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之歌》始末 连载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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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劳改队的那些日子（上）

人的强大之处在于他有归零的能力

我从第一次判决死，到第二次判决生，仿佛从阴间回到阳世，刚开始还感到庆幸，可当平静下来后，却一下子感到绝望：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失去自由的我一天都难熬，何况三千六百多天！这么长的时间我将如何度过？我真不敢想下去。

绝望有时是一种镇静剂，常常会在一阵剧痛后，又出奇地平静下来，而内心的安宁应该是永远的归宿。

好在我还能抱着“向后看”的人生哲学来处事，只要今天比昨天好就行了．再说我还活着，小命还在，未来还是一个未知数，还会有希望。我坚信我可以坐一时的牢，这一时可能是三年、五年，也可能是八年、十年，但决不会坐一辈子的牢，我在看，我在等……

我又回到一个新的起点，人最强大的地方在于他有明智地归零的能力。开始吧！太阳照常天天升起，苦难是一天，高兴也是一天。何不振作起来，克制就是改造，生命就是忍受，我该上路了。

一九七0年八月四日，宣判后的第二天，囚车便载着我和另外几个刑事犯，包括江浦知青延林，鸣着警笛呼啸地驶出石榴园，目的地是位于江浦县的石佛寺劳改农场。我是二月十九日夜从江浦抓到南京，四月份去江浦各公社巡回批斗，那时我以为一辈子不会再到江浦了，没想到四个月后又重新回到江浦，命中注定我和江浦有缘，只当这劳改是重新插队。

短短几分钟后，囚车便到了新街口，隔着囚车上的铁窗，南京著名的“三星糕团店”就在眼前，延林突然举起戴着铐子的手高声叫着“再见了，三星麻团”。囚车里一阵欢笑，几乎盖住了呼啸的警笛声。随车的狱警也不再管，任凭你们吵闹。

石佛寺劳改农场，过南京长江大桥7公里，比到我插队的永宁公社要近得多，对外的名称是“南京第四机床厂”。

石佛寺既无寺又无佛，更没有和尚，想必古代曾有过，但如今却有着数千名被剃了光头的劳改犯人在此关押，劳改。那时犯人一律被剃成光头，据说一是羞辱你，二是你如果逃跑也好辨认，这些被剃成光头的犯人虽不是和尚，却又过着类似和尚的生活，只是没有任何自由。

石佛寺劳改农场范围很大，但隐藏在公路旁的深处，外面根本看不见，只能看见远处那四座高高的岗楼。我从来没有看过那石佛寺监狱的全貌，除了从监狱大门进出，平日活动范围很小，真正看到监狱全貌却是在二 OO 五年，在做“鲁豫有约”节目时，随外景拍摄的工作人员拍摄时，才看到它的全景面貌，真是太大了，也太阴森可怕了。监狱是冷酷的、残酷的，可是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到？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充分体会到了。

就这样我开始了监狱内的服刑生活，开始面对监狱的理解，过去只是在书本上，那就是监狱是把犯人的生存状态降到动物本能的求生欲望的最好场所，而如今我开始了我的体会和加入，开始了社会上的人们享受不到的另一种生活。

此刻我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服刑者”，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身份将一直陪伴着我、提醒着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将在这里度过相当长的没有自由的生活，在这里，能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时要明白不能做什么，而最重要的是保持内心的平静，那反而能干成一些事。

当天我就被分到集训队的蔬菜中队，所谓的集训队就是把新来的犯人集中在一起，杀杀威风、打打邪气，学习监狱中的一些规章制度，明白在今后的生活中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交接完毕，我们就被强制性地一个个剃光了头，当自己头上的黑发被推子推了下来，摸一摸光秃秃的头，看一看沾满了碎头发的手，心中确实不是滋味，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好在大家一样，又有什么呢？

在如此威严的环境里，只有战胜恐怖，才能挺过去，才能保持外表纤弱，内心强大，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你会在今后的那些日子里痛苦万分，生不如死，像我这样，不小心走进历史，成了历史人物，更需如此。

剃光头后不久，就吃中饭了，中饭要比看守所要好得多，可那时我已经没心思了。吃过饭有一段休息的时间，我在监房内走走看看，突然看见那墙上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布告，那布告相当的大，低计最少长一米五，宽一米，布告的中间一个鲜红的大“ ✔ ”，它明白地告诉人们布告中的人都被枪毙了，时间是一九七 O 年七月三十一日。

