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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现状和思考
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
现状和思考
陈昌来
摘要：中国语言学史作为中国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受到重视，80年代之后随着语言学的繁荣发展，关于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也呈现繁荣局面，通史、专题史、断代史及专题综述、专书研究、资料汇编等都取得较好的成绩。但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必须把中国语言学研究放在世界语言学大背景下，才能编纂出更好的中国语言学史著作。关键词：语言学；语言学史；中国语言学通史；断代史；分支学科史
一、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现状
“治学必先治史。”中国语言学史作为中国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在过去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看可介绍如下： 1.中国语言学通史的研究 自先秦起，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但全面总结中国语言文字研究史的著作，却在20世纪中期才出现。1957年，日本学者编印了《汉语研究小史》（东京江南书院出版，1959年由王立达编译在国内出版），这是目前所见最早一本介绍汉语言研究史的著作（包括国外汉学成果），但偏重对语音（音韵）和语法研究的介绍，篇幅较小，较简略。1958年，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出版，概要地介绍了世界语言学发展史，并扼要叙述从先秦到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史。 《中国语言学史》（1981）原是王力1962年在北京大学所用讲义，叙述了从先秦到1949年前中国语言学研究史，分为“训诂为主的时期”（先秦至两汉）、“韵书为主的时期”（魏晋至明代）、“文字、声韵、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清代）、“西学东渐的时期”（清末至1949年）四章，这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语言学通史性著作，有首创之功。此后，通史性著作出版过多种，各有特色。如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1987）把“中国语言学史”作为一门学科，论述了“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等理论问题，论证了中国古代不仅有语文学，而且有语言学，这就使得“中国语言学史”更加名副其实。何九盈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1985）和《中国现代语言学史》（1995），前者把中国古代的语言学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代几个阶段来介绍，以年代为线，分支学科的发展和成就包容于其中，后者叙述了从1898到1949年间的语言学成就，以分支学科的发展为线索；两书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国语言学通史，较其他著作资料更为丰富，叙述更加详备，分支学科更加全面。其他如李开《汉语语言研究史》（1993）、朱星《中国语言学史》（1995）、班弨《中国语言文字学通史》（1998）、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2000）、邓文彬《中国古代语言学史》（2002）等也各有特色。邵敬敏和方经民《中国理论语言学史》（1991）则是第一部理论语言学史论著，介绍了从先秦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 以上通史性著作能做到史论结合，纵横结合。纵的，从宏观上勾勒出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横的，从微观上对语言学史上重要学者、著作给予评析。 2.语言学家、语言学名著评述及资料、词典、索引、年鉴等的编纂 跟语言学史研究相关的是历代语言学家评传、名著评介、资料汇编、辞典、论著索引等的编写。其成果除了散见于各类报刊上的大量论文外，著作和辞典也有许多，构成中国语言学史的另一面。如濮之珍《中国历代语言学家评传》（1992）对先秦至“五四”时期的语言学家51人的生平、成就、地位给予较为详细的评介；“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写组《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一至五册，1981—1986）是对“五四”以后现代语言学家的评价；吉常宏等《中国古代语言学家评传》（1992）专门评介古代语言学家；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1998）对清代的语言学家给予了介绍；陈建初、吴泽顺《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辞典》（1997）收录了2512名历代语言学者。 