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典时代以来，有关雅典民主政治的起源学术界有几种看法。早先有学者指出，在希腊人那里已经出现了梭伦改革说、克里斯提尼改革说和提修斯说等不同观点。格罗特首次系统论述了克里斯提尼改革奠定雅典民主政治基础的理论。希格内特和拉夫劳勃强调，埃菲亚尔泰斯改革才是雅典民主政治真正的起点，并把民主政治作为独特的雅典现象。最近的研究提出了更多不同看法。莫里斯和华莱士分别从考古和文献史料出发，呼吁重视城邦制度中固有的民主因素；奥伯从人民革命的重要性出发，强调雅典人民的政治觉醒对创立民主政治的决定性作用；拉夫劳勃重申了民主乃海军和帝国政策产物的看法；埃德甚至认为，公元前403年之后，雅典民主政治才走向稳定和成熟。纷繁的观点之中，透露的是学者个人的政治观念与时代变迁，但也体现了史料基础的扩大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影响。在现代与古代的对话中，学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理解在不断深入。
1992年，西方学术界为纪念雅典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出版了一系列论著。对于西方学术界纪念活动中的意识形态倾向，黄洋教授已做了评论，指出雅典民主政治的诞生实际是一个长期过程，梭伦、克里斯提尼和埃菲亚尔泰斯都可能被视为民主政治的创立者[1]（P123-125）[2]（P16-25）。如埃伦伯尔格早已意识到的，“除非由某个强力机构一次性构建，否则一个政体的起点根本就没有固定的日期。它在成长，人们通常可能提到成长过程中的若干事件，其中这个或那个可能被视为真正的奠基行动”[3]（P515）。就古代民主政治的起源来说，政治实践先于表达它的话语产生，且希腊城邦作为公民共同体，制度上都有或多或少的民主因素，所以雅典民主政治到底发端于何时，争议不免更大。目前的看法中，最早的年代几乎与城邦的萌芽同时，晚者到公元前403年，梭伦、克里斯提尼、埃菲亚尔泰斯、伯里克利都曾被贴上民主政治创立者的标签。本文无法讨论所有相关看法，只期望对自古典时代以来西方有关民主政治起点的研究做一个简要的学术史回顾，介绍几种代表性看法，以有助于中国学界对该问题全面的认识。全文共四个部分，分别是古代希腊人的认识，格罗特与雅典民主研究的转折，新转向和最近的进展。由于著述众多，笔者只能选取其中最主要的观点和论著。不当之处，祈请学界师友不吝批评指正。
一、古代希腊人的看法
最早论及雅典民主政治发端年代的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第一个对这个问题明确表达看法的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叙述西库翁僭主克里斯提尼选婿、最终雅典人麦加克莱斯取得胜利时，他特意补充了一句“，由于这次的缔婚而生下了给雅典人确立了部落制度和民主政治的那位克里斯提尼”。在此之前的第5卷，希罗多德已经叙述过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及其影响，并且宣称“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是在僭主的统治下的时候，他们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所以如此，是“当他们受着压迫的时候，就好像是为主人做工的人们一样，他们是宁肯做个怯懦鬼的，但是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在为自己做事情了”[4]（P379，457）。
希罗多德的评论，一方面表示克里斯提尼创建了雅典民主政治，同时也暗示，克里斯提尼时代的民主本质上与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一脉相承，都是多数人的统治，都来自阿尔克麦翁家族的“功绩”。随之衍生的问题是，在雅典那么多的政治家中，希罗多德何以对克里斯提尼情有独钟，认为他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人。对此现代学者提出了许多证据，认为克里斯提尼改革确立了雅典民主的基本制度，使公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并通过陶片放逐法保卫着新生的民主政治[5]（P75-112）。但是，克里斯提尼之被希罗多德作为民主政治的奠基人，或许还有另一层原因：当时雅典的政治以及他与阿尔克麦翁家族的关系。对此我们的确缺乏有力的直接证据，但间接的和环境的证据，暗示我们的猜测不是全无道理。希罗多德本人是否到过雅典，我们没有明确的当时人的证据。但他对雅典事务的熟悉，以及他对阿尔克麦翁家族特殊的态度，让我们有理由认为，他的确到过雅典，而且与伯里克利有过交往。《历史》对雅典在希波战争中作用的肯定，以及对阿尔克麦翁家族异乎寻常的“偏爱”，都暗示希罗多德与雅典关系密切º[6]（P264-280）。埃伦伯尔格认为，希罗多德特别提到伯里克利的世系，是希望以此表明，前一个阿加利斯泰生下了民主政治的奠基者克里斯提尼，后一个阿加利斯泰生下了一头狮子，引领雅典走上了强盛之路。“这段对个人致敬和吹嘘的杰作，既暗示了伯里克利的伟大，也暗示他乃母系一方，尤其是阿尔克麦翁家族之最伟大者——改革家克里斯提尼——政治传统的继承人。”[3]（P528）作为雅典最伟大时期的领导者，伯里克利与克里斯提尼一脉相承，也的确值得希罗多德如此肯定。不过，希罗多德的意见并不是雅典人唯一的看法。约100年后，当亚里士多德写作《雅典政制》时，民主政治的奠基人变成梭伦了。在他看来，由于梭伦禁止了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规定任何人都有自愿替被害人要求赔偿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人民有向陪审法庭申诉的权利，让人民拥有了投票权，成了政府的主宰，“从这时候起，民主政治才开始”。克里斯提尼改革虽然重要，但总体上是让雅典“政制比梭伦政制要民主得多”，不具有创始意义；埃菲亚尔泰斯和伯里克利的改革，使得“政制变得更加民主了”[7]（P12，26，31，45）。因此，到亚里士多德那里，梭伦取代克里斯提尼成为民主政治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论断的变化，明显与公元前5世纪末及其以后雅典政治的变化有关。