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之路 | 魏钰明：时间不会亏待你（专访上篇）

编者按

从“多想、多看”到直面挫折与困难；从最初的好奇心到深入基层、产业一线调研；从国内的学术研究到去看看世界的发展，他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学术之路。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21级博士毕业生、研究生“学术新秀”获得者魏钰明，听听他在学术之路上不断探索、挑战、创新和突破的故事。

魏钰明

THU

魏钰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21届博士毕业生。研究主要关注公共政策与治理理论、新兴技术社会影响与治理。

曾在Public Administration，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中国软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产生了重要政策影响力。在校期间曾获国家奖学金，北京市优秀毕业生，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清华大学“学术新秀”，清华大学优秀博士论文等荣誉。入选清华大学“水木学者”支持计划，毕业后继续在校开展博士后研究。

应受访者要求，本篇将以专访实录的形式展示魏钰明学术之路上的感悟与体会，第一人称内容为魏钰明亲述。

选择读博的原因&对准备读博的学弟学妹的建议

我是2015年从北大直博推免过来的，那时候除了清华，国内还很少有高校设置人文社科类的直博生项目。坦率地讲，当时选择读博，是带有一点投机的想法，认为直博生学制只有五年，用五年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可以省点时间。现在再回头去看，觉得自己真是太年轻了！

因为选择读博之初的“动机不纯”，缺少对读博困难程度的认知和对未来的明确规划，导致我入学以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感到很不适应。特别是看到身边年纪相仿的朋友，纷纷走上工作岗位，事业上小有成就；同班的普博生同学，因为读博目标明确，已经产出了不少高质量学术成果，而自己似乎还一无所成，一无所有，那种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迷茫、困惑与恐惧，深深困扰着我。

好在我的导师苏竣老师，始终非常耐心地宽慰我，让我“多看看，多想想，不要只着眼于一时得失”，并有意地安排学术做得比较好的青年老师和师兄师姐，带领我开展学术探索，给我创造机会到各地实践，深入一线开展调研访谈，让我在潜移默化中寻找学术的“感觉”。得益于苏老师的循循善诱，我才最终坚定了自己读博的信心与决心。

我的这段成长经历，让我非常想给正在纠结是否读博士或准备，特别是准备直博同学们说，如果想要选择读博士，一定要对读博士的困难建立清晰的认知，提前做好应对心理落差的准备。特别是不要有投机的想法，因为我们一旦选择投机，一定会提前为自己设立“不劳而获”、“少劳而获”的心理预期，并为之沾沾自喜。但“天不遂人愿，事不随人心”常有，期望越高，往往失望越大。

对于已经“不慎入坑”的同学，如果现在开始感到失落或迷茫，不要慌张，这就是大部分人都会经历的过程，专注做好自己的事，时间不会亏待你。

2021年6月，魏钰明（右）与导师苏竣教授（左）合影留念

博士论文的选题历程

对于这个问题，我可能会谈的多一点，因为我在与很多师弟师妹的交流中，感觉到选题已经成为大家普遍面临的一个困难与困惑。我希望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大家，为大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帮助。

对于博士生而言，除了完成基础课程和资格考试外，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选题。据我了解，如果想申请国外高校的博士，往往需要先带着近似于选题的研究计划去跟目标导师沟通，导师对你的研究计划有兴趣，才会给你发录取邀请，在一定程度上，一个相对明确的选题方向是读博的前提条件。国内博士申请较少提及这方面的要求，反而更加鼓励博士生入学以后展开自由探索。

由于在读博之初缺少明确的选题方向，我也曾深受博士论文选题的困扰。我认为要找到一个好的选题，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围绕选题是否已经做了较为深入的调研，对现象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知；二是选题是否具有充足的理论创新空间；三是选题是否能够准确聚焦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核心问题”上，而这个问题还足以支撑你在有限的读博时间里完成一篇博士论文；四是选题是否能够与自己所在研究团队的方向相契合，以便在你遇到困难时能够有人及时为你指点迷津。

我将用我自己确定论文选题的历程和我读博期间的所见所闻，来对上面四个问题的含义再做一下解释。

我自己的选题过程其实是比较坎坷的，经历了四个阶段。

最初是在博士二年级，我因为准备出国交流需要明确一个选题。我们团队长期关注低碳能源政策，此前师兄师姐们已经围绕这个议题做了深入的学术探索和实证调研，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而我在准备公共政策课程作业的过程中，通过阅读一些文献、研究报告，也发现中国光伏产业扶持政策的变迁非常有意思。

