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最公平”的高考，其实有着诸多的“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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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励志的标语，真的只凭实力就可以了吗？

很多人都有一种朴素的坚信：高考最公平。

这句话当然对：首先从大概率上来说，这是大多数人乃至于绝大多数人一生当中最公平的一次同场竞技，此后人生的每一场竞争都不太可能做到像高考这样公开公平公正；其次，相对于和你差不多社会背景的人来说，其“起跑线”和“终点线”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高考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禁得起“公正”的追问吗？

抛开苟晶这样被人顶替之类的极端事件不说，制度性的、成建制的、约定俗成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其实也长期存在。

首先是地域所决定的不平等。这个大家早就听说了，不同身份的录取比率是很不一样的，高低相差甚至几倍。不少考进北京名校的同学一打听，无比惊讶地发现北京考生的分数居然比自己低一百多分。一模一样的考试科目和考试题目，更具优势资源的北京人何以就可以占尽便宜？

据披露，北大清华分配给北京市的招生名额长期占50%，而全国三十来个省份加起来才占50%。此事因为广受诟病，后来做了调整，但现在北京地区仍分配有13%左右的配额，遥遥领先于任何一个省份。

也许正是为了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高考一度取消了全国卷，改为各省自行命题，这样不同省份的考生分数就没有可比性了。但是录取比率上的差别是掩盖不了的，“高考移民”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高考录取上的不平等，甚至还是很大幅度的不平等。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不仅省与省之间的不平等始终存在，曾经一度，地市之间的不平等也存在了很多年，因为每个学校的每个专业都分了具体名额到地市。以本人的亲身经历为例，我1991年参加湖南高考，文史类考分为455，录取到了零陵师专。而湖南师大录取的不少考生分数都比我低，因为他们所在地区的整体分数偏低。

一直到取消按地区分配名额之后，这种情况才不再存在。

其次，父母的职业也决定着录取条件。大约是1987年左右，参加中考的我才第一次听说农村户口考生的分数线比城镇户口高一百分。事实上绝大多数农村考生和家长都不知情，就算知道的也表现得非常善解人意：人家城里小孩不读高中怎么办，又没有田种？

当时还以为这样偏向性的政策仅仅限于中考，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很多行业的职工子弟报考本行业的学校都是有优惠条件的，比如地矿、林业、石油、公安……行业院校没有优惠的农业，没有一所院校会对农民子女降分录取。

事实上还有流行多年的“内部政策”，即高校职工子弟报考本校，可以降分录取。我所确知的某校降分标准为17分，其他学校不确定，据说最高甚至可以达50分。这项“内部政策”直到2008年温家宝总理推行“阳光招生”政策，才被一刀切。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些学校推出自费生名额，分为“计划内自费”和“计划外自费”。一开始，这些名额基本上并不对社会公布，都是行业内消化了。父母有能耐的，就努力帮子女谋取这一类的指标，可以降20分录取。

20分是个什么概念？以我参加高考的1991年文史类为例，北大在湖南的录取分数线为474分左右，湖南师大在零陵地区的录取分数线为457分，而我的考分为455分，录取的零陵师专。大家可以自行脑补一下，从最低端的师专，到最顶峰的北大，距离可能就只是20分左右。

所以，对于那些家庭出身不凡者，看上去拥有北大清华或者其他名校的显赫学历，其真实的高考考分很可能并不比一个专科生更高。看过一个纪实故事，某山区落榜女到京都给人做保姆，无意中帮名牌大学学生做出了数学题，一问才知道她当年的高考分数竟然比大学生高出甚多。这样的故事，实在有着强大的现实基础。

第三，专升本、转学和预科，事实上造就了大量的不平等录取。上个世纪的高校，很多大学甚至名牌大学都有专科生名额，而这些专科生中的“优秀者”往往可以在第三年的时候获得升本资格。也就是说，你以专科成绩进入大学，毕业时拿到的却是与本科生一模一样的学历。

这样的升本，甚至一个班就可以有一二十个。不仅有本校升的，还有特定的对口学校升来的。升的标准并不对外公开，也不接受本校和非特定学校之外的学生。其公正性自然可想而知。

大学生转学这事比较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力，但确实长期存在过。地市高校转省会高校，一般本科转重点本科，可以说一直都在暗中进行。至于转专业就更不要说了。同一个学校，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的录取分数线经常相差几十分，有些人以较低的分数录进去，甚至完全不需要去原本录取的那个专业报道，直接就改为自己相中的专业，此中奥秘不言而明。

相比前面几项，分数要求更低的还数预科。预科制度的出台说起来有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事实上却帮助一大批低分考生顺利跨进了高校门槛。预科生最多甚至可以比正式录取的学生低一两百分，代价仅仅是多读一年，获取的毕业待遇是一样的。当然，并不是谁都有资格读预科的，至少像你我这样的平民子弟是想都不用想的。预科制度后来陆陆续续被削减，以至于最后被取消。但那一大批顺利进入社会的“成功人士”，其曲径通幽的学历之路，已经鲜为人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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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某些本末倒置的优惠条款。在2008年“阳光招生”政策推行之前，高考的加分项目越来越多，乃至于有的班级，剩下的“裸考”学生都没有几个了。譬如“省级优秀学生干部加20分”，就颇为让人费解。且不说这一荣誉的评选是否科学和公平，最起码其内在逻辑就让人奇怪：越优秀越加分，那么是不是越落后的就越减分呢？将马太效应运用到高考中来，谈何公平？

与此同时，对患有某些疾病的和残疾的考生，却又有事实上的歧视。就我所认识的考生当中，就有多人因为此类原因被拒绝录取或者降格录取。其中一人，考分甚至超过了北大清华，最后录取的某农业大学，他还感恩戴德，庆幸终于有学校不嫌弃他。

第五，所有“科学性”的改革背后，都留出了某些寻租的空间。“一考定终身”“唯分数论”确实并不科学，甚至可能出现“高分低能”，这也是高招改革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前提。而所谓改革，事实上就是打破以分数作为录取的唯一指标。从理论上来讲，改革确有其合理性。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如果制度监管和媒体监督不能全面、有效跟上，每一次改革都很可能意味着新的寻租空间。从实践情况来看，无论是保送制度、校长推荐制度还是五大联赛加分、自主招生，都爆出过一些丑闻。而丑闻并不是孤立的，其背后很可能是复杂的利益链条。

必须承认，自从“阳光招生”政策得以持续推行之后，高考及录取越来越规范，越来越透明，也越来越接近“公开公平公正”的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忘记之前所走过的弯路，所暴露的问题。相反，只有有勇气面对问题和失误，面对阳光背后的那些暗区，才能让每一个考生和家长更有信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考的公平性事关整个社会的治理水平和稳定程度，也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文明层次的重要标尺。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完美，但追求正义和公平，必须是首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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