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之歌》始末 连载五
第二章：看守所的日子
娃娃桥看守所
大约过了一刻钟的时间，去打招呼和那个军人回到车上，汽车又急风似火地向南京驶去，沿着我一年前插队到永宁的路线，只不过是反了一个方向。
汽车驶上了长江大桥，大桥两旁玉兰花灯闪着耀眼的光亮齐刷刷地向身后去，江水拍打桥墩的声音依稀传来，高高耸立的桥头堡上，我仿佛又看见当年站在上面挥手向我们告别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他一身戎装，脚穿草鞋满面欢笑地看着一辆又一辆载满知识青年的军用卡车从他的身边过去。细雨濛濛，朔风寒气中那一面面猎猎飘扬的大旗上分明写着无知和无奈，我就是这一车车茫然不知所措的知青中的一员。仅仅过了这短短的一年的时间，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远远地过去了，却又好像就在昨天。
汽车很快地驶下长江大桥，经过我熟悉的建宁路、中央路、鼓楼……夜已经很深了，冷寂的夜里街上空无一人，汽车继续向南行进着，此刻我突然意识到将把我带到什么地方，不由得浑身抖得更厉害了，那一定是一个月前我就来过的叫人生畏、令人胆寒的南京看守所。因为它地处日下区娃娃桥，因此南京人习惯叫它“娃娃桥”，省去了后面监狱两个字。
南京“娃娃桥”是南京看守所的别称，属于市级看守所，一般是关押重大“犯罪”的人。在南京你如果讲“南京看守所”，一般人也许不知道，但你如果讲“娃娃桥”，那则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名声大极了。该看守所地处闹市区的僻静小巷中，正门岗楼高筑，警卫荷枪实弹，黑色的陈旧的大门没有门牌也没有任何标志，后面是白下路101号，和南京市第三中学隔墙相邻，进门后是一偌大的停车场，数十辆汽车都能停得下。那个年代，凡是关在“娃娃桥”的人，都是牵涉到“重大案件”的人，因此南京人有一句话，“进了娃娃桥，小命就难逃”，说得是很确切的。
按标准的说法，娃娃桥是“监狱”，是关人的，只是当时它叫“看守所”。所谓看守所是关还没有被判刑处理的人，而判刑和处理过的人关的地方则叫“监狱”或“劳改队”。
娃娃桥监狱从空中俯视看呈“中”字形，分为东大院和西大院，各大院都有上、下两层近六十间的牢房，这还不包括各种各样的禁闭室。那时，每间牢房可关十五至二十人，牢房在监狱中有一个统称——“号子”。
进了“娃娃桥”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属于“政治犯”，是那个年代令人生畏、人皆可诛的“现行反革命”，是当时中国所有犯罪的类型中被当局认为最危险的“犯罪”。
一九七0年的监狱也像公检法和政府部门一样被军管，军队派驻监狱的人被叫做“军代表”，主宰了当时监狱的一切生杀大权，因此当时的监狱全称是：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看守所。
从一九七0年二月十九日夜我被逮捕，到一九七0年七月二十一日这一段日子里，我都被囚禁在这里。我在两个军人的押解下，穿过幽深恐怖的大院，来到昏暗的灯光照射下的一座铁门前，持枪的战士熟练地打开沉重的大门，我便进入了娃娃桥看守所。
3427号
在一个木制的大柜台里，我戴着手铐站在那里，被看守里里外外搜了一遍，他们抽去我的皮带和内裤的裤带，据说这样做是怕“犯人”自杀。这一切做完后，看守出示了“逮捕证”，要我在上面签名、画押，我照着做了，这时柜台里的大钟响起，那是一九七 O 年二月十九日夜里十一点整，这就是后来他们宣布的“已于一九七 O 年二月十九日夜里十二点将现行反革命犯任毅逮捕”。
一切介乎于人和非人间的手续办完以后，他们递给我一块布制的双层牌子，上面写着“3427”。这块布牌已经很陈旧了，别针扎去的地方锈迹斑斑，显然用的人太多了。
“从现在开始，不准叫名字，这个号码就是你的名字，记住！”一个军人威严地命令着。
之后，我被解下手铐。此时，双手早已被铐得麻木，疼痛直钻到心里。
“跟我走！”
