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之歌》始末 连载十七
第四章：劳改队的那些日子（下）
我拥绑了一个犯人
那次剥花生使我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时，我很自然地想起那次晚自习的事，教训是很深的。如今，想到那件事，心中还难免不太好受。
那时的监狱，除了白天用超体力的劳动作为肉体处罚，晚上还要接受两个时的精神处罚，目的是使你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有的干部就讲得很露骨；“劳改就是在劳动上狠狠地处罚，精神上狠狠地圧制。“什么是前途，让你们活下去就是前途。”每天晚上的两个小时学习，犯人一个接一个“照镜子”，就是回忆一整天的活动，检讨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这一天当中，总有个别的犯人犯这样和那样的事，那么当天晚上接受批斗的主角就是他。这是利用犯人整犯人。在这样的时候，干部一般不太过问，由你们犯人自己去干。天长日久，犯人们都烦透了，一整天的劳动已经累垮了，晚上还得受这个罪，但也毫无办法，这样的制度一直延续着，雷打不动。
自从那年工地上发生命案以后，干部就要求犯人的头头尽量少捆人，以免发生类似的事件，因此一段时期以来，利用犯人捆绑犯人的事少得多了。
直到有一天，我也当上了犯人的头头，干部也给了我一根绳子，这就是说，我有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捆绑人的“权力”，但我还是十分收敛和谨慎的，这样的“权力”仅仅使用过一次，而且实在是很无奈，很气愤，也出于人性的黑暗报复心理，捆绑了一个犯人……
当时，劳改队又来了一批新犯人，是从江苏的如皋、泰兴一带送来的，他们大多是刑事犯罪，刑期也只有三至五年。其中有一个犯人的罪名很特殊，叫“败坏社会风气犯”，我是第一次听到，也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罪名是那个特殊时期才会有的，后来就没再听到过。
于是，我的好奇心上来了，我终于从该犯和他一块来的犯人中了解到具体情况，这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光棍，思想恶劣，品质下流，到处耍流氓，常把自己的那个“家伙”放进母牛的阴道里，以发泄满足其生理需要。在当地造成很坏的影响，被判刑五年。这在如今也只能算作个人的生活变态问题，是上不了刑法的。
然而那个时期，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的。
本来他的这一犯罪就很特殊，引起众犯人的嘲笑也就很正常了。就连干部看他都是另一种不屑的眼神。“什么女人不好搞，偏偏要奸母牛，比畜生还畜生。”“那家伙一定很大，不然怎么能搞母牛。”大家七嘴八舌，早已笑声一片。而那人却低着头，坐在炕上，一言不发。
时间一长，大家都不叫他的名字，“奸牛的”也成了他的称谓。他也习惯干此，有时我们喊他：“唉，奸牛的！”他也爽快地答话：“什么事？”有一次在工地上，如此一叫，惹得干部也笑了。“难听不难听，下次不准再喊了。”话虽这么说，但“奸牛的”叫法一直未改变，只要他刑期未满，这叫法还是会延续下去的。
本来，我认为，人一旦犯了这样的事，更会夹起尾巴做人，少管闲事，可这厮偏偏不这样，于是事就来了。
晚上的两个小时的精神折磨又开始了，长时间来，大家也习惯了集体阳奉阴违，东拉西扯，天南海北，来一场“精神会餐”，来一场“思想流氓”，众犯人纷纷开讲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荣”历史，而对自己“走麦城”，却闭口不提。每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不犯众嫌，并叫一小犯人坐在门边望风，倘若干部巡视，立马叫停。
