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及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虽然人类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会渴求声誉，但附于其上的价值以及追求声誉的手段却大不相同。在分析强调重点与基本态度迥异于自身文化的另一种文化时，必须牢记在心的是：即使是对于人类生活中最普遍的那些层面，每个社会都会形成不同的观念。这类观念上的差异经常反映在语汇之中。但是真要深入了解这些观念对其传承者的完整意义，就必须仔细研究形成这些观念的情境。中国人对于研究“面子”观念之所以饶具兴味，一则因为借此可以看出人们获取声誉以及稳固或提升地位的两组标准，同时又可以了解在同一个文化架构之内各种不同的态度如何互相妥协。这两组标准可以用两个词来加以区分。就字面来看，两个词的意思都是指身体的“脸”部。其中之一是“面子”，代表在中国广受重视的一种声誉，这是在人生历程中步步高升，借由成功和夸耀而获得的名声，也是借着个人努力或刻意经营而累积起来的声誉。要获得这种肯定，不论在任何时候自我都必须仰赖外在环境。另一个是“脸”的概念，美国人虽然略有所知，却未曾真正地了解它。这是团体对道德良好者所持有的尊敬：这种人无论遭遇任何困难，都会履行应尽的义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表现出自己是个正直的人。它代表社会对于自我德性之完整的信任，一旦失去它，则个人便很难继续在社群中正常运作。“脸”不但是维护道德标准的一种社会约束力，也是一种内化的自我制约力量。由于以往未曾有人注意到这两组声誉标准的差异，因而本文将详细分析这两种观念，同时探讨它们在社交场合中的实际应用。“脸”和“面”这两个字中，后者较前者远为古老，在古代文献中已经可以发现。早在公元前4世纪，“面”便有指涉自我与社会间之关系的象征性意义；“脸”则是比较现代的名词，《康熙字典》引用的最早典故出自元代（1227—1367）。这个字似乎起源自中国北部，而后在身体的意义上逐渐取代了“面”，而获得了某些象征性意义。同时，“面”加上无意义的虚字“子”，又发展出各种不同的意义。如今这两个字在中国北部和中部都通用，不过“脸”在长江中部各省的使用不如它在北方的范围广。然而，此处我们虽然已经了解了“脸”和“面”所指何物，一般人并不能自觉地体会其差异。一、脸（一）“丢脸”“丢脸”是团体对不道德或社会所不同意之行为的责难。严重损害社会道德规范之事，一旦为大众知悉，便构成个人品格上的污点，同时引发大家的互相责难。被发现的欺诈，被揭穿的罪行，卑劣的行为，错误的判断，为一己私利所说的谎言，任职期间有渎职行为，背弃诺言，欺骗顾客，有妇之夫和少女发生越轨行为，这些都是可能引发社会非议的一些行为，对自我而言，都是“丢脸”之事。有位美国人在中国内地旅行时的体验，可以作为“丢脸”的一个简单例子。在一个小村庄里，她和一位农人约定，用农人的驴子作为交通工具。到了约定的日子，农人跑来说，他的驴子没空儿，要求她再等一天。因为他们早已有约在先，他坚持不让女士设法另外再找一头。他们最先在旅店中来回争论，然后吵到庭院外。围观者没人开口说话，不过有些老年人却一直摇头，口中念念有词。农人的情绪愈来愈高昂，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最后，他调头离去，不再争论，让那位美国女士自行再找一头驴。农人已经感觉到群众的不以为然。大家对他想利用美国旅人的困境占便宜所做的非难，让他觉得“丢脸”。1935年在北京发生的一件犯罪案是说明“丢脸”严重性的最好例子。有位大学男生和一位女学生发展出非常亲密的关系。他本来答应和她结婚，但是当发现她怀孕时，却写信否认其承诺。这位女生随即到他的宿舍去找他。遍寻不着后，她随即上吊自杀。那名学生立刻被捕，并且被判10年徒刑。由于他的不负责任导致女孩走上绝路，大众对他不满的情绪达到极点。自杀本身就是一种最严厉的控诉，引起许多人议论他的恶行劣迹，让他“丢尽了脸”。不过，大众的论断并非永远站在法律这一边。如果大家认为某人所犯的罪行情有可原，虽然他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可是社会大众并不认为他是一个为了私利而违反道德原则的人，他便不会“丢脸”。在上述例子中，受害者借自杀来暴露负心汉的品格。其实，比较温和的手段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受到虐待的仆人可能对主人大发脾气，抨击他不人道的行为。学生可能因为老师犯错而出他的丑。顾客发现商人想在交易中占便宜，也可能招来一大群人，告诉他们这商人是个什么样的人。由于生意人非常珍惜本身的商誉，他们通常会对特别啰唆的顾客让步，以免招来路人侧目。仆人、学生、顾客都可能用使其对手“丢脸”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由于理直气壮的愤怒是弱者或欺诈不公之受害者所能掌握的正当武器，身居高位的人，诸如地方乡绅或城市中的专家学者，在和地位较低的人周旋时，必须格外审慎。这些人理应受到年纪较轻及地位较低者的尊敬，但如果他们做出违背社会期望的行为而丧失自我尊严时，社会地位越高，他越要维护自身的尊严，他的“脸”也越容易受到伤害。穷人可以撙节支出，但是有钱人如果斤斤计较，便会有失体面，而引起大众非议。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和粗鲁的乡下人发生争吵，也是大失尊严之事。受教育除了累积知识外，还应当陶冶品格，所以“喝过墨水的人”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更应当在社交行为方面表现自我节制。因此，和不识字的人公开争吵会损害自我的尊严，而让他“丢脸”。家庭中也有地位高低之分，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比依赖家庭生活的任何一个年轻男子占有更高的地位，而且应该受到更多的尊敬；在和地位较低的人交往时，如果处置失误，便会引起较多的非议而“丢脸”。同样，同一家族年纪相若的两个男孩，其中之一可能因为结婚而取得较高的地位。此后他的行为举止便必须像个负责任的成人，同时必须抑制自己再做出诸如吃糖和放鞭炮之类的孩提般的举动，这些事对他未婚的堂兄弟来说则属无可厚非。有一次我因为男仆不诚实而打了他一记耳光。不管打什么人都是粗鲁的举动，尤其年轻女孩对男仆施加体罚更是有失尊严。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必须忍受家人的责备，在其他仆人眼中，我更是“丢脸”到家。没人同情我，那个男仆也没有受到其他人的非难。国际政治上也可以找到这种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由于英国对其他小国负有条约义务，张伯伦的姑息政策在中国就被认为是极端“丢脸”之事。为了顾及自身利益而不愿信守对弱国的承诺，既不符合其自视为世上最强帝国的地位，又违背了英国领袖想被尊敬为绅士的渴望。因此，“丢脸”的程度会因自我地位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公众在表达意见时，通常会考虑诸如贫困或被压迫等生活中值得同情的因素，有钱人的过失经常会在其优越社会地位的参照下凸显出来。运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必须以不违背道德标准为前提。居于从属地位的人，也可以利用居高位者必须维护颜面的事实。有些大学生往往会问第一次上课的讲师一些艰深的问题，如果他无法回答，而显示出他的无能，他的脸便丢光了。同样地，在生意往来中，如果债权人无法从顽强的债务人手中取得债款，他可以威胁对方：如果他公开指责对方不负责任和蓄意欺骗，后者便会丢脸。因此，债务人常躲起来避不见面，这种举动通常等于是承认自己无能。如果债务人为了顾全“脸面”而付清债款，债权人便会感到满意，此时他已经获得了道德上的利益。由于意识到似乎有个无形的群众正在监督着自我的举止，它会无情地谴责任何不道德之事，并以讥嘲加以惩罚，有些人因此而变得极为敏感。尤其是在采取主动可能招致挫败的场合更是明显。向异性求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现代中国已经不再信任父母安排的婚姻，可是一个男孩和某个女孩即使已经相当熟稔，他在下定决心提出关键性的问题之前，通常还是会犹豫良久，因为他怕遭到拒绝以及朋友们随之而来的讪笑。同样地，男孩在追求女孩时显得十分羞怯，怕在对方心中留下笨拙的印象而“丢脸”，所以他们通常会请朋友帮忙把自己介绍给心目中的女孩。考试失败的年轻人有时也会因为极度羞愧而自杀。要想了解“脸”的这个层面，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这个文化中有关人格的概念和“脸”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经常论及：中国人对其成就和地位往往过分谦抑，他们有时甚至将之斥之为虚伪。有些观察家在初次见面时，往往以为这种过度谦逊是缺乏自信的象征。其实不然。高估本身的才干，夸大自己的能耐，以使自己的地位凌驾于同侪之上，很可能受到社会的冷眼相待。暴力行为令人厌恶，任何可能招致其他人不悦的行为，诸如嫉妒和嫌恶，亦是如此。喜欢夸耀的人遭到挫败时，不但得不到朋侪的同情，反而会遭到讥笑。对自身能力判断欠佳的人往往被讥为“轻浮”；反之，举止严肃、审慎评估本身能力、与人应对力求周到的人则被称为“沉着”或“稳重”。前一种性格让人无法信任，后者是好公民和值得信赖的朋友。既然一个人很难在每一点上估计自己的能力，也无法事前预知每次行事的结果，所以预先贬低本身的价值才是明智之举。如此一来，个人可以不断听到朋友们赞扬他的谦虚，同时增加自己对于成功的信心。怕被视为“轻浮”颇类似于担心因行为不检而受到谴责，所以自我随时随地会贬抑本身的才智和能耐，却深信人们会因此而给予他更高的评价。对于谦逊的重视似乎和“修养”的重要性有关。孔子认为，在变成治国的人才之前，个人必须先经过一系列的训练过程；学者们经常强调，个人必须对其自身品格的修养负责。一个“没有修养”的人就是不考虑别人或者喜欢自夸的家伙。他做事失败正好说明他的不成熟和不稳重，这也会削弱整个社群对其工作表现的信心。这种态度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个人在批评他人之后，如果犯下同样的错误，他便很丢“脸”。譬如甲乙两人做出同样的行为。乙也许是因为不知情，也许是无意中犯错，其真正用意并未为人所知。甲在谴责乙之后，显示出其见解比较高明，至少他知道这种行为是非常不明智的。如果他也犯下相同的错误，他的表现不是意志薄弱就是修养不足。人性本恶的观念在中国付之阙如，人格的修养应该随着心灵的成熟与日俱进。不诚心努力增进自身的品格，而只注意别人的缺点，正如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社会会以“丢脸”之类的概念来表现对其的鄙视。我们说过，任何违反道德规范以及不符合个人地位的行为都会贬低个人的品格。感受到尊严的损失之后，便可以用“丢脸”象征性地表示出来。怕“丢脸”使个人对道德的界限保持自觉，它维系了道德价值，并且展现出社会制约的力量。不道德的行为，例如投机者的踌躇满志，只批评别人而不检点自己，由于缺乏判断力而导致失败，都可能受到“丢脸”的责备。“丢脸”的感受十分强烈，它不只会引发社会的谴责，同时也会使社会对自我的品格丧失信心。中国人许多日常活动的运作都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由于社会的信心对自我的运作十分重要，“丢脸”已经变成一种具体的顾虑，它对自我神经系统的影响甚至要比实际的恐惧更强烈。“丢脸”的另一种说法是“丢人”。此处“人”主要是指“人格”，“丢人”这种新的说法将来也很可能取代“丢脸”。下面要讨论的是“脸”的其他用法，不过它们都不如“丢脸”一词重要。（二）“给某某人丢脸”自我通常归属某一个密切整合而又与他荣辱与共的团体。他的家庭、朋友群体以及他的上司都会关注他的成败。所以个人不只是“丢自己的脸”。公众严重的羞辱或讪笑必定会影响家庭声誉。青年男女如果发生不可告人之事会受到双亲严厉的叱责，因为这“丢了他们的脸”。在上述背弃婚约的例子中，女方家庭感到强烈的羞辱，并坚持严厉惩罚祸首。他们之所以感到“丢脸”，是因为女孩的自杀正显示出她行为的轻率。学生举止不当引起社会讪笑，是“丢他们学校的脸”。许多中国人碰到美国人时感到特别尴尬，他们担心在无意中违反礼俗可能会“丢他们国家的脸”。长辈经常用这种说法来激励年轻人奋发向上，循规蹈矩。“别丢我们的脸！”不只将“脸”的观念深植于年轻人的心中，也让他们了解，他们的家庭对其行为负有共同的责任。他必须牢记：他的品德必须与其家庭地位相符。这种说法偶尔也可以用来开玩笑。有个大约11岁的男孩为了提高自我的地位，对大他三岁的侄女说：“你老是喜欢用这些奇装异服来炫耀自己。你真是丢我的脸。”穿着奇异以引人注意跟自夸同样糟糕，因此会受到高尚社会的冷眼看待。在家庭以外，老师对学生的成败也负有部分责任。所谓“师”是指训练自我以从事工作的人，不管他是大学教授、手艺师傅或其他被选来教导年轻人的人；老师只有在和学生建立亲密的关系之后，才会关心后者的福祉和成就。如果一个人“丢他老师的脸”，因而显示出老师无能，则他的自我会备感羞耻。