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之歌》始末 连载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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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劳改队的那些日子（上）

告密的丑陋性

时间进人了一九七四年，不知不觉中我在溧阳的监狱中已经待了四年。四年来，我凭着自己固有的性格和良心在里面度过了艰难的一天又一天，我不知道我在干部的眼中究竟是什么样的，但我坚信“真话可以不说，假话一定不能说”,决不告密和决不打小报告，我本来想，这样做干部一定不喜欢，我这种逆潮流而行的举动会给我带来种种难处，但事情的进展并没有这样。

当告密和打小报告成为监狱的一种制度时，犯人们的告密可以不计场合、打小报告可以不顾羞耻时，那么所谓改造人的种种制度的丑陋性就很明朗了。

监狱里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景象：清晨大家排队出工，点完名后，干部到来，一瞬间，许许多多的犯人走出队伍，争先恐后鱼贯地走到干部面前，恭恭敬敬地递上前一天晚上写好的小报告，然后若无其事地返回队列之中，一会儿的工夫，那干部手中已经是厚厚的一叠小报告。干部希望每一个犯人都是告密者，通过犯人你告我，我告你，一人告大家，大家又告一人，告过来告过去，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对管理制度上来讲是有效的。而告密者在这强权制度下，纷纷扭曲了灵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平日的谈话中，有的人会竖起耳朵，用心地听着你们的谈话，从中找出他所需要的东西，然后告密打小报告，尽管他知道这并不能给他带来多大的好坏，但还是乐此不疲。监狱中犯人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十分紧张，互相猜疑，互相揣摩，愈是这样，干部愈是高兴，你们斗得死去活来，他们才会偷着乐呢！

那些没有文化的犯人，在监狱中数量还是很多的。他们会在工地找干部汇报，往往干部也不给面子，你前脚刚走，他就会找被汇报的犯人训斥，明明白白告诉你是什么人汇报你的。这使得被汇报人的心里对汇报人更加仇恨。就这样，人人恨打小报告的人，可人人又争做打小报告的人，这样的矛盾时时刻刻纠缠在每一个犯人的心里，一天又一天。

多少年过去了，这些隐痛长存在每一个犯人的心底，只是不愿提起而已，远远还没有达到自觉忏悔的地步，这又能怪他们吗？

我亲眼看见的是，上午刚刚收到一叠小报告的干部，在工地上大解时看那些小报告，完毕后随手就用它擦屁股了，只有为数不多的被放进口袋里。我想如果打小报告的犯人看到他的小报告的下场，会是一种什么想法？

实际上，干部对告密和打小报告的人表面上很乐意接受，但心中分明有不屑的感觉，只是制度上需要有这一种表现的存在。

不止一个干部跟我谈过，问我为什么不汇报他人的改造情况，并说这不是积极改造的表现。

我告诉他们：大家都已经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已经很不容易了，平日里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过去经历的痛苦太多了，我不想回头看，更不想往前走，只想过一天算一天，如果真有人想逃跑或者有什么重大的反改造行为，我一定会积极汇报的。

说实在的，在这方面，干部对我还是不错的，并没有因为我的不汇报而严管我，用他们的话：“任毅的犯罪太简单不过了。”我理解，这简单是指就一件事，而不是指事的内容。

由于我平日里又不得罪任何犯人，又很乐意给那些不识字的犯人写信，不显山、不露水，大家对我都很不在意，什么事我都沾不上边，于是我有了机会，有了时间，悄悄地记下了监狱中发生的一切，用只有我才看得懂的符号和内容，那个记事的小本多少次的监狱大检查都不曾被查到，一是放得太隐蔽，是放在箱子外面的底层下；二是那些干部和具体搜査的犯人检查到我那儿就过去了，看也不看，从上到下都知道，我一不逃跑，二不反改造，是个大大的良犯。

渐渐地，我取得了干部的信任和同情，于是就让我“单飞”了。

所谓的“单飞”就是一个人在没有班长和干部的看管下，从事一些单独零星的劳动，这一方面是干部的信任，另一方面是知道你不会逃跑，也不敢逃跑。

这“单飞”的劳动是大多数犯人所企盼的，那是因为一方面自由，更重要的是没有定额的任务。至于盗窃犯罪和流窜犯罪的就根本别想获得“单飞”，那是因为他们一旦跑掉就可以凭他们的“本事”轻而易举地解决生活的基本要求。

王和平跑了已经一年多了，紧张的气氛也渐渐地平息下来。

“我也是知青” 

