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之歌》始末 连载七
第二章：看守所的日子
与死刑犯一起巡回批斗
在一次次被审讯的过程中，对我的巡回批斗也一直在进行着。我随着一批批重大的“反革命集团”案的“案犯”在南京的工矿企业以及体育馆被批斗。每每在这些地方，群情激昂，喊“杀”声一片，参加批斗会的人成千上万。被批斗的人也就十多个，戴着铐，有的还戴着镣，不无例外的是每一个被批斗人的颈上都套着一根似筷子粗的白绳子，绳子被系上一个活结，颈后留一根拉绳，只要被批斗的人想喊叫或者什么的，背后站着的军人便会使劲拉那根绳子，顿时你的颈子就被勒紧，头被吊起，什么话也别想讲出来，这是那个时代非人性的发明之一。我站在被批斗的行列中，脖子上当然少不了这一根绳子，不过我从来没有喊过，我那时还没有意识到“冤屈”。
我不喊并不代表别的人不喊，要不然这绳子就不起作用了。好几次的批斗会都有一个人大声喊叫，使得批斗会秩序大乱。这个人一直看押很严，为此也常常被勒紧绳子，也常常被打得口吐鲜血，这个人便是王飞，南京鼓楼区某著名中学的校长。站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外甥——马醒尘，他们一同被捕，罪名是“反革命叛国投敌”。
每次的批斗会上，王飞都是装束整洁，保持着一个学者和智者的修养和傲气，自始至终高昂着头，丝毫不屈服。直到今天，经历过那场浩劫有幸活下来的人，每当回忆起“一打三反”首批被处决的人时，都对王飞表示出极大的尊敬和不平。尽管这案情早已平反，可两个鲜活的生命却无法挽回了。
王飞处决的日子是一九七0年三月六日。
同时处决的还有其他的人，基本上是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和“反革命集团的“案犯”。
和我一块出去挨批的，还有我所在的东大院29号牢房的杨万福和罗湘南。一九七0年三月六日那天，杨万福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而罗湘南被处决，处决的地点是位于南京凤凰街的南京市公安局刑场。如今这一刑场已经不存在,早已经是高楼林立，成了繁华的街市，名叫“海棠里小区”。
杨万福是南京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和他同案的“首犯”叫厉公有，他们都当过兵，杨万福平日里穿在身上的那件背心他特别珍爱，我看见那上面赫然印着“人民炮兵”。
批斗会上，他们这个“反革命集团”听起来有组织、有纲领、有行动，完全是那么回事：厉公有当“主席”，杨万福当“国防部长”，其他人也这个“长”那个“长”的。他们的纲领就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计划“炸毁长江大桥”，同时还有电台和敌台联络等，批斗会上展示的电台竟是一台老式的熊猫牌收音机。站在批斗台上，我较为耐心地听完对他们的批斗，我还真认为他们有罪，那么雄伟壮丽的长江大桥为什么要去炸呢？那上面还承载着我两次难忘的经历。
一次批斗回来，我悄悄地问杨万福：“你们真的要炸长江大桥吗？”
杨万福看着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不清啊，人家嘴大，我们嘴小，说不过他们。”
他很清醒，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多少日子了，也时刻准备着上刑场。他把他所有多余的物品悉数分给其他犯人，每天依旧将他那套早已洗得褪色的黄军装整整齐齐地穿在身上，仿佛即将上战场。
时间一天天地熬着，过了今天不知明天，杨万福反而不紧张了。他拿出了几张早已碾平压在枕头下的牙膏皮，我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一个个好奇地围坐过来，“带班的”弓着腰，轻轻挪动一下“老虎窗”，小心地望着对面，我突然发现“带班的”身上还有着可爱的人性之处，他在“放哨”。
