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研究从初始开放和借鉴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到强化交流与反思，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学习和探索研究方法，再到关注理论话语建设，注重跨学科综合创新，我们一直致力于翻译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与行业实践的同建共构，不断改善学科环境，发展翻译教育，培养翻译行业人才和学术研究队伍，探索具有自身学术品格的理论体系，走的是一条“开放、探索、互动、创新”的发展之路。
以开放的精神，拓展翻译研究领域
改革开放开始后，和诸多其他领域一样，我国译界的对外学术交流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对外的开放中，拓展新的空间。上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译学研究进入了全面开放的时期，增强了译论引介的全面性、多样性、系统性和批判性，引介方式由翻译和转述变为评述和阐释，引介重点逐渐由语言学翻译理论转为文化翻译理论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理论来源地也从英美扩及到德国、法国和低地国家，并开始从宏观层次关注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整体脉络。我国译学界与国外同仁探讨与交流的前沿性、即时性明显增强，国外的翻译研究成果一经面世国内即可获得，学界能迅速且系统地把握国际翻译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同时国内翻译学术期刊和论著也受到外国学者的关注。
对外开放拓展了我国翻译研究的理论视域，引导了研究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问题域，丰富了研究方法，为翻译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创造了条件，翻译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得以更全面的揭示，翻译研究的科学性愈加凸显。我们的研究不再局限为对翻译实践的技巧总结和翻译原则的抽象归纳，而是由主观思想的概括，走向对具体翻译现象、翻译事件和翻译过程的描写与分析，关注范围不断延伸，由译者主体的经验感受转向所译文本的语言结构，寻找语言转换规律以及功能对等模式，继而又扩大到对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语境、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等因素的关注，现在又加强了对文本生成过程、译作接受与传播过程、译者心理认知过程、翻译管理过程、翻译政策制定过程等的关注，翻译研究由过去单一范式的研究变成了现今多元范式并存的研究。简而言之，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翻译事业的新局面，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
积极探索，加强翻译学的基础建设与理论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年见证了我国译学界对具有自身学术品格的翻译理论的不懈探索。从翻译学科理论、翻译基本理论，到译学分支领域的理论和跨学科理论，学者们筚路蓝缕，上下求索。
虽然早至 20 世纪 50 年代初，董秋斯就发出了建立“翻译学”的声音，但长时间以来翻译研究可否成为一门学科却从未获得理论层面的论证。改革开放之后，翻译研究向科学化发展的同时，翻译学者的学科意识也得到进一步强化。80 年代后期学者们再次旗帜鲜明地呼吁建立翻译学，并开展了一场关于翻译（科）学的大讨论。学者们发表文章提出了各具特色的译学设想，出版了多部以“翻译学”为名的专著，讨论了翻译学的学科定位，逐渐明确了译学学科性质、功能和理论特征，提出了学科架构，指出了学科分支领域的划分等，为译学在中国获得独立的学科身份奠定了理论基础。
过去的 40 年里，我国翻译学者翻译进行了多维度的探索与研究。首先对翻译的基本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并以此为基础，将翻译探索扩及翻译本体、翻译客体、翻译主体、翻译受众、翻译的社会和文化功能等，既对翻译的语言符号转换、社会话语实践，以及心理思维活动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也致力探究翻译的各种社会文化影响因素及其矛盾所在，拓展翻译研究的途径，深化对翻译的认识与理解。其次中国学者在翻译的跨学科研究中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译介学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重要研究成果，不仅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对象域，更是对翻译研究方法论的创新。有学者还在翻译研究与文学研究、跨文化研究的结合方面，发表了丰富的理论著述，并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了“中国声音”。
在文学翻译研究方面，学者们从各种角度探讨文学翻译的基本原理，40 年间出版的文学翻译专题的学术著作就达到 320 多部，以“翻译”+“文学”为主题的文章也达到 3 万多篇，其中不乏具有鲜明特色的理论成果，如“三美”论，既承继了中国传统译论中的古典美学思想，也革新了人们对翻译忠实的传统认识。在译学探索的过程中，中国翻译学者还积极梳理、阐释中国传统译论，总结与展示中国深刻的传统翻译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的翻译史研究成果尤为丰富，先后有近百部翻译史著作问世，展现了中国翻译历史的悠久与宏大，从而为翻译学获得合理的学科身份提供了充分的历史基础，为翻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有不少学者以深入的个案研究展示了翻译史实的多元面貌，让人们认识到翻译活动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作用。
