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之歌》始末 连载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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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到三中队 

我在蚕种场没待多少日子，一九七一年的春天，就随着一些犯人调到了十二大队三中队，该中队在蚕种场后面，主要的劳作是茶园，也就是种植茶田，采茶。

我以后就一直待在三中队里，再也没有被调动过，直到一九七九年初平反。在三中队里，我的命运开始有了转变，命运再一次向我招手，我又遇到好人了，这好人包括干部、包括村民、包括刑满释放的狱友们，也包括看管我的解放军战士。

我不再被严管了，不再在四周武装战士看押下在指定的劳作区劳动，不再要完成一定数量劳动的指标，这些在劳改队里都是一般犯人想也不敢想的事，我竟然得到了，这应该是一种幸运。

我经历了从生到死，又从死到生的轮回，活米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如今能在这没有任何人生权利的地方走出困境，拓宽自已生存的空间和生存的质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还得努力。

又回到了刚进集训队时的情况，到了三中队以后，中队的干部、队长和指导员常常在工地上或在我单独劳动的地方找我谈话，我不再站着和蹲着，而是和他们一样坐在地上，谈话的内容都是我的“犯罪”，都要求我把《知青之歌》讲给或唱给他们听。他们大多的时候都是在听，也不插话。我们中队有两个徐队长，一个是黄梅人徐队长，复员后当了管教干部，小时生过天花，脸上留下一些麻点，但人挺善良。监狱中规定每月要写一封信，但必须是用明信片，内容昭然纸上，明的是羞辱你，不把你当人待。写信可以，但需请示，遇到干部高兴，可以，遇到干部不高兴，罢了。我母亲是做老师的，人总有点自尊心嘛，我就不想写明信片怕使她们难堪。所以每到一月写信时，我都会去请示干部用信封，我常常找的就是他，而他从未拒绝我，有一次他竟笑着对我说：“下一次把信封糊上，还叫我给你糊吗？”我真的感动了，就是用信封写信，也需干部检查，信封不得自己糊上，要由干部审查内容后方可寄出，徐队长如此宽厚令我万万想不到。

突然，我脑海中想起一件事，母亲有次来信中跟我讲，你怎么写信不把信封糊上？联系到徐队长今天的善意提醒，我终于明白了。即使干部同意给你用信封写信，他们审查过也不会用襁糊给你粘上，一是不想费这个工夫，二是根本不想让你知道是否检查过。平日里，我把这事讲给一些狱友听，他们也有这样的感觉，只是都没有讲出来罢了。

这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监狱的一些事，可又有谁忏悔过，自责过呢？我坚信，终究会有那么一天听到这样的声音！只有知耻，只有忏悔，我们的民族才会真正地有希望，真正地强大起来。

那天在工地上他和我谈话，要我把“案情”详细讲给他听，我讲了，他听了。听过以后他也一句没说，“你回去吧！然后背着手一摇一晃地走了。

第二天上午出工，又是他带班，在工地上，他走到我的面前坐下，又和我谈起昨天的事，他说：“任毅，你真蠢，你知道你付出多大的代价吗？我给你算了一下，你二百四十个字，你为每一个字坐十四天的牢”。

昨天工地谈话后，他回去就是这样给我计算的，真难为他这样一个有心人。正是由于徐队长这样的理解和宽容，对我的看管大大地放松了，再则自己又是政治犯，又没有逃跑的企图，所以天长日久我就相对自由了。我可以上午随着大队出工，出去后便没人再管我，我漫山遍野巡游，专干一些单独的活计，整天和当地老百姓、孩童在一起，到老百姓家去混吃混喝，但到晚上必须回到监房，这是万万要做到的，就像一只鸽子清晨放出巢，飞得再远晚上一定要回来一样。这样的坐牢日子很特别，但我习惯了，似乎有点乐此不疲了。

那些看管我们的武装军人，被称呼为“班长”，他们平日是不和我们接触的，可有时候在工地上，他们也会把我喊到他们的面前，问我的情况，而我也会如实道来。时间长了，班长们都知道我的情况。我晚上收工回监房时，按规定必须立正站在离监狱五米的白色警戒线上高声喊道：“报告班长，犯人进去！”可我还未喊出，他们便手一挥：“进去。”久而久之，我有些过意不去，我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在还未到警戒线时，我便喊出：“报告班长，犯人进去！”班长笑了，照例手一挥：“进去。”说实在的，那样的时候，我很欣慰，常常会笑，我感觉那是发自内心的笑。

