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传真|启真月光书会第76期暨“中文+X”系列讲座第七讲顺利举行
但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其一，它由单一的批评转向了批评和研究并重，9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高潮便是一个力证，知识分子由大学溢出广场，又由广场返回书斋。其二，史料研究和历史化工作得到了国家学术制度的鼓励和支持。这几年，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开始出现“新中国文学史料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和经典化研究”。对此，学界有歧义，但从积极角度理解，有助于当代文学的提升。这也是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至的现象。
至此，吴老师为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勾勒了一个“历史现场”。在此基础上，他强调人文工作者不能脱离历史语境，而是要进入到历史的脉络和潮流中进行解读，不能一味沉浸在80年代的美好回忆中，而是要关注已经出现了新状态、新生长点的当下。80年代是特殊的时代，它处于历史修复时期，文学由此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作品的功能效应被放大、夸大，当时的作家发表作品，常常能收到热烈的反馈。90年代以后，社会进入了常态，就不能再简单套用修复期的情况。但许多人还停留在乌托邦的想象中，难以适应突然降临的市场经济，于是出现了90年代初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事实上，一代有一代的学术，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最重要的应是关注当下，整体的心态、立场有时往往比具体的观点、评价更重要，或者说后者其实是建立在前者的之上的。身为研究者，一方面要顺应时代，另一方面又需超越时代，形成一种张力关系。当然，由于诸多因素，真正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接下来，吴老师分别从批评、研究两方面出发，为我们作出了方法论上的解读。关于批评，最狭义的批评即评论，它是一种对作家作品基于审美感知的批判，应当成为我们的基本功、童子功。谈及审美，吴老师还指出，审美的贫乏、对美的麻木是近年来硕博论文的通病。那么，文学院在培养学生作为学者的技能时，如何才能给才气留下足够的空间？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此外，在当下，文学批评还面临着两大问题。首先，海量存在的文学作品对文学批评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评论家个人的学术生命难以承受如此庞大的负荷，也无法做到精准评价。其次，新时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对象和内容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学者还没有找到一种与之相适的方式和路径来应对，也就是说，滞后的研究主体和变化的研究对象之间出现了严重的错位。1935-1936年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确立了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种文体的基本框架，许多现当代文学史就是按照这个框架来编写的。但到了今天，这个框架已装不下现有的文学实践，如科幻小说、网络小说、非虚构文学等。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与政治关系，而是还可从“媒介革命”那里找到解释。“媒介即信息”，媒介不仅改变了形式，还改变了内容，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充分认识这一点，及时调整自身的理论观念和认知，才能化解这种错位，重新寻找解释的效力。
如果说批评是历史化的第一道工作，需要用审美的眼光进行关照、筛选，那么研究就是历史化的第二道工作，它有必要跳出“纯文学”的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吴老师说，他很赞赏有学者提出的全面开启“当代五代作家中的前两代”研究工作的主张。不过，他强调指出，研究时有必要注意真实性和伦理问题，一方面，要批判性地看待所有的材料，谨慎考察内容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避免对作家的亲属造成无形的强迫与伤害。
最后，在交流环节，同学们提问十分踊跃，气氛热烈。有同学问道，在当代文学范畴内，一些作家只是发表自己个性化的思考和写作，这是否是一种纯文学？吴老师回答，纯文学和非纯文学之间的界限本身就很难界定，如沈从文的《边城》很“纯文学”，但是文本中也有裂缝，并不纯粹。也有同学关注到理论范式的悖论问题——在一个时间段内越是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可能生命越是短暂，吴老师回答，有效性必然具有有限性，有所为必有所不为。还有同学提出概念的运用问题，吴老师表示，在写作中，应先考虑基本观点，梳理完自身观点后，再去借用一些概念和工具，自己的观点足够明晰，就不会被概念牵着鼻子走。
到场师生合影留念
图 文：裘 翰
排 版：田 力
博雅中文
立足学科前沿
展示师生原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