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语对比研究的基本方法与创新

摘要       本文谈了三个问题: 1) 对比研究的重要性，主要论述对比研究对于外语教学与翻译研究的意义; 2) 对比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讨论方法和方法论的理论问题以及对比研究的主要方法; 3) 英汉对比理论上的创新，主要谈中国对比语言学者近年来在对比研究上做出的贡献。关键词：英汉对比; 方法; 方法论1.对比研究的重要性 

1.1 对比是学习外语的根本方法

      什么叫外语? “外”对应于“内”，因此外语是相对于母语而言的，是母语以外的另一种语言。什么是语言? 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和进行表述的方式，如果母语是这么一种方式，那么外语就是在人们已经掌握了一种认知和表述世界的方式的前提下，学习、掌握另一种认知世界和进行表述的方式。在此“前提下”这个概念很重要，说明学外语跟学母语是不一样的，学母语是在头脑空白的“前提下”，是从无到有;而学外语的时候，是头脑非空白、已经被一种语言占据的“前提下”，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旧有到新有。因而已经掌握的母语必然会给外语学习带来有形的和无形的影响。其中有的是积极的，我们习惯上叫做“正迁移”;有的是消极的，我们叫它“负迁移”。“迁移”的存在是必然的、不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不是说一句“要排除母语的干扰”就能排除得了的。为什么现在一再有人提倡外语要从小学起、越早越好，早教、婴教、甚至胎教? 就是要抢在儿童母语还没学好之前，先以外语来占领和代替母语的位置。这不是“排除干扰”，而是冀望干扰本身就不存在。真正在学外语过程中“排除干扰”，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利用“正迁移”，减少“负迁移”，而这就需要通过对语言进行比较和对比才能实现。因此母语学习和外语学习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它尤其表现在起始阶段。学习母语的口语和学习母语的书面语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学。学会母语口语本质上是一个无意识的“习得”过程，是在耳提阶段与周围环境的接触过程中自然而然学会的，不需要刻意地教，也不需要刻意地学，只要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就可以了。而母语的书面语或者叫“母文”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学会的，需要有意识、有意愿地“学习”，而且，正如毛泽东所说:“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母语口语的水平一般来说不同的儿童之间没有很大的差异;而“母文”的水平高低，不同的人之间可以相差非常大。因此“母文”的学习也是一个终身的过程。与母语学习不同的是，外语的学习，不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都必定是一个有意识、有意愿的行为，不大可能产生像母语口语那样不学而能的情况，只有长期浸润在外语环境中的幼儿也许有可能例外。由于是有意识的过程，因此不同的动力和方法会产生很不相同的结果。即使是同一个老师采用同样的教材的情况下，不同的人的学习效果还是会很不一样。到了语言学习的发展或高级阶段，书面语和口语能力是个互相磨合、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水涨船高的过程，而越到后来，书面语能力越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到了发展后期，口语的高级表达形式，比如说演讲、辩论、作口译等，其能力更多地取决于其书面语的水平。同样，外语学习到了高级阶段，其口语水平和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其书面语能力的高低。除此以外，外语能力的高低还取决于母语能力、特别是母文能力的高低。因为人主要是通过母语去认识世界的，外语学得再好，也不过是母语的一个补充。因而到了成长和发展阶段，母语能力还会时时影响你的外语能力。因此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比较和对比不但是自然而然的行为，而且会伴随着外语学习的整个过程。我们提倡在外语学习中使用对比法，不过是想把这种“自然而然”的不自觉行为变成自觉行为而已。吕叔湘对此说得很清楚:“要按主张纯粹直接教学法的人们的说法，简直不必比较。可是我们的意思，不但是不妨比较，有时候还不可不比较。……而且，英语在咱们是外国语，汉语是咱们的本族语，要是我们不帮着学习者去比较，他自己(除非有特殊的学习环境)会无意之中在哪儿比较，而只见其同不见其异，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比附’了。”(吕叔湘 1947:2)吕叔湘先生在这里说的“比较”就是我们说的“对比”;所说的“比附”，就是我们说的“比较”。这两个术语以前还没有明确化，现在已经明确化了。大概来说，对比是一种旨在求异的研究，而“比较”是一种旨在求同的研究。