我随着他右转朝前走。漆黑的院子里只有走廊上面几盏幽暗的灯鬼火似的一闪一闪。他把手中的钥匙有意弄得“哗哗”作响。来到一牢房面前，他十分麻利地找出一把钥匙打开了门，一瞬间，我看见了门上的字：“东29号”。
“进去！”
我被他推了进去。
随即木门被关上、锁上。突然“啪”地一下，门上有一个长约一尺宽约二寸的小窗打开了：“带班的，找一个地方让他睡下。”说完，便走开了。那手中的钥匙依然被他弄得“哗哗”作响。
门上那“小窗”被犯人叫做“老虎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没有人弄得清，反正是一代又一代，从古到今的犯人都是这么叫的。坐牢的那段日子，我也竭力想要了解它，却一直未能如愿。
我呆呆地站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脖子上套着刚刚被检查过，仍然打开着的军用书包。一丝寒意袭向我的全身，我又开始抖了起来。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来到这个地方。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那被看守叫做“带班的”犯人，昏暗的用铁丝笼罩着的灯光下，他那苍白瘦削的脸上一点血丝都没有，稀稀疏疏的长久未刮的花白胡子布满脸上，一条黑色的被子裹住他的全身，人靠墙坐在第一个位子上，有气无力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轻得不能再轻的问话：“刚来的？”形同骷髅的他，一点力气也没有，样子却令人可怕。
他十分吃力地双手撑着地慢慢地站起来，将近1.9米的个子弯着腰，走下离地一尺高、铺着地板的炕，轻轻地拨开“老虎窗”。
“报告干部，新来的犯人没有被子。”
他的声音不高，却在这静寂无声的监狱里显得十分高亢响亮，引起一阵阵的回声。“叫什么，明天再说。”那声音很大，不知从何传来。
恐惧和苦难使我铭记下牢房中的一切
于是，一九七0年二月十九日夜，东大院29号又关进来一个新犯人的信息便传遍了整个监狱。
其实，逮捕我的这天夜里，那军人完全可以让我带一床被子，车上有的是地方，可他们偏偏没有这样做。
我很感激“带班的”为我所做的请求，尽管这请求被这毫无人性的看守严词拒绝了。
“你暂时睡在我的旁边，大家稍微挪一下。”
犯人们开始挪动起来，不一会儿左侧地板上让出了一尺宽的地方，我脱下鞋子走上离地一尺高的地板上坐下，“带班的”把被子横了过来。
“凑合着睡吧，天一会就要亮了。”
我环视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有几个被我惊醒的犯人从被子里伸出头看了看我又将被子盖在头上，整个人缩了进去，什么也没说。那几个刚才还挪动身子让出位子的犯人又睡着了，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切对于他们来讲，太司空见惯了。谁叫这是监狱呢？
这是一间大约五米宽、三米高、三米长的牢房，大约十五平方米。靠门的一米处是水泥地，门的左边是坐便器，离门一米处便是木制的地板炕，高出水泥地面大约不到一尺，犯人们就睡在上面。牢房的中央是一盏用铁丝网住的电灯，瓦数很小，显得很暗，夜间不准关闭，用铁丝网网住是怕犯人触电自杀。前后的墙上是两面窗子，窗子用铁条严严实实地钉住，十分牢固。透过窗子可以看到窗外面的围墙，那上面布满了根根电网，围墙外便是车水马龙的白下路了。
阳光照耀着铁窗，阴影投射到牢房的墙壁上，狱中的老犯人就是靠这阴影的移动来判断时间的。狱中人的听觉异常敏感，能从三轮车发出的声响听到开饭的音讯，甚至能从脚步的轻重缓急判断出是那一个军代表的驾临。牢房里的夜晚是真正的不夜天，天井中聚光灯全开，监狱中那昏暗的长明灯到了晚上格外刺眼地亮在头顶，让你改变生物钟，让你没有美梦，没有幻想，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别，于是日子连着日子，一成不变的现状让你无处可逃。
恐惧和苦难，使我铭记下这牢房中的一切。
十二平方米的地板炕上一颠一倒睡了十几个人，显得十分拥挤。上世纪七十年代监狱里人满为患，这人挤人、身挨身的情况也就不奇怪了。每个人只有一尺宽的地方，可以想象，如果夜里翻身的话必然会惊动旁边的人。
