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之歌》始末 连载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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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劳改队的那些日子（上）

逃跑者的下场

一九七四年春天的一个上午，监狱不出工，我们被集合于监狱内的空场上，等着干部的到来。不一会，干部来了，面色严峻地说：“今天不出工，去一中队参观现场。”

参观什么现场他也没说，当我点过全体犯人的名后，他对我说：“去，打开禁闭室，把吴亚平也带上！”

于是吴亚平戴着镣也跟我们上路了。他那时的跟镣人是南京人，叫金长平，后来在南京金陵船厂工作，据讲，跟镣时间长了，跟出了感情，吴亚平很感激他，还要把妹妹许给他。

队伍在前后各四个武装军人的押送下缓缓地走出监狱，寂静地走在公路深处的山间小路上，耳中听到的只是细碎的脚步声和叮当作响的铁镣声。

当队伍刚刚走上大路时，我们不由吃惊地发现，在好几条通往公路的小路旁，同样有着好几队犯人在行进着，队伍中传来阵阵叮当作响的铁镣声。

“今天又要开宣判大会了，又不知哪个倒霉蛋要吃花生米了。”一个犯人悄悄地说。

他的判断按一般规律来讲是对的，集中开大会，在竹箦煤矿整个劳改系统中一年都会有两三次，而每次开大会都会枪毙人，枪毙那些判刑后又继续犯罪的犯人。一九七二年底我们就参加了一个宣判会，那次张东林、李云南就被枪毙了。

“不对，平时开宣判大会，干部总是前一天晚上宣布，上午吃干饭，不吃稀饭，这次怎么没有？”另一个犯人悄悄地反驳说。

这个犯人说得也对，开宣判大会的路上要走一段时间，为避免吃稀饭频繁地小便，所以当天上午要改吃干饭。

崎岖蜿蜒的公路上，一个方阵接着一个方阵，终于汇合到一条大路上。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我们到底干什么去呢？为什么到一中队呢？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中队门前，黑漆漆的沉重的监狱大门敞开着，监狱内墙上“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黑体大字分外醒目，无数的解放军战土荷枪实弹地分布在监狱的四周，高高的岗亭上架起了机枪，黑洞的枪口对着大队的犯人，气氛异常恐怖……

我看见先前到达的犯人正一个个排着单列从监狱中面无表情鱼贯地走出来，又排成方队在武装军人的押解下重新上路回去了，他们是先到的邻近的劳改中队。

终于轮到我们三十八中队，我们也按照命令排成单列一个又一个鱼贯地走进监狱，只见高墙电网下躺着一个人，干部在旁边大声地吼道：“一个给我好好看看，这就是逃跑的下场。”

高墙下那个躺着的犯人显然早已死去，胸部和腿上六颗子弹扫射的弹口布满了鲜血，那身上穿的白色囚衣早已浸成红色，身下那流淌的血已经变暗变黑，一根粗壮的竹子斜倒在布满电网的高墙下。

这是昨天夜里一个企图用竹竿翻越高墙电网逃跑的犯人，被当场击毙。

看着高墙下那躺着的早已命归黄泉的犯人，我不由感到一阵阵的纳闷，一般情况下，犯人逃跑，班长都是鸣枪警告，不听警告才开始射击，而且只打身体的下半部，大部分想逃跑的犯人“享受”的都是这样的待遇，更不用说在监狱内部，那逃跑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你只要鸣枪警告一下，这时逃跑者就吓得半死，屁滚尿流。这一个逃跑的犯人，又怎么会连中六枪，落得个陈尸狱中供大家参观的下场呢？那一根粗壮的竹竿又是怎么回事？这样的东西根本带不进监狱。

回监狱的路上，队伍寂静无声，急促地赶路，几乎一路小跑，搞得尘土飞扬。我感到无所谓，心想反正我不会逃跑，懒得操这个心，我只是对那个因逃跑而被击毙的犯人感到可悲。死，在那个年代很容易，然而死并不是死者的不幸，往往是生者的不幸。

此刻队伍中的犯人各自有各自的想法，最起码那些有逃跑意向的犯人心中是不安的，他会盘算着是否划得来，是否值得拿生命去下这样巨大而惨重的赌注，就此打住吧。

这一次最直观的教育，我记忆很深，那天晚上还梦到白天看到的场面，汗水湿透了衣服。

“我叫赵士琦，你们送我回家”