1.2 对比是翻译研究的基础

      对比不仅是外语学习和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也是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基础。这些年的翻译理论研究很红火，各种理论此起彼伏，简直使人眼花缭乱。但我们必须记住一点，翻译理论可以千变万化，但翻译归根到底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一种转换。离开语言，那就可能“啥都是，就是不是翻译”。而一进行两种语言间的转换，对比就势不可免。从接触第一个概念，寻找第一个对应词起，对比就无处不在。之后不论在语言的哪一个层面，词汇、句法、语法、修辞、语用、语篇等等，处处都需要进行对比。就是到了文化层面，由于文化最终要通过语言表述出来，因而仍然是一个语言问题，其中仍然渗透着对比。因此我们在讲对比语言学的应用领域时，首先会提到语言教学与翻译，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离开对比，这两种活动甚至都无法进行。

2.对比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

2.1 为什么要研究学科方法论问题?

      对比研究如此重要，而对比研究作为一种实践，即使从《马氏文通》算起，在中国也已有了 100 多年的历史。但对比研究的方法、特别是方法论却一直是研究得不多的。就我在十多年前作的调查发现，至少到 2004年为止，集中讨论对比研究方法论的在国内只有过一篇文章，就是发表于 1996 年的丁金国先生的“汉英对比研究中的理论原则”( 丁金国 1996 /2004 )。之后，直到2006 年，我和谭慧敏才在我们的《对比语言学:历史和哲学思考》那本书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这本书的英文版在英国出版时，英国出版社的编辑建议我把书名改成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History，Philosophy，and Methodology，可见她特别看重书中关于方法论的讨论，因为这也是国外对比语言学研究所缺乏的。我们认为，方法论研究的欠缺是学科发展不成熟的表现。这句话反过来说，也就是，对方法论研究的关注，意味着学科走向成熟。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方法论与学科有共生共长的关系，没有什么学科不具备自己的方法论，也不存在没有自身研究方法论的学科。每一个学科的建立，都必须回答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这个学科研究的范围和目标是什么? 第二，这个学科研究的方法是什么? 前一个是所谓的本体论问题，要解答 what 和 why 的问题，后一个就是所谓的方法论问题，是解答 how 的问题的。如果一个学科解决不了 what 的问题，它当然成为不了一门学科;但是如果它解决不了 how 的问题，它同样不能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

