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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械语言学到有机语言学
摘要
现代语言学在根底上是一种机械语言学，对于今日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现代语言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代语言学的机械性表征为它对语言独立自主性的强调，对分离主义碎化思维的坚执，对去场景化的迷恋，从而导致语言与现实世界以及语言共同体的断裂。走出语言学的困境亟需走向一种有机语言学，需要推崇一种拥有有机思维的、破除二元对立思维的动态的生态语言学。有机语言学的现实意义在于，它运用一种有机整体的思维拆除现代性人为设置的二元对立并克服语言和思维上的碎化。利用生态语言的能量可以营造与生态文明相匹配的、更多元的有机语言环境。因着与中国文化的深度契合，有机语言学不仅将促进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汉字的繁荣，而且也有助于语言学本身的繁荣发展。
关键词
机械语言学；生态语言学；有机语言学；有机哲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第二次启蒙
一、引言
随着现代性弊端的日渐突显，特别是随着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步步逼近，以后现代思想家为代表的西方有识之士开始了对现代工业文明和西式现代化的全方位反思。在检讨现代性危机根源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哲人意识到，对于今日的重重危机我们的语言也是难辞其咎的。用《生态语言学》作者艾伦·斯泰伯（2015：3）的话说，“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气候异常，生态物多元性的消失，人与自然的异化，共同体的毁灭”，无不说明支撑工业文明的语言和故事“出了问题”。语言在他那里被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深层社会文化根源”之一。另一位生态语言学的代表人物韩礼德（2001：199）也认为，“阶级歧视，增长崇拜，物种的毁灭，污染等问题”不仅仅是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的问题，“而且也是应用语言学家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语言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现代语言学对此该负有何种责任？现代语言学在根底上究竟是怎样一种语言学？它与工业文明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生态文明时代到底需要怎样一种新型语言学？这种新型语言学包含哪些内容？对于生态文明的建设，这种新型语言学有何意义？本文试图从建设性后现代和有机哲学的视阈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二、解构现代语言的神话 在当代西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觉察到，对于今日的现代性危机，现代语言难咎其责。因此，不少具有后现代立场的语言学家开始从根本上反思西方人对语言的理解，致力于戳破关于语言的神话。英国著名整合语言学家罗伊·哈里斯在这方面是一个先驱。按照他的分析，语言神话长期盘踞在西方文化中，“不管我们是否认同自己是西方人，我们都既是该神话的受益者也是它的受害者。我们是受益者，因为该神话推动了某种价值观和实践，没有这些价值观和实践，西方文化会更贫困。我们是受害者，因为该神话反复灌输给我们一些妨碍西方文化实现它人的和人道的潜能的态度和偏见。基于上述两个肯定的和否定的原因，全面理解西方传统中因循守旧的语言观是十分必要的”（Harris，2013：1-2）。也就是说需要对现代语言学“从头到脚来一番彻底的反思”， 因为现行的主流语言学不仅容许，而且“积极宣传西方大学语言学系中的各种学术课题制造出来的各种伪科学错误观念”（Harris，2004：66）。哈里斯这里所说的语言神话就是语言独立自主的神话，语言非情景化或去情景化的神话（Harris，2013：2）。对此后现代思想家对之一一进行了解构。1.解构语言独立自主的神话 在现代语言学界，从自称发动了一场语言学上的哥白尼革命的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到美国的布龙菲尔德及其生成论的追随者，无不把语言看作独立存在的研究对象，无不将语言视作“独立、封闭的系统”（Harshav，1993：93）。索绪尔本人不仅将语言看作独自自主的，而且将语言视为一种凌驾于人之上的超验的封闭系统。语言被他视为“独立的，自我包含的知识对象”（Harris，2015：19）。