我注意到，这当中有一清瘦白净的班长，平日心情似乎很凝重，对我挥手时常常面无表情：“进去。”不知为什么？我很纳闷。

副统帅好久没有出来了

一九七一年的十月，风云突变，监狱中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一些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俗话讲社会上刮什么风，监狱中就会起什么浪。这风从何而刮，这浪又为何而起呢？大家都想弄个明白，一天钱江老人悄悄地问我：“任毅，你听到什么了？”我未语。

大凡藏污纳垢的地方，也一定藏龙卧虎，监狱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钱江就是龙，钱江就是虎。

“你注意没有，我们那个副统帅好久没有出来了。”继而他又讲。“他那一副病歪歪的样子，大概又病了。”我回答。

中午出工时，赵指导员在队前训话，他声嘶力竭地说：“最近以来，监狱里出现了一些胡言乱语，那都是谣言，我警告你们，广播中没有广播，报纸上没有登的，统统是谣言，谁造谣谁承担后果。”

钱江分析到一定有事，不然为何此地无银三白两呢？钱江要我留心点，想法“偷”一张《参考信息》来看看，他老人家长期患病，终日不出工，是属于那关到死为止的犯人。

夕阳早已西下，山区的秋天还是很冷的，大队挑土方的犯人早已回去，我还在工地上，将带草的埂边垒齐拍碎，里面填实土，以便来年长出草来，使高埂更加牢固。同时还将带草的埂块一块一块排齐，以便第二天再往内挑土，这样大埂便一天天地长高，最终能有十多米高，这就是水库的那道长长的坝。此时我的肚子已经很饿了，眼前金星闪烁，我一点劲也没有了。我拖着拍板就势缓缓地坐在埂上，想休息一下再回监狱吃饭，那时大家都吃完了，我可以在犯人饭堂里吃，能吃得多些。

附近小包庄的孩子放学回来，走在田埂上嘻嘻哈哈、蹦蹦跳跳、打打闹闹，身上空荡荡的书包一晃一晃。

“劳改犯，你怎么还没回去？”他们和我很熟，平日里就这样叫惯了。

“唉，小孩，把你的语文书给我看看？”我好长日子没见到书，真想看看现在孩子的课本是什么样。

小男孩把书包扔给我，“你看！”说完又跑开了，继续他们的打闹。

我翻开他的书包，拿出那本五年级的语文书，打开书我不由汗毛倒竖，双于直哆嗦。

“小孩，你要死啊，这是谁打的×?”

“他是大坏蛋，已经死啦！我们老师叫打×的。”

小男孩夺过书，和刚才一齐打闹的孩子走回包庄，渐渐消失在炊烟袅袅的暮色中。

此时，我的头脑发胀，急切地回到监中。

我心不在焉地吃完饭，简单洗了一下，便凑到钱江跟前，把刚刚在田埂上发生的事情讲给他听，他听完以后，大腿一拍。

“这就对了，得想办法验证一下。”

监狱中为林某而坐牢的人比比皆是，杀猪出身的秃子戴小春就是因为看不惯林某，认为是“扫帚星下凡”，也被判刑十年。

我把戴小春喊来，在钱江面前，我又把刚才遇到的事讲了一遍，戴小春是结巴子，他听了后瞪大眼睛愣愣地说：“这，这，这是真的？”

“这，这是真的，千真万确是真的。”我学着他的口吃说道。

“你去报告班长，说监内有人讲林某的坏话，说林某是坏蛋！？我说。“就讲是我说的，没有关系。”我又说。

“这，这，怎么行，我不是出卖人吗？我不干！”“没关系，你去！”我鼓励他去报告。

“去，小春，没事的。”钱江老人说。

钱江老人，大家都很敬重他，戴小春也一样，他相信钱江和我都不是会害他的人。

小春随即走出监房，朝警卫的岗亭走去，还不时回过头来看着我，我站在门口悄悄地窥视着他。

“报，报，报告班长，监房里有人在骂林副统帅。”好一个聪明的小春，他竟是这样报告的。

“骂，就给他们骂好了。”班长大声地说。

就这样，一九七一年震惊神州大地的“九．一三”事件，在监狱中，在没有广播、没有报纸的情况下被我们证实了。

然而，林某的倒台，并没有给监狱中许许多多为林某而坐牢的犯人带来希望，干部宣布：“不许用今天的政策翻过去的案。”又宣布：“当初你反林某不证明你是革命的，今天你要拥护林某照样判你反革命！”