近年来出版了不少语言学家的评传或年表/年谱等，如：《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1999）、《王力先生年谱》（1994）、《吕叔湘著作年表》（1993）、《吕叔湘先生年表》（1995）、《朱德熙先生著述目录》（1993）、《语文现代化的先驱卢戆章》（2000）、《李方桂先生口述史》（2003）、《张斌语法思想研究》（2013）等；一些纪念文集中也涉及被纪念者的生平、成就，如《高名凯先生纪念文集》（1992）、《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1993）、《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1995）、《面向21世纪语言问题再认识——庆祝张斌先生从教五十周年暨八十华诞》（2001）、《语苑集锦——许威汉先生从教50周年纪念文集》（2001）、《方光焘与中国语言学——方光焘先生纪念文集》（2003）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了大量的历代语言学名著导读、评述专论，出版了一些著作，如姜聿华《中国传统语言学要籍述论》（1992）、钱曾怡和刘聿鑫《中国语言学要籍题解》（1991）、胡裕树《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语言文字卷）》（1992）、郭成韬《中国古代语言学名著选读》（1998）、吴文淇和张世禄《中国历代语言学论文选注》（1986）、洪诚《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1982）、周斌武《中国历代语言学文选》（1988）等，以及《尔雅》《广韵》《说文解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修辞学发凡》等著作的导读，为后人了解语言学名著、名篇提供了帮助。 《马氏文通》研究弥久不衰，时有专论，如：孙玄常《马氏文通札记》（1984）、吕叔湘和王海棻《马氏文通读本》（1987）、张万起《马氏文通研究资料》(1987)、王海棻《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蒋文野《〈马氏文通〉论集》（1995）、侯精一和施关淦《〈马氏文通〉与汉语语法学》（2000）、姚小平《〈马氏文通〉与中国语言学史》（2003）、宋绍年《〈马氏文通〉研究》（2004）、邵霭吉《〈马氏文通〉句法理论研究》( 2005)、唐子恒《马氏文通研究》（修订本，2005）等。 郑奠和麦梅翘《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搜集了《马氏文通》之前古人文献中涉及语法研究的大量资料。郑奠和谭全基《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收集了先秦至清代文献中跟修辞学相关的大量资料。张斌和许威汉《中国古代语言学资料汇编》（1993）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个分册，收集了先秦至“五四”前大量的古代语言学研究资料。现代汉语资料汇编出版不少，如鲁允中等《现代汉语资料选编》（1981）、胡裕树《现代汉语参考资料》（1980）、王松茂《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参考资料》（1983）、高更生等《现代汉语资料分题选编》（1984）等。专题性的研究资料则有张万起《〈马氏文通〉研究资料》（1987）、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现代汉语补语研究资料》（1992）、刘坚和蒋绍愚《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等，方便了后人的学习和研究。 近30年来还出版了多种跟语言学有关的词典，如张涤华等《汉语语法修辞词典》（1987）、《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许嘉璐《传统语言学辞典》（1990）、陈海洋《中国语言学大词典》（1991）、曹述敬《音韵学辞典》（1991）、王维贤《语法学词典》（1992）、葛本仪《实用中国语言学词典》（1992）、戚雨村《语言学百科词典》（1993）、叶青主《新兴学科百万个为什么·语言学类》（1994）、陈高春《实用汉语语法大词典》（增补本，1995）、唐作藩《中国语言文字学大辞典》（2007）等，包含大量语言学史内容。语言学研究论著索引、目录、年鉴、综述的编印构成了语言学史的又一个方面。如《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1965；乙编，1983）收集了1900至1980年语言学主要论文的索引。其他还有隋晨光《中国语文索引（1952—1992）》（1996），张渭毅《汉语音韵学论文目录》（1978—1993）（《音韵学研究通讯》，第14—18期，另有1994—1996年的目录未刊），董树人《语言学论文索引》（1991—1995，1993—1997）等，这些索引或目录大大方便了学习者和研究者查阅。《中国语言学年鉴》收集了每年有关语言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信息。不少杂志多年来刊登了相当数量的综述、述评类论文，往往对某个专题的研究历史、现状、存在的问题给予评述，并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近年来，还出版了一些分支学科或某个专题的研究综述专著，如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1994），胡裕树和范晓《动词研究综述》（1996），齐沪扬、张谊生、陈昌来《现代汉语虚词研究综述》（2002）等。 3．传统语言学分支学科史（专题史）的研究 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合称“小学”，是中国语言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历史悠久，成果丰硕，学者们也非常重视对小学研究史的总结。胡奇光《中国小学史》（1987）是第一部小学史通论性著作，把小学分为先秦、两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代五个时期来叙述，述论结合，尤其把“小学”的嬗变跟“经学”的发展结合起来。 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1937）是第一部训诂学史著作，分《尔雅》派之训诂、传注派之训诂、《释名》派之训诂、《方言》派之训诂、清代训诂学之方法、今后训诂学之趋势等章节，叙述简要精当。李建国《汉语训诂学史》（1986）则采用时代分期来叙述训诂学发展历史，即训诂学的发端—先秦，训诂学的形成—两汉，训诂学的发展—魏晋至隋唐，训诂学的中衰—宋元明，训诂学的复兴—清代，训诂学的革新—近代。赵振铎《训诂学史略》（1988）也有特色。在许威汉《训诂学导论》（1987）、黄建中《训诂学教程》（1988）、周大璞《训诂学初稿》（1987）等训诂学专书中也多有关于训诂学史的章节。殷寄明《中国语源学史》（2002）是第一部汉语语源学史的专著。殷孟伦《训诂学的回顾与前瞻》（《子云乡人类稿》，1985）、周祖谟《中国训诂学发展史》（《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1993）、何九盈《二十世纪的汉语训诂学》（1998）等都是学术价值较高的专论。 