      对比语言学在很长时间里，正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特别在西方，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愿、不敢使用“对比语言学”的名称，而只是叫做“对比分析、对比研究”等等。一个连“学”都不敢承认的领域，能算是一门学科吗? 西方学者老是可怜兮兮地把对比语言学称为“语言学中的灰姑娘”( Cinderella in linguistics) ，其实根源就出在他们自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自己先感到底气不足，叫别人如何尊重你?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体论也好，方法论也好，都缺少认真的研究。更有甚者，有人把对比研究只叫做“对比方法”( contrastive ap-proach) ，如果本身只是个方法，那在“方法”下面还有什么“方法论”可谈? 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所有的语言研究理论和方法都是外来的，都必须经过选择、比较、鉴别和引进的过程，都必须考虑到在中国应用的可能性和如何“结合”汉语实际的问题，因而对比研究的地位比在西方要高得多，对比语言学的口号也提得更响亮。但是由于受西方对比研究的影响，对于方法论问题也不够重视。而现在已经到了自觉地考虑要认真研究学科方法论问题的时候，这确实是学科建设走向成熟的表现。2.2 方法论与本体论的关系如何?      在我们的书里，我们把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关系比作“体”和“用”的关系。“体”是本体，在这里特指学科的性质、目标和范围，“用”是应用，在这里特指实现目标的方法。因此一个学科光有本体论的研究不够，还必须有方法论的研究，研究如何才能更有效地达到本体研究所设定的目标。在“对比语言学的本体论”里，我们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1) 基础论，即作为学科哲学基础的语言观问题;2) 学科论，是学科的目标与范围问题;3) 本质论，是学科的根本属性问题。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即使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学科建设的任务也只能说完成了一半，还必须有另外一半，即怎么实现这些目标，这就是方法论研究要解决的内容。另一方面，某一学科的方法论又是由本学科的本体论所决定的。不仅方法论要为实现本学科的研究目标服务，还要在本体论哲学观的指导下，体现本学科的根本性质，从而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学科方法论的特点。因此方法论是具有学科特性的。2.3 为什么要区别方法 /方法论、本学科 /非本学科的方法论?      提到方法论的学科性，就有必要区别几对概念。第一，方法和方法论。第二，本学科的方法论和非本学科的方法论。丁金国先生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      方法论 ( methodology) 与方法 ( method or ap-proach) 不同，方法论是形而上的，是为研究某一特定学科所使用的指导原则与规则。方法论有的跨学科，有的则只适应于特定的学科，而方法是为解决某一特定问题采用的具体方式与做法。( 丁金国1996 /2004: 8)      他指出了方法论的三个特点。第一，方法论是形而上的，即具有哲学性。也就是说，方法论是相对于本体论而言的，是完成本体论所规定的目标的指导性原则。对本体论的认识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方法论。例如，西方哲学研究的本体始终是“存在”( Being) 的问题，由于对本体的认识不同，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变更，出现了西方哲学史上的三次大转向。这些转向，包括从 20 世纪初以来的语言转向，从本质上来说，都可以看作是方法论的转向。第二，方法论是“为研究某一特定学科所使用的”，即具有针对性。在一门学科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使用许多方法，但并不是所有的方法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一些一般性、并非为这一学科量身定制的方法就不一定具有学科方法论的意义。例如分析与综合。从事任何学科的研究都有采用分析与综合方法的需要和可能，这是个普遍适用的方法，但对于某一具体学科(如对比语言学)来说，并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第三，方法论是“指导原则”，因而具有宏观性。方法论必须是对学科的总体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而不是在个别的、局部的问题上的具体研究方法，“解决某一特定问题采用的具体方式与做法”是“方法”。这样看来，方法与方法论之间也没有截然的界线:一般看来是方法，但当它成了完成某一学科的本体论所规定的指导性原则的时候，它就成了方法论;同样，在某一学科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方法，到了另一个学科，也许只是一个一般的方法。我们举了“描写”和“解释”，在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里，这两者都分别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在其他学科例如对比语言学的研究里，它们就只是一般“方法”。      正因为方法论是“为研究某一特定学科所使用的”，因而在实践中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某些方法论只适合于某一特定的学科，二是某一方法论既可用于这一学科，又可用于那一学科。这就出现了丁先生说的“方法论有的跨学科，有的则只适应于特定的学科”的情况。但是对于研究者来说，更重要的是要发现属于本学科所需要的特定的方法论。这是学科方法论研究的核心所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区别本学科和其他学科，使本学科的存在价值得到体现。2.4 为什么要区别兼具本体论意义的方法论和不具本体论意义的方法论?      我们对“本学科的方法论”下的定义是这样的:这是研究者无所回避，在研究过程中必须考虑，而且如果有一个以上选择项的话，必须有所选择的方法。否则研究就无法顺利进行乃至根本无法进行。再进一步，我们还在本学科的方法论下进一步区分出“兼具本体论意义的方法论和不具本体论意义的方法论”。所谓本体论意义，是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确定本学科的学科性质;所谓方法论，是说它们在研究过程中具有实际可操作性，是建立研究模式、设计研究程序的依据。所谓“兼具”，当然是在两个方面都发挥作用;所谓“不具”，当然是指只有一方面的意义。      这样的划分有什么意义呢? 事实上，经过这样的划分，我们已把对比研究可用的方法划成了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兼具本体论意义的方法论。我们列出的有三个:对比与比较、求异与求同、共时与历时;      第二层次，不具本体论意义的方法论。我们列出的有四个:对比的出发点、对比的方向、归纳和演绎、静态与动态。      第三层次，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方法。我们列出的有六个:分析与综合、宏观与微观、定量与定性、描写与解释、翻译法、研究模式。      把它们列在一起，我们马上可以看出方法论研究的意义来了。从一、二两个层次与第三个层次的区别，即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方法与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方法的区别，我们可以看出对比语言学学科的特殊性，或者说将它从其他语言学研究中独立出来的必要性，因为这些方法是其他领域不重视、或者不怎么重视的方面，而在对比研究中却是生命攸关的;从第一个层次与第二个层次的区别，即兼具本体论意义与不具本体论意义的方法论的区别，我们又可看出对比语言学的核心价值和核心利益所在。兼具本体论意义的方法论的研究，这些是对比语言学究最有可能为人类语言研究做出独特贡献的领域。      从“兼具本体论意义的方法论”这一提法及实际发现来看，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也没有截然的界线，论证本体论的过程有时也是寻找方法论的过程，或者说，本体研究有时本身就包含了方法论探索的内容。这一点有时我们可能已经在这样做但却未必明确意识到。例如我曾经申报过一个教育部课题，名称是“字本位与汉语研究的方法论”，书写出来以后，却取名为《字本位与汉语研究》。从标题和结果来看，“字本位”在我的研究中确实既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也就是说，在我的体系里，“字本位”既是汉语的本体，又是汉语研究的出发点。这是我从方法论研究出发，对于学术研究的一点新感悟。  3.英汉对比理论上的创新

