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研学||胡壮麟：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外语教育
去年我已就改革开放四十年外语教育撰写了多篇文章，这一次在回忆新中国外语教育七十年历程之际，我想把重点放在前三十年，间或结合后四十年的的某些情况发表一些个人看法。
我与外语的结缘
首先，我需要向读者介绍一下我最初为什么要学习外语（主要是英语），从而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民国时期，上海教育部门规定小学从三年级起开设英语课。作为一名小学生，我当时对于为什么要学习英语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但是，当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后，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日伪政权命令学校把外语语种由英语改为日语，从此我们这批十一二岁的孩子不得不跟随一位凶狠的日本老师学习平假名和片假名。记得有一次，我没有记住老师要求我们背诵的内容，这位日本老师就让我把手背平放在课桌的一角，使劲打我的手心，我立刻疼得尖叫起来。所以，那时候我对外语学习充满了畏惧。
1944年小学毕业后，我进入上海市私立圣芳济中学学习。这是一所欧洲天主教会于1874年在上海开设的、以英语为主进行各门课程教学的男生学校，原名圣芳济书院（St. Francis Xavier’s College），我的祖父、父亲、哥哥和弟弟都毕业于该校。学校的外籍教师都是来自欧洲的传教士。除中文和中国历史课外，几何、代数、物理、化学、外国历史、外国地理等各门课程都用英语讲授。学生在课堂上用英语讨论，作业也用英语誊写。中国教员的英语水平也比较高。据我所知，在该校任教的陆佩弦老师1952年后去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童鉴青老师则来到了北京外交学院。
最近外语界在热烈讨论“专业英语”“学术英语”或 “ESP英语”，在我看来，让英语专业的老师去讲授学术英语，不如让他们教好基础英语，然后请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的博士或学者用他们所掌握的外语，特别是英语讲授专业课，效果会更好。也只有这样，我国的高等院校才能吸收更多的国际留学生，赶超国际水平。
如上所述，我小时候其实并不十分喜欢学习外语，但为何建国后我又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英语了呢？我在1949年秋升入高三后，一直在思考高中毕业后要考哪所大学、进入哪个系学习。按理说，上海有很多大学，如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光华大学、同济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等等，我可以选择的大学很多，但有两件事一直在我心中萦绕。一是我在中学时就希望长大后能成为一名像萧乾那样的新闻记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复旦大学和圣约翰大学都有新闻系，这两所大学应该都是很好的选择。但我同时也有另一种想法。上海交通大学与我家仅隔一条马路，新中国成立前，我就经常到该校购买进步书籍，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何其芳的《画梦录》《夜歌》等。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我常常盼望着到新中国的首都上学，看一看北京的天安门，听一听何其芳《画梦录》中的骆驼铃声。
怀着这种犹豫的心情，我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的第一次高考。那时全国尚无统考，而是分大区招生，如华东区、华北区、东北区等。一些私立大学则单独招生。1950年暑期，我报考了华北区的清华大学（外文系）、华东区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和两所私立大学——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和沪江大学（英文系）。为此，整个暑假我疲于奔命，连续考了四次，这是今天的同学们所不能体会的。没想到，上述四所大学都录取了我，这让我不得不在上海和北京两个地区、新闻和英文两个系（当时没有专业之说）中作出选择。当时，我的一位潘姓邻居向我建议：要想成为萧乾那样的知名记者，必须首先有较好的外语功底。因此，他劝我不妨先学习英语，打好基础，毕业后再去当记者。碰巧，我到上海的清华同学会了解情况时，一些老学长告诉我清华大学会很快成立新闻系，将来可以转系。就这样，我成为清华大学外文系英语组的一名学生。
我之所以要谈自己的这些经历，是想说明今天外语界在讨论外语教育时，很少考虑或调查学生的志愿或学习动机。据说本世纪北京大学英语专业有一年计划招生40名学生，竟然未能招满。其次，学英语专业并不一定非得当文学家，或者搞文学翻译，不论是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人学外语是为了从事外交、经济、外贸、科技、新闻、旅游等工作，或准备出国深造。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开会时，有的系主任抱怨学生整天忙于学英语而不关心自己的专业，我总觉得他们不太了解自己的学生，其实这些学生努力学英语的目的是为了学好自己的专业。
清华园是革命家庭 外国语乃斗争
