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之歌》始末 连载九
第二章：看守所的日子
让死者有不朽的名
一九七0年四月二十八日，被处决的人中有一个知青，他就是南京八中的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插队江苏洪泽县的陈卓然。
一九七 O 年四月十二日的深夜，整个“娃娃桥”已经沉寂下来，死一般的安静，唯有那通宵不灭的“长明灯”依然明亮耀眼。突然沉重的柜台声又响了起来，一定是来人了，因为需要在柜台内彻底搜身，抽去皮带、裤带，钳去风纪扣等一切据认为可能带来危害的物品，然后再送到牢房里，带上你的数字号牌，从此你将暂时告别你的名字。
随着清晰的脚步声，我们的牢房门被打开了，军代表送进来一个细高个子的白净小伙子，他一头自然卷曲的头发，双眼炯炯有神，身体看起来十分疲惫，预示着刚刚经历过长途颠簸。多么漂亮的小伙子，多么熟悉的面孔，我们似曾相识过？我紧盯着他，想找出我过去的记忆，他也盯着我，却眼角上挑，分明告诉我，别吱声，假装一切都不知道。
他，就是一九七0年二月十三日轰动南京，被冠以“二．一三现行反革命案”的主犯——苏小彬，首犯是陈卓然，他们同是南京八中的高中毕业生，同在一九六八年被下放到江苏洪泽县的插队知青。同一天被捕的还有倪寒予，陈卓然的妹妹、母亲以及陈卓然、苏小彬两人的女友。
大批的知识青年下农村后，发现一切不是想象中的那样，他们开始醒悟、思考，不再象“文化大革命”中那样的愚忠和单纯。既然看不到光明，也就无所谓黑暗了。他们毕竟有知识，有头脑，善于思考，他们不相信那个年代的生存法则，要么做“哑巴”，要么做“骗子”，他们要有自己的话语权。现实是残酷的，是无情的，迷惘和思考、希望和忧虑时时困扰着知青那善良的心灵，要么在苦斗中觉醒，要么在软弱中沉沦，大多数知青选择了前一种。
一九七0年二月十二日下午，江苏《新华日报》破天荒地发行了下午版，为了响应“四人帮”所谓“见缝插针”“杀一小批”的号召，特地用大号黑体字发表了社论《坚决镇压反革命》，拉开了江苏配合全国“一打三反”运动的大幕，一场空前的大搜捕、大镇压开始了，因为要“杀一小批反革命”，这“一小批‘反革命’只占人民的百分之五”。
我无法清楚，陈卓然、苏小彬他们当时的思想状况，但我知道，那苏北的洪泽县确实太苦了，我知道，知识分子集体失言的传统并不属于他们。
一九七0年二月十三日的凌晨，他们一人望风，一人戴上手套，把一张张“反动标语”贴在鼓楼、玄武湖以及中央路等主干道上，用过的胶水瓶随手扔到马路中央的无人岛上……
这一张张的标语，是前一天他们用报纸上的铅字，一个个剪下来，拼句而成的，目的是无法查清笔迹。
标语的内容有：
“査全华烈士永垂不朽！”“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等等，等等。
贴完以后，陈卓然、苏小彬悄然坐上了上午九时从南京开往洪泽的班车回去了，一夜的疲劳和紧张此时正化作阵阵睡意……
二月十三日，天亮了，上班的人们发现了这些标语，胆小怕事的人绕开了，“觉悟”高的人赶快去报告，领“头功”去了。一瞬间，南京城炸开了，公检法乱了套，省、市革委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四人帮”在南京的死党，当时江苏省革委的某负责人拍桌子大叫：“抓起来，给我杀掉！”上午九时，通缉令张贴起来，全市大街小巷刷满了“全市人民行动起来，打一场侦破‘二.一三反革命案’的人民战争”的大幅标语。与此同时，大规模的排查工作在全面展开……
一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案件毫无进展，为了加强震慑作用，三月六日，南京五台山召开了“公判大会”，处决了十二名“现行反革命”。
而此时，远在洪泽县的陈卓然、苏小彬也时刻关心着案件的进展，心中也一直十分紧张，他们和南京方面保持着信件的往来。
“六嫂病情恶化，杨大夫正想尽一切办法抢救，望你们放心，一切由我精心照料。”
写这封信的人叫倪寒予，也是这一集团的“首犯”。
这一封信表面上看十分平常，然而信的内容只有写信人和收信人心中明白，这封信翻译过来的内容是这样的：“××条标语查得很紧，省革委会的杨××大动肝火，估计不会有事， 一切有我在南京料理，无事千万不要回来！”
这样的信件来来往往，短短的两个月中竟有数封，而且这当中他们俩还回了南京一次。