就是这十五平方米的牢房，犯人们的吃、喝、拉、撒全在里面进行，尤其是上午的排队大便，牢房里更是臭气冲天。铁打的牢房，流水的囚徒，每一个坐牢的犯人都曾经历过这一切。
我感到快要支撑不住了，顺势躺了下来，蜷曲着身子，半盖着“带班的”被子，和衣睡去了。也许是太累了，也许是太困了，也许是吓昏了，总之，逮捕我的那一夜，一九七 O 年二月十九日，我竟睡得很沉、很死，也很香。
无法躲避！我们都是生活在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
过去在社会上，人们的互相称谓是“同志”，而在监狱里，人们之间的称谓则是“同犯”，意思是同为犯罪的人。这一称谓是何时来的，又是谁发明的，无从考证，反正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带班的”
我所在的东大院29号监房，共有十六人，犯的事形形色色，有政治的、有刑事的；有的被关了很长时间，因为那年代没有法律，也没有规定“拘留”的期限“逮捕”的条件，反正高兴关你多久就多久。我是刚进来的，也有刚进来不久的，而“带班的”则是进来时间最长的。
他是什么时候关进来的，谁也说不清，他也从来不跟人讲，关进来的人走了一些，又来了一些，唯独他没有动过。凡是进来的人首先看到的就是他，那张苍白的脸，分明长时间缺乏阳光的照射。
他是那种“关死”的犯人，关进来审问过后，就一直没有判刑，没有送到劳改队。或许是案情重大，或许是迟迟定不了罪，那么就将你永远囚禁，直到你有一天死去。这是最为残酷和没有人性的惩治方法，那就是让你永远看不到希望，永远盼不到尽头。
据一些关得时间较长的犯人讲：“带班的”可能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反正是做学问的人，至于他叫什么，在什么大学执教，又是犯的什么事进来的，谁也不知道。他被囚禁了多少年，为什么又迟迟不判，大家就更不清楚了。只是有一天，军人看守打开牢门告诉他：他进来时带的公债连本带息兑了一千多元，他微微地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公债的发行是五十年代后期，一千多元在七十年代应该是一笔大款项，这两点起码说明，他关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他在外的收人应该是比较高的。然而这一千多元钱对于他毫无用处，犹如白纸一张。
“带班的”平日谈吐谨慎，为人谦和，只是在其他“犯人”交谈时，耳朵会竖得老高，神情紧张。一开始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后来渐渐明白了，他在收集平日里“犯人”的言行，也好向监狱方面进行汇报，也真难为他了。他一定是因为政治原因进来的，因为那个年代监狱中对“政治犯”的辨别，常常是凭直觉、凭外表，这里并不需要格外的“政审”，也不需要看其他的“档案”，往往凭一个眼神，就猜得八九不离十。
长时间的囚禁生活使他的腰椎严重受损，站立起来十分困难，高大细长的身体像一只大螳螂。到了每周的两次放风时间，虽然只是在牢房的天井里，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分钟，其他的犯人跑步，慢走，而他只能坐在阳光下，抬着头，闭上眼，以此享受阳光的温暖。他那长期缺乏阳光、缺乏营养的脸上一点血丝都没有，骨瘦如柴，形同骷髅，着实很叫人同情和可怜，然而他的心却很“毒”，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他既是29号牢房的“带班的”，也是看守们封的“学习组长”。因为他囚禁的时间长，知道的事多，因此成了牢房中的“活档案”，平日学习时他会点点滴滴讲一些牢房中过去发生的事，什么南京军区的副司令王必成中将的儿子王××曾关在这里；田维新中将的儿子田××就曾睡在他的身边，就像我一样。他也一直搞不懂为什么几个中学生去中山陵游玩，仅仅爬了中山陵5号的墙头就被抓了进来，我告诉他中山陵5号是军事保密机关时，他还是不明白，爬爬墙头又有什么关系呢？或许是好玩？或许是好奇？可怜那几个中学生几乎都被关成精神病了。