此外，中国翻译研究界还在文学翻译史、法律翻译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在新的历史时期，翻译的路径发生了变化，中国翻译学界也开始注重中国文学外译的历史研究，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研究成果。此外，中国翻译学界在翻译批评、应用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研究方面也展开了扎实与富有创新意义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多维互动，推进中国翻译与翻译研究事业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译学界不断解放思想，突破狭隘的翻译观念，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加强多维互动，我们既有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国内外的互动，也有跨学科的互动和跨行业的互动。
在中国，翻译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翻译活动不断丰富。然而，对翻译的认识，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都限于语言的简单转换这一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学界积极吸收国外的翻译理论，对中国丰富的翻译实践展开了多层面多途径的研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实践的研究中提升理论认识，又在理论的指导下，深化对翻译实践的认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翻译在中外交流，尤其是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的凸显，翻译活动所涉及的一些根本问题得以被认识、被探究、被揭示，这促使人们以超越翻译实践的目光来关注和看待翻译活动，从而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翻译理论建构之途。对翻译本质、翻译价值、翻译的选择与接受、翻译的质量与评价等翻译理论问题的不懈探索不仅使翻译研究逐步摆脱了被忽视、被轻视的边缘化地位，也为传统的外语学科拓展了研究空间，增加了研究维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下，翻译学者更是自觉地从文化交流、思想驱动的高度来认识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和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崇高历史使命，促进世界文明的互学互鉴，共同丰富与提高。
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国译学界在国内的学术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和深入。1984 年开始，中国译协开始举办各类翻译会议，1985年首届全国中青年文学翻译经验交流会在烟台举行，1987 年首届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和第一次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分别在南京和青岛召开。我们与国际译学界的直接交流与互动明显增多，学者们积极参加国际译学研讨会，与外国同行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还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出国访学与工作，国际译学名家也频繁地来到中国开设讲座和授课。研究生的国际交流和联合培养趋于正常化，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名字与成果出现在国际翻译学术场合和国际知名出版机构的出版物上，除了发表研究成果和受邀担任国际译学出版物的编审著作人员之外，中国学者还积极创办国际性译学刊物和研究会。
我们的行业协会、研究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为学科内外的互动提供了必要而充分的条件。中国翻译协会作为翻译领域的全国性社会团体，是译学互动组织者中最重要的一个。中国译协于 1982 年成立，其宗旨之一就是开展翻译学术交流、行业交流，以及与国内外相关组织之间的交流。中国译协成立以来，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经常举办翻译行业和学术交流活动，积极组织行业专家和知名学者开展翻译人才培训。已经连续举办了 30 届的“韩素音国际翻译大赛”影响深远，为海内外翻译爱好者提供了切磋译技的平台；1997 开始创办的“暑期全国英汉翻译高级研讨班”成为了高端翻译人才和翻译专业师资培训的常规活动。2017 年译协年会在北京召开，吸引了来自中国国家机关、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和智库、高等院校、大型跨国企业、翻译出版机构、外国翻译协会、行业组织及商会等领域 700 余名代表参加，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中国译协还积极推动翻译行业各项国家标准的制定与实施，积极组织开展与国外译界的合作，于 1987 年加入国际翻译家联盟，于 1995 年发起组织“国际译联亚洲翻译家论坛”系列活动，2008 年与国际翻译家联盟在上海共同主办第 18 届世界翻译大会获得巨大成功，赢得国内外翻译界广泛赞誉。此外，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中国英汉语比较学会以及各省市各层级各类别的翻译协会也开展了大量的学术与行业互动交流活动。