追查的高潮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低落下去。此案似乎成了悬案，后来直到案破，才发现当时的排查十分不严谨，偏偏漏掉了知识青年。
一九七0年四月十二日，南京的“首犯”倪寒予由于一件根本无关此案的事遭单位审查，为了不坐牢，供出了此案，而此时的他正和陈卓然的妹妹在热恋中……
于是，十二日深夜，两辆军用吉普车载满军警，带着江苏省“四人帮”死党杨××亲手签署的逮捕证向洪泽县奔袭，这一天正是他们张贴标语的两个月整。同时被捕的还有他们的女友，另外知道此事的三人同时被捕，皆关在“娃娃桥”。
自打苏小彬关进我们29号牢房里，我们的牢房就一天也没有安静过。大凡坐牢的人神经特别敏感，反应也异常地快，他们不希望每天就这样坐吃等死的生活，希望多一点事，甚至多一点麻烦，好打发生活的无聊和空虚。因为他们需要在这永恒的无聊和空虚中寻找到一点刺激，好把每天的日子过得快些，再快些。苏小彬的到来打破了牢里从三月六日后相对的平静，所以大家非但没有责怪他，反而很感谢他。
即使在深夜，犯人们早已睡去，29号的牢门常常会被突然打开，几束强烈的手电简的光束在监内扫来扫去，最后都会停在苏小彬的身上，门口都会挤着一群穿着军装、大腹便便的人，一看就知道是高官。随后他就被提了出去，站在牢房的天井里，漆黑的夜空被镁光灯照射得像阵阵闪电掠过一样。夜以继日的批斗夜以继日的审讯，仅仅一个星期，苏小彬已经被折磨得不象人样，瘦得只剩一个架子，但我从他的眼里，看到的似乎还有生活下去的信心，只是很虚幻。
一个人要热爱生活，就得背叛这沉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从这点上来看，陈卓然、苏小彬背叛得比我彻底得多，也正因为如此彻底，他们才能在艰难困苦的十六天里，傲然挺拔，没有倒下去。
被捕以后，他们很干脆地承认了他们所做的一切，体面地成全了杨××等人焦虑而紧张的心理。
有两天的时间，苏小彬被带了出去，回来告诉我是到中央路那些无名岛上去找“胶水瓶”，因为那是他们的作案工具，只是都没有找到。
我和他们一块出去批斗过，在批斗会上我看到他们站成一排，还有那几个年轻的女孩子，我丝毫看不到陈卓然、苏小彬的胆怯和畏缩，在即将告别人生的日子里，他们反而显得那么坦然，那么充满信心。在批斗会上，陈卓然几次将倪寒予斥为“叛徒”，也为此被勒紧脖上的绳索，击打后嘴角流血。
一九七0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就是陈卓然、苏小彬被捕后的十六天，陈卓然被处决了，苏小彬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十六天了结此案，也许创造了中国司法史上的空前纪录，然而却符合“从重、从快、从严”的精神。那时陈卓然、苏小彬都是二十多岁。
四月二十八日的那天宣判会，还有让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幕。
当宣读判决书的那位姓蒋的军人在读到倪寒予时，是这样讲的：“二一三反革命集团案首犯倪寒予一贯反动，罪大恶极，本应判决死刑，……”说完拿起桌上的杯子，呷了一口水，掀开茶杯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人们伸着头等待他的下一句话，“但归案后能坦白交代，检举他人，现决定当场释放。”随着全场“哇”的声音，一个手拿闪亮的大剪刀的军人走上来，“咔嚓、咔嚓”剪去五花大绑的倪寒予身上的绳索，声音也随着麦克风传出去……
“回家去吧！”蒋××大声说，那军人也把闪亮的剪刀高高举起，此时的倪寒予一下子跌落到地上，整个宣判会进入到一个高潮。
会后，倪寒予作为“坦白从宽，宽大处理”的典型，随着军管会组织的“宣研团到处宣讲，从一个会场转到另一个会场，只是角色不同了。而此时的陈卓然已魂归西天，苏小彬也已被押往镇江监狱。他们两个的女友被释放了，据讲已经疯了。
1979年，陈卓然平反昭雪了，陈卓然的妹妹去镇江监狱接平反释放的苏小彬，回到了南京。而此时的倪寒予是什么样的状况？我已不想知道了。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在南京瞻园举办的《春华秋实》南京知识青年回顾展上，我们给陈卓然专门开辟了一个专栏，参观者络绎不绝，面带微笑的陈卓然的遗像似乎在提醒活着的人们，生活中并非都是微笑，可我们应该微笑地对待生活。
