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浦到溧阳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石佛寺劳改队传出了集体转移的消息，那一年溧阳发现了煤矿，说是成立了新的劳改队，整个江苏的犯人都要集中到溧阳，又说溧阳已经盖好了几十座监狱……此信息不胫而走，越传越广，越传越盛，我心中的担心和忧虑也一天比一天沉重。不久，各个监狱都召开了大会，干部在大会上严厉地训斥道：“最近以来，监狱中不断地有谣言传出，就是大家要转移了。我告诉你们，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在造谣。你们听着，我要是知道谁在当中造谣，一定不放过他。”讲归讲，听归听，我们看见许多干部和家属都在做搬家的准备工作，他们还叫一些犯人去帮他们捆扎大件东西。这些犯人回到监内，讲起这些事，大家的心里更慌了。一九七0年十一月底的一天晚上，监狱里放了一场电影《南征北战》，电影和现状不谋而合，我的劳改生涯的南征北战果然就要开始了吗？第二天清晨，天还没有亮，突然，一阵阵尖啸刺耳急促的警铃声划破了黎明的寂静，在监房内外响起，紧接着探照灯的巨大光束肆意地扫射在监房的四周，黑夜如同白昼一样，巨大的光束交织在地上、天上……监外，全副武装的军人跑步、集合、报数的声音阵阵传来，不知什么时候停在监狱外面的汽车马达声开始响起。一个个面色严峻的干部急步走向监内，辺正边叫：“起来，统统起来。“快点，快点。”该来的终于来了，“谣言”终究不是谣言。实际上白天已有犯人已经知道了这一切，那是他们在劳动时，听干部家属和附近老百姓讲，你们明大就要转溧阳去。他们回到监内把这事讲了，于是大家都悄悄开始准备，也大多一晚未合眼。犯人大都一贫如洗，除了最重要的吃饭的家什，其他只有一点换洗的衣物，收拾一下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随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捆扎被子，因为没有捆扎的绳子，只是叠了一下，等干部来发绳子。大家从干部手中接过一根根绳子，很快，被子就捆扎好了，然后集中在一起，就不需你再管了。刚刚洗漱完毕，就提早开饭了，这时天已经开始亮了起来，初冬的早晨寒意还是很深的，可此时大家内心的寒意却更深了。那天上午，每个犯人领到的是两个馒头和一块咸菜，干干地吃下去，也不给水喝，那是怕你在押解的途中小便，于是有的犯人就喝监内大池子中的水，好在那水还比较干净。一九七 O 年初冬的一天，石佛寺监狱的数千名犯人就这样走上了武装押送的囚车，长长的车队缓缓地驶出了石佛寺劳改农场的大门。车队的最前面是武装军人的车，黑洞洞的机枪口朝着后边的囚车，最后一辆囚车的后面也是武装军人的车，黑洞洞的机枪口朝着前面的囚车，而干部则坐在一个大客车上，行驶在车队的最后面。伴随着警报声囚车行进着，警报声提醒着路人和车辆，也刺激着囚车里犯人的不安焦虑的神经。每部囚车都是解放牌汽车，草绿色的篷布把车子遮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车子行进到什么地方，谁也无法知道。“过大桥了，过大桥了。”一个犯人透过篷布上的一个小洞，大家才略知点外面的方向。囚车内的犯人两人铐一个铐子，一人有事两人必须一块行动。“过中山门了，过中山门了。”囚车还在缓缓地行驶着，将近两个小时过去了，有的犯人开始憋不住了，这时的叫喊是没有任何用的，谁也不会理你，于是只好连带着同铐在一起的犯人在车内小便起来，臊哄哄的小便沿着车板流淌到其他犯人的脚下，引来一阵阵的臭骂。“老狗日的，不能忍一下啊？”“好，你们撒，我也撒。”刚刚还是骂别人，这时自己也憋不住了。整个车厢内弥漫着阵阵臊气，我和延林铐在一起，蹲在最前面的车厢地板上，也许是昨夜一夜未合，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跛子霍鹤皋可不管那叫骂声，兴致上来学起了那天晚上看的电影《南征北战》里的对白。