值班的干部烟抽好了，茶喝好了，于是走出值班室，慢悠悠地一间又一间监房开始巡视。小犯人喊道：“干部来了！”于是大家收拾起“精神会餐”和“思想流氓”，围坐在一起开始认真地一本正经地发言：“刚才许多同犯都讲了，现在我也讲句……一好像前面已经有很多人发了言，干部在窗外看了一眼，十分满意，又踱着步走了。
“奸牛犯”说是小便走开了，大约十分钟回来了。我下意识地看了他一眼，他低下头，表情十分不自然。
我隐隐地感到：要出事。
“喊任毅过来！”干部大声地喊着。
我站起来，狠狠地瞪了那“奸牛犯”一眼，然后走进干部的值班室。
你他妈的，好啊。你以为照顾大家不学习，吹牛，他们会讲你好，才不是呢？你这蠢货。”干部没好气的劈头盖脸对我一顿臭骂。
我只是低着头，没有话讲，也讲不出来。实在是自已做得不对，做了亏心事，但心里很是不服气。
“回去吧，写一份检查，明天交给我。”干部说元，便走了。皮鞋声远远的去了。随着“咣”的声响，干部走出了监狱的边门，随即下学习的铃声也响来，两个小时的学习终于结束了。
第二天又出工了，任务还是锄茶田茶篷下面的杂草。几个平日里相处较好的“南京帮”犯人在了解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后，大家一致表示，要教训一下“奸牛的”。我没有表态，算是同意了。
陈武借口检查质量，在“奸牛犯”刚刚锄过草的地方停下，说草锄得不干净要返工重锄。“奸牛犯”不服气，双方吵了起来，声音还蛮大，最后动起手来。他哪是陈武的对手，人家陈武是练过功夫的，三下五除二便将他打倒在地。我看时机到了，跑过去问：“什么事？”
“他打人！“奸牛犯”指着陈武说。
“他锄得质量不好，我叫他返工，他不服气，先动手的。”陈武说道。
我看了他一眼，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没来几天，就这么猖狂，捆起来！”我拿出别在腰间的小塑料绳，几个“南京帮”的犯人抢了过去，一眨眼的工夫，就把他像捆粽子一样捆了个结结实实。他躺在茶篷之间，痛的嗷嗷直叫，开始明白了是什么事，却又不敢讲出来。
这一切都是在茶田里高过人的茶篷之间发生的。持枪站在高地上的战士似乎什么也没看见，值班的干部依旧坐在朝阳的地方看他的书。
我装着十分着急的样子，跑到干部的面前说：“报告干部，犯人周××锄草不认真，猫盖屎，陈武向他提出，他不但不接受，还动手打人……”
“怎么啦？”干部问。
“我叫人把他绑了起来！”说这话时我有点心虚。干部从书上收起目光，抬起头来看着我。
“知道了，你回去吧，收工时给他松绑。”
一瞬间，我分明看到干部眼睛里闪过的威严的明察秋毫的目光，只是没有当面戳穿我，给我留了一点脸面，我却感到无地自容。
回去后，我叫陈武给他松了绑，陈武不解地看着我，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o “松开，什么也别说！”
車情过后，我除了感到泄了一时愤的短暂痛快以外，心中并未感到真正的痛快，何苦呢？都是一样囚犯的身份。我第一次体会到“心罚大于刑法”的意义，我深深地感到自责。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再也没有用过绳子。
虽然捆绑人的“坏事”我再也没干过，可其他的“坏事”我在监狱中陆陆续续也干了不少，尽管与“绑人”的性质有很大的区别，也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坏事”，但多多少少还是有问题的。
低温的奥秘
有一段时期，我和几个年龄相同的犯人魏昌宝、马洪宝等等，不约而同地集体发低烧，温度一直维持在37.6℃左右，从医几十年的老犯医也难住了，查不出什么病，一个劲地报告干部。于是我们得以集体不出工，留在监房内观察。好长一段时间下来，也没观察出什么问题。
其实，真正的原因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