“让生者有不朽的爱，让死者有不朽的名。”这是印度哲人泰戈尔的话，谨此作为对陈卓然的纪念吧。
无论是判了二十年的杨万福，还是判了十五年的苏小彬，他们所犯案的案情，都牵涉到一个人：查全华。
查全华
查全华是什么人？为什么许许多多的“反革命案”中都有着他的影子呢？虽然我没有和他一块被批斗，但我还是有必要向大家交代一下，他是南京市“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处决的“现行反革命”。
一九六九年底，我正因为《知青之歌》的悄然流传被搞得六神无主、寝食难安，一天在去同学宋保义家的途中，正巧碰上枪决犯人之前的全市大游行。长龙似的解放牌军用敞篷车上载着一个个五花大绑即将被处决的犯人，行驶的速度极慢，车上还站立着许许多多荷枪的解放军，其中第一辆囚车上站立的一个青年人在驶过水西门仓巷口“江南春茶社”时，突然挣扎着抬起头高喊：“妈，妈！”随即被押解人员拉紧尼龙绳而发不出声响。“江南春茶社”楼上住的就是他的母亲。
半个小时后，这个青年人被处决于凤凰西街南京市公安局的刑场，时年二十二岁。他，就是查全华，南京“文化大革命”中最早成立的所谓“马列主义小组”的组长，也是南京市第一个被冠以“反革命集团”而被处决的第一人。
查全华被处决了，而他的那个所谓的“马列主义小组”的成员大多判了重刑，其中和我同届的五中高三甲班的柯德远被判了十年。
当时我看到了同时贴在墙上的布告，在保义家中，我对保义说：“柯德远也被判了十年，什么时候轮到我。”一副沮丧的样子。
“不会的。”保义说。
“你和他不一样。”保义又极力安慰我。
我们相对而视，默默无语，谁也不想去捅破那一层从人间到地狱的薄薄的纸，然而，几个月后，我的话却兑现了。
査全华是南京第二十四中学的学生，一九六三年那年他应该是初三的学生，虽成熟得早，他却不更事，不知道时势的险恶。他和班上的一些男同学，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讨论的范围涉及当时许多的政事，比如中苏论战、国际共运、国共两党等。讨论中并做了记录，由于一九六三年是癸卯年，这个记录也被称为“癸卯宁条约”，“宁”是南京的简称，这一年他十五岁。
一九六三年，查全华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能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招去，却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由学校派送参军，集训结束后，由于才能出众被调到连队做文书，似乎人生的旅途开始踏上了顺风的船，他屡屡立功获奖，深得部队的信任。
当时“癸卯宁条约”的成员大多去了不同的地方，频繁不断的来信引起了连队的警惕，一次连队领导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截获了他的几封来信私拆查看，方知他在人伍前参加了一个什么“癸卯宁条约”，汇报上去认为此人留在部队不妥？但也说不出理由，于是让他脱下军装，提前退伍，这已经是一九六五年。
退伍后，查全华被分配到南京市玄武区建筑公司三队任施工员，他勤于学习和探索？对时政的过度关心的秉性依然如故，全然没有吸取被提早退伍的教训。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件事的发生彻底改变了他的信仰和他的人生，也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南京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武斗的第一桩命案，是以当时江苏省某高干子弟管××为首的一批人残酷地打死了工人王金。王金是查全华所在系统的工人，于是他发起成立了“王金事件调查组”，并出任主要领导。
这期间，调查组数次进人“娃娃桥”提审当时被保护收监的管沪宁，查全华实指望能给死去的工人兄弟王金申冤，可没想到的却是，凶手非但没有伏法，反而被送到部队成了人民解放军。这样一来，“调查组”已经毫无作用了。此时查全华猛醒，天子犯法与庶民根本不同罪。他愤然退出“调査组”以及参加的“造反派”组织，静下心来专心研究一些问题，决定成立真正的“马列主义小组”。
一九六九年十月，他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工人、学生成立了“马列主义小组”并任组长。他提出了“二次革命”的理论，为“在中国可能发生的革命”做准备他此时用的化名是“罗左”。
