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之歌》始末 连载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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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劳改队的那些日子（下）

大嘴乞丐

监狱中命运悲惨的人比比皆是，南京人盛福春也是一个从刑事犯转变成政冶犯的典型，而这个转变的全过程完完全全是莫名其妙的。

他是一个小人物，极其普通又极其平常的小人物，是你随时随处都可以着到的生活在我们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当命运肆意捉弄这个小人物时，并没有一点点的怜悯和一点点公道。

说到底，他的身份是乞丐，是要饭的，专在南京水西门一带乞讨。我在五中读书时常常在水西门、莫愁路一带碰到他，没想到在监狱中又碰到他。我感到郁闷，这样的人怎么也进监狱了呢？他是偷窃进来的，刑期是五年，即便是在监狱里， 对于过去在社会最底层的生活，他依然恋恋不舍，他说：“过去我在华乐园饭店，我抹桌子角也比这里吃得好。”

由于长着一张大嘴，像瓢似的一直咧到耳边，又满嘴无牙，人们就叫他“大嘴”,真实的名字却很少有人提起，那时他最多三十多岁。时间长了，干部也常常脱口而出：“大嘴，你干什么？”每逢如此，他非但不怒，反而会咧开大嘴，一阵傻笑。

由于没有牙齿，吃什么东西都像是囫囵吞枣，吞下去的东西一会儿又会反刍上来，所以他整天嘴动个不停，反刍的样子很可怕，也叫人很不舒服。

在狱中他不偷不拿，不讨不要，一改过去乞讨的风格，有吃就吃，没吃拉倒。他时常在工地上捉到青蛙、小蛇以及捡到野鸡蛋之类的东西，便偷偷地带回监房，放进热水瓶里焖熟以后吃下去。他的饭量很大，监狱里的那些东西他根本吃不饱，平日里又不会照顾自己，乱吃乱喝，什么东西都吃下肚里去。终于有一天半夜，他胃痛得大叫，连夜用手扶拖拉机拉到矿上医院，一查：胃穿孔。

第二天上午出工，干部在队前点了几个有限的身强力壮的犯人出来，也不告诉你为什么，等到又用手扶拖拉机拉到矿上医院时，才知道是给“大嘴”输血。这里不需要征得你的同意，你没有权利同意不同意，血型相同的人的血液慢慢地输入到“大嘴”的血管里，“大嘴”保住了生命，可胃却切去了四分之三。那些抽血的犯人回来后吃了一碗肉汤，休息了两天。而那些没有被抽血的犯人暗自庆幸，感觉逃过了一劫。

半个月后，“大嘴”回到队里，肚子上从此留下了一道长长的刀痕，足有40公分长。

那时我们采桑养蚕，来蚕种场实习的都是苏州蚕桑学校的学生，其中有一姑娘，一袭白色长裙恰似仙女下凡，她轻盈地从清一色光头的劳改犯面前经过时，引起大家凝视的注目礼。忽然，“大嘴”脱口唱出：“姑娘好像花儿一样……”那是电影《上甘岭》上的插曲，很多犯人都会唱。那白裙的姑娘吓得掉头便跑，他却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继续唱着。之后有犯人汇报了干部，说他耍流氓。干部抽着烟狠狠地批评了他，随便地把烟头丢在地上，正准备用脚踩熄，低头下去一看，“大嘴”正拾起烟头，贪婪地猛吸……

过了不久，“大嘴”又因为乱吃乱喝胃又坏了，又被送到矿上的医院，这一次没有人再去为他输血，他已经不需要了。

一九七七年四月，“大嘴”盛福春死于溧阳竹箦煤矿医院。

热衷于捕风捉影写汇报的老病号

在那个年代，对某些犯人来讲，希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也许根本不存在。

现实是残酷的，刑期到了又能怎样？“劳改有期，留场无期”是当时多数服刑犯人的结局。盼星星、盼月亮，艰难地熬过那一天天的日子，可等来的却是留场就业。那里，还是清一色的劳改释放犯，依然受到管束，依然没有自由，不同之处是有了一点微薄的工资，稍稍可以吃饱肚子了，离开住宿地要报告，一年只有一次的探亲假，也要经过批准，还得拿着证明到当地派出所报到。他们当中极少有人成家，那是因为男、女犯人比例悬殊，“狼多羊少”，根本分配不过来。留场后又明文规定禁止和20公里半径内的当地老百姓谈婚论嫁，实际上就是不允许你和当地老百姓结婚，在这样一种近似中世纪禁欲主义的严令下，犯罪的重复也就不足为怪了。