“我要设计一些小轿车。”杨万福说着，两眼透过铁窗深情地望着外面的隔着着电网的蓝天。
不知不觉，推饭的车子下坡的声音传来，伟大的时刻又来到了，整个半天去了，吃饭了。此时牢房的地板上一辆又一辆不同样式的小矫车整齐地排列着人们不禁拍手叫绝，少有的欢乐气氛笼罩着整个牢房，“犯人”也有“犯人”的少有乐趣，要知道，这一辆辆小轿车是杨万福用“常州人”制作的“骨针”一针一线戳出来的。
“假如不死的话，我一定会设计出更好更美丽的汽车，我们国家的小轿车。＂说完，他坚定地笑了笑，我注意到，他那笑容只是一瞬间的，表情立刻凝住了。
屋里的犯人都沉默了，一个不知哪一天就要被处决的人，难得还有如此这般的心情。“带班的”一言不发，又坐回那靠门的地板上，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合，毕竟见得太多了。
会解手铐的杨万福
后来牢房里又发生了一件事，真叫我们大开眼界，对杨万福更为服了。一天，同牢的“惯偷”张斌不知何故激怒了军代表，被狠狠地戴上背铐。这样来，不但给他本人带来了不便，也给大家带来了麻烦，因为张斌的一切吃喝拉撒的事都得靠大家的帮助，他显得十分过意不去。
杨万福悄悄地对大家说：“不要急，我一会儿帮他把铐子解开。”
当天晚上，杨万福用一根不知从哪弄来的铁丝三戳两捣地给张斌打开了铐子，看到杨万福那漫不经心的动作成功了，大伙儿真的惊呆了。“小犯人”唐银生拿着手铐一会儿给这个铐铐，一会儿给那个铐铐，好像玩具一样。就这样白天给张斌铐上，晚上给张斌解下。惩罚一般是一个星期，很快一个星期就要过去了，大家都很得意，竟忘了正和大家一块儿作笑的罗湘南。
那天上午，罗湘南又被拉出去批斗，他刚刚出了牢门，一会儿牢门又被打开了，军代表怒气冲冲地叫张斌站起来，因为才上午，时间还早，张斌的铐子还没戴上，这一站就露相了，大祸顿时临头。
“铐子呢？”军代表大声地问。
“我解下来了。”
“怎么解的？”
“用铁丝解的。”
“哪个解的？”
“我自己！”
“好，叫你解。”军代表随手给了张斌左右开弓两个大耳光，瞬间鲜红的血从鼻中流出。军代表拿起铐子给他狠狠地铐上，“咔咔”两响，铐齿深深地嵌人张斌的肉中，双手顿时变紫了。
值得庆幸的是，杨万福帮张斌解铐时，罗湘南不在，要是他在的话，一定会告发的，那杨万福也照样逃不掉。
反革命盗贼罗湘南
至于那个罗湘南是何许人，我在这里也交代一下。罗湘南，湖南人，高大的身材，十分魁梧。他的罪名是“反革命盗窃集团”，实际上这个集团就两个人，他和肖俊。在一起批斗时，我和他们同在一个台上，同押一辆囚车，他们都是首犯。那个年月，刑事犯罪如果稍带一点政治因素的话，也被冠以“反革命”。
他们的犯罪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级斗争盛行，什么“抓叛徒”、“内查外调”的人员不计其数。他们正是抓住了这机会，以过人的胆略，干起了偷盗这些人的罪恶行径。
他们身穿偷盜来的现役军人的服装，出示××军区司令部的介绍信，进出于省市一流的宾馆和招待所，足迹踏遍除西藏、新疆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的大中城市，吃遍了天下的山珍海味，玩够了各地风流漂亮的女人。什么“龙虎斗”“猴脑”“烤鸭”统统品尝过。就是在监狱里，每当谈起这些，他都会深深地咽一下口水，似乎还在反刍其味。
一九七0年的春节，他们在石家庄偷了××部队政治部来南京人员的一个公文包而案发，被双双捕获。当时这个案子太大了，公文包里有机密文件和手枪以及少量的钱，其实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根本没用，他们只要钱，至于机密文件和手枪都给扔了，但对于政府来讲却是天大的事，于是通缉令下达到全国的机场，车站和码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最终被网住。事后，罗湘南讲：“早知道是这样，根本不去偷这一个包。”
