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之歌》始末 连载十四
第三章：劳改队的那些日子（上）
最大的罪恶
犯人每天有一瓶热水，许多犯人会在早晚吃稀饭时，将大半水瓶的水倒进稀饭中一口气喝下，让肚子撑得圆圆的，暂时得到满足。到工地几泡尿一撒就全没有了，而晚上，则不停地报告班长上厕所。这种现象监狱中叫做“软饱”，顾名思义不是真正的饱。
监狱中有相当多的犯人长期无接见，一是断绝了关系，二是路途远，家境又贫苦。而一些家中有人接见的犯人，因为经济条件好在狱中的地位也就相对地高了，他们有可以充饥的吸引人的食品，以至有的老犯人情愿低声下气地讨好卖乖或者在工地上帮助干活来换取一点点多年未尝过的食品。
那时的监狱一般不允许送吃的，但不是绝对的，要看具体是哪个干部负责接见了。碰到稍有同情心的干部，情况会好一些，他会让你带进监狱。但碰到王队长之流的干部，他会故意叫你看到而拿不到，试想一下那犯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这就是：他会让你拿进去，他会把馒头、烧饼一掰两半看一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曾经有人在牙膏里放钱被查到，因此王队长对牙膏敏感，他会让你把牙膏挤在一个小瓶里，让你以后用，这实在是恶劣到极点。他还会当着众犯人把接见的食品扔进监外的水塘里，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了。
那些患有传染病比如肺结核、肝病的犯人就和大家住在一起，有时他们的胃口不好饭菜实在无法吃下去，总会有一些犯人不顾传染、不怕牺牲地吃下去，因此这一类的传染病当时在监狱里传染了很多人。
为此，竹箦煤矿专门开了一个传染病监狱，把这些病人集中在一起治疗、着管。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时，我就在那里。那传染病监狱坐落在深山之中，山清水秀，林木茂盛，外面根本无法知道。我在那里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天，却每天担惊受怕，因为当时自己根本没病，只是装的。
在那个年代，生活磨炼着人，生活也教育着人，现实中一切美好的空话、假话在破灭的时候，也同时把那希望、前途、未来扔进了垃圾箱。
知道吗，给人以无望、失望、绝望，乃是史上最大的罪恶。
解放鞋
在监狱里犯人穿的衣服、短衣、长衫、棉衣、被子俗称“囚服”，那是用白布和蓝布做成的，做工十分简单、粗糙，那些长期无人接应的犯人，穿的就是这个，但不是很容易得到的，那需请示干部，然后经过监狱中不定期的大检查，发现你的确没有替代物才会发给你，不像今天的坐牢，需统一穿着，鞋子、衣服都一样。
那些积极改造的犯人，尽最大的可能节俭，一双鞋子破了补完再穿，下田也舍不得穿，赤着脚干活，想用这样的表现得到干部的好评。应该讲，犯人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值得赞许的，然而他们错了。实际上囚服和鞋子等物，劳改队的上级部门是按犯人的数量下达的。
有几年，我曾负责监狱中物品的保管和发放。干部也经常光顾这小小的仓库，了解一些库存的情况，特别询问解放鞋的数量。他们的眼睛专注地盯在解放鞋上，特别异样，尤其那几个家在农村的干部兴趣更大。起先我并不知怎么回事，终于有一天，曹指导员跟我讲：“任毅，拿几双解放鞋从窗口里放进我的宿舍，别跟人讲，也别给其他干部看见。”
我照着他的吩咐做了，事后他见到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点点头：“好。”其他的干部都光顾过仓库，都跟我要过解放鞋，而且都不是一双两双，都是一样的语气：“别跟人讲，也别给其他干部看见。”
我承认我很自私，但这种自私并不是我生命中固有的，那是在监狱这样险恶的环境中滋生出来的，你没有那个能力避免。
事后，我也自责过，想讲给其他犯人听，但终于没有这样做，我始终保守这个秘密，什么也没说。但我知道，每一个跟我要解放鞋的干部心里清楚：“任毅，小子嘴严，不会讲出去的。”所以，在这样轻松的岗位上我待了很长时间。
我只是为那些克己节俭的积极改造的犯人叹息，他们的节俭实际上是给众多干部的贪婪提供了绝好的条件，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真相，因为我没有说。我想如他们知道真相的话，会是一种什么反应，我无从知晓。但我知晓的是，当这种贪婪和腐败成为我们的监狱、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的正常普遍现象时，那前途是极其令人担忧的了。