霍是老改造了，已经进出监狱好几回，《南征北战》不知看过多少回，可以从头到尾背下所有的对白：“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革命就不怕打破坛坛罐罐……”他绘声绘色地背着，谁也没有去搭理他。“这是老河口，你们看这有一个标记。”那个在篷布小洞上向外窥视的犯人叫了出来。“老河口？这是什么地方？谁知道？”谁也不知道。囚车在老河口处向左转弯，更加缓慢地行驶在乡村的小道上。走了将近四个小时的路程，戒备森严的车队终于停了下米，停在江苏省溧阳县境内。这一天是一九七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 蚕种场打开江苏省的地图，你会发现在长江南岸的丘陵地区，沿着312国道就是沪宁老公路那一段上有一个县级城市——溧阳市，那时它叫溧阳县。在溧阳市的范围内，老河口附近有两个并不起眼的小镇，一个叫竹箦桥，一个叫东岳庙，当地的老百姓习惯称之为东王庙，历史上有很多东王，这是哪一个“东王”，当地老百姓弄不清，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清。那时农村的公路一般都是砂石铺成，路面极不平整，坑坑洼洼的，路旁的丛林中、田野中，一座座岗亭巍然屹立，黑漆漆的大铁门上和水泥柱上刷上了诸如“改恶从善，重做新人”、“认清形势，认罪服法”的醒目大字，时时提醒你犯人的身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后期，溧阳竹箦一带的地方突然间发现了煤矿。开采这些煤矿急需大批的劳动力，于是七十年代初期江苏各地的犯人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最大规模的迁移，于是一座座监狱就拔地而起。后来的过程证明，煤是有的，可那大多属于“鸡窝煤”，数量少得可怜，开采也太不划算，于是“竹箦煤矿”是虚名，但大规模迁移而来的犯人却长期留了下来，成了这里的长住民。这样溧阳的劳改队就和溧阳的特产茶叶、山货一样出了名，直到今天人们一提到溧阳，会想到溧阳的劳改队，想到闻名遐迩的“竹箦”和“社诸”两大劳改农场。溧阳离南京八十公里，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连绵不断的茅山横亘在它的境内，秀美亮丽的天目湖碧波荡漾，天下美食的“砂锅鱼头”就出在天目湖。山多田少，物产并不丰富，七十年代的溧阳又是贫穷和落后出了名的，即使在今天，溧阳也没有跨进富裕的行列中，这在富裕的江南是少有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却留驻了我的生活脚步，留下了我三千多个度日如年的日日夜夜，也留下了许许多多珍贵的人生经历和回忆。当年关押我的监狱，时称溧阳四大队三十八中队。我被分到“三十八中队”的蚕种场，“三十八”是劳改队的编号，可见当时劳改队数量之多。每个中队三百人到五百人不等，可见当时劳改犯人之多。蚕种场的犯人大多数是南京过去的，大多有点熟悉。干部则换了新的，姚干事不知到了何处，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出狱后我也曾托人到这里来打听过，一直没有音信。可我心里非常怀念他，感谢他在我刚进监狱时对我的照顾和告诫，便我少走许多弯路。这样的好干部，我还能再碰到吗？蚕种场是当时为数众多的劳改队之一，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劳改队，劳动的技术含量很高，顾名思义就是养蚕制种，这在当时的江、浙一带是很有名的。蚕种场有着大片的桑叶田，漫山遍野种的都是桑树，从种桑、采桑、养蚕、制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监狱配套也很特殊，监狱之外是养蚕、制种的车间，车间保持恒温、清洁、卫生，犯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劳动改造，这在整个溧阳地区的劳改队中还是很少俏的。