      上面一段是我们关于对比语言学方法和方法论的总体认识，具有普世性的意义。而在各个不同“对”( pair)的语言对比实践中，有可能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有所创新和发挥。在中国对比语言学发展过程中，我们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和理论，可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国际对比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内容。这里介绍最重要的三个:

3.1 转换方向的观念

      当前世界的语言学主流是在欧美产生的，由于欧美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几乎全方位的强势，在普通语言学各种理论由欧美走向世界的时候，世界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了引进、照搬，乃至依葫芦画瓢的范式，即在西方提供的理论模式甚至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填进本族语的例子。《马氏文通》就是这一范式的典型案例。采用这一范式的好处是可以使还没有建立语言学研究体系的民族和国家能比较快地搭建起一个语言研究的框架，及时地走上“与世界同步、与国际对话”的道路。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以西方建立的体系和框架作为前提，先验地肯定了这些理论的普世性，也埋下了无视民族语言特色、无视民族语言研究传统的种子;其次是在其随之而来的发展过程中，也先验地无法摆脱“跟着转”的局面，只能跟着西方语言学发展的风向标走，所有结合本族语特色的一些发现和例外从全局来看都显得微不足道。这就是一个多世纪来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对《马氏文通》“忆了万万千，恨了万万千”，却至今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的原因。王力、吕叔湘、朱德熙、徐通锵等学者在不同时代、不同场合下，不同程度地提出了要摆脱“跟着转”局面的主张。在他们的启示下，中国对比学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换一种眼光何如?”的呼吁，主张从汉语出发来开展对比研究，从而推动了这有三种方向:从英到汉、从汉到英，还有从对比中立项出发。大家也都知道在这三者中，笔者更主张从汉语出发(潘文国 2007: 1)。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是在“对比的方向”上的重大创新。

3.2 三个层面的概念

      在总结历史的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对比学者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对比研究分三个层面的思想。这个观点由刘宓庆提出，经过刘重德、潘文国等的发展，现在已成为中国对比学者的共识。也可说是中国学者对国际对比语言学的一大贡献。这个理论认为，对比研究有三个层次，分别适合于不同的研究和应用目标。第一个层次是结构层，主要是语音、语法结构的对比。这一层次研究的服务对象是语言教学、特别是初级阶段的二语教学。第二个层次是交际层，主要是语言表达法、语用和篇章层面的对比，其最适用的服务对象是翻译学。第三个层次是认知层，主要是语言心理、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对比，适用的是对人类语言差异的根本探索，也就是完成从洪堡特、沃尔夫到赵元任、吕叔湘提出的对比研究最终和最高目标。三个层面的划分进一步完善了对比语言学的学科体系，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比之前有了极大的拓展，也可以使每一个有志于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人能够根据自己的目标，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为自己设定短期和长期的目标。从目前所知的各个语言学分支学科来看，还没有另一个学科提出过这样层次分明、目标明确、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架构。这可以说是中国对比语言学者对对比语言学的贡献，也可以说是中国语言学者对国际语言学的贡献。从方法论角度看，这是关于“对比的出发点”及“宏观与微观”等方法的综合运用与创新。

      2003 年，我在“对比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兼论对比研究的三个时期、三个目标和三个层面”一文中对这三个层面的思想作了更深的剖析，提出：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三个层面，我们还会发现，第一个层面的背景是结构语言学，第二个层面的背景是社会语言学，而第三个层面的背景是认知语言学。这也正是七十年代以后世界语言学发展走过的历程。对比语言研究要跟上世界语言学发展的步伐，这也是一条必由的途径。      如果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我们还会发现，第一层面的对比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语言，第二个层面是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语言，而第三个层面是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语言。这也体现了语言研究发展的大趋势。( 潘文国2003: 7，52)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2006 年，我们提出了对比语言学的一个完整体系:

      随着对比研究的深入，2012 年，我提出了一个“新三层”的思想。如果说“老三层”主要是就语言本身着眼的，则“新三层”是从语言研究的角度着眼的。我们感到，不仅在语言对比中存在着三个层面，在语言研究的对比中，也存在着三个层面，这就是语言理论层面、语言思想层面和语言文化史层面。第一个层面对比两种语言各自的语言研究理论和学科体系，例如英汉语的语法体系对比、英汉语的语言学理论体系对比、英汉语的语言学教材体系对比，甚至印欧语的语言学架构与传统汉语的小学研究架构的对比。第二个层面则对比两种语言的语言研究理论背后的语言观和语言思想，例如古希腊的语言哲学思想与先秦诸子的语言哲学思想的对比、西方各时代语言哲学家和中国历代语言哲学家语言思想的对比，或者东西方语言哲学专题对比。第三个层面则是在前两个层面对比的基础上，对比两种语言的语言文化史，即不但要知道两种语言的研究家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语言研究理论和方法，是在什么样的语言观和语言思想指导下提出这各种不同的理论的，还要进一步研究这些理论和思想背后的东西，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动因和社会文化背景。如果说，第一层是“然”的对比，第二层就是“所以然”的对比，是对造成第一层差异的原因的对比;第三层则更是“所以所以然”的对比，是对造成第二层的差异的原因的对比。我们一直认为语言学理论是解释语言现象的，后来发现语言学理论受语言思想的支配，是不同语言观的产物。现在又发现，语言思想和语言观的产生受到历史和文化的制约，是一定时代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产物。说到底，语言研究史是社会文化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对比语言学学科理论研究的又一次升华。

3.3 求异求同的辩证观

      自从普通语言学建立并成为世界各国语言学者自觉的研究目标之后，异同问题就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异同问题与个性、共性问题紧密相连，世界各语言之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这是谁也没法否认的不争事实。因而求异、求同也必然成为语言研究者乃至各派语言理论藉以体现个性的自觉诉求。在这一问题上出现过三种主张:第一种是共性论者，以为世界语言的共性要大大多于个性，语言研究应以追求共性为目标。从 17世纪法国的罗瓦雅尔语法到当今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基本上属于这一类。第二种是个性论者，强调各种语言的独特性乃至“不可通约性”，沃尔夫有过这样的极端主张，一些早期的对比研究者例如中国的王力也往往强调“求异为主”。第三种是调和论或综合论者，认为既然个性、共性的存在是事实，那么语言研究就应该异同并重，不分轩轾。从目前来，持这种主张的学者为数不少。但在实际上很难操作，同时很难说清你的理论追求到底是什么。中国对比语言学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他们既坚持了传统对比语言学注重求异的主张，又接受了普通语言学必须关注人类语言共性的诉求，采取了一种折衷但不调和的主张。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 承认语言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但是两者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在具体和较低的层面上，语言间的差异是巨大且显而易见的;而在抽象和最高的层面上，各种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共性。需要说明的是，共性是在最高的层面上，其数量必然是少而且抽象的，凡是具体化的共性大体都不可信。2) 既然差异是大量的、普遍的，有时甚至是深刻的，对比研究必然而且必须更加关注差异，从最大最明显的差异到细微、隐藏的差异，非此不足以完成对比研究的任务。3) 但是寻找差异的目标不是为了刻意夸大差异，否认不同国家和民族间交往和理解的可能性，而是为了在更高层次上，寻找对这种差异的解释，以促进不同文化、文明的交流和理解，促进全人类和谐相处。因此，中国对比学者认为，语言研究的最高目标与其说是“同”，毋宁说是 “和”。“同”不可能表现为语言学的若干条原则，而只能表现为精神上的互相理解、心理上的互相沟通。语言研究永远也不可能做到在形式甚至在内容上的完全一致，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在精神上可以彼此理解，和谐相处。这是对比语言学的最高目标，也是普通语言学的最高目标。这个更是“异同”问题这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方法论上的重要创新。

4.小结

      本体论和方法论(还应加上学科史) 是建设一个学科的几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缺一不可。对方法和方法论的重视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对比语言学在国际和中国都走过了一百多个年头。相对来说，国外学者对方法和范式等等比较重视，有不少建树;对方法论和学科史则关注者廖廖。在中国则两者都比较薄弱，也许方法论方面更薄弱一些。近十年才稍有改变。而缺少方法论的讨论和支撑，学科研究是深入不下去的。我们期望今后能有更多的研究者能关注这个问题，以更高的高度，更宽的视野，从理论上进一步推动学科的向上发展。

作者简介：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对比语言学、中国传统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本文来源：《外语教学》，感谢潘文国教授的支持。更多期刊内容，欢迎点击阅读原文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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