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之歌》始末 连载二十四
第五章：上诉的那些日子
帮我把上诉书寄出去的人们
我那时还是“单飞”。“单飞”的有利条件，使我的这种可能一一变成现实，也正是这样的现实成全了我，使我一步步地到达目的地。
第二天白天在工地上，我碰到了不久前刑满释放的在附近中队留场就业的赵旭亮，他也是南京人，原是南京八中的老师，我们平时相处就很好。
我告诉他，下午想法找到我，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拜托，他答应了。
下午出去时，我怀揣着两份上诉书，一份是准备交给徐指导员的，另一份就是给赵旭亮的。
果然，在茶垄沟的尽头，赵旭亮早已坐在那里，悠闲地抽着烟，我赶紧跑过去，坐了下来，高大的茶篷遮住了一切，我拿出上诉书给他，让他帮我寄出， 这一份上诉书是寄给我母亲的，让她收到后分别抄几份给有关部门。
“好，我等会就到竹箦桥给你寄，你尽管放心好了。”
后来得知，赵旭亮给了他在南京税务局工作来看他的弟弟带到南京寄的。
“万一我母亲收到上诉书后，他们知道了，你放心，我是打死也不会说出是你寄的！”我告诉赵旭亮，这“万一”是可能发生的，却又是没办法的。
“讲这些干什么？大家相处了这么久，谁还不知道谁，我走了。”说完站起身，递给我两包“芒果”香烟，便消失在茶田深处。
当时我考虑很多，都是“万一”，万一干部不帮我把上诉材料往上递，一切不是白忙乎了吗？因此才想起这样的办法。赵旭亮给我寄出的这份，我母亲收到了，照我的办法，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管教干部寄或不寄，已经是不重要的了。其实好人在那个年头还是有的，同样，我也托李正平给寄出了一封上诉书。
下午出工我还带着一封寄给“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诉书，我想寄给最高当权机构，从上而下解决会快一些，因为我的案子当初正是从上往下的结果。
到工地后，在给了赵旭亮那封上诉书后，我在等着徐指导员的到来。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徐指导员出现在茶田，我赶紧过去，向他报告，然后恭恭敬敬地把上诉书给了他，他什么也没说收了下来。
我回到工地，回过头看着他正一页一页地看我的上诉书。
当晚的学习铃声又响了起来，徐指导员紧绷着脸来到我们的监房，叫我站起来，我知道不对头，站了起来，没想到事情说来就来。
“告诉你们，任毅写了上诉信，想翻案，昏了头，白日做梦，今天晚上不学习了，给我狠狠地斗！”
于是，一时间我上诉的事就传遍了整个监狱，我那几天写啊写啊，终于水落石出，大家都知道我在干什么了。那时上诉是件很不得了的事情，在当时溧阳大大小小数十个劳改队里，我是第一个，可谓开天辟地的第一例。正是由于这第一例，才引起这么及时的反响，势必狠狠打击，把这一动态扼杀在萌芽状态。至于那一封给他们的上诉信究竟寄还是没寄，我不得而知。
从那一天开始，我被连续批斗了一个星期，白天的劳动可以混，可以不干，可是每天晚上两个小时的站着批斗就搞得我精疲力竭，有点吃不消了。
批斗的两个小时里，干部有时在，有时不在，犯人们千篇一律地翻来覆去地就是那几句话：“翻案不得人心！……”“翻案没有好下场！……”“任毅想翻案，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等等，等等，关键的、实质的内容一点也没有。实际上在座的哪一个不想翻案，尤其是那些政治犯们，有哪一个不想早点离开这鬼地方，只是没有办法而已，真正有了办法，哪怕是一点点的办法，我想没有哪一个不想去试试。如今他们都在看，想看看我这个“第一”会有什么结果。
好在我平日人缘极好，平日里很少得罪人，火力始终不猛，根本达不到干部们要的场面。其实，徐指导员他们心里比谁都明白，但也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上诉的事实在是太大了。
我每天还是随着小组犯人劳动，还是“单飞”，这一“待遇”还没给我取消，晚上的批斗我根本没放在心里，只是两条腿很酸痛。我还在等待时机，那时我还有几封上诉书没有寄出，我还有一封寄给“中国作家协会”的上诉书在身上。我在等待机会，再托人寄出去。