想象中，那些刑事犯，尤其是流窜犯、偷盗犯等等，企图逃跑的愿望是强烈的，是需要严加防范的，而政治犯的逃跑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毕竟真的发生过，可以算作特例吧。

一九七五年的一天，一个爆炸似的新闻在监狱里炸开了：赵土琦跑了，现行反革命赵土琦跑了！”

我几乎不相信我的耳朵，心想这或许是搞错了，其他人有的感到惊奇，有的感到不可思议，更多的是为赵士琦感到担心和惋惜，因为他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劳改犯，一定是遭到了什么意外……

我们被全体提早返回监狱。我是回去最晚的一个，为此徐队长还白了我一眼：“出了这么大事，你才回来？不到吃饭你是不晓得回来。”

我们在监狱里开始学习，开始排线索，开始想赵士琦平日里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而在监狱外面，荷枪实弹的解放军以及中队的干部已经上路，溧阳四周的大小路口、山口都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有线广播通知到溧阳的各个生产队，赵士琦的特征也向他们进行了描述，大脑袋，大个子，瘦瘦的，南京口音等等。中队里那些单独劳动的犯人此刻统统被叫进监内，干部要求他们注意周围的河边，看看池塘里有没有赵士琦的尸体……那一天，我们早早地收工了。

政治犯逃跑，这在整个溧阳劳改系统中闻所未闻，赵土琦是第一例。

我们实在找不出赵士琦逃跑的理由，也找不出他平日里有什么异常的表现，倒反而为他感到担心，一定有什么意外了。

就在大家感到紧张和困惑的时候，傍晚，干部进来告诉大家，赵土琦抓到了，大家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所有的紧张和困惑一下子散得光光。

赵土琦为什么跑？跑到什么地方？又是如何抓到的？直到天黑时，赵土琦被带回监内，大家才知道了详情，其过程令人啼笑皆非，大惑不解。

那天上午出工后是大田插秧，由于他什么活也不会干，也不去学，终日痴痴呆呆，大家也就不分配他活。也不知他什么时候离开了劳作区，犯人、干部，甚至警戒的班长一概不知道，直到吃中饭回监时才发现，而这时离上工已经有四个多小时了。

赵土琦走出了监狱的范围，走进了公路，这条公路一直通到竹箦煤矿的厂部，也就是我们在竹箦所有劳改队的总部。他沿着公路走啊，走啊，将近十五公里的路程在他腹中空空的状况下竟然走到了头，路上的行人、车辆谁也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有着明显标志一一光头的劳改犯。他来到矿部，冒冒失失地走进一办公室，他并不知道那是厂部，自报家门地说：“我是×中队的，我叫赵土琦，我肚子吃不饱，你们送我回家。”

听了他的话，那干部愣住了，上午刚刚广播通知要抓的逃犯，竟送到门上了。干部看着他那疲惫痴呆的样子，要他坐下来，他却一屁股瘫倒在地。干部给他弄来一些吃的，便通知中队前来领人，于是我们的赵土琦就被抓了回来，从头到尾不过十个小时的事。

我以为赵土琦这下惨了，本来就十分悲惨的他这下就更惨了，然而这“更惨”并没有发生，他没有砸上镣，也没有被关进禁闭室，更没有被加刑，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这究竟是为什么？那只是因为他精神不正常，是一个经过验证的确凿的精神病患者。

望着赵土琦痴痴呆呆、两眼木然的样子，望着他那骨瘦如柴的身躯拖着他那硕大无比的脑袋的样子，他刚刚走进劳改队时的情景一下子浮现在我的眼前，是那样的清晰，又是那样凄惨，仿佛就在昨天。

夜已经很深了，也寂静了，高墙里的犯人早已带着一天的疲劳和饥饿睡着了，墙角土炕下的秋虫发出的奏鸣和犯人的鼾声交织在一起，一阵一阵，此起彼伏……

忽然，一阵歌声轻轻地从长长的土炕尽头传来：“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且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崎岖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多么熟悉的苏联歌曲《小路》，这是我们知青最爱唱的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过了，那浑厚而深沉的男低音刺激着我的音乐细胞，我轻轻地走下土炕，轻轻地、轻轻地朝歌声走去……

昏暗的灯光下，我掀开帐角轻轻地捅了他一下：“你是谁？这么晚还唱什么？”