一九六九年，因当时的“副组长”的自首交代，查全华以及他的“马列主义小组”成员悉数被捕，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集团”，查为首犯，当时的判决书是这样写的：“查全华思想极端反动，建立反动组织‘马列主义小组’，起草反动纲领《论二次革命》，有组织、有计划、有行动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他成了“文化大革命”中首个被处决的政治犯，他的魅力吸引了众多的后行者，招来了众多人的敬佩和怀念。
一九七八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查全华的家人以及活着的所有涉案人员联名上诉，经过长达一年的据理力争，终于使得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下达了对以查全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平反判决书，此时大规模的“平反冤案错案”的工作已近尾声，当时平反判决书认定：“癸卯宁条约”以及“马列主义小组”不是反革命组织……
査全华死了，得以平反昭雪，可生命却永远消失。其他同案的人陆续平反出狱，但是，其中有的人已经坐了十年的牢。
查全华的单位给他补偿了三千元人民币，亲人和好友给他建了坟，立了碑。我有幸从其他涉案人员的手中看到查全华一身戎装的照片，聪慧的脸上洋溢着自信和豁达的微笑。无奈笑容难以持久，凋零得也似乎太早了。
四十八场批斗
我插队的永宁公社红旗八队的二梁给我统计过，在我被抓进去以后，被批斗共四十八场。我相信他统计的准确性，难得有如此的好心人，其实究竟批斗我多少场，我也记不清了，因为我已经麻木了，就像一件物品每天拿出又送回一样。
可是到我插队的江浦县的批斗，却在江浦看守所借住了几天。
我的歌是在江浦写的，我当时的身份是江浦县插队知青，江浦县虽说只是一个毗邻南京的小县，当时的人口也只有三十多万，但是在江浦的十多个公社里却遍布数千名知青。在南京市的批斗差不多了，为了肃清“流毒”，把我押到江浦县批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一九七 O 年四月一日，我被押上囚车，跟随着批判小分队，在军代表的带领下，再一次经过南京长江大桥，回到我离开快两个月的第二故乡——江浦县。四月的江浦，春暖花开，树茂草盛，空气清新，江浦的山、江浦的水、江浦的乡村，使自诩为江浦人的我感到格外的亲切。油菜花又开了，黄灿灿的一片，点缀在一望无垠的麦田之中，阵阵的香气袭来，令人心旷神怡。
到了江浦后，我便被寄押在江浦县看守所，以后的一个星期，我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到底是县城里的看守所，条件十分差，平房低矮潮湿，最大的差别在于每天只给吃两顿饭，根本吃不饱，关进来的人不到几个星期，便会瘦了一圈，根本不把你当人待。
我进了囚室，里面已经关了五个人，其中也有一个知青，关进来已经有一个星期了，罪名是“流氓集团”，涉案人员有四人，而且全是知青，他已经十分虚弱了，大概是饿昏了。
知青插队以来，和农民的矛盾日益恶化，冲突不断发生，地方的各级领导早就想找机会惩治一下无法无天、有知识有文化、讲也讲不过、打也打不过的知青，这四个知青便给了他们这样一个机会。
夜行在黄山岭的路上，前方一个农民大概怕走夜路，打开半导体收音机以壮胆。而这四个知青嫌收音机太吵，走过去要农民关掉，农民不肯，双方争执起来，知青人多气盛，农民不是对手，被打了还被抢了半导体收音机。知青们根本不会想到后果，第二天，农民报告了，很快四个知青便被抓了起来，定性为“流氓集团”。关进来前后，已经吃尽了苦头，都被打得不成样子。
四月二日，我们一起被拉上囚车，在江浦县进行巡回批斗，第一场是批斗他们，第二场则是我。
江浦县建设公社社都的礼堂里早已挤满了知青，会场内外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其中就有“彻底批判反动歌曲《知青之歌》”,“砸烂现行反革命任毅的狗头”等等。会场的周围站满了端着枪的大批民兵，穿得破破烂烂，无精打采，好似电影中看过的散兵、民团，我心中不由窃笑。在押进会场的路上，我见到了大批平日相处在一起的五中的同学，其中也包括为我的事而遭到太多麻烦的女朋友和其他知青。
