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之歌》始末 连载十八
第四章：劳改队的那些日子（下）
逃过了一劫
已经是一九七六年了。
如果不是监狱和当地老百姓发生的冲突，我是不会认识陈怡庆，也不会到矿上的医院，更没想到因此而躲掉了一场劫难。
一九七六年的春天，我所在的监狱出了大事。
溧阳监狱众多的农田、茶园都散落在丘陵山区的各处，和当地老百姓的田地相邻。七十年代的溧阳，尤为贫困，农民们常常为了生计偷盗劳改队生产的农作物，茶叶、桑叶。他们全然不顾那众多劳改犯正是因为偷盗行为而入的狱，依然我行我素。劳改犯在什么地方干活，他们就跟到那里，见什么偷什么，小到茶树根、山芋，大到整袋的粮食、农具，转眼工夫，你的东西给偷了。明明知道是他拿的，人也就在不远的地方，你也毫无办法，你不可以去追，去拿，因为你不可逾越禁戒区。干部拿他们也没有办法，更何况有的干部还和当地的妇女勾勾搭搭，只得看到眼里恨在心里，憋在胸中的闷气早晚有一天要爆发出来。
到了收获的季节，干部往往会加大看护的力度，保护即将到手的果实，一些被认为不会逃跑的犯人就开始日夜守护，住在临时搭的小草篷里，日子虽说艰苦，但却很自由，没人管。
陈怡庆就被抽去看农田，他已经五十开外了。
五月的溧阳山区，月黑夜高，一夜快过去了，也没什么事发生，更是因为小麦还正在抽灌浆，还未到收获的季节。不至于偷青苗吧。
大家蒙亮的时候，麦田地里“刷刷刷”的声响惊动了早已冻醒的他，他披衣匆匆离开草棚，只见当地包庄的农民正在割麦子，他喊，他叫，根本没人听，于是他冲上前去，推搡一下偷割麦子的妇女，由于力大，那妇女跌倒在地，于是大喊：“劳改犯打人啦！”
一瞬间，一群偷盗青苗的男人跑了上来，用绳子把陈怡庆捆了起来，与他们偷割的青苗一起带回村里。
大上午，我们正准备出工，监房外面早已吵吵嚷嚷围了一大批当地农民，气势汹汹地叫干部出去，治治打人的劳改犯。干部早已得知了情况，由于这件事情的特殊性，干部叫暂时不出工，便出去和老百姓交涉，以求事态平息再出工。
干部刚出去不久，陈怡庆就回监房了。“报告班长，犯人进去。”陈怡庆的样子十分狼狈，一瘸一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都肿了起来。大家见此情况，十分气愤，虽说同为犯人，此时却异常心齐，大有和当地老百姓决一死战的英雄气概。
干部回来了，表情十分愤怒，他看了看坐在地上的陈恰庆大声地说：“你他妈坏事啊，你不回来多好！”
干部的这一句话惊住了大家，我们很不理解，不回来，陈怡庆到什么地方去啊？到了工地上，干部才讲开了：如果陈怡庆今天不回来，就赖在村子里，劳改队就会以“绑架劳改犯人，冲击专政机关”为由来狠狠地处罚一下当地的老百姓，也出出心中长期积郁的闷气。报告也已经送到矿部，如果陈怡庆上午不回来，事态一扩大，这口气也就可以出了。但是当地农民可能知晓这样的后果，痛打一顿陈怡庆后，便早早放了他。
陈怡庆无法知晓干部心中的想法，他已经被打得吃不消了。
陈怡庆也是“现行反革命”，也是被判了“起步价”十年。他老实厚道，不善于跟人交流，静下无事时便练书法，日久天长，他的一手隶书、魏碑还真写得像模像样。监房内出黑板报，写什么通知，都是他出面，就连干部和班长婚丧喜庆等事也请他写条幅、对子，他总是有求必应，乐于前去。