清华园是革命家庭 外国语乃斗争武器
1950年9月，17岁的我来到了北京。当我穿过清华大学的大校门和二校门，来到大操场报到后，忽然发现我的想法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那时清华大学外文系张贴着这样的宣传标语：“清华园是革命家庭，外国语乃斗争武器。”应该说，我在清华的两年就是伴随着这个口号成长的。
“清华园是革命家庭”意味着我们上大学的目的是为了革命。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1951年春，清华大学校党委在全校展开抗美援朝教育。一天下午，我在成府路的一家小餐馆里一边吃饭一边阅读《人民日报》，碰巧读到了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在文章最后写道：“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突然，我的内心被深深打动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奋战使我们得以过着幸福安宁的生活。
不久，学校开始动员学生参军。我所在的年级中，党团员最集中的俄语组同学都积极报名，这再一次打动了我。遗憾的是，在没有征求家人同意的情况下，我还不敢报名。尽管如此，系里派来的政治辅导员严宝瑜老师和1950级的学生党团员仍然关心我的思想，鼓励我继续完成已参军的同学留下的班会工作。在他们的安排下，我担任了校党委发起的抗美援朝“宣传员”和班上的政治干事。没过多久，学校为支援装甲兵部队做第二次参军动员，我立刻报名参军！遗憾的是，因为眼睛高度近视，我最终未被录取。
由于思想和行动上的进步表现，我于1951年12月成为一名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不久后，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是指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指的是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我被清华大学校党委派遣到北京市委参加该项工作。我所在小组的领导是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谢青同志（院系调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在此期间，我萌生了入党的愿望。起因是，我们小组在3月8日妇女节这天举办了纪念活动，谢青同志的一番话打动了我。他说，现在虽然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我们的农村地区还很落后，农村妇女依然地位很低……因此，我积极表态要继续提高觉悟，争取早日入党，在党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进入尾声时，北京市委领导动员一部分人员南下支持上海的三反五反运动。因为我会讲上海话，所以又被派到上海参加了两个多月的运动。我所在小组的五反对象是烟草行业，这个行业的老板和工人多半是宁波人，我便用宁波话（我妈妈是宁波人）与工人们接近，深入了解情况，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当时规定工作人员不能接触上海的亲友，但运动结束回北京前，组织上批准我回家一次探望父母。但我父母说我的亲友曾在上海的四马路上看见过我，对此我似信非信。
我回到清华时已是1952年5月底，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期末考试是怎么挺过来的。坦率地说，那时我的思想里充满了“进步”“锻炼”等字眼，由于经受了三反五反运动的考验，清华外文系党支部在暑期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我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入党后，我和其他同学仍然决心继续锻炼。暑假开始后，我们就提出到工厂劳动锻炼。经北京市委批准，我和外文系的部分团员和同学去了二七机车厂，另一部分去了石景山钢铁厂。位于卢沟桥侧的二七机车厂具有“二七大革命”的优良传统，我们既接受了革命历史教育，又与工人师傅共同参加了劳动。
对这一阶段的外语学习我有以下两点思考。
第一，我们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后，系主任吴达元先生明确告诉我们这些新生：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我们这一级学生的目标是成为翻译人才，因此课程设置以语言技能为主，文学类书籍可作为泛读处理。但不论是后来1952年的院系调整，还是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均未再提及“翻译”。在实际生活中，我在总参二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时均曾担任过翻译。直到本世纪初，教育部才正式设置“翻译”这个专业。从本世纪的外语刊物看，翻译理论方面的研究已取得巨大进展，北京大学的许渊冲先生也获得过“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受到了国际认可。