在这样的场合里，要想开一场严肃的批斗会是艰难的，这当中还发生了这样的一段插曲，批斗小分队中有一个队员在会场上看到了她大半年来未回家的亲姐姐而抱头痛哭，情绪受到极大的影响，批斗会所需要的群情激昂，以及浓烈的火药味也根本谈不上了。批斗会中，我还未上场，五中同学宋保义便挤到后台，悄悄地对我说，批斗会后提出上厕所，我点头答应了。
批斗会草草结束了，场内人山人海，知青们还挤在那里想看看我到底是什么样子，过去只知道《知青之歌》是五中同学写的，但不知是哪个，今天终于看到了。你说，能恨得起来吗？围在我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久久不愿散去，此时我提出上厕所，军代表就带着我一前一后去礼堂前广场角落里的厕所，一路上我四下张望，在寻找宋保义。
突然之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大批知青涌了上来，组成一道围墙，手挽手地硬是把我和军代表隔了开来，并大声地喊叫：“让开，让开，让任毅上厕所。”
此时在众多的知青中，我看到了沈六九、宋保义、康健和小兔；看到了许许多多五中的同学，也看到了她………人们簇拥着我进了那个土厕所，又一大群地堵在厕所外，急得军代表一个劲地叫。
“任毅，不要怕，我们记得你！”
“挺住，没什么了不起，现在是我们知青倒霉的时候！”
一只又一只的手拽着我，朝我的口袋里放钱和放粮票，口袋已经被扯破了。我止不住泪流满面，囚车拉着警笛声慢慢地驶出公社大院，隔着铁窗我看见灰尘后面那一群知青兄弟姐妹们，还久久地站立在那里。
回到看守所，我拿出了一张张揉破了的钱和粮票，我记得共有八十多元钱和二十多斤粮票，我把这钱和粮票摁平整齐地放在一起。
在那艰难而困苦的知青岁月里，知青每月只领到七元五角钱和三十斤粮票，对于他们是根本不够用和不够吃的，今天给了我却是多么的不容易，而且我根本不知道谁给的。我握着这些钱和粮票，感到好沉好沉，心情也好沉好沉。
第二天上午，我又被押出去批斗时，把这钱和粮票交给了军代表。因为回“娃娃桥”是要搜身的，到时搜出来反倒坏事，倒不如主动“交代”。军代表收到钱和粮票，也没多问，只是说：“我给你登记一下，到时给你。”
都是死囚了，还给什么给，军代表心中明白。
一九七0年七月二十一日，我大难不死，捡回一条命，在从“娃娃桥”转移到建邺区看守所的交接单上，归还我的物品只是当初从我身上搜出来的，而那八十多元和二十多斤的粮票根本没有踪影，此时，那个军代表在柜台外抽着他的烟，权当没有那回事。
一九七0年四月四日，我被拉到江浦县永宁公社批斗，那是我插队的公社。那一天在晓桥批斗，看的人太多了，不仅是知青，乡里乡亲的农民也来了，都想来看看我。
批斗会场上，我看到红旗八队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一个个表情严肃，二狗子悄悄地挤到前台跟我讲：“你走后，上海来的人就在村子里排查你的事，好多天，大家都害怕极了。”我看见了队长陈国门，看见了大梁、二梁、宋洪和马齐，也看到了大狗、二狗和三狗子，我那干爹、干妈、小耿和小玲则站在远处，悄悄地落泪。
批斗会终于开场了，新来的公社书记主持，突然他站起来，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任毅！”
场下的知青几乎无人回应，应声的只是当地的一些农民，稀稀落落的。在看到大伙沉默无声，他指着会场上的知青问：“你们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上？”于是又引来一片嘘声。
这一场批斗会便草草结束了，我是含着泪离开的。
我再次回到永宁却已经是九年后。
一九七0年四月四日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和那个所谓的“流氓集团”的四个知青被拉到江浦县石桥公社批斗。由于该公社地广人稀，知青大多分散，加上交通也不便利，原定于上午九时召开的批斗会迟迟未能开始。
我们五个人被集中在公社的食堂里，都被戴上铐子坐在地上等着上场，看守我们的人以及批判小分队的成员都坐在外面。上午的饭早已经开过，一个蒸笼里放着上午还没有被售出的白花花的馒头，我们五个人都看见了。蒸笼在我的身后，背铐的手伸过去一点就能拿到。而蒸笼离他们比较远，他们的眼光都集中在这头上。