“上午刚来的，南京人。”

他双手垫在后脑下，看也不看我地望着屋顶。

透过蚊帐，我看见一个胖得出奇的人，横躺在土炕上，足足占去两个人的位置，他那左胸从腋下到腰间有一条长长的刀疤，最起码有七八寸长，好似一条百足大蜈蚣。

他问我会不会唱，我说：“会。”就是因为会唱才到了他的面前。他闭上眼不唱了，再也没说什么，于是我走开了。我的贸然打搅了他的好梦，我想一定是的。

过了几天，我们一齐出工，一齐回来，我跟他慢慢地熟了起来，于是我了解到他的情况：他是一个复员军人，早先在东海舰队服役，是某舰艇上的轮机长，是军队和国家花大钱在苏联培养的海军技术人员，因心脏动了大手术，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长长的似蜈蚣的刀疤，不再适应舰艇的生活，于是复员转业到南京的一家十分有名的汽车制造厂。一九七0年的“一打三反”时不知何故把革命化的像章扔到地上，再加上一些所谓的“反动言行”，他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判刑十年，算一算我们人狱的时间一前一后相距不到一个月，而到石佛寺劳改队也是一前一后相距不到一个月。

在石佛寺时，我们就发现他精神方面有问题，平日里他不跟人接触，终日坐着或蹲在墙角，一蹲就是好长时间，嘴里唧唧咕咕也不知在说什么，时而一阵傻笑，时而又一阵狂笑，可干部都说他是装疯卖傻。

他庞大的身躯，体重有二百斤左右，饭量巨大，一天一斤的口粮不够他吃一顿，因而他终日饥饿难忍，很快的时间他就瘦了下来，而且瘦得变了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开账买东西，他买了3斤咸大头菜，一转眼吃得精光，口咸了就要喝水，一瓶水很快喝完了，于是就喝生水，继而就开始拉肚子，好几天下不了床，人于是瘦了一圈，吃不饱，就没劲，没劲就干不了活，日久天长精神越来越不对头，他什么活也不干，什么活也不会干，终日不说话，可我们的干部还是说他：“装的。”

这样的情况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到了溧阳以后，一九七二年底，干部终于把他送到劳改队的“疯人院”，看看他是真疯还是假疯。

一进疯人院，扑面而来的是一阵劈头盖脑的棒击，这就是“杀威棒”，目的是杀杀你的威风，紧接着就是几个人抓住你，把你按倒在地，强行给穿上一件特制的帆布衣，连衣连裤的，这就是著名的“老虎衣”。这“老虎衣”上从腰部、胸部、腿部到臀部到有皮带，穿上后所有皮带一齐收紧，保管你哭天喊地，立马倒下，个把小时后，再松开所有的皮带，把你从“老虎衣”里拽出，看看你是真病还是假病，试想一下，如此残酷的刑法，正常人和非正常人遭到这样的摧残反应是一样的，又能看出什么呢？但是“疯人院”的医生却会从这里看出真病还是假病，这其中的奥秘我一直搞不懂。

不久，赵土琦回来了，还是过去的那个样子，只是更加痴呆、更加木然、更加消瘦了。他可以终日坐在那里一句话不说，两眼无神地看着天，这时的干部也开始不管他了，说他真有病，“神经病”。那时我们一般都是把“精神病”讲做“神经病”。

不知什么人说过，要是一个人能长期装聋作哑，装疯卖傻的话，他几乎可以获得一切东西，可我们的赵土琦直到现在才被干部认为不是装的，而是真的，他没有得到一切，只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可付出的却太多太多。

这以后的日子里，监狱中仿佛赵士琦不存在，就像没有这个人一样，直到他的“逃跑”，人们才一下子想到，还有这个人。

那时，我们常看到他傻乎乎的似笑非笑、似哭非哭地坐在那里，一副可怜可悲的样子，我常常里一阵抽搐，一种无法说出的情感从心底升起，这发生在赵土琦身上的事对一个原本不正常的人来讲，毕竟太不公正也太残酷了。

在每次集中开会的时候，那会场上总有几十、上百个似赵土琦这样精神病的犯人，一个个眼神凝滞，行动迟缓，行进在公路上，手中拎着一个个用稻草编成的凳子。

在司法逐步健全的今天，这样的现象不会再有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赵土琦也一天天地熬着，没有精神，没有思想，没有负担，劳改队有他和没他一样。