如果自我严重违反了社会规范，不只会在他本身的品格和家庭的声誉上蒙上一层阴影，同时也会让人怀疑：在他生活中曾经教导和提拔过他的人是否有良好的判断力和公正性。换言之，“丢脸”的程度不仅随个人过错或失败的严重性而定，而且对与自我亲疏程度不同的其他人，也各有不同的意义。（三）“不要脸”这是一种严厉的指责，意思是自我不在乎社会对其品格有何想法，他甘冒违反道德标准之大不韪而获取私利。社会制约力量对这种人丝毫发生不了作用，因为他根本不把游戏规则放在心上。更有甚者，倘若某人“不要脸”成性，他的亲友便无法预测他的言行。除非为环境所迫，否则很少有人愿意和这种人打交道。应该了解的是，这种说法主要是指为了私利而占别人的便宜，对传统习俗无所顾忌通常被人们认为是特立独行，但并不算是“丢脸”。挂羊头卖狗肉或囤积居奇的生意人，贪图己利而口是心非的人，为了金钱利益而徇私市惠的政客，利用男友甚至出卖青春的女孩，诸如此类的人都可说是“不要脸”，有时也可以说是“没有脸”。这种人的所作所为通常无法用法律来加以处罚，大众的非难也可能是不公开的。但是他们一旦遭遇不利情境时，社会将袖手旁观，不愿给予道德及物质上的支持。他们无法倚赖社会关系的网络来帮他们解困，因为他们早已因为违背道德标准而陷于孤立。事实上，社会甚至会认为他们的失败或不幸正是不顾社会道义的应得报应。“不要脸”是吵架时经常听到的一句骂人话：“你明明知道不对还要辩解，难道不要脸了吗？”“死不认错，不要脸的人是你！”这样一来一往地相互指责。最严重的情况是低地位者用之于高地位者的身上。前面说过，有些学生喜欢提问题来“考”新讲师。有一次，有位新老师无法给予学生满意的答案。学生对他的考验结束之后，他仍然没有会意过来。学生们很不客气地说“他不要脸”，然后陆续离开。当然这是非常极端的例子。如果大家有充分理由可以实行这类抵制，受辱者便不可能再露脸。学生们也可能因此而成功地阻止那位讲师继续在这所大学授课。有时候，“不要脸”的使用也带有幽默的意味。人到老年之后，用以规范年轻人生活的习俗和道德约束也随之变得松懈。对年轻人而言，饮食和享乐过度会遭受非议，对老年人则宽容得多。社会知道：他们是善良百姓，也愿意原谅他们的一些小弱点。因此，当他想放纵自己时，可以用“我老得可以不要脸了”作为托词。虽然这种说法只在山东某地流传，老年人享有较多偏离习俗的自由，却是典型的事实。这并不是说“脸”对老年人不再具有制约力，而是意味着，社会对其自我修养的信任，并不会因为他忽视习俗而发生动摇。在年龄层的另一端，小孩也不必受到“脸”的严格制约。孩子的言行举止表现得较其实际年龄为小，比方说八九岁大的男孩，仍然抢着要最大块的糕饼，也会被人调侃“你这样子真不要脸”，但却没有人会当真。青少年对“脸”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自觉，争吵时会相互指责对方“不要脸”，但是他们受辱的感觉却尚未发展到那样强烈。（四）“没有脸”这个说法如今几乎可以和“不要脸”互相通用。这大概是对个人所能做的最严厉谴责。譬如，在国家危难时，变成叛国贼的人常被指责为根本“没有脸”，意即这种人已经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义务弃之不顾。同样地，将宗教信仰当做踏脚石，以之作为晋身之阶或以之谋取物质利益的人，在大众眼中也“没有脸”。这里所分析的“不要脸”和“没有脸”两种讲法，有时比“丢脸”更为强烈。某人可能因为无知或经验不足、举措失当而“丢脸”；这时使用“丢脸”一词不过是要让当事人知道他犯了过错。“不要脸”强调的是个人意志，是某人故意将“脸”排除在考虑之外。“没有脸”或许是三者之中最为严厉的：自我已经失掉“脸”的感觉，即使违反了道德规范他也毫不在意。“丢脸”的说法何时开始通用，已经无从考证。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没有脸”便已经流传于世。当时“脸”这个字的使用还没有固定下来，通用的是一个较老的字“面”。历史上有两个例子可资引用。周朝末期，诸侯群起争霸。在宰相管仲辅佐之下，齐桓公终于成为诸侯的霸主。管仲临终时劝诫齐桓公将某些人从朝廷斥退。齐桓公答应了，可是后来却发现自己少不了他们。这些人掌权之后便设计推翻齐桓公。最后叛军攻占了王宫。齐桓公被放逐后，沦落到无饭可吃的地步。当他想起宰相管仲的忠告而自己却弃之不顾，不禁悲泣道：“亡者无知则可。设若亡者有知，我有何面目见仲父于地下？”秦朝在公元前207年覆亡后，在争夺天下的斗争中，项羽和刘邦最具实力，最后失败的则是项羽。经过几次挫败之后，项羽的军队终于被敌人团团围住。他知道大势已去，便率领一小队骑兵突围，在敌军追赶之下，他逃到乌江边。当地的地方首长出来迎接，并且告诉他如何安全逃走。如果回到江东故里，他也许能够东山再起。他回答说：“我和江东八千子弟兵一起出来打天下。如果我战败而独自回去，即使江东父老怜悯我，甚至奉我为王，我又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在上述两个例子中，“面目”的意思是指“脸”和“眼”，在中国中原一带至今仍然广为人所用，但在中国北部则已经为“脸”所取代。在出征之前，项羽信心十足地说他一定会赢得天下。他不只让那些信任其才干的人失望，同时也在他负指挥之责的挫败中牺牲掉了所有的年轻人。“我没有脸去见某某人”，当自我觉得，由于本身的过错而令某人失望时，经常会使用这种说法。将父亲的辛苦钱挥霍殆尽的儿子，挪用公款、背弃国家或上司对其信任的官员，未能圆满执行上级命令的下属，因为大意而战败的军官，自身失败而牵累其他人的领袖，都可能感觉“他们没有脸”去见其长辈或上司。此时，自我并不一定要面对公众舆论；即使只有一个人在场，甚至一个人也没有，他心中也可能产生辜负他人信任的意识。这种现象显示出社会制约的完全内化。自我通常都会实践他心目中想象为社会所认可的举止，以挽回自己的“脸”。（五）“脸皮厚薄”“脸皮厚”的意义和“不要脸”有点儿类似，不过却较为委婉。它的象征意义是：皮肤仍然在脸上，不过却很难用社会的否定来穿透它。这意味着漠视公众非议，或是年轻人蔑视长辈加诸其上的社会道德标准。当友人不断向自我暗示其行为已经逾越礼数，而自我却浑然不觉时，这句话便可以派上用场。一个小例子是，有位客人久待不去。虽然女主人百般设法使她了解主人希望她离开，她仍然无动于衷。对方离开之后，女主人悻然对我说：“那女人脸皮真厚！”中国人十分重视待客之道，他们尽量避免让客人觉得自己不受欢迎。因此，友情能进展到何种程度，完全要由访客自己来体会。脸皮薄的人对外界的议论相当敏感，他们经常花费许多心思来维护良好的声誉。但是，有些人的脸皮实在太薄，朋友最起码的批评都会使他们觉得不快。有位朋友在论及政治生涯时跟我说，从政的人必须脸皮厚才能做出许多违背良心之事。不少学者奉命出任公职后，发觉自己无法胜任。此时他会承认：自己脸皮太薄，不适合在政界打拼。然而，总的来说，社会还是喜欢脸皮薄的人，因为他们比较遵守社会规范。从上述的讨论中可以看出：重视“脸”是一种真切的关怀，“丢脸”会给自我带来强烈的羞辱。由于不注重“脸”的人往往无视社会的制约，因此，社会往往会对他施予最大的压力，企图对他灌输“脸”的意识。“脸”的主要标准包括正人君子所应具备的各种美德。偶尔的过失会被调侃几句，并被讥为“丢脸”；反复犯错便会引起强烈的非议，甚至导致整个社群在心理上和他划清界限。意识到“丢脸”时，社会对个人品格的信心已经受损，它会使个人陷入受轻视和孤立的危险，因此能对个人产生强烈的制约作用。二、面子虽然“脸”字同时具有一种实质和一种象征性意义，“面”字则发展出各式各样的意义，实质和象征兼而有之。（1）“面”在生理学上本来就是指脸。这种用法在诸如“面貌”和“面目”之类的组合词中仍然可以找到。“面貌”也是脸的意思，不过除了和面结合而产生像英文名词looks（外表）之义外，它却很少为人所用。面也在一些常用成语中出现，例如“面如桃花”和“白面书生”，后者是指以读书为业的学者。（2）“面”可能是物体的表面，例如，“表面”意为外观，“桌面”是指桌子的表面，“地面”则为地球的表面。（3）“面”可能指方向，例如，东面或西面。（4）“面”也可能指方面，例如，正面和对面。在以上的组合中，“面”代表的是具体的概念。它的象征性意义则包括：（1）社交上的“方面”，例如，“八面玲珑”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和不同的人圆滑相处。（2）它可能指人们面对面的场合，例如，会面或当面商量。（3）“体面”也就是好看。此时美的概念和社会赞许合而为一；外表好看的人可说是有“体面”，但行动慷慨大方也是表现得很“体面”。（4）前面说过，中国有些地方仍然使用面，有些区域则用脸。在长江流域常说“面皮薄”以取代“脸皮薄”。（5）“顾面子”。自我要提高声誉，必须考虑本身的面。因此，士绅之家会为家长的生日摆下盛大的寿宴，同时演戏数日，以供地方人士欣赏。社会的赞赏便增加他的面子。自我有时也要顾虑他人的面子。例如，他要避免贬损他的邻居，以免引起任何非议。尤其是学生表现不佳时，老师也常会有这方面的顾虑。某位员工的表现也许乏善可陈，但由于考虑到他家庭的面子，老板会把他留下来，给他一个改进的机会。有时，顾及他人的面子直接违反了社会甚或当事人本身的利益。很明显地，顾虑太多的老师根本无法纠正学生，顾虑太多的行政首长或家族领袖也会发觉自己缺乏权威。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文学中，我们可以找到无数例子，赞美个人不顾情面，厉行职守。（6）“面子上不好看”：这种说法是在描述个人面对社会非议时的感觉。这和脸的概念有关。事实上，脸也有相同的用法。但是这种说法中的耻辱远比丢脸轻微。后者通常是指违反道德标准，“面子上不好看”则是由于疏忽而违反了某种习俗，和个人品格是否健全并不相干。自我觉得自己的声望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但却不会有强烈的羞辱感和社会孤立感。（7）“增加面子”：增加面子的方法包括捐款给公益机构，帮助和自己并无直接关系的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重要的文件或陈情书上签署自己的名字，设立学校、孤儿院等。这些举动可以使个人吸引大众的注意，并且得到正面评价。这种公众的肯定会增加个人的“面子”。（8）“争面子”：两个人争面子的方式包括以宴席待客或炫耀财富，以及在任何可能获得公众有利评价的事项上超越对方。大学球队也是在努力争取给母校增加“面子”。（9）“给面子”：甲的行动在其他人面前增加了乙的声望。给面子有许多方法：在大众面前赞美乙，强调乙的头衔或才能，对他的建议表示尊重（即使甲并不真的觉得如此），这些都是增加某人面子的方法。换句话说，它们能让乙的面子好看一点。在许多情况下，给予社会上默默无闻的人面子，具有激励他们更加努力的重要功用。譬如，杰出的科学家称赞其学生的研究，便能鼓励后者更加卖力地工作。轻视他人通常会给予人以“不给面子”的感觉。位居要津的人拒绝接见一位无名人士或者不愿答应他的请求，便是不给后者面子，可能让他觉得自惭形秽。虽然有些人会耽迷于这种形式的自我膨胀，但真正有修养而受社会尊敬的人，则会小心谨慎，不愿蔑视他人。给面子不一定会受到社会赞同。有时，一个能力不足的人被选中或指派担任某一名誉性的职位，人们可能会批评这种做法，但老于世故的人会说：“他也是个知名学者，所以他们决定给他面子！”有人也可能取其讽刺之义：“大家都知道张三无法胜任那份工作，可是，他和某某人是同学，所以某某人想给他一点儿面子。”或者，“那家伙实在让人讨厌。我们不妨给他个面子，好让他闭嘴。”（10）“留面子”：给某人留面子。揭发某人的错误，甚至张扬他令人无法苟同的行为以引起公众非议，这样做即使不会构成全然的“丢脸”，也会让对方觉得面子上不好看。在这个例子中，前者直截了当地对后者的品格提出质疑，就是“不给他留任何面子”。任何有修养的人都会避免这样做，以免伤害当事人的自尊。不作任何评论可以使后者觉得他的过失并没有引起人注意，他的声誉也可以保留无损。身居高位的官员犯案时，通常都会接受秘密调查和审判。公众对整个过程并不知情，因此无从发表评论，这位官员也可以留下一点儿面子。不要触及他人声誉，不要毁了他人名声，都是十分重要的事，因为即使他罪有应得，骤然失去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声望，对个人的打击也难以忍受。如果我们期望他改过向上，就应当给犯错的人留点面子。换言之，我们必须“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譬如，某人在政治舞台上已经毫无前途，但也不能随便把他打入冷宫。通常会让他担任无足轻重的职务，或是获得一个头衔好听却没有实权的职位。这些从政治圈中选出的例子显示，越是大众瞩目的人物，对面子越为敏感。但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公开责备他人也不是好事。许多经验显示，公开他人的罪行并破坏其名声，往往会造成悲剧。从以上的讨论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类谨慎做法的动机主要是避免任何可能使他人自惭形秽的举措或言辞；而不是要提高个人的自尊，以确保其优良表现。这和家庭教育常用的一个原则互相呼应，要鼓励小孩发现优良的品格，必须把他当做成人看待，或是交付他超过其年龄的工作。在社会上占有优越地位的人，所说的话在同侪之间常有一言九鼎之力，因此他更应该“给别人留面子”，这种态度通常被称为“度量大”，有别于与人相处时斤斤计较的气量狭小。（11）“要面子”：要面子是依靠卖弄或瞒骗来取得名声。想要面子的人会想尽办法表现出比其实际情况更好、更有才干、拥有更良好的社会关系或是更高尚的品格。在中文里它和英文“to

