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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第一章：知青的那些日子“跑到农村来干什么？”到农村后的第一夜是在生产队的工棚里度过的。山区的冬天黑得特别早，一不留神天幕便垂下来了。我们睡在垫得厚厚的稻草上，隔壁牛棚中的牛粪味阵阵袭来，空荡荡的工棚里，只有一盏煤油灯的火花忽隐忽现地闪烁着，我们四人谁也睡不着。在这忽隐忽暗的灯光里，我陷人沉思，一股寒气从脚底而起，直漫向我的全身。我们这一代和年轻的共和国共同诞生，在三年自然灾害里成长，在读书长知识的时候被上山下乡，被反反复复地折腾，从来就没有安生过，今后，又将有什么艰难困苦在等待着我们。“红旗八队”是一个不错的生产队，这不仅是它的地理条件优越、地处集镇、交通便利，而且还因为它包含的人员中，青壮年较多，生产队长陈国门有一定的威信，拿得起，放得下，大伙都服他，下乡后不久我便对他有了一定的好感。“红旗八队”地处江北的丘陵山区，绵延不绝的老山横亘在面前，潺潺的滁河从它身边徐徐而过，一半是山地、一半是水田的农耕生产使它在当时就比周边的生产队富足有余。我去的那年，周围生产队一个工分只有1角钱左右，而它就是4角8分，难怪后来知青碰到一起，直夸我运气好，分到这么好的生产队。欢迎的锣鼓声早已远去，纷纷扬扬的红旗也早已卷去，风雪也将那一张张的欢迎的标语撕扯得面目全非，山区的小村庄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一切又回到现实中。唯有我们居住的工棚里不时涌进一批又一批村中的农民老乡，唯有那一双双好奇的目光在小屋内四下扫荡。遥望这老山脚下贫瘠荒凉的山村和分割成一块又一块绿色的田地，眼看着那穿着破衣烂衫、神情黯然的乡亲和流淌着鼻涕的孩童，哪里又有我们可以“大有作为”“广阔天地”的场面？以后的经历证明，生活远比预料的要艰辛得多。此时，我心中顿时涌上一股不可名状的伤感，没有希望，只有迷惘，那天真的带有几分浪漫的幻想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严峻的现实考验正向自己走来。我从决心下乡，就没有考虑过有哪一天能回到南京，因为南京已经没有家了，我的母亲和家人也在一九六九年初被驱赶到江苏的泗洪，“下放”了。大妹妹也早在一九六五年插队新疆，一个完整的家庭就这样支离破碎，分隔三地。生产队把我们仅仅作为劳动力来看待，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是一句空话。我们轰轰烈烈地上山下乡，对于农村来讲，来了，不值得高兴；不来，不值得惋惜。小小的生产队，每年有限的粮食和柴草，由于我们的到来，乡亲们到手的平均数就要降低、减少，这对于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顿的乡亲们来说，如同雪上加霜。一天，我跟陈国门队长谈话时，他讲：“你们四人是公社硬性分配下来的，不要不行啊……我讲了一大堆理由，地少人多，不缺劳力，根本没用。”又讲“你们四人中你成分最不好，上面关照注意点，但我看你还不错。”听到这些话，我为他的诚实所折服。乡亲们说，我们是来跟他们争口粮的。“好好的城里不待，跑到农村来干什么？”“一不能挑，二不能担………”听到这些话，我心中确实很不好受。我们前前后后搬了几次家，从生产队的工棚到农民金朝荣让出的一间小屋。终于，知青盖房子的材料和款项到了，队长迅速地找人给我们盖房子，想尽快让我们住下。盖的是一排三间户，两人一间，中间堂屋加灶台。那天在房子的宅基地旁，队长指着一筐不知从何处弄来的黑乎乎、亮光光的马粪球，对我们说：“你们哪个去河里洗一洗？”