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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希望不是选举,而是渴望时髦,渴望品牌,被物质掌控的年轻人 | 冰川观察

2017-05-22 叶克飞 冰川思享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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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是世界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年份,从东方到西方,几位关键政治人物轮番登场,不但震惊了世界,也奠定了未来二十年的世界格局。



5月20日,伊朗新一届总统大选结果出炉,走温和路线,逐步推进改革的鲁哈尼赢得连任。他的得票率为57%,作为其最大对手,保守派莱希的得票为38.5%。将伊朗的未来寄望于改革的人们可算是松了一口气。


鲁哈尼


在探讨这届伊朗大选之前,让我们先把时光倒流到1962年。那一年,伊朗的巴列维开始筹划“白色革命”。


所谓“白色革命”,就是“不流血的革命”。50年代末期,伊朗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贪腐成为国家前行的极大阻力,新贵阶层和地主阶层冲突愈发剧烈。因为没有起码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商人的唯一借款选择近乎高利贷,引发社会动荡。


巴列维针对局势,拟出“白色革命”的六条原则,于1963年1月26日提交第一届国民大会通过,后来又增至12条。


这十二条原则包括废除佃农制,国有工业企业出售给合作社和个人,修改选举法(准备实施普选,并给予女性参加权利),下放行政权力,改进国民教育,政教分离等。巴列维希望以此带领伊朗摆脱中世纪状态,步入现代化国家。


“白色革命”引发伊斯兰革命


此后的伊朗,确实一度出现蒸蒸日上的势头。到了1976年,伊朗原油产量已居中东第一、世界第四。1971年到1973年,伊朗经济平均增速为14.3%,1974年猛增至40%,已成为世界最富裕国家之一。


工业体系搭建完成之余,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体系也有了整体框架。仅从小学入学人数来看,1960年为27万,1977年已超1000万,文盲率从85%下降到55%。


但与此同时,伊朗腐化之风更盛,王室更成为重灾区,他们依靠充当中间人捞取佣金,政府官员和军官也利用职权收受贿赂,贫富差距日渐拉大。


更何况,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在本质上也是以独裁方式呈现,虽然推动了伊朗社会的发展,但也带来了巨大隐患。1978年,抗议和暴动在伊朗多处发生,并延续至1979年。


1979年是世界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年份,从东方到西方,几位关键政治人物轮番登场,不但震惊了世界,也奠定了未来二十年的世界格局。


▲霍梅尼


霍梅尼是这几位关键政治人物之一,他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领导者。


1963年,他因公开反对“白色革命”而被捕,后来被流放。1979年初,这位在外流亡十余年的社会活动家回到德黑兰,受到数百万人欢迎。不久后,游击队和叛军击败了忠于王室的部队,王室垮台,霍梅尼于当年12月成为国家领袖。


这是一场反对西方、反对世俗化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伊朗保守派对开放伊朗的集中反击。


即使人们再尊敬霍梅尼的虔诚,也无法否认这样一点:1979年的伊朗出现了巨大的倒退,从一个虽有诸多问题甚至丑恶,但终究在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的伊朗,变成了一个政教合一、抵制世俗化的国家。


从此,这个曾经开放的国家开始封闭,女性受到的冲击尤其大。那些曾经在七十年代穿着短裙或泳装尽情展示美丽,或者穿着时髦衣服结伴逛街购物的伊朗女性,就此成为绝响。


上世纪七十年代,伊朗社会风气开放,女性着装自由


霍梅尼的前后不一也常被人诟病。在野时,他曾公开宣称支持《世界人权宣言》,表示“我们冀望遵从世界人权宣言,我们要自由和独立”。但在当权后,他对反对者采取极为强硬的态度,并批判西方的自由。


尽管伊朗在1979年后以共和国面目存在,并实行三权分立,但在霍梅尼健在时仍十分专制。他钳制言论,查封反对其政体的报章杂志,逮捕其他党派领袖。伊朗经济也出现巨大滑坡,一来过度依赖石油出口,受制于油价波动,二来屡受制裁,至今仍未达到伊斯兰革命前的水平。


但不管怎么说,在1979年后,伊朗政局即使经历各种国内外动荡,在选举方面却出现了难得的稳定状态。从1979到2013年,历次总统都可连任成功(伊朗选举制度规定最多可任两届)。在时评人眼中,这与伊朗民众渴望稳定的意愿有关。


另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适应期结束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伊朗大选的核心竞争就是开放与封闭。改革派希望通过开放,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减轻经济制裁压力,保守派则反之。


鲁哈尼被视为中间派,或说温和派。他在这次大选之前就被认为胜算极高,其实也和近年来伊朗的有限度开放有关。他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可算是两头都不得罪,被两方势力同时接受。


