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之歌》始末 连载二十三
第五章：上诉的那些日子
七年了，到了行动的时候了
时间跌跌撞撞地到了一九七七年，我已在监狱中度过了七个年头。
同是南京籍的犯人，平日里大家相处得都不错，由于刑期较短陆陆续续地去了，小马走了，小魏走了，李正平、赵旭亮等都走了，虽然没有回南京，还在留场就业，有时他们也会来看我，我也很感谢他们。
那天我来到沈寿根的小窝棚，正巧他又捉到一只野鸡和几个野鸡蛋，他告诉我，他基本上一个星期一只鸡，倒有点厌了，让我好生羡慕。在他那里，我着实好好享受了野鸡的鲜味，只是沈寿根再也没有下山打酒。
吃过野鸡后，我也该回监房了，走出窝棚，站在高高的山冈上，四周青山绿水，炊烟袅袅，只见我们的监狱掩藏在一片绿树丛中。
此时，夕阳西下，鲜红的残阳渐渐地落在山的背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倏地一阵惆怅涌上我的心头。七年了，我还要这样无休止地等下去吗？我看着夕阳的余辉，也隐隐地看到余辉中的希望，是到了行动的时候了！
然而，监狱依然如此，整个监狱游离于社会之外。
但是每一个因政治“犯罪”的人心中明白，变是迟早的事，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百废待兴的中国此时有很多事要做，只是还没有轮到，只是还没有找到适时的切入点。
干部对这一点也是完全估计不到的，他们还是板着阶级斗争苦大仇深的脸，还是重复着那句“不准用今天的政策翻过去的案”，甚至规定：政治犯之间不允许交谈，要求监内的所有犯人发现此类情况，及时汇报。
那一天收工后，我因为一件事到中队部找干部汇报，中队部空无一人，我突然发现桌子上面的几张《参考消息》，于是我偷偷地把它藏在腋下带回了监房。 第二天带到监外，一个人仔仔细细地看了整整一个上午。我从中了解到高考即将恢复，了解到知青的一些情况。
看过以后，我把报纸埋到土里，让这一切都不留痕迹，只留希望在心里。
一九七七年的高考终于举行了，那荒废了十一年学业的知识青年们，从当初整体性的麻木中清醒，虽然后来只有万分之四的录取率，但无形中给了我一个信号，金色的学生时代又出现了。那时我在狱中，根本没有高考的可能，我憧憬的北大、复旦永远是我的记忆和向往，这一辈子都是无法实现的，此时，内心是悲凉的。
又过了不久，妈妈在来信中告诉我，许许多多的知青回来了，我儿时的伙伴康健、二喜等回来了，而且分配了工作。一些出狱回去探亲的狱友回来时也告诉我，大批的知青回南京了，到处都在唱《知青之歌》。同时他们告诉了小平的那句“国家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的话，我心中感到震惊和振奋，我知道知青的大批返城，说明了“文化大革命”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正在被否定。而我这个“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大蒙难者再在这里待下去，不但是不正常的，而且是荒唐可笑的了。
或许我朝思暮想的“变化”的日子终于来到，或许我重见天日的日子已经来到，我估量着，坚信，是的。
此刻，我不由静下心来仔细地开始回忆七年来在我在监狱所走过的路。
人的本性实际上是自私的，表现在贪婪，进寸得尺，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讲贪得无厌也好，讲不断进取也好，都是一种说法，人不会安于现状。在他有限的生命进程中，会尽最大的可能做更多的事，力争生活得自由和美好，将自己的生存权利和生存空间尽善尽美地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我是一个已经经过两界的人，人间、地狱，那另一界，天堂在哪里？
一九七0年八月的宣判大会后，我意外地得到“十年刑期”的结果，可那原来是死刑。“十年”和“死刑”根本无法相比，一个是“生”，一个是“死”,那是我心中当时“天堂”和“地狱”的概念，和此时我想的“天堂”不是一个概念。
从当时在“娃娃桥”监狱里，多少次梦中叫喊“不要杀我”！醒来却一身冷汗，如今已经过去了，可回想起仿佛还在昨天，我从内心感谢许世友将军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进监狱后，经历了从死到生的我，也的确想好好改造，认罪服法，重新做人，可实在找不出这样做的理由，我改造什么？我服什么法？我做人做得好好的，还要怎么做？我平日的勤快是祖宗的血脉传承下来的，以至于当初本想公开逮捕我，却因群众一致反映我劳动表现好而改为秘密抓捕。
我认什么罪呢？我也始终找不到一个能说服我的理由。心中有话不敢说中有话不能说，这是一个什么啊！以“思想”治罪，靠分析定罪，这本身就是莫名其妙、毫无人权的事，我这种在不正常年代所发生的不正常的事，根木前谈不上有罪，既然没有罪，我又认什么罪呢？这不是很可笑吗？