关于梭伦具体的政治作为，希罗多德几乎只字未提[4]（P13）。修昔底德的记录透露了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兴起的关于先祖政制的辩论，以及梭伦被赋予的角色。远征西西里的舰队全军覆没，极大削弱了雅典的实力和威信，不少盟邦公开暴动，波斯帝国也开始加入斯巴达一方对雅典作战。雅典因人力损失严重，财政陷入窘境，在战场上陷入被动[7]（P34）。指挥战争的民主政府内外交困，合法性受到怀疑。此前被流放的阿克比亚戴斯称，只要雅典人改变民主政体，则他有能力使波斯成为雅典盟友。对雅典人来说，如果能够赢得波斯的支持，则战争仍有可为。不过，如修昔底德意识到的，要说服雅典人改变政体并非易事。所以，在推翻民主政治过程中，政变者除借用欺骗和恐怖手段外，还打出了回到先祖政体的旗号。就在决定废止民主政治的公民大会上，皮索多鲁斯提出了改变政体的具体动议，克莱托丰随后提出修正案，“主张当选的委员也应当研究克里斯提尼在其创建民主政治时所制定的那些先祖法律，这样，他们在听取这些法律之后，就可以做出明智的决定，其理由是克里斯提尼的政制有似梭伦政制，并不是民主的政制”[7]（P35）。这可能是第一次把梭伦和克里斯提尼并提，并且认为两人创造的政制都不够民主。不过，当时的雅典人或许并不清楚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的政制到底是什么样子，因此需要“研究”。虽然四百人政制仅延续4个月，但梭伦、克里斯提尼和先祖政制从此成为雅典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口号，民主派和寡头派都企图加以利用。当雅典最终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与斯巴达订立的和约中规定的所谓先祖政制概念并不明确，“平民党企图保持民主政治，但是，属于政治小团体的贵族们以及和平之后才由放逐中归国的人，却力图建立寡头政治，而不属于任何政治集团但在其他方面声望绝不亚于其他公民的贵族们，则旨在恢复先祖政制”[7]（P39-40）。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先祖政制，此时已有了与公元前411年不同的含义。在前者那里，克里斯提尼和梭伦的政制都不民主。但在后者这里，先祖政制可以被理解为寡头制、民主制之外的一种政制。由于民主政制迅速恢复，先祖政制从此被用民主的含义加以解释[8]（P1-98）。根据他们的看法，“梭伦的政制所以失败，是因为它过于领先于时代了。僭主时代，它被削弱成空洞的形式。在他们被驱逐后，克里斯提尼稍加修改，重建了民主政治”[9]（P6）。于是到公元前4世纪，梭伦和克里斯提尼逐渐并列为民主政治的建立者。更多的时候，梭伦较克里斯提尼更加突出[10]（P242-259）。这种传统影响了公元前4世纪的阿提卡史家，他们根据民主派的传统，重构了梭伦作为民主派政治家和民主政治创立者的形象[11]（P113-115）。他们的观念影响了把阿提卡史家作为主要资料的亚里士多德，因此，到公元前4世纪末，梭伦地位凸显，成为民主政治的第一创立者。自公元前5世纪后期以来，雅典人还发明出民主政治的其他创立者。这些看法显然不如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影响显著，但对雅典民主的学术仍有一定影响，其中之一是传说中雅典的统一者提修斯成为一个民主风格的君王。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他是“倾向民众、放弃王权的第一人”[7]（P2）。将提修斯视为民主君王的最早记载见诸欧里庇德斯。他借提修斯之口宣布，“我们的城邦是一个自由的城邦，不是被一个人统治着。人民每年里轮流着执政，不给富人优越，穷人有同等的权利”[12]（P189）。后来的普鲁塔克基本接受了亚里士多德和阿提卡史家的意见，认为提修斯“许诺建立一个没有君王的政府——一个民主政府，他本人在其中继续作为战争指挥官和法律监护人，而在其他一切事务上人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13]（P24）。这样看来，早在古典时代，有关雅典民主政治的发端年代已经存在三种不同说法。早者从传说中的提修斯开始，晚者到克里斯提尼。但前文的回顾也表明，随着希腊历史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历史有越来越悠久的趋势。对希罗多德而言，雅典民主政治是克里斯提尼改革的产物；对公元前5世纪末尤其是下一个世纪的雅典演说家而言，梭伦在民主政治的起源中最为重要。到罗马时代，普鲁塔克把提修斯变成了第一位民主派的君王。希腊人的看法，成为后世有关民主政治起源讨论的出发点。二、格罗特与雅典民主研究的转向
中世纪中前期的西欧很少了解希腊，雅典民主政治基本从文献中消失。中世纪后期，随着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逐步传到西欧，古代民主政治重回西方人视野。到18世纪，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比较先进的国家已经开始出版篇幅较大的希腊史著作。但近代早期，西方学者的民主概念相当模糊。在他们笔下，斯巴达、雅典、底比斯、阿凯亚同盟和罗马共和国等，都被视为民主政治国家。同时，近代早期的西方正处于民族国家和近代制度奠基时期，追求政治稳定和国家强大。前者似以斯巴达为代表，后者罗马共和国有资格。至于雅典民主政治，更多地作为需要警醒的负面形象出现在思想家和学者们笔下[14]（P281-332）[15]（P1-161），他们的代表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英国学者米特福德。他极其欣赏当时英国的所谓混合政体，对希腊人的城邦抱着强烈的批判态度。米特福德相信“，构建最良好的希腊人国家所采用的政府形式，虽然经常是年轻人赞扬的主题，但并不适合不列颠群岛广大的领土和居民的自由状态，他认为，他的责任是向他的国人指出希腊不同国家所采用的政府形式的各种罪恶，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公民对那些虽然人身自由，但无公民特权的人的暴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对数量大得多的奴隶的暴政；而且并非不经常的，是公民对公民的暴政”[16]（PXV）。