2014 年中国翻译研究院成立，致力于集聚国内外知名翻译家、汉学家、跨文化传播专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以及国际翻译组织专家，研究中国时事政治及经典中国文化翻译中的重大问题，策划实施国家级重大翻译项目，培养多语种高端翻译人才，搭建翻译与国际传播领域的国际化交流合作平台。研究院的多个项目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中国关键词”多语种对外信息传播平台被媒体誉为“让世界读懂中国的支点”；年度专题报告成为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制定政策和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此外，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沙博理研究中心、许渊冲翻译与比较文化研究院、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以及其他各类翻译（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坚持对翻译基础理论进行探索，同时也积极回应国家的战略需求，有力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在学术交流互动中，我们的翻译学术期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翻译》《上海翻译》《中国科技翻译》《东方翻译》《语言与翻译》《外语与翻译》《民族翻译》《翻译论坛》《翻译教学与研究》《翻译研究与教学》《译界》《翻译界》等翻译学术期刊和各种外语类专业期刊创设了各具特色的译学栏目，展示、积累、评价和传播研究成果、引领翻译研究方向，促进学科人才培养，为学术交流搭建了重要的平台，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中国翻译》连续获评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有力地证明和提升了学科的社会显示度与学术影响力。
多维互动还包括翻译教育发展中的政校行企合作。在职业化的翻译教育和教学的探索中，各高校互相学习，同时借鉴国外高校翻译专业的成功办学经验，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和专业课程开发过程中广集学校教师、行业专家和课程专家的智慧，吸引行业人士担任课程教学和实践指导工作，充分发挥政府部门、高校、语言服务行业和翻译企业在翻译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主体作用，共建校内外生产性实训基地、语言服务中心、创业教育实践平台等，以真实翻译项目驱动开展教学改革，切实提高翻译人才培养质量。
可见，正是由于理论与实践、学科内外、国内外、行业内外的多维互动，我们的翻译学科和译学研究获得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展现出蓬勃的发展活力。
不断创新，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翻译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研究的整体情况来看，进步主要表现为：（一）翻译学科基本框架趋于稳定，学科分支领域与专题研究不断深化；（二）翻译研究对象域得到拓展，展现出翻译本质更多的维度；（三）翻译研究的学科意识、理论意识、方法意识和问题意识得到普遍提高，研究方法更为丰富多样；（四）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者整体学术水平提高；（五）研究成果数量迅速增多，质量不断提升。而从理论成果内部来看，学科进步突出地表现在学科理论基础的夯实与对翻译基本理论的深化上。这些进步的取得是学科队伍持之以恒追求创新的结果。
在学科体系建构方面，我们翻译研究有着良好的学科“自我意识”和“他者意识”，即从始至终，我们都在追求着自主性的学科发展，一步步加深对学科、理论、学派的认识。在翻译理论建构方面，虽然在改革开放的早期，我们急于补课学习，从国外“拿来”各种译论，但很快就意识到诸如“言必称奈达”类现象的问题所在，从而增强了引介西方译论时的批判性。在批判性地吸收外国译论、紧跟国际译学前沿开展研究的同时，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提升理论创新能力，重视对科学研究方法的系统学习和研究。
改革开放让我们的翻译学科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发展空间。在时代变化和行业发展的双重推动下，学科的社会功能不断增强，学科发展的主要任务开始转向内涵建设。译学界越来越意识到，除了继续加强学习和交流之外，还迫切需要开拓新的理论资源、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融通中外的理论话语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翻译学者有了构建中国译学的更高理论追求，正逐步走向深入融合古今中外、寻求理论创新的目标，期望在新时代语境下取得更多更新的理论突破。
作者简介：
许钧，浙江龙游人，现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并担任META、BABEL、《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国翻译》、《外国语》等国内外10余种学术刊物的编委。研究方向为翻译学、法国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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