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强迫劳动的"贡献"，就没有西德的经济奇迹
在本次采访中，康斯坦丁·歌施勒教授（Constantin Goschler）向我们解释了，德国企业是如何持续受益于二战期间被强制带走的劳工，以及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领导的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康斯坦丁·歌施勒教授
出处: 《明镜》
采访记者：克劳斯·维格雷费尔 （Klaus Wiegrefe）
发布时间：13.08.2020
译者：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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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歌施勒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至少有一千万人在“第三帝国”的领土上从事强迫劳动（Zwangsarbeit），其中大约四分之一的人死亡。我想请问一下，那些大型家族企业，比如克虏伯（Krupp）、昆特(Quandt)或者弗里克(Flick)，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些罪行？
歌施勒：这些企业积极地参与了强迫劳动。克虏伯集团至少有10万强迫劳工，西门子有8万多劳工，弗里克约6万名，昆特约5万名。这些公司为参与强迫劳动的工人设有专门的营地——部分属于集中营附属营——，并配置了公司警卫，他们对待那些强迫劳工的方式通常非常恶劣。然而，参与强迫劳动的并非只有那些大型企业，整个工业领域、农业领域以及私人家庭都参与到了强迫劳动的体系中去。
《明镜》：这削弱了这个现象的严重性？
歌施勒：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罪行能够被减轻。只不过人们应当避免过分强调一家大型企业的角色而认为其他所有人都是清白无辜的，这种想法无疑是错误的。无论克虏伯还是西门子，它们都没有独立于社会之外。德国的城市里满是强迫劳工的营地，强迫劳工无处不在：工作岗位上、社区里抑或大街上。
《明镜》：这个体系是如何运作的？这些企业是要提出获得劳工的请求，还是这些劳工会被分配给企业？
歌施勒：企业必须向有关当局提出申请。
《明镜》：也就是说，企业本可以不雇佣强迫劳工？
歌施勒：是的，但如果这样的话，弗里克或者西门子就不得不停产。大部分德国男性都在国防军中服役，参加战斗，因此所有行业都存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而这个缺口则应当由强迫劳工来填补，要获得其他劳动力是不可能的。
《明镜》：有没有哪些企业试着不采用强迫劳工？
歌施勒：据我所知没有。
纳粹期间的强迫劳动者
《明镜》：对于公司而言，这种剥削的获益有多高？
歌施勒：研究表明，主要是国家受益于强迫劳动的税收收入，企业本身获得的收益很少。不过这仍旧有所回报，因为多亏了这些被强迫参加工作的劳动力，企业才能够在战争中继续开展它们的业务，扩大资本存量，并且相比其他欧洲企业，它们在1945年拥有巨大的起步优势。西德战后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强迫劳动之上的。
《明镜》：弗里克集团的创建者弗里德里希·弗里克(Friedrich Flick)在纽伦堡审判中宣称，他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那些强迫劳工是自愿来的。
歌施勒：这是不可信的。一方面，劳动部门将强迫劳工分配给企业，另一方面，它们也会在占领区自己挑选劳工。起初，东欧占领区确实尝试过在自愿的前提下招募工人，承诺他们能够在德国过上好日子。不过随后便有传言说，实际的工作条件不是政治宣传所粉饰的那般。于是，劳动力变得愈加难以获得，德国方面的行事也愈加暴力。比如说，他们会把电影院观众从街上抓走，然后装车运走。那些自愿响应招募的工人面对剥削式的工作条件通常也不会自愿留在德国，他们只是没有机会能够返回故乡。这一切也完全适用于弗里克的弹药工厂。
中:弗里德里希·弗里克 纽伦堡审判
《明镜》：就在去年，巴尔森公司继承人维雷纳·巴尔森（Verena Bahlsen）的一席话引起了公众注意，她表示，在巴尔森公司工作的强迫劳工受到了她祖父“良好的待遇”。