我们劳改队附近有一个村庄，叫包庄，庄上的人大都姓包，村里的田地和劳改队的茶园相连。那个年代，包庄是很穷的，老百姓都想沾劳改队的一些便宜，采摘一些劳动队的茶叶，抢拾一些劳改队的茶根，甚至偷割一些青苗和蔬菜，这样的事屡屡发生，已经见怪不怪了。由于是单独劳动，经常走过他们的村庄，和村里的很多人都认识了，尤其是一些十多岁的孩童混得就更熟了，起先他们喊我“光郎头”，喊我“劳改犯”，渐渐地就不喊了，大部分时间用“唉”代替，这当中有一对母女，母亲叫廖粉英，不到四十岁的年龄，女儿叫包红娣，长得十分乖巧，能干，那时也只有十四岁，一双大大的眼睛十分有神，由此，我们就喊她“大眼睛”，时间长了，她也接受了。廖粉英不让包红娣叫我“劳改犯”和“光郎头”，她比我大我叫他廖姐，顺理成章我就要包红娣喊我“舅舅”，起先她不愿意，还骂我，后也就慢慢接受了。
此时，我想到了这母女俩，我在左右顾盼，远处出现了一个小姑娘，正是包红娣，我等她走到跟前，轻轻地喊：小红，你过来！”红走了过来，问我什么事顺手从箩里给了我一个煮熟的大山芋。我告诉她，这里有一封信，让她交给她妈妈，帮我寄出去。她没有任何犹豫地收下信，放在箩筐里，用衣服盖好，转身走回了村庄。
后来，小红告诉我，她妈妈拿到信后，当天的下午便到袁巷邮电所给寄出夫了，而袁巷离包庄有十多公里的路程，竟是走着去的。
我暗暗地在心中发誓，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好好报答她们。
如今，廖粉英已经过世了，小红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她的两个孩子都已经上了大学。
好人好报，我衷心地感谢她们。
干部的孩子也为我寄了信
那一段上诉的日子，我白天出工，晚上批斗，夜里又像当初在娃娃桥命运未决时那样，常常恶梦不断，我似乎感到我的小命又系在一根极其脆弱的线上，稍稍地一绷紧就会断掉，就会堕人万丈深渊。
我尽量地打起精神，不能垮下去，我想那么艰难的日子我都熬过去了，如今的遭遇比起八年前要好得多了，我不想成为懦夫，要成为生活的强者，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同小组的犯人也很照顾我，他们知道我的处境，因此白天出去干什么，十多少，从没人问过我或管过我，我知道他们也只能用这些方式来对我表示关心，表示支持。而众多的政治犯们则静静地观望着，想从我的上诉中找到他们企盼、他们的希望，因为打头的很重要，谁也不想去打头。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如今，我这只“出头鸟”正在被打。
徐指导员又转到我在小组的劳作区，他走到我面前问：“这两天感觉怎样！”我知道他是在问晚上批斗的事，回了一句：“还好。”看来他并没有恶意。“如果你现在认识错了，写封检查，撤回上诉还来得及！”
我这才知道，我给他的那封上诉信并没有寄出。
我说：“我不想撤回，还是那句话，我不想带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生活一辈子，谢谢你！”语气显得异常坚定。
徐指导员轻轻地说了一句：“那好吧！”头也没有回，就走了。
与此同时，我分别托赵旭亮、李正平、红娣寄出的三封上诉信应该正在路上走着……大部分的上诉书已经寄出，我轻舒了一口气，有如释负重的感觉。口袋里还有最后的一封上诉书，我还得想法托人寄出去。
下午快收工的时候，太阳渐渐地西沉了下去，邻村里放学的孩子三五成群地从我身边经过，这是一批中学生，有邻村的孩子，也有我们劳改农场干部的孩子。平日里我跟他们很熟，我几乎是看着他们从小学进入中学，他们每学期的书我都看过，他们平日里的作业，有不懂的地方经常来问我。有个干部的孩子找我，说他爸爸讲，劳改队里我学问最大，叫他有不懂的地方就找我问，听后，我心中还是蛮开心的。
只要是学生们问我，我都能给他们一些满意的解答，我甚至给他们写了示范作文，记事记人或议论，只要改动作文中的一部分即可。他们照着我的方法去做，个个作文得了好评。他们受到夸奖，我也着实心中高兴，那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我还是不错的嘛！
慢慢地，这些中小学生了解了我的“学问”，我只要有时间，总是不厌其烦地给这些学生帮忙，他们对我的称呼也从“劳改犯”到“喂”，再到“任老师”,还渐升级了。我揣测我后来的“单飞”，有一部分原因是干部们希望我能有机会铺导他们的孩子。孩子成绩提高了，回去总是要讲的，这一讲，干部们的心里就更明白了。