在从“死刑”到“十年”，在经历了“死”到“生”的那一段短暂的高兴以后，我渐渐地冷静下来，如何再从“生”到“自由”的转变，那是我努力的方向。很短的时间里，尤其在监狱的那些日子，我开始成熟起来，有罪和无罪那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我坚信我根本没罪。如今到了这里，没有自由地生话，那只是苟活，“不自由，勿宁死”，犹如警示录一样显现在我的面前。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我被关在监狱里，失去了自由。如何改变这一状况？个人首先要永不气馁，坚强地活下去，这是基础，而最根本的就是有朝一日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政治犯都那么关心政治，那是因为他们的命运毁于政治，也将兴于政治。
历史不可能如果，也不能假设，没有彩排。甚至容不得你去肯定与否定，再沉重的历史都得自己扛着，再苦的酒也得自己喝干。此时我还活着，既然活着，那就要朝前走，与其哭着，苦着，不如盼着，笑着，勇敢地去面对人生，面对未来。幸福是一种馈赠，苦难也是一种馈赠，甚至后一种馈赠远胜于前一种。
我在等待时机，我在观察“气候”，以求东山再起，重见天日。
我根本没有罪
一九七一年在溧阳蚕种场时，我碰到了南京下关区公检法送来的一个“现行反革命”张健，他是我在南京五中读书的同学，初中毕业到了铁路运输学校，因为学校出现了一张大字报上被人打了“ x ”，不知为何排査到他的身上，他经不起工宣队和军宣队的诱骗：“你承认了，也没有关系”“你承认了，我也不会抓你”，违心地承认了，结果被抓判了五年，他太年轻了，也太容易上当了。
进监狱以来，他很悲观，一度十分消极，感到前途一片渺茫。我们很谈得来，一则是年龄相仿，二则又是同学，更多的是同一罪名。我安慰他，说了一句十分大胆的话：“我们可以坐一时的牢，但绝不会坐一辈子的牢，绝不会！”
他很吃惊我的话，说：“不敢想！”
我坚定地告诉他：“就算我这话没讲，到时你看，一定的！”
这句话是我在监狱里第一次面对他人讲出口的，与其是安慰别人，倒不如说是安慰自己。好在张健人很好，不会汇报干部，若是汇报了，我一定倒霉，说不定还会关禁闭或是加上几年刑。
不助纣为虐、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是那个时代难能可贵的美德。
张健比我早出狱，他只有五年，以后也平反了，回到铁路上，当上了“纠风办”的干部，讲起当年的事，他只说我“当时也够大胆的”。
我看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步步地走向死胡同，从这点上来讲，我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光明。“变化”的可能性正一步步地到来。我坚信这一天，坚信一定会“变化”。
那些年里，我从内心里一直不认“罪”，因为我认为根本没有罪，干部也知道我不认罪，也没有办法在这方面惩罚我。我在劳改队里，劳动表现一直很好，好得无可挑剔，一个劳动表现好的犯人，一个不会逃跑的犯人，一个不给他们增加麻烦的人，从他们看管的角度来讲已经很不容易了。至于认罪不认罪对他们来讲并不是很重要的事，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几乎所有管教过我的干部都问过我的“罪行”，也都详详细细地听过我的《知青之歌》，他们熟悉歌曲的三段歌词，也知道给我强加的“罪名”是分析得来的，但由于是钦点的要犯，他们也不能多讲什么。有的干部给我计算过“一个字坐十四天的牢”，还有的干部跟我说：“你写的歌词，怎么解释都可以，正面解释是这样，反面解释又是那样，要看你站的角度是什么了。”甚至还有干部讲：“一个人还是没有学问的好， 你吃亏实际是吃在学问上。”他们把我的犯罪降格到“吃亏”上，尽管这样的说法我不太能接受，但我感到欣慰，终于从干部的嘴里找到了答案，我并不是真正的反革命，只是因为形势的需要，不小心走进历史，成了历史人物，因此在监狱中，我得到了很多干部有心或无心的照顾，使我在那艰苦的环境中少吃了很多的苦。
那时，写每年一次的犯人年终小结是很头痛的一件事，那是因为要总结一年的所作所为，要深挖犯罪的根源，我很难写，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大帽子底下无人，走走过场一混了事。还有平日的学习深挖罪行，干部也并不过分地要求我。并在小组中讲：“任毅的罪行我们知道，不要他讲。”我想他们的心中有一杆秤，只是不想、不愿去称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认罪”这方面的事，干部不再对我有任何要求，我觉得目的达到了，作为回报，我更加“安分守己”。这与我当初刚刚入监干部认为我“来头大”，必须严加看管已经是天地之别了，有的干部甚至还对我讲，“我知道你不认罪，那是你自己的事，但你不要在其他犯人面前宣扬，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有的犯人汇报了你，我是管还是不管？”所以我在监狱的那些日子，一般不谈自己的案件，也不流露出任何不认罪的言论，以免给自己、给干部带来麻烦。