歌施勒：这听起来像是在修饰言辞掩盖真相（Schutzbehauptung），体现出的是一种战后时代的条件反射的辩解，而不是对实情的了解。企业当时需要负责处置那些强迫劳工，它们大多数情况下都遵循由纳粹当局提供给它们的、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指导思想。
维雷纳·巴尔森
巴尔森旗下的品牌
《明镜》：这具体意味着什么？
歌施勒：这意味着它们毫无顾忌地利用一切机会，以残酷野蛮的方式驱使东欧与犹太族裔的强迫劳工，因此劳动事故发生得极其频繁，通常情况下都会出现死者。劳工们在昆特集团下的AFA公司中制造电池时，不得不在缺少防护装备的情况下处理有毒的重金属。不遵守纪律的人会遭到毒打，领取不到食物或者被送入劳动改造营。这些改造营最主要的用途在于折磨那些囚禁人员，使他们的状况在回到原本的工作岗位上时足以震慑其他人不去违反规定。
《明镜》：所有参与强迫劳动的劳工都遭受过这同样的命运吗？
歌施勒：有许多人遭受了此番折磨，但不是所有人。“强迫劳动”这一概念在事后才被创造出来，其中囊括了许多完全不同的遭遇。基本上来说，西欧劳工的待遇要比东欧与犹太劳工好。有些在战争初期参与强迫劳动的劳工，他们的待遇与德国工人相差无几。而光谱的另一边则是一百七十万集中营囚犯。此外，所涉及的经济领域也是一个因素。农业领域的劳工至少没有人会被饿死，而重工业或矿井的状况在正常条件下便已经很艰苦了。
《明镜》：强迫劳动是纽伦堡审判的罪名之一。然而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强迫劳工得到赔偿，这应当如何解释呢？
歌施勒：工业家弗里克与克虏伯两人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定有罪，除此之外还有劳工使用的全权总代表（Generalbevollmächtigte für den Arbeitseinsatz）弗里茨·萨克尔（Fritz Sauckel）。我们应当弄清楚的问题在于，企业和国家究竟谁才要为强迫劳动负责。在后期的审理过程中，企业成功使所谓的代理人理论得以贯彻利用，也就是说，他们作为代理人必须遵照国家的要求行动。
弗里茨·萨克尔
《明镜》：曾经被强迫参加劳动的劳工在战后也起诉了那些企业。
歌施勒：他们没有取得多少成功。若诉讼牵涉德国籍强迫劳工，法院多半会裁决他们支付工资的诉求因法定时效届满而不再追究被告，换言之，他们提起法律诉讼为时已晚。而那些外国强迫劳工往往会被告知，他们起诉的时机过早，必须保持耐心。我们提到的代理人理论适用于他们，他们的诉求针对的是“第三帝国”的法定继承国，既联邦共和国。如此，强迫劳工的赔偿事宜便成为了涉及战争赔款的问题，而1953年签署的《伦敦债务协定》（Londoner Schuldenabkommen）则约定，一切战争赔款问题会在和平条约中再进行澄清。要求赔偿的呼声便平息下去了。不过，众所周知，这份和平条约从来都没有签署过。
伦敦债务协定会议
《明镜》：这些公司为什么那么冷酷无情？
歌施勒：毋庸置疑的是，企业总想避免成本。此外还有别的原因：弗里克和其他人都想洗脱纽伦堡审判判决的污点。弗里克作为亿万富翁完全有能力支付赔款，但到他1972年去世为止，他始终拒绝支付任何款项。
《明镜》：克虏伯、蒂森、西门子、莱茵金属(Rheinmetall)和德律风根（Telefunken）相反在1957年于1962年间便已为集中营囚犯支付了赔偿费用。
歌施勒：纽伦堡审判的美国检察官本杰明·费伦茨（Benjamin Ferencz）曾打算对这些企业展开调查，因为纽伦堡审判中有证据表明……
本杰明·费伦茨
延伸阅读: 专访: 纽伦堡审判的最后一名检察官
《明镜》：……所以这些企业还不一定是最没有良心的企业……
歌施勒：……不，这不是筛选的标准。那些企业咬着牙同意支付赔偿金，总会附带着说，这并不代表认罪。它们在美国拥有资产收益，而这是一个关键的驱动因素。费伦茨在事后曾描述了他作为犹太人是如何与莱茵金属的前纳粹代表进行会谈，并且他们丝毫不掩饰他们对犹太人的憎恶反感。
《明镜》：那康拉德·阿登纳政府的立场是什么？
歌施勒：在得知克虏伯想要支付赔偿金后，联邦外交部便表示反对。法学家们担忧，如果《伦敦债务协定》因某一点而破裂，那么这便会引起大规模的赔款追索浪潮。
康拉德·阿登纳
《明镜》：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存在来自公众方面的压力，比如来自工会、教会或者媒体？