一九七九年赵土琦获得了平反。从他一九七0年进监狱后，就一直没有看到过他的家人和单位的人来探望。平反后当家人和单位的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只说了一句：“我想吃一碗红烧肉！”

我真希望他能回到南京，很快又吃成一个胖子，像他刚进监狱时的那样。我也真希望再听一听他那浑厚而深沉的男低音：“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江洋大盗逃跑了

在监狱里，逃跑是经常发生的，抓回来也很正常的，逃跑而抓不回来就是不正常的了，尽管这种不正常几率很小，但还是有的。

一九七三年八一建军节前两天，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却又是千真万确的消息终于传来：“王和平跑了！”

这在当时的监狱是真正的大事，天字第一号大事，他不等同于其他犯人的逃跑，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逃犯”。

监狱里瞬间紧张了起来，恐怖的气氛笼罩了整个监区和工地。

监狱中每天都可能发生一些事，极度空虚和极度紧张的犯人常常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惹出一些纠纷，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事都可以发生，唯独逃跑的事不能发生。因为每逢有犯人逃跑，监狱中上上下下都会紧张起来，纪律和制度的绳索会因此加倍收紧，搞得每一个人都精神紧张，惶惶不可终日。

实际上，干部也怕犯人逃跑，用他们的话讲，那就是：犯人改造好或改造不好，那是犯人自己的事，与干部无关。如果逃跑的话，那就对不起了，监狱就是仓库，干部就是仓库保管员，而犯人就是所保管的物品；物品少了，对上面不好交代，保管员就要负责。那保管员就要找你们算账。那时的监狱系统，也要每年评什么先进，那么你生产搞得再好，收入再高，如果逃跑了犯人，就连评先进的资格都没有。因此，监狱中对犯人的逃跑历来十分重视，防范措施也极为严密，处罚也近似残忍，也就出现了当场击毙、陈尸高墙下、供人参观、以示警告的场面了。

已经两天没有出工了，犯人们都在监狱内排査王和平逃跑之前的疑点，那个倒霉的跟镣人则被关了禁闭，重点提审。

七月底八月初那正是江南最热的时候，郁闷的心情加上燥热的天气更加搅得人心烦意乱，此事与我无关，我索性闭目养神。寂静和黑暗中，我看见了王和平……

灰溜溜、懒懒散散的犯人队伍，四个人一排的在武装班长的押解下，不快不慢地行进在山区崎岖的小路上，每个犯人都戴有一顶溧阳地区特有的芦帽，光着上身，穿着短裤。王和平也一样，在戴镣人的伴随下，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脱离了武装班长的押解，这样的情况已经有两年了。两年来，王和平从来没有脱离过“严管组”，可以看出干部始终对他有所警戒。他“拖后”的原因则是两条粗壮的小腿，说是血丝虫病造成的，时间一长，人们对他的警惕性渐渐地消失了。

逃跑的那天，看不出任何的迹象，天气还是十分闷热，王和平和大家一样，头上戴着芦帽，只穿一条短裤，两个小腿肿胀得像两根柱子，走起路来很是艰难，只是肩上搭着一条崭新的白色的“414”毛巾。

王和平就是这样以一身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穿束，神不知鬼不觉地在班长、干部和跟镣人的眼皮底下不见了，逃跑了。谁又能相信，他就是因为盗窃罪而被判刑的，他可以上房揭瓦，飞檐走壁，是江浙地区闻名遐迩的江洋大盗。

等到王和平跑了以后，分析一下王和平两年来的精心伪装和所作所为，干部才知道发生事情的严重性，个个阴沉着脸。排查已经进行了两天，两天的紧张排查搞得大家都没了精神，那些平日里和王和平接触较多的犯人，此刻竭力表白，以示与王和平毫无瓜葛，而那些想借此积极表现的人，则想尽办法找出一些原因汇报，借此拍干部的马屁。但监狱的空气依然紧张，干部的脸依然紧绷，人一天没有被抓回来，那严重失职的帽子不定哪一天戴到哪一个人的头上……

可事件的发展偏偏走到了另一个方向。

枪响之后，疯子倒在了田间小路上

第三天，我们终于出工了，监外虽然还是很闷热，但到了大自然中，山区和田园中一阵阵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心里一下子舒畅多了。田野里的庄稼已经长得很高了，那严严实实、密密麻麻的茶叶蓬漫山遍野，村落隐藏在那一片片郁郁绿绿之间。犯人们呼吸着几天来未呼吸到的新鲜空气，把几天前发生的逃跑事件早忘得干干净净。