引言很多人在小的时候，会被大人问及一个问题：爸爸妈妈哪个更好？这个问题，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或许是逗趣童稚，但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却是一个关乎人类政治秩序的根本性问题，因为亲属关系就是人类最原始的秩序安排。如果将时间切换到人类世的早期，涉及亲疏序列的话，应该是问孩子：爸爸和舅舅哪个更好？（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甥舅的关系是和父子的关系相等的；有些部落把甥舅关系看得比父子关系更为密切和神圣。”）今人或许会觉得荒谬绝伦：舅甥的亲缘关系，岂可和父子比肩而论？但是，将血缘关系四分解构，就会发现，舅甥、父子的血统重叠率均是50%......在此，不妨脑补一个戏剧化的场景：在初民时代的某个地方，一位父亲对着一面魔镜，问出一个令他纠结的问题：孩子最亲近的男性长辈究竟是谁？魔镜说，是孩子他舅。于是这个父亲暗自发誓，要通过更多的财富馈赠，使得孩子亲近自己。如此不知过了多少代人，有一天，一位氏族领袖来到了魔镜面前，问出了同样的问题，终于魔镜对这个男人说：是孩子他爸。魔镜之所以这么回答，是因为氏族领袖在此前已经杀害了孩子他舅......也许在这一刻，人类正式进入了国家时代。导论国家的弑舅未遂一作为学术神话的“母权制”，认为人类史上，曾经存在普遍由女性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这已经被后来学者彻底推翻（吴飞《人伦的解体》）。而“母系制度”则是真实存在的，不过，母系社会的形态不尽相同，自然、生产、安全、婚姻因素都会导出不同的家庭关系。在此，姑且以保守的弱共性版本进行概括：氏族内部实行集体财产制，男女关系较为平等。相对于父系氏族通过娶妻嫁妹进行繁衍，母系氏族则通过走婚取种的方式进行繁衍。虽然以母系关系进行传承，但在氏族主导公共权力的依然是男性，不过，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父系血缘导向。就此，如果将其定性为“舅系社会”，以区别“父系社会”，可能是一个更妥帖的概念。舅系社会在历时过程中，往往呈现双系血缘关系状态，亲缘关系竞争变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对于非国家形态下父子、舅甥关系有一个观察总结：“在父子关系亲密无间的群体里，舅甥关系严谨不苟；如果父亲是家庭权威的严肃体现，舅父就会受到无拘无束的对待。”（《结构人类学》）人类学家Pelto继而提出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观点：在史前社会，单系血缘关系社群一般趋于紧密，双系血缘关系社群一般趋于松散（《松—紧12个项目量表》）。这里的原委很简单，对于后代的投资，也是一个竞争性场域，符合供需关系决定地位的一般性经济原理。二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舅系社会具有广泛存在的空间条件，不过，随着氏族之间竞争烈度上升，舅系社会在尚行私有制的父系社会扩张过程中被吞并涵化（国家疆域短期内可以凭借暴力圈地为王，但是将域民按照统治意志进行涵化，却是冰冻三尺的过程。迄秦立国至商鞅变法，已去两三百年，而商鞅变法的的一项重要内容，却还是改变秦人的社会风俗：“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而在秦制帝国建立两百年之后，汉朝对南方百越人的汉化改造程度依然不深，所以《后汉书》中还有关于南方越民实行走婚制的习俗：“无婚嫁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只有为数不多的社群，如同“桃花源”一般，存在于外人罕至的偏远地区（“我本心向赞米亚，奈何传檄汉魏晋”）。父系社会财产允许私有制积累，具有更高的激励机制和与之匹配的好战性。相较之下，舅系社会的传嗣方式可能不符合心理偏好。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描绘了特洛布里恩人的传承方式：舅舅作为氏族领袖，如果想要将地位传承到自己的子嗣系统，会先安排自己的儿子娶了继承他位置的外甥男的姊妹，然后继位的外甥男，按照舅甥传承的氏族规矩，又会将权力传回到姊妹的儿子身上，也就是舅舅的孙子（《人文类型》）。在舅系社会，姊妹取种而来的外甥遍地都是，若舅系氏族与舅系氏族走婚取种，习俗或可照旧。但如果舅系氏族和父系氏族通婚，那么舅系氏族内部就可能存在父子关系，这就出现了特殊性关系，毕竟外甥泛滥，儿子稀缺，父亲自然会看重对父子关系，子女亦是如此看待父亲（“父亲对其子女的关心与热爱则是出于感情，出于他们之间亲密的个人关系。他看着孩子长大，并帮助母亲无微不至地照看婴儿。在继承问题上，父亲倾其所有给予孩子，直爽痛快并且满心乐意；母系舅舅则是迫于习俗的压迫不得已才把自己不能留下也不能留给自己孩子的东西交给外甥。”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在“常规状态”下，实行集体财产制的舅系社会，氏族领袖可能力有未逮，只能用迂回的方式盘算自己血脉的继嗣。但如果出现自然灾害、族际竞争的“例外状态”，氏族需要更高效的动员能力以及相应的财富分配激励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氏族领袖通过集权，能够控制氏族上下，如果心存偏私，那就直接改弦易帜，成为父系制的拥趸。二是，形成私有制。实行私有制，父亲就有权利将财产直接传授给子女。父系继嗣之所以能够胜出舅系继嗣，最重要的优势，就是私有制的亲代投资效率更高。所以，在长时段的视野下，舅系氏族终究会被符合特殊性需求偏好的父系氏族包围通婚圈，最终和平演变为父系社会。现实中，每一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抚育投资得到子女的正反馈。正如父母看到儿子成婚后，夫妻二人如胶似漆，会因为抚育投入的负反馈而心生不忿一般（“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礼记》）。那么，当国家的统治者拥有了高度的垄断暴力和财产分配能力后，对于自己的后代抚育投资，必然会要求更高的正反馈。这在权力逐级释放过程中，会上行下效的将父权制渗透到基层。因此，父权制的普遍践行，还有赖于另一种生存制度竞争胜出者——“国家”的推行。“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吕氏春秋》）虽然“知母不知父”或是臆测，但强调“太古无君”，说明这些古典思想家已经注意到君主制和父权制之间的演进关联性。三如果说国家建立的初期，对于父权制的认同，是基于高层权力个体的生理、心态偏好。那么，随着国家统治主体的意识好恶，利益感知能力成熟，对于父权制的维护就开始自觉。“立异姓以莅祭祀，灭亡之道也。”（《毂梁传》），这里的“异姓”，指的就是外甥（具体考证见潘光旦译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维护者们看来，抛开父系继嗣的传承，就是大逆不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如果说个体是国家的“原子”，那么家庭就是国家的“分子”。国家选择了“父亲”作为合作伙伴，为其实行代理支配模式：“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说文解字》）“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白虎通义》）。单系血缘关系的限隔安排，将人群生存资源的获取网络，约束为单线化，即所谓“利出一孔”——“其国无敌”（《管子》）。那么作为国家权力代理的父亲，进而可以宰治儿子——“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反之，若放任双系血缘关系，乃至于更多元社会关系网络存在，个体之间私相授受，就能够交换所需的生存资源，即会产生“守一者治，守十者乱”（《商君书》）的权力失控（国家历来对淫祠非常反感，不管理由多么光明正大，根本缘由是因为淫祠容易形成一个不被国家控制的网络。无法监管到的网络信息，对国家来说是个巨大的威胁。万一搞出一个“义社十兄弟”，那就改朝换代了）。所以早期汉地国家权力，试图将民众可能的网络参与，控制在极其狭窄的范围之内（儒家对人伦关系的安排，基本着眼于家庭主干，很少强调个体的社会层面交往，即使有之，还规范“君子群而不党”），形成“予之在君（父），夺之在君（父），贫之在君（父），富之在君（父）”的统治局面。最终，“君—父”互构，形成了“国—家”——“忠—孝”同构的秩序和伦理，也就是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形容的“树状结构”。汉地的统治架构包含科层制和家族制的二元性：科层制体现了墨魂法骨的政治思想，而宗法制则是儒家的思想肉身。早期儒家固然有反对单一制的面向，但是家族和国家之间的对立，远不及共同防范社会网络壮大的共识。察举制和科举制这类国家设置的社会晋升通道，或可能对社会层面进行统治涵摄，但毕竟吸纳规模有限，更多的还是依赖家族制进行控制。就此，与自己父亲势同水火的吴虞，对于“国—家”——“忠—孝”伦理规范，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在伦理关系设想上，虽然主张“亲亲尊尊”“父父子子”的对等关系，但是在现实层面上，普遍存在一父多子现象，导致“亲亲”被稀释，父慈子孝的对等规范性也就扭曲）一针见血，不可谓不发人深省。不过，这在《水浒传》中，早有突出表现：宋太公一句诫命，对宋江拒不落草起到了决定性的约束作用，而其他群雄，基本都是父权不在场（印象中还有穆家兄弟有父亲出场）。所以，“父亲”这个角色，在汉地秩序中，还承担着政治属性作用。四父系继嗣的家庭观念，作为一种“国家制造的人伦幻象”，往往会规蔽横轴向的姻亲关系。而在非国家生态下的亲属观念中，姻亲关系是举足轻重的存在：“一个男人若想娶妻，就必须由另一个男人直接地或间接地把一个女人出让给他；在最简单的情形下，另一个男人所处的地位是那个女人的父亲或者兄弟......一个真正最根本的亲属关系的结构——即一个亲属关系的原子，假如可以这样叫的话——是由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一个子女和丈夫从中娶到妻子的那个群体的一个代表所构成的。”（《结构人类学》，这里妻族代表，可以是妻子的父亲，也可以是妻子的兄弟）“不是家庭，而是家庭之间的结构关系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形式。”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矫正了“国家—父权制”加注在我们身上的暴力规范性视角，开启了社会网络交换性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汉地国家“大传统”之外，社会“小传统”暗流——舅权文化。“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费孝通《乡土中国》）功能主义化的差序格局图五费孝通先生对汉地的亲属制度，做出了“差序格局”，这一影响巨大的论断。就这个论断而言，基本可以成立，但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bug，即是甥舅的关系模因，超出了一般旁系亲属，并不能以水波形的二维结构做出妥贴呈现（这当然不能苛责费孝通的学识不足，他老人家虽然受的是人类学训练，但从事的却是为国家权力提炼“国家知识”的工作）。在汉地国家制度形成的早期，就确立了父系继嗣制度（《仪礼》：“外亲之服皆缌麻”。庾蔚之：“外亲以緦断者，抑异姓以敦己族也。”），对于舅舅这个外戚，有意识的进行排挤（潘光旦《论中国父权社会对舅权的抑制》）。在汉地意识形态的“大传统”经典中，几乎看不到任何对于舅权地位的特殊强调。但在另一个维度，民间尊舅的“小传统”习俗却与国家规范大相径庭。作为母系家族的权力代表，舅权始终具有挑战父权的潜力，所谓“天上雷公，地上舅公”。舅权的重要地位，在民俗方面有诸多体现：仪式性聚餐时，有“无舅不开席”的规矩；婚嫁时，女方出嫁由舅舅背上花娇；兄弟分家时，则会请舅舅端持公正。母亲亡故，子女要跪等舅舅验尸入殓（陈芳苹