眼光中分明是狡黠和阴险，脸上还带有几分坏笑，他在考验我们，我们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活计，当得知马粪中因为有草质，可以当作粉墙用的纸筋，我便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边说边端起粪筐朝河边走去，无数双眼睛在看着，我站在冰凉的河水中，听旁边一老农教的方法，双手使劲地揉碎马粪球，使劲再搓，直到熏人的恶臭散去，直到黄黄的粪汁淘尽见清。我端起还在滴水的粪筐走向队长，挺直了腰，抬起了头。原来这是一次考验，是前一天晚上队委会里研究这么做的，其实这一小筐纸筋对粉墙只是杯水车薪。我的果断使我贏得了队长的信任，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好感，使我在今后的日子里少了许多的麻烦。队长在以后不同的场合中多次讲：“我们队里的任毅是四个知青中，家庭出身最不好，学历最高，最不怕吃苦，表现最好的一个。”并多次上报大队和公社。经过乡亲们努力施工，草房很快盖好了，那是一间什么样的房子？七架梁变成了五架梁。据队长后来讲，三间房子共少用的六根房梁，都被生产队盖猪圈用了，实在是没有办法。房子墙内外连石灰也不刷，依然保持黄土的颜色，之后我编了一首顺口溜以纪念新房的落成：泥巴垛成墙，外架五根梁，铺上乱稻草，我的新住房。很严重和很必要土色的草房十分难看，叫人有一种灰溜溜的感觉，我们买了一些石灰将内外墙粉刷一新，在四周农民的群舍中分外醒目起眼，我在左右两边的墙上写了，左边写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右边写的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教育农民问题很严重，教育知识青年的问题很必要，“很严重”和“很必要”孰轻孰重？我的目的就是让教育我们的贫下中农看看究竟是谁教育谁，有没有搞错噢！几天后，大概有人把这两条语录告诉了公社的杨夕良书记，他来到语录墙面前，看了许久没有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拿出语录本翻了一下，然后轻声对我说：“这两句话怎么看起来矛盾嘛？”我说：“杨书记，这是你讲的，我只当没听见。”继而他又说：“下午我派人来，把这两段墙重新粉刷一遍，就当是没有这回事。”于是，墙很快就被厚厚的白石灰加草筋盖上来，又成了白墙，直到我离开时依然那样。自此我和公社的杨书记也成了好朋友，那北方子出身的杨书记还挺耿直的，可惜好景不长，自己毁了自己，撞上了“高压线”，这是后话。“红旗八队”劳动力的确十分充足，人平均不到一亩田的土地上养活着近一百人，而这一百人当中青壮年男丁就是近三十人，梁家四兄弟，余家三兄弟，大明、二明两兄弟，大狗、二狗、三狗三兄弟，马齐、宋洪、宝贝、彭年等，相同年龄段的女孩子又有好几十人。而我们四个知青和他们的年龄相仿，彼此相处也就没什么距离了。那时候家家都很穷，家家都没有余粮，但那时的他们却很开心，完全没有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担心和忧愁，因为那时他们还不当家。我有一次到村最大的干部大队副书记陈顺才家中去玩，那贫穷和寒酸叫我吃惊，两间不到四十平方米的房子中住着六口人，孩子睡的床竟是四根棍子组成的框子，中间用绳索织成，床根本没有架子，简简单单用砖头垫着，他请我吃了晚饭，糖水炒元宵，据讲那是他们平时吃得最好的东西了。一段日子下来，我也学会跟当地农民一样，累了，田头、山地、牛圈旁、粪车旁、笼沟里倒地就睡；渴了，河边捧上一口水就喝；有空了，寻一处背风向阳的墙蹲下，脱下衣服，用手指细细寻找衣缝中的虱子，然后放在嘴里“咔嘣”一下咬死，吐掉。站在众乡亲当中，已分不清谁是原住民，谁是外来户；谁是农民，谁又是我。我学会了种种农活，而且干得并不差，评工分时，大家一致评我为9.7分，和地道的老农民只差零点三分，我很高兴和满足，我感到农民接纳了我，本身对回城无望的我更坚定了干农民的决心。尽管那时我已经开始认识到所谓的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的转移，只是心中明白，没有说出而已。