人在黑暗中长期地生活，慢慢地也就成了黑暗的一部分。这项“发明”是属于马洪宝的：将温度计放进嘴里，趁医生不注意，迅速拿出来、用手握住，水银头朝上，轻轻在腿上跺一下，水银柱就朝下窜。用力过猛不行，温度太高，医生会怀疑；用力太轻也不行，温度达不到发烧的水平。这用力很有讲究，要恰到好处，在37.6℃左右，发低烧，又查不出来，于是便可骗得休息了。
于部先是怀疑是否喝了开水去量体温，于是叫犯医给腋下量，结果还是一样，就在你不注意的一瞬间，轻轻一跺，温度就上去了。
靠着这样的伎俩，我们在监狱里骗到了一次次的“发烧”休息，直到小魏、小马刑满释放，一直没有被戳穿过。
实际上，马洪宝是一个很不幸的人。
马洪宝穿着小红裤头被送进监狱的那天，我和南京人吴经保正在阳光下休息，吴经保是南京城南花露岗人，有着一手制作南京盐水鸭的手艺，他进来的罪名是倒把。突然，吴经保看见穿着红裤头的小马，对我说：“怎么，监狱还能带小把戏来？我也请示一下干部，我家的小三子在家没人带呢！”“小把戏”是南京人对小孩子的称呼。很显然，吴经保把小马当做孩子了，也的确，小马太小了，真还是个孩子。
当吴经保得知：小马是因现行反革命，判了五年而进来时，半天没有说话。
这一天，在南京栖霞区十月人民公社的辖区里，小马放学了，拿着红宝书，沿着两旁开满油菜花的田埂上一蹦一跳地回家，几个同村的孩子正骑在牛背上悠闲地玩耍，小马也走了过去，跳上牛背，到更远的地方喂牛。
太阳渐渐地落山了，小马和放牛娃们这才向村中走去。人，玩够了；牛，吃饱了；红宝书，却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弄丢了。
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件天大的事。
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小马也把这事给忘了，很快就睡去了，农家的夜晚天天如此。
第二天放学回来，小马看见无数的军警和大队的民兵以及村干部包围了他的家，他的父母站在屋子中间，年幼的弟妹吓得已经哭了出声来。小马冲上前去，抱着父亲的腿。
“你也站在那里，不准动。”村干部呵斥着。“这本红宝书，是你的吗？”一个军警问。
“是我昨天放牛时丢下的，你们拾到了，谢谢你们！”小马还不知道这后果，还以为给他送红宝书来的。
“你再看看，是不是你的？”军警拿着红宝书上前。“是我的，一点也不错，那上面还有我的名字。”
屋内一片静寂，军警示意了一下，另一个军警拿出一副铐子一下铐住小马的手，顿时满屋里的人都哭了，铐子在小马细小的手腕中直晃动，他没哭，好像傻了。后来他被带出小屋，推进囚车，关进了看守所。他的父母在小马走后，也被隔离在大队部里。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事今天看起来也许荒唐可笑，可在那个年代却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为此，小马付出的代价是一﹣金色的少年时代彻底丧失了。
“文化大革命”中，人人手中一本红宝书。小马闲来无事，喜欢用钢笔到处乱涂乱写。那一天，他用笔在红宝书的画像上画了一副眼镜，又画了一笔八字胡。做这事的时候，什么人都不知道，他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好，只是好玩。可没想到，放学后骑上牛背时把红宝书弄丢了。天黑后被一觉悟高的村民拾到。打开一看，乖乖，不得了，于是兴师动众，小马被抓了起来。
在看守所里，审讯人员千方百计地诱导他，只要他讲出是家中大人叫他画的，就可以放他回家。
“是我画的，大人一点也不知道。”从不撒谎的农村孩子回答说。
“你他妈的，小反革命，一点也不老实。”一个巴掌打过来，小马被打得坐在地上，两眼金星直冒。
“是我画的嘛，大人真的不知道。”小马哭着说道。“好！你不承认，枪毙你！”提审人员威胁到。
小马被这场面吓坏了，可他心中明白，不是大人教的，怎么能推到他们身上呢？就这样，一件极其普通的事被视为重大案件。