抓获他们两人时，他们身上连号的十元钞票竟有两万元之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两万元是不得了的数字，犹如今天的两百万元。
批斗他们两人时，他们作案的赃物也被展出，人们对此发出阵阵惊叹。
他得知自己的罪行巨大，时时被批斗的场面所震慑，总是担心自己哪一天被枪毙。我和他一起出去挨批斗十多场，每次批斗回来，他都唉声叹气，倒头便睡。但有时也挺“英雄”“老子一辈子吃也吃够了，玩也玩够了，死也值得了”，但这只是很少场合下才有的“豪言”。
一天上午，他又被提了出去，于是便发生了告密杨万福给张斌解铐子的事，同监的犯人对他都没有好感，都很恨他，连“带班的”也不搭理他，好在他在牢房的日子并不长，从头到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一九七0年三月四日的深夜，他又被提出审讯，好像就在监内的柜台，我们十分清晰地听到在静寂的黑夜里透过铁窗传来的阵阵呵斥声，“带班的”对我们讲：“这个人活不长了。”在这之前，“带班的”曾问过我和他一起出外挨批斗时的情况。
他大概综合案情而得出了结论。事情的进展也正如“带班的”估计到的那样。可见“带班的”坐牢的日子长了，也便成“仙”了。
一会儿，沉重的牢门又被打开了，罗湘南回来了。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眉宇间却透露出平日里少有的得意和兴奋。
“怎么样？没有关系吧？”和他睡在一起的“常州人”问。
“没有关系，最多二十年，不死就行，格老子。”他显得很自信，还轻声地用湖南话骂一句。
这天夜里，他被拉出去审问时，是在柜台里，共有六个人审问他，好像是最后的结案，问了他整个案子的情况，从头到尾，翻来覆去地问，以至我们这个罗湘南竟有点不耐烦。其中一个审讯人员桌子一拍大声地用手指着他叫着道：
“你哪一天老实就好了，像你这样的人，没有二十年别想改造好。”
“你们看，他们这不是明着告诉我最多判二十年吗？”罗湘南显得十分自信。我的天，二十年也无所谓，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啊！我的心一下子就悬了上去，我在考虑我自己。
似乎他也太天真了，那班审讯人员的话你也能信？他得意地睡去，沉重得如雷似的鼾声有节奏地在牢房里回荡，几十个小时后，我们将永远再也听不到这湖南人带有辣味的鼾声。
三月五日的清晨，他早早地起了床，打点好自己的东西，一块肥皂，半支牙膏，就连几张草纸都一一地收到包里，一丝半点也没有给其他犯人留下，如此挥金如土又吝啬之极的性格奇妙地混合在他一人的身上，真叫人难以理解。
他吃过早饭后，又被拉出去批斗，回来很晚，我们已经吃过了中饭，照例我们给他留下了一份，我记得那天的菜是咸菜烧豆腐，吃完以后盆底有一层泥土和沙子。
“今天吃什么？我饿死了。”一进牢门，罗湘南便喊开了，刚刚在台上经历的“坐飞机”和“九十度”都忘得干干净净。
“啊，吃豆腐，好极了。”他显得十分高兴。“格老子，就这几块豆腐？”
于是他站起身来，用手拨开“老虎窗”大声地喊叫起来：“报告管理员，29号有事，29号有事。”
“干什么？”
“他们分菜不公平，我不在就给我这几块豆腐。”说着他把盛着豆腐咸菜的盆子举给干部看，无意之中又得罪了全牢房的囚犯们。
一两分钟后，牢门打开了，守监的又给他满满一大勺子的咸菜烧豆腐，很多很多。
他完全满足了，因为此刻的豆腐远远胜过他曾在外吃过的任何山珍海味。罗湘南狱中的号码是“3416＂。
一九七0年三月六日上午，也就是罗湘南吃过咸菜烧豆腐后的十八个小时，他被处决了。这样的人，这样的犯罪，在哪朝哪代都应该下地狱。
“你要倒大霉了”