“任毅，后面馒头，馒头。”那“集团”的首犯对我喊道。
实际上，我知道，他们想吃馒头，我也想吃，因为肚子太饿了。我四下地看了一下，屋里只有我们五个人，于是我也没有多加考虑，就用反铐着的手拿着一只一只扔给他们，有好几个他们没能接住，都掉在地上了。看着他们每人都拿着馒头，狼吞虎咽地吃着，我也拿了一个，不知怎么地挪到腿上，低下头艰难地吃着，这时，一个看守我们的人进来了，看到我们在吃馒头，什么话也没有说，关上门就走了。干干的馒头，又没有水，做贼似的吃得那么快，我们咽得直打隔，打嗝声一声又一声，此起彼伏，使得我们都笑了。
正在我们笑的时候，军代表进来了，看着一个个嘴上的馒头屑，狠狠地丢下一句话：“回去再治你们！”
批斗会终于结束了，我们又被押回到江浦县看守所，军代表把我叫到一旁，详细地问了上午偷馒头吃的情况，我如实地讲了上午偷馒头的整个过程，并且揽下了责任。
“嘿，你倒好，给他们每人吃两个，自己却一个没吃到，这件事算了。”说完，我又回到牢房。
我不是一个没吃到，而是那一个馒头吃起来实在不方便，我是反铐着的，而他们四人是正铐着的，区别在于我是政治犯。
四月五日，我们又被拉出去批斗，在批斗的间隙，那“集团”中的一个知青告诉我。“昨天晚上没有给我们饭吃，说我们馒头吃饱了。”
我听了愣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因为那天晚上还是给了我饭吃。
我想，大概因为我的乐于助人、先人后己的“高风亮节”触动了军代表，不然又怎么会如此区别对待呢？
我又想，我是一个早晚要死的人，跟我计较又有什么意思呢？
但不管怎么讲，生日的那天带头偷馒头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然而它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四月六日，我们又被拉到江浦县陡岗公社批斗，下车时，许多知青围了上来，我看见了我们五中的同学。插队的时候，我经常到陡岗去玩，因为那里有我平日要好的同学。在众多知青的围观下，我们很缓慢地走着，我突然发现吴××挤到我的身旁，我也正想看到他们，我低声地但很清楚地说：“我什么也没说。”说完，我看到他已经走出了人群，消失在人海中。
那是因为，我常到他们那里玩，我担心或多或少会连累他们。实际上他们也很担心，此言一出，天下大吉，他们悬了许久的心，终于放下了。
批斗结束后，在我刚刚上车的一瞬间，一个知青突然冲了上来，狠狠地给了我一拳，随即给军代表给拉住了。我定神一看，那是我在五中高三丙班的同学，是我们班的班长，说真的，当时我的确恨到极点，我不知道他出自一个什么目的，但他的确是知青中的败类，和我一样都是时代的牺牲品，你是角，我也是角，只是彼此的处境有别罢了。
在那一段坐牢等判决的日子里，这是我唯一被打的经历，但却是我万万不曾想到的经历，这事根本不应该发生，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当事人也许会后悔一辈子，而无法对人对后代去叙述。
一个星期的江浦批斗就这样过去了，我被批斗的足迹遍布江浦的各个公社，比我插队一年间去的地方还要多。
《知青之歌》也就这样更大规模地传播开了，知道的更清楚了，不知道的开始知道了，批斗满足了人们对《知青之歌》的好奇、关切和熟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批斗成了《知青之歌》的播种机和扩音器。也说是从那个时候起，《知青之歌》真正走向全国，成了广大知青公认的知青中的国际歌，这是谁也没能预料到的后果。
汽车又驶过长江大桥，我下意识地望着远去的江浦，心中默默地想：江浦，我也许一辈子也没机会回来了，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
那天，军代表及看守没有再按住我的头，似乎是默许我抬头再看看窗外的风景。
我忽然感到了什么，胸口立即像被堵住一样，也许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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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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