自从被绑架以后，陈怡庆再没有被放“单飞”了，一方面是怕老百姓再找事，另一方面他的身体一天天地不行了。
于是，干部想把他送到矿上医院去，顺便也想到了我，那一年的三月底，我和陈怡庆坐着中队的手扶拖拉机来到了竹箦煤矿矿部。
一九七六年是一个多事之年。
那时的监狱就更紧张了，干部只记住了这样一句话——“翻案不得人心”。
为此严重警告那些想翻案的政治犯，监狱中的政治犯都被要求深挖犯罪根源，看管比平时紧了。然而留下了医院的这一个死角，漏掉了任毅、陈怡庆这两个来自茶场的“现行反革命”。
此时，我和陈恰庆在坐落于深山中的矿上医院里，静坐在台阶和墙角里，享受着春日的温暖，倾听着林海和山泉的声响，身边却传来不间歇的《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央台的广播……
突然，陈怡庆开口了，声调极为深情：“从内心讲，我为小平抱不平。”
说完后，他看着我。我却没有言语，但此时大家的心是相通的，不然他不会在我面前讲这话，要知道，这话在当时是“死罪”。
不久，我和陈怡庆又被茶场用手扶拖拉机接回了中队。钱江老人一看到我和陈怡庆就十分高兴，悄悄地说：“你们两人走运，逃过了一场劫难。”
原来，我们走后，监内的干部紧跟形势，对政治犯的看管更为严格，人为地制造恐怖，鸡蛋里挑骨头，甚至对政治犯大开杀手，一时间人心惶惶。
钱江老人指着蜷缩在墙角落的那个徐州犯人讲：“他不是政治犯，只因一时高兴随口唱出了《铁道游击队》里那句‘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的歌词，被人告发，继而上纲上线，被斗得死去活来，至今还没有缓过神来。也幸好不是政治犯，不然的话，那就惨了。”
我和陈怡庆听了面面相觑，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陈恰庆，七十年代后期平反。我至今仍深深地怀念他，钦佩他在那最黑暗的年月里依然能讲出最深刻也最大胆的话，让人获益匪浅。
老人钱江
写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来说一说钱江和张子锐两位老人。其实他们都是人物，都是在监狱里受到犯人们一致尊敬和信服的两位老人。凭什么？凭着他们的为人，凭着他们的智慧，凭着他们的人生阅历。
一九七五年十月的一天晚上，我们又被通知晚上看电影，电影是在监房内的，中间竖一块幕布，两个中队的人分隔在银幕的两边，这次你们中队看正面下次就要看反面了，这也引起了一些笑话。有人问钱江：“你是搞文艺的，如里这次我们在银幕的反面看的是光屁股的女人，下次再看正面是不是能看到光屁股女人的正面了？钱江大笑，告诉我们，无论正面反面看的都是一样，只是方向不同犯人们还是搞不懂，好在一直没有这样的画面出现，但争论还在继续。
那天的电影是《渡江侦察记》，我们在监狱不知看过多少遍了，有些老犯人甚至能将台词背得一字不差。虽然如此，犯人们还是很高兴，因为总比晚上那无聊的两个小时的精神折磨要好得多了。
回到监房里，大家的思绪还沉浸在刚才的电影里，一个犯人问钱江：“什么叫‘防区’？什么又叫‘管区’?”