冬日的黄昏，天黑得特别早，收工的红旗早已高高地挂起，大队的犯人在班长和干部的押送下，回到了监房，这会儿也早已吃过晚饭，荒凉寂静的原野上只有我一个人还在抡着拍板一板一板地拍打着高高垒起的埂边。拍板敲击埂边发出的声响在空旷的原野上引来一阵阵的回声。

乡村里农舍的炊烟袅袅升起，夕阳终于落到了山的后面，这时我才拖着疲惫的身子有气无力地朝监狱走去……

快到监狱的大门，我早就做好准备回监的准备，准备怀着无比虔诚和老实的态度，双脚立正，身板挺身，声音洪亮地发出：“报告班长，犯人进去。”尽管这样的举止我也不知重复了多少次，但还是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慢，因为有例子。“单飞”的犯人回监，只因动作不规范，或是声音不高亢，而被班长故意叫你站在那里，十分钟或是半个小时，那是常有的事。

我刚走到白色警戒线不到一米处，正想抬起头来，只见那战士一手握住那搭在肩上的枪带，另一只手一挥：“进去。”可我的报告还未喊出，班长那声“进去”既不威严也不和蔼，却沁入我的心田，我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这样的事我已经经过了好几次，不仅仅是这个班长，其他的几个班长也是这样，或是挥挥手放你进去，或是头一摇让你进去，而这些挥手和摇头的动作却是在我喊“报告班长，犯人进去”之前发生的，这当中有的班长是在田头叫我过去叙述过我“犯事”经过的。虽然我知道他们了解我的“犯罪”，但也不至于要这样做，是怕“犯人”一词刺激我？还是对我的一种同情和关切？时间一长，碰到的次数多了，我反而感到不自在。有时在还没到警戒线时，我边跑边喊：“报告班长，犯人进去！”看到的却是那略带稚气的脸上明显善意的微笑。

监狱的岗亭有两座，一座是门口的，等到犯人全部进去后，便上锁紧闭了，直到第二天再打开。这时班长会到连接围墙的那座岗顶里，可以看到监狱里的全部犯人活动的情况，即使是监狱里的死角也看得清清楚楚。二 OO 五年我回到监狱想重温一下当年的情况，走上这高高的岗亭，才知道以上的一切。岗亭的下面是监狱的另一个小门，是供干部进出和每日三餐的进出，而班长是不允许进监狱的，这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定。

难得的一个休息天，又赶上冬日温暖的天气，犯人们早早地起来，抢着晒被子，晒衣服，南京人陈武把夜间犯人小便的两只桶故意地放在岗顶的下边，臊哄哄的臭气随着阳光的照射直往岗亭上升腾。

“你给我把桶拿开！”班长大声地说。

“我不干，没吃饱！”陈武漫不经心地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

“问我啊，告诉你，叫红烧肉！”

围在监内的犯人一阵哄笑，却谁也不敢上去挪动尿桶，那是因为陈武会功夫，是打架进来的，单挑独打没人是他的对手。

岗顶上的班长十分恼火，却又毫无办法，那是因为他们不能进监房，显然陈武是知道这一点的。

我夹在人群中，似乎也感到陈武的恶作剧有点过火了，虽是南京老乡，也不敢上去挪动那尿桶。

“唉，你过来！”班长指着我。

“叫我？”我走了过去。

“帮帮忙，把尿桶拿开。”班长用近乎商量的口吻轻声地说。

犯人们一下子静了下来，他们感到十分奇怪，奇怪的是第一次听到班长用这样的口气吩咐犯人。

我抄起肩担，看了看陈武，他向我点点头，于是我挑起沉重的尿桶朝厕所走去，随着“哗啦”的倒尿声，一场监内小小的闹剧结束了。

我走出厕所，抬眼看着那岗亭上持枪的班长，依然是那略带稚气善意的微笑。

晚上，干部进来了，批评了陈武，很显然早就有人汇报了，徐队长也把我叫了过去，说我今天做得不错，处置得当。

冬天到了，山区的冬天是很冷的，一九七五年冬天的那几场大雪下得真大，整个监狱和劳作区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得严严实实。