希腊人的雕塑、罗马的万神庙、拜占庭镶嵌画、圣·索菲亚大教堂、巴赫的赋格曲、但丁的《神曲》，欧洲人如何创造出这些显著的文化成就？无冕之王的凯撒大帝、海盗世家变身贵族的维京人，他们又如何在欧洲历史上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欧洲中世纪文明、体现近代精神的文艺复兴……如何构筑欧洲的历史格局？在这个专栏中，朱孝远老师着重于三个核心内容的剖析，一是谈人性的发展，二是谈文明的特点，三是谈人的文明化。马克思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人性的发展是一个观照欧洲文明进程的切面。在希腊时代呈现为自然的人，在罗马时代反映为被控的人，到了中世纪成了有罪的人，文艺复兴开辟了人的时代，出现了自由的人，到了工业革命，出现了物化的人，到了启蒙运动，出现了自足的人，而后进行殖民征服，出现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性的发展变为侵犯的人或者扩张的人，到了现代，就出现了和谐的人。图

“快死、慢死和猝死，你希望用哪种方式迎接死亡？”“猝死，理论上痛苦最小。”很难想象，这个对很多人来说讳莫如深、甚至会觉得冒犯的对话竟然出现在了北大的课堂上。这是一堂正在进行的死亡哲学课。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北大医学部的教授王一方。当看到超过一半的学生都选择了猝死后，他反问道，“如果是这样，我们跟屠宰场的牲畜又有什么分别呢？”《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剧照王一方认为，“对死亡的坦然是社会化的最高阶段”，但多年来的教育经历却让他看到，许多现代人对待“老弱病死”的态度是十分消极的，他总结人们面对这些问题时的表现主要有三种：一是鸵鸟状态，不愿意去面对，能逃避就逃避；二是菜鸟状态，问题降临时不知道怎么办；三是惊弓之鸟，即害怕和恐慌。这对每个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大问题。许多遗憾和悲剧的发生，往往是源自这些消极的态度。出于恐惧，“有许多人即使是在父亲或者母亲弥留之际，都不敢去凝望那双临终的眼睛、没有去拥抱他们”，王一方惋惜地说，这无疑是亲密关系中的一条难以弥补的裂痕。由于不知所措，还有很多人在亲人重病时，选择用比疾病更加痛苦的医疗手段来延长亲人的生命，“当一个人身上插满管子，呕吐、脱发、化疗的剧烈反应折磨着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对家属来说治疗是一种心理安慰和‘不愿放手’，但对病人来说这未必是幸福的”。而我们大多数人，在额头出现第一道皱纹的时候，在因为疾病而难受疼痛的时候，当某些功能发生减退的时候，我们时常如惊弓之鸟，讳疾忌医甚至仓促应对，从而失去了更好的生命体验，也缺失了关于当下与未来的思考。《星运里的错》剧照为什么我们在面对老弱病死时，总是如此被动和彷徨无措？在王一方教授看来，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是因为我们对于生死大事的毫无准备、对于医学的过度依赖，也源于一直以来关于“老弱病死”教育的严重缺失。“现代医学的进步可喜可贺，但人类依然无力征服死亡，也无法消灭痛苦。然而死亡终会来临，我们能做的是让死亡有品质、有尊严，让躯体与心灵的痛苦降低到最低限度。”不避讳谈论死亡的人，可以豁达地谈论任何事情。王一方形容这是一个“脱敏”的过程，其间可能充满了痛苦的抉择和重重疑虑，所以需要有人去“捅破这层窗户纸、去辅导”。抱着这个初衷，多年来，王一方一直在从事医学哲学的教学工作，他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医生，也有小朋友。作为一个曾经的临床大夫，如今的医学哲学教授和一个医学与文学交叉的关注者，他深知只靠医学去解决生命难题是远远不够的：“老弱病死不只是发生在急诊室、手术室、癌症病房、ICU监护室里的临床事件，还是一个哲学事件，甚至是精神事件。技术、金钱可以重新定义死亡（死亡就是关机时间），但无法安顿躁动的灵魂。所以，现代医学需要医学哲学向度的启蒙和教化来完成对疾苦、衰老与死亡的坦然顺应和超越。”《爱》剧照因此，王一方的讲述往往从现实问题出发，继而拓展到哲学和文学所思考的精神层面。在他的课上，一个人不但能听到关于疾病、衰老和死亡问题的解决方案，也能得到源源不断的精神抚慰。正因为如此，听过他的课的人总会产生新的认知——老弱病死并不全是消极的，而是充满了积极的意义。他会说死亡可以是痛苦的反面：“生病的过程是很痛苦的，死亡恰恰是在最后那一刻去终止痛苦。所以有的时候，延长生命其实是在延长人的痛苦。”也会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家对于衰老的偏见：“我们的社会存在一种歌颂青春、讥讽衰老的情绪，这是一种社会性退缩。”还会提醒我们尊重生命的方式是向死而生：“人只有一生，仅此一生。所以，我们今天要有准备，对待疾病要有准备，对待死亡要有准备，对待衰老有准备，这样才能过好一生。”为了让更多人补上这堂关于生命的重要课程，王一方教授也带着他对于生命哲学的独到见解来到三联中读录了一期播客，这期播客上线后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位听众感叹，不懂文学的哲学家不是一个好医生，王一方教授颠覆了他对医生的印象。还有一位母亲刚刚离世无法走出来的朋友说，在听完节目后，他慢慢接受了亲人离去的事实。王一方教授播客的部分听众好评也有许多人不断在问，能否请王一方教授开设一个课程，再深入讲讲与衰老、疾病、死亡有关的话题。但由于王教授十分繁忙，我们的几番邀请都未能成行。但聆听一堂“生死课”，对于每个处于混沌阶段的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和等待，王一方教授终于再次来到中读，开设了《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如何面对衰老、病痛和死亡》。经过精心策划，这门课程的内容比北大课堂上的还要丰富和深刻。▼长按下图识别二维码，听王一方教授讲生命哲学这堂课与别的课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其他的老师可能更多的是跟你讲当下的症状怎么处理，当下的疾病怎么诊断，但王一方教授会跟你讲更多的生命的隐喻和生命的意识，启发你去思考自己的生命在一个什么样的刻度上面。在课程中，王一方教授会将医学与哲学、文学打通，解答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如何活得长、病得晚、老得慢、死得快？当独立、自助、自尊的老年生活不能再维持时，该怎么办？如何跳开思维误区，找到对自己有效的治疗方法？死亡是暂别还是断离？……他也会用全新的视角，治愈你的焦虑、刷新你的认知：衰老不是被歧视的对象，而是值得被歌颂的状态，也是人类对于生命的坦然；病痛不是嗡嗡作响的仪器和滴入血管的冰冷药水，而是医者仁心、亲人的精神照护；死亡不是油尽灯枯的悲怆，而是庄子鼓盆而歌的乐观，是向死而生的勇敢。……还有更多触动人心的内容，只有听过这堂课的人才能有深刻的感知。王一方教授曾提到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希望这堂课，也能带给你如此的关怀和理解，帮助你活得豁达一点、清醒一些，在学会珍视生命的同时，也懂得好好告别。▼长按下图识别二维码，获取课程为什么你需要听听这堂课衰老、疾病和死亡一堂每个人都无法绕过的生命课没有人能够战胜死亡，就如同没有人能够避开衰老和疾病。所以，当人生即将散场时，如何从容面对、优雅地谢幕，是每个人都要学的一门必修课。因此，课程会从衰老、疾病和死亡这三个维度出发，关照与你息息相关的重要议题：个体的生命是如何和各种疾病斗争的？老之将至，如何坦然面对因衰老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突遭意外或疾病侵袭，该如何面对？家人病危，治疗和尊严之间，怎么选择？……带你更透彻地了解生命与死亡的关系，陪你走过每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权威学者独特视角讲述跳出思维桎梏探索生命真谛课程请到的是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国内知名医学人文学者王一方。临床和医学哲学教授的双重经验，让他在看待生死问题时充满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人文关怀。课程中，他会用他独特的视角，从“人与身体”“人与他人”“人与医学”“人与情理”4个层面逐层剖析，帮助你深入理解生命的本质。课程还会配合医护、家庭关系、道德、心理层面讲解，让你在遇到问题时可以更好地做出决策。双学科视角+人文叙事，获得疗愈心灵的方法论衰老、疾病和死亡是哲学、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这一次，课程将哲学和医学结合起来，从具体的案例讲起，将你带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故事面前。透过哲学的讨论和不同人面对生老病死的解法，让你获得心灵上的治愈。加入前沿学科信息带你探索生命的更多可能课程里还有别处听不到的最新知识，助你打开认知视野：AI的出现能够为老年人带来哪些便利？AI对于医疗又有什么助益？我们的生命质量会因为AI而有所提高吗？……听过这门课后，你会发现无论死亡离我们有多远，有所准备和毫无准备，是完全不一样的。适合谁听？正在经历失去、陷入情感困境的人正在规划未来，想有尊严的老去的人想跳出学术领域，进一步接受死亡教育的医生对生命一知半解，想要深入了解的年轻人每一个在生命旅途中的你、我、他你将收获450+分钟充满智慧启迪的跨学科讲座1种看待衰老、疾病与死亡的全新视角N个解决人生重大问题的可行方法论首发限时福利！课程原价158元早鸟期购买只需108元（6.19—7.19）完成全部章节打卡还可获赠电子结业证书▼长按下图识别二维码，获取课程参考资料央广网《远见丨“向死而生”，当代人拥抱有责任的生死观》北京青年报《王一方：面对别离，预则安》播客《天真与经验：我们能“活得长，老得慢，死得快”吗？》文

有什么话，能上一秒让人快乐，下一秒让人倍感亲切，过后又令人感慨万千？答案是方言。无论在何时何地，方言总能凭借特殊的魅力俘获所有人。说起东北话的“上头”劲儿，热播剧《漫长的季节》里的对白最是让人感同身受。“瞅啥呀”“气质这块必须拿捏”等“彪言彪语”，

在他埋头研究了二十多年后，我们中读团队请到了他，请他提炼出20多年来的课堂经验和学术研究成果，来为我们讲一讲包罗万象的西方政治。如今，不用去复旦校园，我们就能踏上这一条始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之旅。

临睡前调闹钟的那一刻，你的脑海里是否经常闪过一些莫名的念头：我现在的工作/伴侣是否是最适合我的？朋友聚会上，是否发出过感叹：每天忙忙碌碌，到底为了什么？你在网上看到一些人被舆论攻击，想要伸出援手，但是否也怀疑：他们做的到底对不对？甚至，我们曾经认为自己知道想要什么，有自己的个性且自由。《海上钢琴师》剧照但某一天你发现，你的自我不过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你和身边人的过着近乎同样的生活。你想大声反抗，又害怕因为某个观点和别人发生冲突。因为我们无法直面这些无情的反问，一闪而过的念头经常让我们感到荒谬，甚至厌烦。但不安的种子已经扎进心——你会想世界究竟怎么了？我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楚门的世界》剧照事实上，你绝不是无病呻吟式的独自发问。一百年前，20世纪的思想家们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构建了现在无所不在的现代性。福柯、佛洛依德、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维特根斯坦、阿伦特、爱因斯坦、萨特、波伏娃、荣格、本雅明、韦伯、德里达、图灵.....我们在当下感知到剧烈的社会变化，新概念和新议题层出不穷：元宇宙，身份政治，社会原子化，性别“战争”等等。而20世纪思想家们所面对的新事物，却是此前一千年都不曾出现过的，机械化、世界大战、计算机、摩天大楼、核武器......他们所受的冲击更大，反思也更为彻底。读懂他们的思想，你会发现现代生活的真相，从源头上，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矛盾与不安。例如我们都有感于技术无孔不入的监视和控制，个人信息被盗取、贩卖，人们依赖手机，变成电子产品的奴隶。福柯会告诉你——「规训权力」会将一个个体变成它所需要的目标，对你进行塑造。并更进一步让你理解，“我”是如何一步步被塑造出来的，“我”如何反抗规训。例如婚姻让我们倍感压力，花几块钱就可以领结婚证，但随着离婚率的上升，人们对婚姻的态度越发谨慎。人类学家特维·斯特劳斯会告诉你——当劳动的两性分工已经不是生活的必要条件，大家面临的是独立的生活。如果你追求自主、自由而且追求平等的时候，结果只可能是孤独。我们在城市中获得了更丰富的物质生活，却经常感到迷失了自我？本雅明说——都市生活出现后，人开始不再关注人的本真，而只求与他人一致。相安无事，趋同跟风成了现代社会的特征。我们都是存在于社会中的个体，都有对事物的看法，以及必要的，坚持己见的理由。如果你感到压抑，或者受限于思考的维度，听听20世纪的思想者的声音，或许能帮你找到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为此，我们精心策划了专门解读20世纪思想的音频课程。希望带领大家一起看见思想家们的探索和努力，究悉现代思想的演变。限时特惠特惠价格：149元

如果你了解了社会学，每一个不想上班、只想躺平的日子，都有了新的思考角度。它能让你把个人的痛苦转化为对社会系统结构的思考，让你有更多的想象力，在不同视角里自由穿梭，当下的痛苦似乎也能减轻一些。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明建文帝四年（1402）朝鲜人画于丝织物上的地图当提起“亚洲”，我们首先会想到什么？是一块大陆？这块大陆的形状是什么？它真的是一块相对完整独立的、由海洋包裹的大地吗？图片来源/Unsplash

一、卜正民是加拿大籍的知名汉学家，他参与主编的《哈佛中国史》被认为代表了海外中国史研究的水准。卜正民卜正民曾经问过近代史专家朱维铮一个问题：“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到底怎样才能像理解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呢？”通过文献资料，我们可以最大程度地了解与接受一个异国，可是对祖国的感知，是一种皮肤感受，再多的阅读和走访好像都没法获得这种感受。朱维铮(1936-2012)“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也就是说，如果“理解一个房间”是一个系统任务，中外学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中国学者作为陈寅恪所谓“为文化所化之人”，肩负着将国史真实且完整地呈现的使命，所以陈寅恪才有诗云：“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而外国学者，他们的工作给这个房间定位，并描绘它在整栋建筑中的位置，它与其它房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房间体现出的建筑共性与独特个性。唐太宗有云：“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人”（外人）所撰之“史”为镜，兴替得失，都在其中。同时了解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才能真正看懂中国。二、如果古今的中国是现实，而一本本的研究著作是伸向现实的镜头，哪个镜头下的画面，才是真正的现实？图

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历史地理，就不知道历史的真实面貌。如今，全世界有很多人都想跟着葛剑雄学习历史地理，仅仅是葛剑雄在网络上零零散散的演讲内容，就吸引了大量听众，葛剑雄在微博上的粉丝更是数以百万计。

回首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已改朝换代，印度命运多舛，古巴比伦难寻踪迹，而中华文化却历经3000年传承，未曾断绝。唐诗宋词、《诗经》《史记》......这些如星河般繁盛的古文经典是一代代中国人血液中无法抹去的存在，也是它们，塑造无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国民性格杏坛讲学图

德国诗人海涅曾经说过：“不要轻视观念的影响力，教授在沉静的研究中所培育出来的哲学概念可能摧毁一个文明”。这句话无疑肯定了哲学对于文明的巨大影响力。但是在今天，许多人可能会问，哲学很厉害，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图

近日，“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揭晓，瑞典遗传学家斯万特·帕博，因其对已灭绝人种的基因组和人类进化的发现，摘得桂冠。斯万特·帕博在位于德国莱比锡的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办公室里（袁越

连斯坦福大学指定的世界级教科书《心理学与生活》，都在开头强调：“学生们常带着一些有关心理学的错误观念来到我们的课堂上，这些错误观念来自我们社会所灌输的‘通俗心理学’”。

勾连中外，升级孩子的认知维度公元前，中国的采风者摇着木铎，吟唱“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同样是公元前，古希腊的诗人荷马则在树下谈竖琴，唱“歌唱吧，女神！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愤怒……”

梦，是一种很奇妙的现象：在梦里飞起来，又从高空掉下去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总是做同一个梦，有什么特殊意义吗？晚上做很多梦，经常做噩梦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的场景好像在梦中出现过？梦可以预示未来吗？梦见掉牙、考试迟到，梦见前任、梦见被追杀，梦见家人去世、或逝去的亲人……背后埋藏着怎样的心理暗示？我们一方面对梦感到非常好奇，想知道梦境背后的暗示，一方面又觉得梦只是个闲谈，无关痛痒。但心理学有不同见解。图