蚕种场劳改的犯人也分三班倒，能到这样的地方劳改，难免喜形于色，很多时候常常忘记自己犯人的身份，就在这时，我才感觉到政府为了改造的需要也把犯人分为三、六、九等，比如去养蚕的犯人就没有军警看管，而他们犯的一般都是些轻微的刑事罪，简单地说就是不会逃跑的，但是诸如偷、盗流窜等犯罪的定不可能进人的。从某种意义讲，监狱就是一个仓库，仓库是不能少东西的，犯人如果逃跑就是少了东西，那是不行的。而我呢？可能因为我的案情较为重大，所以我没能去，留在了大田的“严管组”。所谓的严管组就是劳动的时候，有干部跟着，有武装军人看着，在一定的范围内劳作，不得逾越警戒线，否则会遭到惩戒的。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了，干什么都无所谓了，一个人若想强大，他必须有很强的自信心，必须有很强的归零能力，必须能平静地重回起点，从而开始新的人生。那时的大田劳作是很苦的，尤其是到了养蚕的季节，无论刮风下雨，电闪雷鸣，再恶劣的自然条件都得出去劳作，那就是采桑叶，因为蚕需要吃，蚕不可一日无桑。每到下雨的时候，个个都淋得像落汤鸡一样，感冒发热是常有的事，但时间长了，体质竟然也日益增强，反而很少生病了。我曾经跟车送桑到车间，车间里寂静无声，只听得蚕儿吃食桑叶发出“嚓嚓”的有节奏的声音，令人惊奇。那养蚕车间外的窗口下，堆着一些从窗口里扔出来的病蚕，硕胖的躯体还在蠕动，而一只只癞蛤蟆鼓瞪着大眼贪婪地把它们一口口吞下，不禁令人汗毛倒竖。我们队来了一个队长，部队复员的，姓王，我们叫他王队长，响水人氏，矮墩墩的，很凶，粗俗，浅薄很叫人生烦。养蚕车间里还有几个当时苏州蚕桑学校毕业的女技术员，正值青春年华，一袭白大褂裹着丰满健康的身体，银铃般的笑声从一群光头的劳改犯队伍前掠过，引来众多的“咂咂”声，不仅召来王队长的痛骂：“混蛋，看什么看？”而他的眼睛却一直盯着白大褂们不放。直到有一天，他的农村小女人来看他，我们才发现他的福气不小，如此娇小靓丽的老婆，和他相配，真可谓天上地下。有一天她到菜园组买菜，我告诉她不要钱，这里一切都是王队长管的，王队长在这里最大，她心满意足地摘了一些来回去，眉宇间洋溢着喜悦和幸福。养蚕还有一道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为了给蚕儿上山结茧而编的“簇”，这是用麦秸编的，很细很轻的活。一般的情况下都是那些老弱病残的人干的。当的我们蚕种场有一个老人，叫赵康侯，是原国民党一 0O 军的代军长，解放战争中国民党一 0O 军被打垮，于是国民党又重组了﹣0 O 军，赵康侯就任代军长。军人有军人的气质，偌大的年纪，老眼昏花在那里编着“簇”，腰杆却挺得笔直。王队长背着手一摇一晃地走来，轻蔑地看着“赵军长”编着“簇”:“赵康侯，这活比你当军长时的生活怎么样？”“报告王队长，我当军长时的生活你没见过？”赵康侯依旧在编他的“簇”，头抬也没抬地回答说。王队长没有回答，也许根本无法回答，是的，那“国军军长”时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又是谁能说清的呢？只有当事人赵康侯知道。赵康侯，属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九七五年特赦。养蚕制种一般在春、夏、秋三季，制成的种供应整个苏浙地区的养蚕户，除此之外，犯人们就得干其他的农活，整桑田、修剪树、挑土方，等等。二 OO 六年七月十三日，我和魏昌宝、马洪宝回到了溧阳的蚕种场，当年的蚕种场依然在路口，却早已是破烂不堪，空荡荡的监狱早已废弃，败落的岗亭已无当年的森严，到处都是残砖破瓦，曾经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的一千余亩桑田也被砍伐殆尽改为农田，一望无边的丘陵、山田中还会看到孤零零残存的几株在夏日的烈焰中摇曳的桑树，那关押我们的监狱早已改作民工的宿舍，而我曾经睡过的炕还依然可见。一个年逾花甲的老公安一直紧跟着我们，我认出那是当年的王队长，而他却没能认出我们，还以为我们是“上面”下来的人，看着我们的装束，看着我们开着车过去，也难怪他有这样的猜测，他一直絮絮叨叨地讲着当年的辉煌：“这蚕种场是整个溧阳劳改系统中效益最好的，蚕种是供不应求的。”