人的南京市第五中学，一下子走了一千多人。走，已经是大势所趋了。我本来也应该是十一月十五日去江浦插队，但由于手中校广播站的工作尚未交接完毕，只得暂时搁下，但走只是早晚的事了。
我是五中66届高中毕业生。“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正准备高考，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应该讲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教育路线的最大受益者，所学的知识最全面、最系统，也就是后来大家公认的最有文化的一代人。
五中的历史悠久、文脉厚重，坐落在南京莫愁路上，紧邻朝天宫文庙，校门口莫愁路百年基督教教堂的钟楼巍然屹立，异常雄伟。学校的师资人才济济，一届又一届的学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奋攻读，涌现出许许多多引以为豪的人才。著名的“乡愁诗人”余光中、原任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就是其中的代表。那一时代的校长是吴菊亭女士，一位终身未嫁的女教育家，视教育为自已的生命，视每一个学生为自己的子女。副校长陈子健是南京大学著名教授陈瘦竹的长子，另一位副校长周俟松则是大文豪许地山的夫人。他们感叹于当时的五中高考升学率不是太高，于是在一九六三年，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四个男生班，被俗称为“和尚班”，目的是把一批有潜力、成绩好的同学编人这四个班，类似于现在高中纷纷设立的“重点班”，期待高考时打一个漂亮仗。可惜事与愿违，“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毁了他们的心愿，也毁了我们的前途，这四个班就是一九六六年南京五中的“高三丙班”和“高三丁班”以及“高三乙班”“高三戊班”。
南京五中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全校基本上是一派，即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成立的著名的“五中八．八战斗队”。当时的校革委会主任是高三班的庞良贵同学，一个在读的学生担任校革委会主任，在那个时代还是不多见的，说起这件事来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那是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当时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将军在家中设宴招待一些人，庞良贵作为南京“八．二七中学分会”和“五中八·八”的领导人也参加了。在酒桌上，许世友将军的夫人田普坐在他的左边，而许世友则坐在他的右边，许将军亲自给庞良贵倒酒，那时庞良贵还不会喝酒，许世友将军说：“喝，我二十岁时用缸子喝，当团长后用盆子喝，小鬼，你多大了？”庞良贵回答：“二十一岁。”许世友听罢对庞良贵说：“五中革委会主任就是你了，回去后跟小方说一下。”小方就是当时的南京市建邺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方明将军。于是由一个省革委会主任兼南京部队司令员亲自任命的一个学校的革委会主任的事就发生了，这是第一例，同时也是异乎寻常的。
那时的“五中八·八”在南京十分有名，两千多人的学校几乎是一个派，紧跟形势，从不逾规，“誓死保卫许世友、杜平”就是其光辉业绩之一。我有幸成为其成员，并被庞良贵委以重任，担任“五中广播站”的负责人之一。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在南京造反派中的“南医六·一二”“南体一·一四” “南无八·一二”围攻五中时，庞良贵当时身中七刀，生命垂危，一支神秘的小分队把庞良贵带到军区总院，伤情好转后，又被带到上海疗养了一个月，这事是谁做的，当然是许世友将军。庞良贵同学至今仍然乐观健康地生活着，他是从中共江苏省江浦县县委党校副校长的位置上退休的，享受正处级待遇。
巧的是，这样的事以后也发生在我的身上。
对于母校——南京五中，我只是众多学子中的一个匆匆过客，然而在我的心里是终生的眷念，欣慰的是五中校史陈列室中有我的一席之地。
霎时间，天昏地暗
昔日喧闹的校园渐渐地冷寂下来，到校的同学一天天地少了，我也到了该走的时候了。那时候我们很年轻，尽管就要离开城市到农村去了，但是大家却没有丝毫的悲伤和寂寞，反而觉得下农村会十分好玩，非去不可。我也回去做准备了，准备赶上十二月二十六日那一批去江浦插队。我跟母亲要了户口本，一个人去了派出所开证明，销户口。派出所里人头攒动，都是和我一样的学生，和我一样拿着户口本，派出所的干警们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接过户口本，简单看一下，在早已印好的单子上填上内容，整个过程只有短短的两三分钟，然后一撕一递，这城市就再没有我的名分了，这家乡就成故乡了，然而那时我却没有感伤，我也不知为什么。