外调
一九七三年的某一天，我在溧阳的监狱里还经历过一次“外调”。
《审讯说》书中讲：激怒对方，使对方在失去控制的下意识的情况下，暴露他的弱点。
《反审讯说》书中讲：沉默是一种自卫的手段，但用得不好，反而暴露自己的心虚。
这些对于一个当时的犯人来讲是逐步学到和领会的，也会在监狱生活中用得到。尽管当时讲的也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但那时的法律根本就是摆设，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不是法律，而是某个权力的指令。对于诸多“思想犯罪”的人采取的就是恐吓诈骗，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来定罪。可惜我当时太年轻无知了，或多或少地落入了圈套。然而，几年的监狱生活下来，耳濡目染，见怪不怪，思想上也逐步地“成熟”起来。
对所有的“犯罪”的人来说，最烦恼忧心的日子莫过于命运悬而未决的时候，也就是还没见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在看守所不断被提审的日子。可一旦被判刑了，看到了结果，心情也相对平静了，有了一定的期限，似乎有了一点盼头。
我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见到亲人和熟人，在这溧阳大山深处，我终日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冷漠孤寂的生活，我开始忘掉了社会，社会也忘掉了我。
一天，我正在田里劳作，一个“单飞”的犯人匆匆跑来向徐队长报告：“报告队长，指导员通知任毅回去。”
徐队长叫我跟这犯人一块回去。他没有给我戴上铐子，只是低声地跟我说：“态度好点，不要自讨苦吃。”
可能他已经知道要有什么事情的发生，却没有告诉我。“又会有什么事？”我的脑中一片茫然。
我忐忑不安地走进接待室，里面早已坐着三个外来人员，他们清一色地面色严峻，满脸杀气，而指导员则站在门口，看着我进去以后，便走开了。
“坐下。”一人说了一声。
我坐了下来，在离他们三米远的地方，阴暗低矮的犯人接待室里空气一下子凝固下来。
“你是任毅？”
“是的。”
“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
“现行反革命。”
“什么现行反革命？”
“现行反革命就是现行反革命，公安局知道，政治局也知道！”我开始嫌烦了没有好气地回答。
“狡辩什么？你这骨头都是黑的反革命！”左边那一个人开始沉不住气了，火了起来。
“对不起，生物学中还没有找到骨头黑的人！”我反驳了他一句，依然低着头看着地下，看也不看他们。
我知道，这不是在我判刑前，如今我已经判刑了，我根本不在乎这些，高兴我就回答你，把我惹急了，我一问三不知，你能拿我如何？
接待室里一片沉寂。
“你判刑之前是南京五中的学生，‘五中八．八’的造反派？”中间的那个人开始讲话了，看得出来那是他们三个人中的头头，语气开始缓和，也切入主题了。
“是的。”我回答，可心中却翻江倒海，从进看守所的第一天开始，从没有人问这一问题。
“五中八·八，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了很多打、砸、抢的活动，你记得哪些？”那中间的继续问道。
“记不得了，反正我又没有打、砸、抢！”
“说得轻巧，想推卸责任？”旁边的那个人又叫了起来，而另一个人则一直低着头，记录着我们的谈话，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话。
“我从不想推卸责任，刑都判了，我还在乎什么？”我依然漫不经心地回答。
“态度还蛮硬的嘛，不老实交代照样可以加你的刑！”中间那头头开始发话了。
“什么老实不老实，我不知道你们来干什么？有什么话直说！”我抬起了头，声音开始高了起来。
“啪”的一声，中间那头头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动怒了，我想大概手也拍疼了。
“你给我老实点，把五中打砸抢的事统统交代出来，争取从宽处理！”
“文化大革命”中，我记录了五中每天发生的事，统编为一本叫做《五中‘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记录很翔实，也很全面，我想这也许是他们找我的原因之一。如今这本书已经很少见了，难能可贵的是还保留为数不多的一些在收藏家手中，我见过，仿佛又回到当年。