所以，他的《希腊史》对希腊所有政体都抱着批判态度。对雅典民主，他大体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意见，认为梭伦是民主政治的创立者，理由是梭伦让所有公民都有资格在公民大会中投票和发言，确保了人民主权。而民众一旦掌握权力，立刻支持庇西特拉图夺取权力，捧后者为僭主，葬送了雅典人的自由[16]（P366-385）。但是，历史毕竟已迈入19世纪。18世纪后期以来，工业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政治民主化浪潮逐步开启。从1832年起，英国逐步确立了近代民主制度。与之相伴的，是哲学上的功利主义和思想领域的自由主义。在雅典民主研究领域，格罗特成为代表。在19世纪中前期的英国，格罗特是最有资格撰写新风格希腊史的人选。他研读过詹姆斯·密尔、亚当·斯密等人的著述，熟知尼布尔、博克、穆勒等人的史料批判方法和神话研究。他先后就尼布尔关于希腊神话和罗马史的著作撰写过书评，对作者处理神话、传说和历史的方法，有相当深入的分析。从学术素养来说，尽管格罗特不曾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可以说是19世纪从理论到史实都最有修养的学者之一[17]（P1-17）。对格罗特学术成长具有重大影响的另一因素是功利主义。格罗特曾与詹姆斯·密尔有长期交往，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边沁等关系密切。他积极参与当时的议会改革运动，共同促成了1832年英国国会的第一次改革。1833年，格罗特当选为国会下院议员，继续为推进国会改革努力。对实际政治的参与，让格罗特对政治生活的运转有了深切体会。更重要的是，功利主义积极推进民主政治的主张，成为格罗特最重要的信念，直接影响了他对古代民主的认识[17]（P24）。格罗特从20年代初开始为撰写《希腊史》做准备，写有若干篇希腊史笔记，意在反击对古代民主的不利评论[18]（P26-27）。1826年，他初次亮出了自己关于希腊史的基本看法，并对米特福德进行批评。他认为，希腊人在古典时代所取得的成就，给个人才能的发展创造的机会，是后来两千年中很少达到的。从1846年开始，他在10年时间里分批推出了自己12卷的希腊史，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许多重要问题，包括民主政治的起点，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解释。格罗特之前，几乎所有希腊史著作都沿用亚里士多德或者普鲁塔克等的看法，认为梭伦改革创立了雅典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导致了僭主政治，并以此为基准评价民主政治。格罗特不以为然，他敏锐地指出，荷马时代的政治中已经蕴含着某些民主的因子：公民大会和议事会是政府的有机组成部分，公共演说是政府治理的常规手段。希腊后来政治学、哲学等的发展，都与对公共事务的公开讨论，以及因此培养起来的辩证能力和思考习惯有关[19]（P195-196）。格罗特认为，推翻荷马式君主制后产生的寡头制并没有给社会下层提供必要的保护，代替寡头制的僭主制也没有取得稳定，因此，真正要取得稳定的统治，需要民主政治。他充分意识到梭伦改革的重要性，“通过解负令，梭伦废止了现存债务，并规定此后将债务人因未能履行财政义务变成债主的财产非法。此后，较之古代世界的任何地方，甚至较之最近之前的绝大多数欧洲王国，金钱、货币、契约在雅典变得更加安全，即使在后来的民主时代都如此”[20]（P217）。格罗特肯定梭伦将第四等级公民吸收入公民大会和创立四百人议事会的措施，但梭伦将公民划分为4个等级、并据此分配政治权利、扩大战神山议事会权力等措施，在雅典创立的是荣誉政体原则。他否认梭伦创立陪审法庭的传统，认为那是伯里克利时代改革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考察有关事实，我们会发现，与伯里克利时代比较，梭伦所创立的，不过是雅典民主政治一个赤裸的基础”。格罗特引用亚里士多德和梭伦的诗歌，证明后者并非雅典民主政治的创立者。“雅典真正的和前瞻性的民主运动只是从克里斯提尼开始，从那个时刻——当那个杰出的阿尔克麦翁家族的人，或者自发的，或者发现他自己在与伊萨戈拉斯的党争中失败，在非常危险的境况下，通过向人民做出巨大让步，换得人民的真心合作。而梭伦，如同他本人和亚里士多德所说，只是给了人民迫切需要的东西，再无其他。”[19]（P35-36）正因为梭伦政体没有让人民充分参与政治，才导致了后来的僭主政治。也就是说，通过“剥夺”梭伦创立民主政治的资格，格罗特把僭主政治兴起的责任推给了雅典制度中不民主的成分。格罗特高度肯定克里斯提尼改革，“他与人民的联合催生了雅典民主，那是一场真正且重要的革命”[19]（P217）。经过改革，雅典全体自由民都被登记为公民；所有公民都通过新的部落、三一区和德莫被整合为一个政治和军事上的整体；梭伦原有的大部分制度被保存，但组成和性质都有了变化，执政官等高级官员经由抽签而非投票选举产生；陪审法庭初步构建起来；十将军创立，削弱了军事执政官的权威；陪审法庭形成，开始掌管雅典司法；陶片放逐法以温和手段保卫着新生的民主政治，创造出一种在诸多国家和政制中都缺乏的政制道德：“政制道德赋予政制至高无上的尊严，又能强制在政制之下和之中行动的权力机关服从它，与之并行的，是公开演说、仅仅服从特定的法律制约，以及不受制约的对所有权力当局公共行动的批评。与政制道德结合的，还有对所有公民十足的信心，他们相信，在激烈的党派竞争中，对反对派而言，政制像在他本人心目中一样的神圣。”[19]（P93）雅典民主政治后来的稳定，与这种政制道德有密切联系。经过克里斯提尼改革，雅典民主政治初步形成。通过新生的公民大会，雅典人“习惯于既做演说者，也做听众。每个人，因为感到他对决定施加了影响，将他自己的安全和幸福与多数人的决定相认同，并熟悉了他既不能也不应抗拒的主权的观念”[19]（P85）。也就是说，在全体人民获得对国家的统治权之后，他们与国家之间再无任何阻隔，爱国情感油然而生，成为雅典后来政治稳定与强大的基础。随后，格罗特对新生的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归纳：这就是最初的雅典民主政治……既与此前梭伦确立的温和型寡头政治有别，也不同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以后和伯里克利生涯行将结束时流行的充分成熟的、对称的民主政治。