到了学校后，我把户口注销单交给工宣队队长，拿到了上山下乡的批准书。那一天可能是规模最大的一批，昔日冷寂的校园又变得喧闹起来，大伙儿赶来小聚一下，权作最后的告别。校园里充满了欢笑。
面对集体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知识权利的历史时刻，面对着无可奈何地被发落到农村，接受所谓再教育的历史时刻，作为老三届的这一代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整体性的麻木和盲从。于是，数以千万人的青春就在这崇高的名义下被葬送了。
我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据后来统计，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南京市共有二十万老三届的青年学生上山下乡，于是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知识青年，简称“知青”。
我和同学们纷纷打招呼，告诉他们我的去向，便急匆匆地上了二楼我熟悉的广播站，因为那是我曾经工作和战斗两年多的地方，即将离去，心中那份难舍之情油然而生。我向学弟学妹们简单地交代后，递上广播站的钥匙，此时，大伙的眼睛开始湿润了，我记得我已很久没有这样过了，今天怎么啦？“放段音乐，放段音乐。”说着，我随手从唱片架上拿出一张唱片放进唱机，一时间凄厉的惊天地泣鬼神的“霎时间，天昏地暗……”的歌声在校园里响起。这一段歌词是当时的八大样板戏《白毛女》剧中喜儿遭黄世仁侮辱后一段悲惨的唱腔，十分凄凉也十分感人。我当时并未感到有什么问题也没有考虑那么多，纯属一种偶然，一种巧合，也许这是上苍的刻意捉弄。事后有同学跟我讲，那天整个校园里手拿通知书的人都惊呆了，站在那里许久许久不说话，心里有各种不同的感触，集中到一点就是：“哪个这么胆大？”工宣队、军宣队们也惊住了，刚刚接过我户口注销单的那个工宣队队长急风似火地冲上广播站，“咚咚”的敲门声让我们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新来的广播员开了门，“停下，停下，快关机，你们放的是什么？”他涨红着脸，大声地命令着，态度十分粗暴。
“我们放的是芭蕾舞剧《白毛女》，有什么不好吗？!”我大惑不解地边关机边问道。
工宣队队长拿起我递给他的唱片，左端详右端详，翻来覆去地看着，又拿起歌词一遍又一遍地琢磨。
“你们怎么在这个时候放这个歌？”他终于开口讲话了。
噢，我开始明白了，当时拿到上山下乡批准书的同学们是应该兴高采烈、欢欣鼓舞的，怎么会是歌词中所唱的“霎时间，天昏地暗”的悲惨心境呢？这也不能责怪工宣队、军宣队队员的神经过敏、小题大做了。
工宣队队长走过以后，我心中还着实有些害怕，事情怎么会这么巧呢？这意味着什么？我不想再想下去。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军宣队长把我叫去，简单地问了一下事情的经过，他眨着那张严肃的阶级斗争的脸上的小眼睛说：“这是一件严重的政治事情，但你们不是有意的，算了，今后一定要注意什么场合放什么歌田” 我点点头，表示真心接受，其实心里面很不痛快，以至第一天下乡出发时心中闷闷不乐。
告别南京
一九六八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早了一点，冷得也太快了，尽管再过几天新的一年：一九六九年就要到了，然而一点新的气氛也感觉不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南京朝天宫广场上被黑压压的人群和数十辆军用解放牌汽车挤满。这座历史上极为有名的孔庙好像没有这样喧闹过，我略有所思地看着东、西大门上曾国藩手书的“德配天地”和“道贯古今”的匾额，看着不经意间磨损的石阶上留下的深深印痕，不由勾起许多儿时甜蜜的记忆，然而这一切都远远地过去了。这一天，天气异常阴沉，淅淅沥沥的小雨裹着雪花一直下个不停，隆隆的汽车引擎一直在响个不停，没有欢笑，没有鼓乐喧天，只有一个个稚气未脱的年轻学生提着行李，面无表情地在寻找自己该上的车号，他们的身后是抚育他们成长的父亲、母亲以及爷爷、奶奶、公公、婆婆们，他们也一样地面无表情，默默地寻找着、观望着……突然间，汽车的轰鸣声一下子响了起来，偌大的朝天宫广场顿时笼罩在烟气之中，要出发了。这时，仿佛火山爆发一样，撕心裂肺的哭叫声遮天盖地，经历着生离死别的母亲拽着我的手，直到汽车发动依然不放，差点摔个踉跄。
我强忍住泪水，掉过头去，坐在行李上。这一去，是凶？是吉？未来在哪里？我不愿想，也不敢想。