一九七0年底，小马被判刑五年，罪名是“现行反革命”，送到了溧阳劳改队，成了个穿着小红裤头的低龄政治犯。用钱江的话讲：“小政治犯。”
监狱里，在干部的眼里，犯人可以分为好几个等级，政治犯是所有犯人中的最底层，用干部的话讲；“他们骨头里都是黑的。而在犯人的眼里，政治犯反而成了最上层的了。
监狱里，政治犯和刑事犯是关在一起的。每个劳改队，甚至每个小组，政治犯和刑事犯有一定的比例。而管理的方法就是利用犯人管犯人，利用刑事犯管政治犯。因为政治犯有头脑，有思想，干部认为他们是危险人物，监狱里是决不需要也不允许有思想的地方。在这里，管教干部需要的不是人，而是“工具”；不是“有头脑”的人，而是“有头无脑”的人，这样他好随心所欲地把犯人变为劳改农场这架运转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小马刚进劳改队时，干部把他交给了两个长刑期的刑事犯，一左一右在他的两边，平日负责看管他，随时向干部进行汇报。
小马的父母从内心感到，小马虽遭遇了飞来横祸，又救了全家，因此，每月的探监他们都从南京跋涉而来，从未间断。这给了小马安慰和信心。而每次带来的食品，如炒面、糖果等，也使小马平安地度过那些艰难的岁月。每当这样的时候，小马都不哭，假装长大，假装懂事……
条件的优越，使那两个看他的老犯人心中美滋滋的，可以沾光揩油了，大多数情况下，小马满足了他们，因此，什么都好说，帮你打饭打菜，夜里又准时叫你起床小便。偶尔的一次没能满足他们，立马给你颜色看，半夜不叫你，让你尿床，而他们早就用塑料皮把自已的褥子和小马的褥子隔开，使得“小河”趟水，殃及不到他们。
小马渐渐地长大了，个子也高了，脖子下的喉结也突了出来，稚嫩的声音也变粗了。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一切人类的劣行，如反复无常伪装、说假话等，就像化学反应中的连锁作用一样，慢慢地影响和改变了他单纯幼稚的心灵，在黑暗中，他也成了黑暗的一部分。
用温度计做假的技能就是他发明的。
监狱中有两个长期不出工的老病号，一个叫张子锐，“现行反革命”，中国著名的音乐理论家，苏州人；一个叫钱江，“现行反革命”，戏剧家，也是苏州人。由于小马长期低烧，也不出工，便也成了“老病号”，他很喜欢听两老讲故事，不知不觉中知识大有长进。
两个“老反革命”十分关心“小反革命”，让他叫干部带到矿上去检查检查，长期这样低烧肯定有问题。
“我一点病也没有，那一切都是假的。”小马语出惊人·“那怎么会老是发烧？”两老一片疑惑。
“我叫他发烧就发烧，我叫他不发烧就不发烧。”
二老更加迷惑不解了。
老犯医远远地走了过来，手上端着药。“来，量一下体温。”
口腔表放进小马的口中，就在老犯医和二老谈话的时候，小马抽出口腔表，握在手中，水银头朝上，轻轻地往腿上一跺，又迅速地放在口中。大约三分钟过去了，老犯医抽出口表：“37.5℃”递上药片，看着小马吃进嘴里。
这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可细心的张子锐看见了，等到犯医走后，张锐告诉了钱江，两人相视而笑，笑声中，小马感到不自然了。
于是，这操纵体温表的事小马从头到尾细细地向二老和盘托出。
晚上，二老把这事告诉了我，说这很不好，好好的身体平白无故吃药没有好处，小小的年纪，劳动劳动也无碍，可千万千万不能学坏。
这以后，我和小魏也掌握了这一技能，也会隔三差五地用一下，以此逃避劳动。艰难和痛苦的环境使小马过早地成熟了，而这成熟却是那样的畸形和可怕。小马由于人小，手脚又快，在监狱里，无论是采茶、养蚕、插秧、收割还是挑土方、整修水利，他都是一把好手。
五年的刑期很快过去了，小马留场就业，常挂在口头的是：“我们政治犯。”七十年代后期，他平反了。如今，一儿一女的幸福生活中，他也成了老人了。小魏不久也走了，这门手控体温表的“绝活”只有我一个人“单传”了。
那时我装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件事吸引了我。
收音机专家