步其后尘，乔姆斯基不仅认为语言是自治的，而且句法也是自治的。在这样的语言观里，语言的使用者、语言发生的语境统统被摈除了，仿佛语言可以不依靠任何其他东西而独立存在。语言被视为一个自洽的自我封闭的符号系统，可以脱离语言使用者与语言使用环境而独立自存。用我国有学者的话说，语言被他们当作“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桃花源”了（李国正，1991：2），成为某种无所附丽的东西。 需要指出的是，索绪尔等人的本意是使语言学科学化，“确立一种关于语言的真正的科学”（Harris & Taylor，1997：190）。这种努力无疑自有其可贵之处。但其理论预设和所采用的方法则恰恰是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因为科学研究表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语言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语言是人与自然互动的产物。而非什么遗世独立的东西。按照后现代思想家的分析，关于语言自成系统的预设不啻于一个神话。语言不仅不是一种自主的沟通方式，而且也不是自主的符号系统。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语言独立自主神话的最大问题是远离语言共同体，远离交往语境，对语言单位和语言关系作了去情景化、去语境化的处理（Harris，1990：133）。从整合语言学的角度看，没有语境，就不存在符号。“语法是由语境决定的，因此不能根据去情景的规则加以陈述”（Harris，2015：49）。对于怀特海（1978：11），“将命题硬生生地从现实世界系统的语境中割裂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个体是宇宙的合生，整个宇宙是每一动在的元素。“因此一个命题不可能被从这一套复杂动变的关系中抽离出来。”（Farmer，1998：94）而现代语言学恰恰想这么做。它试图表达一个命题而不涉及它的复杂动变关系系统、它的具体的联系。这就犯了怀特海所批评的“误置具体的谬误”（Whitehead，1978：7-8）。维特根斯坦则用自己的生活形式概念暗中消解了语言与世界的二元对立。梅洛-庞蒂则用大半生的时光证明了：人的语言不是无中生有的，它来自身体和世界的互动。“感知事件是以鲜活的身体和它周围的无机世界的相互交换的方式展开的。”（Abram，1997：73）雷柯夫和詹森用大量事实强有力地证明了隐喻远非主观的，大多数隐喻来自在世的身体经验。正如詹甄（1994：94）指出的那样：“我们所经验的多于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认识的多于我们能想的，我们能想的多于我们所说的，因此语言远远落后于我们直接经验的直觉。”说语言是独立自主的，如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2.解构现代语言学的人类中心主义 在有机哲学家看来，现代语言学对语言的独立自主性的强调与欧洲哲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不无关系。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哲学家一直努力证明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是决然不同的。“我们人类不仅远离，而且高于有机世界的其他存在。”（Abram，1997：77）这就给人类操纵和剥削和掠夺其他有机体提供了哲学依据。而语言则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属性，它被用来证明人类优于所有其他物种。在笛卡尔看来，人和动物本质的不同在于语言，在于“人有能力使用语言”（Chomsky，2009：59）。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这种人类特殊论一直盘踞在欧洲哲学中，人被摆在自然之上的一个玻璃盒子里，坚执人与自然界其他事物彻底分离的态度。“它脱离地球共同体这一更大的故事来构思人类的故事。”（斯普瑞特奈克，2001：78） 不仅在态度上，现代语言学持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大态度，而且这种态度业已渗透到现代语言的方方面面。例如，我们将地球上的矿藏视为natural resources（自然资源），视为一种资产，它是用来被拥有、被利用、被收获、被开采的，因此，对于它的掠夺和剥削毫无点滴人情味可言，更谈不上保护它的责任感。同样，“我们的语法将空气、水、土壤、煤、铁、石油看作不可数的”，也就是说是无限的、“不可穷竭的”（Halliday，2001：194）。现代西方语言使我们很难接受地球是是活生生的存在，“它不仅呼吸，而且有感觉甚至能思想”（ibid.：195）。英语“使我们很难认真地把无生命的自然看作事件的积极参与者”（ibid.