我坐不住了，站了起来，慢慢地没有好气地跟这三人说：“这儿是农场，是劳改队，我是一个已经判了刑的劳改犯，这里不是公安局的预审室，也不是法院的审判庭，今天是你们来找我的，而不是我去找你们的，不要搞错了。”
说完，我坐了下来，开始沉默，开始不说话。
“你这家伙太反动了，下场你应该知道！”
我实在不想再和他们谈下去了，很乏味，也很无聊，于是我站起身来，掉头走出犯人接待室，径直走向监狱，其中的两人大步追了出来。
“回来，你给我回来！”
我理也不理，脚步反而更加快了，我看见指导员在办公室的门前，一动不动，依然在抽着烟，没有要插手的意思。
“报告班长，犯人进去！”我大声地对班长说。
“进去。”
我进了监狱的大门，回头看了一下那两个提审我的人气急败坏地叉着腰，在喊着什么。
“嘿，你们有种进来啊？”我心中一阵好笑，无比开心，着着实实地耍了他们一下。中午吃过饭后，又到了出工的时候，徐队长进了监房，找到我：“上午我还跟你讲态度要好些，怎么不听？搞毛了吧。下午再去，态度好一点，有什么讲什么，没有就不讲，没有什么事。”
“好，我知道了。”
徐队长很明显地给我吃了定心丸，他是我在狱中遇到的为数不多的通情达理很有人性的管教干部，话并不多，处理问题叫犯人口服心服，一双绿豆似的小眼睛镶嵌在那张长长的马脸上，威严而令人恐惧。那双眼常常会洞穿你的心，犯人们很怕他，也很服他，大凡他带着出工，犯人们会很高兴的，因为这当中他会在劳动中给出一定的休息时间，也往往会在收工的小红旗还未挂起时便收工了。
出工后，我又一个人走进那接待室，依然没有戴铐子，我知道徐队长会远远地看着我，那三个外调的人早已坐在那里，我故意看也不看地坐了下来，没等他们叫坐下。
“有什么事，你们就开门见山地说吧！”我首先打破惯例，开始反问。
“你知道王××,××吗？”中间的那个头头开始问话了，语气却不那么凶了，我心想看你再跟我凶，我再回去，你又能拿我怎样？
“知道，文化大革命后期当兵去了！”
“好，对的，有人反映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中你们‘五中八·八’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参加了打、砸、抢，有这样的事吗？你知道多少，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五中八．八’‘文化大革命’的事你知道得最多。”说话的语气挺平和。
“我只知道他们两人出身很好，王××三代贫农，××是高干子女，他们参加的打、砸、抢，我的确不知道，也不敢乱讲。”
实际上，我很了解这两个人，而且平日相处很好，这是两个红五类出身，平日里穿着一身国防绿，稚气未脱地开口闭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可实际上又懂得什么呢？他们和我一样过早地卷入政治，又被政治无情地抛弃，也许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一些坏事，可又怎么能把板子打在他们的身上呢？想到这里，于是我决定不给他们抹黑，并竭尽全力为他们开脱。
于是我细细地回想起过去那些令人难忘逝去岁月，回想起我们狂妄无知的造反的日子，讲了别人打、砸、抢我们，也讲了我们打、砸、抢别人，讲了三中的金文庆倒在五中同学的刀下，也讲了五中庞良贵倒在他人的刀下。
他们静静地听着，仿佛在“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不时也插上一两句话，记录的那人则飞快地下笔，一张又一张……
整整一个下午就在我的故事中不知不觉地过去，我讲了我知道的一切，他们似乎也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
但是最根本的一点，有关王××、××，我一句坏话也未讲，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和快慰，好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我根本没讲过，如今讲起来，还蛮有意思的，尽管有些心酸和苦涩。
“好，谢谢你，你可以回去了。”语气十分平静，也就这么几个小时的工夫，一切也变得太快了。
我又一次地走进监狱，又一次地回头看了看，站在监房远处的那三个人还在那里注视着我，中间的那个头头还向我挥了挥手，我知道那是“再见”或者是“保重”的意思。