囚禁的时间长了，社会上的事差不多忘光了。“洞中方几日，世上已千年”,这话的确有道理。然而囚禁的遥遥无期并没有泯灭“带班的”求生的欲望，只可惜他把这种求生的欲望寄托在陷害别人、“打小报告”的事情上了。他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把不幸和灾难强加到一些人的身上。也许他是知识分子中的异类，被人整过，也去整人，腰杆子一直也没有挺起来过。
我刚开始可怜他，也有点担心他，同监的“犯人”私下告诉我：“别跟他多讲话，他不是一个好东西。”
每个星期，他都会被军代表单独叫出去。当他可怜兮兮地弯着腰艰难地走出牢房时；同监的其他犯人都会咬牙切齿地咒上他几句。因为他这一出去，必定把上一个星期牢房中发生的任何事，“囚犯”们的一些不当言行，像录音机似的统统倒叙出来……等他回来不久，必定监房会有人被叫出去训斥，甚至被加上铐子进行处罚，轻的带正铐，重的带反铐，连吃饭、大小便都要人帮忙。然而每当此时，他却若无其实地看着这一切，微微地闭上眼，似乎在享受这心灵的满足。
实际上，同监的人既恨他，又隐含着一种同情。长时间的囚禁使他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哪怕是衣服和日常用品。囚禁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任何人来看过他，也没有任何人来接济他。
我是一九七0年七月二十一日离开东大院29号牢房的，他最终的结局是怎样，我不知道，我只是希望他能活下去，活到能在阳光下充分享受生活的那一天。
入狱第二天
一九七0年二月二十日清晨，一阵尖啸的警铃声撕破了冬日寒冬的静寂，天还没有亮，窗外依然黑沉沉的。我还不知是为什么，“带班的”轻轻地推了推我：“快起床。”就这样，监狱中的第一天开始了。随着钥匙的“哗啦”作响，沉重的牢门打开了，“带班的”弓着腰从门外拿进了昨天晚饭后放出去的洗漱用品，此时屋内的犯人早已叠好了被子，垫被也被卷了上去，一个个盘腿坐在这稍稍有一点热气的地板上，挨着顺序进行个人卫生的打理。这里的挨顺序是指：昨天你是第一个打理的，那么今天你是最后一个；昨天你是第二个打理的，那么今天你就是第一个了。秩序井然，一点大的声响都没有。随着“哗”的抽水马桶不断地响起，一阵阵的臭味此起彼伏，弥漫了整个牢房……大约一个小时，犯人们一切打理完毕，又回到自己那一尺左右的地方坐下来。
“全体起立！”随着高挂在监房内的喇叭声，犯人们像弹簧一样弹起，和外面的世界一样，这里也要进行“早请示”，于是大家跟着音乐唱起了革命的歌，背诵起革命语录。
这样的时间闹腾有半个小时，之后便是“咣当”一声响，犯人的情绪顿时兴奋了起来，开饭了！犯人们一个个紧盯着关闭的牢门，神情紧张，仿佛迎接一个盛大的节日。那时我还没这样的心情，似乎还有点不太理解。牢门终于开了，监房内两个身体较为强壮的犯人开门抬进一只桶，那桶里的热气还在冒着，虽然是在冬季，可监房内一下子好像进人了春天，犯人们已把身上的棉衣脱去，等待着那庄严时刻的到来。
一个被称作“常州人”的犯人娴熟地把十六只饭盆摆开，分成两排，然后往一只只饭盆里盛进稀饭，大概只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满满一大桶的稀饭就给分完了。这项工作并没有完，大概是为了体现公平、公正，“常州人”问了一声：“哪是头？”“带班的”讲：“第二排左边第三个。”于是，这第二排左边的第三个盆便是起始盆，我好奇地看着分稀饭的整个过程。
“开始。”“带班的”喊了一声。
“咕噜噜”一只骰子突然在地板上滚动起来，然后停下，骰子上面是6点于是“带班的”站起身来，端起了第二排饭盆的最后一只，“你拿这一盆”“带班的”指着第一排左边的第一只盆，我端起来，很快两排十六只盆子便拿完了。我不经意地看着刚刚还放满十六只饭盆的地板上，光洁如原来一样，一滴米、一点汁都不曾留下，再一看那分饭的“常州人”，拿着一块用橡胶底做成的“刮子”正用心地沿着桶边刮着沾在桶壁上面稀饭的汁水，然后放进嘴里……
瞬间，大家的稀饭全喝完了，那前胸贴后胸的肚皮鼓胀了起来，犯人们安逸地靠在叠好的被子上，获得一会暂时的满足。很快盆子等餐具又被放进桶里，抬了出去，监狱中的第一顿饭便结束了。
“3427!”