一句话，你们是你们，别昏了头。戴小春、范汝伦也是这样，继续服刑。

直到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大批纠正冤假错案时，这些人才得以平反出狱。而此时的林某陈尸温都尔汗却已经七八年过去了。

监狱中其实从来就不平静，即使暂时的平静，也是常预示看有大的风波兴起，犯人也没一天安生过，这也可谓“防不胜防”。

多事之秋

一九七一年的秋天是个多事之秋。

那年的秋天，又到了山芋收获的季节，中队利用开荒开出了不少的山田，一般都会种上一些比较好长农作物，山芋就是这其中的一种，栽上山芋秧后，最多给锄锄草，一般情况下根本不去过问，直到山芋收获。

收获的山芋除了喂猪就是给犯人吃，每到这样的季节，犯人的早餐就会増加几个山芋，比起平日上午喝一大碗稀饭，到了工地两泡尿一撒，肚中就全无了，还得挨上三四个小时才吃中饭，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那时干部也同意让犯人自已买一点熟山芋，晒干储存，因此，吃了山芋的犯人都会胖起来，大家说这是“山芋膘”。

监狱中是没有秤的，那一大筐熟山芋大大小小，参差不齐，因此分得平均是很重要的。那些长刑期的犯人眼睛是很“毒”的，手也是很准的，常常分得很公平。分好的山芋一堆堆地摆好，放在坑上，还得经过最重要的一道程序：那就是先让一个犯人出去，不准看山芋，从任意一堆山芋起头，顺时针或逆时针排下去，在场的人认可了，于是外面那个犯人叫一个数字，这一数字便是头，然后大家挨铺位号一个个顺序拿走属于自己的那份山芋。应该讲，这是很公平的，这样的分配方式在监狱已存在多年了，可见它的合理性。

然而即使大家都认可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也有人会有意见，甚至蛮横不讲理地提出挑战，终于引发了一场凶狠残恶的命案。

该命案中的两个人物：一个叫王秀林，镇江人氏，虎背熊腰，体壮力大，平日里就凌强欺弱，因盗窃罪人狱，大家都暗地里恨他。另一个叫范金德，南京人氏，人狱前是某中学教师，白面书生，不谙事道，因流氓罪人狱。由于文化程度较高，平日又温和谦让，干部委任他为大组长，这是监狱中犯人的最高级别，日里不用劳动，负责犯人中的一切事物，当然这是在干部不在场的情况下，就是说除了干部大，就是他大。

山芋分完后，眨眼工夫，已经充入犯人的腹中，这时王秀林却一个没吃，他看着自己碗中的山芋，大声叫喊：“太少，太少，你们分得不公平。”

这时离上工的时间快到了，大家都忙着上工的准备工作，谁也没有理会他，也都知道惹不起他。王秀林看没人理睬他，索性更来劲了，嗓门越叫越高，声音越来越大，牢房里顿时像炸了锅似的喧闹起来，此时离上工最多只有半小时左右。

岗楼上的武装班长见有“炸监”现象，端着枪在岗楼上大声喊叫：“闹什么？闹什么？都给我老实点！”

此时，范金德走上前去，把刚刚发生的事向班长作了汇报。“把他给我绑来。”班长命令道。

实际上班长是没有权利管监狱里的事，他只负责监外警戒，如果犯人逃跑他可开枪，监内的事全然不在他管的范围之内，甚至他都不可迈进监狱一步。此刻班长多事了，越权了。

听到班长这么讲，范金德胆也壮了，于是他叫了几个平日里受过王秀林欺负的犯人一拥而上，把王秀林按倒在地，结结实实地给绑了起来。白面书生全然不会想到后果，他想到的是积极的表现。

