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纽伦堡审判的最后一名检察官
Benjamin Ferencz
本杰明·费伦茨（Benjamin Ferencz）是纽伦堡审判最后一位仍然在世的首席检察官。在本次采访中，他向我们描述了他对纳粹罪犯的回忆，并且讲述了他近日对德国的看法。
采访记者：菲列克斯·波尔（Felix Bohr）
发表时间：09.11.2020
来源：《明镜报》
译者：冰原
费伦茨于1920年出生于罗马尼亚，他在纽约长大，并在哈佛大学攻读法学。而后，他参军入伍，随美军攻陷纳粹德国，并在27岁时成为了“别动队审判”中的首席检控官，负责处理22名党卫军高阶将领；这是75年前开始进行的纽伦堡主要战犯审判的后续审理程序，除此之外，还有11起后续审理由美国法官主理。
在最为主要的纳粹战犯——包括纳粹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与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之后，高职位的医生、法律人员与工业家也同样接受了审判。
费伦茨在战后致力于使纳粹罪行的受害者能够得到赔偿。之后，他返回美国，以法学家为职。费伦茨出版了数本著作，他的自传《坦白实情》于9月9日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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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费伦茨先生，1945年春季，您作为美军士兵曾目睹了数座被新近解放的德国集中营。您对此有哪些回忆？
费伦茨：我们首先走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KZ Buchenwald）的一座附属营。那里极度混乱、一片狼藉，地上遍布成堆的骨头与枯槁消瘦的尸骸，空气中弥漫着被烧焦的尸体散发出的恶臭。那些幸存的囚犯几乎无法动弹，他们快要饿死了，只能用眼神来央求救助。
《明镜》：您当时有什么感受？
为了撑下去，我当时不得不使自己相信这一切绝非现实，而是一部好莱坞的电影，于是我想象着地狱的景象。时至今日，这回忆还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明镜》：您的任务是记录德国的战争罪行。
在哈佛大学攻读法律时，我就已经开始接触这项工作了。我的一位教授是联合国战争罪委员会（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的成员，他当时正打算写一本有关战争罪行的书。我1945年在德国最初主要参与的是“盟军飞行员案件”。
《明镜》：这是指什么？
盟军空军的飞行员在战机被击落后跳伞落至德国领土上，随后被杀害；我当时调查的就是这些谋杀案件。当我听说有这样一起案件时，我就会开着吉普车去事发地，找到当地的市长或警察局局长，命令他们交出任何可能与此事相关的人员。如果那个时候有30个嫌疑人坐在我面前，我就会对他们说：“你们坐下，把发生的事情给我清清楚楚地写下来，凡是撒谎的人，都会被枪毙。”
《明镜》：真的？
当然，我下决心一定要破案。我常常是当地唯一的美国人。我的45毫米口径手枪是我所拥有的唯一的权威。既然敌人可以凭死刑来进行威吓，那我也可以这样。纳粹德国的每座火车站都挂着通知何时拉走当地犹太人的通告，再附加死亡威胁恐吓道，任何没到场的人都会被杀死。
《明镜》：你的话管用吗？
人们相信我会杀死他们。许多人准确地写下了所发生的事情。当我有了十份内容一致的报告时，我就知道还有谁也参与了这次行动。通常的情况是，一群暴民用棍棒和石头把飞行员群殴致死，在一起案件中，是一名消防员用铁锹砸开了飞行员的头。
《明镜》：您在什么地方找到了尸体？
尸体常常会被丢入河中或随便哪个地穴里。我小心翼翼地挖出他们，那时是冬天，土地非常坚硬。
《明镜》：这种事您亲自做吗？
是的，为了保险起见我没有使用十字镐，因为我担心敲到头骨，这样事后就无法区分出刺伤还是枪伤了。我经常会用绳子缠绕住尸体的脚踝，把它固定在吉普车的车尾。我非常缓慢地把尸体拉出来，期望最后拉出来的不只有一只脚。
《明镜》：您当年对德国人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最先想的是，我要找到那杀害飞行员的混蛋，而对待德国人，我没有恨意。有一次我审讯了一名女子，她同暴民一起打死了一名美国飞行员。她说，她的两个孩子在一周前的美军空袭中被杀死了，所以她想要复仇。
《明镜》：您有什么感受?