我一点反应也没有，完全没有意识到是在喊我。“叫你呢！”“带班人”推了我一下。
“唉。”我叫了一声，马上站了起来。
“下次喊‘到’。”“带班的”提醒了我一下。牢门打开了，我穿上鞋子走了出去。
这天是一九七 O 年二月二十日，我关进去的第二天。也就是在这一天，针对《知青之歌》的批判在南京市乃至整个江苏省展开。
押回母校挨斗，《知青之歌》被全面批判
一夜间，新街口、鼓楼竖起了一块块批判反动歌曲《知青之歌》的大批判专栏，墨迹尚未干透，显然这项工作是昨天抓我的那一夜同步展开的。一九七0年二月二十日，南京市革委会机关报《新南京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反动歌曲（我的家乡）》必须彻底批判，掀开了这场大批判的序幕，也第一次对《知青之歌》定性为反动歌曲。
这一大批判专题报道直到一九七0年的四月份方才结束，因为那时关于《知青之歌》作者的命运已经尘埃落定，再批也没有什么作用了。
然而，大批判并没有阻挡《知青之歌》的传播，更多的人、更多的知青，反而是通过批判了解到《知青之歌》，并接受了它。
就这样，《知青之歌》穿越了时间和空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播着，用后来提审我的军代表的话说：“《知青之歌》是解放以来未经报刊发表，未经广播，传播最广的一首歌。”
《知青之歌》成了那个非常时代人民和知青在苦闷中聊以安慰和抚慰心灵的一剂良药。一切冠冕堂的说教都在这支歌的温情和人性面前败下阵来，而这是我当时创作时根本不曾想到的，这也是“四人帮”们要置我于死地的最大根结。
在一个军人看守的带领下，我来到昨天夜里被抽去皮带、裤带的大台前，他给了我一根鞋带，让我把裤子两头的蚂蟥带拴一下，这样裤子就不会掉下来。然后他带着我沿着昨天夜里的路走向监狱的门口，就在监狱的门口，另一个军人给我戴上手铐，两旁的看守荷枪实弹，脸上充满愤怒，我不由打了个寒战。冬日的清晨异常的冷，冷得就像这一张张军人的脸。
我被押上了囚车，在左右两个军人的看守下，坐在四周焊满铁条的车厢里，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到，也根本辨不清方向，不知到哪里。
囚车呼啸地拉着警笛行驶在路上，恐怖的气息笼罩着整个车厢，大约十分钟之后，车缓缓地停了下来。我透过铁窗向外窥去，啊，是我的母校，南京市第五中学。我的第一场公开批斗会被安排在母校进行，这是十分残酷和丧失人性的做法，但是，这在那个时代是司空见惯的了。
看到我生活学习六年多的母校，此刻的我感到陌生，那平时朝夕相处的同学早已各奔东西，那诲人不倦的恩师们还都在“牛棚”里受折磨，那无数张稚嫩的面孔却是我们下农村后刚刚进学校的。尤其是看到我下农村前带过的一个初一班级的同学，他们发疯似地涌到前面，想看一看曾经教他们的“小任老师”现在的样子。我抬起头，内心却是悲凉的。宽大的礼堂依然是破破烂烂的，阳光从楼顶上的破损处一缕缕地透视下来，却让我想起那夜逮捕我时的手电筒光束。突然我意识到，此刻的我却不再是母校的佼佼者，而是那个时代千夫所指的“现行反革命”，我打了一个寒战。
我被两个看守押到台上，手依然被铐着。望着台下那闹哄哄的人群，我竭力打起精神，为的是保住自己起码的尊严，不至于太难看，太沉沦。高音喇叭里，“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将每日每时地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就是“不拿枪的敌人”，就是“四人帮”所批示的“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典型人物。
此时我也管不了这许多，你们想加什么帽子加吧，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吧，一切都不可能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我已经是刀案上的肉，被随意宰割了。然而我的心里却想看到我是如何被批斗的，批斗的内容又是什么。
随着革命的歌曲响起，批斗会开始了，会堂里还是闹哄哄的，在一声“把反动歌曲《知青之歌》的炮制者，现行反革命犯任毅押上来”的叫声中，我被两个低年级的红卫兵押着走到主席台前，他们让我低下头，瞬间我看到坐在第一排的那些老师们，一个个面色严峻，显然还没有“解放”，他们是来“受教育”的，是“杀鸡做猴”的把戏。我看见坐在中间那瘦小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吴菊亭校长，喉头一时哽住，我猛咽了一口口水。