它给其所诉诸的对象——公民的感情——留下的印象，不亚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可以看见的变化。他发现自己与武装的新伙伴一起集中在重装步兵队列中……他发现一年的时间被根据法律的意图重新分配了，变成了根据主席团命名的10个部分；每届主席团中，都有他有资格出席、神圣而言论自由的公民大会；议事会成员的数量和分配方式都是新的，其政治责任由部落成员履行……但最新奇的地方，是10个新部落，包括原来特殊的胞族和氏族成员，都被真正承认为雅典的主权德摩斯或人民；除梭伦财产中的四个等级以及分层的任职资格外，再无其他区别。对相当数量的公民来说，这个创新因下述事实变得更加亲切：对大多数公民来说，它提供了一个辉煌的政治理想，一个对希腊思想来说深刻的理想：能够呼唤起最热烈的归属感和积极义务与服从的忠诚感。[19]（P99）由于资料的限制，格罗特将某些公元前5世纪才发生的改革归到了克里斯提尼名下。同时，为论证民主政治激发爱国热情，他将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时间似乎也略微提前，将雅典人自发地驱逐斯巴达人与伊萨戈拉斯一党，与后来反击斯巴达和比奥提亚等的干涉的胜利视为前后相继的事件，大大增强了民主政治所产生的即时效果。而克里斯提尼仍然保持的梭伦对雅典公民按照财产进行的分等，被他轻轻揭过了。尽管如此，格罗特对雅典民主政治诞生年代的重新界定，特别是他对克里斯提尼改革各项措施及其与民主政治诞生之间关系的分析，仍然成为迄今为止最有说服力的结论之一。格罗特的资料批判和雄辩，使他的著作成为19世纪后期所有希腊史研究的出发点。“事实上，格罗特的历史给希腊史书写树立了新的标准，给予了新的刺激。在格罗特的旗帜下，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他的著作，或以原文形态，或以法文和德文译本的形式，到处旅行，给所有古典学者以深刻印象……19世纪最后50年的希腊史研究，要么是支持，要么是反对格罗特。”[21]（P23）在德国，学者们写出了一系列著名的希腊史作为回应。在法国和欧洲大陆上，他关于雅典民主始于克里斯提尼的看法获得了广泛支持[22]（P57）。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肯定了格罗特的结论，进而影响到苏联和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23]（P134-136）。甚至到今天，有关克里斯提尼改革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诞生的看法，仍被多数西方学者视为正统。奥斯瓦尔德从法律话语上的差别来分析克里斯提尼时代雅典政治术语的变化，认为克里斯提尼创造的平等和言论自由的口号，成为民主政治的象征[24]（P137-160）；埃伦伯尔格倾向于把克里斯提尼作为一个民主派政治家，出于真诚的信仰创立了民主政治[25]（P99）；梅耶更多地从民众参与角度分析克里斯提尼的平等具有的政治价值，认为那时的平等不仅表示法律面前的平等，还通过对制度的改造，使雅典民众对政治的参与获得了在场性，即雅典民众能够平等地影响法律的制定和政治决定的做出，因而成为民主政治诞生的标志[26]（P94-132）。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西欧政治的民主化，特别是下层阶级政治地位的上升，引起了部分上层阶级的担忧，并对雅典民主政治研究产生了影响。其表现之一，是埃菲亚尔泰斯改革受到更多重视。第一个强调埃菲亚尔泰斯改革重要性的，是英国学者沃克。在《剑桥古代史》第5卷中，沃克指出，埃菲亚尔泰斯改革是雅典政制史的转折点，“它是把希波战争时代的温和政制改变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极端民主的一系列变革中的第一个”[22]（P99）。希格内特在其主要著作《公元前5世纪末之前的雅典政制史》中，追溯了雅典政制从传说中的王政时代到公元前5世纪末的发展。从其强调雅典民主政治经历长期发展，而且在公元前5世纪经历诸多变化而言，他的观点有合理成分。表面上看，他仍认为克里斯提尼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创立者，但通过分析相关史料，他发现许多归于梭伦或克里斯提尼名下的改革，本是公元前5世纪末及其以后寡头派与民主派斗争时的伪造。不管是梭伦还是克里斯提尼，在他的笔下基本都是最低限度改革者。梭伦保持了贵族国家的基本制度，不过用财产替换了出身，从而纳入了部分新人[9]（P108）。庇西特拉图把平民因素纳入公民群体，解决了土地问题，有效统一了阿提卡，“曾经造成分裂的地方大家族的影响被打破了，所有阶层的成员都被迫尊重法律。这种拉平政策为克里斯提尼创建的民主政治铺平了道路”[9]（P123）。可是，克里斯提尼创建的仍是一种温和型民主，“人民是所有重要问题最好的判断者，但他们必须根据智者的建议才能被引导到正确的决议，必须把公共财政的监护权留给富人”[9]（P156）。总体上看，“他（克里斯提尼）的政制与梭伦创造的（政制）一致。虽然在其他方面，它较梭伦的政制是更加真正的民主，但它的更民主体现在形式上而非实际中”[9]（P157）。克里斯提尼的民主仰赖于中产阶级尤其是重装步兵的支持，并且接受大家族的领导。与这个政制相符的口号，是平等和言论自由，而非人民的统治。在希格内特笔下，雅典历史真正的转折点是埃菲亚尔泰斯改革。由于希波战争和雅典帝国时期海军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加了舰队以及组成舰队的第四等级的重要性。因为国家的安全和幸福在更大程度上仰赖于他们的努力，他们自然要求在政府中占据主导”[9]（P193）。埃菲亚尔泰斯的改革，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在司法等诸多领域的权威，并把它们转交给议事会、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等更加民主的机关，因而他的改革“可以公正地被视为雅典政制史上的转折点”，是“政制从温和走向激进民主发展中的决定性阶段”[9]（P213）。希格内特等的论证，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重视。罗兹就认为，梭伦改革虽试图攻击原始国家的不平等，并且确立一种每个公民都能在国家中有适当位置的制度，但是，“这还不是民主政治，它也无意成为民主政治”。