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学与生态学融合的确指性研究
语言学与生态学融合既可能形成生态语言学，也可能形成语言生态学。欧美及国内学者普遍将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当作生态语言学的两种研究范式，俄罗斯也有部分学者持这一观点，但大多持不同看法。综合起来，现存五种表述，大致有等同观、并列观、包含与等同观、包含与并列观以及并列与交叉观。本文纵观不同学者对这一学科名称的观点，从学科出发点、研究范式、客体、对象、任务与内容、术语体系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由生态学和语言学结合可形成“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或“生态+语言”学。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学；豪根模式；韩礼德模式
1．引言
生态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其形成历史并不长，自豪根提出“生态的语言学”之时起只有48年发展史，学科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名称自学科诞生之时就存在多个并用的现象，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仍未解决。欧美及国内语言学界普遍将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当作生态语言学的两种研究范式，或认为豪根模式为“语言（的）生态学”，韩礼德模式为“生态语言学”，将语言生态学与生态语言学视为等同术语或将语言生态学作为生态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俄罗斯也有部分学者持这一观点，但大多持不同看法，现存五种表述：语言生态学、语言（的）生态学、语言的生态学、生态语言学、生态的语言学。
任一知识领域中，每一个获得独立学科地位的科学研究方向，其名称应具有科学性、单一性的特点。术语学原理和有关国际标准都规定，任何一个术语，一个名称与一个且仅与一个概念相对应（隆多，1985：22）。社会科学名词术语不统一、不规范，不利于人们交际，不利于本学科及学科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也不利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沟通和联系。规范社会科学名词术语不仅有交际意义及学术意义，有时还有政治意义。由于术语不统一，概念不清，发生误解的情况也时常发生（沙宗元，2008：5-6）。特定学科内术语的使用若出现混乱，必定会导致其特定概念的混沌，有碍学科的深入研究和学术的顺畅交流。因此，语言学与生态学融合究竟是形成生态语言学还是语言生态学，抑或其他，这一问题值得探讨。
2.不同学者的观点
同义术语一直是术语学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对术语并存，不同学者持不同观点。Даниленко认为“术语体系形成之初，未经过自然和人工选择，多个术语并存。因此，在科学语言形成时期，通过排除表达某一概念的多个同义现象便产生了术语体系”。而Локтионова, Фомина（2012）持有异见，认为生态语言学的五个术语及其他术语等在功能上平行，这些术语的并存显然是无益的，但它们作为语言生态学的同义术语完全和平共处，并引用Попова有关语义对等（同义）的来源作为佐证:(1)不同科学流派元方言和某些研究者的个人语言特点；(2)术语形式的变化；(3)对同一客体从不同角度称名；(4)对正式术语和口头术语、现代术语和陈旧术语、完整和简短术语的选择。隆多（1985：20）认为：“术语中不允许有同义现象，标准化的目的恰恰是要排除这种现象。”我们认为，每一交叉学科形成阶段，其名称不可避免存在混用，名称混用不仅是学科知识新领域形成的阶段性特征，也具有现代特点，随着学科研究的深入与精细，其术语之间的差异会逐渐凸显。同样，关于语言学和生态学相结合形成的学科名称，不同学者也有不同阐释。
2.1欧美学者的观点
将语言学和生态学相结合进行研究，既可侧重某一方面，也可二者并重。据此，我们将侧重某一方面的研究称为单一观，二者并重的研究称为兼顾观。
2.1.1单一观
单一观以一方为出发点研究另一方，主要以豪根和韩礼德为代表。
1970年豪根首次提出“语言（的）生态学”（the ecology of language），并定义为“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其中“环境”指将语言作为符号使用的社会（Haugen, 1972：325），着重从生态学角度研究与语言相关的问题。R.R.K.哈特曼和F.C.斯托克合著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72）将语言生态学定义为“在人种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和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这些领域中，对语言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张艳玲、冯广艺，2010：125）Trampe （Иванова, 2007：34）首次试图使语言（的）生态学概念具体化，强调语言的生态与生物的生态直接联系。语言（的）生态学是依据语言交际形式的生态系统相互影响的科学。这一观点同豪根的观点。“生态语言学”这一术语首次见于心理学家库尔特·赛尔辛格（Kurt Salzinger）1979年的著作，他将语言使用的周围环境纳入其中。第二次提及的是法国语言学家海然热（Claude Hagège）1985年所著的《语言人》（æI’Homme de la paroleæ），他认为未来这门科学要研究的是驯化了的“自然” 如何与语言融为一体：四方、景观和住所的特点，宇宙现象（Ажеж，2003：233）。