王秀林倒在地上，忍受着不同方向打来的黑拳和踢来的黑脚，痛苦地大叫，满是血丝的眼中几乎喷出火来……

我回头看了一下，王秀林盆中的山芋已经没有了，混乱中已被别的犯人偷吃了。出工的时候到了，队前范金德又把刚刚发生的事向带队的赵指导员进行了汇报，赵指导员又狠狠地批评了王秀林，于是大队伍出工了，王秀林被捆绑着饿着肚子来到离监房大约三公里的茶园。这时赵指导员吩咐给他松绑，松绑后的王秀林面露凶光，慢慢地扛着他那把早已做好记号闪闪发亮的锄头走向茶田深处……

当天的劳动是锄草，高大的茶蓬一望无际，犯人在其中劳作根本无法看清，唯一能看清的是一个个锃光发亮的头在茶蓬中忽上忽下，忽隐忽现。持枪的班长则站在茶田四周的高岗上，密切注视着茶田中犯人的情况，而我们的赵指导员却不知去向，大家都知道他肯定又到包庄那一个女的家中去了……

忽然，茶田里躁动起来，“不好了，王秀林杀人啦”的喊声在空旷的山谷中此起彼伏地传了过来，极度凄惨。我看不清茶蓬中发生的事，此时王秀林已把范金德打翻在地。事后听讲，王秀林用锋利的锄头猛烈地切削着范金德的头，像削土豆那样，鲜红的血染红了锄头……

工地上站在高岗上的班长目视着发生的血案，一个劲地高叫着：“不准动，站在那里！”赵指导员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显然他也给吓到了：“王秀林，王秀林，把锄头放下，有话好讲，有话好讲！”

杀红了眼的王秀林此时完全丧失了理智，还在机械地用锄头一锄一锄地削着范金德的脑袋。显然，范金德早已死去。

大批的正在劳作的犯人们听从命令地站在原地，踮着脚跳起，惶恐地看着眼前发生的这血淋淋的杀人现场，谁也不敢动……

王秀林放下锄头，走出茶园，身上全是血，嘴里一个劲地喊着：“范金德是我杀的！范金德是我杀的！你们枪毙我好了！”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双目紧闭，浑身发抖。

惊魂未定的赵指导员叫了几个犯人一拥而上，把王秀林又绑了起来，就像一个多小时前那样。而赵指导员却站在大批的犯人后面，吓傻了。

半个月后，我们参加了狱中的宣判大会，会后王秀林被处决于他先前杀人现场的西北角茶园的高坡上。

而范金德则以“工伤事故死亡”通知了他的南京家人。

枪毙王秀林那天上午的宣判会，徐州人赖福顺等没有参加，他和另外一个犯人被安排在那一处茶田的高地上，挖出一个长二米、宽一米、深一米的坑，又用手扶拖拉机拖了一车的大石头……

后来，埋入王秀林尸体的大坑上，茶树长得异常旺盛、疯狂，绿色的茶叶一簇一簇，黑乎乎的，几乎可以渗出油来。可是犯人们每每采到这里，就绕开了，他们不敢走上前，更不敢去采这些茶叶，任它疯长，落叶，枯萎，一年又一年。这里，成了犯人心中的禁区。

多年以后，每当我想到这一件血案，仍心有余悸。应该讲，这一场命案的教训是很深的，现实却又是那样的残酷。饥饿会使人丧失理智，丧失良知，在这里为了有一点点可以充饥的东西，什么礼义、廉耻、道德和教养统统可以不顾，甚至可以付出生命……”

工地命案发生后的不久，一九七一年就过去了，一九七二年来到了。

七日维新

一九七二年，监狱里伙食突然有了一点改善，中午的那一顿从一个菜变成两菜一汤，虽然那增加的一点菜只是一小匙，那汤只是漂着几片菜叶的酱油汤，但那汤中似大海捞针的星星点点的肉屑直馋得犯人口水直淌。

什么原因呢？怎么会这样呢？

监狱的存在就是意味着强制和惩罚，如果坐牢也像在家中那样自由自在，那你就想错了。同样，监狱中的伙食仅可以保证一个人维持生命的最起码的热量，你要指望有营养、会长胖，那你就更错了。