刘德良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原始的犯罪是“历史反革命”，刑满留场，又继续犯罪，再判刑，再留场。几年一个轮回几次三番，最后他什么罪名都有：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流氓、抗拒改造，等等。他一直生活在被管束的范围内，可以这样讲，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没有离开过劳改队的生活。

他实在是习惯了，也麻木了，因为他除了劳改队，也没有能去的地方了。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已经快六十岁了。满口的牙齿都掉光了，晚期的肺结核使他终日干咳不止，双颊红润，时常大口大口地吐血，矿上的医院他也去过，但不久就又被送回来，混杂在犯人的大监房内，几十上百号的犯人在一起，既不隔离，也不治疗，结核病菌满屋飘荡。一把年纪的人，身体又这样差，平日里还死要面子活受罪，像小伙子一样拼着命干活，为的就是那几两土方粮。

我记得他是犯人中晚上学习最认真的，一丝不苟端坐两个小时，他也是犯人中汇报最频繁的。开账买东西，别人买吃的，买用的，他却什么也不买，只买信纸，而且认死理要买一种他认为最好的信纸，“立信”牌的，为的就是向干部写汇报。

数十年的监狱生活练就了他超常的记忆力，一本红宝书他能从头背到尾，晚上的发言批起别人来头头是道，可联系到自己却又异常固执，我就没过见过他认过罪。监狱中的法规制度他也能倒背如流，但那又是对付别人的武器，沿有人能讲得过他，背地里犯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刘铁嘴”，而干部却叫他：“老改造油子”。

他闲下来的时候就是写，写个不停，我不知道他哪有那么多可写的东西，也不觉得累。每天清晨出工时，他都会把前一天所写的汇报、检举、揭发的材料叠得平平整整，抢着走出队伍，在干部面前毕恭毕敬一个立正，双手呈上，然后向后转，回到队伍中，每当这样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表情严峻，极度严肃。这样的举动，几乎每天出工他都会表演一次。犯人们从心底里很恨他，因为许多犯人都被他汇报过。

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犯人要有犯人的样！”于是，不断地呈信举报揭发就成为他的“样子”。

但是尽管他如此虔诚，如此像样，但并没有受到干部的肯定和表扬，苏北的干部赵指导员最喜欢他的汇报用纸，常常在工地上用来卷烟丝，那信纸也在缕缕的烟雾中消失。

又是一个春天。

刘德良的肺病加重了，夜里激烈的干咳声使白天疲惫的犯人无法人睡，那大口大口地吐血又十分疹人。矿上的医院住满了，而他又是老病号，治不治也就是那么一档事了。于是干部就让他在监内休息，可他并没有休息，而是写汇报，写了一张又一张，用他那几乎变形的思维，捕风捉影。他戴上一个用白布做的口罩，却遮不住阳光照射下面颊红润的脸。

大队的犯人都出工了，监狱里只留下为数不多的几个犯人，显得空荡荡、静悄悄的。

高高的岗楼上，一个班长扛着枪悠闲地踱着步子转来转去，另一个班长拿出笛子吹了起来，并不和谐的笛声在监狱上空飘荡。

“你过来一下！”班长见阳光下戴着大白布口罩的刘德良，指着他说。

“叫我？”戴着大口罩的刘德良走上前来，显然班长并不知道他是开放性结咳病带菌者，否则，打死也不会喊他。

“出来，带一把扫帚。”

“报告班长，犯人出监。”刘德良扛着一把扫帚走出监门。

班长把刘德良带到岗亭下，叫他打扫一下。岗亭里很脏，烟头、杂物、废纸丢得一地。

刘德良认真地打扫着，收拾地上以后，他又用扫帚去掸岗亭墙角的灰尘和蜘蛛网……

突然间，“叮呤呤，叮呤呤！”警铃大作。

“趴在那里，不准动！”班长大声命令着，刘德良吓得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瞬间，大批的班长扛着枪包围了监狱，四周还架起了机枪。