那天，东大院29号牢房里还枪毙了一个人。他叫林玉友，是北方人，两道浓黑的眉毛，一双深不可测的眼里布满杀机和狡黠，自进监房一共只有头二十天左右的时间，不多言不多语，从不和人交谈，也不讲自己的情况，基本上每天都被拉出去提审或批斗，回来后也不管监房中白天不准睡觉的规定，倒头就睡。“带班的”几次报告军代表，军代表听了也随他去，几次三番，“带班的”也不再汇报，其中的端倪，坐牢时间长的人都十分明白：“此人活不长了。”他的罪名是“反革命诈骗集团”首犯。我把他被枪毙的情况告诉了大家，大家都感到“想不到，想不到”。至于罗湘南，大家则一致说：“活该，早就该死了。”而他们的充分的理由则是罗太小气，临死也不留下东西给大家，完全违背了那个时代犯人坐牢的游戏规则。
我十分疲惫地靠着墙坐了下来，把白天的情况告诉同监的狱友，大家静静地听着，除了发一点议论外，基本上都是忧心忡忡，都在盘算着自己的活路，何时自己也到头呢？
一九七0年三月七日上午，我又被拉出去单独批斗，地点就是和“娃娃桥看守所”一墙之隔的南京三中。
由于一墙之隔的原因，押送我的监狱人员送到目的地后便走开了。而临时看管我的是三中的几个小红卫兵，态度一点儿不凶恶，反而让我感到久违的亲切。也许我们都是学生，也许还有其他什么原因，我也不想去猜测。
前面的批斗还没结束，离我上场还有一段时间，这时，一个红卫兵主动跟我讲：“你跟我哥哥是同学。”
“你哥哥叫什么？”我戴着铐子，坐在地上，抬起头来问他。
“我哥哥叫金××。”他告诉我。
“是的，我们是同学，我认识他。”他拿了一个小凳叫我坐下。
“你要倒大霉了，你的案子都发到群众中去讨论，居委会的人都说要杀头的。”
他们说这话时一点儿也不回避，其他几个红卫兵站在一旁，其中有一个人还不时地朝外望。
我突然看见门外的墙上贴着一张大大的布告，下方清晰地画了一个鲜红的“√”，布告的上方“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格外醒目。我要求看一下布告，那红卫兵说：“你看吧，那是昨天枪毙的。”
我站起身来，十分仔细地看了布告上那被枪毙的十二人的“罪行”介绍，匆匆而过，什么也没记下，其实记不记下不是问题，他们的“罪行”早就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毕竟大家都在一块批斗了那么长的时间。虽然每个人的“罪行”后面都有那句话“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至于依什么“法”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这些人十年后统统平反了。
批斗完了以后，已经到了吃中饭的时候，刚才那几个看管我的红卫兵给我端来了一大碗饭，还有菜，我美美地吃了一顿饱饭，全然忘记了刚刚喊杀一片的批斗会，对三中红卫兵的义举心中充满深深的感激。
南京白局
回到监房以后，照例又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我说我吃过了，大家就分了吧。大家对我的举动十分赞赏，能多吃一点不很高兴吗？我注意到林玉友、杨万福走后空位依旧，只是罗湘南的位子上来人了，来了一个老态龙钟、年逾花甲的老人。
“啪”的一声，“老虎窗”被打开了。“3416。”军代表喊道。
什么？“3416”，我感到十分震惊，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3416，昨天被枪毙了。”所有在场准备吃饭的犯人们都愣住了。
“你怎么晓得枪毙的，混蛋。”军代表狠狠地骂道。
那老头子站了起来，胸口上“3416”牌子公公正正地别着，我这才从刚刚那自作聪明的多嘴中醒悟过来。老的“3416”走了，新的“3416”又来了，走的走，来的来，这牌子多少人戴过，这陈旧发黄的布牌子将永无止境地在这监狱中流传下去，“人名”被“号码”代替，监狱早早地就进人了“数字”时代。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次不经意的多嘴，给这新进去的“3416”老爷子带来了不少的精神负担，上了年岁的人十分迷信，十分忌讳这很不吉利的布牌，既不敢摘下，戴上又别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常常无故叹息。可当我听到他为何也走进这“娃娃桥”，却被老爷子的“可爱”震住了。