我们冷冷地看着他，殊不知这当年最好的效益都是无数在这里流血流汗的劳改犯在非人的待遇下创造出来的，这当中就有我，就有小魏和小马等，这没有劳动力成本的效益会不好吗？在离开蚕种场监狱时，我们三人整齐地并排站在监狱那道清晰的白色警戒线前，轻轻地但十分清楚地喊出了那句当年不知喊了多少遍的话：“报告班长，犯人进去！”只是没有立正，只是很随便，只是带着微笑。小魏还调侃地喊了一句，“报告班长，犯人进去敲背。”引来我和小马的大笑，这笑声弄得王队长十分不明白。此时，当年的“犯人”还在，当年的管教干部还在，当年的班长却不知哪里去了，心中只是感叹，一个时代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我曾经无数次地想到溧阳蚕种场，一想到它就会从心中涌起诅咒和憎恨，也会下意识地想再看一看这一座炼狱，这种矛盾的心结无时无刻地煎熬着我。如今当我真正地又站在它的面前，一晃三十六年过去了。 巴黎公社一百年一九七0年的三月，江南的丘陵山区，虽说春天又悄悄来到，但倒春寒的阴冷依然令人感到冬天还在。春蚕还未开始，整个监狱的劳动是挑土方、整田、种桑树。这一年的三月十八日，是个特殊的日子，是法国巴黎公社爆发革命的一百周年，那时有个口号：“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难受之时。”当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社论，着重强调“对反革命分子决不能手软”，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盛期，又是“一打三反”刚过去一年。那天天气出奇的冷，可人心更冷，冥冥中我感到今天一定有事，心中嘀咕着，小心点。到了出工的时间，犯人们已经站好了队，点完了名，王队长打开沉重的黑漆漆的大铁门进来了。他随手重重地把门关上，发出“咣”的一声巨响，脸上布满阴气和杀气……他开始了例行的出工前训话：“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们知道。今天是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就是对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太宽大了！”队中的犯人犯反革命的罪不是很多，充其量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而绝大多数的是刑事犯罪的人，王队长把他们也统统算做反革命分子。队伍在王队长的带领下，走出了监房的大门。我们看见寒风中站着一个颤萎萎的老头，已经很老了，他的手中提着一网袋的食品之类的东西，显然是来接见的。他看着大队的犯人出来，好像发现了目标，径直朝队伍走来，王队长叫住了他，态度十分凶狠，顺手从老者手中拿过网袋，愤愤地把网袋扔到监房门口的小池塘里，网袋里的东西在水面上漂浮了一会，便沉了下去……这一切就在瞬间发生，谁也不会想到竟有这样的事发生。突然，队伍中传出一声喊叫：“爸！”一个犯人突然跪了下来，我看清了，那个犯人叫倪立志，是南京著名的军工厂五一一厂的技术员。事后知道，他的老父亲是从四川千里迢迢来看他的，辗转了四五天才来到这偏僻的山区，可遭到的是如此令人心寒的对待。到了工地以后，犯人们各自为政，在四面武装人员的看守下，一个人一个塘口开始挑土方。挑土方是很沉重的活，因此当时规定凡是挑一立方的土，奖励2两粮食，这是农场规定的，但是到了各个中队，情况就起了变化，我们中队就被克扣为每挑一立方米的土，奖励1两粮，问为什么？王队长回答：备荒。同样是每天出工，只有这一工种还有粮食奖励，对于那个时代终日劳作而得不到温饱的犯人来讲，无疑是有巨大的诱惑，于是犯人们豁出命来拼死拼活地干，寒风中许多犯人赤着上身一路小跑地挑土、挖土，寒意全无，在他们的脸上浮现的是明天中午可以增加几两粮食，明天的肚子会好受些。犯人们挖的塘口奇形怪状，很不规范，因此丈量时就比较困难。好在丈量工作也是由犯人来干，也就马马虎虎过去了。那一天，陈立华的塘口挖得就很不规，前高后低，呈“坡”状，土方无法量准确。丈量土方的袁文仕提出，让陈立华悄梢加一下工，等一会儿再来量。