鲁哈尼多次声明不会发展核武器


他最重要的政绩当然是伊核协议,促使美国等国家放松了对其的经济制裁,但即使在这一问题上,他也不忘中间路线,一方面主张通过谈判修补与西方的关系,消弭分歧,另一方面依然强调不会放弃核权利。


经济改革虽不成功,但也算说得过去,毕竟逐年增长,通胀率有所下降,一度从40%以上降至9.2%,是二十五年来首次实现个位数通胀。但也正因为是有限开放,伊朗在吸引外资上仍不得力,鲁哈尼政府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并不及预期,特权阶层虽被削弱,却仍是阻碍伊朗前行的最大障碍。


“白色革命”期间的贫富差距等问题,是“伊斯兰革命”爆发的动因,可霍梅尼之后的历任政府仍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鲁哈尼执政期间甚至又有扩大。鲁哈尼的政敌们有着十分简单且看起来有效的策略,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他们会以经济不及预期、贫富差距加大等为突破口,抨击鲁哈尼。


但他们同样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他们胜选,唯一会做的就是在鲁哈尼的外交政策上动刀,比如批评伊核协议只是讨好了美国,却未能在缓解制裁压力的情况下切实改善伊朗民生,以求重新将美国变成靶子,通过树立外敌的方式转移民众视线,遮蔽经济和贫富差距等问题。从这一点来说,鲁哈尼或许确实是现阶段伊朗总统的最佳人选。


哈梅内伊


熟悉伊朗政治体制的人都应该知道,总统的权力受到极大制约。在“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开始实行独特的“教法官监国”体制,于是就有了听起来十分古怪的“最高精神领袖”。


尽管政治上三权分立,但最高精神领袖又凌驾于三权之上,可以制衡总统和议会,甚至有权“根据国家利益需要”,解除总统职务,且实行终身制。


现任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是伊朗自1979年以来的第二位最高精神领袖,如今他年事已高,且健康不佳,接班人问题变得十分敏感。继霍梅尼之后成为最高精神领袖的哈梅内伊,当选时也正担任伊朗总统,也正因此,人们普遍认为现任总统将是最高精神领袖的最有力竞争者之一,这也使得这场选战变得更加重要。


更让一些人担心的是,莱希的思路与哈梅内伊似乎更为一致,在经济问题上更是都强调自给自足式的封闭。


易卜拉欣·莱希 


令开放派庆幸的是,鲁哈尼能以超过半数的选票一次性击败莱希——按照伊朗选举制度,如果首轮投票后,领先者的选票不能超过半数,前两名将进行再次对决——能够在首轮击败对手,无需第二轮对决,其实也是本次大选前许多人极为看重的一点。甚至有人悲观地认为,如果鲁哈尼不能一次性拿到半数以上选票,同样意味着伊朗的倒退。


再次击败保守派,也许会让伊朗不开倒车,也意味着在当下世界,即使人们对全球化再多诟病,仍无法改变开放与融合的社会规律。


但这次胜利并不能确保伊朗就一定会继续前行。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给了伊朗外交三个不成文准则,即反美、不承认以色列,与沙特竞争。第一条准则基于意识形态,第二条准则基于信仰,第三条貌似是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纷争,但实则基于地缘政治。伊核协议的艰难谈判,以及签署后的种种冲突,其实都与反美的外交惯性有关。这种思维惯性解决不了,伊朗就依然是个多事之地。


但抛开庙堂之上的政治,伊朗人民的选择似乎更明确一些。即使伊朗的政治制度受宗教束缚太紧,但它的大选仍然是中东地区最像样子的大选,从制度设计到程序设计,在中东世界里都首屈一指。



以这次大选为例,参加投票的选民达4000多万,投票率超过70%。对于民众而言,这当然是极好的政治训练,能够培养他们的思考能力。也正因此,即使伊朗政府对美国始终持对立倾向,但伊朗民众显然更渴望拥抱世界,以实现经济繁荣。


选择拥抱世界,从某种意义而言当然是对历史的摒弃,即使人们无法明说。从这一点来说,莱希输给鲁哈尼其实一点也不冤枉。曾长期在司法界和宗教界任职的他,凭借其家族的显赫宗教背景,得到了哈梅内伊的认同。


但他也无法打破那个隐形规律:但凡出身司法界的总统候选人,选票都明显不力。也许,人们还记得莱希当年的行为:1988年,他参与了针对伊朗国内政治异见分子的集体杀戮行动。


伊朗曾经出现过让人痛心不已的大倒退,甚至很有可能无法重返倒退之前的种种荣光。但在倒退趋势明显、信仰冲突愈烈的当下,即使是一点一点的有限开放也是宝贵的,这也恰恰是鲁哈尼存在的意义。


但是,更可堪信赖的应该是伊朗人民,尤其是那些渴望时髦、渴望品牌,似乎被物质所掌控的年轻人,毕竟他们有一个拥抱世界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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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克飞

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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