我站在布告前，仔细一看，不禁吓出一身冷汗。那布告中的许多人曾和我一起出去批斗过，更可怕的是原来那布告中应该是二十五人，可现在是二十四人，那少了的一人就是我。尽管这在当时我并不知道，可看着布告我还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什么。

我呆呆地站在布告前，忽然发现，远处有一个干部在注视着我。那就是我在集训队负责管教我们的干部，他让我们叫他“姚干事”，他也是我在“改造”的过程中碰到的第一个有良心的管教干部，第一个好人。

集训队有事干，日子就过得飞快，不像在看守所坐着等死那样。转眼，三个月就要过去，再过一些日子就会被分到各个劳改中队。一天，姚干事在工地把我叫到一边，十分感兴趣地询问了我的犯事经过，我讲得很详细，他听得很仔细，并不时打断我的话提些问题，当我讲完后，他说：“就这些？”

“就这些。”我回答他。

他若有所思想了半天，对我说：“你小子命也真大，你知不知道当初你判死刑？”我说：“知道。”

“知道就好，现在判你十年，你要感谢政府，感谢党，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家。”

这是我在狱中第一次从干部的嘴里听到“回家”这个词，竟感到十分陌生和遥不可及。

“那天，你在看布告，我看见你了，你有什么想法？”姚干事问。

“那布告上有好多人我都认识，在一起批斗过。”我告诉他，只是没有讲我曾是这当中一人，想必他不一定会知道。

“到了这里，要遵守这里的一切规章制度，千万不要逃跑，这是头一条。其次就是好好改造自己，干不动，就少干一些，有什么困难跟我汇报，不要和人吵架，没有任何好处，你的罪我知道。”姚干事很温和地跟我讲。

集训队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劳动倒不可怕，可怕的是这学习，犯人一到这里仿佛变了样，个个都开始表现自己的积极，个个也都对其他人开始严苛甚至刻薄起来，可以讲深挖灵魂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过得了关。我开始胆怯了，把我犯事讲了一遍，得到的是“不老实”的指责。姚干事知道了这事，专门到我的学习小组跟大家说：“任毅的犯罪我们清楚，他的案情不好多讲，今后，就不要他谈了。”他恰如其分地给我解了围，我从心里很感谢他，这给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有一天上午的劳动之余我报告小便，在靠近警戒区的路上见到一排子弹，大约有五六颗之多，并排在一个小铁架上，我不敢拾。回来立即报告了姚干事，他让我带路，捡起了那几颗锃亮的步枪子弹，放进口袋里，走开了。

下午的学习会上，他把我喊出去，跟我说：“那子弹的事就不要跟人讲了。”又说：“你表现不错，我会给你记上的。”交代余罪，是监狱和劳改队每年都要进行的运动，目的是要犯罪的人把仅存交代罪行讲出来，然而对于判过刑的人来讲，意义并不大，每逢这样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遵守的潜规则是，又要“钓魚”了，千万别说话。

妈妈来探监

到了石佛寺劳改队后，可以探监了。一天，我母亲从泗洪县赶来看我，姚干事领着我来到探监小屋。平时，家人探监，干部都是在旁边看着，拿去的东西都要一一检查，即便是一块饼也要扯成两半，生怕当中藏了什么违禁品，可这一次，他只丢下一句话：“你们慢慢谈，我一会儿回来。”便走开了。

已经半年没有看到妈妈了，遭受如此重大打击的妈妈，明显苍老了许多，丝丝缕缕的白发已爬满了她的两鬓，长途跋涉的辛劳使她更显疲惫。我抑制住要掉落的泪水，装作坚强，只是不断地安慰她，叫她注意身体，照看好妹妹，并叫她今后不要再来看我，我会照看好自己的，同时告诉她，我只是在坐一时的牢，不会坐一辈子的牢，这天总有一天会变的。妈妈叫我不要再说了，她也很坚强，泪水在她的眼眶里直打转，没有掉下来。

妈妈告诉我，她不感到丢脸，因为儿子一不偷，二不抢，没做过什么见不得的事，她反而感到自豪。那是因为自从我被抓以后，许许多多南京插队到泗洪的知青经常到她的生产队和学校来安慰她，帮助她干农活，一口饭、一口水也不吃。平日里，常常有知青走过她的小屋，放肆地高唱《知青之歌》，使得她和妹妹只得关紧门窗，不敢朝外看。