1990年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在报告中提出了语言和环境相互作用的问题以及摆在语言学家面前的若干理论问题：语言结构和篇章单位如何参与阐述环境相关问题；语言是否使这些问题让人更加明白、晓畅和接近（Курашкина，2015：147）。其中“环境”指自然环境，后来语言学者将其理论理解为“环境的语言学”，即把语言的运动与自然生态直接联系起来，研究语言乃至语言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Gabbard（2000）对生态语言学的定义是：生态语言学的目标是探讨语言在调整生态系统中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在生态破坏或生态协调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一观点同韩礼德的观点。
2.1.2 兼顾观
Fill＆Mühlhæusler（2001：48）将“生态语言学”作为联系生态学和语言学所有研究领域的一般术语，分为三个分支学科：“语言（的）生态学”（为了保护语言多样性，研究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生态的语言学”（使用生态学的方法和原理研究语言，如生态系统的概念）和“语言的生态学”（研究语言和生态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前二者相当于豪根的观点，后者类似于韩礼德的观点。
由上可知，欧美学者关于语言学和生态学相结合构成的学科观点有二：豪根的研究可看作“语言生态学”，韩礼德的研究可看作“生态语言学”，菲尔等则将生态语言学作为统称，下分三个分支，分别相当于豪根和韩礼德的观点。
2.2 我国学者的观点
我国学者以欧美学者的研究为基础，或沿袭其观点或对其观点作进一步阐发。大致有等同观、单一观和并列观。
2.2.1 等同观
国内大多数学者将语言学与生态学相结合的学科称为“生态语言学”或“语言生态学”，并视为等同，这是一门全新的交叉学科，也是一门具有广阔前景的学科（张艳玲、冯广艺，2010：125）。生态语言学又称语言生态学，是生态学与语言学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兴语言学分支，其任务是通过研究语言的生态因素，揭示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韩军，2013：107），并将“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作为其两个研究模式。
2.2.2 单一观
将语言学与生态学相结合的学科统称为生态语言学，并将“豪根模式（语言的生态学）”和“韩礼德模式（生态的语言学）”作为两个并列的范式。如：范俊军（2005：112）认为“生态语言学”有两大研究领域，一是运用生态学原理，调查研究所有可能增强或削弱语言功能的各种环境因素，考察语言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对各种语言的活力和生存状况做出评估；二是对话语或语篇作微观研究，分析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的非生态特征，研究语言在生态环境问题中的影响和作用。他将前者称为“语言（的）生态学”，后者称为“环境语言学”（environmental linguistics）。蔡永良（2012：216）指出“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的主要区别：前者研究社会环境对语言的作用，生态一词为隐喻；后者研究语言对生态的直接影响，生态一词取其实意。黄国文（2016：11）认为生态语言学有隐喻（metaphor）和非隐喻（non-metaphor）两种说法，隐喻范式即“豪根模式”，非隐喻范式即“韩礼德模式”。
2.2.3 并列观
有学者不赞同以上划分，将语言学与生态学相结合的学科分为生态语言学和语言生态学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独立的学科。如陈茜（2014：138-139）认为，豪根理论与韩礼德理论这两种研究范式实为两个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即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任务。语言生态学研究的是生态（主要是社会生态）对语言的影响，而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对生态（主要是自然生态）的影响。
2.3 俄罗斯学者的观点
俄罗斯学者也大多借用欧美学者的观点，最初使用的术语是“语言（的）生态学”和“语言的生态学”。目前俄罗斯对学科名称尚存五种表述，这些名称汉译时有的完全相同，为了区分，本文暂采取以下译法：эколингвистика生态语言学、экологиче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生态的语言学、лингвоэкология语言生态学、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языковая）экология语言的生态学、экология языка（языков）语言（的）生态学。对学科名词的确定大致有等同观、并列观、包含与等同观、包含-并列观以及并列与交叉观。
2.3.1 等同观