熄灯的铃声早已响过，经过两个小时精神折磨早已冻得全身冰凉的犯人们钻进同样冰凉的被子里，沉沉地睡去了。

监狱里是不允许关灯睡觉的，因此即使在夜里，依然灯火通明，探照灯的光束不时掠过监房的每一个角落。

睡意早已笼罩了我的全身，眼睛也睁不开了，我却不能去睡，还在坚持着规划明日的劳作内容和区域划分，这是徐队长给我安排的新任务。

突然，“咚咚咚”“咚咚咚”，有人在轻轻敲打着窗子，我站起身来朝内打开窗户，一阵寒气扑面而来，隔着根铁条看见那班长站在窗外，肩上的刺刀在夜色中闪闪发光，纷纷扬扬的雪花零零落落飘飘洒洒地落在他的军大衣上，又下雪了。

“怎么，你还没睡？”其实班长都知道我每天都这样，故意地问。

“明天的事还没有安排好，不能睡！”

“快点做，窗子别关！”说完便走开了，阵阵寒风裹着雪花袭向屋里，我感觉更冷了。

大约20分钟过去了，班长又站在窗外，隔着铁窗递过来几个菜包子。

“给你，拿着。”

我收下了，那包子还有一点热气，我深深地感激他，那时坐牢的犯人谁不是饿着肚子熬过一个又一个难眠的夜。

班长站在窗外，显然没有走的意图，终于他说话了：“唉，你叫什么名字？”我想，他应该知道。

“任毅。”

“干什么进来的？判几年？”这他也早知道。

“现行反革命，判十年。”

“我不是问你这个，具体干什么进来的。”这他更知道。

“写了一首歌。”

“什么歌？”他好像着急了。

“《知青之歌》。”

“唱一遍给我听，轻点声！”他几乎是命令式地对我说。

“我不敢唱，不敢再放毒。”

“没关系，班长批判。”

于是，我唱起了《知青之歌》，应该讲，这是我在监狱中第一次面对班长唱了一遍，过去，我只是在心中默默熟唱着《知青之歌》，面对其他干部时，我只是讲述三段歌词，而这一次，却是真的唱了。

我唱着，只见那窗外的雪越下越大了，渐渐成了鹅毛大雪，那在雪地里听我唱歌的班长不知什么时候已塑成了一座雪白的雕像，十分壮观而雄伟的雕像。

歌终于唱完了，他只是听着直到我唱完，许久许久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

“睡吧，把灯熄掉，我也是知青。”我分明看见他眼中的泪花，只是没有掉下来，他转身走开了。

“什么，知青，他也是知青？”忽然间我明白了，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终于有了答案。

班长远去了，步伐沉重地远去了，夜色中我再也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军用皮鞋踩在雪地上发出的“嚓嚓”声渐渐地远去了，可那映在雪地上灯光下长长的刺刀的影子，延伸过来，延伸过来，仿佛直刺到我的胸膛。

银色的漫天大雪洒满了大地，映照着这一墙之隔的两个世界，大墙里是沦为囚犯的知青，大墙外是看管囚徒的知青，然而我们却拥有共同的、刻骨铭心、至尊至爱、永不磨灭的知青的身份。

这是一个什么世界啊！

采茶

我所在的劳改队主要是种茶和采茶，在进劳改队之前，我对采茶的了解只是来自一首优美动听的江南丝竹《采茶舞曲》，在悠扬的乐曲声中，姑娘们纤纤手指飞舞在茶树上，四周青山绿水，好一派田园风光。

然而到了劳改队后，当自己亲自参加了采茶的劳动，显然没有这样的闲情雅致，反倒是怀疑作者有没有深人生活，有没有看过采茶，文艺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舞曲也未免有点离谱了。

过去在民间流传有“三不留”，其中“一不留”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二不留”，那就是“女大不留，茶老不留”，这说明了茶叶的季节性很强，所谓的“早采三天是个宝，迟采三天是稻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清明前采的茶叶叫“明前”，谷雨前采的茶叶“雨前”，都是江南地区的名茶。那十分高贵的茶中珍品为什么叫“碧螺春”呢？碧，緑茶也；春，春天方可采到；而螺则是制成的茶叶，卷曲似钉螺。词面上解释如此，但采摘起来就十分困难。茶树上的茶叶千头万叶，可是只有为数很少的茶叶符合制成“碧螺春”的标准，这标准就是一芽一叶，而这一叶必须恰到好处地紧紧包住这一芽，就好像过去我们使用的大号“关勒铭”金笔的笔尖，裹得太紧不行，分开也不行。

采摘茶叶时，犯人们手拿一个茶缸，沿着茶沟在一棵茶树上细心地寻找，一旦找到，用食指和拇指轻轻一捏，只听见“嗒”的一声，茶叶便采了下来，如果用食指和拇指掐的话，嫩绿的花叶上便会留下黑印，就不符合标准了，这时的季节正是春寒料峭的时候。