由于当时非常迫切地想要实现出国和开题两个“小目标”，也心存侥幸地觉得之前师兄师姐们积累的资料能够“为我所用”，于是我急不可耐地跟苏老师约时间，表达了我希望以此为题深入研究的想法。苏老师给我的答复是：“中国的光伏产业确实很有特色，我们之前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你再想想，我再想想。”于是我就按照我理解的“再想想”，开始撰写我的开题素材。

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认真下去做调研，凭借一些二手资料加上自己想当然写出的研究计划，在现象描述、问题提出、逻辑建构等各方面，都表现得极为幼稚，所以后续的开题和出国申请，也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后来我跟团队里的其他老师和师兄师姐“诉苦”，他们听到我说苏老师给我的答复是“再想想”时都忍俊不禁，还调侃我平时跟苏老师交流太少了，没有理解苏老师“再想想”的含义。

我自己经过这些年的成长，也越来越能感受到，苏老师多年来在学术上的持续深耕和积累，使得他具有非常敏锐的学术直觉。对于一个选题究竟能否很顺利地支撑起一篇博士论文，苏老师能够很快做出判断，“再想想”往往意味着目前我对于一个问题的陈述，并没有获得苏老师的完全认可。

我当时在从未扎实进行过田野调查、对现象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就想当然地认为，前面师兄师姐调研积累的素材能够为我的选题提供支撑，显然从根上就是不正确的。

所以，我觉得选题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对现象有一定的了解，因为只有建立在“了解”基础上的“好奇”，才可能产生一个“真问题”。

2021年8月，魏钰明（右一）等在杭州进行人工智能专题调研

我的第二次选题尝试是在博士三年级。在师兄们的带领下，我利用苏老师给我创造的机会，前往实践一线进行了广泛地调研观察。

因为自己当时选了一门英语课，这门课程的要求是利用一个学期写出一篇实证的英文论文，每两周提交一个部分让老师批改。这个课程的老师特别负责任，每次都会很认真地给我们批改，而且会催着大家交作业。老师的认真负责给了我很大的压力和动力，倒逼着我加快整理自己在调研过程中获得的数据资料，结合相关理论撰写成论文。

在学期末的时候，我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英文论文。带着完成论文后的自信和狂喜，我再一次敲开了苏老师办公室的门，向他诉说了我准备以这篇论文为选题基础，撰写博士论文的构想。

我的这篇论文是关于地方政府应对邻避运动策略的，苏老师看了我的论文后，问我“关于邻避问题你看了多少文献？你文章里引用的文献有多少篇是近三年以内的？你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实现什么理论创新呢？你再好好想想，我再好好想想”。

有了第一次的经历，我已经对“再想想”这个回复有了“触电”般的感觉。于是，我只能默默地回去，开始重读文献，一遍一遍地修改这篇论文，重新思考自己的选题。

后来我自己在回顾总结这次出问题的原因时才逐渐认识到，博士生第一次下田野进行调研时，不要着急下结论，要多看多听，去更多的地方走走，一定要对调研获得的新鲜感保持警惕。大家很容易在新鲜感引发的激动中丧失学者应有的中立、客观的立场，并陷入自我沉浸的满足，而忽略自己想要做的选题是否有足够的理论和文献积累，是否有足够的理论创新空间。这一点也是苏老师平时反复跟我们强调的。

博士四年级，我在苏老师的支持下，有幸前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联合培养。我印象很深刻，我刚到波士顿的第三天，苏老师就给我打来了越洋电话，聊起了我的选题问题。因为前两次不成功的经历，我当时也有点迷茫了，不知道该做什么好。

苏老师告诉我，要充分利用哈佛的良好环境，多看多听多交流，看看世界顶尖的专家学者在关注什么，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

在苏老师不断地“跨洋”鼓励下，我努力抓住一切机会，与外国专家学者交流。在此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国外的专家学者特别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及相关社会影响的治理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和争议性的一个应用场景是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具有高技术集成性和变革性，近几年发展很快，前景看似也很广阔，各界都很关注。但是这个领域的文献尚不深入，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可以探索的研究空间较大。于是，我再一次选择以自动驾驶的社会影响为题来做我的博士论文。

苏老师在听了我这次的汇报后，说：“这个领域很好，值得好好探索一下。但是这个领域非常前沿，还需要去请教一些懂技术实务的专家帮你把把脉。”为此，苏老师还帮我联系了电动汽车百人会、国内的自动驾驶试验区政府等不同机构，支持我去实地调研，向专家们请教。

然而，我请教的几位技术专家在认真听完我的研究计划后，都不约而同地给我泼了冷水。他们不认可的观点也很相似：自动驾驶在技术、政策等多个领域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我的博士论文也面临很高的不确定性，可能我刚得出一点结论，突然出现的新情况就能把我的研究结论推翻，甚至会严重拖延我博士毕业的进度。