“3416”老爷子很老了，老得让人心酸，已经七十三岁的高龄了。这样大岁数的老人坐牢已经是很少的，然而他却进来了，犯的罪竟然是“现行反革命”用他的话讲；“我这么大年纪，还不知道反什么革命？”他的现行罪是污蔑革命样板戏，上升到政治高度就是攻击当时权倾一时的“文化大革命旗手”。
俗话说“是非只因说话多”，言多必失，那个年头是不能多说话的，一不小心就会被人抓住把柄，继而上纲上线，弄得个横祸飞来。可是老头子一把年纪，几两白干下肚，话就多了，在大杂院里讲起了“南京白局”。
南京白局是流传于南京城南一带的用南京土语表演的一种说唱方式，相传已经久远了，可以考证的是织锦工人在织机上为了打发时间而发的一种对话方式，那时夫子庙还有白局的专场表演，“文化大革命”开始就不见踪影，老艺人也纷纷改行，如今会的人已经很少了。
那天晚上，收音机里放着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一段，老人家一边喝酒，一边敲打着节拍跟着哼哼，不经意间，酒气上升，晕晕乎乎地便用“南京白局”借题发挥了。
“杨子荣打虎上了山，在威虎厅和座山雕比枪法，座山雕一枪把一盏灯打‘乌’了，杨子荣一枪把两盏灯打‘乌’了，整个威虎厅闹腾起来，众匪徒大喊大叫。”这其实是剧中的情景，“乌”是熄灭的意思，是道道地地的南京土语。
“你们知道，那帮土匪大喊大叫什么？”院中的邻居谁也说不出来。
于是这老头猛地吸了一口烟，又呷了一口茶，卖关子似地慢条斯理讲开了。“乖乖，不得了，胡彪好枪法，如果不是给三爷面子的话，一枪把五盏灯郁打‘乌’掉。”
听的人哈哈大笑，谁也不会注意其中会有人去告密，那年头，告密者众多，至于说有什么目的，那也并不明了，最起码的目的可能就是保护自己、表现自己。
这以后的第二天，他被铐上铐子，关进了我们的牢房，却不知道自己是为何而来，直到审讯人员审问他，他才有点明白，这也叫反革命啊？他痛心疾首用手猛抽自己的嘴巴，老泪纵横，号啕大哭，泣不成声。
已是古来稀的年岁，坐牢已经是痛苦不堪的事，可更痛苦的身体的病痛时时折磨着他，老人患有严重的痔疮，我们常常看见他，大便后人久久无法站立，整个肛门脱落下来，一刀草纸用去一大半，才把肛门揉了上去，痛苦极了。
牢房里每天供应一杯热水，老爷子洗肛门需要好几杯热水，他央求我们把热水让给他，于是我们几个年轻的犯人把热水给了他，条件是洗完后讲两段“南京白局”。等到他洗完后，便给讲上几段，常常引得大家捧腹大笑，他也常常跟着笑，满嘴的牙齿差不多掉光了，可那分明是苦笑，为此也时常受到军代表的呵斥：“笑什么？三天吃六顿，穷开心。”
好在坐牢的时间长了，老爷子也无所谓了，与其终日忧烦，倒不如穷开心地过日子，训归训，讲归讲，直到我走时，牢房中的“南京白局”一天也没断过，这的确给我们那段坐牢的日子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老爷子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回家了？判刑了？我不知道。
如今在南京，我偶尔在电视里在收音机里看到和听到“南京白局”，便会想起那满口无牙的古稀老人，说实在的，我再也没听过像在牢里听过的地道的“南京白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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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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