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1938）是较早的汉语音韵学史著作，不仅勾勒出音韵学发展历程，而且介绍了汉语表音方法的历史，并从文化和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来阐明音韵学的演变。周斌武《汉语音韵学史略》（1987）、何九盈《古汉语音韵学述要》（1988）等各有特色。赵诚《中国古代韵书》（1979）系统介绍了历代有影响的韵书，是一部简明扼要的韵书史著作；同类著作还有李新魁和麦耘的《韵学古籍述要》（1993）等。断代音韵学史著作有王力《清代古音学》（1993）、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1992）等。李新魁《四十年来的汉语音韵学》（1993）、邵荣芬《欣欣向荣的汉语音韵学》（1993）、唐作藩《四十年音韵研究的回顾》（1993）、唐作藩和耿振生《二十世纪的汉语音韵学》（1998）等都是学术价值较高的音韵学史评述的专论。 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1936）是第一部文字学史著作，分“文字书时代”（秦汉至隋代）、“文字学前期”（唐代至明代）、“文字学后期”（清代）、“古文字学时期”（清末以后）四个时期介绍汉字研究史。黄德宽和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1990）、孙锡钧《中国文字学史》（1991）、姚孝遂《中国文字学史》（1995）、刘志成《中国文字学书目考录》（1997）等都是学术质量较高的文字学史著作。评介甲骨文研究史的论著也较多，如萧艾《甲骨文史话》（1980）、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1981）、吴浩坤和潘悠《中国甲骨学史》（1985）、曹定云《殷墟甲骨文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1997）、李学勤《甲骨学一百年的回顾与前瞻》（1998）、张玉金《20世纪甲骨语言学》（2003）等。沈培和裘锡圭《80年代以来大陆地区汉字学研究状况调查报告》（1996）、裘锡圭和沈培《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字学》（1998）等专论则回顾了近一个世纪的文字学研究的现状。 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1983）介绍了中国历代字典（字书、词典、辞书）发展的历史，主要是介绍古代各类小学专著的成就。同类著作还有林玉山《中国辞书编纂史略》（1992）、赵振铎《古代辞书史话》（1986）、钱剑夫《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1986）、曹先擢和杨润陆《古代词书讲话》（1990）等。 从先秦到清代，先贤们留下了大量语言文字研究的经典著作，如《尔雅》《说文解字》《方言》《释名》《切韵》《广韵》《中原音韵》等。这些小学专书作为传统语言学的代表成果，是中国语言学的丰富遗产，表明了中国语言学在世界语言学史上的地位。近百年来小学专书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这得益于现代语言学新理论、新方法以及计算机检索技术的运用。 像《尔雅》研究有：（1）概论性或导读性，如黄侃《尔雅略说》（1936）、骆鸿凯《尔雅论略》（1985）、顾廷龙和王世伟《尔雅导读》（1990）等。（2）《尔雅》释例研究，如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观堂集林》卷五）、刘盼遂《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补》（1926）、陈重业《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补正》（1994）等。（3）校注类，如徐朝华《尔雅今注》（1987）、周祖谟《尔雅校笺》（1984）等。(4)《尔雅》作者、年代、性质、地位等探索，如周祖谟《尔雅之作者及其成书年代之推断》（1981）、何九盈《尔雅的年代和性质》（1984）、许嘉璐《〈尔雅〉分卷与分类的再认识》（1997）等。近人对《尔雅》的研究首推黄侃，《黄侃论学杂著》（1964）、《文字音韵训诂笔记》（1983）及《尔雅音训》（1983）等著作中有许多讨论《尔雅》的论述。 《方言》（《鞧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研究以周祖谟和吴晓铃《方言校笺及通检》（1956）最为著名，其以南宋李孟传刻《方言》为底本，参酌戴震《方言疏证》、卢文弨《重校方言》、刘台拱《方言补校》、王念孙《方言疏证补》、钱绎《方言笺疏》等，并利用清代学者未见资料来校正《方言》的讹误，书末有吴晓铃《方言校笺通检》，方便使用。 近百年来“说文”学著作不断出现，20世纪50年代以前，如丁福保编《说文解字诂林》（1928）共82册，为“说文”学的集大成著作。80年代以来概论性著作较受到重视，如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1981）、姚孝遂《许慎与说文解字》（1983）、任学良《说文解字引论》（1985）、张震泽《许慎年谱》（1986）、蒋善国《说文解字讲稿》（1988）、章季涛《怎样学习〈说文解字〉》（1988）、董希谦和张启焕《许慎与〈说文解字〉研究》（1988）、王梦华《说文解字释要》（1990）、苏宝荣《说文解字助读》（1993）、常耀华《许学研究综述》（1993）、余国庆《说文学导论》（1995）等。王宁和董希谦主编《许慎与〈说文〉小丛书》（1994）共九种，从多个方面评述了《说文解字》地位。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构拟出《广韵》所代表的中古汉语的声母和韵母系统。随后围绕高本汉的研究在音韵学界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特别是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1949）发表后，关于《切韵》性质及其音系基础的讨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周祖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1966）是这一讨论的总结性成果。