第二，如何理解“外国语乃斗争武器”呢？我的亲身经历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二七机车厂劳动一段时间后，学校突然要求我们立即返校。回校后，我们得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即将召开，需要大批清华外文系同学进行支援。我们被安排住进了中山公园，白天进行集中学习。这时，我们才获悉会议召开的背景。
由于美国在那个时期片面制造对日和约，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另外，美国侵略者破坏朝鲜停战谈判和在亚洲区域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这使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和安全遭到严重威胁。就在那个时刻，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外国语乃斗争武器”的内涵。
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
1952年暑假，教育部开始进行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模仿苏联的高等教育体制，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准备。
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我观察到的是，清华大学被改成工科大学；原来的文理学院被合并到北京大学，是谓综合大学；航空系扩展为独立的北京航空学院；地质系扩展为北京地质学院；农学系成为北京农业大学，等等。上海、南京等城市的高校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
其次，北京大学校址从城区迁往海淀区一所被撤销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校址。当然，新北大还在燕南园外扩展了一些面积。由于我和一些同学被借调至全国和大工作，我们的行李全部由班上的其他同学搬运到北大新校址。此后又有一个小插曲，全国和大的刘宁一同志曾动员我们服从分配，正式参加工作，成为和大工作人员，我们也纷纷写了服从分配的保证书。没想到北京市领导彭真同志不同意此举，要求我们继续完成学业，于是我们又在1952年底离开和大返校了。
所谓“返校”不是回到清华，而是来到新北大。新北大的学生主要来自老北大、清华、燕京三所大学，还有少数来自西北某大学。虽然我整整一年没有在校学习，但仍然被安排入甲班（快班），这得益于我在上海圣芳济中学打下的良好英语基础。
（毕业证书）
1952年的院系调整对外语教学的影响有以下几点：
第一，强调“语言”，树立专业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及初期，我国的外语教育强调文学人才的培养，或者说在培养方法上走“文学道路”，有关各系被称为“外文系”“英文系”“俄文系”等。院系调整时，高校正式明确要根据国家的需要培养外语人才，并正式设置“外语语言文学”专业，因此有关各系简称为“外语系”“英语系”“俄语系”。最近，外语界出现了恢复“外文系”“英文系”的讨论，我认为这需要慎重。
这里的“文”是指“文学”还是“文化”？1993年前后，教育部高教司外语处处长曾到北大召集各外语系领导讨论将“外语语言文学专业”改称为“外语语言文化专业”的方案，东语系同意了，其他3个外语系则保留意见。从后来的发展情况看，北外、上外等学校的中文名均未改动，但英文名改了。北京语言大学一度改称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若干年后又改回原校名。我记得曾与美国圣芭芭拉大学的一位教授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即使在美国高校，英语和其他语种的系科名称也不完全相同，因为英语是他们的母语，而培养其他语种人才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该语种从事有关国家的文化、经济、政治、旅游等工作，因此他们的学校采用“汉语中心”（Chinese Centre）这个名称。我回想了一下，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确也采用“汉语中心”这个名称。
第二，教学与科研分家。院系调整时强调的是新型大学以教学为主，科研工作由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和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承担。这样，新北大建成后，有不少优秀的外语教师被调往外国文学所、语言所等。当然，对于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到今天仍然有不同看法，例如有的老师重视科研，未能认真教学；也有一些老师强调教学，而不重视科研。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也有类似的争论。我个人认为，从国内外大学的建立和发展看，不重视科研，很难提高高等院校的教学水平，让学生学到最现代、最先进的知识。为此，我非常同意北京大学评职称时明确提出了3个标准，即教学、科研、管理，三方面全面发展的老师优先提升。今天高校的外语研究刊物远远超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便是一个明证。