再眼疾手快的犯人，一个上午也只能采平平的一小茶杯，称一下也不足2两鲜叶。我和其他的犯人做过实验，一斤碧螺春的鲜叶竟达到6万个，数量是惊人的。听茶场老工人讲，旧社会采摘碧螺春鲜叶时，必须是少女，所摘下的芽头必须含在嘴里，等嘴里含不下时，再吐出来。茶叶是好色的，这样一季茶叶采下来，那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们，就会变成一个个面黄肌瘦的婆娘了。

采摘“碧螺春”、“雨前”、“明前”时劳动强度不是很大，但半天采下来还是腰酸背痛的，人几乎直不起腰来。

等到采摘“炒青”茶叶时，那场面那架势却壮观得多，不管是春寒料峭，还是大雨滂沱，都得出工，江南的雨季是很长的，可偏偏又是采茶的高峰。这时犯人们把茶篓夹在两腿之间，双手捋住茶叶，只听到“哗”“哗”的声音，一把一把的茶叶便划进了茶篓，按实，再采，一小时可以采到20斤，半天的任务是60斤。茶叶和着雨水背在身上够沉的，还得一路小跑地去称茶叶，再返回来，雨里，泥里，整个人完全成了落汤鸡，又没有雨衣可穿，最多回监时吃一碗姜汤。这哪里还有采茶舞曲中的优雅，有的却是威武山上的一个个土匪的模样，这样的场面，这样的劳动强度，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茶叶一般是春天采，夏天采的比较少，秋天采的就比较多了。秋茶采完以后，茶树就要修剪了，修剪下来的茶叶、茶枝，我们称之为“祖宗三代”，统统灌进一个个的大麻袋里，到茶场以后压制成一个个茶砖，再销往西藏、内蒙、新疆等地，供应给那里终日以酥油奶制品以及动物蛋白为主食的少数民族用。

犯人一手采摘出的好茶，只因“三餐茶饭不见锅灶”而无法吃到，可事实并非如此，自己创造的劳动果实自己也能得到，犯人自有犯人的办法。

不管是采摘“碧螺春”，还是“雨前”、“明前”，犯人们都会偷偷地夹带一些回到监房，这些茶叶放在身上，由于体温的作用萎了，软了，把这些茶叶放在两手之间，轻轻地揉捻成团，这时茶叶的水分慢慢渗出，制茶工艺上这叫做“杀青”。“杀青，成团后的茶叶放在手帕中紧紧包住，压在枕头下一夜，第二天拿出时，茶团已成棕色，这在制茶工艺上叫做“发酵”。发酵好的茶叶分开铺平，晒干，于是高等级、高档次的红茶便制成了，古老的技艺终于在犯人的手中发出了光芒。

于是你会看见，在制茶的季节里，监房内到处铺满了一摊摊的茶叶，班长不管这事，还认为蛮好玩的。干部一来便收起来。这时的犯人几乎个个都成了制茶的好手，谁也不去汇报，倒也相安无事。究其原因，只是牵扯到各自的既得利益，实际上这时的干部，也大多不太过问这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想想，那监房内墙角、院落到处都是茶叶，你来得及收吗？

监房内犯人制茶的工艺已经延续了很久，根本无法溯源，找出它的发明者。这工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细，越来越精，那泡出来的红色“碧螺春”里一片碎叶都没有，一个个似钉螺的茶叶在红色的水里飘荡。

倒是那浓浓的红茶灌进一个个犯人缺油少荤的肚皮里，刺激着大脑皮层，那个季节里犯人们夜里睡不着觉的多了起来。虽然那空气中还飘浮着红茶阵阵的茶香，但犯人们知道根本无法从中体会到真正的快感。

在我的印象里，刻骨铭心的事除了采茶便是剥花生了。

剥花生

在采茶的劳改队里，每到春天会种一些其他的农作物，比如花生等。当然这花生种来不是给犯人吃的，没有这样的好事，而是给干部和解放军吃的。每到种花生之前，由犯人们剥去花生的壳，把花生仁拌上有毒的农药，然后埋到地里。拌毒是为了防止地下的虫子吃，而带毒的花生仁种花生的犯人无论如何是不敢吃的，谁也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花生仁是要从花生壳中剥出来，这样的工作在落种之前是由犯人去做的，一般的情况下是由老弱病残的犯人去做的，而参与这项工作的犯人们会一个个喜形于色，心中别提有多高兴了，那是因为可以偷吃到花生仁。这对于长期在监狱的犯人来讲，无疑是一次改善伙食的好机会。