我在等待，等待明天，等待时机。
一九七六年，我正在矿上医院和陈恰庆一起“看病治疗”，前后数十天的时间躲在医院的避风港里。
随之而来的是监狱中的极度白色恐怖，使得众多的政治犯心中更加紧张，平日里不再言语，大气不出，因为稍稍的一点不注意就会招至沉重的打击，每逢这样的时候，干部就会找一些“活靶子”杀鸡做猴。
此时的我，突然间悲观下来，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和失望，难道中国从此就没有希望了？我陷入了茫然不知所措的地步，开始消沉起来。
此时，我已经二十八岁了，已经在狱中度过了将近六年的生活。如果说我入监时信奉沉思比行动好，那么此刻的我却信奉行动比沉思好，那是因为，六年了，我的沉思已经成熟了，到了该行动，该出手的时候了。
可是刚刚准备的行动，却像庄稼被霜打的那样，一下子就蔫了。“不准用今天的政策翻过去的案”，此时监狱的干部像是得到了尚方宝剑似的，疯狂叫嚣：“哪一个胆敢翻案，我就加他的刑。”戒备更加森严了，部队加岗加哨，此时的我格外的小心，还是照常独来独往，只不过准时回监。时机还未成熟，我还得等，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可我实在等不得了，也等不下去了。
母亲来信
不久，母亲给我来了一封长长的信，徐指导员给我了，并没有说什么。这一封信完全可以不给我，因为这信太重要了，那是在信中母亲告诉我，恢复了高考，知青开始大规模地返城了。我从内心很感谢徐指导员，给我这封应该扣下但没有扣下的信，我不知道他的用意。
母亲的这封来信给了我信心，使我意识到我这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大破坏者，最大受害者，到了出头的时候了，颠倒了的历史到了颠倒过来的时候，此时，我坚定了信心，决定上诉，决定翻案，立刻开始，一刻也不再等下去。
我把准备上诉的事告诉了张子锐，此时钱江早在一九七五年出狱了，能够相信和谈得来的只有张子锐了。
他耐心地听着我的想法，沉思了半天，终于对我讲：“等等，再等等，不要贸然出击，留有余地，不然到时收不回来，情况会更糟的！”
我告诉张子锐，我不能等，实在等不下去了，当时我讲了一句南京人十分粗俗的市井用语：“要死屌朝上，不死翻过来！”表达了我的坚定信心。
张子锐看我意志坚决，没有丝毫回头的余地，十分恳切地对我讲：“留一点余地，要求不要太高！”并衷心地祝我好运，我理解他老人家的善意。
那一夜我失眠了，八年了，八年对一个涉世未深便在监狱这个特殊环境中成熟了的我，是一个什么概念，我的青春，我的前途统统都被葬送了，我还要顾及什么，我已经没有顾及的机会和时间了。八年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天，等的就是“变化”，我思想上认为这一天已经来到，可真的来到了，我还迟疑什么？已经失去的太多太多，哪怕撞得头破血流，身败名裂，总比这苟活的好，我坚信自己的判断，坚信自己捕捉到正确的信号，我又一次进入生与死的轮回，这一次真的要从死到生吗？我想是的，却不敢想下去。
此时，在我的头脑中，分明感到两个我在打架，求生的我和求死的我，我又看到白发苍苍的母亲在注视着我，在向我招手，我还看见行刑者拿着正在冒烟的枪口，穿白大褂的法医拿着锃亮的长签……
一句南京人的老话“寻死不如闯祸”，突然涌上了我的心头。
那一夜，我想了很多很多，往事历历，八年来的监狱生活一一呈现在我的眼前，辗转不能入眠，我盼着天亮，盼着明天，盼着早晨的来到，我几乎是一夜未眠，等到监狱早晨铃声的响起。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后，走到张子锐的面前，用眼神交流了一下，此时言语已经是多余的了。慈祥的老人向我投来坚定和信任的目光，似乎还夹带着担心。
我要上诉
一九七八年一月。
早春的溧阳山区还是很冷的，浓浓的雾气沾在人的脸上、眉毛上，堕落成小小的水滴。
那天，犯人的工作是茶田锄草，嫩绿的茶叶还没有出现，我不知道是怎样走到田头的。看见指导员走了过来，我放下工具走了上前，我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我大声地向他喊道：“报告指导员，犯人有事汇报。”
这样主动汇报的事对我来讲是很少有的事，指导员有些意外，边走边说来到我的面前。
“什么事，你讲。”
我低着头，不敢看他，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心中的确太紧张了。
“什么事，讲啊，怎么不说话？”指导员感到奇怪，有点急了。
“报告指导员，我要上诉。”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指导员不会没听到我讲的话，加重了语气问。
“报告指导员，我要上诉！”我的语气高了起来，并夹带着颤音。
指导员疑惑地盯着我，很久没回话。
“后果你考虑了没有，你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真的不想出去了？”好半天的工夫，指导员说出此话。