一九七二年，周总理派了调查组调查了一下监狱的情况，于是又批示：“把犯人当人待。”

当然，周总理派人调查的是正规监狱，诸如功德林、提篮桥等，决不是我们这样的监狱，如果是我们这样的监狱，那就更加触目惊心了。

变化就是这样来的。

一天出工前，照例的工地前训话，赵指导员把周总理的批示讲了一番，当然，他不会讲出这段批示的来龙去脉，甚至可以这样讲，他是很不情愿地讲的。

在训话的过程中，赵指导员反复讲：“我们这里不存在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你们说，有没有？”

“没有。”我们只能大声地回答，有没有谁的心中都有数。

“我们这里也没有人把你们不当人待，你们说，是不是？”

“是。”我们依然是大声回答，可那明明白白属于口是心非的回答，是和不是，我们和干部一样心知肚明。

别看赵指导员是一北方侉子，坯子虽粗但还是有点学问，那一手字写得就很漂亮。于是他在队前讲起：“从说文解字的角度来看，奴隶社会奴隶主用狗看住奴隶，所以创造出犯人的‘犯’字，是反犬旁，就是用狗看着自已，这样犯人也就不是人了，但是这是过去的说法，我们的监狱就不是这样，你们哪个敢讲我们不把你们当人待吗？”

言语中透出的是恐吓。

这样对“犯”字的说文解字，我是第一次听到，他讲的意思是什么，我看他也不一定十分清楚，但起码有一点，他研究过，或者是知道过“犯”字的来源，更何况他就是干管教犯人的这一项工作的。

就在赵指导员训话的第二天，我们的伙食有了改善，出现了两菜一汤。这样的伙食改善在我们的监狱中只维持了一个星期，一切又恢复到过去那样，钱江把这次短暂的一星期的改善伙食称之为“七日维新”。

在蚕种场时，王队长就公开讲过：“你们到这里来接受改造，我们就是要在政治上狠狠地打击你们，在精神上狠狠地折磨你们，在生活上狠狠地克扣你们。”十分明了和露骨。

而那曹指导员则说：“什么是前途，让你们活下去就是前途。”

什么是教育？其实根本不必费尽脑汁而去苦苦冥想，生活本身就是很好的教官，这么多年残酷的监狱生活究竟教育了什么人，只有生活在其中的人知道。

监狱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强制和惩罚，如果你思想中没有这方面的认识，你必定苦上加苦，痛苦不堪。

难忍的饥饿

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坐牢的犯人都对此有深刻的体会，想起那吃不饱， 饥饿难忍的日子都不寒而栗。

那时犯人的口粮是一月三十斤，老弱病残是二十四斤，一月三十斤粮食对于终日承受超强体力劳动的犯人来讲是远远不够的。

那时监狱是这样安排三顿饭的：早晨三两稀饭外加咸菜，秋天可增加一点山芋，中午四两干饭，一盘莱；晚上则又是三两稀饭和咸菜。

不论什么菜，切碎后洗洗放进大锅里，加上水和盐煮熟就行了，油花根本看不见，这就是溧阳监狱著名的“水煮菜”。

犯人食堂的工作人员都是犯人，我们烧过的水煮菜有青菜、萝ト和萝卜叶子、南瓜、茄子、苋菜等等，甚至还有猪吃的“八月老”和洋葱的杆子、叶子。

犯人的队伍经过猪圈时，看到那肥头大耳的猪，都会感叹它们的命好，好在终日不会饿肚子。

早、晚的稀饭是用直径一米，高一米多的大号木桶抬进来的，每当稀饭分完后，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场面：几个犯人早等在那里，手中拿着橡胶鞋底做成的小刮子一哄而上，几个人抢占一个稀饭桶，从不同方向沿桶内壁刮去粘在壁上的稀饭汁，放在盆中，然后吃掉。那些没有工具的犯人则干脆用手去刮，刮了就送进嘴里……这一行当监狱有一个名称叫做“刮桶”。