问题于是来了，1斤花生壳里能剥出多少花生仁，起先根本没有标准，这也许是干部的疏忽。犯人们领花生时称了重量，那只是仓库正常的出库记录。而交化生仁时也要称重量，而那只是大概的记录以备入库的记录，但是犯人们交花生仁时的数量悬殊较大，就引起了犯人组长的注意，汇报了干部，干部于是引起了重视，决定试一下。

这一天上午我又“发烧”37.6℃，犯医给我向干部请假，恩准后我不出工了，回监房休息，等大队的犯人走后，干部忽然想起我，叫我出工去剥花生。一听剥化生，我的精神来了，可以吃到花生了，我不由心中一阵高兴，就仿佛看见“麻屋子，红帐子，里面睡着白胖子”正向我走来……

干部叫我称3斤花生果，叫我剥好后再称一下花生仁是多少，并说以后就以你剥的花生仁为标准，我点点头。然后他背着手一摇一晃地走了。

我的高兴劲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非但如此，心中反而增加了负担，矛盾到极点，我如果剥多了，将会得罪那一个个老弱病残犯人饥肠辘辘的肚皮；剥少了，又将如何对干部进行交代，那一次晚自习的教训都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开始认真地剥着花生，心中却在盘算着，我一颗花生仁都不敢吃，怕他们汇报，因为我跟这一班老弱病残的犯人根本不熟，甚至叫不出他们的名字。

那一个个老犯人眼睛死死盯住我的双手，既凶恶，又贪婪。

我不能多剥，剥多了犯人们没得吃了；我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在众犯人面前作假，一时间我紧张极了，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突然间，一个想法在我脑海里涌出，有了……

收工了，管教干部又一摇一晃地出现在我们剥花生的小屋里，他表情严肃地站在我的面前，问我剥了多少花生仁，当我告诉他三斤花生果中剥了1斤2两花生仁时，他嘴角微微地抽动了一下，既含蓄又叫人心寒，他留下了我，让其他的犯人都回去了。

他推开桌子，轻轻地用脚拨了拨我剥在地上的花生壳，用手拾起了那混在花生壳里一颗颗根本没有剥的花生果，许久许久没有说话，脸部的肌肉收缩着……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心脏激烈地跳动，我意识到什么样的后果在等着我：关禁闭。

突然，他开口了，声音很轻，但显得很严峻：“这些花生没剥扔到地下，其他犯人知道吗？”

“不知道，没有人看见我这样做，我也没对任何人讲！”

“那就什么人也别说。”说完他又一摇一晃地走出小屋，在出屋的一瞬间，他把手中的花生果扔得老远老远，那动作潇洒极了。

我开始不理解他的意图了，心中的担心还在有增无减，那一夜睡得很不踏实。第二天又出工了，他在队前训话，其中就讲到：“今后凡是剥花生，一斤花生剥四两花生仁，昨天我叫任毅试过了。”

后来，那些剥花生的老弱病残的犯人问我，怎么剥这点花生，我没有回答，显然他们也不相信，因为这当中有他们吃的余地了。

说来也很奇怪，直到出狱后已经有很多年头了，我对吃花生仁都有一种偏爱，因为那天我毕竟一颗也没有吃。

直到今天，我依然深深地感激那位姓徐的干部。

在那暗无天日摧残人的身心和肉体的监狱里，这一种超出时代，超越阶级的人类的普遍同情心是何等的崇高，又是何等的伟大啊！

一个制造恐怖事件的老者

茶场的劳作毕竟是有季节性的，其他劳改农场大田的收割的大忙季节，正是我们茶场的农闲时节，因此我们常常在这样的时候，被派到那里去帮忙。

就在那次的几天帮忙的日子里，我碰到了田文彩，那过去只在社会上流传的恐怖事件的始作俑者，卖“人肠子汤的老者。

很早很早以前，南京的大街小巷里穿梭着一些挑着箩筐的收购破烂的人，人们叫他们为“挑高箩的”，久而久之，这也就成了收拾破烂人的代名词，这些用他们特殊的腔调喊出：“破布烂棉花拿来卖钱！”随着他们的喊声，人们会拿出一些破烂无用的东西换上几个钱，我只是感到好玩和好奇，孩提时的我也会学着他们的喊叫，跟在他们的后面，也常遭到大人们的呵斥，以后我渐渐地长大了，从事这一行的人也渐渐地少了，沿街也很少听到这样的叫喊声了。可我做梦也没想到，在监狱里我却和这样一个挑高箩的人相处相遇了五年，而此人竟是三年自然灾害时在南京卖“人肠子汤”的。