：194）。它将人类与自然世界分割开来，将自然界与人类参与的语言活动割裂开来。今天的生态危机以及形形色色社会危机、心理危机、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都与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有关，都与这种与自然的断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应地，人类中心主义主旋律下的“经济无限增长”的主题，“物质资源无限丰富”的话题，“无生命的自然是惰性”的和被动的概念以及人的优越性这些主流意识形态标举的概念都与语言的建构分不开。用韩礼德（2001：198）的话说，这些都是语言问题，“都是在语言中建构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语言学被后现代思想家看作也是“现代不可持续社会的产物”（Stibbe，2015：183）。3.否弃现代语言学的分离主义立场 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现代语言学对语言独立自主性的坚执是建立在它的分离主义基础之上的。按照索绪尔的说法：语言不存在统一。语言有许多不同的，分离的方面，它分别存在于不同领域的边界上，在人类现象分类中无法给它提供一个单一的存身之地，“因为语言本身不存在可辨识的统一”（Kearney & Rainwater，1996：292）。这种分离主义（segregationalism）的思想长期以来一直在现代语言学中占支配地位，即使许多同情整合语言学的语言学家也在方法论的实践中委身于这种分离主义。语言学内部如此四分五裂，如此支离破碎与这种分离主义不无干系。这种分离主义与语言的碎化互为因果。语言的碎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现代语言语法和句法中盛行的句子的主语—动词—表语结构”（Bohm，1980：29）。这个结构意味着“所有的行动都源自一个分离的实体——主体”。主体被看作一个分离的实体，宾语是另一个分离的实体。行动不是被看作是主体的属性就是主体的反射性的行动。这种盛行的语言结构导致我们倾向于把事物分成分离的实体。而在后现代物理学家大卫·玻姆看来，语言的碎化反应和折射了现实的碎化，思想的碎化。而“现行的语言倾向于支持和传播这种碎化”（ibid.）。 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现代语言学中的分离主义也好，碎化现象也好，从哲学上看，都是“碎化思维”的结果。所谓碎化思维是指在思维的时候总是以解剖的方式来分析事物，把事物切割成为零散的各个部分。当把分割出来的东西赋予其特殊的重要性时，对事物的认识往往就走上以偏概全之路，从而忽略了事物间广泛存在的内在联系。按照著名后现代物理学家大卫·玻姆的分析，弥漫在现代世界包括科学中普遍存在的碎化思维，给人们关于世界的整体图像是世界仅仅是分离的原子式建筑砖头的堆积，“它使人们觉得‘碎化’是存在状况的‘真实表达’”（ibid.：15）。这无疑是一种幻觉，一种对现实的扭曲性的认识。4.现代语言学是一种机械语言学 按照后现代思想家的分析，现代语言学浸透着机械思维，可以说是在根底上就是机械思维的产物。所谓机械思维是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之上的一种哲学思维，它把宇宙以及世间万物都看作机器。不仅太阳系是由齿轮和滑轮组成的一架机器，原子分子，山丘河流，植物动物是机器，人也是机器。这种机械思维有两个特点，一是否认事物本身具有任何内在的价值，它们的价值是人从外面赋予的；二是否认事物之间存在着任何内在的关联，事物与事物之间所存在的只有外在的，机械的联系。用怀特海（1954：200）的话说就是，牛顿力学是建立在相互独立的个体物质基础上的。每块石头被看作是“孤独地存在于宇宙中的……无需参照物质的任何其他部分就可被描述出来”。借助第一次启蒙和科学革命的东风，这种机械世界观横扫整个西方世界，影响了从政治经济教育到宗教文化艺术所有领域，自然也包括对人的理解。如同宇宙被看作机器一样，人也被看作机器。人的语言也被加以机械地看待。在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1985：39）那里，人的身体功能和行为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机械论加以解释。在他看来，人这架机器“是如此构造的以致于他可以发出声音，甚至发出反映身体行动的声音”。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把鲜活的人从实实在在的个体组成的社会背景中剥离下来，还原成机器，这种语言学无疑是逆天的，是成问题的语言学。 应该承认，在将现代语言学拉下神坛，解构现代语言的种种神话方面，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功不可没，但在反对现代语言学的客观主义和基础主义的过程中，解构主义走向了它的反面——极端相对主义，他们把目光从人类工程的层次降低到语言游戏的层次。