插满红旗的汽车载着我们经过了南京市区，驶过了刚刚通车的长江大桥，然后沿着江浦县崎岖的山间公路艰难地爬行。坐在车内的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哭肿的双眼还在提醒我们，伤感的一幕刚刚过去。肆虐的雨雪不停地敲打着车上的帆布篷，也在无情地敲打我们一颗颗稚嫩的心灵。汽车继续爬行着，似乎很艰难，分明是在爬坡，黄力突然间叫了起来：“快来看，两边全是山，把我们送到哪里去啊？”我们一下子涌到车尾一看，果然两边全是大山，除了山，除了树，什么都没有，大家的情绪一下子跌落到低谷，有的甚至开始哭了。事后我们才知道、那两边的大山便是江浦有名的老山，而那大坡则是险峻的黄山岭。
经过将近两个多小时的艰难爬行，汽车终于在一个大院里停了下来。我们疲惫地下了车，外面的雨雪还在不停地下着，就这样，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来到江浦县永宁公社，从而开始了我的短暂的十四个月的插队生活。
风卷残云“忆苦饼”
公社社部的大院里，不停下着的雨雪把一张张贴在墙上的红红绿绿的标语撕扯得七零八落，送我们来的建邺区的干部和汽车司机早已被公社领导领进去吃饭，我看见农民兄弟们有气无力地敲打着锣鼓在欢迎我们，那鼓点分明不齐。
院子中央的一个土台上放着垒成一堆的烧饼，上面盖着一块大白布，雨雪渐渐停了，阵阵的饭香随着风一阵一阵地飘过来，唤醒我们那早已饥肠辘辘的肚皮，由于走得早，很多同学甚至没有吃早饭。
公社的杨夕良书记罗罗嗦嗦讲了一大堆废话和套话后，便大声宣告：“院子中央放着的是我们贫下中农在旧社会吃的饼，是用野菜、麦麸子和糠和在一起的，我们贫下中农现在还经常吃这样的饼，是为了不忘过去的苦，牢记今日的甜，这叫‘忆苦思甜饼’。今天我们也做了一些，你们知识青年每人两个，也尝尝我们贫下中农的‘忆苦饼’……”公社杨书记的话刚一说完，知青们便一拥而上，瞬间，那一大堆“忆苦饼”全无踪影，被知青们风卷残云似地吃了下去，而且吃得津津有味。“这‘忆苦饼’，还蛮好吃的嘛，只可惜太少了，不过瘾！”知青们吃完后，还意犹未尽。这或许一方面是因为肚子太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忆苦饼”实在好吃，而且不是一般的好吃。说实在的，这也许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吃的以后的日子再也没有碰到过这样好吃的饼了。
事后我们了解到，为了让知识青年们对农村贫下中农的过去的苦有一个质的认识，不知哪个聪明人想出这样一个主意，众领导也拍手叫绝。知青这么多人，毎人两个也得上千个，如此大的工作量，小小的公社食堂也够忙乎一阵子的了。“忆苦饼”如何做，谁也不知道，何况根本没有固定的工艺操作模式，更为荒唐的是那只是为迎合政治需要而造出的一种概念性的产物。于是工作人员找来胡萝卜叶、麦麸子和糠搅和在一起，为了赶速度，不至于“忆苦饼”粘锅，于是在锅边放点油，十多人忙活了一夜，终于赶制好这上千个的“忆苦饼”。麦麸子是小麦的表皮，本身是起香的东西，油煎过的“忆苦饼”表面很粗糙，也没有模样，但吃起来很香，加上知识青年们根本没吃过这样的东西，难怪这么一抢而空，大受欢迎了。
看着知识青年们狼吞虎咽、津津有味地吃光了“忆苦饼”，那公社杨书记及其手下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一个个面面相觑、大惑不解。那本想教育知识青年们不忘过去苦、牢记今日甜的阶级斗争的现场会，竟闹得个如此意料不及的结局。
吃光了“忆苦饼”，稍事休息了下，杨书记便又开始讲话了：“大家静一静，下面我开始念名单，念到谁到什么队，便由这个队的队长带你们到生产队去。”此时我才注意到原先站在墙边的那一堆人，先前还都拢着手，此时却像变魔术似地一个个扯起了一张张白纸，上面写着“××大队××小队”的字，噢，他们是来领人的。于是，随着杨书记一个个名字地念，就看见一个又一个人随着农民兄弟肩挑手扛地被领走了……
我，高齐克、黄力和陈建中四个人被一个中年的生产队长领走，他告诉我们，他姓陈，叫“陈国门”，让我们叫他“陈队长”就行了，语气中透露出和蔼、诚恳的样子。他告诉我们，这就是红旗八队，我们吃了一惊，原来公社就在永宁镇，永宁镇就是红旗八队。不由暗自高兴，感叹运气还算不错。
翻开中国江苏省的地图，在1:2637000的比例尺中，南京到江浦永宁的直线距离只有短短的1厘米，也就是20多公里的路程。在中国大地的东部一条曾被叫做津浦铁路——即从南京的浦口到天津的铁路，从浦口出发，过了长江大桥，林站的下面一站便是永宁站，这个在一般地图上很难找到地名的小站，到我插队的小村还有将近三公里的路程，那时，这个小村庄的全称是江浦县永宁人民公社红旗大队第八生产队，简称“红旗八队”。那时候，五分钱轮渡过江，三角钱火车便到，但囊中羞涩的知青们，常常持五分钱的站台票上车，到了永宁站便可坦然下车，因为永宁站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排三间房，站周围无遮无挡，站上两二个工作人员也懒得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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