班长的班长一脸严肃地走过来，问：“什么事？”扛枪的班长和吹笛的班长一脸茫然。显然一切正常，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还认为是例行实战演习。

空气异常紧张，班长的班长上了岗亭，发现那还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瑟瑟发抖的刘德良。

“你在这里干什么？”手枪直抵脑门。

“班长叫我打扫卫生。”

警铃依然在响着，班长的班长拽下绳子，警铃停下了。“你再打扫一下给我看看！”

刘德良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又重复了刚才自作主张的举动。警铃又一次地响起，班长的班长拉下警铃。

“你给我回去！”

于是，那班长的班长站在岗亭上，大声喊道：“解散！”随即气冲冲地走下岗亭。那两个值班的班长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

“你给我回去！”班长的班长随手拿过班长手中的笛子，使劲掰成两段，扔得好远好远……

收工后，犯人们知道了白天发生的一切，还真以为班长军事演习呢！不然怎么会把监狱包围得严严实实。

钱江、张子锐等在监房里不出工的犯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刘德良大气不敢出一声，悄悄地对我说：“那不是演习，祸是我惹的。”

当晚，干部找刘德良问了情况，隔得老远老远。刘德良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不过，那吹笛子的班长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装瘸七年，竟无人发现

学生时代，我一直接受书本中的教育，对于那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用超人的毅力坚韧地活着的感人事迹总有点怀疑，然而在监狱中，我却真正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他叫唐同理，南京人，我在漂阳认识他的时候，他不到四十岁，长得很健壮。他是一个残疾人，终日以两只板凳代步，左手挪动板凳右脚迈出去，右手挪动板凳则左脚迈出去，据说他的双脚是在劳改队工地上打夯砸坏的。已经七年了，七年来他就是这样坐着走的，也正因为这样，他就不参加大田的劳动，在监房内从事一些轻微的体力劳动，比如搓草绳。

任何劳动，从事的时间长了，熟能生巧，唐同理把搓草绳这一技术推到了一个极致，他双手能将草绳搓直起来，高高地超过头顶，每到这样的时候，干部和犯人都会高声叫好，叫绝。他也十分得意，他搓的草绳十分结实，也很漂亮，没有一根草支出来，光溜溜地，犯人们出去劳作，比如拉秧田都抢着用他搓的草绳。

他从小就被抓了起来，少年时因为偷了一只铜盆换糖吃而被关进少年管教所，“深造”以后进了劳动教养院，“毕业”以后就到了劳改队。罪名也由刑事犯转为政治犯，而整个人生轨迹则是从一只铜盆开始的。

他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人物，时代的牺牲品，没有人真正帮助他，等待他的却是一次又一次更重的处罚，然而我在他的脸上却分明读出了与命运与生活搏击的信心和力量。

多年的劳改生活，使他内心的耐受力在增强，接受苦难的韧性在增强，更确切地讲是他心中的政治抗体在增强。

他瘸了七年，起因只是那一次工地打夯的意外。为此矿上医院去过，片子也拍过，并未显示出什么异常，但他的双脚却不能走路，瘸了。那时又没有轮椅，干部便找了两只板凳给他，于是这两只板凳就成了他的脚。

干部开始也怀疑他是装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年可以，两年可以，这样长的时间都过去了，那肯定不是装的，于是干部相信了，犯人们也相信了。甚至他的名字人们也懒得去叫了，直呼“瘸子”，唐同理也乐于接受。

然而，唐同理的瘸却是装的，货真价实地装，而且一装就是七年，七年两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精神才能挺过去。

这一秘密被我发现纯属偶然。

山区的夏天蚊子是十分猖狂的，一有机会便会狠狠刺你一下，让你疼痛难忍，因此那时的犯人都睡在帐子里，很少有人挂单人帐，那是干部怕你干坏事。四五个人甚至十多个人住一个帐子是常见的事，犯人进帐子前先得捉光蚊子，然后一、一、三进帐，按下帐角睡去，半夜如果有人小便不小心放进一只蚊子，准招来一阵臭骂，于是大家又一齐捉那只蚊子。