对于他们“语言只是武断的符号（字母和词语）自我相关的系统，由这些符号构成的所有概念在根本上只是特殊文化武断的社会建构。意义完全是相对的，因为所有概念和定义都只有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才被创造出来”（斯普瑞特奈克，2001：87）。其结果就是“陷入他或她的文化的语言游戏和权力游戏中的虚假个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感受到自我与世界中其他存在物之间的彻底断裂”（同上：67）。 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或生态后现代主义看来，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维度，特别是将人还原成语言机器的做法，表明它依然没有跳出现代碎化思维的窠臼。按照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代表查伦·斯普瑞特那克的说法，“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依旧舒舒服服地停留在现代世界观的参照系中，没有触动该世界观所强化的关键性的断裂：人与自然的断裂，身体与心灵的断裂，以及自我与世界中其他存在物的断裂”（同上：78）。这意味着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依然没有逃离现代性的思维框架，仍然继续坚执着人类中心主义。而人类中心主义则是现代性的一个核心标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的，而是“极度现代的”或者用格里芬的话说是“最现代的”（同上：222）。显然，靠这种后现代主义无法将人类“从环境的悬崖上”拯救出来。 为了走出语言学的困境，为了应对生态危机，“为了活下去，我们人类需要新的故事”（Stibbe，2015：183），需要一套新的语言，需要超越机械语言学，走向一种新的语言学——有机语言学。
所谓有机语言学又曰过程语言学，它是一种后现代语言学，主张用一种有机的和动态的视角看待语言，视语言为能量，为关系性的存在和生成性的存在，它不仅将语言本身看作有机的存在，而且将语言和生活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大语言学，一种语言哲学，一种有机世界观。在建设性后现代哲学（或曰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那里，说一事物是“有机的”，是指所有事物的一切方方面面都参与到该事物的本质中来。“它只有把自身所在的那个更大的整体汇合到它本身的界限中才能成为其自身。反过来说，它也只有在本身所在的环境中安置自己的方方面面，才能成其为本身。”（Whitehead，1967：94）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有机的即嵌入的（embedded），即机体只有嵌入其环境才能生存和发展。不仅人和事物必须嵌入其相应的环境，思想观念也需要嵌入其所在的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
有机语言学家都是社会文化嵌入主义者，她/他们强调，一种语言只有嵌入在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才具有现实性。与机械语言学对事物的多样性进行还原和简化相反，有机语言学认为，事物的每一部分在整体的氛围中生长，因此，它并不独立存在，“在本质上，它的存在是受与他者、与环境关系影响的”（Bohm，1980：173）。在有机语言学那里，不仅语言与其所在的特定环境处于一种有机的联系之中，而且语言本身也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系统中发挥着其特定的、多样的功能。
有机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有机思维。其中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奠基者怀特海的有机哲学（又称过程哲学）是这种有机思维的理论支撑。按照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格尔的分析，“怀海特创立的有机哲学所取得的最伟大成就之一是倡导一种有机论的世界观”（李格尔，2015）。这种有机世界观不是将现实的世界看作离散事物的堆积，而是看作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由机械哲学向有机哲学的转变，由实体思维向互依思维的转变是西方哲学上的一次革命性的颠覆。有机思维是对实体思维的超越，它视世界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联系特别是内在联系被看作事物的有机组成部分，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被视为事物的本质性特征。