克里斯提尼改革创造了古典民主政治赖以建立的新的结构，削弱了贵族的影响，并且在地方和城邦层面为宪政政府提供了制度，使得政制更加民主，但“民主的最终形成是埃菲亚尔泰斯和他的同僚们有计划的工作的结果”[27]（P87-89）。“在雅典历史上，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27]（P41）对埃菲亚尔泰斯改革创建民主政治论述最为充分的，是拉夫劳勃。他承认民主政治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梭伦、克里斯提尼等各有贡献，但民主最终形成，要等到埃菲亚尔泰斯和伯里克利改革后，即公元前450年左右。他首先界定了民主的基本含义：“民主政治以下层阶级充分参与政治和分享权力为特征。缺乏那一点，就根本没有民主政治。”[28]由于在希腊语中，人民即德摩斯的含义总是在变化，从这个角度观察，则只有在公元前462-前450年的改革完成之后，雅典方可称为民主政治。拉夫劳勃并不否认从梭伦到克里斯提尼改革的重要意义。“在扩大民众的卷入和责任、让政治过程更加透明、公开和得到规定方面，梭伦改革是关键。”但是，梭伦的目标是优良政制，是“传统的、贵族的‘优良秩序’”[28]（P144），不是民主。公元前6世纪的改革“极大地增强了政制平等，鼓励公民群体的大部分积极参与政治，并且把参与制度化了，但我们不应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平等充分扩展到了所有公民”，政治参与仍由社会地位和声望规定，只有那些拥有土地财产的重装步兵等级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地位较低的次等公民，可能不能在公民大会上发言，甚至不能投票。具体到克里斯提尼改革，“它不是民主那个词充分意义上的民主，因为第一，它没有把‘人民’那个词做全面的理解；第二，它没有赋予人民机构充分的权力，以使得它们能够完全控制政府”[28]（P148-149）。根据拉夫劳勃的看法，只有在埃菲亚尔泰斯等的改革后，雅典才把城邦民主发展到极致，“在那种制度下，所有公民都被充分包括在人民之内，他们控制了政府和政治。公元前462-前450年改革中民主政治的突破，其意义正在这里”[28]（P150）。民主是独特的雅典现象。这个特殊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自希波战争以及随后提洛同盟的发展“，在公元前5世纪70到60年代的雅典，舰队成为城邦安全、繁荣和权力的关键，雅典下层阶级的公民（第四等级）提供了绝大部分水手，成为他们城邦权力的决定性角色”。“大批传统上在所有其他地区都被视为一无是处的公民，成为他们共同体永远必不可少的角色；由于他们军事上牢固确立的和不容否认的作用，第四等级获得了必要的、最低限度的社会声望和自信，那使得政治上吸纳他们成为可能，我认为，甚至是必需的。”[28]（P122）也正是在这时，民主政治一词被发明出来，用来形容当时新兴的政治体制。它表明，“在这种制度下，人民真正（或应当）掌握了权力”。与此同时，公元前5世纪中期，在雅典人的名字中出现了表达人民统治的“德莫克拉泰斯”，“这是一个政治化的名字，反映了它所表达的政治理念的突出地位”[28]（P108，122）。拉夫劳勃对民主政治的界定：所有自由民都被纳入公民队伍，而且所有公民，特别是下层阶级必须真正掌握国家权力，显然带有亚里士多德关于激进民主论调的影子，同时带入了现代民主具有最广泛包容性的理念，但他从根本上忽视了亚里士多德有关民主政治分成多种类型的理论，事实上是把现代学者心目中的“激进民主”当成了民主的范本。虽然这样的做法可能符合拉夫劳勃对现代民主的期望，但与希腊人的实际并不吻合。同时，拉夫劳勃在大幅度拔高民主政治标准的同时，也把大多数希腊城邦从民主政治的行列中“开除”了，把民主政治变成了雅典特殊的现象和唯一。可是，如自19世纪以来学者们都意识到的，希腊城邦作为一种公民国家，其天然政治制度应当是民主政治。不管是斯巴达还是其他希腊城邦，政治制度中都包含一定的民主成分º[29]（P258）[30]（P7-29）。所以，他的观点得不到广泛认同，实乃必然。四、最新的研究进展
西方纪念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的活动，催生了一批论述古代民主政治的论著，部分论著涉及民主政治的发端问题。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莫里斯和拉夫劳勃主编的论文集《民主政治2500周年？——问题与挑战》和拉夫劳勃等的《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起源》。前书出版于1998年，是西方纪念民主政治2500周年的重要成果之一，后书近10年后出版。两书的观点和作者队伍大致相同，但有趣的是，在民主政治起源的年代问题上，作者们的观点差异相当大。华莱士从希腊城邦的一般特征出发，力证梭伦在人民的压力之下创造了民主政治；奥伯重申克里斯提尼改革所代表的新政治文化的作用；拉夫劳勃强调第四等级进入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埃德认为只是在公元前403年雅典大赦并且完成法律的法典化工作后，民主政治才最终确立。他们的看法，大体代表了西方学术界目前几种主流的观点，这里将以他们各自的论文为主，适当补充其他材料，对相关看法略作评介。华莱士的观点在稍早时发表的莫里斯的论文中有所预示。后者借用政治学家达尔的强势平等理论，认为希腊成熟的城邦特别是民主城邦中，盛行的是强势平等理论：“在一个群体中，其成员相信，他们都有大致平等的资格参与群体的决定，通过某种民主的过程，他们有相对较大的机会实现自我管理。”莫里斯广泛利用考古资料，结合非常有限的文献，证明在黑暗时代的希腊，盛行的仍是高低分明的分层社会，仅贵族有资格被埋入墓地。公元前8世纪，墓葬数量突然增加，陪葬品变得稀少和普通。墓葬数量的增加，暗示原来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的平民现在可以被埋入公共墓地。随葬品减少，则是富有阶级的统治逐渐让位于中等阶级的表现。因而把“所有成年人和儿童纳入同一个墓地中”的新墓葬制度表明，共同体已经取得对个别家族的胜利，中庸型（middling）共同体已经确立。中庸传统的突出特征，是把中等财富作为生活理想，青睐中等阶级，具体表现为所有成年男性，不论贫富，形成一个独占性的群体。重装步兵阶层的兴起，使得护国者扩展到所有中等阶级以上的成年男性中。