操此观点的研究者暂且将俄语的五个术语视为同义术语（参见Моисеенко, 2007; Кравченко, 2014; Курашкина, 2015等）。
2.3.2 并列观
学者们区分术语名称时，只是选取其中的几个进行区分，主要有以下几种区分。
（1）区分“语言（的）生态学”和 “语言的生态学”。这两个术语反映了解决交叉学科问题的两种不同路径：一是“语言（的）生态学”（采用豪根的术语），将生态学概念、原则和方法隐喻用于语言研究；二是“语言的生态学”（采用韩礼德的术语），其中语言和文本从人和社会的“生态性”角度进行研究，研究语言在描写周围世界问题中的作用，阐明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使用语言学方法解决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问题（Ионова，2011：190）。
（2）区分“语言（的）生态学”和 “语言生态学”。大多数生态语言学者认为 “语言（的）生态学”和“语言生态学”不对等。前者主要是研究语言变化中的语言和言语环境，尤其是“语言言语退化问题” （对语言发展及言语实现的负面影响）；研究“语言和言语恢复”过程（Милованова，Терентьева，2013：81），但未给后者下定义。
（3）区分“生态语言学”和“语言生态学”。Коровушкин（2011：62）认为， “生态语言学”是“语言学的分支，其出发点是语言事实——语言符号”，而“语言生态学”是生态学的分支，其出发点是影响语言符号功能的生态事实。但下定义时他将两个术语合并，“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学）可概括为独立的交叉学科，研究社会环境中语言的存在和语言环境中人与社会的存在。也有学者持以上区分标准时，将“语言生态学”等同于“语言（的）生态学”，而大多学者认为二者不等。Курашкина （2015：143）认为，Коровушкин所划分的语言的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术语和概念不太符合逻辑，它们都属于“语言生态学”。
（4）区分“语言生态学”和“语言的生态学”。“语言生态学”以生态学原则为基础来描写语言现象，即生态学及其基本术语是起点，当然，不排除运用语言学术语。（Поликарпов, 2012：292）。“语言的生态学”研究语言与生态问题间的相互联系，研究语言间的相互作用。这一概念包括菲尔所划分的“语言（的）生态学”和“语言的生态学”。
2.3.3 包含与等同观
首先将语言学与生态学相结合定为“生态语言学”，再将其领域的某些学科定为分支学科，并视为同一。Сковородников（2014：155）认为，“生态语言学”是将生态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所有研究方向的总称。“语言生态学”/“语言（的）生态学” 是生态语言学的一个领域，构成语言学科生态方向的综合体。他既将“语言生态学”和 “语言（的）生态学”视为等同，也将“生态语言学”和“语言生态学”视为等同，认为“生态语言学”和“语言生态学”是语言学的交叉学科，与一系列语言学科（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民族心理学、语言文化学、法律语言学、语言冲突学）以及具体民族及其文化和语言的历史相互作用。其研究对象是作为复杂符号系统的语言状况，这一状况以其生存和起作用的环境质量为条件（Сковороднков，2013：207）。
2.3.4 包含-并列观
从语义上将某一概念作为上位概念，在其基础上再分出几个并行的下位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划分。
（1）Семчук（2014：1234）认为， “语言的生态学”是在生态学框架内研究语言学问题的一体化学科，这一名称在科学文献中具有两重意义：“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学是语言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的边缘学科。他主要阐述了语言生态学的定义及研究任务。
（2）“生态语言学”分为“语言（的）生态学”（将生态、环境、生态系统等生态学概念隐喻性地用于语言）、“语言的生态学”（从“生态性”角度研究语言和文本，研究语言的作用及其反映环境现实问题的能力，以加强、强调或解决这些问题）（Пылаева, 2014；Брусенская， Куликова, 2016：12）。二者分别对应于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
（3）“生态语言学”分为“生态的语言学”（将生态学研究的术语、原则和方法用于语言和语言学）、“语言（的）生态学”（借助语言在描写环境问题时的作用，运用语言学术语、方法研究语言所反映的生态问题）和“生物语言学”（人体物质和精神基础相互联系的科学）（Потеряхина,2015）。前二者分别对应于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
（4）“语言生态学”研究语言系统的变化，重点是遵守（保持）系统原则，使系统朝丰富和破坏受话人及说话人的利益平衡的方向发展。它分为“言语生态学”（研究惯用法变化）和“语言（的）生态学”（研究系统组成平衡中的变化）（Сиротинина， 2013：201）。Копнина（2014：78）将二者看作是“生态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各有其客体、对象、概念术语总汇。
2.3.5 并列与交叉观
Белозеровa，Лабунец（2012：43-45）将“语言（的）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看作两个不同但交叉的学科，前者源自豪根，后者源自韩礼德，从研究范式、客体、对象、材料、生物圈、符号圈、民族圈、社会圈、技术圈、人、文化、政治（国家）、价值、美学等方面区分了二者。