有机思维正在成为即将来临的生态文明的理论支撑。按照美国未来学家斯迈尔等人的分析，“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历史性的转变是从孤立自足这一核心理念向相互依存理念的转变”（Smyre & Richardson，2016：94）。从机械语言学到有机语言学所体现的就是这一转变。有机语言学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涌现的。1.有机语言学是一种后现代生态语言学 有机语言学不仅拒绝现代语言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且挑战现代西方生态语言学内部的人类中心主义，许多西方生态语言学家虽然在理论上声称走向生态，但思想深处依然抱着人类与其他生命体割裂看待的思维模式紧紧不放。在丹麦生态语言学家斯蒂芬·考利（2017）看来，西方生态语言学的发展之所以步履艰难，之所以并未在语言科学领域站稳脚跟，其重要原因是仍然坚执一种天人相分的二元论立场。有机语言学则要从根本上打开现代思想家人为设立的藩篱，让我们与大自然重联，将自己重新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重新投身宇宙大化流行中，参与共同创造的伟大进程。用斯普瑞特耐克（2001：221）的话说，“我们必须回到联系中去，回到和宇宙的丰富和肥沃的联系中去”。 需要指出的是，有机语言学家虽然主张拆除人与大自然之间的藩篱，但并非否认人类及其语言的独特性。他们承认在某种程度上，人类语言的确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声音和河流的涛声。他们所强调的是，人类的语言是在万物有情论的语境中逐步进化过来的，数千年来它一定不仅仅起到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相互协调的工具的作用，而同时也是一种人与周遭环境相互交流，“相互协调的方式”（Abram，1997：263）。在大卫·阿布汉姆（1997：263）看来，“对于那些没有书写文字只有口述语言的社群共同体来说，相信有意义的讲话纯粹是人类的属性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这无疑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在作祟。这一立场导致的负面后果是深远的：“通过否认鸟和其他动物有自己的言谈方式，通过否定河流没有真实的声音，通过否定大地本身是发声的，我们扼杀了我们直接的经验。我们切断了自己与蕴藏在我们许多言语中的深度意义的联系，切断了我们语言与支撑语言的东西的联系。”（Abram，1997：263）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即使在我们人类自己内部，我们也常常不能很好地交流与沟通。随着工业革命对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的大规模摧毁，语言本身也在大规模减少。随着森林和湿地的日益毁灭，空气中鸟鸣越来越少，人类的话语越来越失去了它本应有的激发性的力量。因为当我们不再能听到鸣鸟和鹪鹩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话语则不再能被它们的韵律所滋养。当河流激越之声被越来越多的大坝所窒息的时候，当我们灭绝越来越多的大地上的野生动物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语言日益变得贫困和无足轻重，并渐渐地失去了它们属世的共鸣”（ibid.：86）有机语言学则致力于将我们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鼓励我们拥抱大自然，欣赏大自然的声音。这样你就会发现，所谓语言不仅包括人的言说，而且涵盖树的声音、波涛的声音、森林的声音（Merleau-Ponty，1968：155）。2.有机语言学是一种动态语言学 与现代机械语言学视语言为实体，坚执语言的确定性，强调语言系统在任何的情景下都是稳定不变的相反，有机语言学主张用一种动态的目光看世界看语言。最好让语言保持“它的开放性和神秘性”（Abram，1997：73）。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语言的有机互联的结构是对感性现实的深度互联性质的反应。正是现实的这种动态的、互联的性质激发和支撑了我们所有的语言。也就是说，“语言是一种生活，是我们的生活，是事物的生活”（Merleau-Ponty，1968：125）。 从这样一种动态的立场出发，与机械语言学赋予名词优先地位不同，有机语言学赋予动词更高的地位。实现了从重名思维到崇动思维”（from noun thinking to verb thinking）的转变。这方面韩礼德的老师约翰·弗斯是推动这一转变的一个理论先驱。