“这是一个概念，没有什么区别。说明国民党的两个军各自管的区叫‘管区’,也可以叫‘防区’，你不能管到我这里，我也不能管到你那里。”
平日里，钱江不会在大众中讲话，一般是在小范围内讲，此时，大概是因为讲多了，他也注意了，便很快扯开话题。
“好了，不讲这些了，吃我们的京果吧，国民党的军队可买不到京果。”
他风趣地笑了笑。
那天是犯人休息日，白天犯人开账，干部给大家买了一些京果，一种油炸的如同手指粗细上面沾满白糖的糕点。
“国民党的军队”这样的话由一般犯人来讲实在没什么，可放到钱江那里，问题就大了。原来他就是国民党的中校军官，虽属文化人士，演剧队的，解放后他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因“言词不当”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同样判了“起步价”十年。他常讲：“我有三顶帽子，一顶是老婆买的，两顶是有人送的。”
就因为钱江讲到了“国民党军队”，第二天，就有人把钱江给告了，当晚的学习就是对他的批判，而且是由干部主持。都六十好几的人了，身体又不好，严重的哮喘病时时折磨着他。哮喘发出的喘息声响好似集合的哨音。被批斗时，长时间的站立，肯定吃不消，就在大家发言时，他突然一本正经地对干部说：“报告干部，我稍息一下行不？”
犯人们不由抿嘴暗笑，暗笑钱江这时还敢搞幽默。
“给我狠狠地斗！”干部给惹急了，掉头走出监房。
钱江便坐了下来，尽管没人同意他坐。
第二天上午出工集合时，干部突然叫钱江准备收拾行李，问到为什么？“释放回家。”
原本安静的队伍一下子喧哗起来：昨天晚上还在批斗，今天就释放回家，钱江可是判了十年啊！
一九七五年十月，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钱江属于该范围，同时整个溧阳监狱走了一大批，其中还包括蚕种场的原国民党100军代军长赵康侯。
钱江出狱时，把大部分东西都留下送给犯人了。我怀着不舍之情，隔着大铁门，向他挥手告别。钱江突然回过头来，对着监狱，对着铁门后面的众多犯人大叫：“我可以买好多京果了！”
犯人们一阵大笑。
昨天晚上还在批斗他的那个干部，也站在铁门后面，脸上却红一阵，白一阵，心中也一定不是滋味。
望着钱江渐渐消失的背影，我突然感到那瘦小的身躯无比高大，过去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刚刚入监的时候我很沉闷，他告诉我：“不要绝望，生命就在于承受，你不会终生坐牢，这样的局面不会永远。”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回忆。
只要是和钱江关在一起的犯人，都能从他那里得到教海，直到今天很多人说起钱江老人时，都会有一种敬佩，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
快三十年过去了，钱江老人早已作古。尊敬的老人，精神不朽。
老人张子锐
说完钱江，那就不得不提起监狱中的另一位老人一一张子锐，那狱中的苦行僧。
在监狱极其险恶又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保持个人良心和修养，有条不紊地对付一切，处惊不乱，处惊不变，这绝对是一个人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和自信心所决定和支配的。
狱中的张子锐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一个做学问的人。进来之前是文艺理论家、作曲家和乐器发明家，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是他处世的哲学。
然而，那“文化大革命”搞乱了人的生活和思维，也使他卷人了政治的屠场，他对当时人手一册的小红书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搞得不好，断章取义，其结果使人各取所需，各自按照自己的需要从中找棍子打人，找辫子抓人。他把整本小红书中的每一段都加了批注。这在如今看来纯属个人的认识和个人的看法，可在那年代却是大不敬，以至十恶不赦的。
正是由于这样的加注和诠释，他顺理成章地被给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判了十年刑期。
其实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在监狱里任何一点体力劳动他都无法承受。好在干部也很照顾他，不让他参加劳动，终日在监房内属于他的那一片小天地一一墙角那不到一米宽的炕上休息，实实在在地坐牢。