农民并不欢迎我们的到来，起码不具有欢迎的认识和准备，一个生产队的一百多人当中，七弯八拐总沾着一点儿亲，亲不亲，自家人，而我们四人纯属外来户，农民凭什么欢迎你，又凭什么教育你，既没有这个责任也没有这个义务。相反的却是想着一个个花样和形式来看我们知青的笑话，竭尽作弄之能事。我们不会做大灶烧的饭，水煮开了漫出来，手足无措地求教他们，教的却是找一块大砖头压在锅盖上，我们照此做了，而他们却在旁恣意大笑。此事居然反映到大队、公社和县上，招致大小会上农村干部对知青的奚落、挖苦，搞得我们知青灰头土脸的。公狗、母狗发情时纠缠连在一起，城里的男、女知青谁也没见过这样的情景，感到奇怪，农民便叫女知青用扁担去挑，女知青这样做了，却引起农民的哄然大笑，女知青们还蒙在鼓里，事后知其原委，羞得无地自容。农村落后的风俗习惯在当地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可对我们知青却不习惯也不理解。上工的路上有一必经之路，有几个结过婚的男的把着，大凡结过婚的女的经过时都被上面摸一下，下面抄一把，众人大笑，谁也不红脸。有一天几个女的联合起来，把平日闹腾最凶的那个男的按倒在地，脱去裤子一根一根扯他的阴毛，还不时地喊“叫你吃老娘的豆腐，下次还敢”。那男的嗷嗷直叫，另一女的随手捞起稻田里的泥，糊在他的下身，而那个男的老婆在一旁还哈哈大笑，全然没有吃醋和怜悯的感觉，而我们知青却在现场看到了全景。生产队因天气原因出不了工，便会集中在生产队工棚里读报开会，久而久之，会议已变了味儿了。那些男的女的，基本上是结过婚的，开始轮番讲一些下流的性爱故事，津津乐道唾沫乱飞，直讲得一些女的站不起来，起先我不知为什么，直到有一天，一男的猛地把一女的抱起，方才看到那女的坐的板凳已湿了一大块，全场大笑。我们刚盖好的房子里的灯是我从城里买了带下去的日光灯，那时农村还没有人家用，白炽的光很亮，农民却很好奇，纷纷赶过来看，男男女女一大堆，问我们这叫什么灯，我们告诉说这叫日光灯，一男的会意了，朝着女人们大喊：“日——关灯”，故意把那“日”字拖得好长，不怀好意地看着她们，又是一阵大笑。也就是在这样的“再教育”的环境下，农村的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过去，淡而无味，平常之极。刚下农村的那一年，政府还顾及到知青的生活，每月七元五角可以买三十斤口粮和其他生活用品。虽然这钱少得可怜，但农民们你来借一点钱，他来借一点米，你来借一把锹，他来借一把锄，过后却没有一个人会主动归还，这和明火执仗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有心奉献，却无力回天，那被人为放大了的所谓“贫下中农”的光辉形象在我们的想象中已开始回归现实。为了熟悉农村的生活，了解身边的每个人，我空闲时常常去串门，生产队里的每家每户我都去过了，由于我平日的谦让、嘴甜，又肯干活、不怕吃苦，大家对我都不错，常常一坐就是好长时间，有时顺便再吃上一顿饭，虽然是极其平常的饭菜，我却感到我和农民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但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一天我来到马齐的家中，马齐跟我同岁，人不错，也很聪明，只是感到他平日里畏首畏尾，常缩在人后面，或蹲在墙角，我搞不懂这究竟是为什么。那天正巧马齐不在家，他的老母亲一看见我来，神情十分紧张，站在那里毕恭毕敬，低着头。我一时没了主张，被这场面震住了，我急忙说：“大妈，你坐下，站着干嘛！”她依然在那里站着，依然毕恭毕敬，依然低着头。我又说：“我是来看马齐的，我们是好朋友。”她还是不说话，还是那个样子，我似乎意识到什么东西，这就是人为地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真实写照吗？我直感到内心隐隐地作痛，我看不下去了。