到公元前6世纪末，中庸传统最终取得胜利，典型表现是那时连续出现的数次以平等为口号的改革，使得公民能够直接就共同体事务做出决定。因此，莫里斯认为，“寻求希腊民主起源最好的理由，是理解它的局限。它把中庸型男性共同体的理念推到极致，但用达尔的话说，是公民成为妇女、儿童、外国人和奴隶的保护人”。“在人类历史上或许是首次，在一个广泛的男性公民群体中，希腊人用出身代替了它（财富），创造了新的包容性与可能性，新的独占性和压迫性，它的结果是强势平等原则，那个原则的结果，就是希腊民主。”[29]（P19-42）莫里斯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把考古资料与有限的历史文献结合起来，把墓葬的变化与民主政治联系起来，把城邦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变化联系起来，把物质文化资料作为他的史料基础，为他的强势平等原则找到了公元前8世纪的源头。但是，他的解释有过度解释考古资料的嫌疑，所谓8世纪革命的提法，也没有被学界普遍接受[30]（P33）。对有限的文献，特别是梭伦等诗歌的解释，因为他忽视了诗人们属于上层阶级的事实，以及梭伦对民众公认的鄙视态度，也不能完全让人信服。不过，他的解释给其他学者提供了启示，他们再度回到文献，试图从那里寻求希腊民主的因子，华莱士是这批学者中突出的一个。在华莱士笔下，荷马社会的共同体中，已经有了某些民主的因素，特尔西特斯的发言和阿凯亚首领们的反应，表明政治个人主义和共同体生活已经存在。随后的赫西奥德时代，农民对贵族的不满公开表现出来。重装步兵革命引发了斯巴达的政治变革，那里有了第一部成文宪法，也有了平等者出席的公民大会，斯巴达成为希腊第一个民主政体。僭主政治体现了民众意志，因为他们都是民众支持和影响的产物。所以，当雅典公元前7世纪末爆发社会危机时，摆在雅典民众面前的有三条道路：僭主政治、立法和改革，以及人民暴动[28]（P52-57）。三者在当时的阿提卡都有反映，但梭伦选择了仲裁，他的措施是一场革命。然而，华莱士强调，梭伦改革并非改革者个人的主动作为，而是他对起义人民的要求做出的回应，所以并不是梭伦改革把雅典人民政治化了，而是使他们平和下来。通过取消债务、创立四百人议事会、给予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相当权力，“梭伦的德摩斯被赋予了巨大权力，梭伦创立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28]（P69）。正是因为民众在梭伦时代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才把庇西特拉图推上了僭主宝座，并且在僭主垮台后支持克里斯提尼改革，终至使民主政治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达到顶峰。因此，雅典后来的发展，不是民主政治的创立，而是公民们因为能够参与政府，不断推动了雅典政治的变革。在某些方面，华莱士呼应了莫里斯，尤其是他把重装步兵革命视为希腊民主前提、强调民众在早期希腊城邦中作用的看法，给莫里斯的结论提供了文献支撑。但是，他的论证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至少他未能成功解释，既然阿提卡人民已经政治化，成为某种程度的国家主人，那又如何可能放纵贵族为所欲为，以至于梭伦改革前阿提卡大多数人民成为贵族的六一汉或债务农？更重要的是，梭伦本人不是民主派，他最多是一个仲裁人，如《雅典政制》所说，“我所给予人民的适可而止，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梭伦曾经直言不讳地宣称，给予人民的“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富厚如属于没有教养的人们，餍足就要滋生不逊”[7]（P14）。这样一个人物的改革，不太可能导向民主政治。当然，对于梭伦将高级官职限于第二等级以上，占雅典人口大多数的第四等级仍被剥夺许多重要权利的方面，他没有给予任何合理的解释。奥伯的观点最初发表在他有关雅典革命的论文中，1998年，他做了进一步论证，其最终陈述，见于他与拉夫劳勃等共同撰写的著作中[31]（P32-52）[28]（P83-104）。与华莱士等不同，奥伯更倾向于强调雅典人民而非改革家个人在创建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他认为，强调克里斯提尼等的作用基于三个假设的前提：第一，把个人作为历史的主角；第二，个人发明创造了政府制度；第三，个人的改革措施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但他认为这些假设都不合理，根据他的界定，“德莫克拉提亚首先是人民的权力，是人民公开表现出来的使任何事情发生的权力，是一种人民在城邦中的权威或统治，被包含在政体中的充分‘共享者’不仅有重装步兵，而且有普通的（劳动的和低于重装步兵等级的）人民，他们占据了当地成年男性人口明显的多数”[31]（P71）。所以，民主是实践的产物，“最初是公民群体行动的产物，后来的维持，系于（存在且符合于）公民执行的一系列决定、行动和共同实践。”所谓民主政治的诞生，不过是“把认识论转向固化的那个事件，由此导向了那些制度上的创造：它们可以构建一个对社会戏剧化的新型理解的框架，并赋予其实质”[31]（P69）。换句话说，那些重视克里斯提尼改革的人重视制度构建的结果，而奥伯更重视导致新制度创建的公民群体基础以及思想，具体地说，是雅典人围攻斯巴达人干涉军的行动及其表达的政治含义。由于希罗多德的记载中仅仅提到雅典人和议事会，不曾记载任何著名领袖的活动，奥伯据此认定，当时雅典发生了一场由人民自主发动的革命。“这场革命在其更广泛的意义上（将其视为一个时代而非某个时刻）标志着政治权威与社会关系剧烈且决定性的转变，以及……人民思考、讨论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概念与话语的转变。这场思想、话语和行动上革命性变革的关键因素是一个政治社会学问题：那推动历史发展的相对狭小的统治精英被相对广大的普通的、非精英的公民取代。”即整个雅典公民群体，包括最低的第四等级的公民，都加入了反对斯巴达人干涉的活动，意味着雅典人民整体上发生了质变“，克里斯提尼发现，雅典人民的革命行动永远改变了政治和政治辩论的环境。革命之后将不可能再存在超出民众权威之外的安全的诉求。