出工的大队犯人陆陆续续回到监中，他们只是感到奇怪，奇怪的是我表情依旧，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要知道监狱中的“外调”和“提审”一般都是余罪未清或者是牵涉到其他什么案子，一般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几天后的工地上，徐队长把我叫去问了那天后来的情况，实际上他都知道“外调”的人和指导员一定会讲的。
“人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不论碰到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不能看脸色乱说一气，那是要害人的，那天外调人问你的那两个人，是入党，提干的，幸亏你没乱说。”
这话我感到好像不是跟我说，而是他说给他自己听的。
算一算，三十多年过去了，倘若这两人还在部队里，一定是大官，我祝福他们。
逃跑三天又回来自首的“土匪”
监狱每天出工都是固定的时间，这当中不管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冬雨季，都是上午七点犯人准时出监。
浓雾里，晨曦，你会听见黑压压的犯人队伍中传来一阵阵有节奏的“咣啷，咣啷”的铁镣声，那是监狱中难得一见的风景，那些“逃跑”和严重违反监狱规章制度的犯人，监狱干部为了惩治他，赏给他狱中最严厉的刑法：戴镣。
镣是用铁锻造而成的，分为大、中、小，所谓的大、中、小实际上是铁镣的重量而区别的，还有一种叫做一步镣，那就像铐子放大增加几个环，走起路来只能迈开一小步，故而得名。监狱中经常听到“戴大镣”，那是指那种重量在二十斤左右的环圈有食指那么粗的镣，一旦戴上后，须用绳子提着环圈才能走路，因此才有环圈的互相撞击发出那“咣啷，咣啷”的声响。
我们讲的戴镣实际上准确的讲法是“砸镣”，在被戴镣时是铁匠用中指粗的铆钉烧红后，在圈住脚脖子的那两个半圆环中的连接处硬生生地砸进去，砸实的。
惩戒期满了以后，开镣还要铁匠用锋利的斜口凿用力凿开的。据说，刚被打开镣的犯人站起来必须扶着墙方能一步步地走路，否则的话，刚一迈步他就会摔倒，那是因为脚下去掉的那一重物，他已经明显不习惯了，头脑中认为它还存在，故头重脚轻地摔倒。
凡是被戴上镣的犯人是很痛苦的，起居生活的一切都成了问题，因此只要被戴上镣，干部就会给你配备一个犯人照顾你，这就是“跟镣人”，监狱中一个特有的行当也是最好的行当，那是因为从此以后他不必参加一切劳动，时间长短则取决于戴镣人，他戴多久就跟多久，很是叫人羡慕。
在监狱的将近九年的时间里，我看过好几个都是因为逃跑而被抓回来戴镣的犯人，但是像南京人李胜平那样把戴镣戴出水平，戴出艺术的还只有他一人。
李胜平，南京龙潭人，祖籍河北涿县，就是今天的涿州市。该人恶习深重，鱼肉乡里，欺压百姓，“水浒”中牛二似的人物，少管所、劳动教养，一步步地升级到劳改。入监以后，依然恶习难改，恃强凌弱，横行霸道，蛮不讲理，稍不如意，拳脚相加，狱中的犯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土匪”，天长日久，叫他“李胜平”的人不多了，叫他“土匪”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他本人并不以耻，反而津津乐道，平日里，大家都让着他，惹不起，躲得起。也有一两个犯人不知深浅，汇报了干部，晚上批斗一下了事，可第二天这汇报的犯人苦头是有得吃了，但南京籍的犯人他一般不欺负，反而还有时很讲理。
这一天，没有任何迹象，晚上收工时，李胜平不在了，逃跑了。
晚上两小时的学习时，指导员怒气冲冲地进来，骂道：“狗日东西，跑时还偷了我家两只老母鸡，还是下蛋的鸡。”
那几天，监内空气很紧张，干部和部队，民兵都出动了。大规模的搜捕开始了，溧阳地区，茫茫荒山，山高林密，他会在哪里呢？
第三天的傍晚，李胜平扛着铁叉下山，刚到公路时，他看见了指导员和班长，他认为指导员和班长也看见了他，于是他大步地走上公路，扛着铁叉，迎着指导员和班长走去，一幅可怜兮兮的样子。
“报告指导员、班长，我不想跑了，回来了。”
李胜平被押了回来，关进了禁闭室，同时被砸上二十斤重的大镣。
李胜平在被押回监狱的那天，他刚一下囚车，指导员的老婆冲上前来，大声地喊：“狗日的，赔我的老母鸡。”
那是夏天，指导员老婆穿的是我们施化肥用过的尼龙口袋做的短裤，只见前面是“尿素”，后面是“日本”，煞是搞笑。
七天以后，李胜平禁闭期结束，他揉着眼出来了，那是因为外面的阳光太刺眼了，已经习惯了禁闭室的黑暗，他明显有点不适应了。
当李胜平刚一出现在大家的眼前时，一阵惊叹声和笑声相继响起，大家都惊呆了，原来他把进禁闭室时我送进去的那床黑面白里的被子的面子和里子都给撕成一寸宽的布条，缠在他的两只脚镣上，黑白夹花就像小姑娘辫的辫子，可又像一件绝妙的工艺品，扶着墙走下来时，一点声响也没有，指导员不禁怒气上身：“你他妈真不是东西。”