我替这个不幸的女子感到难过，我也因飞行员感到难过。这个女子因战争造成的痛苦而异常激动，而也我清楚地意识到，这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
《明镜》：您什么时候第一次有意识地注意到德国？
当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933年攫取权力时，我还在纽约的小学里读书，我们很快便意识到，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杀死所有犹太人，这并不难看出来。
1947年的Ferencz
《明镜》：您1947年年仅27岁，便成为了纽伦堡审判的首席检察官。您当时负责的是所谓的“别动队审判”，被告为22名党卫军将领。
这是历史上所审理判决的最大的一桩谋杀案。我当时非常年轻，而且之前还从来没有踏入过审判厅。党卫军别动队的指挥官在苏联谋杀了数十万犹太人，无论男人、女人抑或孩童，毫不手软。我们发现了党卫军的机密报告，上面记录着被害者的准确人数，以及执行部队的番号。
《明镜》：它们便是那些以官方德语写着“苏联事件通报”的卷宗。
没错。它们在战争期间首先被寄往柏林，而后复印成数十份，被寄往整个第三帝国的行政管理部门。一些被告人在审判中宣称：“枪毙犹太人？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小伙子，这种话让我感到愤怒。我在准备阶段就已经从这些报告中推测出了遇难者的人数。
《明镜》：那些被告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并不是怪物。战争能够塑造出杀人犯，它能够将平素也许为人正派的人变为大屠杀的刽子手。
《明镜》：奥托·奥伦多夫（Otto Ohlendorf）也在这些被告当中，他作为党卫军将领必须为杀害数万犹太人而承担责任。
根据党卫军的报告，约有九万人遇害。当他在审判中被问及，他是否真的需要为杀害如此多的人负责时，他回答了不。他声称，他的手下为了粉饰成绩，有时会夸大其词地虚报被杀害的犹太人的数量。奥伦多夫说，他认为遇害犹太人的数量在六万至七万间是比较合理的。他这个刽子手倒也诚实，后来他被判了死刑，并且在1951年被处死了。
《明镜》：除了奥伦多夫外，还有13名被告被判处了死刑，其他人被判监禁。但是党卫军别动队总共有三千名成员，绝大多数人难道都全身而退了？
如果我们起诉所有这三千人的话，那我现在还待在纽伦堡呢。由于审判厅没有足够的位置，我们当时就意识到，我们只能进行取舍，使这些凶手中的一些人承担责任，并且将所发生的事呈现给公众。我们挑选出低职衔与高职衔的人，考虑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这是某种形式的原型，一种样例。被告人当中有法律工作者，一名大学教授，一名商人，一名歌剧演员，一名教师。
《明镜》：数千凶手逍遥法外，这难道不让你恼火吗？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无法完全清除犯罪。我作为法律工作者将许多罪犯绳之以法，然而总有一些人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确凿无疑的是，那些在纽伦堡被判刑的人确实犯下了滔天大罪，而其他人，倘若他们有良心的话，那他们回到家后也将不得不面对自己良心的谴责。
《明镜》：德国的司法部门难道不再继续调查了？
审判结束后，我们将证物移交给了德国检察院。路德维希堡的联邦州司法部纳粹罪行调查总局（Die Zentrale Stelle der Landesjustizverwaltungen zur Aufklärung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Verbrechen）在之后几年内还试图去抓捕其他犯人，再之后就中断了调查。
《明镜》：纽伦堡审判后不久，德国大部分民众就将在那里宣布的判决诋毁为“战胜者的司法裁决”（Siegerjustiz）。
这绝不是战胜者的司法裁决，而是尽可能去进行司法判决的努力。假如这些党卫军军官落入苏联人手里，他们很快就会被判决，俄国人会直截了当地枪决他们。考虑到在苏联领土上犯下的罪行，我其实可以理解这一点。
《明镜》：在战后的几十年里还进行了几次针对纳粹罪犯的判决，直到不久之前。您觉得如此迟来的判决还有意义吗？