他的胃不好，因此不能吃犯人的米和菜。一个月二十五斤的口粮是用面粉炒熟后交给他自己去安排，偶尔去打一点菜，因为那里面有盐分，这样的安排监狱中只有他一人，如果换了其他的犯人，二十五斤炒面还不很快吃完才怪呢。
他终日坐在炕上写啊写啊，也不知写些什么，那些蝇头小字只有他认得清。
不断地有人把他的举止汇报给干部，他成了重点搜查对象，干部竟然在他穿的棉背心里搜出许许多多写的密密麻麻的小纸，一时间如获宝细细用放大镜看来，也无法弄懂其中的内容。找来张子锐一问，方知根本不是什么反动文章，而是一些音乐理论方面的文章，问他为什么不厌其烦、夜以日地写，他回答说：“万一哪天我不行了，这些东西失传，便没有人研究了。”
一场虚惊以后，反而给他带来了方便，这以后张子锐埋头写什么东西，也没人汇报和过问了。但收去的那些文章都没有退给他，理由是“暂时帮他保管”。
由于我是写《知青之歌》而人狱的，双方首先在情感上有了基础，加之又是同一性质的“犯罪”，很自然地有了共同的语言。我常常主动去请教和聆听他的音乐知识和深奥的人生哲理，他要求我把《知青之歌》全部写给他，我做了。之后他告诉我，词很美，每个词都有正、反两面的理解，我不由惊奇他的讲法和我创作时的思想是那么一致，暗暗地折服于他。他说曲也很美，很深沉，但属于过去的一种城市小调，但他没给加定语。我不由想起了在看守所最后一次提审，那些专家讲的“黄色的、阴暗的、下流的城市小调”。
然而，在他的那里我学到更多的是做人。在那样一种环境中，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不亢不卑，是难能可贵的。他从不向干部汇报什么，也不和犯人发生任何冲突，遇到有的犯人因为饥饿向他要炒面粉时，他表面上无动于衷，但等到你收工时，会发现有一小袋炒面放在你的枕边，因为他常常独自一个人在监房里，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当那犯人向他表示谢意时，他双目紧闭，只当没有这事发生。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他时常挨饿，将一日三顿的炒面改成一日两顿，这情况终于被我和钱江知道了。
于是，在一次晚上学习时，我们大声地疾呼：“张子锐已经够可怜的了，你们还有没有良心跟他要炒面粉？你们吃去他一顿，他就少一顿！”
这事，干部也知道了，也声色严厉地说：“今后谁再跟张子锐要炒面粉吃，我知道后，用他的口粮还。”
这情况以后渐渐地少了，但还是偶尔发生，张子锐还是会一如既往地这样做，只要别人不汇报，他决不讲。
在坐牢的那几年中，他从未跟家中通信，也不见有人来看他，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这苦行僧似的生活，而且是自己强制自己这样做的。
有一次，我低声地跟他讲：“张老，你这样也未免太苦了自己。”他轻轻地一笑，甩出了一句话：“什么是改造，克制就是改造。”
我记住了这句话，虽然那是和干部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一九七九年初，我平反了，我是整个溧阳地区监狱中第一个被平反的犯人。宣布平反后，我返回监狱时不再有干部的陪同，在进监房大门时不用再喊“报告班长，犯人进去”。但我还是回到监房内，借口拿东西，其实就是为了和张老告别。
我走到张老身边，告诉他我平反了，他的两眼含着泪花，我也哭了。虽然他早知道我一直在上诉，也一直认为那是没有结果的。但这个时候，他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笑容：“走吧，走吧！你走了，我也开始上诉，你比我行！”
一九七九年末，张子锐平反了，也走了，回到了苏州。
后来我跟他通过几次信，老人家还健康地活着，也不知那时他藏在背心中被干部“暂时保管”的手稿有没有退还给他。
然而他的那句“克制就是改造”堪称至理名言。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黑格尔的一句话：在罗马统治者暗无天日的压迫下，当个人精神上的一切美好崇高的事物受到横暴摧残的时候，个人的内心自由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从这点上讲，身体虚弱的张子锐却是生活上的强者。
从刑事犯到政治犯的蜕变
在那个年代的监狱里，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你可能从刑事犯变成政治犯，也可能本来短期的刑期被一再加刑，甚至有限刑期的普通刑事犯竟然发展到把小命掉……