俄罗斯学者无论采用哪类分法，均未将五个术语进行区分，只是区分其中几个，且存在混用甚至相互矛盾。从其所下的定义看，大致可梳理出：使用“语言（的）生态学”“生态的语言学”和“语言生态学”术语的学者将自己的研究纳入语言学范围，即将语言问题放在第一位，解决这些语言问题时使用生态学的某些方法。可将这三个术语视为等同。也有学者区分“语言（的）生态学”和“语言生态学”（实际上均是从生态学角度出发），“生态的语言学” （从生态学角度出发）和“语言（的）生态学”（从语言学角度出发）。使用“语言的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术语的学者将自己的研究纳入生态学范围，即将生态问题放在首位，解决生态问题时使用语言学的某些方法。
综上，国内外学者将语言学和生态学相结合所构成的学科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1）包含-并列观。“生态语言学”是总称，包括“豪根模式（语言生态学）”和 “韩礼德模式（生态语言学）”。（2）并列观。将“生态语言学”和“语言生态学” 看作平行的两个独立学科。（3）等同观。将“生态语言学”和“语言生态学”视为等同。（4）并列与交叉观。将“生态语言学”和“语言生态学”视为两个不同但交叉的学科。此外，还有学者不仅将“生态语言学”分为“语言（的）生态学（韩礼德模式）”和“生态的语言学（豪根模式）”，还分出另一分支学科“生物语言学”。
3. 语言学与生态学融合的指称准确性
3.1 分类理据
术语具有单义性特点，原则上要求能指和所指一一对应，即一个术语指称一个概念，一个概念用一种语言形式表示。能指和所指、名称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是单一的、可逆的，而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认同的包含与并列观，即“生态语言学”是总称，包括“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此处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同名异实，如此命名不可取。在跨学科概念中，同一个术语不应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含义，其意义所指应是单一的。若术语有多义，便不能准确反映该学科或知识领域相应的概念（赵华，1983：63）。术语的选择应遵守准确性、单义性、系统性、简明性、理据性、稳定性等原则（冯志伟，1997：1-5）。语言学和生态学相结合构成什么学科，我们可以借鉴“梨苹果”的由来作为佐证。“梨苹果”是米丘林用苹果和梨嫁接培育出的苹果新品种，以苹果树枝为接穗，梨树为砧木，结出的“梨苹果”有部分梨的特征；反之，以梨树枝当作接穗，苹果树作为砧木，结出的是“苹果梨”，但只是形状像苹果，实质是梨。同理，生态学与语言学相结合，若生态学为接穗，语言学为砧木，则构成生态语言学，反之，则构成语言生态学。
还可以对比语言学中对比的方向性为依据。对比研究一般只涉及两种语言，常见的方向是单向和双向，单向是从语言A到语言B，或从语言B到语言A；双向是从作为共同对比基础的第三方出发，分别到语言A和B。如英语与汉语对比，从英语出发，则为英汉对比，反之，则为汉英对比；若两语并重，则为英汉/汉英对比。依此，语言学与生态学相结合可推出以下两种形式：“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或“语言+生态” 学。即二分法和一分法。两类分法不能同时存在，只能取其一。
3.2 一分法
研究语言与生态的关系可有三种理解：一是联系生态语境的语言研究；二是以语言为手段的生态学研究；三是语言和生态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前二者分属于生态语言学和语言生态学，第三种应为“生态+ 语言”学。
涉及语言与生态之间各种关系的所有问题应在一门科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基于关系学科的认识，语言学与生态学相结合构成的学科应是“语言+生态”学，其中 “语言”和“生态”位置可互换。从关系学科视角建构学科体系：取关系学科的视角，依据语言与生态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尝试建立语言学与生态学相结合所形成的另一种学科体系（参见黄忠廉、焦鹏帅，2011）。
第一，语言与生态的对应关系。语言与生态之间存在一种有机的关系，语言本身就是生态的一部分，它虽然不是生物，但具有产生、生存、发展的属性，寓于环境之中（刘思，2013：127）。语言的生命取决于社会环境，即人类社会对它的使用，语言不仅是人类社会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还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此而言，语言与环境无法分离。
第二，生态对语言的影响。语言依赖于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影响语言的生成、使用和发展。语言仅存在于说话人的意识里，只在与其他说话人及其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才起作用（Haugen，1972：325）。
第三，语言对生态的影响。语言是由生活在某一环境中的人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它不仅是认识周围世界的工具，还是作用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工具，影响别人的思维、情感，也影响周围世界，因为语言伴随着并操控社团和自然环境中的人的活动。语言结构确定人们的思维结构和认识外部世界的方法，它能改变生态环境，甚至可以解决环境问题，生态的多样化依靠丰富多彩的语言得以体现。