劳改队里有一个犯人，是常州人，白白净净，瘦高的个子，长得很体面，也是知青。他是从常州到苏北东辛农场插场务农的。他有一门好手艺，修半导体收音机，装半导体收音机。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半导体收音机还是很时髦的一件东西，拥有它几乎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天资聪明的刘坤却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但也正是这样的手艺害了他。
修理和装配半导体收音机必须要检验和调台，调的台越多证明收音机的功能愈好，也证明你的手艺愈精，这就出问题了。
那时，我们伟大的祖国还处在闭关锁国的年代，政府认定是不能“偷听敌台”，所谓“敌台”包括苏修、美帝以及台湾地区，等等，凡是“偷听敌台”的就一律治罪，我的罪名中就有“长期收听敌台”。
刘坤在修装半导体收音机时，会很自然地调到“敌台”，看看收音机的收听效果，当然也会“偷听”一下。就这样，他被以“长期收听敌台”治罪。逮捕他的前几天，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他的妻子刚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刘淼”。不久刘坤入狱。
在狱中，我们关系不错，同是知青，很多事心照不宣。我们彼此尊重，他知道我的事，说东辛农场有近一万名江苏各地去的知青，没有一个知青不会唱《知青之歌》的，这给了我巨大的安慰。
在狱中，由于他会修半导体收音机，处境好多了。那些干部、解放军战士的半导体出了故障，穷乡僻壤的地方也没人会修，要修的话还得到竹箦桥溧阳县城甚至到常州去修，更何况不一定能修得好，当了解到刘坤会修时，很是兴奋，经过刘坤修的半导体收音机效果又十分好，干部和解放军都很满意，于是刘坤忙碌起来了。他睡觉的炕头摆的都是要修的收音机，送来修的又急着要，这样一来刘坤就不出工了，专门在监房里修收音机。甚至在晚上学习时，一声“刘坤出来”他便出了监房，到干部家去修收音机，好茶好饭地侍候着，长此以往，刘坤在干部和解放军的眼里成了“能人”，对他格外照顾。
在监狱里，修修收音机的小毛小病还可以，遇到大的毛病比如要换零件等，就傻眼了，没有匹配的零配件刘坤也无能为力。于是匪夷所思的事发生了，在竹箦镇，在溧阳县城，在常州市区的无线电商店里，常常可以看到刘坤的身影，要知道，他是一个正在服刑的“现行反革命”。这样的事发生在那个年代是不奇怪的，因为在监狱，干部的喜恶可以决定一切。
据讲，那时的刘坤十分老实，到常州去买零配件时，家就在附近，可终究一次也未跨进去，天下竟有这样老实的“现行反革命”!
在“发烧”休息的那段日子里，我常去刘坤那里，和他一起用修好的干部的收音机听过“美国之音”，听过，“莫斯科广播电台”，而听的人还有李正平，我们都是“现行反革命”。
那时，如果我们几个“现行反革命”嘴不严的话，捅出来绝对要出大事，监狱里收听敌台，不但我们，还有干部统统要倒大霉的。好在我们都没讲出去，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后怕的。
离开监狱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刘坤。今年是在东辛农场知青插场四十周年，我终于打听到刘坤的消息，匆匆打电话过去，那声音从苏州传来，还是那朗朗的笑声。谈到当年在溧阳监狱所发生的事，竟恍若昨天。
都过去了，永远的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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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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