联想到我也是这人为的三六九等中的一分子时，我的眼睛开始湿润了，只感到喉头阻塞，心灵震颤。我转身走出门，回到斜对面相距不到三十米的知青屋里，再看看马齐家，可怜的老人家还在那里站着。我无意中惊扰了你，对不起了。我到马齐家的事情很快被人告到陈国门队长那里，有一天他在工地休息时跟我讲了这一件事，并轻描淡写地说：“你怎么串门串到地主婆家里了！”我才恍然大悟，证明了我的判断。这事很快就过去了，一切又恢复到平常。我想，那时的陈队长完全可以把这事上纲上线地汇报到上面：知青立场有问题，访贫问苦到了地主婆家。有关方面会据此大做文章，那后果会多严重。可我们的陈队长没有这样做！多少年多少年过去了，如今只要我回永宁红旗八队时，我都要在他的遗像前，真心地鞠上三个躬：好队长，天国的路一路走好！月黑风高，集体出发我、高齐克、黄力和陈健中，都是五中的同学，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年级的，但插队使我们成了一家，我们四个人四个姓，自然算四户，但住在一个知青屋里只能算一个集体户。黄力有点小聪明，会点医术，不久成了大队的赤脚医生，坐堂会诊，白大褂一穿俨然另一个模样。他平时很少住知青屋，也不常回来吃饭，因此在生产队下地劳动的只有我们三人，日子也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着。说实在的，艰苦的农村生活并不怕，可怕的是精神上的虚。自从欢迎我们的敲锣打鼓声消失之后，我们便很难得到真正的关心和爱护。知青们逐步陷人了无人过问的境地，成了真正的边缘人。如果说下农村第一年还给一点补贴算是关怀的话，那么从第二个年头开始，便一切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了。当初各级政府所作的各种承诺，如同美丽谎言的破灭，让知青们陷人了绝境，往往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顺其自然，过一天是一天。我们没有柴草烧饭，又不愿麻烦生产队，何况生产队也无法解决。好在隔壁是江浦县永宁棉厂，是生产棉花的国营农场，高高的棉花秆堆一望无边。同队的小青年们告诉我们，那玩意可好烧啦，一把就能烧好饭，炒好菜，顺带还能烧开一锅水。听之后，我们四人大喜，决定晚上采取行动。当晚月黑风高，我们四人集体出发，每人从棉花秆垛中抽了一捆，估计也只有十多斤，大摇大摆地回到屋中，由于屋子太小，两捆放在灶边，两捆放在窗下，一个星期要烧的柴草便这样解决了。正在我们暗自高兴之时，随着两束电筒光的照射，我们开了门，只见队长和棉厂的人站在我们的面前，窗下灶旁的棉花秆说明了一切。队长和棉厂的人没有说话，我们也没有说话，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会发生什么呢？第二天，我们三人出工，黄力去卫生站上班，我嘱咐他顺便打听一下昨晚棉花秆的事，他满不在乎地说：“没得事，以后我每天下班扛一捆回来！”第二天上工后的休息时间，队长把我叫过去，问怎么会想起偷棉厂棉花秆的，我回答他没有烧也不想麻烦生产队，我看出来队长还蛮高兴的。他跟我讲，没得事，以后别那么多人去偷，一个人去就行了。随着新房的落成，我们离棉厂比较远了，就再没有去偷过棉厂的棉花秆，但就是这棉花秆解决了我们很长时间的烧草做饭的问题。黄力也没有忘记兑现诺言，常常下班回来，扛一捆比他人都要大的棉花秆回来。《毛泽东选集》怎么少了我们四人在一起生活，也有一些具体的分工。黄力不常在家，也不太会做事，因此没有明确的任务，他有空就随便做做；陈健中负责一些体力活；高齐克负责烧水；我嘛，算是个头，出头露面，对付应酬都由我去。突然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码放在灶台旁高高的一叠《毛泽东选集》怎么矮了下去？当时我们下农村时，每人发了四本，四人就是十六本，整齐地码在灶边墙上的一个放油灯的长方形洞里。我走近一看，少了好几本，再一看，最上面的一本被撕去好多页。我就问高齐克，这是怎么回事？