歌施勒：强迫劳动在当时还不算纳粹政权的罪行，而只是伴随战争出现的正常现象。例外情况是那些集中营里的强迫劳工。很难否认这些营地是不正义的。直到八十年代，对强迫劳动的态度才发生了转变。
《明镜》：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的？
歌施勒：在西德围绕着所谓被遗忘的受害者（Vergessene Opfer）进行讨论的期间，强迫劳工进入了公众视野。那些被遗忘的受害者起初指代同性恋者或吉卜赛人。公民社会的活动人士批评联邦共和国中对这些群体的歧视现象，认为这是“第三帝国”存在的歧视现象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讨论最初涉及的主要是徳裔劳工，东欧地区以及强迫劳动的整个规模随后再慢慢地为世人所知。
《明镜》：企业是如何回应的？
歌施勒：一些企业认识到，他们应对热火朝天的公众讨论的最好方法便是主动出击，而管理层面的更迭换代使这种策略更容易执行。抵抗的姿态起初在汽车制造业界，而后在所有领域中瓦解了。对这个议题的讨论很快便遵循着这样一种模式：最开始媒体发表了一篇批评的文章；然后企业委托一个历史学家委员会，也很乐于见到其中一名学者还是犹太人；最后委员会撰写一篇正式的研究报告，显示出人们严肃认真地看待了这件事情。
《明镜》：但赔偿金却始终没有支付？
歌施勒：到最后还是支付了。1998年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当选联邦总理，在此之前，社民党与绿党内部便就赔款基金进行了讨论。与此同时，财力雄厚的德国出口企业在九十年代的美国开始承受压力，因为前强迫劳工在美国从《消费者保护法》中找到了集体诉讼这一手段，而1953年的《伦敦债务协定》也不再发挥其阻碍效果。直至2000年，强迫劳工的代表、一些非政府组织、不同国家的外交人员以及企业间进行了极其复杂的谈判与协商，德国方面则是由前经济部长兰布斯多夫伯爵奥托（Otto Graf Lambsdorff）领导了谈判。
格哈德·施罗德
《明镜》：他的目标是什么？
歌施勒：美国政府应当宣布，这些司法诉讼不属于美国的外交利益，并藉此制止集体诉讼。相应地，联邦政府也必须提供一份具有实质性的提议，使得美国政府能够将其转交给美国法院。
《明镜》：这是个什么样的提议？
歌施勒：100亿德国马克的赔偿金，其中一半金额应由企业自愿支付，当然它们能够以收税的方式支付这一笔钱款。而赔偿金的另一半则由国家承担。
《明镜》：这100亿的金额数值是怎么来的?
歌施勒：这是个具有政治意义的数值。没有人计算过强迫劳工到底有权获得多少赔款。“纪念、责任与未来”基金会（Stiftung „Erinnerung,Verantwortung und Zukunft“）此后与合作组织共同向170万强迫劳工支付了将近83亿马克，单笔金额在数百欧元与最大的7700欧元间波动。
“纪念、责任与未来”基金会Logo
《明镜》：您认为这合适吗？
歌施勒：这不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应当尊重那些在赔款问题上已取得的成就，纵使这自然无法弥补强迫劳动所带来的痛苦。
《明镜》：曾经的强迫劳工是如何看待这个的？
歌施勒：他们的看法非常不同。强迫劳动并非构成了每个纳粹受害者的自我认知的核心。对于受迫害的犹太人而言，家人被杀害的事实自然要严重痛苦得多。然而，许多被解放的强迫劳工在故国被贬低为纳粹的帮凶走狗，对于他们而言，赔偿金也有一种象征意义，它证明了，那些劳工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受害者，绝非叛徒。人们不应当低估这一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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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https://www.spiegel.de/geschichte/der-erfolg-der-westdeutschen-wirtschaft-beruhte-auf-zwangsarbeit-a-00000000-0002-0001-0000-00017213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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