《切韵》残卷、《唐韵》残卷、字母残卷的发现和整理，王仁煦《补谬补缺切韵》的发现，海外《切韵》残卷的抄印，《十韵汇编》和《广韵校本》的编印等“《切韵》系”韵书的发现、辑录与汇编，为《切韵》深入研究提供了材料基础。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陆志韦《古音说略》（1947）、李荣《切韵音系》（1956）、邵荣芬《切韵研究》（1982）、王力《汉语语音史》（1985）、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2000）等都从音韵学史的角度对《切韵》做了深入研究。对《中原音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音系基础的讨论，如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1936）、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1985）认为，它是14世纪元代的大都音，是现代北京话的祖语；陆志韦《释中原音韵》（1946）、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1981）认为，它是反映当时北方话即官话的语音系统；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1983）则认为，它代表以洛阳音为基础的方言。 古代小学专书数量繁多，像《释名》《广雅》《韵镜》《经典释文》《集韵》《玉篇》《一切经音义》《字汇》《洪武正韵》《中州音韵》等在近百年内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 4.现代语言学分支学科史（专题史）研究（1）汉语语法学史 汉语语法学史研究起步较早，并且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详见本刊本期《现状与前瞻：汉语语法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2）汉语修辞学史 汉语修辞学史的研究成果同样丰硕。1923年3月和1924年3月胡光炜在《国学丛刊》先后发表了《中国修辞学史略》和《中国修辞学史》。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在“结语”中论述了中国修辞学的发展。郑子瑜《中国修辞学的变迁》（1965）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修辞学史专著，简要勾勒出汉语修辞学发展的历程。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1984）及修订本《中国修辞学史》（1990）则更加系统、完备。此后，中国修辞学史研究出现繁荣景象。易蒲（宗廷虎）和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1989）是大陆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史，叙述了从先秦到“文革”前修辞学研究的成就。袁晖和宗廷虎《汉语修辞学史》（1990）、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1991）、宗廷虎《中国现代修辞学史》（1990）、袁晖《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2000）、李运富和林定川《20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1992），以及吴礼权《中国现代修辞学通论》（1988）和《中国修辞哲学史》（1995）等也各有侧重、各具特色。修辞学史集大成的著作当属《中国修辞学通史》（1998），由郑子瑜、宗廷虎主编，共五卷，分别是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宋金元卷、明清卷、近现代卷、当代卷。（3）现代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研究史 以词汇学史为名的著作有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1995），总结了“五四”以来汉语词汇学的研究；符淮青《汉语词汇学史》（1996）除涉及先秦及“五四”前训诂学中的词汇学研究外，主要叙述了“五四”以来汉语词汇学研究的成果。许威汉《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2000）侧重叙述了20世纪词汇学的研究成果。周荐《同义词语的研究》（1991）则是词汇学专题（同义词）研究史。 汉语语音学研究史有王理嘉《四十年来汉语语音研究综述》（1993）和《二十世纪的中国语音学和语音研究》（1998）、林茂灿《二十世纪的汉语语音的描写实验和解释》（1998）、邢福义等《“八五”期间的现代汉语研究·语音研究》（1996）等。焦立为、冉启斌、石锋等《二十世纪的中国语音学》（2004）是对20世纪汉语语音研究的全面总结。 罗常培《汉语方音研究小史》（1963）是早期方言学史的专论，何耿镛《汉语方言研究小史》（1984）是一部方言研究史的通史性专著。专论有詹伯慧《四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工作的回顾》（1993）、张振兴《蓬勃发展中的汉语方言学》（1996，1998，2001）等。 民族语言学史的专题论文有王均《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情况》（1982）、傅懋勣《建国三十五年来民族语言科研工作的发展》（1984）、黄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现状和展望》（1996）、孙宏开《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1998）等。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史》（1993）是第一部民族语言学史专著，上自先秦，下至当代，并分出语系、语支进行介绍。戴庆厦等《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2001）是一部20世纪民族语言学的断代史。