作为怀特海语言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语言学就是以过程取向著称的，在他那里“过程高于实体”（Butt，2009：26）。这其实更贴近现实的本质，因为在现实中运动是绝对的，而运动则永远是处于变化中的。表面看起来是静止的和分离的存在其实仅仅是持续运动的相对不变的状态。玻姆的考察表明，一些古代语言，如在古希伯来语中，动词事实上是被看作首要的。因此之故，几乎所有希伯来语的词根都是一个动词形式。然而在现代希伯来语中，则和英语一样，名词的地位则处于优先地位。在他看来，这种语法结构助长了而不是终结了碎化现象。 从这样一种动态的视阈出发，有机语言学挑战了机械语言学的主-动-表结构，认为这种结构割裂了事物的流动，固化了碎化思维。坚持语言具有即时流变性的哈里斯将其定义为语言割裂观（segragational views）。秉承老师弗斯的衣钵，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韩礼德也是动态语言学的积极推动者①。在他看来，现代语言要不想成为一种疏离的、反民主的形式，并与物理学的最新发展方向一致，就必须实现自己的更新，必须告别现代语言学中“高度名词化”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把世界看作是由固定的，离散的，抽象的对象构成的，从而与流动的不确定的，联系的深度现实模式相背离”（Halliday，2001：196）。创造一种注重过程，强调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的新语法。这是“一种经验理论，一种行动理论，它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一种我么们赖以生存的元语言”（ibid.：195）。玻姆（1980：30）也认为，鉴于语言在形成人的哲学观和世界观上的重大作用，发明一套新语言至关重要。在这种新式语言中，“是动词而不是名词扮演主要角色”。他给了这种新的语言一个名字：“流动式语言”（Bohm，1980：29）。伯姆用下列例子演示了这种动态语言学的发展取向：例如，It is raining。这个句子中，作为下雨者的 it 在哪里呢？在玻姆看来，显然，更精确的表达应该是：rain is going on 同样，an observer looks at object, 更恰当的表达是observation is going on, in an undivided movement involving those abstractions customarily called the human being and the object he is look at（ibid.）。 尤为重要的是，与机械语言学把语言仅仅看作工具，看作代码不同，有机语言学强调语言的创生力，认为“语言并不被动反映现实，语言主动创造现实”（Halliday，2001：179）。语言被他们看作“是一种参与自然的行为”（斯普瑞特奈克，2001：75），一种生命的能量，它来自人类与自然的互动，世界影响着语言，语言也影响着世界。“人类创造了语言，发展了语言，语言也再造着人类，再发展着人类。”（李国正，1991：2）这种对语言创生能力的强调无疑极大地拓宽了语言挥洒的空间，为语言积极介入一种新文明——生态文明的创生提供了可能。从现代机械语言学到后现代有机语言学的转向是个现在进行时，远未成为完成时。较之主流盛行的机械语言学，有机语言学尚是个弱小的新生事物，其成长的路还很长。但其意义却不容低估。笔者这里将其当代意义初步概括为以下几点。1.推动一种有机整体思想 有机语言学或许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它所推重的有机整体思想无疑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所亟需的。因为有机语言学有助于我们拆除现代性所人为设置的各式各样的对立高墙，化解主客对立，打通人与自然，语言与生活，学科与学科之间沟壑。借用我国著名后现代语言学家王寅教授的说法，有机语言学帮助我们将“客观vs 主观、身体vs 心智、感性vs 理性”有机地整合起来（王寅，2015）。它教我们用一种关爱的目光看待自然，教我们学着整体地思考，以一种“民胞物与”的态度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视天下为一家，视世界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不仅令人想起明代大儒王阳明对“大人”的经典界定：“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将这种有机整体概念落实在社会经济层面，就要求我们拒绝黑色GDP，作别用金钱衡量进步，用物质量化幸福的低俗做法，发展一种以人与自然共同福祉为旨归的综合性的幸福指数。