高齐克若无其事地说，没有逗火纸，撕去逗火了。此事我也没有当回事，他们也没当回事，没想到以后这就当回事了。有一天，陈健中在上工时，和梁家四兄弟中的梁东林发生了争吵，并动手打了他。我意识到可能要出事，因为梁家在生产队有一定的势力，我要陈健中去东林家道歉，陈健中不愿意，我有点火了：“你不去我去！”陈健中无奈，只得随我去了。到了东林家，我们诚恳地道了歉．把正在火头上的东林父亲梁春友的情绪安定下来，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后来梁春友告诉我，再晚一点到他家的话，就有我们好看的了。身为“文化大革命＂中永宁镇造反派头头的他，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由于我的公正，使得从不正眼看我们的梁春友改变了态度，很短的时间，我在村中农民眼里的威信一天天地增高了。队长陈国门十分欣赏我、喜欢我，有什么东西都叫我去写，全然没有把我当另类去看。苦难的农村生活磨炼了我，也造就了我，那平日里养成了执拗的从不认输的性格又激励着我，很快我的农活便无不精通。砖瓦厂翻瓦没人有我快，插秧时我开秧门，收割时我开山门，众多的农民都被我扔在后面，他们再也不另眼看我，半年后队里评工分，一致给我十分，我此时已变得比农民还农民了。当然，我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下巴上那至今仍深陷下去的小洞是在老山上砍柴被毒刺划破留下的；左手小拇指上的刀痕是在收割水稻时被锯镰刮破的，鲜血染红了稻田……然而我们的奉献和努力于大局根本无补，我们依然贫穷，依然要接受“再教育”。下农村后我很少回南京。一是因为家人已下放，南京只有年迈的婆婆，笃信基督教的老人孤零零在南京，手中再没有那本钟爱的英文版的《圣经》,“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含着泪叫我们帮她把《圣经》和基督像烧去；二是怕引起心中的酸楚。偶尔的几次回城，你前脚进门，后脚就有那居委会的老太太跟进说是“查户口”，因为我们的名字早已从户口簿中划去，已经不是南京人了，用这些老太太的话讲：“你是黑户，回农村去！＂强行从被窝里拽出，披星戴月赶回农村。那时的我才真正地认识到：知识青年只是一群农村不欢迎、城里不欢迎的人……上当的山芋秋收时，生产队分给我们一千二百斤山芋，每个人头是三百斤，陈队长好心地叫农民把山芋送到我们知青屋。望着屋内堆得像山一样的山芋，我们四人傻呆呆地站着，真是没也急，有也急，这么多山芋吃到什么时候，我们也没有山芋窖子。十多天下来，这山芋还没烂光。正在我们策手无策的时候，一个“好心”的农民来到我们屋内，对我们说：“你们留两筐山芋自己吃，余下的还算你们一千二百斤，我给你们卖掉，三分钱一斤，到时候钱给你们。”我们听了不由得喜出望外，有吃有用，岂不一举两得。我们爽快地答应下来。临近睡觉前，那农民鬼影似地闪进我们的屋里，递上三十六元钱，叮嘱我说不要讲是他帮我们卖的，便又鬼影似地消失在山区的夜色里。第二天出工，有人问我们：“山芋卖掉了，卖了多少钱？”当我们告诉他一千二百斤山芋卖了三十六元钱时，那农民直跺脚大呼：“你们上当了，六分钱一斤应该卖七十二元钱。”我也愣住了，要知道那个年代，三十六元是什么概念，是国家给知青五个月的生活费。可敬而好心的“贫下中农”就这样对我们进行着教育，不声不响骗了我们的钱，还换来我们不迭的感激，真应了我们南京人的一句老话：“把你给卖了，你还帮他数钱。”不久，永宁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年的夏天，连日暴雨，滁河的水又涨了，水直涨到和津浦铁路的路轨相平，几乎就要淹没了铁轨，许许多多的农田和房屋都淹没在一片汪洋中，整个江浦县都在抗洪救灾，可就在这样的紧张时刻，永宁公社的党委书记杨夕良出事了。还记得我们插队江浦的第一天，致欢迎词叫我们吃“忆苦思甜”饼的杨书记吗？那是一个电闪雷鸣、大雨瓢泼的晚上，人们都全身心地扑在抗洪的第一线。