张友才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在监狱里，有一些犯人，往往具有大丈夫那种能伸能屈、刚柔相济的品性，我则称之为“狗性”。但即使这样的“狗性”在饥饿面前也会丧失殆尽。在监狱里希望对于任何一个服刑的犯人来讲实在是毫无意义的，也是没有人相信的。那时的制度和管教之所以反复强调和宣传希望，只不过是欺骗犯人更加温顺地接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罢了。
张友才就具有这样的“狗性”，天真地相信希望并最终自食其果，完成蜕变的人。
说实在的，我并不想给他作传，甚至不想再提及他，但他着实太苦了，也太冤了，良心和责任一再提醒我，别忘掉他。
他自幼生活在南京，是个孤儿，无人管教，无人疼爱，孑然一身，大罪没有，小罪不断。偷窃几乎涵盖了他一生的经历，为此他已经断断续续在劳改队过了二十多年。四十出头的人，一口牙齿掉得光光的，有些犯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大×”,时间长了，人们根本不喊他的名字，只要一叫“大×”，他准答应。他也有优越感，那就是“我是刑事犯，总比你们反革命好。”
一次的工地上，张有才和霍鹤皋吵了起来，谁也不让谁，双方都是劳改队的常客，改龄都在二十年以上。两人越吵越厉害，直吵得脸红脖子粗，干部也习惯了他们的争吵，根本不去管。
“你见过女人的×吗？”霍鹤皋显然是在奚落张友才，他知道张友才没有成过家，一旁的流氓犯跟着起哄。
“当然见过。”张友才不服地说。
“说，说，你说在哪里见过？”犯人们的起哄声更大了。
“小孩撒尿时见过怎么样？!”张友才回答，只是气不壮。
犯人们更加喧笑起来，那闲在一旁的干部也不由笑出声来。“像什么话，统统给我干活去。”
霍鹤皋讲的也的确正确，四十好几的张友才根本不知道女人是什么味儿。
有一次收稻草，他和猪在一个圈里吃山芋，回来以后，也没有批斗他，只是以后出去收稻草的事再也没他的分了。
一九七三年，我们监狱在“检举揭发箱”里发现了一本被破坏了的小红书，惊动了上上下下的干部，连工也不出了，整日整夜地排查线索。当然政治犯是排查的重点，我也不例外，干部找了我，只是泛泛而谈，他们知道我不会做此等事，所以我不在排查的重点之内。那次谈话结束时，干部叫我注意观察监狱中几个犯人有没有反常行为，其中就提到张友才，当时我感到很震惊：他是刑事犯啊？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案子一直没有破。都半个月了，那段时间，干部的火气特别大，犯人们也格外识相，小心从事。
一天，张友才突然被关进了禁闭室，不久，干部对大家宣布：“案子破了！是张友才作的案！”可我们心里很明白，决不是张友才做的，他没有那个思想，也没有那个动机去作案，这当中一定有故事。
原来关在禁闭室里的张友才，每天只给吃一点点的东西，饿得实在吃不消，把棉絮和囚服也撕碎了吃了下去，不久便承认事情是他做的。“饥饿使人丧失良知！”我开始相信这句话了。
又过了几天，在我们的监狱里召开了宣判大会，会上张友才被加刑三年。最终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也就是张友才最看不起的“现行反革命”，他最终完成了从刑事犯到政治犯的蜕变，尽管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但还是发生了。
监狱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干部也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案子破了，他们也解放了。唯有张友才私下里悄悄地对我和钱江说：“那件事根本不是我干的，案子破不了，干部要我承认，要我顶，答应以后给我减刑。”
我愕然了，已经说不出话，那个荒唐年代发生这样的事也太出格了。
这以后，张友才的境况一点也没有改变，一九七六年后的不久，他刑满出狱了，留场当了农工，一切还是老样子，只是肚子稍稍地吃饱了。
难改的习性
张友才只是加了三年刑，完成了从刑事犯到政治犯的一次蜕变，但终究是活了下来。可是李小英却没能这样，他却为了一件小事而丢了年轻的生命。
我并不同情李小英在监狱中的“恶习不改”、“重新犯罪”，尽管他还是个孩子；我也不是想为他辩护，尽管他已早早离开人间。我只是想把他在监狱里所走过的短短的几年的足迹记录下来，毕竟是一条命啊！