逢年过节，监狱的伙食会有一点改善，也能看到一点荤食，每当这样的时候，犯人们会仔仔细细地捡出那几片薄如蝉翼的肉片，放在旁边，等到饭吃完后再细细品尝。那年头，一年开不了几次荤，尽管犯人养的猪一月都有几十头出圈，可那没有你的份，那有谁的份呢？那就再清楚不过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句容黄梅徐麻子队长的家收稻草，收稻草完毕准备回监，集合时发现张有才不见了，于是大家分头去找，最后在一农舍的猪圈中找到他，而他正和猪儿们在一起抢吃山芋。回来后张有才被批斗了一晚上，徐队长对我说：批批就算了，我就知道他不会跑！”

那时的监狱干部清楚地知道犯人是吃不饱的，也根本不会想其他的办法使犯人吃饱，因为没那个义务和必要，好心的干部会跟你讲：“我们是不会扣你们的粮食的，克扣囚粮是要倒霉的，这在秦朝就是死罪了。”

监狱中每个月开账可以买一点东西，由狱中犯人领班负责登记汇总，然后干部的带领下到竹箦桥去购买。这当中可以买到一些吃的，比如咸菜、京果和饼干等等，尽管数量很少，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但犯人拿到手时，都喜形于色，仿佛孩子过节一样。但这样的时候也不是常有的，那要碰到徐队长这样比较好说话的干部。

倘若碰到王队长这样的狠心干部，他不会同意你买吃的东西，甚至有一回有一个犯人要买一个小镜子他不但给划去，还大大地奚落了这个犯人：“想得起来，开账还要买镜子，光头有什么好照的？”

他甚至不允许犯人当天挑土方挣的土方粮第二天全吃了，硬是想扣下一部分，说是“备荒”，时间一长，他忘记了，犯人也不敢去问，那粮食也就不知所踪了。犯人在工地上收山芋时，只因偷吃了一个生山芋，会被他狠狠批斗一个晚上，还破口大骂：“你是人还是畜生？”

犯人的生活费是每个月九元钱，这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是可以的，知青下乡也就只有七元五角钱，相比之下还是不错的，那时候米才一毛钱一斤，低劣的中熟米就更便宜了。菜是劳改队自己种的，历来是不算钱的，如此众多的犯人在一起吃饭，想象中应该还可以，但是为什么还会这样缺油少荤呢？

人都是自私的

伙房里干活的犯人已经很优越了，他们起码不会像众多的犯人一样整天忍饥挨饿，而且还有一定自由活动的空间。人性是自私的，自私到只顾自己的利益而根本置大家的利益于不顾。伙房的犯人只管进出的流水账，今天进多少，用去多少，而真正的账是干部管的，那年月谁也不会去査账，“审计”的名词大家根本还陌生。

犯人吃的粮食是中队的犯人在干部的带领下去竹箦桥或者矿上粮食部门用手扶拖拉机拉回的。每到这样的时候，下粮食时会有人这样讲：这一袋面粉是××部叫带的！那一包米是××干部叫捎的！也许有这么回事，也许没有这回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当值的犯人谁也不会讲出来。数百人的伙食，少一袋面粉和一袋米那是看不出来的。反正又不是自己的，只要自己吃饱就行了，管那么多的闲事干什么？只要不牵涉到自己的利益和处境就行了。

监狱和社会一样，要想禁止这样的自私几乎是办不到的。人们都在做自己内心想做的事，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人都是自私的。

责怪犯人的自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那种环境下，他怎么能做到不自私呢？倘若他要不自私的话，那他好不容易得到的利益就瞬间逝去而永不再来，换了我也是一样的。

监狱中的干部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他“相信”和“喜欢”的犯人。这些犯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巴结和讨好干部，哪怕丧失自己的人格也不在话下，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和安生，犯人必须这样去做，而没有这些犯人的帮忙，干部几乎做不成任何事情。

收花生时，那整袋的花生是犯人给干部送到家的，修剪树枝时，那整车的树枝是犯人给干部拉回家的……

一九七二年的冬天，曹指导员调回老家苏北。刚到监狱时他是两手空空，不到两年的时间，他走的时候，五吨的解放牌汽车装得满满的，那盈盈实实的东西都是平日里犯人给他送回家的。

我实在不想指责监狱干部的贪婪，因为贪婪正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只是希望他们能稍稍关心一下狱中犯人的生活，真正做到“把犯人当人待”，不要嘴上说一套，行动上又是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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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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