一个女知青找到刚从堤上回到宿舍的杨书记，反映自己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乞求得到解决，杨书记故意拖延谈话的时间，直到很晚很晚。当女知青提出要回家时，屋外的没完没了的大雨继续在下着，杨书记说：“还要去检查汛情，不回来睡。”女知青相信了杨书记的话，留在书记屋里，等第二天上午雨停了再走。杨书记披上雨衣，冒着大雨消失在夜色中。夜深之时，熟睡中的女知青被一阵阵敲门声惊醒，站在雨中的杨书记说：“我有东西忘了带，回来拿一下。”她打开了门，同时打开了杨书记那凶残、贪婪、好色的心灵之门，一朵鲜花就这样在风雨中，在夜色里被无情地摧残了。那一晚杨书记一直没有再离开。天亮时痛不欲生的女知青又遭到杨书记第二次的摧残，而得到的许诺是，你的问题我一定给解决。她神情黯然地上了永宁到江浦的头班车。车到了江浦县以后，女知青拿着杨书记给的二十元钱买了一瓶安眠药在江浦汽车站全吃了下去，吃下去之前，留下一封简短的遗书，开头就写：“杨书记，不是人………”昏死过去的女知青被人发现，很快被人送到医院，经抢救醒了过米，于是昨天黑夜中所发生的一切便昭然于天下。不久，杨书记便被江浦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请”了进去。这里我之所以用“请＂，那时因为考虑到杨书记的身份，逮捕他时，静悄悄的，一点狠迹、一点声势都没有，杨书记便消逝在永宁公社人的视线里了。然而，事情尽管封锁得很严密，终究还是被捅了出来。首先把这件事捅出米的不是别人，正是那几个屈身于杨书记麾下的副书记们，这里不想讨论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整个永宁公社以至江浦县的知青们愤怒了，下农村半年以来积蓄在心中的不满和仇恨似火山喷发出来。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联名上访，或通过一定的关系，将此事捅到了南京市和江苏省的有关部门，诉说着自己的知青姐妹遭凌辱的不幸，也诉说着知青们的人生权利得不到保障……时隔不久，作恶多端的永宁公社党委书记杨××被当时的江浦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与此判决书同时下达的还有当时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就此事发布的红头文件《关于江浦县永宁人民公社原党委书记杨××强奸女知识青年的通报》，该通报下达到江苏省所辖的各市、县、公社、大队……宝像失踪案一九七九年我平反后，返回永宁追讨当年逮捕我时被收去的吉他，当时的公社领导十分识相，二话不说给了我八十元钱，要我重买一把新的。当年的知青屋已经荡然无存，我看见了在永宁街上蹒跚行走，暮年老态的杨书记，看上去像一具僵尸，本想走上去讲上两句，但脚步还是停了下来，一闭眼，又出现了一九六九年夏天那电闪雷鸣，大雨狂泼的夜晚……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们刚下农村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就在这样的时刻，我所在的永宁公社东葛大队却发生了，一件离奇的大案，后来该案被有关部门定性为“政治案件”,我们知青则私下称之为“东葛事件”。整个事件的经过其实很简单，东葛大队沿津浦线的儿个生产队精心设置的“忠字台”上的领袖石膏像一夜之间全部消失，这在那个狂热的时代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很快就被立案，但却迟迟没有破案。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案也就不了了之，成了一件历史悬案。实际上制造这惊天大案的恰恰是我们几个知青，其中就有我。