讲完作业以后，一部分农民的孩子朝东走回村子，而其中一个干部的孩子朝南，我叫住了他。问他：“能不能帮我个忙，把这封信放进中队前的邮箱里？’
“很重要吗？’
“很重要，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
“寄给哪个的？”
“中国音乐家协会的！”
他把信放进书包走了。
“不要告诉别人，是我给寄的！”他回过头来叮嘱了我一句，模样挺可爱我深深地长舒了一口气，终于我做完了该做的所有的事。
一个星期的批斗结束了，一切又恢复如常，我还是日复一日地生活着，可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却日复一日地在加剧。那段日子里，我的双眼皮直跳，也分不清哪眼跳的是灾，哪眼跳的是福，反正双眼跳个不停。
收拾好东西，进入“严管组”
又是一天的下午收工时，徐指导员走到我的面前，眼光异常地看着我，仿佛要把我看穿，两颊的肉在不停地跳动着。
“你呀，又干‘好事’了？”
我一下惊了，我知道他讲的是反话，心想糟了，坏事了，哪一个环节出了差错，脑海中只想如何应对。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监房，早早地收拾好，准备应对将要来的风暴。果不其然，晚上学习时间还未的时候，徐指导员进来了，径直走到我所在的小组，怒气冲冲地对我吼道：“收拾好东西，到一大组去！”
所谓的“一大组”就是“严管组”，出工、收工都是在武装班长的押解下进行的，至此，我在监狱相对自由放松的“单飞”日子就此一去不复返了，直到在我平反之前，我都是在“严管组”里度过的，那是我在监狱最后的一段日子。
我匆忙收拾好我的东西，铺盖一卷，夹着就跟他来到了一大组，只是从一个监房到另一个监房，也就几十步远的距离，那里早给我腾空了一个空位。
“跟我来！”他依然很凶，不等我放下行李。
我只得跟着他来到监内的办公室，站在那里等着他的训斥。
“最近又干什么坏事了？好好交代！”他甩过一句话来。
我考虑一下，不紧不慢地回答他。“没干什么坏事！”
“真的没干吗？我讲出来你不要后悔噢！”他在劝我。
“我真的没干什么坏事，我天天和大家一齐出工，你去问其他犯人好了！”我还在狡辩。
“这是什么？”他随手从桌上拿起一封信，扔到地上。
怪不得我进来时，瞥见桌上那封信，感到很眼熟，正想考虑，发问已经开始了。我拾起了那封信，一看那是我交给干部孩子寄给中国音乐家协会的那封上诉书，邮戳清晰地显示“竹箦桥”，信封上贴着一张“回执”，写着：“该协会暂未恢复工作，无法投寄，退回。”一切真相大白。
“这信是怎么寄出去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地交代。”
“我托包庄的一个农民寄的！”
“哪一个农民？”
“我也记不得了，反正是个男的！”我知道他们是不会去包庄查的，就是查也查不出来，而且陈怡庆事件发生以后，包庄跟监狱的关系一直没有根本的缓和，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押着犯人到分散在各处的农民住所去询问。此时我心中感到一种踏实，踏实的是那个干部的孩子够朋友。你既然够朋友，我也得够朋友，出卖朋友的事哥们绝不会去干。
照例又是晚上批斗，我倒不怕这批斗，而是可惜相对自由的日子没了。
第二天晚上的批斗刚开始，×队长走了进来，吩咐“停下”，把我叫到办公室，他已经坐在那里，样子不是很凶。
“关上门，坐下。”他说。
我关上门，坐了下来，只是心中奇怪，从来干部找犯人谈话，没有关门的先例。他坐在那里，透过老花眼镜，眼眶里白色占了大部分，很久才冒出一句话：“任毅，你胆子也太大了，纰漏做到了我的身上。”
我终于知道了，由于我调到大组，孩子们已无法再找我问作业了，他的孩子问他为什么？他讲出事情的原因，孩子讲是他帮着送进中队面前的信箱里。
“对不起，×队长，我一人做事一人担，决不牵连别人。”
“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就是斗死你，你也不要承认，我的一家人的身家性命就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你不要没良心，也不要害我！”×队长显然很害怕，也很着急，这才想起找我谈话。
