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当前，适度关注，沉着抗疫
过度信息搜集行为会导致焦虑上升
伴随新型冠状病毒而来的是疫情信息的全面爆发，在信息透明度与传播能力大幅提高的当下，人们能够迅速地获得大量的疫情相关信息。不知道你每天刷屏量看疫情相关的信息大概有多少分钟？
根据以往的研究文献，过度关注、频繁搜寻疫情相关信息会造成过度焦虑和行为偏差。本团队在全国范围内收集了数据，在研究中发现这一现象在疫情开始的第10天就已经存在。
我们有一批数据收集的时间是2020年1月30日中午11:00至当天下午18:45，本调查通过电子问卷在线滚雪球方式进行。本次调研一共收到有效问卷为1463份，涉及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西藏没有收集到样本）在所有的有效问卷中，男性509人（34.8%），女性954人（65.2%），年龄范围在15至6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2.8岁。
在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整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每天浏览疫情相关信息所用的时间与疫情的可控性感知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如果人们在搜集疫情相关信息上花费的时间越多，那么他们越倾向于认为疫情不可控；当然这个关系也可能是反方向的，也就是人们越倾向于认为疫情不可控，那么他们在浏览疫情相关信息上所花费的时间越多。
事实上，过往文献不仅证实了这种相关关系的确存在，而且还是一个恶性循环，越担心-越多浏览-更担心-更多浏览。因此，对疫情信息的过度关注很可能会导致人们对疫情的可控性产生认知偏差。诺奖获得者卡尼曼（Kahneman）是对认识和行为偏差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Kahneman等（1982）提出在不确定情形下，人们的直觉思考常常会受到启发式规则的影响，如人们很容易夸大部分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会受到信息易得性的影响作出非理性的判断。疫情期间大量关于确诊病例、病毒传播的报道更容易影响到人们对疫情可控性的推测，人们接触到的相关信息越多，越倾向于作出疫情不可控的判断。
另一方面，疫情不可控的感知也会让人们更频繁地搜寻疫情相关的信息。Slovic（1987）发表在Science上的研究提出，有两个因素主要影响人们对风险的判断，第一个因素是对风险的熟悉程度，第二个因素则是风险的可控性。当人们对疫情可控性的认识产生偏差，过分估计了疫情的风险程度时，来自疫情高风险感知的焦虑感也会增加。中国临夏新闻网2020年2月8日的报道也说明了，在重大疫情下，由于人们对疫情的紧张焦虑情绪，人们可能会出现某些强迫症状，会不受控制地关注疫情相关信息。
这些研究结果在非典的心理健康研究中都得到过验证，通过对SARS危机中17个城市的民众心理分析，时勘等（2003）发现负面的疫情信息更容易引起人们的高风险评价，导致人们非理性的焦虑或恐慌；童辉杰（2004）所建构的SARS应激反应理论模型也表明，在SARS 急性应激反应中，恐慌是最重要的内容。而时勘等（2004）通过对SARS时期北京民众心理的研究，发现在疫情高发期, 与民众自身关系密切的信息和那些负性疫情信息最为民众所关注。
结合Kahneman等学者（1982）的决策偏差理论，搜寻疫情相关信息的程度越频繁，人们就越容易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所以疫情当前，我们更需要学会适当地关注疫情信息，而不是一直把目光聚焦在疫情相关信息上，既不利于我们形成对疫情的理性认识，反而会徒增焦虑，
除了自己，我们还要关心家人朋友是否限入一个“不可控-高搜索-更不可控-更多搜索”的恶性循环中。他们过于频繁地浏览疫情相关的信息可能会增强他们对疫情不可控的悲观想法，还会在这个悲观想法的漩涡中越陷越深。
过于频繁地浏览疫情相关信息实际上是个体面对压力事件作出的一种反应。Nolen-Hoeksema等（2008）在研究抑郁倾向的过程中发现，当人们面临压力事件时，其会将对该事件的反复思考作为一种反应策略（学者们称为反刍，rumination）。虽然，人们采取这种反应策略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压力事件。但是Nolen-Hoeksema等（2008）的研究却表明，沉浸在这种过度思考当中并不利于个体从负面情绪中解脱出来，反而会越来越差。
那么如何做到适当关注疫情信息呢？应对负面情绪的风格有两种，除了反刍（rumination），还有分心（Distraction）策略。这个概念最早提出源于学者们针对抑郁的研究，来自于Nolen-Hoeksema （1987, 1991）提出的反应风格理论(Response Styles Theory, RST)。分心反应是个体努将注意力从负面心境和抑郁症状中转移到令人高兴或中性的行动或念头上的行为和想法。
根据分心策略，我们可以通过转移对疫情的注意力来缓解焦虑心情。虽然不能出门，但是在家看电影，读读书、打游戏、给朋友打电话、侍弄花草、给家人做饭、写写文章，逗逗宠物都是极好的分心方式。如果始终对疫情放心不下，再试试主动把注意力从自己对疫情的消极想法转移到更加乐观积极的想法上，告诉自己那些负面想法不一定是正确的，尝试用更为理性的想法去取代那些负面消极的想法；或者找一个合适的倾诉对象，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情感，Nolen-Hoeksema等学者（2008）的研究表明，当人们沉浸在对信息的思考而无法自拔时，这些措施能够有效帮助人们缓解低落和焦虑的情绪。
最后，给于家人朋友更多的关心支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参与社区管理的志愿者队伍，配合社区做点监测工作等，不仅能够帮助自己分心，还能够通过给予他人社会支持缓解他们的不安情绪。
疫情问题固然无法在一朝一夕间得到解决，但焦虑对疫情的控制起不到任何作用，做好自身防护、适当关注疫情信息，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便是个体对此次疫情的最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Kahneman, D., Slovic, S. P., Slovic, P., & Tversky, A. (Eds.). (1982).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Slovic, P. (1987). Perception of risk. Science, 236, 280–285.
[3] 时勘, 胡卫鹏. (2004). 北京民众在SARS疫情中风险认知与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2(3), 293-295.
[4] 时勘, 陆佳芳, 范红霞, 贾建民, 宋照礼, 李文东, 等.(2003). SARS危机中17城市民众的理性特征及心理行为预测模型. 科学通报, 48(13), 1378-1383.
周欣悦
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市场营销系系主任
叶巍岭
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理事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教师发展中心主任
刘俊荣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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