单人帐就好多了，少了许许多多的麻烦，唐同理由于行动不便，享受这一特殊的照顾，住进了单帐，只不过是长炕的顶端靠墙的地方。

那天半夜我起来小便，灯光下猛然发现墙角的那顶单人帐里有人蹲在那里捉蚊子，继而又站起来拍打蚊子，那灯光下黑影拉得老长老长。

那不是唐同理吗？

他怎么站起来捉蚊子呢？他不是瘸子吗？

一连串的问号瞬间从我的脑中涌出，我心中一阵疑虑，慢慢地走了过去，显然蚊帐中的人也发现了我，于是又坐了下来，还在继续像模像样地拍打着。

第二天起床后，他见到我，只是一个劲地对我笑，这笑他对我从未显示过，我开始理解他的笑。

几天后的一个休息日，他叫我过去，问我那天晚上看到什么，眼中透出无奈。我只是一笑，并未说出看到什么，算是给他的回答。

“我知道你看到了，我这样做很不容易，我知道你是不会汇报干部的，不会坏我的事的。”

他似乎肯定地说。

我的确没有坏他事，我生性从不喜欢做这等事，我想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原因，为什么要戳穿他呢。

装瘸的第七个年头，唐同理刑满释放了。当他收拾好简单的行李，拿到释放，准备回南京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出现在大家的眼前，突然他用力扔掉那两只饭発，一步，一步，虽然很不自然，但他是站着走出监狱大门的。

干部，犯人一阵愕然，他们被眼前发生的一幕惊住了。

他为什么自宫

唐同理只是装瘸，并未伤到身体本身，而对于某种事物的认识入了歧途而对身体的“自残”，那就需要更大的毅力和忍耐。

我的确不想去追溯历史，也不想从哪朝哪代开始发明用“宫刑”的，我只记得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因“宫刑”而发愤。于是有了千古流芳的巨作《史记》,至于那些迫于生计而心甘情愿接受“宫刑”而成为太监的人，那只有另当别论了。

我总认为，不论是外来势力，不论是迫于生计的“宫刑”，对于一个被施刑的堂堂的男子汉来讲，都是奇耻大辱的终生不幸的事。

“宫刑”大概从大清宣统帝赶出清官以后就寿终正寝了。

然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我国监狱里，我就见到这一早已消逝的“宫刑”,居然有人以无比的毅力经受无与伦比的痛苦，自己对自己实行了“宫刑”，用一把剪子剪去那胯下的东西。

写到这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实在不忍回想那天看到的景象，我也实在回想不起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江苏武进人，进监的罪名是“杀人”，刑期则是七年。

那是一九七一年的深秋，清晨的大雾遮盖了监外的山野村舍。每逢这样的天气，为防止犯人逃跑，一般是不出工的，要等雾散尽才可以出监。而“单飞”的犯人照常出工，那一天，他也出工了。

“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刚刚播完，一个消息便传到监内，他跑了，不见了，趁着漫天大雾逃跑了，监内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很快，已出工的犯人纷纷回到监内，干部立即安排犯人搜查了他的物品，一切正常，所有的物品放得有条不乱的，没有一丝一毫逃跑的迹象，而紧张的空气却似那远未散尽的大雾，重重叠叠弥漫在整个监狱内外。

实际上，他不会跑，干部也相信他不会跑，不然根本不会安排他“单飞”。不过，眼前他不在了是事实，谁也无法了解他内心的情况，或许是一念之差呢？

监内外的大雾渐渐地散去。

大队的犯人准备出工了，这时干部进来了，如释重负地告诉大家，他没有跑，已经找到了，只是昏倒在工地上，送到矿上医院了。

至于在什么地方找到，为什么昏倒，干部统统没有讲。

犯人们出了监房，在干部和班长的押解下来到各自的劳动工地，散尽雾气的田野令人十分惬意，可此刻大家的肚子开始饿了，时间却是上午九点钟。

犯人们开始劳动了，谁也没有心思去想他逃跑和被抓的事了，极端的自私是众多犯人共同拥有的扭曲的灵魂。

中午收工回到监房，卖“人肠子汤”的田文彩悄悄地又口齿不清地向我讲述了上午发生的一切。

他们是一块儿在大雾中出工的，出去以后他忽然不见了，别人都以为他去大便了，又等了一会还是不见他的影子，有的犯人就急了。高呼他的名字也不见回音，整个山野被浓浓的大雾厚实地遮盖住，什么也别想看见。犯人小组长立即报告了干部，于是就有了他逃跑的消息。