谈话很快地结束了，我又回到监房继续接受批斗。
指导员始终不相信是老百姓帮我寄的，他怀疑到学生，因为我跟学生来往的时间很多，也直接怀疑到×队长的孩子。他几次三番地引诱我说出是学生帮代寄的，这当中就有队长的孩子。
我知道队长和他的关系一直很紧张，甚至有一年的大年三十，他们打架都打到大队部了，造成的影响很不好，双方由此积下怨来，以至平日里对犯人也表现出来，上午指导员叫这样干，下午队长却叫那样干，弄得犯人都很紧张，但也不敢违抗。
“说出来，不追究你，再把你调到小组去。”我依然没有上套，还是重复着那句，“老百姓帮忙寄的。”
这以后指导员也不再追回了，反正也问不出什么来，直到我平反。这件事后来走到了另一面，那是我和大家都不曾想到的。
那平日最凶的队长却由此而改变了凶神恶煞的样子，开始学会了平易近人。犯人们都感到困惑不解，只有我的心里明白，他从我的这件事上明白，劳改犯并不都是坏到极点的人，他们也有良心，他们也有人性，许许多多还是被冤枉的，是被种种邪恶的政治原因推到这万劫不复的深渊里来的。
帮我寄信的队长孩子，后来考进了南京的一个大学，终于给他增了光。若干年后，在我又一次回到监狱旧地重温时，见到了他。他对我表示感谢，其实真正该感谢的是我，在那样的年代里，小小的年纪有如此这般的义气，是令人叹服的。
漫长的等待
我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的日子，如同在看守所那样焦急等待判刑的日子，我想尽早地看到结果，而此时在监外的母亲也忙碌起来，一天比一天紧张。
母亲在收到赵旭亮、李正平帮我寄出的上诉书以后，全家人就开始行动起来。一九六九年二月，我的家被驱赶到江苏省泗洪县金镇公社一个荒凉的村庄里，虽然是带薪下放，但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他们一直生活得十分困难。但厄运依然没有放过他们，我妹妹又患了直肠癌，正在南京治疗，这样，母亲便要在泗洪与南京间往返奔波，一方面为了我的上诉，另一方面又为妹妹看病抓药，所有的积蓄都花费殆尽，四壁早已空空，境遇空前凄惨悲凉。
按照我信中的要求，每封上诉书都要抄上几份，而每次都要十多页纸，工作量是很大的。上诉又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抄写的笔迹要求工整，条理要求清晰，更不能有错别字的出现，为的是不要因为小小的疏忽而给看上诉书的人，有稍许的不适。母亲为此很发愁，那些插队在附近的知青知道此事以后，纷纷上门来，他们已不再大唱《知青之歌》，而是表现得十分严肃认真，争着要抄写我的上诉书，他们说：“任毅是为我们知青说话而遭罪的，今天我们即将回城了，说什么也不能忘记他，忘记他在我们最艰苦的时候所给予的心灵的慰藉。“如果我们今天的帮忙，能使任毅早日回家，我们也感到荣幸。”
母亲来信告诉了我这些情况，我潸然泪下。
就这样，那一封封写给最高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建邺区人民法院以及作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的上诉书陆陆续续在很短的时间内寄出去了。
母亲还不时去省、市、区的人民法院接待室请求接待，要求重新审理我的案子。一九七八的五月十日，也就是在我递交上诉书的第二个月，一场震撼神州大地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犹如石破天惊，晴天霹雳。实践才是检验一切真埋的唯一标准，阳光已透出云层。此时尚在狱中的所有政治犯，包括我在内，已经依稀看到希望，感觉到什么，只是不言语，大家心中余悸尚存，还在观望。
随着形势的变化，一切又都在悄然地变化着，各级法院的接待人员的面孔渐渐地也好了起来，那阶级斗争面孔紧绷了太久太长的各级法院的接待人员，他们耐心地听着母亲的陈述，答应母亲的请求收下上诉书，承诺一定上传，如有冤情一定伸张……
母亲来信也将这些情况告诉了我，监狱中的干部也不再扣我的信件，当然也不再去追查这上诉书是怎么到我母亲手中的。社会上的巨大变化也或多或少传到监狱中，从我上诉后，又有一些政治犯开始写上诉材料，这一次干部采取的是不鼓励、不支持，照单收下的方法，再也不采取批斗的形式。