我还是“单飞”，还是一个人干活，那天我也到了工地上，只是在远处。

突然，工地上喧腾了起来，远处的田野中几个人在拼命地追着一个人。追的人发疯地追，被追的人发疯地跑，喊声、叫声、哭声连成一片，回荡在山区的高坡上。

“王和平？”不知哪个犯人说，声音蛮大。

“不像，他怎么头上有头发？”

“走的时间就好久没剃头了，又跑了这么多天，头发还不长出来？”犯人们七嘴八舌地说。

不过这时的犯人，说归说，看归看，都还是站在原地，不能有丝毫的走动。有的犯人则干脆坐了下来，趁着喧闹的机会好好休息一下，这真是好机会。

跑的、追的，从一条田埂到另一条田埂，郁郁葱葱的庄稼地里，只看见一个个人头在忽东忽西，忽高忽低地晃动着。

“那个人是王和平！”一个犯人肯定地说。

站在高坡上那一个持枪的班长再也忍不住了，阶级斗争的那根弦终于紧绷上了，他一下子推上扳机，叫上几个“单飞”的犯人，一声大喊：“跟我去追！”像风一样飞了出去。

他们沿着田间小路，迅速地超过前面的一些人，班长持着枪跑在最前面。“别跑了，解放军来了！”有人叫了起来。

“解放军，你不要追，他一会儿就好。”

我听见一个老太太在喊，可我们的班长没听见，还在一个劲地追。

那几个追的犯人也跑不动了，上午那稀饭早给跑没了，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肚子饿极了。

那前面跑的人大概也跑不动了，他停了下来，转过身，高高举起戴着铐子的双手，嘴里叽哩哇啦不知在喊叫着什么……

“班长，他不是王和平，他有头发。”一个犯人高声地喊起来。

随着话音，“达达达”“达达达”，枪响了，清脆的枪声盖住了喊声、叫声回荡在山谷中，回荡在旷野中。

那人倒下去了，所有的犯人都踮着脚朝那方向看去，没有挪动脚步。

短暂窒息的沉寂，忽然一阵阵的喊声、叫声、哭声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惊天动地。那倒下去的不是劳改犯王和平，而是当地一个正在发作的精神病人，用当地的话说是“武疯子”，而他手上戴的铐子则是家人为防止他发病打人而戴上的山区猎杀小动物的土铐子。

我走了上去，看到那疯子静静地躺在生他养他的家乡的田间小路上，鲜血染红了身下的土地，却像活着那样傻乎乎地在笑……

此刻，持枪的班长愣愣地站在那里。

白皙而稚气未脱的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苍白、苍白的…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距离地看过班长，我好为他难过，这世界就这样翻过来了，几分钟甚至一秒钟的时间。

这以后那死去的疯子的家人和村中的老百姓与看守监狱的部队发生了冲突，要部队交出“杀人凶手”，甚至发展到数以百计的老百姓围住了监狱，说是班长躲到监狱里了，要冲进去，监狱的岗亭上架上了机关枪……

实际上，开枪的班长当天就被送走了。

这事后来还是解决了，只是可惜了那个班长，被开除军籍，开除党籍，回到老家。而那疯子的家庭则得到了很满意的金钱和物质的补偿。

那邻靠我们茶田的高地上，一座新坟起来了，那是“疯子”的墓，墓顶白色的纸幡随风在飘在飘……

而王和平始终没有抓回来，起码在我一九七八年底平反时，没有回来。

有一次，在工地上我偶尔问过徐队长，王和平抓到没有，他说抓到了，在其他中队关着，只是没有底气，只是一阵苦笑，如果真正抓到的话，怎么也不开大会？

那个打死人的班长走了，虽然我们没讲过一句话，听到的只是“出去”、“进去”的命令式的口话，偶尔也看到他的手势一挥，不要我喊“报告班长，犯人出去”或“报告班长，犯人进去”的话，我不知怎么的还是很怀念他，眼睛一闭，就会出现他那白皙稚气未脱的还是孩子的脸。实际上在监狱时好几个班长对我都很好，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很有人情味，很有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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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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