那一次，李胜平的逃跑惊动面很大，一般的情况下是要加五年刑的，考虑到他有自首情节，主动迎着指导员和班长来的，只加了三年刑，这是很轻的了。
后来我问他，指导员那两只鸡的下落，他告诉我，当时就拧断了鸡的脖子，怕它叫，到了山上，简单地处理一下，用泥裹着土点火烧起来，这就是常熟传统美食“叫花鸡”的做法。他还真有一套。
我问他：“叫花鸡好吃吗？”
“他妈的，忘了偷盐，一点也不好吃。”
这以后收工时，常常看见指导员的老婆穿着她那尿素裤站在那里，我们都会拿李胜平打趣：“土匪，指导员的老婆来找你赔老母鸡了！”
他哈哈一笑，我们也笑了，好像根本没有这件事发生一样。
一九八二年，他刑满释放，回到了南京龙潭，我还去看过他一次。
十余年的劳改生活并没有使他改掉恶习，不知何故，一九八四年的那场声势浩大的“严打”把他卷了进去，他被处决了。
跑了六天加刑三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大批的犯人被历史无情地抛弃到溧阳这荒凉而贫穷的地方，各自带着心灵的创伤，熬着孤寂冷漠又看不到头的强制生活，孓然一身，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温暖，没有出路，如果你没有坚强的理智和克制能力，是无法生活下去的，甚至还会干出一些铤而走险的事，尽管自己也清楚后果会是什么，但还时常不能掌控自己。
监狱的纪律是威严的，因为除了来自拳头、手铐、脚镣以及无休止的精神折磨外，还有以此作为后盾的法律。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一年又一年、一个又一个的犯人逃跑，每到出工和开大会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个戴镣的犯人走在队伍的最后面，清脆沉重的铁镣声响彻于山间的小径、丘陵和茶园……他们坐下和起立时，那镣声哗啦啦地响成一片。
他们都是越狱逃跑者，都是跑出去被抓了回来，那时间短则两三天，长的也不过一星期，而长期在外没有被抓回来的也有，那则是极其个别的现象，只能说他“命好”。
越狱逃跑者抓回来后，一般都先关禁闭，砸上镣，加刑三至五年，三个月到半年之内开镣，这一段惩戒的日子是很难度过的。
“吴亚平跑了！”当这消息传到我的耳朵里时，我当初还不相信。因为他年纪不大，三十出头，结过婚有个孩子，凭着他那精湛的竹编手艺在他的无锡乡下过得还算滋润。因为刑事罪大概是男女关系一类的事人狱的。入狱以后，一直从事单独劳动，也就是长期一个人干活，那一年山芋收获季节，需大量的箩筐盛山芋，于是干部就叫我陪他做帮手，编箩筐。用竹编太麻烦又很费工，我提出用路边护坡的一种类似于藤条的树枝去编，吴亚平觉得蛮好，于是我们开始干了，进展得很顺利，吴亚平打底，我编筐，一天下来竟编了五十多只。收工时，干部来到我们面前，一看那码得高高的箩筐，十分高兴，第二天出工时还大大地表扬了我们。
吴亚平的手艺的确不错，祖传的竹编手艺，传到他的手中更加发扬光大，他可以将竹子抽成一根根细如发的丝，然后编成一个个器物和小动物，浑然天成，栩栩如生。每个干部都会叫他编一些小篮小筐，他也乐此不疲，干什么不是干，反正有的是时间，干这就不干那。
他不是流窜犯，也不是盗窃犯，平日里那可以维生的鸡鸣狗盗的事他也不会干，在干部眼里，他属于那种根本不可能跑的犯人，可是他却跑了。
结果还是那样，六天以后，他被抓了回来，我记得那一天，他被干部和军人从车上扔了下来，重重地摔到地上，他是爬进监狱大门的。他的一条腿断了，是被打的还是被扔下时摔的无从知晓，他也只字不提，默默地忍受着。不久他被带上镣，加刑三年。他戴的是小镣，只有七八斤重，艰难的一瘸一拐地走着……
跑出去六天，加刑三年，三年一千零九十多天，真是划不来。
吴亚平后来跟我讲：他只是因为家中老婆几个月没有来接见，也没有信来，心放不下，想回家看看，于是就跑了。唉，这是劳改队，是专改的机关，犯人是没有探亲假的，他的跑给监狱带来巨大的麻烦，加他三年刑还是很宽大的。
平日里，我有时跟吴亚平开玩笑：“吴亚平，再请一个假回去看看！”
他也时常报以微笑，只是很凄凉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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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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