从这点变化看来，我的首举还是正确的，个人的暂时牺牲还是值得的，我给后来的无数上诉者提供了信心和勇气。
妹妹终于没有能坚持到我的平反，在我出监前半年永远地走了，只有二十岁。消息传到我这里时，无比悲痛的我更加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心，我不留任何退路，勇敢向前，此时的天际已微微透出曙光。
母亲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采取了什么方法，找到了当时江苏省文化局的李进同志，母亲从事教育多年，桃李满天下，是应该有这路子的。我知道李进同志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老文化工作者，曾经是江苏省文化厅厅长，江苏省文联主席。他不但接待了母亲，耐心地听着母亲讲述的我的案情，叫母亲尽快把上诉材料寄给他。
其实此时的他也是刚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刚刚恢复工作，千头万绪的工作还等着他。其实这一切都不关他的事，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百姓。回到家后，母亲把上诉书寄给了李进，时隔不久就得到了李进的回信。
信的全文如下：任瑞雪同志：
来信收到，你所反映的问题，已转交公安局的洪局长，请其查处，如果你反映的是事实，当会得到重新研究处理。
此复 李进
母亲又及时地把这一信息告诉了我，当徐指导员把这封信递给我时，我看见他眼中异样的神情。
在那个年代，一个大的领导干部敢于为一个平民百姓的事奔波操心，除了人类的普遍同情心之外，有的是其疾恶如仇、秉公仗义的共产党人的气概，李进同志的所作所为让我和母亲大为感动。
李进同志在信中提到的洪局长，就是时任江苏省公安厅厅长的洪沛霖，早年长期担任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一般人还是喊他洪局长，也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大人物。
回想从判刑到坐牢，再从坐牢到上诉的日子，每每在关键时候，总有大人物的出现和帮助。我不由想起中学时代的我，由于好玩和好奇。我们几个同学在鸡鸣寺找到了江湖术土看手相算命，竟说我在今后的人生中有“贵人”相助。那时我不当回事，只是淡然一笑认为是无稽之谈，并早已弃之脑后，谁知这样无稽之谈竟屡屡出现，不能不叫人言服。
从当初许世友将军大笔一挥把我从刑场拉回，到如今的李进、洪沛霖又在这关键时刻给我出了一把力，我不知说什么，也丝毫找不出“为什么”的答案。
如今，这三位在我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人都已经相继过世，我将深深地怀念他们，直到永远。李进同志的这封信我也一直珍藏着，作为传家宝传给我的后人。
建邺区人民法院来人了
监狱里的我还在一天天地等待，照样的日出日作，日落而回，没有任何的改变，只是心中的焦虑一天天地加剧。
监狱中的干部还是从前的老样子，他们长期形成的单一思维模式的管教方式不可能有丝毫的改变，更谈不上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看到什么，体验到什么，当然更不会联系到实际工作中去。他们还没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和思想准备，他们还是认为判了刑的政治犯决不会无罪释放，决没有这样的可能，虽然态度有所改变，但那都不是实质性的。
尤其是对我，他们也是在观察，在看，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尽管他们不希望奇迹”发生，想象中也不会发生，这是他们长期形成的职业思维，这次他们又会看到什么呢？
一九七八年七月初的一天，也就是我的上诉书寄出去三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天气异常的炎热，我带着芦帽，光着身子正在大田里劳动，汗流浃背，徐指导员走到我的面前叫我：“回去！”
回去干什么？他没有告诉我，但他的脸上丝毫看不出凶兆。我光着身子站在那里，十分疑惑。
“我一个人回去？”
“你不一个人回去，还要我陪着？到中队部！”徐指导员说。