3.3 二分法
语言学和生态学相结合构成并列的两个学科：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其共同因素是语言与生态，但因侧重点不同，故存在较大差异，下面从学科出发点、研究范式、客体、对象、任务、术语体系等方面来区分二者。
3.3.1 出发点
任何一门学科都经历了从酝酿到产生雏形，从雏形到论争再到基本定型，逐步发展成长的过程（冯广艺，2010：1）。语言生态学目前还处在形成阶段，其学科名称的厘定仍处于论争阶段，如同“语言社会学”/“社会语言学”“语言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等一样（尽管它们已有一定的划分，但仍听到不同的声音）。我们以“语言社会学”/“社会语言学”为例，“社会语言学”或“语言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取决于 “语言和社会”哪个问题放到首位，是语言还是社会。由此可见，语言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进行互逆研究，如同符号学中语言符号与人的语用关系被认为是可逆的。若采用语言事实——语言符号作为出发点，那么这是社会语言学路径。若以社会范畴（社会团体、交际者的社会角色、交际者的目的）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研究转向这些社会范畴特有的语言现象，此时出现语言社会学路径。这样，产生了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的划分。社会语言学方法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因为语言体系是研究的基础。语言（的）社会学以社会体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因此，可将它看做社会学科。依此方法，可将术语“生态语言学”归于采用语言事实——语言符号作为出发点的语言学的分支；反之，术语“语言生态学”应归于生态学的分支，该分支用影响语言符号功能的生态事实作为出发点（Коровушкин, 2011：61）。因此，语言学与生态学相结合构成两个独立的交叉学科“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前者是与语言相关的生态研究，即探讨语言的生态层面上的问题；而后者则是与生态相关的语言研究，即探讨生态的语言层面上的问题。无论侧重哪方面研究，均要求具有语言学背景和具有生态学背景的学者合力研究，或熟谙两门学科的学者才能将问题研究得深入透彻。
3.3.2 研究范式、客体和对象
构成一门新的学科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一是独立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二是严密的、逻辑化的理论体系或知识体系；三是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或方法论。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要素，它是构成学科的前提。“语言生态学”与“生态语言学”研究范式不同，前者是规定范式，这一范式提出使用规范并促进语言保持现状（保持各个层面的语言成分）；后者是解释范式，采用语言和话语现象功能法，在功能法框架内以一语和多语作为生命系统，与包括社会语言集团、自然环境和作为理性人的其他生命系统紧密联系（Белозеровa， Лабунец，2012：46-47）。研究客体不同，前者研究单个语言、濒危语言、方言以及阶层语言，后者研究自然语言的自然环境，这一自然环境的组成可能是社会语言集团的整体和个体的话语活动，因此，语言个体，即社会语言集团和自然环境中的话语体现者也是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客体（Белозеровa，Лабунец，2012：47， 51）。研究对象不同：（1）前者研究语言与生态环境主要是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后者研究语言与生态环境主要是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2）前者研究各种保存语言的方法，其中包括构建规范或规定词典及语法的原则，后者研究语言和话语在社会、自然环境中的不同功能，描写词典、语料库和个体词典的编写原则（Белозеровa， Лабунец，2012：47-48）。
3.3.3 研究任务
语言学与生态学交叉构成新兴的交叉学科，正因为新，所以其研究任务处于形成与确定过程中，其交叉性决定其研究内容的驳杂性和研究领域的宽泛性；跨学科性使不同领域学者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从而使其研究任务不同。
Бернацкая（2014：28）认为，语言生态学的最高目标和超级任务是在社会精神健康和国家民族安全的基础上保存民族语言的同一性。根据豪根（1972：337）的观点，语言生态学的首要任务是指出语言地位，在生态分类中确立语言类型地位（与其他语言相比语言的位置和运动方向）。综合不同学者的观点，我们认为，语言生态学还研究：（1）语言多样性（原因、形式、功能和后果）；（2）濒危语言及弱语言；（3）语言和言语的退化（研究负面影响语言发展及其言语实现的因素）与修复（研究丰富语言和完善道德以及言语交际语用规则的系统）；（4）语言的变化，稀有语言受具有明显经济价值的大语言的排挤；（5）语言活力、语言进化以及语言间的平衡；（6）语言规划、语言政策、双语现象、语言选择、语言维护等；（7）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8）寻找互不矛盾的语言理论（参见Fi ll，2001：51；Семчук, 2014：1234；Брусенская，Куликова，2016：16，等）。