一队七人组成的批斗小分队登场了。这支一天前刚刚组成的小分队，以后随着我到体育场，到学校，到工矿企业，到江浦各个公社，巡回批斗了四十多场次。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一切都不容我多说，就像一出活生生的戏剧。
七个人一人一句，依次手指着我。
说我：编写《知青之歌》的目的，就是妄图破坏革命运动，煽动知识青年不安心上山下乡。
说我：表面上描写南京的美丽，实质上要知识青年贪恋城市的生活，留念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说我：要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呜冤叫屈，称之为“金色的学生时代”。
说我：歪曲知识青年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壮举是“沉重的修地球”。
说我：诋毁知识青年下农村战天斗地干革命是“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
说我：歌词中的“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等等，等等。
我终于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整个批斗会的过程大约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只是让我低下头，戴着手铐站在那里聆听，这当中只让我两次答话。他们说我那一次在广播站播放歌剧《白毛女》喜儿遭黄世仁侮辱后的一段唱词：“霎时间，天昏地暗…”
我记得那天，军宣队长都对这事进行过处理了，没想到今天竟又被提起。
“有没有放过这段歌？”一个红卫兵冲上前来，用手指着我，气势汹汹地说。
“记不得了。”我回答说。
“任毅不老实，怎么办？”有人一挑动，便有好几个人一起冲上来，伸出手齐刷刷地指着我。
“不老实，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台下的学生在有人带领下高声喊道。
批斗会结束了，我又被押上了囚车。我突然又看见老校长吴菊亭静静地站在车窗外，布满皱纹的脸沉默着，还是那么和蔼，那么让人尊敬，我真想对她说上一句：“老校长，对不起，你的学生让你难堪了。”但两旁坐着看守，我根本挪不动身子。
我下农村前带过的那一班学生，拍打着窗子，叫着，喊着……隔着玻璃，我什么也听不见。我看见那一张张熟悉的、孩子气的脸，毕竟我当了他们一年的老师，感情还是蛮深的，我是他们平日喜欢和尊敬的“小任老师”，我真想对他们喊一声：“我想你们。”但我做不到，我已经没有自由了。
汽车在缓缓地驶出五中，突然我猛地扭过头再看了一眼五中，我的眼泪不禁流了出来。这一离去，再回到五中时，却是十年后的事了。
坐在回监狱的囚车里，我疲惫极了，内心也极为紧张，我仿佛感到末日的来临。我怎么会落到如今的这般田地？我想不出答案。虽然出身不好，可那又不是我的错，从小到大，从小学到高中，我受到的都是共产主义教育，整天在红色的海洋里，我自然而然地成了红色的一部分，我一直都在进步中，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是少先队的大队长，还是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成员，手臂上的三道杠，胸前别着两瓣绿叶付着的小红花，我还真是新中国的阳光少年。可高中时一次次地打人团报告，却一次次地失望。班上的团支书认为我已经表现得无可挑剔了，而当他向上据理力争时，到的回答却是，任毅是属于“内控学生”，根本不可能人团。当我得知此番话时，却是在二十年后当年的同窗聚会的桌上。团支书当初之所以没有告诉我，是怕我承受不了如此的打击。那“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及“有成分论”“重在表现”等都是美丽的谎言，一切都早已定论。我爱我的国家，可谁来爱我呢？但在当时，我是不可能考虑这些，而只想的是，我的生命能否保住，能否活在这世界上？我真的有些后悔了，后悔那一晚上的莫名其妙的冲动，而带来的不可挽回的结局。