于是我走上前，伸出双手，准备戴铐子，此时我不忘是大组犯人的身份，“一人行走就要戴铐”嘛！
他看着我，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却又很快消逝，说：“戴什么铐子，赶快回去。”我愣住了，四周的犯人也愣住了，当我刚刚反应过来，转过身，撒腿就跑，朝两公里外的监狱跑去，光着身子。肩上搭着一条白色毛巾，头上的芦帽早已跑掉，刚刚剃过的光头在阳光下照得发亮……
当我气喘吁吁，光着上身光着头来到中队部时，见到赵指导员正和两个人在谈话，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声喊道：“报告指导员，犯人任毅来到！”
指导员见我来到，站起身来，那两个人也站了起来。“进来！”指导员发话了，语气十分平稳。
“你的衣服呢？”
“在工地上！”
“呶，坐下！”指导员用嘴示意一下中队部墙边的一排椅子，我坐了下来，他不声不响地走出了中队部。
那两个人也坐了下来，一个人从公文包里拿出纸和笔，我看见那公文包上“卷宗”两字十分醒目，于是提问开始了。
“你是任毅？”
“是的。”
“到这里几年了？”这好像是明知故问。
“八年多了。”我抬头看着他们说。
那时，我还不知道案子会这样快就来复査，只当是和一九七三年那次的外调一样，所以提醒自己保持尊严和气质，以免被对方的气势所压倒。其实，此时光着身子的我还有什么尊严和气质，一身晒得黑不溜秋的皮肤，极其狼狈，然而我这一次的提醒都是错的。
“我们是建邺区人民法院的，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收到你的上诉书，来对你进行重新审查的，你有什么说什么，我们会实事求是地处理的。”来人开门见山、简单扼要地说明道。
我等的这一天就这样悄然而至，我抑制住心中的狂跳和兴奋，却似平静地回答。“从哪里开始讲？”
“就从你的那首《知青之歌》开始”
此时在我的心里，就是希望他们讲这句话。
于是我按照上诉书上所叙述的内容，那都是我早已谙熟于心的内容，从容不迫，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叙述得有条有理，颇有章法。
他们认真地听着，飞快地做着笔录，也不打断我的陈述，屋内的气氛是平静的，不像是提审人员和犯人的对话，只是坐的位置的不同，只是一方衣着严谨，一方赤膊光头。
叙述完了以后，他们又开始陆陆续续提起一些当初判刑的内容。
这以后又陆陆续续问了其他的一些事，我都一一做了回答，看上去他们还算满意。
屋里已经很热了，又没有电扇，他们用纸扇不停地扇着，大口大口地喝水，其中一个人站起来，给我倒了一杯水，我接过来，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举止，可是八年了，又有谁给我这样做过呢！
“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在移领袖石膏像时，讲了什么话，时间久了，你好好考虑一下，再回答！”他们很耐心，语气也很平和。
于是，我把当初移领袖石膏像的经过讲了一遍，并承认当初的态度是很不严肃的。
我滔滔不绝地一口气讲了下去，讲完后一口气喝干了那杯放在我面前已经冷了的开水。
一个上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收工的犯人已经开始回监房，清晰的大声的“报告班长，犯人进去”的喊声阵阵传到屋中，引起他俩的好奇，于是走出去看这一情景，回来后一人问我：“你们就是这样上工，出工的？”
我说：“是的。”
坐下以后，他们让我向前看过记录，要求我认真地看一下是否属实，并叮嘱：“看仔细点，有记得不符合的地方提出来”。
我十分仔细地看了，发现他们记得很详细，也很全面，和我和原话没有一点点的差别，我递了过去。
“很正确，我完全认可！”
“好，那请你签字！”
一声“请”沁人心扉，八年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请”字，“请”差不多已在我和我身边的犯人中消失了多年。
我签上我的名字，又极为认真地按照他们的要求在每一张记录上按上手印。
他们把记录放进“卷宗”里，告诉我：“我们回去后，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重新审理你的案子，你不要着急，还是那句话，我们会实事求是的！”