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1934）、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1950）和《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1959）、罗常培《汉语拼音字母演进史》（原名《国音字母演进史》，1934，1959）等是早期语言文字规范化和语言规划研究史专著。20世纪80年代后，学者们发表了一系列专论，期望通过回顾历史来检讨语言文字规范化和语言规划的经验及教训，如倪海曙《推广普通话的历史发展》（1980）、吕冀平等《语文规范工作40年》（1990）、侯精一《推广普通话（国语）的回顾与前瞻》（1994）、仲哲明《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和展望》（1996）、傅永和《二十世纪的汉语言文字规范工作》（1998）等。专著则有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记事》（1987）、《文字改革》编辑部《建国以来文字改革工作编年记事》（1985）、陈永舜《汉字改革史纲》（1992）、王均《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1995）、高天如《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1993）、凌远征《新语文建设史话》（1995）等。费锦昌《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1997）采用编年记事的方式记录了上自1892年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下至1995年100多年间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发展历史，内容丰富，考校精审。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1996）叙述了从1898到1996年近100年应用语言学研究史，主要涉及语言文字规范化和规划研究。 对西方语言学的学习、引进、借鉴和应用，早期一般是通过留学西方的学者来完成的，介绍西方语言学及西方语言学史的不多。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1958）是第一部介绍国外语言学研究史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国外语言学发展史的研究和介绍多了起来，如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1987）、赵世开《美国语言学简史》（1989）、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1990）、徐烈炯《当代国外语言学：学科综述》（1993）、方立《美国理论语言学研究 》（1993）、俞如珍和金顺德《当代西方语法理论》（1994）、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1995）、戚雨村《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1997）、林玉山《现代语言学的历史与现状》（2000）等。周有光《世界字母简史》（1991）叙述了世界各类字母产生、演变的历史，可以看作是一本语言文字学史的著作。 5.20世纪末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回顾 20世纪末的几年中，语言学界出现了总结和回顾热潮。许嘉璐等《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1996）出版稍早一些，主要是对20世纪80和90年代的中国语言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状况的回顾和总结，分为“汉语篇”和“外语篇”，每篇下列多个专题，由有关专家撰写，学术质量较高。刘坚《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1998）分19个专题，对20世纪（实际到1998年）百年的语言学进行较为全面的评述。潘悟云、邵敬敏《二十世纪社会科学·语言学卷》（2005）分四编，采用通史与专题史结合的方式较为全面地介绍了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成就。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999）则是从方法论角度对中国语言学在20世纪所取得的进展进行了宏观的回顾，也算是一部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史。 周法高《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1973）、马庆株《20世纪中国现代语法学的分期问题》（1998）、陆俭明《新中国语言学50年》（1999）、胡明扬《中国语言学：一个世纪的回顾和展望》（1999）、袁毓林《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2001）等则是回顾20世纪中国语言学成就的专论。 对20世纪语言学给予更加系统回顾的是“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共15册，即中国语言学15个分支学科（专题）发展史，共同构成了中国语言学在20世纪中所取得的成就，分别是：《二十世纪的古汉语研究》（严修）、《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许威汉）、《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袁晖）、《二十世纪的汉语方言研究》（陈章太、詹伯慧等）、《二十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温端正、周荐）、《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苏培成）、《二十世纪的中国理论语言学》（王希杰）、《二十世纪的汉语语法学》（陈昌来）、《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戴庆厦等）、《二十世纪的中国语音学》（焦立为、冉启斌、石锋等）、《二十世纪的汉字史与汉字理论研究》（王宁）、《二十世纪的汉字古文字研究》（赵诚）、《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袁宾等）、《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大事记》（陈章太等）。这套丛书大部分已经出版，在语言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中国语言学史研究涉及领域及存在问题的思考