近年以来，随着西方率先进入近现代化，许多人对于欧洲的印象十分友好，在一部部欧洲中世纪宫廷剧中，贵族总是那么彬彬有礼，身上穿着华丽的服装，脸上扑满白色粉末，偶尔还会喷上一些香水。但是如果你真的了解中世纪的欧洲，就会发现一切不过是你的幻想罢了，真实的中世纪只能用“脏、臭”两个字来形容，衣着华丽的贵妇在裙子里如厕，地位崇高的国王数十年不洗澡，身穿铠甲的骑士爬着“屎墙”攻城，整个城市都弥漫着难闻的气味。那么，中世纪的欧洲究竟有多臭？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又有哪些呢？粪土堆积，塑造高跟公元476年，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进入了传统的中世纪时代，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欧洲大地一共出现法兰克王国、汪达尔王国、西哥特王国、勃艮第王国等数十个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法兰克王国属于是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先是征服了勃艮第、巴伐利亚、萨克森等地区，而后又采取了封建的骑士采邑制度，消灭了伦巴德王国和阿瓦尔汗国，一跃成为西欧地区的霸主。但是，在法兰克王国走向巅峰后，它却很快便爆发了内部矛盾，进而分裂成了西法兰克王国、中法兰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而目前在欧洲大地上仍旧存在的法国、意大利、德国，都是从以上三国疆域发展起来的。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各国之间永远是打打和和，大家谁也无法消灭谁的局面，这边造成欧洲进入了一段难得的和平发展时期。彼时，欧洲的大城市很少，西法兰克王国的首都巴黎，难得算得上是一座大城，但是如果有人走进这座城市，迎面而来的一定是一股刺鼻的恶臭味。因为在排污系统诞生前，法国人乃至整个欧洲人，都过着随地大小便的日子，即使是在自己的家中，他们也会先用便壶解决自己的需求，然后把便壶里的污秽从窗户倒在大街上。这一幕经常会出现各种欧洲电视剧中，导致那个时期的人如果要出门，必须经常抬头四处张望，以防止从天而降的“飞翔”，忽然落在自己的头顶。而为了避免女性被屎尿覆盖的现象，部分绅士一点的男性，在外出时总会身披一席斗篷，打算帮助抵挡突如其来的袭击。当然，这种现象也不是固定的，面对一些没有窗户的家庭，或者是窗户不是面朝大街的家庭，我们经常会看到他们的房子外侧会有一个凸起的地方，那里就是他们的厕所了。这种厕所一般会修建在两三层楼的高度，只要有人蹲在厕所里面解决需求，粪便就会直接通过孔洞摔落在墙体外侧，且随着时间的增长，粪便还会形成一座土堆，慢慢堆满墙壁外侧。当时，面对屎尿堆积的街道，欧洲贵族们第一反应不是清理，而是想着如何保护自己，避免自己的双脚踩在粪便上。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类似于高跟鞋的东西应运而生，由于这种鞋子的底部非常之高，所以便能有效躲开粪便的侵袭。除此之外，贵族们也曾试图扭转粪便堆积的问题，其中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曾在1539年下令，要求所有的市民不得在大街上泼粪，但是根本就没有人接受这道命令，底层人民该泼粪还是泼粪，即便受到刑罚也无所谓。一百年后，法国贵族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毕竟谁也不想每次干干净净的出门，结果回背负着一堆难闻的大粪回家，于是法国国王再次下令，规定市民泼粪前必须大喊三声“倒水了”，确定楼下没人再泼。虽然这样的方法解决了被泼粪的命运，但是对于随地大小便的行为，贵族们却始终没有任何解决办法，甚至就连法国国王也曾被仆人发现在王宫里随地大小便，而一些贵族妇女更是借着礼服的掩盖经常就地如厕。不爱洗澡，偏爱香水除了上述的粪便堆积问题，欧洲人在洗澡上也是个大难题，他们认为洗澡会削弱自身的抵抗力，所以轻易不会选择洗澡。而且对于部分虔诚的基督徒来说，他们认为自身携带大量的污秽，能够被视为禁欲主义的一种，虽然这种行为给自己带来了痛苦，但是却能证明自己对上帝的忠诚。在翻遍欧洲中世纪的史书中，我们能看到法国的路易十四国王一辈子只洗了两次澡，隔壁的英王亨利八世一辈子一次澡都没洗过，许多王公大臣都是通过频繁的换衣服，让自己看起来很干净的样子，事实上他们的身上早已发酵出一股酸臭味。反观英国女王（兼法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曾因一个月洗一次澡的奢侈生活，遭到了全国人民的议论，英国教会主教甚至公开表示：“女王背弃了上帝，国家迟早会因此灭亡”。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近乎所有的人都在或主动、或被动的污化自己的身体，那些虔诚的信教者高喊着：“我们的身体虽然脏，但是我们的心灵十分纯洁，这是我们接近上帝的唯一办法。”据罗马教会记载，在对英格兰中部赫里福德教区主教托马斯·德·坎蒂卢佩（简称卢佩）进行封圣仪式的时候，有人发现他居然从不洗澡，身上的衣服里全是跳蚤。在卢佩准备把自己的衣服送给贫民时，贫民们纷纷拒绝了他的好意，理由是衣服上的跳蚤太多，吓得大家没人敢穿。试想一下，就连国王、主教这样的统治阶级都不经常洗澡，底层的那些贫民又能干净到那里，毕竟每次洗澡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水和柴火，为了一个干净的身体，耗费家中的资源，又会有几个平民能够接受。然而，由于长期的不洗澡，国王身上的味道越来越大，为了减轻自身的酸臭味，法国王室看上了香水这种东西。香水的起源可以从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说起，但是真正让它发展壮大起来的却是法国王室。公元十五世纪末期，香水被意大利人广泛运用，并开始利用各种香料制作香水，进而逐步推广到了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最初国王们对于香水并没有太大想法，但是等到法王路易十四即位后，由于他的鼻子太过于灵敏，这位国王经常会为自己的汗臭味苦恼，但是直到这个时候，他依旧坚持着不洗澡的原则，努力和大家保持臭味相投。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法王路易十四发现了香水能够遮掩汗臭，随即便下令要求宫廷香水师为自己调制香水，并派出大量的使臣到意大利寻求香水制作高手。两个星期以后，路易十四再次召集贵族议事，而大家却在国王的身上闻到了一股奇怪的芳香，路易十四自豪地告诉众人，自己已经掌握了压制汗臭的秘方，那就是用香水的香气，去抵制身上的臭味。从那以后，香水便在法国社会流传开来，每个贵族都在攀比制作新的香水，进而推动了世界上的香水产业发展，也让法国有了香水之都的名号。修建城墙，粪土攻势公元十三世纪，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开始为自己的都城巴黎修建外围城墙，这座城墙的最初设计高度只有四米，刚好能够用来抵御外族的进攻。但是在城墙修建完成后，腓力二世却觉得整座巴黎仍旧缺些什么，经过和贵族们的商议后，大家一致觉得：以前我们是乡下人，邋遢一点都无所谓，但是现在国家富强起来，不能再用往昔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巴黎一定要成为一个干净卫生的城市，最起码不可以再出现屎尿横飞的画面。为了提高巴黎的环境卫生，腓力二世专门雇佣了一批收集粪便的巡逻部队，让他们把粪便全部运到城外倒掉。与此同时，巴黎居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大家不再往街道上泼粪，转而成群结队地把粪便泼到城墙外面。经过长达数年的发展，法王惊奇地发现城内已经焕然一新，但是在一次外国进攻巴黎的时候，大家发现新的问题再次产生。原来经过日积月累的堆积，巴黎居民的粪便在城外已经堆积如山，甚至因为图省事的缘故，很多粪便都是从城墙上直接倒下来的，于是便导致粪便逐渐在城墙外形成一座小山坡。而外国的骑士完全可以穿着盔甲，从粪堆上爬到法国城墙上面，这也让原本庇护法国人的城墙直接失效。无可奈何之下，此后的三任法国国王连续加筑城墙高度，把原本只有4米的城墙修到了9米的高度。然而，随着城墙的不断提高，城外的粪堆也在缓慢增长，最终再次达到了与城墙齐平的位置。这时，法国的国王们也意识到一味地加高城墙只是饮鸠止渴，这件事情要想真正地彻底解决，还需要把城外的粪堆移走。此后，法国人又花费了上百年的时间，把城外的粪堆一点点清理到别处，而在这个过程中，法国王室则搬到了城外的凡尔赛宫定居。公元十九世纪，在欧洲各国陆续进入近现代化后，整个欧洲的卫生环境才逐渐有了好转，随着抽水马桶、电力、淋浴等设备的一步步完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洗澡和卫生的重要性，大家也越来越变得爱干净起来。

商朝的战争与兵器洛阳铲下的商王朝04：商朝人的种系和族源洛阳铲下的商王朝05：商朝的社会组织结构洛阳铲下的商王朝06青铜器

埃及卡尔纳克神庙的方尖碑方尖碑，是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之外，古埃及文明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作为一种宗教性建筑，方尖碑是古埃及人致敬太阳神的产物，世界现存29座古埃及方尖碑。而方尖碑神圣的身影，历来引发强者的觊觎，追逐权力的野心家，将它们从埃及带到了他们的肇域之地，装点着权力的门面。纽约中央公园方尖碑伊斯坦布尔狄奥多西方尖碑梵蒂冈无字方尖碑意大利拉特兰广场方尖碑，高32米，是最高的方尖碑意大利人民广场

１６６三、寻找公平所得税制的税率特征:比例所得税还是累进所得税？１７６四、探索公平所得税制的税负分配标准:从客观到主观

对哲学的痴迷，可能是法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标识。有人笑言，“法国人太爱思考了，谈人生，谈理想，谈哲学，对法国人来说，就像呼吸一样，既稀松平常又不可或缺。”从2019年开始，法国高考甚至不再包括数学科目，而哲学却是雷打不动的必考科目“第一关”。无论文科、理科、工科或是经济社会科，法国考生都要在三道哲学题中选择一个作答，比如：人能否逃脱时间？理性能否解释一切？承认义务是否就等于放弃自由？是否唯有能够交换的物品才存在价值？法律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吗？最好的政治是道德吗？工作会让人群分化吗？这些看似“形而上”的议题，其实都深具人文关怀，与当下的社会问题紧密相关。我们未必需要反复阅读卢梭、帕斯卡尔的书，但我们对世界和生活的思考从来不应停止。对比西方重视哲学的教育传统，很多人认为，中国人欠缺“哲学训练”，或者干脆认为“中国哲学”是一个伪概念。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今天通用的“哲学”（philosophy）是来源于古希腊语的词汇，它的意义是“爱智慧”。不过中国哲学在研究方式、著述方式和传承方式上与西方哲学有着很大的区别，在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哲学与伦理、哲学与政治关系也十分密切，因此为了避免概念的混乱，谈论中国哲学，不如谈论“中国思想”。人类文明精神文明中的最高成就，作为文明的灵魂的东西，就是“思想”。“思想”可以是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文化、文学、历史、宗教，其中也有哲学。“思想”亦比所有的“学科”更古老、深邃和源始。如果你也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你就已经站在“中国思想”的大门外了：如果人生来“性恶”，后天该如何学习改造？时代偶像是如何诞生的？真正的“佛系”精神是什么样的？在动荡的大变局之后，如何重新建立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朱熹是如何重构儒家经典的？从明朝至今都备受关注的王阳明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清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当时的思想家是如何“开眼看世界”的？在每个不同的文化、社会、历史等背景之下，人们在不断追问的过程中，都会形成自身特有的思维方式或世界观，这也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作为中国人，当我们试图理解今日世界，回望我们的精神疆土，是什么样的智慧支撑我们一路走来？又是谁塑造了我们？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回溯传承、变化千年的思想文化，揭示历史发展真相，三联中读持续发力，自2019年11月起，以超强阵容推出了中国思想家精品课：《谁塑造了我们——读懂“活在当下”的中国先哲》第一季，主要关注从先秦到唐朝的重要思想家。2020年2月，聚焦宋、明、清三代思想家的《谁塑造了我们

智能的起源理查德·道金斯进化生物学家别在睡前读这本书，否则你会失眠。并非因为它是恐怖小说，读了会让你做噩梦，而是因为其中的思想实在是令人振奋，读后会让你的大脑充满各种兴奋、激动的想法，久久不能平息。你甚至会想立刻与人分享，而不是躺下睡觉。给这本书作序的我，就是这样一个“受害者”。如果你接着往下阅读，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了。在科学家这个群体中，达尔文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既不在高校工作，也没有接受政府的任何研究资助。杰夫·霍金斯的情况与之类似，尽管他可能并不喜欢别人把他视作硅谷的一位科学家。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对与其同时代的人来说太具有颠覆性，以至于用一篇简短的论文根本无法将其革命性的意义阐释清楚，这也导致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大英图书馆，收藏着这样一套大清版画作品，而且从1895年收购，一直珍藏至今。绝对震撼的题材！甲午战争的全过程！作者是大清的文人画师。在无图无真相且无视频为证的时代，这批文人画师的创作，在当年堪称货真价实的新闻作品。不过，今天的你如果看完了，会恨不得把相关人痛扁一通。这组画画的是，大清战士如何英勇作战、大败日军，以及日本在战败后向大清投降的图。但是事实上我们今天都知道：这场战争大清输了，并且从此走向了末路。那么，这组“宣传画”是怎样颠倒事实，它又是如何产生，结果又怎样呢？先看一组图

堪比《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简史》的大历史视角，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进程中，找寻人类社会进化过程的共同特点，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爱因斯坦希望有大统一理论来解释整个物理世界的运转，本书作者利用独创的“统一增长理论”来描述人类经济发展的全程。因开创“统一增长理论”，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的潜在候选人。技术水平、人口规模、人力资本（教育）构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型齿轮，其背后是制度和文化的深层作用，而终极影响因素则为地理特征和人口多样性。国富国穷、分化收敛、兴衰更替、转型相变……在这一逻辑之下，均是历史洪流的浩荡结果。作者对未来抱持更乐观的态度，认为“对财富与全球不平等起源的探究将引导我们设计出促进全球兴旺繁荣的政策”，最终实现人类共同富裕。诺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国内知名学者钱颖一、蔡昉、巴曙松、张军、秦朔等力荐此书。该书已在全球售出30种语言版权。两百多年前，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就强调过专业分工与贸易对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性。但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人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摘要：秦汉时期北方虽以农耕为主，但因气候温润，野生动植物丰饶，作为古老的谋生方式，渔采狩猎投入少，产出快，山林湖泽附近的民众均可一定程度上仰此或兼此为生。渔采狩猎与从商一道成为田作之外民众的其他谋生手段。战国以降，官方开始确立以农立国的策略，针对民众不乐农耕、轻易迁徙，立法律与政策措施驱之务农，并将其束缚在土地上，作为一个群体的农民与定居农耕社会在此背景下逐步形成。文章原标题：“渔采狩猎与秦汉北方民众生计——兼论以农立国传统的形成与农民的普遍化

学术圈中被公认为一流学者的黄仁宇居然被一个三流大学解雇。历史学家在学术创作的巅峰期被无情地甩出了生活的轨道。然而，个人在历史命运中还是可能把握住某种自由的，只要敢于决断。黄仁宇后来决定不再努力找新工作，因为他想明白了：那只不过意味着重新把自己纳入不自由的体制中。他决定主动接受自己的“局外人”身份，利用这个清贫但是自由的机会来撰写他一直想写的“不符合规范”的文字，阐述自己的大历史观。古今之争中的史学家自我救赎从黄仁宇命运谈起（本文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文丨孙仲来源