第三，新北大成立后，我所在年级的班主任俞大絪先生在前苏联倡导的“活用词教学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她鼓励我们将课文中的活用词连成短文，并在课堂上讲给其他同学听，然后让同学们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这类似今天我们熟悉的“交际教学法”，也体现了当代先进的“语篇教学法”。原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些老师还专门前来观摩她的课。最近，外语界在讨论外语专业“文学”和“语言”的对立，“人文”和“技术”的对立，我认为有些观点并没有说清楚两者的关系。没有语言，何来文学？没有技术，何来人类文明？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是中国文明的标志，中国的文字保证了中华文明在数千年中巍然不动。就这个问题，我赞同唯物主义的观点。
第四，人才的全面培养和发展。1953年夏，我在西语系党支部顺利转正。这一时期，最初我仍然抱着“重政治，轻学习”的思想，很少思考如何搞好学习。没过多久，毛主席发出了“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团中央胡耀邦书记立即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全市团总支书记以上干部大会进行传达，我参加了那次大会。此后，北大党委团委在不同场合多次要求党团干部在“三好”中起表率作用，我与团总支委员和学生会干部不时研究如何贯彻。
就“身体好”来说，我们主要抓了四点。晚上10时全楼熄灯，保证同学们有充分的休息学习;早上6时全体起床， 做早操；午餐后至下午2点保证午休；下午5-6点进行体育锻炼。显然，这些党团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工作好”实际上是针对党团干部和学生会、班会干部而言，一切活动，包括会议和个别谈话的活动，统一安排在午后2-4点进行。在“身体好”方面，我感到很自豪。1954年，国家体委在北京市推行“劳卫制”，我在短跑、中跑、长跑、单杠、双杠、跳高、跳远、铅球、体操、爬绳十个项目中都达到了优秀标准，获得了“劳卫制”奖章。“学习好”有点难办，因为党团干部每天要比其它同学午休后少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记得有一天下午，我接到二年级团员的紧急汇报，说他们班上的团干部在女生宿舍内大哭。我连忙前去问个究竟，原来她们期末考试的成绩不好，没有完成“学习好”的任务，感到没法向组织交代。我总算在班上考了个“4+”，处于中游水平。
改革开放的前奏——工农兵学员
1972年底，我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最初，我联系了西语系英语教研室教大学英语的老师，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离校19年，可能无法胜任英语专业的教学。但是，我的师姐孙亦丽老师获悉后极力劝说英语教研室的领导安排我教英语专业。紧张之余，我赶紧拜访了当时留校的同班同学祝畹瑾老师，详细了解了英语专业的各项教学要求。
室领导最初给我安排的工作是给1970年第一批进校、已经学习两年的工农兵学员上听力课。这批学生大多是从部队抽调上来的，分成空军、海军、陆军三个组。少数学生是高干子弟。我除了使用现成的听力教材外，每天还从英美电台录下广播新闻，转换成文字，并请一位美国专家校对，形成自编的教材。1974年9月，我又带领1971级的部分学员去参加广交会，负责主管畜产品的站台。1974年，北京大学接收了一批越南留学生。吴组成和邓懿两位教授任主讲教师，我和安美华老师协助，并负责秘书工作。我还是继续教我熟悉的听力课，学生也很感兴趣。越南学生离校后，我又担任了1975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的教学小组组长。
总之，我深深感到，在清华、北大读书期间我在各个方面得到了锻炼：我于1952年19岁时入党，是一名老党员；在上海和北京的工厂里当过工人；在农村劳动了七八年，什么农活都会干，割麦子的速度比农民还快；最令我自豪的是，我于1954年参军，有4年军龄，还立过军功，是一名全面发展的“工农兵教师”。
就在这些七五级同学读书的最后一年，我与他们一起迎来了改革开放。我们都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我得到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后来走上了语言学的研究教学道路。在七五级同学中，我推荐过一位同学报考北大法学院，他后来成为第一代既懂英语又懂专业的研究生。他就是刘振民，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如今，七五级同学让我加入了他们的微信群。师生之情，永世难忘！
胡壮麟，男，1933年3月生，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1950年至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1954年至1972年，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二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73年回到北京大学西语系工作。1983年出任新建的英语语言文学系副系主任、系主任。1997年至2014年担任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1994年至今任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长。2015年获中国外国教育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