1.对中国语言学史研究领域的基本评价 前文较为全面地概括了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方方面面，目前中国语言学史研究成果综合起来看包括以下10个方面的内容：（1）通史，如《中国语言学史》（王力）、《中国语言学史》（濮之珍）等；（2）通史之断代史，如《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何九盈）等；（3）专题通史，如《中国音韵学史》（张世禄）、《中国修辞学通史》（宗廷虎等）、《中国语法学史》（龚千炎）等；（4）专题断代史，如《二十世纪的汉语语法学》（陈昌来）、《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戴庆厦等）；（5）专题研究综述，如《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现状和回顾》（朱一之、王正刚）、《现代汉语虚词研究综述》（齐沪扬、张谊生、陈昌来）等；（6）语言学家评述，如《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苏金智）、《张斌语法思想研究》（吴晓芳）等；（7）语言学名著研究，如《中国古代语言学名著选读》（郭成韬）、《马氏文通研究》（唐子恒）等；（8）流派或方法研究，如《现代语言学流派》（冯志伟）、《 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陈保亚）等；（9）语言学词典、年鉴，如《汉语语法修辞词典》（张涤华等）、《传统语言学辞典》（许嘉璐）等；（10）语言学资料汇编、索引，如《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郑奠、麦梅翘）、《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1965）等。 可见，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具有研究领域较宽、研究角度较全等特点，这些都表明中国语言学史作为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已经较为成熟，这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尤其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重视把专题史和通史、史实和史论、回顾与展望有机结合起来。中国语言学史作为学术史，如果没有专题史的深入，通史往往没有厚实的基础，但没有好的通史，则专题史往往陷于孤立，难见全貌；没有扎实的史实（史料），学术史往往陷入虚无，没有史论，则学术史往往难见卓识；而学术史如果仅仅止于回顾，不能展望未来，则会失去学术引领价值和使用价值。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回顾和评述，不仅是对历史的介绍和评价，更主要的是为了使未来中国语言学能健康、快速地发展，因而，多数论著都能把回顾和展望结合起来，把历史、现状和未来统一起来。 2.存在的问题 虽然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在过去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初步奠定了中国语言学史作为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即中国语言学学术史的基础，但由于中国语言学史研究起步较晚，因此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综合起来看，本文认为存在如下问题： （1）通史性著作比较单薄，或者说还不够系统全面。两千多年的中国语言学研究成果极其丰富多彩，单部著作往往不足以全面系统地总结和概括其光辉成就。 （2）通史性论著存在重古代轻现当代的倾向。王力、濮之珍、何九盈等的著作的叙述下限仅至1949年，其他著作下限至多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语言学史”著作至今尚未出现。而学术史的指导价值和实用价值往往体现在对当代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的反映。 （3）通史性论著往往没能全面反映语言学研究的全貌。多数著作往往忽视方言学、民族语言学、语言理论、词汇学、语音学等分支学科，尤其对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新学科重视不足。 （4）断代史研究明显不足。自先秦以来，各个时代的语言学研究都取得了各具时代特点的研究成果，但对各个时代的断代语言学成就的探讨和总结还不够充分，断代史的研究还不足以为通史的撰写提供翔实的史料史论支撑。目前断代史研究主要偏重于对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概括和总结，但实际上也是分专题进行介绍，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20世纪断代语言学史。李宇明主编的《当代中国语言学研究（1949—2015）》（2017）分16个专题介绍60多年的中国语言学研究成就，属于断代专题史，不是断代学术通史。 （5）专题史研究同样存在重古代轻现当代的倾向。专题性通史中，除了语法学史有新时期（1978—2008）汉语语法学史外，大多数专题史的叙述下限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近30年的新成就很少总结，训诂学史、音韵学史等下限则更早。 （6）专题史研究不够均衡。除语法学史、修辞学史外，其他专题史的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只有专题史全面系统深入，才能为通史的撰写提供翔实的史实和史论支撑。语言学各分支学科专题史虽然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但各个专题史是在不同时间段由不同学者孤立进行研究的，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差别较大。