1932年7月～9月，经由国际联盟的牵线，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这两位著名的德国籍犹太人，就战争的成因和医治战争的方法进行了公开讨论。亲爱的弗洛伊德先生：根据国际联盟智慧合作研究所的提议，我可以邀请一位人士，就任何问题坦诚地交流我们的观点。我希望利用这个好机会，和您探讨目前所有文明共同面对的最顽固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存在使人类摆脱战争幽灵的方法吗？众所周知的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这一问题已经攸关文明的兴亡。但尽管如此，所有努力给出解决方案的热情尝试，都以可悲的失败告终。此外，我还相信，那些专门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的专业人士，对于自己无力解决这一问题的挫败感与日俱增，他们热切希望倾听专注于科学的人士的意见，因为他们能站在较远的距离之外，提供更开阔的见解。就我而言，我思想的目标并不能够深入洞察人类意志与情感的黑暗面。因此，在探讨问题的过程中，我能做的仅仅是澄清争议中的问题，为了得出更清晰的解决方案扫清障碍，使得您能够运用对于人类本能的深厚知识来处理这一问题。对于某些人类的心理障碍，精神科学的门外汉只能模模糊糊地揣测到其存在，却不能理解其相互作用以及难料的变化。我相信，您能够推荐一种政治学以外的教育方法，以此来清除那些精神障碍。残酷的国家主权作为一个不受民族主义偏见影响的人，我个人认为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表层：在国际共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立法和司法组织，来处理国家间的冲突。每个国家都要遵守这一组织发出的命令，提请它对每一次争端作出决定，毫无保留地接受它的裁决，并采取特别法庭认为执行判决必要的一切措施。但从一开始，我就遇到了困难。特别法庭是一个人类机构，如果它的力量不足以执行判决的话，就更容易受到来自超司法压力的扭曲。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法律与强力不可避免地总是如影随形，只有当共同体（裁决正是以他们的名义、根据他们的利益发布的）的力量能有效地促使各方尊重司法的理想，司法判决才能接近共同体所需要的理想的司法。但是，目前我们远未能拥有这样一个超国家组织，能够以毋庸置疑的权威作出裁决，并保证绝对执行裁决结果。由此，得出了我的第一公理：追求国际安全，就意味着每个国家需要无条件地放弃行动的自由——即主权——而且，无疑没有任何其他道路能够通往国际安全。过去十年间，人们为达到这一目的进行了很多真诚的努力，但其失败使得我们不得不坚信，强大的心理因素在发挥作用，妨碍这些努力成功。有些因素不难找到，每个国家统治阶级的典型特征都是对权力的热切渴望，这使得他们对任何国家主权的限制怀有敌意。另一团体的行动也常常支持着这种政治权力饥饿症，他们的动机纯粹是出于赚钱的经济考虑。我尤其注意到，这一小规模但坚定的团体，主要由对社会条件和制约因素无动于衷的个人组成，他们将战争、武器的制造和贩卖简单地视为增进个人利益、扩张个人影响的机会。但认识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只是理解真实事态的第一步。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多数人会因战争而承受损失和痛苦，这一小团体是如何做到扭曲大多数人的意志，令他们为自己的野心服务？一个明显的答案可能是：当前的统治阶级，虽然居于少数地位，但他们掌握了学校和媒体，通常也掌握了教堂，这使得他们能够控制大众的情绪，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工具。如何治愈战争狂热但这一答案并不是充分的。由此会产生下一个问题：这一装置何以运行得如此成功，激起人们狂热的激情，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可能答案只有一个；因为人们内心深处有仇恨和毁灭的欲望。通常情况下，这种激情处于潜伏状态，只有在非常条件下，才会迸发出来。但调动这种激情，使之成为一种集体癫狂的力量，相对而言并不太困难。这里正是我们所考虑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有深谙人类本能的专家能解开这一谜题。在此，我提出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否可能控制人类精神的演变，从而抵御仇恨和毁灭的精神疾病？我所考虑的决不只是所谓未开化的大众。经验证明，正是所谓的“知识阶层”最容易产生这种灾难性的集体思维，因为知识分子与质朴的生活没有直接联系，他们只是通过印刷的纸张，接触生活最轻松的人造形式。总结一下：迄今为止，我讨论的只是国家间的战争，即所谓国际冲突。但我同样担心，侵略性的本能会在其他环境下以其他形式发作。例如内战，早些时候是由宗教狂热引发，如今则是由于社会因素；又比如对少数种族的清洗。我之所以专注于这一人与人之间最典型、最残酷、最极端的冲突形式，是因为这是我们探索阻止一切武装冲突的方法的最佳对象。我想在您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找到关于以上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的答案。但如果您能够用自己的最新发现来展现世界和平的问题，也许会作出全新的开创性贡献。

摘要：靖难之役后，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成为了摆在明成祖面前的重要任务，而对于开国功臣家族的处置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开国功臣家族或者从被打压到被拉拢，或者从被拉拢到被打压，或者被大力拉拢，或者被创立为新的家族，各家族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变化，而新政权的合法性也得到了巩固。来源：安徽史学2016年第2期；注释略。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取了政权，随之而来的就是如何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如何处置与明太祖和建文帝关系密切的开国功臣家族，成为其中的关键。因此，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成为了明成祖祖孙三代君主处置开国功臣家族的指导思想，后者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变化。目前学界对于永乐至宣德年间开国功臣家族的命运关注甚少，笔者旨在以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入手，通过研究这一时期君主与开国功臣家族的互动，来展示后者命运的变化。一、新政权中的开国功臣家族“合法性”是一个政治学概念，“不仅仅是指政治权力的产生与行使合乎法律规定，而且是指政治权力必须得到公民的认同。”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成祖的新政权是毫无合法性的，因为身为皇太孙即位的建文帝政权具有独一无二的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新政权很难得到认同。虽然明成祖可以对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大开杀戒，使人产生由于恐惧导致的服从，却不可能实现新政权的合法化。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任何统治要巩固它的持久存在，都要唤起对合法性的信仰。”这不仅关系到明成祖的地位，更会影响子孙后代政权的地位。刘基之子刘璟就点出了这种严峻的形势：成祖即位，召(

奏销案：江南士绅的灭顶之灾“奏销”是古代的一个财税概念，一部分跟今天的“报销”有些相似，同时还包括田赋钱粮的征收，而后者既是奏销的大头，也是地方官的主要责任。根据清廷的规定，地方衙门每年都要向朝廷逐级奏报田赋钱粮征收情况，而填报的“奏销清册”，有较为固定的体例，分为“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等“四柱”格式，分别记录仓库既有、新近征收、花销折损和实际收入等四个方面的数据。在奏报的过程中，各省布政使司起到了重要的枢纽作用。布政使司，简称“藩司”，“掌一省之政，司钱谷之出纳”，其功能相当于今天的省财政厅。省里的府州县必须先把当地钱粮出纳册报送到布政使司，接受审核。一切无误后，这些分散的出纳册由布政使司合编为统一格式的全省年度钱粮奏销册，然后上交给户部的十四个清吏司。每个清吏司对接一个或者两个省份，收取对口省份的奏销册后，经过汇总整理和审核，由户部以题本或奏折形式呈报皇帝，这就是奏销的全部流程。这里所述的奏销案，对象是各省对顺治十七年（庚子年，公元1660年）所属钱粮的征收、起运、存留以及通欠的情况向朝廷所作的报告，性质相当于现代财政中的“决算”。顺治庚子年的奏销案经常被后人称为“江南奏销案”，但这是一个错误。首先要解释一下“江南”这个词。“江南”在清朝初年是一个地方上的一级（最高等级）政区，正式名称是“江南布政使司”，又简称为“江南省”，大致范围包括了今天的江苏、上海、安徽。但此案波及的范围远不止江南一个省（布政使司），只是因为江南是当时全国赋税的主要来源地，以及此案打击江南士绅最狠，涉案人数最多，因而后人误以为只是江南一地的“奏销案”。最先研究此案的专家孟森就是这么认为的：“奏销案者，辛丑江南奏销案也。”顺治辛丑年为顺治十八年，即公元1661年，而奏销案实际上是从顺治十七年开始的。奏销案正式名称应该是“顺治十七年各省奏销案”，也可以叫作“庚子奏销案”。奏销案并不限于“江南”一处，其他省份也有，所奏销的是顺治十七年（庚子）钱粮，而不是顺治十八年（辛丑）钱粮。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兵部尚书龚鼎孳请求宽免的题本中就明确指出“乃顺治十八年内各省奏销十七年绅衿欠粮等案”，起码波及了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江西、陕西、江南等七省。奏销案认真实施的是江南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以及江宁府溧阳县。因为江南地区赋税占天下之半，而苏松常镇四府又占江南赋税的一半，所以特别重要。江南的士绅们从明末就已经开始拖欠赋税钱粮，明末的财政困难跟江南地区税收收不上来是有密切关系的。清初，江南士绅们仍然继续拖欠钱粮，地方官催征无效，到顺治后期的时候，江南地区历年拖欠的赋税钱粮，已经是“负债累累”。对于奏销案，确如孟森所说，清朝官方记录“不著一字”，不但《清实录》《东华录》中没有记载，就是现存的顺治、康熙两朝档案中也没有相应案卷。好在当时江南的私人记录非常丰富，留下了大量一手记录。松江府的一个士绅曾羽王在他的日记《乙酉笔记》中写道，松江的钱粮历年都是拖欠的，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乡绅拖欠的最多，县官也没办法。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清廷规定，凡是乡绅拖欠钱粮达到八九成以上的，革去功名，戴枷两个月，打四十大板，并补齐所欠赋税钱粮；拖欠三四成以上的，革去功名，打二十大板。虽然出台了新规定，但是大家心里都不愿意交。到顺治十七年冬，就开始严格执行了，嘉定乡绅拖欠钱粮很久，清军派兵抓了十几个人，锁在尊经阁里；看到动真格，大家一下子都慌了。到顺治十八年初，大家正以为大难临头的时候，突然顺治死了，大家又松了一口气，以为逃过一劫。没想到康熙刚登基一个月不到，就严令催缴顺治十七年拖欠的赋税钱粮，大家又慌了，有些怕死的人立马就补交了，但是仍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拖欠。到了七月中，清廷发文下来，规定凡是在当年二月还没交齐赋税的，统统革去功名，并押送到北京问罪。结果，仅苏松常镇四府，就革去进士、举人、贡生、监员等一万三千人，“一时人皆胆落”。但是，这么多人一下子全部押送到北京也不容易，过了几天，又降旨宽恕，说只要把那些七月之后补交税款的人押送到北京，其他人就算了，于是，四府中还有八百多人被押往北京问罪。之后，又要追缴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到顺治十六年赦免的钱粮，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的钱粮又要限期在当年六月之前交清，这一下子大家都愁眉苦脸，家里田地多的人更是倒了大霉。江南地区拖欠钱粮的“传统”是怎么来的呢？曾羽王说，在明隆庆、万历年间，江南地区物阜民丰，是太平盛世，但是到明崇祯年间，赋税越来越重，正粮之外，有练饷，有加派，还有提前征收来年的钱粮的，老百姓都受不了了，就开始拖欠，而地方官也没法全力催征，对拖欠行为渐渐就默许了。当时对地方官的考核，以征到八成的税收就可以了，老百姓缴纳八成赋税的，就可以成为良户，就是合格的纳税人了，而缴纳六七成的，也说得过去，官方也不会把他们视为抗税分子。官方和百姓之间讨价还价，你提高税额，我就拖欠一点，相当于打个折扣，双方逐渐形成一种默契。到了顺治二年，清朝规定江南的赋税按照明朝税额的一半征收，大家都很高兴，但是自从江宁巡抚朱国治来了以后，财政困难，于是要求士绅按照崇祯旧税额百分之百征收，结果导致上万人被革掉功名。最极端的案例是昆山的叶方蔼，他本是探花，因为欠银一厘，仅相当于一文铜钱，最后被免职，以至于当时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的歌谣。朱国治严厉催征当然不是他自己的主意，而是顺治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顺治皇帝给吏部和户部下的一道命令，要求各级官员必须缴清地方积欠的赋税钱粮。以前的官员之所以不认真催征钱粮，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升官或者调任后，欠账就甩给了继任者，自己不用承担责任；现在不行了，调走或者提拔之前，必须先把税赋欠账算清楚，否则不让调走，甚至要降级处分。这道命令下达后，各地的官员就开始严厉催征积欠税款。既然奏销案是面向全国，且面向全社会的，那么为什么只重点打击江南士绅阶级呢？孟森的分析非常有道理。他说，朱国治刚上任江宁巡抚的时候，正好赶上郑成功率领水师从长江口打到南京城下，而当时一路上的江南士绅们，都欢欣鼓舞，以为反清复明有望；清廷因江南人心不服，所以找了个税收的由头来收拾这些口服心不服的江南士绅们。孟森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拿经济问题解决政治问题，用奏销案打击明里暗里支持郑成功反清复明、家国情怀和民族感情强烈的江南士绅，所以不太波及普通民众和其他地区。清朝入关后已经大大削减每县的生员录取名额，由明朝的六七十人减为十来人，奏销案后不仅停止六年科考，又进一步削减到几名，从而沉重打击了江南士绅集团——原来的都已经削除功名，新的名额又停止科考兼削减名额。朱国治是八旗汉军，他在江宁巡抚任上不仅严格执行了奏销案，还炮制了哭庙案。哭庙案：用血腥震慑江南士绅哭庙案对江南士绅的打压比奏销案更为惨烈，这两起大案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哭庙案的直接起因是苏州士绅抗议官府催缴钱粮。前文“奏销案”讲，顺治后期因为兵饷紧缺，在江南地区催缴积欠钱粮。江南地区在明末的时候因为官方不断加税，已经形成拖欠赋税钱粮的习惯，官方也是默许的，而顺治年间要按照明朝账面上的旧税额足额缴纳，士绅和老百姓就无法承受；加上此时苏州一带遭遇多年未见的灾荒，农作物大面积歉收，要老百姓足额缴纳钱粮就更加困难。然而，当时的江宁巡抚朱国治为取悦清廷，不顾百姓死活，强行催逼钱粮；苏州老百姓都极痛恨他，私底下骂他“朱白地”，即朱国治所到之处，万物灭绝，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顺治十八年初，朱国治的手下任维初出任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知县。吴县是苏州府的首县，在今天的苏州老城。任维初作为朱国治的爪牙，催征钱粮更加不择手段，酷刑逼税。拖欠钱粮要打二十到四十大板，任维初就叫人用江南的大毛竹削成竹板，浸泡过人尿后拿来施刑，这样伤口很容易溃烂。而且打得特别狠，许多人被打得鲜血淋漓，站不起来；有个人被打得嗷嗷叫，任维初大怒，叫衙役死死按住那人的脖子，让他发不出声来。江南地区原有出钱找人代刑的习惯，富人如果犯罪要受刑，就会花钱找些泼皮无赖来代替受刑，但是任维初下手毒辣，甚至有个人被活活打死，以至于没有人敢来代刑。正在催缴钱粮的时候，顺治皇帝突然死了。苏州府署的大堂里搭建了灵堂，巡抚朱国治、巡按张凤起以及各级官僚都来哭灵三天，相当于开了三天的追悼会。二月初四这天，生员倪用宾等一百多人跑到苏州文庙去哭诉。任维初在催征钱粮过程中滥用刑罚，打死一人，而且贪污钱粮，将国库的粮食拿去倒卖，搞得民怨沸腾。在文庙跟孔圣人哭诉完了之后，一群人又敲锣打鼓地拥向了苏州府署抗议请愿，沿途吸引了民众一千多人跟着游行，高喊口号，要求罢免县令任维初。朱国治和其他大小官员正在灵堂上哭灵，听说一千多人堵在了府署门口，大吃一惊，随即下令抓捕。听说要抓人了，游行群众便一哄而散。最后倪用宾等十一人被捕受审。第二天，又有一群生员跑到文庙去哭诉，官府抓了一批人回来，其中就有金人瑞，即金圣叹。他的文笔很好，写了一封状纸，极言县令任维初倒卖公粮的腐败行径。于是官方开始调查，吴县的总书（相当于粮仓的总管和会计）名叫吴行之，他供认说，总共卖了四百石的粮食，得银三百二十两。粮仓总管招供后，任维初没法抵赖，只好招供说，自己上任才两个月，根本没有银子，只怪抚台（朱国治）“索馈急”（索要贿赂太急迫），实在不得已才倒卖官米的。朱国治听说任维初把自己给供了出来，大惊失色，连忙派人偷偷去道台衙门篡改口供，同时还把这批粮食的档案记录改掉，伪造粮库进出记录。这时候朱国治已经起了杀心，因为倒卖公粮的事情要是被上面知道，朱国治自己就得掉脑袋。于是，朱国治上纲上线地给清廷上疏，说兵饷之所以收不上来，全赖苏州抗税，而其中吴县最顽固，坚决不交；新任县令任维初严格执行政策，催缴拖欠钱粮，却即刻遭到当地民众的诬陷和诽谤；劣生倪用宾等人竟然肆无忌惮地在为先帝开追悼会的时候游行集会，聚众示威，实在是罪大恶极；而且，县令等级虽低，但怎么说也是朝廷命官，怎么可以由这些士子们肆意诬陷呢？他们眼里还有朝廷吗？他们这是想要造反！除了污蔑士子，朱国治还在奏章中掩饰倒卖公粮的贪污行为，说只有吴行之一个人的口供，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最后朱国治请求严厉镇压这些闹事士子。收到朱国治的报告后，清廷下旨，派侍郎叶尼等四人组成专案组，下来调查这件事。本来是打算在苏州审理，但是朱国治担心苏州民众到时候又闹事，于是换到江宁他的抚台衙门审理。倪用宾等秀才十一人戴着枷锁，被押送到江宁，而任维初是骑着马过去的，谁是犯人一目了然。四月初八这天开庭会审，被告任维初没有出庭，只是严刑拷打倪用宾等人。倪用宾等控诉任维初倒卖公粮的贪污行为，钦差叶尼大怒，说他问的是谋反的事情，扯什么卖粮的事？于是动刑，又是夹手指，又是打三十棍，秀才们被打得惨叫连连，痛不欲生。过了几天，专案组又紧急传令押送吏部员外郎顾予咸，参与哭庙的秀才薛尔张、姚刚、王仲儒、唐尧治、冯郅、杨世俊以及富室朱嘉遇、朱真等到江宁。顾予咸被抓是因为他曾说任维初不适合当县令，而朱嘉遇则是因为曾给狱中的倪用宾等送过酒食。开审之后，朱国治、叶尼等人给薛尔张用刑上夹棍，夹了四五次，薛尔张始终不招供。叶尼等人又改审顾予咸，顾予咸也不认罪。二十七日，又把金圣叹和丁澜抓来审，两人各挨了三十棍后下狱。审了半天，也没有人认罪，于是叶尼就和朱国治商量，给上面写了份报告，说秀才倪用宾等人非法集会，聚众闹事，图谋造反，建议：倪用宾、金圣叹等十八人立即斩首；仓库主官吴行之做假口供，应免职，并打三十棍；任维初没有过错，应免除对他的调查。这个报告递上去之后，清廷基本批准了这个处理方案，任维初官复原职，倪用宾、沈琅、顾伟业、王仲儒、薛尔张、姚刚、丁澜、金圣叹、张韩、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唐尧治、冯郅等十八人于当年七月十三日立秋那天在江宁三山街处斩。这事虽然被压下去了，但民心尽失，江南士人怨气太大，所以任维初很快也被革职，第二年朱国治也被罢免，韩世琦继任。韩世琦上任后，将任维初斩于三山街，重新开始安抚民心。朱国治后来调任云南巡抚，期间吴三桂发动兵变，朱国治被吴三桂的女婿胡国柱带兵包围了巡抚衙门后抓住，并被碎尸杀掉。朱国治死后，苏州有民谣唱道：“天呀天，圣叹杀头真是冤。今年圣叹国治杀，他年国治定被国贼歼。”苏州哭庙案与江南奏销案的操盘人都是江宁巡抚朱国治。他是汉军旗人，深知清朝最高统治阶层的用心，又加上公报私仇，将江南士绅的经济抗争这一群体性事件上纲上线，定成叛逆的政治问题。此时，清朝统治集团对江南士绅明里暗里拥护郑成功反攻、反清复明的心思已经了然于胸，而且天下已经大定，在故明版图上的明朝残余势力已经全部覆灭，不需要像以前那样笼络收买人心了，因此借机严酷迫害打击江南士绅集团，震慑对清朝统治心怀不满的人。明朝的旧官僚与旧功名获取者不得成为清朝的士绅，又通过奏销案基本清除了清朝授予的功名，哭庙案更以秀才们的人头宣示汉族士绅阶层从此丧失了以前的特权地位。本文摘自《治世：大清帝国的兴亡启示》【内容简介】上承绪业、下启宏图的皇太极究竟有哪些用人之术？一生英武的康熙大帝为何晚年悲催？雍正和乾隆究竟谁是更残酷的君王？从康乾盛世到晚清败局的转折有哪些发人深省的启示？木兰秋狝和帝王南巡为巩固王朝统治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一错再错的咸丰皇帝如何影响了近代中国走向？本书讲述了明朝灭亡后，清朝重建统治秩序，开创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的历史。作品从笼络人心、皇权巩固、内政民生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清王朝统治的权术策略，分析了封建时代帝国统治的特点，展现了王朝盛世与没落的演化过程，给人以警醒和启示，是一部治世史、兴亡史。【作者简介】侯杨方，复旦大学教授。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国历史人口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完成《中国历史人口地理》一书。他策划主持了一个世纪以来世界首次对整体帕米尔高原的系列考察，曾多次翻越海拔近五千米的山口，足迹遍及帕米尔高原的多个重要河谷、山口，在十几次考察帕米尔、南疆、罗布泊，以及中亚、南亚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进行了“精准复原”，并研制了一套“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他被称为“探险家”式新历史学者。【目录】上篇