“常州人”
回到东大院29号囚室后，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那些久久关在这里，不知外面的世界的犯人们纷纷向我打听情况。于是我把我的“罪行”以及今天批斗的情况告诉了他们，虽然我明知在牢房里不可以谈案情，但我还是讲了。大伙儿静静地听，听完后又仔细地分析、探讨，一个个竟似法官、检察官，认为我没有什么，不会判刑，关上一段时间就会没事了。我不知道他们分析的是对还是错，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是在安慰我，但我心中好像踏实一点。总算说了这么多的话，要知道我已经好几天没有说话了。
又到了吃中饭的时间，骰子照样又滚动起来。一个小脸盆里的蒸饭，被划成六份，每份三两，成三角形。那时社会上有一句骂人的话“送你去吃三角饭”,就是指监狱中的三角饭，可见这三角饭的名气之大。
负责分饭的“常州人”人狱的时间只比“带班的”短一些，是监狱中的二号人物，从一九六四年进来已经六年了。他是南京某机械厂的一个工人，因为“奸情杀人”而被抓，同案的那个女的则被关在西大院的另一牢房里。据他后来讲，人不是他们杀的。由于案情比较复杂，双方也都不承认指控，一直没有结案，也就一直关着。那个年代，是无法无天的，高兴关你多久就多久。就像我后来到了劳改队，有的犯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刑满到期，监狱干部又不负责。曾经有一次一监狱干部到住在监外警戒区内的单独犯人劳作区，看到一个犯人，竟然问道：“你怎么还在这里，你早到期了。”这虽然近似笑话，可却叫人心酸。
“常州人”若说话急了，什么人也听不懂，连他骂娘的话都被人误为：“塞你两个麻饼。”因此大家不叫他的号码，习惯叫他“常州人”。有一次，“带班的”向看守汇报时，讲“常州人”怎么怎么的，竟被看守呵斥：“什么常州人，叫号码。”
坐牢的时间长了，加上穷苦人出身，“常州人”在牢房里出奇地能干和勤快，脏活、累活他都一一去做，从无怨言。因此牢房里最重要的每天三次的分饭分莱都由他一手揽下，其他的犯人都相信他。他的确公平，加上骰子定位就更没有猫腻了。而他干这活的报酬是将分完稀饭的桶留给他，他会用手细细地刮净桶边的稀饭汁放进嘴里，尽管那稀饭汁当中一粒米也没有。后来他还发明了用橡胶底做成的刮子，刮稀饭汁更加干净利落了，那是因为有一天刮稀饭汁时，手被桶里的木刺给刮破了，才突发奇想做的。
“常州人”绝对聪明好学，人狱时大字识不了多少，近乎文盲。坐牢6年，《新南京报》都能看了下来，当然这是他用心向“教授”求教的。牢房里没有针也没有任何铁器，就连领子上的风纪扣，进监时也被扯去，衣服破了也没有办法补，有些犯人干脆用“伤湿止痛膏”贴在破处，牢房里反正没人看，无所谓啦，可“常州人”竟可以把人类的文明史倒退到原始社会。牢房里每月难得的一次菜里有肉，他会悄悄地把骨头留下，然后在水泥地上耐心地磨制，直到磨成一根根圆滑的骨针为止。他就用这“骨针”给自己给其他犯人缝补衣服。我被他的毅力和耐心折服，他收获了同监犯人的尊敬和信任。
他为人好，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不过问别人的事，又乐于帮助人，和大家相处十分融洽。他的颈下生了个脓疖，一直不见好，军代表又不实行起码的革命人道主义，不给他治。因此他每天十分痛苦地挤去许多脓汁，今天挤了，明天又出来，又得挤。每当他挤脓时，眼泪都掉了下来，整个脸痛苦得都变了形，大家都不忍看，可他都坚持下来，照样干着他每天干的事。即便是这样，大家还是不嫌弃他，伟大而光荣的“分饭”工作还是由他来干，因为大家认为除了他，牢房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公正的人。
一九七0年七月二十一日，我离开东大院29号囚室时，特地跟他要了一根骨针作为纪念。以后这根骨针跟着我度过了漫长的九年监禁生活，如今依然在我的珍藏中，只不过穿上了一根长长的红绒线。
“常州人”的最终结局，我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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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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