生态语言学研究以下内容：（1）语言对自然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2）语言在保护自然环境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中的作用；（3）语言系统和文本：对语言系统非生态因素以及涉及环境问题的文本的分析与批评；（4）话语中的思想体系（人类中心主义、增长主义、等级主义等）；（5）语言操纵策略（特别是涉及生态问题领域）和语言在各种冲突中的作用、语言接触；（6）寻 找语言结构（语法）的生态与非生态成分，构建生态语法和绿色语法；（7）同生态问题相关的语言共性，进行对比研究；（8）语言在传授生态知识（世界上所有相互联系的知识）中的作用等等（参见Fill, 2001：43,51；Сущенко, 2011：60；Пылаева, 2011：107；Курашкина, 2015：147；陈茜，2014；辛志英、黄国文，2013；韩军，2013，等）。
3.3.4 术语体系
俄罗斯语言生态学的领军人物Сковородников（2000：73-75）制定了语言生态学术语，将生态学领域的术语借用到语言生态学中。Коровушкин（2011：63-64）基于前人研究，构建了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各自的概念和术语体系：
（1）以社会生态本质为基础的语言生态学概念和术语同Сковородников所制定的术语。最典型的术语如：语言/言语污染物、语言犬儒主义、语言辐射、言语（文本）污染率、语言/言语劣化（语言劣化）、语言综合征、语言生态险情区、红皮书或红皮册、语言毒理学、语言系统缓冲容量、语言内环境稳定、语言生态环境区、语言生态法、语言生态犯罪、语言生态行为准则、语言生态监测、语言生态鉴定等。
（2）以社会语言本质为基础的生态语言学概念和术语。如：a.个体联合：社会联合（社会、社会语言集团、集体、共同体、边缘化——异常的，反社会的亚文化）、社会语言联合（语言群体、语言集体、语言共同体）、社会言语联合（言语集体、言语共同体）；b.语言和言语的社会变体的单位和测量：社会语言变化、语言的层级和情景变体、社会交际系统、社会语言状况、双语现象、双言现象、社会语言和语言生态准则；c.语言存在的形式：语言的存在形式、民族、多民族语言的民族变体、标准语、地域方言（地区方言、地理方言、半方言/地方方言、土话）、语言的混合存在形式（共同语、克里奥尔语、洋泾浜语及相近的语言形式）、子语言/亚语言、社会方言、民族社会方言、民族社会地域方言、边缘亚文化词汇、语言次标准（非标准的、地方性、民族性、词汇的次标准，即全民词汇亚标准，包括低俗口语词汇、俚语、俗语；专门词汇亚标准，包括社会行业及社会小团体用语以及社会隐语行话）。
以上从学科归属、研究范式、客体、对象、任务、术语体系等方面阐述了“生态语言学”和“语言生态学”的区别，充分证明，语言学与生态学相结合构成两个独立的分支学科。由此，我们给“生态语言学”和 “语言生态学”分别定义如下：
“生态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的分支，形成于语言学中的社会学（思维发展过程中社会与语言结构的关系）、心理学（言语作用问题）和哲学（揭示语言中社会和认识的普遍特征和发展规律）接合处。作为研究社会语言环境的新的科学流派，它的形成是用来阐明生态学和语言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原则与规则，研究语言在可能解决环境问题时的作用。
“语言生态学”是生态学的分支，将语言环境与生态环境作隐喻类比，研究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揭示语言的生态环境对语言生存、发展、演化的影响及其规律的学说，旨在应对语言生态危机，维护和协调语言生态的平衡。两个术语中，语言生态学的优势在于它具有丰富的语言学传统，生态语言学的优势在于该领域同语言学的关系。语言学者更倾向于使用“生态语言学”这一名称，因为它是从生态的角度研究语言问题。
4.结语
生态语言学与语言生态学尽管有相互交叉之处，但彼此之间的差异较大，前者实际上是语言学领域的生态学转向，后者是生态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生态语言学更多的是语言学者研究的领域。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专业知识、研究重点等，所使用的术语不尽相同，各有其合理的使用理据和场景，但针对同一概念竟存在如此繁多的术语，足见术语界定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以及各个学科研究的深入与精细，学科内部分化日益明显，学科转向成为必然，学科之间相互渗透日益增多，新的交叉学科不断出现，如何对新出现的交叉学科命名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命名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对该学科性质的认识（刘丽芬，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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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