一般论及南京文艺活动的展开，往往引用钱谦益(1582—1664)的论断，认为金陵之社集活动初盛弘治、正德年间，钱氏之说相当概括地点出南京文艺之盛况，然则其说亦不免过于化约，事实上，南京之社集活动早在弘、正之前已不乏事例。特意记录南京历史人物的《帝里明代人文略》引司马泰(约1492—1563)《三余雅会录后序》称：吾乡虽称都下，去辇毂远，宦于此者，率事简多暇，得遂觞咏之乐。天顺中，翰林学士吉水石溪周公叙始结诗社，择吾乡能诗士人，若贺公确、王公麟与邵以诚，凡十人与游，题曰“南都吟社”。成化间，翰林学士西蜀篑斋周公宏谟继之，复与士人沈公庠、任公彦常、金公冕十二人游，题曰“清恬雅会”。正德初，户部侍郎海陵柴墟储公巏复继之，乃与挥使刘公默、士人施公懋、谢公承举凡十人游，题曰“秣陵吟社”。夫三公皆海内文宗，其人品诗格俱高，乃能下交诸士人。诸士人亦不少屈谄，觞咏适情，密若昆季。每一会时，都人辄拭目倾耳，称为胜事。此说指点出，南京城市的特性及其文艺条件：这个城市虽号称都城，事实上，却是远离权力核心，在权力的操持上实属边缘，此地聚集为数不少的“京官”，官员之品级头衔颇高，却多近乎闲差，难有作为，事简多暇。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无所作为、闲暇甚多之清高官员，乃多以写作诗文作为娱乐。这正是南京文艺发展的特殊之处，这些位高权轻的清贵官员，往往成为文艺社集的发动者。因南京之文社活动发端甚早，在天顺年间已然登场。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倡导社集活动者，都非泛泛之辈，天顺时组成南都吟社的周叙，与成化年间组成清恬雅会之周宏谟，都是翰林出身，正德时秣陵吟社之首脑储巏，则在乡试与会试中都是第一名。他们可说都是科举胜利者，且表现最优，是科举制度下，被认定最为能文之士。他们本来应该在宫廷之中占据最佳写作地位、文为天下表率的人——翰林本职固当如此，只是他们屈处南都，未能在堂庙之上，写作昭示天下的堂皇之文，领袖天下文风——所谓“海内文宗”。他们“怀才不遇”下，唯有另寻渠道发落其才气，以“下交诸士人”的方式，实践“文宗”之志向。南京社集活动的开始，出于翰林提倡，事或有偶然之处，却也有必然之理。事实上，南都的六部官员，往往官品高而权轻事少，这些清高多闲的官员，往往也就成为文艺活动的主要成员，积极借诸文艺活动以自显，实属常态。也就是说，南京的社集活动中，那些来来去去的六部官员，是其中相当重要的成员。他们对南京的知识交流与文艺社交的发展，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除了在天顺、成化年间首开风气，在日后的社集活动中，他们往往也多有参与，乃至成为其中要角。《四友斋丛说》中尝记：“孙季泉转南宗伯，赵大周先生曰：‘季泉留心于诗，此来当必与君结社矣。’后季泉至，果时相酬唱，又以孙王唱和集命某作序，极为相知。”可见这些任职南京之官员，多有文艺之好，而有此好者，入南都则有社集，已成必然之理。实则活跃于南京之文人，亦多有此类官员，例如：所谓“金陵四家”中的第四人就是弘治年间来南京任户部主事的朱应登(1477—1526)，他就职后积极参与当地文艺活动，因此与顾璘(1476—1545)等人齐名并列。嘉靖时期知名文人蔡羽(?—1541)、何良俊(1506—1573)都任职翰林孔目而活跃于南京文艺圈。文坛领袖王世贞(1526—1590)、边贡(1476—1532)、王慎中(1509—1559)、钟惺(1574—1624)则为南京六部官员而在此交会各方文人。万历时期南京文坛领袖曹学佺(1574—1646)，也因任职南京而积极推动文艺社集，将南京文艺推至极盛。凡此略可概见，南京文艺社集的发展，乃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关，位高权轻的“京官”乃属其中要角。因此，南京社集活动之开始出于南都翰林，殊非偶然。而这批南都“京官”在往后的历史中，依然是南京士人社集活动的重要成员。天顺年间的南都吟社与成化时的清恬雅会，固可说是南都社集的滥觞，然此社集活动之发起，个人因素仍居主因。两位翰林爱好文艺、乐于交游，使之得以开风气之先。实则在此时期，全国之文艺风气犹然未兴，而城市社交生活也还不发达，甚且，这段时间南京城还在迁都后的大萧条时期，所以天顺至成化年间的社集活动，与其将之视为南京文艺风尚已趋勃兴，毋宁说是个人兴趣点燃的星星火光。或许正由于此，钱谦益在叙述金陵社集发展时，并未将此时期活动列入其中，这恐怕不是受限所知，而是刻意略过，盖此举不足以作为南京社集之源流或文学传统之肇兴。事实上，有关南都吟社与清恬雅会的活动，也殊少见诸相关记载，可以说有关南京的文学叙事中，这只是一段有些偶然的史前史。