一九七 O 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李小英因为“奸淫幼女”被以“流氓罪”判刑五年，刑期从一九七0年到一九七五年。入监时他还未到法定年龄，应该讲还是个孩子，对方也是个孩子。用他的话讲，我们是玩玩的，那个东西还未放进。她就哭了，回去告诉大人，两家吵了起来，于是他就被抓起来了，这以后判五年，送到溧阳来了。
那时候，监狱里像他年龄一般大小的孩子有好几个，他好像比小马、小闻他们稍大一点。孩子似的一脸稚气，胖乎乎圆溜溜的脸上一笑两个酒窝，蛮讨人喜欢的，一点也不烦人。
进来以后，他也好像无所谓了。太小了，小组内的事抢着做，也不管轮不轮到他，干起活来手脚特别快，采茶更为突出，那些采茶多年的老犯人都采不过他。他时常把自己采的茶叶倒进那些完不成任务的犯人的茶篓里，什么也不说，莞尔一笑又转身消失在高大的茶树丛里了。犯人说他不讨嫌，积极改造；干部也说他勤快，表现好。不久，他就被“单飞”调到监狱外面养猪去了。
监狱外面“养猪”这活计，是个很吸引人的活儿，也是众多犯人梦寐以求的事，那是因为一是没人管，自由，二是可以和猪共食，尤其是山芋、南瓜等，肚子不必挨饿了。凡是出去养猪的犯人个个身强体壮，脸色红润。相比那种上午只分几个山芋的日子却是天上地下，我那时也常常从他们猪舍经过，那煮好的山芋在未加上糠时，他们会悄悄留下一些给自己，给他人，我就在李小英那里吃过山芋，那种粉心山芋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那是有一次我收工迟了，实在太累了，便坐下来想休息一下再回去。这时我看见李小英挑着一副箩筐远远地走了过来。筐里放着一件囚服和一把镰刀，他是打猪草去，他走到我的身边，掀开那件囚服，下面是两个还冒着热气的硕大无比的山芋。
“你吃吧，没有糠！”他说着，四下张望着。
为什么煮山芋要加糠，那是为了怕犯人吃，所以规定山芋加糠一块煮。但养猪的犯人只是在煮山芋时在顶上面加些糠，煮熟以后，把上面加糠的山芋拿去后，下面的就没有糠了，当然这一切都是瞒着干部的。
“谢谢！”我肚子已经很饿了，于是拿起山芋狼吞虎咽地吃。
“慢一点，反正你回去迟也没有关系。”他说。“我看你是个好人，从不向干部汇报，实际上干部也不喜欢乱汇报的人。”
他明显是有的放矢地说，一双眼睛却四下搜索着。
茶田的尽头有一个当地包庄的小姑娘好像在做着什么，也好像在等着什么。李小英站了起来，又挑起了担子，向我狡猾地一笑，很快地消失在茶田里，再一看，那小姑娘也不在了。密密匝匝的茶树遮住了一切，我似乎明白了一切，刚刚的恭维话和两个山芋只不过是为了堵上我的嘴。
“他妈的，恶习不改！”我下意识地从心中骂了他一下。
照样是出工，收工。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传来“李小英服毒自杀”的消息，我根本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就在几天前，他那活生生的狡猾的笑容，此刻却已荡然无存。
有人说：“李小英跟包庄的一个小姑娘搞上了！”有人说；“李小英把那女孩的肚子搞大了！”
也有人说：“李小英把劳改队的东西偷给那个小姑娘！”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奇怪的是监狱的干部并没认真地追查，只是在养猪班开了一次会，那养猪班的桌子上放着一只空空的乐果药瓶和一件从那小姑娘家要回来的李小英平日穿的军大衣。
李小英死去了，孩子一般的年龄上死去了。最后给的说法是：死于意外事故。死去的人已没有不幸，也没有悲痛，相反的是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增加了更多的不幸和悲痛。我们只有强忍着这些不幸和悲痛，继续走在这条漫长无尽的天涯路上。
受过挫折的人除了敏感之外，还有其本能的自卫，这好比惊弓之鸟，一点动静就会振翅而飞一样。李小英最终选择了以死来自卫，这也许是他选择服毒自杀的根本原因。
李小英最后被埋在茶田深处的荒坡上。我有一次经过包庄，经过李小英的墓地。起雾了，那丝丝缕缕的烟雾悄悄地绕过山野、茶田和监房，轻轻地盖在李小英的身上，像是为他的灵魂点起祭奠的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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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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