在学科建设上，有机语言学不仅让语言走进现实世界，接上地气，融入到社会生态系统之中，丰富、深化了语言学的主题，而且为我们克服语言学中长期存在的碎片化现象和打破语言学界“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这包括克服吕叔湘先生所批评的汉语语言学和外语语言学的“两张皮”现象，让汉外两界本着互补并茂的精神真正做到相互学习，互通有无，相得益彰（王寅，2017c）。从而携手下好语言学这盘大棋，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2.营造一种有机语言环境 德国大诗人歌德尝言心灵出海航行时，新的语言将是乘风破浪的木筏。出海航行需要新的观念和语言，生态文明建设也需要新的理念和语言，需要一种生态的语言。由于语言是一种能量，是有生命的，而生命能够影响生命，感染生命，因此，有机语言的能量是不容低估的。鉴于语言的巨大能量，特别是它所具有的使人们团结协作统一行动的功能（Butt，2009：32）。有机语言学鼓励我们在继续展开对现在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进行批判的同时，充分发挥语言的创生力，寻找和讲述新的故事，创造新的语言，营造一个与生态文明相匹配的绿色语言环境。有机语言学鼓励合作，反对竞争，鼓励分享，反对贪婪，鼓励和平反对暴力，鼓励生态可持续反对生态毁灭。因此，它格外青睐互在、互容、互动、共同体中的人、交界面，中介，共融、一致、调和、共享、共生、共在，共存、共情、和解，团队合作，交叉、转化、和谐、互补、相即相入、生态文明等有营养的有机语言。在有机语言学那里，判断一种语言是否绿色和生态的标志是看它们是毁灭还是保护生命赖以存在的生态系统。“如果是毁灭性的，它们需要被抵制，如果它们有益于生态系统，就需要被推广。”（Stibbe，2015：2）在斯泰伯看来，虽然彻底改变英语本身以鼓励更益于生态的行为是不现实的，但利用英语（尽管它不完美或漏洞百出）向人们讲述新的故事还是可能的。诸如，把“增长”打上问号，用“幸福是社会的核心目标”代替“增长是社会的核心目标”（ibid.：185）。有机语言学要让人们知道“水、阳光、土壤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斯普瑞特奈克，2001：191），能在最大范围内对他者有帮助的人才是最富有的人，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才是我们应该发心追求的目标。通过推动这种有机语言，绿色语言，生态语言，有机语言学可以为克服生态危机提供一种积极的解决方案。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3 丰富了语言学的发展 如果说现代机械语言学是一种一元语言学的话，后现代的有机语言学就是一种多元语言学。它欣赏语言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强调语言的多样性如同生物的多样性一样对人类至关重要。有机语言学对语言多样性的倡导有助于我们挑战形形色色的语言沙文主义。这里所说的语言沙文主义既包括英语霸权主义在内的西语沙文主义，也包括“狭语言”的霸道。“拼音文字自在自为地最具智慧”（Hegel，2008：81）。黑格尔这句名言中的语言沙文主义就无需说了。英语的绝对正统地位虽然伴随日不落帝国的衰落，在一定程度受到挑战，但英语沙文主义依然强势。下面这段话将这种英语沙文主义的霸道暴露无遗。“英语用法就是英语的，就是这么简单。关于那些词语和习惯用语将被用和被禁用，我们不能做任何妥协，即使与海外半讲英语的人口都不必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的选择是接受我们的权威，否则就制造自己的语言。”（Romaine，1997：421）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曾声称：“我们只给一种语言留空间，那就是英语。”（Phillipson & Skutnabb-Kangas，2018：123）其霸道形象跃然纸上。其结果就是众多印第安语的灭绝。语言沙文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狭语言”的盛行。所谓狭语言（steno-language），是指确定的语言包括某种特殊科学的语言、逻辑语言、数学语言及理性科学语言，其特征是将单一的、精确定义的语言作为自己理想。对于形成理性的解释，对于控制世界，这些狭语言无疑是极为有用的。但这些确定的语言构成了对具体的世界整体的高度抽象，因而是对这一整体的“相当有限的反映”（Farmer，1998：96）。将这样一种狭语言视为唯一正确的语言，视为理解和报告丰富多彩的经验世界的最恰当的语言，不啻是犯了怀特海所批评的“误置具体的谬误”。而有机语言的提出则匡正、补充了狭语言的短板。因为这种多元的、负载价值和情感的语言虽然失之于满足特殊科学的有限的功能性的目的，但却可以帮助我们人类最丰富地最具体地报告经验世界，“传递出事物本质的联系和具体的特殊性”（ibid.：96-97）。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世界，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且无疑也有助于我们丰富语言学的版图，促进语言学的繁荣。