如果雅典要作为一个城邦生存下去，那就必须为政治权威话语寻求一个新的基础，但这个基础必须以人民自己的意志为基础……克里斯提尼设计的宪政秩序既确定了那场他缺席时开始的革命的框架，又以革命为基础”[31]（P226）。奥伯承认有创造力的个人与雅典政治文化的塑造有密切关系，但认为两者不能等同。“我更愿意认为，这些以及其他非常有能力的个人是对雅典政治环境的本质性变化做出的创造性反映——对于这些变化，他们正确地注意到了，而且这些变化是集体直接行动的结果。”[31]（P83）即首先有了人民的革命行动，然后才有改革家的制度设计。“民主制度的实践是作为对历史突破、对‘认识论’的社会与意识形态变迁的反应出现的，也就是说，雅典人相互之间的想法、说法和做法发生了本质性的、相对突然的变化。”[31]（P83）“所以，我所寻求的，是一种认识论上的转变，一场事变，它刺激个人设计出能够容纳、体现这一戏剧性的、对社会做出新的理解的制度，从而使这种转变固定下来。我将论证，这场关键性的转变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末的最后10年中，其决定性的事变是雅典人民的起义。”[31]（P83-84）“民主是随着人民具有作为集体历史人物能力而产生的，在雅典，那是在‘我，人民’做了某种确实重要的事情——将斯巴达国王围困在雅典卫城3天——后发生的。”[31]（P84）奥伯强调这场起义的两个特点：一是它乃全体雅典人民的自发行为，二是起义者表现得相当有纪律。尽管奥伯也意识到，革命并非民主产生的充分条件，雅典此前数百年的发展，设计出复杂制度的个人，都在民主的产生中发挥过作用，但仅此而已“。我相信这场革命是民主兴起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它使人民的公开统治成为可能”[31]（P89）。以此为基础，奥伯连带批评了那种把有创造力的个人、制度的发展和雅典帝国视为民主产生之必要条件的看法，认为他们是本末倒置，把车摆在了马的前面[31]（P96）。奥伯的论证让我们注意到民主产生的社会基础，但是，民众起义一般是一过性的，起义的成果必须被转变成制度安排，才能巩固下来。斯塔尔和沃尔特的论证，对此提供了最好的补充。他们坚持认为，公元前508年雅典人反对斯巴达人的行动，的确是一场真正的人民革命。在雅典公民国家演进过程中，雅典人成功击退了贵族复辟的企图，宣告了他们更多分享政治权力的要求，“如果雅典历史上真有现代意义上革命性的时刻，则它就发生在公元前508年那3天中”。克里斯提尼所设计的“以所有公民实际和积极行使权力为基础的政制，因此是该词古代意义上所说的‘民主政治’”，适应了公民实现自己权力和潜能的需要，可以让他们保卫自己的政制和集体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威胁[32]（P154）。通过部落改革把新老公民都整合于雅典公民群体，克里斯提尼消除了不同地区的特殊性以及个体公民的孤立性，“使公民的大部分经常性地、自然地参与到甚至日常的政治和常规事务之中”。一方面，贵族和精英阶级学会在新制度下继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公民的在场性——他们组织在德莫和部落中，他们对政治的卷入，对中心的事件和决定行使控制权的前景，都增加了，而且有进一步增加的潜力”。总之，“克里斯提尼成功地把公元前508-前507年的革命冲动转化成某种永久的和制度性的东西。只有在克里斯提尼创造的政治空间（或“上层建筑”）中，那种特殊的思维才能繁荣”。他成为一场政治革命的助产士，构建了雅典公民国家，帮助民主政治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们还对克里斯提尼在改革后的突然消失做出了新的解释，“一旦人民坐上了马鞍，笼头的制作者就可以安静地下台了”[32]（P158-160）。虽然斯塔尔和沃尔特比较恰当地阐释了人民“革命”和构建制度的领袖之间的关系，但他们仍未能避免第四等级公民被排除在官员队伍之外，大众是否能够充分控制精英所提出的问题。同时，他们也无法说明公元前5世纪何以仍需要对制度不断进行变革的重大问题。这些弱点，为德国学者埃德否认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的民主性质留下了空间。埃德赞同学界的一般看法：民主政治的形成是一个从荷马到希罗多德时代的长期过程。每次重要的变革，可能都是下一次变革的准备。这个过程中，或许存在着多次“奠基性的”事件。但到底哪个是真正的奠基，则取决于学者们如何界定民主政治的含义。与奥伯相反，埃德重视贵族的作用，认为他们是希腊城邦中的主角。换句话说，在贵族争斗过程中，不断吸收民众加入政治，最终民众把贵族踢到一边，开始独立管理城邦的事务。直到那时，民主政治才算最终形成。根据这个标准观察雅典历史，需要综合考虑到贵族丧失权力、民众政治觉醒、制度的安排等多个方面。它们最初虽然相互联系、平行发展，但直到所有这些线索合并成一个整体，雅典人民能够独立行动和控制国家的时候，民主政治才最终形成。据此，埃德否认从梭伦经克里斯提尼到埃菲亚尔泰斯改革中的任何一个，甚至伯里克利时代的变革，可以被视为民主政治诞生的标志。具体说来，梭伦确保了上层阶级的权力，无法保证重装步兵共同体免受贵族竞争的困扰，未能给城邦带来稳定；僭主政治和克里斯提尼改革的确把民众纳入政治考虑之中，可是克里斯提尼未能触动执政官和议事会等的构成；埃菲亚尔泰斯的改革固然把大批民众纳入政治进程之中，但制度的重要性直到后来才被注意到。更重要的，是贵族和民众之间矛盾尖锐，两者互不相让，终于酿成公元前5世纪末两次严重的流血冲突和政变。那如何解释表达民主政治的术语demokratia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埃德指出，民主政治一词被创造出来时，不是如一般表达政体的术语那样由人民和统治（arche）构成，如君主制和寡头制那样，而是把人民（demos）和权力（kratos）结合起来。前者仅表示人民中的下层，后者仅表示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进行统治，所以它很可能是一个负面的术语，代表群氓的统治。demokratia表示贵族意识到自己无法离开民众掌握权力，只能通过讨好民众获得影响，但与民众自己真正掌握权力仍有显著区别。希波战争后出于统治帝国的需要，雅典民众首先在军事上被动员了起来，之后在政治上，把他们作为选民动员了起来。民众崛起的结果，是最终把设计出民主制度的贵族挤到了背景之中。公元前5世纪末的政治斗争表明民众真正控制了政府，而且有能力合理地使用权力。