听到这里，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大把大把的泪水滚落下来。妈妈也痛哭起来，哭得是那样感伤、那样凄凉……我止住哭声，再次要求妈妈今后别再来看我了，一是路途不方便，二是妹妹还小，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地方还是少来好。妈妈点头答应了。

这以后，在我近九年的牢狱生活中，妈妈再也没有来看我，可我们的书信一直未断、还常常收到妈妈寄来的炒面和大蒜头以及钱。

姚干事背着手一摇一晃地终于出现了，问我们讲好了没有？短短的法定15分钟接见时间早就过去了，甚至大大超出了，而且是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进行的。更何况是我这样一个敏感的“现行反革命”。母亲说：“我们就讲好了。”姚干事叫我母亲放心，不会有什么事的。我们相信他的真诚。我转身走回监房，身旁是姚干事。那一次我没有戴铐子，回到监房，看守监房的武警也感到奇怪。

“你的铐子呢？”

“没戴！”

“你的老师来看你了”

转眼到了秋天，阵阵寒意已经使只穿着单衣的我感到颤粟。

一天，姚干事叫我出监，随着他来到监外的探视室，我很奇怪，这次又没有给我戴铐子。他轻描淡写地只说了一旬：“任毅，你的老师来看你了！”

监狱中有规定，只准直系亲属来探监，其他的一律请回，老师当然是属于请回的人。姚干事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可他又偏偏这样去做了。老师，会是谁呢？

我怀着疑虑来到探视室，远远看见伫立在寒风中的白发苍苍的老人，顿时楞住了，那是吴校长，南京五中的老校长——吴菊亭，我一下子如同大梦一般，仿佛堕人云中雾里。

我还愣在那里，吴校长走了过来，拉着我的手，轻轻地说：“任毅，老师来看你了。”

此时，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泪水一下子喷涌而出。

“吴校长，对不起，我给你难看了，我给五中丢脸了。”我的泪水模糊了双眼，说出的话也断断续续，那都是因为意外和激动。

“站着干什么？进去坐下来慢慢谈。”站在一旁的姚干事发话了。

我们走进探视室，老校长依然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她的身边，而不是探亲规定隔着桌子面对面。

姚干事站在门外，他并不想过问我们的谈话。

“不要跟我讲什么对不起、给学校丢脸脸这样丧气的话，老校长不爱听，我告诉你，今后不管你到哪里，或者干什么，你都是我的学生，我都是你的校长，你的事我也有责任。

老校长显然有些激动了，而我的泪水又掉了下来。

“好好改造，好好保重身体，我们等着你早点出来，回五中教书。”老校长意味深长地说。

她知道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一帮荒废近三年学的小学毕业生进了五中后，我就是她精心挑选的临时老师，当时称作“辅导员”中的一个，表现可谓可圈可点。

我确实感动了，年逾花甲的老校长，解放前就是地下党，一辈子献身教育事业，可谓桃李满天下，她视五中的学生为自己的子女，却一直独身，终生未嫁，她将整个的心、全部的爱都献给了她为之奋斗一生的教育事业，献给了她的学生。我曾是她的得意弟子，我所在的班就是她精心组建的，全一色的男生，尖子生，就像今天的“重点班”。“文化大革命”中她遭到巨大的打击，关进“牛棚”没少受罪，毁了她的梦，也毁了我们学子的梦。

斗转星移，八年后我又重返人间，我去看她，她已苍老得叫人认不得了，可依然精神，她还记得那年去看我说的话，可是我却没能做老师。

她老人家去世时，我正在澳大利亚出差，没有赶上给她送终。

值得告慰她老人家的是，如今的南京五中已经是江苏省重点中学了，她的愿望在后继者的努力下实现了。

如今我们五中的同学常常在一起聚会，也常常不经意间谈起吴菊亭老校长，几乎都是众口一词地讲：“好人，一个大大的好人。”

关爱和温暖

在石佛寺的日子里，尤其在集训队，姚干事给了我巨大的帮助，记得有一次他一针见血地对我说：“我知道你不认罪，这是你的事。但你不要放在表面上，要放在心里，不要给自己，给其他人，给干部增加麻烦，要得到干部的谅解，对你有好处，记住，天黄有雨，人狂有祸！”

这话我深深地记住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都是这样做的。

石佛寺劳改农场位于江浦县的境内，离江浦县城只有两三公里远，离我插队的永宁公社也不过十公里左右，它的旁边就是城东公社，不远是建设公社、兰花公社、大桥公社，而这些公社里有着很多南京下来的知识青年，其中不乏大批五中的知青，在得知我到了石佛寺劳改队后，事情也就接踵而来。