这也使我意识到，选择新生事物作为研究对象，虽然创新的空间较大，但新生事物的不确定性很可能动摇我们锚定的“核心问题”的稳定性。特别是管理学的博士论文要求有一定的实证基础，现实条件的变化可能对我们的研究产生很大影响，所以要慎之又慎。

2020年12月，苏竣教授（第一排左三）与魏钰明（第一排右一）等学生在一起

我最终是在博士五年级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确定的论文选题。我们团队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团队，一直关注颠覆性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特别是作为基本受众单元的公众个体的影响。

在读博的前五年里，我跟随苏老师和团队其他同学在16个省市的40多个县市区进行了丰富的调研实践。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关注当地民众对于这些颠覆性技术带来的变化的看法。我发现，像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除了给特定产业、行业带来的变化外，也深刻重塑了政府的治理模式。而民众往往会把这一系列的技术应用示范或试验看作是一种政府行为，他们对于这些行为的看法与他们对政府的价值判断紧密相连。基于公众认同的社会合法性的获得，则是这些技术应用实践得以长久、顺利发展下去的重要原因。

因此，我又从社会合法性的理论视角切入，选择与政府治理、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城市大脑作为研究对象，确定了我的研究选题，并向苏老师做了汇报。这一次，苏老师听完后，告诉我：“你就按照你说的这个选题往下深挖，我相信你会有很多收获的。”

得益于我的选题与我所在研究团队长期关注的研究方向高度契合，尽管确定选题的时间比较晚，但前面五年多的探索并不是无用功，大量文献阅读和调研积累的资料，给我博士论文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研究团队承接的相关课题也为我进一步查漏补缺提供了支撑。因此，选题确定之后，我的博士论文进展也比较顺利。

这就是我前面说到的第四点，一个选题与研究团队契合非常重要，既可以避免让我们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境，在与团队打好配合战的过程中，我们也能收获更多有针对性的调研和学习机会。

如何克服在论文撰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的呢？

刚才我也讲了，我反反复复的选题过程，也是为我的博士论文打基础的过程。“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历经坎坷终于确定选题后，正式进入到撰写环节，反而比较得心应手。

理论和调研的积累已经到一定厚度时，写作就是梳理、总结并浓缩的过程，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在撰写过程中，其实也是有困难的。这个困难同我前面讲选题时谈到的第三个要点相关。

我的选题聚焦于智能治理过程的社会合法性问题，是比较前沿的。新技术在给社会带来变化的同时，人的思想观念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也就是我之前说到的，研究的“核心问题”存在不确定性。

比如我所关注的公众隐私感知，在新技术应用过程中，公众的隐私感知也在动态变化。我们以前可能觉得自己的行程轨迹等隐私信息不能够轻易泄露，但是当新冠疫情突然发生的时候，这样一种重大的外部事件，迫使我们接受与政府、他人共享个人隐私信息的要求。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冲击对我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但好在我积累了相对充足的资料，通过对疫情前后的一些观察和访谈记录的对比，我发现我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足以支撑我的这篇博士论文。

我的这个经历也是再度给大家提一个醒，当我们选择一个比较新颖的研究领域或研究问题作为自己博士论文选题时，还是要考虑清楚这个新问题是不是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

如果存在，就要注意在研究过程中及时调整自己的研究路径和关键节点，提前做好谋篇布局，然后再进入成稿环节。

博士期间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对未来的规划

我的所有研究都是围绕“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从我入学开始，我就在苏老师的引导下，持续关注科学技术究竟给社会公众带来了什么，是否增进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博士研究的目标是在知识的边界实现一点突破。我的一系列研究，从理论上看，相对于传统公共管理研究的宏观视角，我更加关注微观层面的个人，在行为公共管理的理论范式下，重点探究了技术与政策的耦合对公众心理认知、行为偏好产生的影响。特别是率先将前沿的声誉管理理论与我国政府的创新实践相结合，实证研究了中国情境下，公共部门对自身声誉的塑造如何影响了公众对于智能治理的认同，并基于此建构了智能治理的社会合法性理论模型，这可能是以往的研究较少涉足的。

在实践方面，我觉得我的研究意义在于，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治理创新的优化和改进，特别是在进一步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价值理念，提升政府行动与公众需求的适切性方面，提供一些参考。

2019年5月，魏钰明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访学

对于未来的研究规划，我毕业后选择继续留在学校，跟随苏老师开展博士后研究。苏老师这些年来深度参与了国家人工智能社会实验工作，为智能社会治理的理论和经验探索付出了大量心血。这是一项持续时间长，覆盖面广，影响深远的大工程。我也希望自己未来几年的学术研究能与这样一项大工程紧密结合，期待自己在学术上的产出与成果能为国家、社会带来一定的正效应。

（未完待续，详见下篇）

供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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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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