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不借抗疫之势，推行全民免费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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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不期而遇的疫情大战，尽管在国际上或许还正呈上升之势，但在首先爆发的中国，却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不仅绝大多数地方已经连续多天实现零增长，不少地方甚至还实现了在诊人数的清零。今天，就连与武汉毗邻一度成为外逃武汉人员最密集地之一的长沙，都欢送最后一例病人出院了。

尽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中国人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强有力的社会动员力和执行性，还是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的。特别是防疫工作由“地方战术”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整个国家医疗资源的动员、调集、整合，都展现出了较高的水准。

在疫情爆发之初，由于巨额费用的沉重压力，一些家庭在花费数十万元之后，不得不含泪放弃了对家人的治疗。《财新》采访的采访的案例中，甚至还有来自农村的一个孕妇，家里花费20万之后，实在无力支撑，丈夫哭着签字放弃了。此类案例，闻之怎不让人心碎。

当时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怪圈：必须确诊之后才能收治，而只有收治入院才能确诊。“第二十二条军规”式的死循环，正是早期死亡率高的关键原因。

更为辛酸的是，一些贫困家庭为了避免人财两空的悲剧，干脆隐瞒和逃避。这也为病情的扩散埋下了隐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到每个普通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句名言才让无数人感同身受。

庆幸的是，中国政府果断加大了介入力度，坚定地宣布“必须确保零漏治”，对于收治和隔离观察者，不仅全免医疗费用，而且就连食宿费用都全部财政兜底。这一举措对于稳定人心、有效防控，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这次对于新冠肺炎患者的免费治疗，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好为全民免费医疗改革做了一次试验。事实证明，政府完全有能力、有办法有条不紊地推行这项政策：

首先：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中国，已经具备相应的经济能力。郎咸平根据陕西神木县的实践推算，推行全民免费医疗保险，全国只需要4875亿,最多不超过6000亿元。这个数字只占GDP的2%，占财政收入的6.7%。

第二：疫情之后，当务之急是刺激经济发展，提振国民的消费信心。一般说来，灾情过后，政府都会通过对企业和个人释放政策利好，来振兴经济，其中包括减税、降息等。此时推出全民免费医疗保险制度，正是普惠手段。

谁都知道，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医疗、教育和住房开支，是最主要的负担来源。医疗担忧的解除，必然会极大地激发消费信心，有助于迅速提振经济热度。

第三：全民免费医疗制度能有效缓解和化解社会矛盾、阶层冲突。多国实践证明，免费医疗是降低社会贫富差距的一个有效手段。尤其是在医患矛盾复杂乃至于杀医伤医案件层出不穷的当下，推出免费医疗制度，可谓正当其时。

全民免费医疗制度改革，正好帮助完善公立医院的制度建设，实现分级、分诊，协调统一，从社区门诊到县、市、省多级形成完整、有序的医疗保障与收治系统。这对于下次疫情的预防、发现与控制，都将非常有意义。

公立医院的免费，也将是对现有很不规范的民营医院的一次大重整。当下，“莆田系”民营医院的口碑欠佳，魏则西事件并非个别。尤其值得反思的是：民营医院的受众主体本应是高收入群体，但当下却恰恰相反，很多受害者是大学生和农民。

笔者置身的城市里，各种公交车身、站牌、宣传栏上，都被“人流”“堕胎”“美容”

“整形”“处女膜修补”之类的广告所占领，其实就是民营医院的野蛮入侵，这也是极为错误的一种医疗导向。

第四：推行全民免费医疗保险制度既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那就宜早不宜迟。资料显示，全球目前已经实施这一制度的国家已经多达185个。这其中既包括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甚至还包括不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

当然，14亿人口大国推行这一制度，肯定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现实困难。但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先进，就在于不断克服困难、创造条件，去尽量满足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

既然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外国人的永久居住，自然也有足够的信心、能力和条件，为本国人民提供更公平、更人道、更有获得感与幸福感的这项福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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