这是他们第三次使用“实事求是”这一词语。
由此看来，阳光正在穿透厚厚的云层。
我向他们告别，离开队部，径直朝监狱大门走去，肩上还搭着那条“414”毛巾，没有人看着我。
快到监狱的门口，我回转过身，看见那两个人还站在中队部的门口注视着，我深深地向他俩鞠了一躬，又转过身去，大步走向监狱，不再回头。
奇怪的是，赵指导员在整个提审过程中，只打了一个照面，直至最后他也没有回来，我想，现在他心中已经开始明了了。
“任毅要出头了”
回到监房以后，大多数犯人已经吃完饭了，伙食班的犯人从监外给我带送米饭和菜，都是加量的。
犯人们不等我吃完饭，纷纷地围拢过来，他们奇怪上午工地的景象，关心地问我怎么一回事，我只是讲：“又是外调，有关别人的，也有我的。”
细心的嗅觉灵敏的政治犯人心中明白，若有所思地说：“任毅要出头了，要出去了！”
语气中夹带着悲哀，一是为我，二是考虑到自己。
我告诉了张子锐上午发生的一切，他摇摇头对我说：“没想到会这样快！”
当天的下午，又出工了，还是徐指导员带工，我跟随着大组的犯人照样在解放军的押解下走向工地。
在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徐指导员叫我出队，跟他走在队伍的最后面，等我们渐渐地离开大队伍，完全不在班长视线里时，突然他对我说：“你这小子，还真有眼光，我没有看错你，还记得那次的剥花生吗？当时我就没有让你难堪，那样的事也只有你才能干出来，你很有心计。”
几年过去了，当年的徐队长已升为徐指导员了。
“谢谢您，指导员！”我第一次用“您”的称呼。说完我的眼眶里泪水在打转，也就是从那次“剥花生”之后，徐指导员在我心中的形象令人刮目相看，我开始从内心服一个人了。
看到我的眼泪快掉下来，他也有点动情了，只是他克制住了，我看得出来。
“回去，回去后好好休息，明天再出工。”
说完他大步向前，追赶那已远去的大队犯人。
此刻，我意识到，我要出头了，快了，一切都快了。
此刻，我突然心情沉重起来，想起劳改队，想起徐指导员，想起那些平日相处不错的犯人们，想到不久的将来，在我即将离开这监狱之前，反而平添了一股难以割舍的感情。
回到监房里，一切空空荡荡，显得异常平静，望着裹着被子坐在那里的张子锐，我疾步走了过去，把上午和刚才发生的一切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告诉他我真的要走了，说不定今天，说不定明天。他平静地听着，白皙的脸上开始泛红，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比我行，真的，不是我夸你，我算白活了这么多年。”
“老人家，不能再等了，难道你要死在这劳改队？”看着他那早已弱不禁风的身体，我有点急了。
“我早就写好了，只是不敢交上去，今天晚上我就交！”老人家动心了，一下子气色也好了许多，我为他从心中高兴。
自从我寄过上诉书后，许多犯人都开始行动了，尤其是看到我有了结果，上面开始来人了，短短的几天，竟有十二份上诉书递交给了干部，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被批斗，也没有调到大组。
时间又一天天地过去，母亲频繁地来信，干部甚至不再拆封检查，原样地给了我，我开始有了一点“准公民”的待遇。母亲在信中告诉我，建邺区和市法院的人都认识她了，叫她不要再这样辛苦地来回跑，在家里等吧，一切都快了，还告诉我，建邺区法院的接待人员还送她出门，叫她放心，尽管放心。
当初我也是投案后被干部送到车站，如今我母亲也被送出门，何其相似，但结果却是完全不同。
不久，我们一家已从泗洪回到了南京，一切都已经恢复到过去，还是南京人。一九七八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切都预示着，胜利在向我招手，曙光就在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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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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