其实这事的发生纯属偶然，事前也没有精心策划和准备，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目的，所有的出发点就是省几个钱搞到领袖的石膏像，完成生产队布置的在家中搞“忠字台”的任务。那是因为，一九六九年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公社和大队要求每家每户、每村每队都要设置“忠字台”，里面要有领袖的像，塑料的、石膏的、白瓷的，占地也就一两个平方米左右。任务既然下达了，在那个时代，谁也不敢怠慢，唯恐“大不敬”而招来横祸。一时间，领袖石膏像脱货，我们实在不想花钱去买，再说也很难买到，行动远远落后于当地的农民。陈队长挨门挨户地检查，当查到我们“知青屋”时说：“为什么还不买领袖石膏像？”我们则回答：“没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那我放你们一天的假，回南京去买，工分照算，路费生产队贴，行了吧？”队长说。我们答应了，可谁也不想回南京，实在有点劳民伤财。我说：“过几天，我回南京去买。”初春的晚上，寒意阵阵，那一天，我们几个五中的同学到东葛大队去玩，那里也有五中插队的同学。当天晚上，我们吃了一点当地的土产山芋干酒，酒十分烈，趁着夜色，趁着酒性，我们摇摇晃晃地回去了。走过东葛大队辖区的各个生产队时，一个一个精心布置的“忠字台”吸引着我们，尤其那一座座大号的领袖石膏像，似乎在夜色中向我们招手。此时，不知是哪一个同学说：“请一座领袖像回去，放在知青屋里，省得花钱去买。”没有人表示反对，于是我们经过一村偷一个，经过二村偷一双，每个人手中都拿着领袖像，五个人共拿了十个领袖像。当时我们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只当是省钱，只当是好玩，心想，放在哪里还不是一样。此时大家的酒性正浓，被山芋干酒的后劲烧得晕晕昏昏的了。大家回到各自的生产队，放置好领袖的石膏像便沉沉地睡去了，权当没有这事的发生，我也把这石膏像放在吃饭的桌子上，很快进人梦乡。偷领袖像没给我带来什么后果，可就是这尊领袖像的存在给我后来带来天大的灾难，这是后话。第二天，同屋的黄力、高齐克问我石膏像在什么地方买的，我胡扯了一个地方搪塞过去，没有告诉他们是偷的。队长为此还表扬了我们知青户，说我们行动快，还一个劲地要我们报销路费。“忠不忠，看行动”，那是“九大”召开前的口号，我们行动快，当然也就“忠”了。会后，生产队的农民还叫我下次给他们买，我有点哭笑不得，“不敢买，万一打碎怎么办？”“就是这座像，我还是十分小心带回来的呢。”那几个同学偷回去的领袖像太多了，用不了，也就陆陆续续地送给其他的知青户，知青的屋里很快都有了领袖的石膏像，也都相安无事。不久，公社召开农村三级干部会议，杨书记在会上提出这一“案件”，要求大家去排查，队长回来传达了这一指示。事后我们几个当事人才感到这事做得太荒唐，也才感到后怕。大家发誓：不管任何时候都不能讲出去，不能做叛徒。这事不久就过去了。到什么地方去查？那千篇一律、千人一像的石膏像多得不计其数，你又敢怀疑哪一尊是偷的呢？卖石膏像的店面也多得不计其数，你又能记得是什么人在这里买的呢？更重要的是调查的人无法开口，说什么呢？“你这石膏像是偷的？”少不了一顿臭骂。石膏像放在堂屋吃饭的桌子上，灶台就在屋子的右下角，久而久之，烟熏火燎，也灰土不断，石膏像也就灰蒙蒙的，不那么光洁了。而且，放在桌上也不安全，万一不小心碰碎了，怎么办呢？有一天我用湿布轻轻擦去上面的灰尘和油烟，漫不经心地讲：“老人家，请您换个地方。过去灶王爷大，今天是您大。”说完我就把领袖的塑像放在灶台上，我这个人平时就不严肃，喜欢开玩笑，这是我的坏毛病。放在灶台上的领袖塑像，很安全，也碰不到，讲这话时，同屋的知青都在，还有几个串门的农民在场，当时谁也没有什么见外的表现，事情也就过去了。没想到后来我被逮捕后，提审时，一句喝问，真叫我在大冬天时惊得汗水浸湿了全身，这又是后话了。连载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