陈立华不高兴了，认为袁在欺负人。这事如换了别人的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而且袁也比较好说话。坏就坏在陈立华平日里倚老卖老，嘴不饶人，七十多岁的人偏偏脾气怪异，不识世故、凡事无理也要辩回几分理，于是双方争执了起来。已经到了收工的时候，大家都在收拾工具准备排队，争吵声使得工地喧闹起来，本来一天相安无事，这下就来事了。那上工时气还未消的王队长不知从哪里跑了过来，不等问明情况，二话不说，一声大喊：“绑起来！”于是几个“积极”的犯人跑上前来，“扒去他的上衣！”王队长命令着。就这样已经七十多岁的陈立华被扒光工衣，赤裸裸地被绑在工地上，此时夕阳早已西下，残阳中陈立华嘴里的几颗金牙闪闪发亮。被绑的陈立华瘦骨伶仃，胸前根根肋骨清晰可见，拇指粗的绳子捆在他的身上，嵌在肋骨上仅有的一点皮中。那绳子是专门用来捆人的，一般带队出工的干部都会随身带着，有时也会嫌烦，会扔给犯人中诸如丈量土方的一些积极改造的犯人保管。站立在寒风中的陈立华痛不欲生，用浓重的南京江宁话大叫：“我这么大年纪的人吃不消啊，王队长，你行行好，积点德吧！”王队长听到后，操着苏北的口音吼道：“对你们反革命分子就不能宽大，不然你们会造反的！”土方丈量完毕，大队的犯人集合点名准备回监房了，王队长这才叫袁文仕等人给陈立华松了绑。此时的陈立华冻得鼻涕直淌，老泪纵横。就这样，一九七 O 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一百周年时，陈立华在寒风中被绑了一个小时，而我们的王队长还没有完：“晚上批斗陈立华。”他站在监房外大声地喊，目送着大队的犯人走进监房。当天的晚上，陈立华就站在监房内，在两个小时的精神折磨下接受众犯人的批斗，王队长则在监房内的办公室里悠闲地抽着烟。入监已经快两年的陈立华，木匠出身，江苏江宁人氏。解放前凭着手艺省吃俭用慢慢地开了一个营造厂，“文化大革命”中，不知何故，进了监狱，被判了七年刑，罪名是“盗窃犯”。七十多岁的人，能盗窃什么，我不得而知。劳改以后的陈立华还算安生，他从不沾别人的光，别人就更别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一张布满金牙的嘴从不饶人。家中有一妻子和儿子，基本上不来看他，用他的话说，“没良心的，只当我死了。”年纪已经一大把了，数落起过去的风流事嘴里白沫飞溅，他那老婆是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南京大屠杀后逃难的路上认识的，晚上睡到一起，女的便钻进他的被窝里……这样的故事他也不知反反复复讲了名少回，我就听他讲过好几次，有的犯人给汇报了，王队长骂他：“老流氓！”尽管监狱中见不到人民币，但钱给你记在账上，每月可以买一次东西，监狱中叫“开账”。陈立华不相信人民币，账上有多少钱一定要用完才甘心。他把这此钱用来买搪瓷盆和钢精锅，现在叫铝锅，他说这些东西看得见，账上的钱看不见。他的木箱里就放着开账买回的几十个这样的盆和锅。逢到休息天和天气原因不出工，他便会把这些盆和锅拿出来，用布一个个细心地擦拭，那细心、那专注、那专恋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也正是这样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的笑容布满他那饱经沧桑、颧骨突出的脸上。我永远难忘那一天，轮到陈立华打饭，他关上箱子，上好锁，飞一般地跑出去，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到了，手中的饭盆滚了好远，好远……他艰难地爬起来，拾起盆子，用衣袖轻轻地擦拭着，抚摸着，不时地哈口气、吐口唾沫擦去脏痕，鲜红的血从他的额头中流淌下来，那是刚才摔破的，他却全然不顾。当晚的批斗会没能进行到底，陈立华像一座山似的塌了下来，病倒后再也没能爬起来，直到有一天，手扶拖拉机把他拉到竹箦煤矿的医院，他终于再也没能回到蚕种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