干部吩咐四处寻找，终于在一间看菜的草棚中发现了他。

他静静地躺在稻草上，昏死过去，满地的血水直流到草棚外，他的身边一把上了锈的剪刀已被鲜血染红，他只穿了一条短裤，依稀看到他的一只睾丸浸泡在血水中……

他被紧急用手扶拖拉机送到矿上的医院，陪他的还有其他的两个犯人。

晚上，那两个陪同的犯人回来了，他却没有回来。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我们中队，有的说他出院了，调了一个中队，换了一个改造环境。

至于他为什么这样残酷地对自己实行“宫刑”，没有人能说得清。

这以后，我只是从和他一块儿从武进入监的犯人口中隐隐知道了他的案情：三年自然灾害时，天灾连同人祸肆意地袭向他的家庭，他的父亲不堪一家人受苦，远到新疆喀什筑路挣钱，扔下他和母亲，那时的他还是个孩子。

父亲走后，长时间不和家中通信，只是偶尔寄点钱回来，略有几分姿色的母亲引起大队书记的垂涎，终以种种借口霸占欺负了她。这件事在当地大人中人人皆知，唯独他不知，那时他太小。

七十年代初，全国开展的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把他的父亲从新疆逼回来了。不久，他的父亲知道他走后家中发生的一切，可迫于权势只得以忧郁和沉默相对，终于有一天，父亲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地向他谈及了这一切，而此时的他，却已是人高马大的男子汉了。

沉默有时也是一种力量。

几天后，悲剧终于发生了。

他拿着自家的那把早已被他磨得十分锋利的菜刀，疯狂地追杀那个凌辱他母亲的大队书记。狠狠地一刀，一刀，又一刀地砍了过去。当大队书记杀猪似地喊着救命而倒在血泊中时，他平静地扔下刀，站在那里，而这时村中的很多人看到这一幕的发生，却没有人上去阻挡……

他以“杀人罪”而被判了七年刑，据说他一共砍了大队书记七刀，一刀一年刑。那个大队书记则成了残废人，必将潦倒地度过余生。

到了劳改队里，他终日沉默无语，整日郁郁寡欢，常常在那里偷偷落泪。干部也得知他的情况，出于同情心也很照顾他，进监没多久就让他“单飞”，和一批老弱病残的犯人在菜田里劳动。

一个月一次地家属接见，如果他泪水涟涟地回来，准是他的父亲来看他了。他一直不原谅他的母亲，母亲多次来看他，他也拒不出监，宁可冒着“违抗干部”的罪名也不出去，干部把他母亲送的东西拿进来给他，他大声地叫着把东西扔到墙外，白色的炒面粉像下雪似地洒落一地，犯人们直呼可惜。

干部狠狠地训斥了他，命令他扫去洒落地上的面粉，我们看见他扫着，扫着，眼泪却刷刷地滴落下来，落在粉尘上，砸下一个个小坑。

事情过去很久后，钱江老人作出了如下的解释，算是找出了他所作所为的原因：他恨那胯下的东西，认为世上的一切罪恶都是由它而造成的，所以采取了如此极端的做法。

我虽然不敢苟同他的解释，可又能用什么来解释呢？

在我平反前出狱前的一年，到其他的中队帮助收割，我意外地看到他，认出了他。只见他拎着瓦工泥桶慢慢地走向正在盖的房子，有气无力像一个行将就木的病者，然而他那白皙的脸庞却像姑娘一样俊美……

他刑满留场了，最终也没回到他的家乡——江苏省武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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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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