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都城变迁的历史

之前一篇文章《简述唐宋之变》提到，中国政治中心从长安洛阳转移到北京南京，从唐至宋，正好是经济中心从北向南移，政治中心从西向东移。前几年有人总结出这么一段话：得关中者盛世统，迁洛阳者天下分，都南京者国祚短，坐北京者民卑苦。基本阐述清楚上述政治中心迁移的趋势和特点，现分述如下：

第一句得关中者盛世统：从西周开始，关中势力往往能够在乱世竞争中处于压倒式的优势；武王伐纣从这里出兵；秦灭六国在这里发端；刘邦击败项羽主要依赖这里的兵员和后勤支持（项羽活埋二十万秦兵使得自己彻底站在了关中人的对立面）；宇文泰凭借关中，能以绝对弱势阻挡住高欢咄咄逼人的攻势，其子宇文邕三次出兵后统一北朝；李渊父子晋阳起兵，首先拿下关中，争取关陇贵族支持，三五年内基本扫平隋末群雄；包括毛泽东也是在陕北站稳脚跟（当然中共大陆内战击败国民党军最关键是在东北占据了先机，可以说打不赢辽沈战役就没有后来）。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从关中打出来的集团往往都是唐以前的盛世王朝，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都是如此；是因为关中这里有什么神奇的魔力吗？当然不是，应该说关中的势力在军事上的优势是地理和人文环境造成的，而开创盛世则和这没什么关系，那主要原因在历史发展阶段；关中东边南边环绕山川，又有险关据守，东方势力在冷兵器时代很难攻入关中平原，在军事上能够以一抵百，人称“百二雄关”；在唐以前，这里水网密布，沃野千里，农业条件极好，能够给战争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如此进可攻退可守，在乱世中占据主动。至于这些王朝往往开创盛世，其实和它的地理没有什么关系，古代所谓盛世能够出现，其实原因也简单，就是政府能够长时间不折腾人民，让人民自己发挥主动性，不要太长时间，整个社会的状况就会很好恢复并发展到良好；西汉和唐初都承接前朝大乱，统治者吸取前朝教训能够切实放权不去胡闹，而且，唐以前中国贵族政治没有结束，中央集权皇权专制没有达到很强大的地步，地方和宰相百官还具有一定的自主权，故皇权对社会的破坏力有限，与民休息能够获取较大效果。

第二句迁洛阳者天下分：平王东迁，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以至于陪臣执国命，春秋霸主尚且尊王攘夷，战国数雄直接僭越称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严重分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仅仅三十年国分东西魏；唐朝被迫迁洛随后灭亡天下土崩瓦解。即使不是迁都，开国建政即在洛阳者，如东汉、曹魏和西晋，也往往很快陷入分裂，或由内因或由外因；东汉因关中经西汉末年战乱而残破不堪，加上东汉元勋多为南阳豪门，故建都洛阳，这其实可以从广义上看做一种“迁都”，看做汉朝自己的迁都，也是从长安迁到洛阳，从关中迁到中原，至于曹魏和西晋，实际上是东汉的余绪（西晋的社会其实并没有对东汉社会状况形成实质性超越，社会问题从内到外都很相似），曹魏本身就面临天下分裂，西晋统一仅仅三十四年就又陷入南北分裂。事实上，不仅是洛阳，同属河南中原地区的开封在都城的意义上也基本如此；唐朝迁洛阳，后朱温取代唐朝建政后梁依然择都于此，五代后四个政权以及北宋都城都在开封，而这些政权要么很快导致分裂，要么本身就在分裂的时代，正好对应东汉三国和西晋；如果我们对应《何为王朝周期律》一文，就会发现“唐末五代北宋”正好对应“东汉三国西晋”，而这两个时期都是一个强大朝代从关中迁到中原，导致分裂或者南北分立；不同在于西晋最大的威胁是关中五胡，而在五代则是晋阳节度（五代前三个都亡于山西军阀）。也许原因就在，两次从关中迁到中原，都是王朝开创盛世之后，统治者权力欲膨胀，肆意胡为的结果就是内忧外患，作为统治中心的关中遭到不断的破坏不再适合做首都，于是迁都到洛阳（在经济中心仍在华北且南方不适合建都的时代，唐以前正统王朝的选择也就如此）；故迁都洛阳往往就是中央不振、国乱民愁的时代（北魏除外），而洛阳周边一马平川，没有关中险要地势，除非天纵奇才（如曹操和朱温），常人几乎不可能依据此地图存争霸，而王朝中后期统治集团正少强有魄力之人，在内有豪门军阀、外有强敌边患的现实下，天下分裂、外夷入侵就是意料中事。

第三句都南京者国祚短：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定都南京的是三国孙吴，从赤壁之战后站稳脚跟开始到灭亡一共72年；随后东晋从琅琊王南渡至于刘裕建宋共103年；南朝宋齐梁陈分别60年、23年、55年和32年；五代十国南吴35年，南唐38年；明朝很快迁都北京，不算在内。开封与洛阳相近，杭州也与南京同理，五代十国吴越71年，南宋152年，这已经是江南建都诸朝有国最久者。同样，三国孙吴对应五代十国南吴南唐，东晋南朝对应南宋，正好也暗合“王朝周期律”。唐以前，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都在华北，宋以后经济中心在江南，但是政治上以北制南的策略依旧，这是中国的地理地势决定的，冷兵器时代这是重要的制胜因素，在古代历史上，朱元璋灭元是唯一一次成功的北伐，居于江南的政权依靠北方暂时的混乱和衰弱以及长江天险能够一时偏安，一旦北方恢复实力，偏安的局面很快就会被碾压；不仅如此，偏安江左的政权，其上游荆州对其安全保障有重要意义，但那里驻扎重兵对下游的南京构成潜在威胁，同时，“守江必守淮”，南朝在淮河的军队近在肘腋，也是心腹大患，我们看到，孙吴统治者对武昌始终心存疑虑、结束东晋的是淮河北府兵将领刘裕、梁武帝萧衍从襄阳顺江而下颠覆南齐、南吴南唐对两湖政权保持高度警惕、南宋高宗对岳飞驻扎湖北如鲠在喉……都是历史给出的明证。

第四句坐北京者民卑苦：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辽将幽州定为南京，但是终辽二百一十年，北京始终是陪都；北京正式成为正统王朝正式首都是金海陵王完颜亮时代，他迁都北京和北魏迁都洛阳异曲同工（此人和北魏孝文帝十分相似，今后专文简述）；众所周知，其后元明清三个大一统王朝首都都定于北京。上面三句话背后的道理几乎都在地理，而这句话属于巧合，如果对金元明清四朝的历史有所了解，就该明白：这个时代中国的专制结合了蒙昧民族的残暴（明朝实际上是蒙古化的汉人王朝），是民众地位越来越低，也是国民性格越来越倒退的时代；专制程度深刻的王朝同时也是定都北京的朝代，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这同北京的地理位置没啥必然关系。

唐以前，得关中者得天下，宋以后往往得东北者得天下（辽金元清）；这似乎是历史的重大变化，我们看到唐以后关中几乎没有兴起强大的势力，这是其经济衰弱的体现，明末西北起家的李自成也最终不敌东北入关的满洲鞑子。我朝太祖高皇帝图存在陕北，制胜于东北，既有历史的延续性作用，也有近代以来国情的新变化因素（东北在内战中的地位不只在地理，也在于其高度工业化）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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