“我考虑过了！”我认真地回答他。
“今天的事我只当你没有说过，我也没听过，回去以后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考虑好了以后，三天后你再来找我，回去吧！”说完，他看也不看我，走开了。
我掉头走进茶园。
徐指导员是个好人，典型的知识分子干部，在劳动系统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从干部到队长，又到指导员，一步步上来的。相对于大批管教干部，他平日的言行还是让犯人很服的。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而且来势汹涌，一发不可阻挡。
话既然说出去了，就不可能收回，犹如射出去的箭，是没有回头的时候，给我三天考虑的时间正好我可以用上。
第二天上午的出工，徐指导员带工，我向他请假，推说身体不好，他望了望我，答应了。
犯人出工了，监狱里静悄悄的，我把昨天在工地和徐指导员的谈话讲给张子锐听，他觉得很奇怪，仿佛不太正常，提醒我注意点。随后我便坐了下来，在那间单人房里，我把八年前的事，那遭遇不公正的判决的事情统统地写了下来，中间没有停顿，精神高度集中，一气呵成地写了十多页纸，我已经横下一条心，破釜沉舟，一干到底。
此时，我想到的是另一句老话：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
在我的生命中，假如我能活到六十岁的话，那么过去的只是生命中的二分之一，在这过去的二分之一的人生中，我应该比同时代同年龄段的人更懂得人生。
遗憾的是这种对人生的认知是在特定的环境里获取的，或者是在付出过高的代价的情况下得到的。然而对于我来讲，还有后二分之一的生命，因此一切都来得及，还不算迟，一切还有希望，关键在于你的努力和奋争。我只希望对历史对个人对每一件事，都能公正地还其本来面目，对个人说真话才能对历史说真话。一切经验和教训都得吸取，这样我们已经付出的惨重代价和昂贵的学费才不至白搭。
徐指导员和监狱里的所有管教干部是不会理解我的想法和做法的，因为他们始终处于上位，没有落到我的地步。没有身临其境，是不会体会到我的艰辛和甘苦，他们最好的愿望只是每一个犯人在他在任的时候能老老实实地服完刑，平安安安地出狱。尽管这样良好的愿望并不是大多干部所能拥有的，但我相信徐指导员有，一定有。
他告诉我：等着接受批斗
第二天晚上，也就是我在监内写上诉材料的四十八个小时后，徐指导员把我叫到监内的办公室里，他破例让我坐在凳子上，而不是蹲在墙脚，随即问我：“这两天你干什么，那天早上你装病我看得出来！”
“我在写上诉材料了！”我回答。
“写好了没有？”他又问。
“只差一点，今天晚上就可以写好！”
我给你的三天，你就是这样做的？告诉我，为什么？”徐指导员有点急了，看出来他很生气。
“徐指导员，我谢谢你的好意，有朝一日我出去了也一定不会忘你，但是你给我想想就是十年有期的刑期满了，那留场就业的无期的日子又等着我，我还得戴着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夹着尾巴过着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日子，这样的结果又有什么意思？！何况我根本没有罪，是迫害的。‘四人帮’已经倒了这么久，我还关在这里，这已经是很不正常的，你要我考虑的事，我考虑过了，最多加刑，大不了再死一次，反正我已经死过一次，就比如当初枪毙一样，我相信我的案一定能翻过来，只要是天理还在，公理还在，就一定能翻过来。”
我滔滔不绝讲了这么一大堆的话，全然不顾一切，却好像是在对自己说，徐指导员耐心地听着我的话，也不插一句话，话说完了，我等着他的训斥。奇怪的是，徐指导员并没有训斥我，倒好像被我的话所感动了。
他告诉我：“等着接受批斗。”同时又告诉我：“你可能打错算盘了，我们本来认为你改造不错，根据你的表现，我们还考虑给你提前释放，不等你十年到期，九年多的时间就让你出狱，这下好了，已经不可能了。”
我还真没想到，我还会有这样的事，一般犯政治罪的犯人提前释放几乎是不可能的，内心还有一点点的感动，那只是他们对我表现的肯定，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更不可能改变我的人生和命运。
“明天下午我带工，你把材料交给我，做好挨斗的准备。”说完，他叫我回到监房去，然后走出监狱的大门。
两小时结束的铃声响起，一天又过去了，新的一天即将来到，是祸，是福，我已经不再去考虑了。
同样的上诉材料，短短的三天时间，我一共抄了七八份，为什么抄写这么多，我是有准备的，一开始我就不相信干部会给我寄出，我准备从地下渠道将这些上诉书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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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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