过去在南京一直听到这件事，有人说有，有人说政府认为是造谣，莫衷一是，一直无法搞清。

起先，我只是从远处悄悄看他一眼，他长得极其难看，活脱脱的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复制品。由于天天和他在一起，慢慢地也熟了起来，终于有一天我憋足了一口气问他；“你卖过人肠子汤？”

“嗯，我卖过。”他一点也不遮蔽，声音显得老粗老粗，十分沧桑。

“听说人肠子汤的油花是半圆的，是不是？”我看他一点不隐瞒，胆子愈发大了起来。

“哪有那么回事，油花还不是一样圆的。”他头也不抬地回答，手却依旧在缝补已满是补丁的衣服，针脚足有一厘米长。

又过了好几天，终于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在一起时，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慢慢地摸出一张折了又折已经很破的纸递给我看，那是他的判决书。

我接过他的判决书，极力压抑住自己激烈跳动的心，一字一字地看了下去，我明白了他在这监狱里已经度过了十多年的时间，还有几年就要到期了，他被判了十五年，而我和他认识的时间却是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五年。

那份判决书很简单、笼统，只讲，从医学院解剖后扔到江东门外乱葬岗的小孩的心、肝、肠子……，被他当做羊肠子汤卖给当时大饥荒时的人们吃。

我问他：“你知不知道那是小孩的心肝五脏？”

“我怎么知道呢？我要知道就不拾了。”

“那又为什么叫羊肠子汤呢？”

“我以为那是羊的心肝五脏呢！”

据讲，他是在南京水西门桥上卖的，生意还挺不错，吃得人挺多。后来被一个解放军发现，缘由就是那锅的上面飘着半圆形的油花，很快他就被抓了起来。与此同时，南京有人卖“人肠子汤”的事也就传开了，纷纷扬扬，铺天盖地，叫人毛骨悚然。

在监狱里，他已经很老了，老得叫人怜悯，路也走不动了，常常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但腰还是挺着的。

他基本上不再劳动了，稍稍的体力活也都承受不了，他的饭都是别人帮着打，监狱干部也很照顾他，让他看看菜园，驱赶驱赶鸟。他从不捣乱，也从无怪话，循规蹈矩，过上一天算两个半天。偶尔高兴时也会常常哼上几句谁也无法听懂的曲子，说是“老淮调”。他祖籍江苏淮阴，不知什么时候逃难到了南京，一直靠捡破烂卖钱维持生计，继而有了一点钱就开了一个铺子收破烂，旧社会里他生活在最底层，从未得到什么；新社会他依然生活在最底层，也没得到什么。社会的变化，时代的更替，对他来讲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他始终是社会的边缘人。

他也有得意的事，那就是他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讲起的他的光荣历史，他在冯玉祥的队伍里当了两年兵，他平生最服的是冯玉祥，说：“弟兄们死了，冯玉祥亲自抬棺材，有一次抬到半路上，路边烧饼铺夹烧饼时一块烧饼滚到他的脚下，他叫声停，拾起那烧饼就吃。”

在他的眼里只有冯玉祥，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眼睛会发出不寻常的光来。

除此以外，那还有他的老母亲。他因为长得丑，一直没有成家，伴着他的是已经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有几次他那年迈的老母亲拄着拐杖，迈着脚从南京来看他，两个老人泪流满面，场面十分凄惨。我不知道是他的老母亲哭他，还是他在哭他的老母亲。干部这时也很人性，破例延长他们相见的时间。

一九七六年，他刑满释放，因为他的老母亲早在一九七二年就已去世，南京无亲可投，无家可归，他成了留场就业的人员，等着他的只有坐吃等死的一条路。

一九七七年，我又被派去他的农场帮忙，只是刚过了两年，他更老了，蹒跚挪步，十分艰难。看到我，他高兴极了，像个孩子，竟然自己去买饭买菜，请我吃了顿。本来我想问问他，“人肠子汤怎么做？又怎么去卖？”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我实在不想再引起老人家对往事的回忆，我突然茫然不知所措了。

一九七八年底，我平反出狱，想把这喜讯告诉他，在回宁的路上走过他所在的农场，他已经去了，永远地去了。

我记住了这个名字，田文彩，卖“人肠子汤”的，为此坐了十五年的牢，最终还是死在溧阳劳改农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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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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