新闻原本的作用是如实报道真相，而不是有意加工或者出于某种立场或夹带某些观点。否则就应该叫新闻评论而非新闻。但现实中，人们已经越来越难把混淆了的观点和事实区分开。很容易不知不觉地把自己交出去。而基于大数据算法的新闻推送也在加剧信息茧房的形成。或许，这会导致人类面临一场新的危机——信息危机。——本文摘自阿兰·德波顿作品《新闻的骚动》为了资讯，暂停人生这一切仿佛无师自通，就像呼吸或眨眼，本就是世上最简单普通、平淡无奇、不足挂齿的活动。只消隔上一会儿——通常不超过一晚(并且往往要短得多，要是觉得特别焦躁，可能都憋不过十到十五分钟)，我们就会中断手头的各种事务，开始查阅新闻。我们暂停自己的人生，以期再接收一剂关键资讯，看看自从上次查看之后，这世上又发生了哪些最重大的成就、灾难和罪行，或者是流行疫病和感情纠纷。在下文中，本人试图将这个无处不在，且众所周知的习惯予以放大，使之较目前看来更为古怪、更具危害。新闻如今占据的权力地位至少等同于信仰曾经享有的位置新闻致力于向我们呈现所有被认为最罕见和最重要的世事，比如热带降雪、总统私生子，或是连体婴。然而，尽管以追求反常为己任，新闻却巧妙地避免让自身成为众矢之的，也不愿意就其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支配地位引来关注。新闻机构竭尽全力报道着各种或卓越非凡，或夺人眼球，或贪污腐化，或耸人听闻的故事，但是，“半数人每天都为新闻走火入魔”这样的标题，却永远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当新闻取代宗教、成为我们的核心指导来源和权威检验标准时，社会就进入了现代化阶段。在发达经济体中，新闻如今占据的权力地位，至少等同于信仰曾经享有的位置。新闻播报以不可思议的精准度紧跟祈祷时间：晨祷变成了早间新闻，晚祷化为了晚间报道。不过，新闻追求的可不只是这份准宗教的时刻表，还要求我们在贴近它时，心怀某种曾经奉献给信仰的恭顺态度。面对新闻，我们也期盼获得启示，希望能借此分辨善恶、参透苦难、了解人生在世的种种道理。同样，如果我们拒绝参与这项仪式，便也有可能被归入异类。对于不露痕迹地运作它自己的套路，新闻深谙其道，因而很难遭到质疑。新闻只管用自然平淡的语调向我们发声，对观点中充斥的假定却避而不谈。事实上，新闻并非只在单纯地报道全球事件，而是根据自己内定的轻重缓急，不断在我们的脑海里刻画全新的世界——这一点，新闻当然按下不表。不鼓励思考却在雕刻灵魂的状态从早年开始，我们接受的教育就强调图像和文字的力量。我们被带去博物馆，在严肃的气氛中得知：某些艺术家虽早已作古，其画作却能改变我们的观念。那些为人称颂的诗歌和故事也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奇怪的是，尽管新闻每时每刻都在涌现，其中的图文却很少成为教育传达的内容。世人认为，弄明白《奥赛罗》的阴谋，比破解《纽约时报》的头版更加重要。领会马蒂斯对色彩的运用，比梳理《每日邮报》中的名人相片栏更容易成为话题。在经过《图片报》或《OK！》杂志、《法兰克福汇报》或《北海道新闻》、《德黑兰时报》或《太阳报》的洗礼之后，没人鼓励我们去思考：自身的观点是否受到了影响？而事实上，新闻不但在影响我们对现实的感受，也在雕刻我们灵魂的状态(此处的灵魂与超自然无关)，然而却从来没有人循循善诱地引导我们去思考这种非凡能力。现代社会虽然言必称教育，却都忽略了对现代人群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工具。无论课堂教育水平多高，最强大和持久的教育形式还是非电视电脑莫属。封闭在课堂内的时间毕竟只占我们人生最初的十八年左右，此后的生涯都交给了新闻媒体，而后者对我们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学术机构，正式教育一结束，新闻就成为我们的老师。这是奠定公共生活基调、塑造我们对于外部群体印象的最强力量，同时，新闻也是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的主创力量。正如革命分子所熟知的，要想改变一个国家的理念，不能奔着美术馆、教育部或者著名小说家的寓所去，而是必须开着坦克直捣国家的神经中枢——新闻总部。越负面越好我等受众，不停检索新闻又是缘何考虑？其实，最大原因乃是惧怕心理。只要和新闻绝缘一会儿，心里的牵挂就在习惯性地累积。我们知道世事难料，变数时时都在发生。某架空客A380的燃料管线可能会破裂，继而燃着浓烟侧翻坠入海湾；某种来自非洲蝙蝠的病毒可能跨越物种壁垒，渗入某趟满员的日本通勤列车的通风道；投资家可能正在酝酿一场货币挤兑；某个外表正常的父亲可能刚刚残杀了一双可爱的亲生儿女。但在我们周遭，可能正值岁月静好。花园里，微风也许正吹过李树的枝条；客厅的书架上，灰尘在静静地飘落。然而，我们知道这种安稳不能反映生存之混乱和暴烈的基本面，因此不及片刻，忧患总会按自己的方式生成。由于我们隐隐地感知到灾难的可能性，当拿出手机朝向信号源，等待头条新闻跳出屏幕时，内心会感到一丝跳动的恐惧。那感觉就像身处黎明前的料峭，不知太阳是否还会从苍穹升起，想必我们的古老祖先也一定熟悉类似的忧虑。然而，此间也自有不可言说的乐趣。我们的生命承载着种种幽闭负担，比如与自我共处，比如不断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潜力，比如费力地说服身边寥寥数人倾听我们的想法和需求。而新闻尽管多有负面，却恰能帮助我们解脱上述负担，可能越是惨烈效果越好。查阅新闻就像把一枚海贝贴在耳边，任由全人类的咆哮将自己淹没。借由那些更为沉重和骇人的事件，我们得以将自己从琐事中抽离，让更大的命题盖过我们只是聚焦于自身的忧虑和疑惑。一场饥荒，一座洪水淹没的小镇，一个在逃的连环杀手，一届下台的政府，某经济学家对明年救济人口的预测——这样的外界骚动也许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好以此换取内心的平静。今天的新闻是：某男在网上与情妇亲热至深夜，然后因疲劳驾驶导致车子翻下高架桥，压死桥下厢型车内的一家五口。另一桩的主角是个前途锦绣的大学生，在某次派对后神秘失踪，五天后在一辆小型出租车的后备厢里被发现碎尸。第三桩则讲述了网球女教练和十三岁弟子之间的师生恋。这些事桩桩离奇，相形之下，不由让我们庆幸自身的理智与幸运。视线移开新闻后，对于按部就班的生活轨迹，我们不由感到焕然一新的欣慰：幸好我们意志坚定，及时掐灭了不寻常的欲望，所以至今尚未毒杀同事，或是谋害亲人然后埋在自家庭院。为自我逃避提供理由我们祖先生活的社会，变化委实不多——而一旦发生任何改变，就可能非常重大甚至危及生命。在此背景下,我们继承了一种面对新奇事物的认知缺陷：条件反射地认为，新生事物必定值得重视。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要想在新闻一统天下的时代保持清醒，就必须看到“新奇”和“重要”的范畴虽有重合，却仍有关键的区别。当我们感到紧张、想要自我逃避,有什么方案能比投入新闻的怀抱来得更好、更过瘾，又更体面？新闻提供了理想且认真的理由，让人得以顺理成章地抛开许多可能比新闻重要得多的事物。我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己的所有责任，去聆听种种庞大而紧迫的问题,如巴西的债务、澳大利亚的新领袖、贝宁的儿童死亡率、西伯利亚的森林砍伐和克利夫兰的三人谋杀案。以当代新闻的规模和普遍性而言，粉碎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不是难事。在某国际新闻机构的欧洲控制室，我们会看到近五百人坐在昏暗的巨大水泥楼宇内，其间装点着通过光纤连通世界各个角落的屏幕和公告板。每天流入这个大楼的数据量，比整个人类从苏格拉底去世到电话发明的两千三百年里产生的总量还多。从光纤传来各种报道，例如危地马拉的地震、刚果的谋杀、赫尔辛基的获利警告、安卡拉的爆炸，覆盖了你能想到的任何主题、任何区域:不管是布基纳法索的选举还是越南的儿童死亡率,不管是加拿大的农业补贴还是力拓集团的非洲战略,不管是普拉达的秋季新款还是苏黎世的中餐厅。看时钟,现在是喀土穆的午后，但拉巴斯仍在晨光中。这种感觉好比身处大型国际机场的出发大厅，让人恍如抛开了一切乡土的、根深蒂固的、发展缓慢的事务，而置身疯狂、失重的全球化时空。我们确凿无疑地生活在当下这个迷失和随机的时代,在新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得以摆脱故乡的牵连,扬弃大自然的节律，在巨大的城市里，清楚地感知到周围数百万同胞的存在——彼此同样癫狂，又各自背负着不为人道的不幸、野心和怪癖。新闻更新的脚步从不停歇。不管昨天的新闻多么重大——山体滑坡,发现半裸年轻女尸,往昔风云政客的今日落魄——次日清晨,这所有的混乱喧嚣就会再全部重来。新闻机构的这种制度性健忘，类似医院的急诊大厅:每个晚上，当天的血迹都会被拭去，连同死者的记忆也一并抹去。有时不免遐想，报道的洪流会不会暂时干涸；人类有无可能通过某种非凡的协调机制，一致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谨慎行事,从而让世界平安无事。世界各地的凶手都能推迟他们的计划,莽撞的泳者不去下水,淫乱的政客专注整理自家的草坪。不过，新闻的监管者永远不需要害怕这样的情形。统计数据将向他们保证,任何二十四小时内，都有三千人不经意地死于世界各地的道路事故,四十五人在美国各地遭遇谋杀，四百场火灾在南欧各地的住宅发生，还不包括各种新颖和无法预见的创新型致残、恐吓、偷窃和爆炸事件。新闻供应者恨不得把屏幕安装在我们的座椅靠背内省从非易事。因为内省旨在揪出潜藏在我们内心的无数艰难真相。当我们在酝酿特别尴尬但可能具有重要性的想法时,我们最是在不遗余力地逃避内心。此时，我们的意识便落入了新闻手中。我们应该察觉到，新闻作为内省的敌人，是何等心怀醋意，并且希望变本加厉地与之作对。新闻供应者恨不得把屏幕安装在我们的座椅靠背、把接收器嵌入我们的手表、把手机植入我们的头脑，以确保我们时时连线，总是知晓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永远不感到孤独。然而，如果自己首先不能具备耐心，像助产士那样守候个人思想的降临，那我们也拿不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提供给别人。要让人性变得圆满，其中所需要的某些素材在当下无法找到。有些态度、意识形态、情感模式和精神哲学,必须穿越数个世纪追溯到过去，穿过图书馆的走廊，经过被遗忘的博物馆橱柜，走进遍覆青苔的破败寺庙，因为答案也许夹杂在二手书页面上已故主人的注释中，也许隐藏在一套套生锈的中世纪盔甲中，或是供奉在一座座祭坛上。除了紧盯屏幕上日新月异的像素，我们也需要翻翻厚重的精装书——透过其装帧和前电脑时代的字体，一个声音在宣告：昨天说过的道理，在明天仍有一席之地。新闻让我们感觉自己身处无与伦比的重要时代，到处充斥着战争、债务、骚乱、失踪儿童、首映后派对、首次公开招股和流氓导弹。偶尔,我们也需要上升到想象中的空间，远离某个特别的会议、某场特别的瘟疫、某种新款的手机、某场惊人的野火对我们的影响，飘离地幔数公里。当面对浩瀚银河所代表的亘古时光，即使是最棘手的问题也会得到化解。偶尔，我们应该放下新闻，把眼光转向那些拙于表达的物种：红隼和雪雁、蜘蛛甲虫和黑面叶蝉、狐猴和儿童——关注这些无心进入人类剧情的生物，以平衡我们的担忧和自我聚焦。要想实现充实的人生，必须具备这样一种能力：能体察新闻从何时开始不再具备原创或重要的教育功能。在这些时刻，就应该终止与陌生人止于幻想的关联，并将治理、成败、创造或杀戮的事务交由他人，明白余生苦短，而自己的目标尚待完成。

所谓“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不对国内、国际形势具备准确的判断而轻启战端，历来为兵家大忌。而且战争的机器一旦开启，便很难关上，即便关上也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能体面结束战争的人，少之又少，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杰。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就是这样一位极具洞察力和高超政治手腕的人物，他领导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尤其是前两次与丹麦和奥地利的战争，不仅让普鲁士实现了战略目标，而且体面地结束了战争。那么，俾斯麦是如何做到的呢？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没错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以高超的政治手腕，让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尤其是前两次与丹麦和奥地利的战争，不仅让普鲁士实现了战略目标，而且体面地结束了战争。在涉及被外国统治的本民族人居住的领土、国外的干涉、战争的筹划以及不留隐患地结束战争等方面，俄罗斯领导人似乎有必要向俾斯麦学习。1862年9月，俾斯麦被召回柏林——唯有他才能处理国内的宪政危机。从那天起，他先后担任普鲁士首相、北德意志邦联首相以及后来的德意志帝国首相，一直掌握着普鲁士和德意志的核心权力。如果把普鲁士比作一艘大船，那么俾斯麦就好比领航员，他一路指引普鲁士穿越各种狂风暴雨。1863年，丹麦国王、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腓特烈七世去世，因为无嗣，这两个公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居民大部分是德意志人）的归属权问题再次被提起。俾斯麦决心把这两个公国收入普鲁士囊中，而不是交给所谓的“邦联”（德意志）。俾斯麦想将奥地利拉进来（这两个公国的继承问题本来与奥地利关系不大），同时让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的行动表示善意。然而奥地利除非被俾斯麦政治催眠，否则很难实现。最终，俾斯麦说服了奥地利，因为他以民主革命相威胁。“奥地利君主做出了愚蠢的判断，以为除了与普鲁士合作，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抑制德意志的自由主义，所以抓住了普鲁士伸出的友谊之手，但这只手将给奥地利及其君主带来深深的羞辱。”

内容提要：历久相沿的江南乡村女巫，在崇尚进化、科学的近代中国时常引起精英阶层的评议而多被否定，不断遭遇政权的取缔又屡禁不止。同时，普通民众尤其是江南村妇积极崇奉女巫，女巫由此获得的境遇与在政权—知识精英那里迥然有别。完全不同的境遇源自传统小世界和文明大世界的各别逻辑。厘清两个世界之间的逻辑差异，近代女巫的零乱境遇才会显出清晰的脉络，进而，女巫—村妇的“怪异”性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日常逻辑应该在日常世界里理解。原文出处：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

除了文字的记载以外，如能见到同一时代的视觉材料，其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孙悟空形象的成熟时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那尊出自福建泉州附近开元寺的猴行者雕塑一直在吸引研究者的目光。据《八闽通志》记载：

年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第三位任命为大学教授的学者。为研究现代中国史、国族主义、海外华人、华人移民的权威历史学家与教育家。

这一系列的技术革命带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这个词，是革命导师恩格斯第一个提出来的，但是他提出来后，并没有被怎么认可。后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于1884年出版《工业革命讲演集》，才使得此名词被普遍接受。

在中国，地藏菩萨与观音、文殊、普贤共称佛教四大菩萨。“地藏”二字意为“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安徽省池州市九华山为其道场。地藏菩萨因立下度尽六道中生死流转众生大愿，故而常现身于人、天、地狱等六道之中，亦有六地藏之称，其佛语为：“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敦煌尊像画中，出现在唐朝地藏菩萨像有58尊。五代、宋时期壁画中有十尊地藏菩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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