在犯下罪行数十年后才接受制裁，这不是正义的，但是我们必须以受害者与他们后代的痛苦去权衡这种不正义性。一些人可能会说，这到了某一刻就晚了。而我则说：这从来都不晚。我永远站在幸存者的这一边。只要还有幸存者健在，这种违反人性的罪行就必须得到追究。凶手必须知道，无论他藏得有多好，无论他躲得有多久，这些都没有用。只要他被抓住，那他就会接受公正的审判。我可没有要求让人把他大卸八块、撕成碎片。
《明镜》：联邦共和国自1949年开始所致力于的反思是否足够了？
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你就有义务去弥补你造成的伤害。这条法律原则我在哈佛大学念书的第一个学期就学会了。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致力于弥补以德国之民所犯下的罪行。
《明镜》：您也在参与了受害者团体与联邦德国政府间的谈判，那进展如何？
会谈很敏感，谈到了许多细节问题：谋杀了数千万人要如何赔偿？在奥斯维辛集中营（KZ Auschwitz）度过一天可以获得多少马克的赔偿金？双手永久残废的小提琴手要如何抚恤。我们的谈话在五十年代促使《联邦赔偿法》（Bundesentschädigungsgesetz）得以出台。在德国人看来这部法律是矫枉过正，但幸存的受害者却认为它还不够。数十亿的赔偿金已经根据法律的规定发放出了，那些受害者直至今日依旧在领取赔偿金。
《明镜》：您也与公司——比如说莱茵金属——就纳粹时期的强制劳动工人的赔偿问题进行了协商谈判。公司老板是如何对待您的？
他们十分礼貌地要我下地狱去。但是到最后，一些公司还是向曾经那些强制劳动工人支付了赔偿金。这些赔偿的举措与《联邦赔偿法》促使德国时至今日在世人眼中是一个重要的大国，而非一个暴徒与杀人犯的团体。
《明镜》：您是否觉得，德国从历史中已经学到足够多的东西了？
德国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对此我想表示我的敬意。年轻的一代不应该为那纳粹的罪行担负罪责。我在德国大学开设过一些讲座，在我的印象里，年轻人渴望了解这段他们为之感到羞愧并且想要直面的历史的真相。
《明镜》：这意味着，您已经原谅了德国？
我在几年前收到外交部的消息，说是人们想要授予我联邦大十字勋章（das Große Bundesverdienstkreuz）。我随后询问了主要的犹太人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人说：“你疯了吗？德国人杀了我们的父母，现在又给你功勋章？他们只想掩盖他们的罪行。”而最后我决定接受这份奖章，不是因为我看重奖章本身，而是因为我将此视为联邦政府恳求获得原谅的一种方式。
《明镜》：您在1945年能够想象到，70多年后一座犹太教堂还会在德国，比如在哈勒（Halle），重新遭到袭击吗？
早在1959年，科隆的犹太教堂就遭到了袭击，还被涂上了纳粹万字符。究其一生，我都在为公平正义，为人性而奋斗，而每个人都能够为这场战斗做出贡献。与你们的邻居、朋友，甚至你们的敌人交谈，告诉他们，没有任何一个文明社会能够容忍这种袭击。
《明镜》：像哈勒袭击案凶手这样的极右翼分子很有可能会对你的呼吁不屑一顾。
总会有人无法被说服。这一小撮人的行径不能归咎给整个国家。人们不得将这些个案普遍化，但显而易见的是：当一个国家像那纳粹统治时期那样失去了控制，那么它就有可能像德国1945年所经历的那样，以彻彻底底地崩溃而告终。
《明镜》：德国的右翼团体说的是“认罪狂热”（Schuldkult），希望转变历史记忆的政策。您如何回应他们？
让他们意外身亡吧（大笑），开玩笑的，认真地说，人们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对当年所发生的事情，不能有不同的看法。那是反人类的残酷暴行。别动队杀害了数十万人，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吉卜赛人或者“没用的畜生”。当今的德国社会无需对这些暴行承担罪责，但德国人必须知道，他们的祖先曾是大屠杀的帮凶。他们必须确保这绝不会再度发生。
《明镜》：费伦茨先生，非常感谢这次采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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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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