具体的表现，一是民主政体在公元前4世纪几乎没有变化地延续了82年，取得了稳定性，二是它表明，民众有意识地支持这种基于法律和自控的民主政府，不再利用自己人数的优势剥夺或者挤压贵族，两个阶层和谐地共存于一个政府之下。可是，埃德的看法显然不能让人信服。首先，在希腊城邦中，政治从来就是公开并由公民参与的。古风时代两百年的发展，使得城邦公民中的相当部分，主要是重装步兵及其以上等级的公民，获得了多种政治和社会权利，成为真正的“公民”。只是在不同的城邦中，政治的公开和民众参与的程度不同。任何一个城邦的政制，都会随着参与者成分的变化，民主程度有相应的改变。其次，他提出的民主政治的最终形态或曰稳定问题，并非全无疑问。罗兹的研究已经证明，公元前4世纪雅典城邦政制有过许多重要变化，一个基本趋势，是为了效率牺牲民主。他并且指出，民主政治依靠公民的积极参与维持，一旦公民不再需要，则民主政治难以为继[33]（P305-323）。最后，埃德所谓公元前4世纪宪政的稳定问题，也有可以诟病之处，因为众所周知，梭伦的政制在庇西特拉图时代得到保持。如果那样计算，梭伦政治一直延续到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改革之时，甚至较82年更长。埃德的意图，是希望从现代民主的标准出发，强调公元前4世纪雅典人民的自控，使他们能够与精英阶级和谐共处。然而恰恰在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等人把民主政治描写为穷人对富人的专政。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史实上，埃德的看法都无法接受。五、结论
数百年来对民主政治起点的寻找，好像一无所成。最近研究中多种观点的流行，似乎让起点变得更加模糊了。但回顾人们对起点的寻求过程，仍能给我们某些启示。当学者们在寻求雅典民主政治的发端时，民主政治本身总是在被重新界定。希罗多德的民主意味着自由和平等；亚里士多德的民主中，民众控制法庭和国家机构更加重要；对格罗特来说，民主表示克里斯提尼改革创造了支持民主政治的参与型文化；沃克和拉夫劳勃等人的民主，表示下层阶级控制了政治进程，并且真正掌握了做出决定的权力；对奥伯而言，民主政治以人民的自主行动为前提，革命受到重视；埃德更多地注意雅典人民独立且温和地与贵族共处，达成政治的稳定。只要人们对到底什么是古代民主政治的定义不能达成一致，则民主政治必然会有诸多不同的起点。学者们对古代民主政治的界定，不可避免地与他们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认识和评价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并不奇怪，毕竟如克罗齐所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古代民主的价值，在于生活在当代的我们试图从雅典人那里获得某些启示与灵感[34]（P126-130）[35]（P63-87），体现在搜寻民主的发端时，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现代民主作为参照。格罗特勾画的雅典民主政治图景“，在更好的环境下，是雅典在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可能成为、不列颠尚有待成为的样子”。在奥伯那里，古代民主的直接参与制度，被视为现代社会治理有益的参考[36]（P1-3）。在这个意义上，对古代民主政治起点的寻求，很大程度上是现代与古代之间的对话[37]（前言P1）。可以相信，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学者们对现代社会的不同理解，古代民主政治的起点，会继续处在不断的摆动之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学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在民主发端问题上随心所欲。历史学的基本要求是,所有的看法都必须从史料出发。通观学者们搜寻民主政治起点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他们可以利用的资料一直在扩展之中。格罗特充分发掘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的史料；莫里斯有关中庸意识形态的建构，首先来自他对早期希腊墓葬史料的研究与综合。即使就文献史料而论，哲学的、科学的、文学的（抒情诗、悲剧和喜剧的）等非传统的史料，都成为当今主要的讨论对象和建构依据。雅典民主研究的每一步发展，都伴随着对新史料的发掘，对传统史料新的解释。最后，是社会科学方法不断被引入历史研究之中。民主政治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政治学重要的研究对象。对它的深入研究，必然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综合。格罗特能够在传统的史料中发现古代作家们的偏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作为功利主义哲学家的信仰。芬利对古代政治的讨论，采用了政治学或社会学的框架，借用了社会心理学理论。女权主义、公共交往理论、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等概念的引入，加深了我们对古代民主政治的认识。他们的研究表明，适当借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不仅可以补充传统史学方法的不足，而且可以提出新问题。事实上，话语转向、性别研究、大众传播理论、艺术史、法学等，都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雅典民主研究之中[38]（P392-409）[39][40]，已经而且会继续对民主政治的研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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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海德格尔、爱因斯坦，他们思考的话题，其实与你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