劳改队的监房是封闭的，而劳改队的劳作区则是封闭不了的，只是四周围上了铁丝网，设立有高高的岗亭，哨兵站在岗楼上，放眼望去，劳作区一览无余，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如偌犯人逃跑，一下子就会发现，因此逃跑的成功率是很低的。我在石佛寺三个月的时光，没有碰到一例犯人逃跑的事。

知青们经常三五成群地来到这里，他们隔着铁丝网、隔着警戒线来看我，我则推着装满砖坯的小车，沿着小轨道飞快地跑着，他们的眉宇间透露出关切、同情的目光，在他们向我轻轻的招手中，我体会到温暖和满足，由于隔得太远，我们无法交谈。

监狱把我和他们无情地隔在两个天地里，但我感觉到，我们的心是相通的，知青们不需要用言语所表达的思想和精神，是任何强权和暴力所无法隔开的，正如那几次在江浦批斗时发生的事一样，我都深埋在心底，它给我坚强活下去的信心和力量。一封封没有留下姓名的汇款单和信封中夹带着的粮票我都收到了，姚干事统统给了我，按理讲这在监狱中也是不允许的，因为不是直系亲属，再说，这些信件中都没有署名，只写着“知青”，退也无法退，估计这也是留下的原因。唯一我收到署名的是我高中同班同学郑剑峰，他给我寄来了一床厚厚的棉花胎，伴着他的温暖和关心，我度过了一个个难熬的不眠之夜。一九七九年我平反后来到他的家里，想对他表达我这么多年所无法表达的感情，可是他却早已驾鹤西去了。感叹之余，我在他的遗像前，深深地三鞠躬。

我插队的永宁公社红旗八队的陈国门队长和几个社员也来石佛寺看我，他们站在铁丝网外向我招手，我也不敢向前，姚干事看到后问这些是什么人，我告诉他，是我插队农村的队长和社员，他示意我走过去，站在铁丝网前和他们交谈几句。在交谈中，我才知道我的那把吉他在逮捕我的那晚除了被拉断弦以外，还被作为犯罪工具给带走了。他们告诉我是公社书记陈兆荣拿的。难怪那天母亲见我时，我问她在农村的吉他怎么没给我带来，她没有言语，当时我就感到不对劲。听到此话我怨气一下子涌了上来，狠狠地骂了一句粗口，心想总有一天跟他们算账。一九七九年初，我平反后重返人间，怒气冲冲地来到永宁公社，当时的陈兆荣书记已经不在了，我一脚踏开现任书记的门，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用近乎不讲理的态度直截了当地提出：“赔我的吉他。”那书记问了一下当时的情况，意想不到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赔了我人民币八十元，算是了结了当时书记欠下的账。其实我并不在乎这八十元钱，实在是因心中那口难平的气。

二 OO 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南京市委宣传部在晨光厂1865厂区展出的“南京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展”，展出了有关我的两块展板和实物，其中一张照片上照的是我的吉他和半导体收音机等搜去的物品，我这才知道，这些东西是当时的上海、南京两地的公检法所为，只是错怪了永宁公社的陈书记，在此致歉。

十一月份的一天，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了，这一天的下午，我在永宁公社红旗八队时所认的干妈以及邻居，长途跋涉从永宁到石佛寺来看我，他们拎着村里社员凑上的一篮鸡蛋，冒着凛冽的寒风站在铁丝网前。

“孩子，干妈给你送鸡蛋来了。”

我急忙摇摇手，喊道：“不行，不行，这里不能煮鸡蛋。”

他们显然不知道，这里一切都是吃现成的，三餐茶饭是不见锅灶的。干妈没听清我的说话。

“这是全村好多人给凑的，他们没有时间来，大家都向你问好！”

我再一次被感动了，望着乡亲们被寒风吹得发紫的面孔和一双双关切的眼神，我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那个小山村。

那天也不凑巧，不是姚干事带班，轮到另一个刚来的干部带班。

“走开，走开，这里生鸡蛋到什么地方去煮？拿回去！”他对着乡亲们大声地呵斥着，仿佛在训劳改犯，也难怪，这训斥已成了他们的习惯，以致脸上的肌肉都不会放松了。

干妈和乡亲们提着鸡蛋蹒跚地渐渐消失在寒风中，我的泪珠却似断了线一样大颗大颗地滴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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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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