过去的研究往往重视“汉语雅言”语言学史，没有充分考虑方言和境内其他民族语言研究成果，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语言学史。 （7）语言学史的史料挖掘还不足。古代语言学研究成果往往散落在不同领域的文献资料中，虽然之前学者们经过努力发掘，整理出一些资料集，高小方《中国语言文字学史料学》（2005）还专门论述了史料问题，但依然需要进一步发掘散落在不同文献中的历时资料，像古代的方言研究、民族语言研究、词汇研究等专题的史料还亟待梳理，部分新兴学科的研究史也有待于梳理。一些语言学的专书和语言学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只有专书和专家研究得充分，才能使语言学史有血有肉。 （8）语言学思想研究明显不足。一部好的语言学史必须体现语言学思想，这是语言学史的灵魂，但过去对中国语言学思想研究明显不足。早在2005年鲁国尧就曾慨叹：“就独独缺《中国语言学思想史》！？”此后鲁国尧在一些论文中积极探求中国语言学思想。后薄守生等出版《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2016），探寻近百年来中国语言学研究历程及语言学思想史。但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过去的研究往往偏重史实叙述，不重视对语言学思想的总结和凝练，往往从西方语言学视角来评价中国语言学，缺乏“全球史观”，未能把中国语言学研究放在世界语言研究大背景下来评价，未能充分体现中国语言学的独特价值。中国语言学史必须加强中国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强化语言学思想。 总之，中国语言学研究自先秦以来成果丰硕，尤其近30年蔚为大观，亟须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历史、现状、成就、经验和教训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形成中国语言学史鸿篇巨著。但由于专题史和断代史研究不充分或不平衡，所以还无法编纂出规模宏大的中国语言学史鸿篇巨著，因而必须进一步强化专题史和断代史尤其是专题史的研究，在相对统一的学术评价标准指导下，进行中国语言学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系统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应该走先专题史再断代史而后通史的研究之路。
三、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应遵循的研究方法
作为语言学学术史的中国语言学史应遵循学术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1.语言学与学术史学相结合。语言学史具有双重性质，它是一门既属于语言学又属于学术史的交叉学科。从语言学来讲，语言学史属于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但又是涵盖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的分支学科，因而，语言学史跟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密切相关。从学术史来讲，语言学史重在对语言研究做学术判断，如学术价值、学术地位、学术影响等。而要进行学术价值判断首先必须具有语言研究的能力，熟悉语言研究本身的理论方法以及史实材料等。语言学史研究者首先必须是语言研究者，或者至少是某专题的研究专家。可见，语言学史研究必须遵循语言学与学术史相结合的方法。 2.史实与史论相结合。作为学术史，语言学史必须遵循史实与史论相结合的原则。语言学史的学术判断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而有价值引领的语言学史又必须有高屋建瓴的学术评价，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是好的语言学史。中国语言学史研究首先必须重视史实，何九盈（2003）说：“要对材料进行穷尽性的研究，要熟读原始材料，苦读原始材料，精读原始材料，这还不够，还要研究其学术背景、学术环境，一时的风尚、潮流，只有做到了这些，才可进行褒贬。”其次，要站在语言学研究的前沿对语言研究的成果进行客观、公正、科学和前瞻性的评价。 3.语言学事实研究与语言学思想总结相结合。过去的研究者多认为，中国语言学研究注重务实学风，少有语言学思想。而近来鲁国尧认为，几千年的中国语言学研究中，饱含丰富的语言学思想，不过这些有独特价值的汉语语言学思想亟待总结。语言学史应把语言学事实研究与语言学思想总结结合起来，发掘隐含在语言研究史料中独特的语言学思想。 4.语言学史研究与中国学术大背景及世界语言学发展相结合。中国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不是孤立的，不仅跟中国文化社会而且跟世界语言学的发展演变紧密联系。中国语言学史必须把中国语言学放在中国文化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同时必须具有“全球史观”，把中国语言学作为世界语言学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全面公正客观地评价中国语言学，揭示其独特的学术价值。 5.纵向的历史发展与重大语言学事件相结合。作为学术史的语言学史，不管是通史还是专题史、断代史，都应该反映语言学的纵向发展历史，但学术史更应该关注重大学术事件，如“第一部”著作、“第一个”观点、“第一篇”论文、“首次”等，反映出有重大学术影响的论著、观点、学者、理论、方法、手段等，只有这样，语言学史才能具体、丰满，有血有肉。 6.各个专题史的特点与各个专题史之间的共性相结合。由于中国语言学各个分支学科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术背景下产生的，因而不同分支学科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路径各不相同，各有特点。但各个分支学科又是在中国社会文化大背景和中国学术大背景下产生的，因而各个分支学科之间应该存在相对共性。所以，中国语言学史既要充分反映出各个分支学科的特点，同时更要关注各个分支学科之间的相对共性，把个性张扬与共性提炼结合起来。语科研究生同学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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