4 促进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汉字的繁荣 有机语言学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不仅有过程哲学 / 有机哲学作自己的理论支撑，而且在中国文化中也有自己的根。怀特海曾说，自己的哲学更贴近中国哲学。那么中国文化中的什么东西令怀特海如此着迷呢？今天看来就是中国人的过程思维，有机世界观和中国人的有机思维（Chinese organic thinking）（Hall & Ames，1987：36）。按照郝大维的说法，不论是在儒家思想中还是在道家思想中，二元对立的思想都是不存在的（Hall，1996：706）。具体到语言中，“不论是在中国音乐中还是在中国语言中从来没有像西方理性主义语言中那样对句法的强调”（ibid.：708）。因为中国人不是用逻辑的方式而是用美学的方式理解世界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是用一种有机－动态的眼光看世界的。相应地，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有机－动态的语言。它侧重于描述事物的过程以及比事物本身更为重要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这无疑更贴近事物的实相。郝大维曾经不无感慨地说：“我们缺少一种语言可以恰当地容纳这样一种审美的理解。”（ibid.：704）遗憾的是，由于第一次启蒙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势以及对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的作祟，中华文化和中国语言这些优秀的特质长期受到遮蔽。作为第二次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机语言学的涌现则为我们重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语言提供了绝好的机缘，使我们得以窥见中国语言的璀璨之美。早在100 年前美国著名东方学家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就注意到，中文在表达人和宇宙最本质关系方面的优势。在著名的《论中国书写语言》一文中，他写道：“像自然一样，中国的汉字是活的，有创造力的，因为事物和行动本真地是不分开的。”（Pound，1920：371）又说：“中国字和中国句子主要是描述栩栩如生的自然中的行动与过程。”（ibid.：376）按照他的分析，一个真正的名词在自然中是不存在的。事物只是行动的终点或交点。“在自然中，一个纯粹的动词，一个抽象的行动也是不可能的。”（ibid.：364）眼睛看到的名词和动词是一个东西。事物在运动中，运动在事物中。汉语的概念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 汉字所具有的直达具象的表现能力也令他惊异。诸如，“春”意指“太阳低伏在草木茁壮成长的枝干之下”，“東”意指“太阳藏匿在树木枝椏之中”（Pound, 1920：387-388）。这种有温度的、诗一般的原生态语言与冷冰冰的拼音文字形成了鲜明的比照。难怪美国意象派诗歌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庞德要花大力气编辑出版这篇杰作。毫无疑问中国原生态的文字和文化对庞德本人诗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对于怀特海（1968：10），“更深度的真理一定是被神话”和诗歌所揭示的。作为诗一般的文字，汉字中无疑蕴藏着深度的真理和丰富的生态智慧。今天汉字这个在第一次启蒙中险些被开除语言籍的文字迎来了自己的春天②，借助第二次启蒙和生态文明的春风，中国汉字必将焕发青春，大放异彩。对于营造有机语言环境，推动生态意识，汉字无疑可以发挥巨大作用。中国语言学家可以大显身手。因着与中国文化的深度契合，有机语言学在以文字为核心、被《易经》精神浸泡数千年的神州大地上注定有一个辉煌的未来。
作者简介
王治河，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后现代哲学、生态文明、第二次启蒙
蔚蓝，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科学哲学、科技史
樊美筠，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中国传统美学、过程教育、生态教育
本文来源：《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更多详情，请点击阅读原文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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