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晚清以来，中国一直行进在从帝国通向现代国家的道路上。怎么认识这场已近两百年的国家转型活动？它的动力来自何方？它的目标去往何处？如何评价曾经的历程？如何构想未来的路泾？我尝试着用“走向现代国家三部曲”来回答上面这样的问题，本书是第三部。在前两部中，《财政中国三千年》的主题是“从财政看中国”，用财政之眼回望三千年中华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和现在正经历的转型，而《打开现代：国家转型的财政政治》的主题是“从经典看中国”，从财政政治的角度阐发古今中外13本经典著作来透视中国的国家转型活动。在这第三部，我想“从他者看中国”，即从财政视角透视率先完成国家转型的西方国家，然后借助于西方的镜鉴，反观中国的国家转型。本章作为导论，主要是交代背景知识以及书中将使用的一些概念与理论，以便为全书的展开奠定基础。一、从财政看西方成为现代国家
国家是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共同体。对于国家，一直以来人们总是又爱又恨，“如果国家强大，它就会摧毁我们；如果它柔弱，我们也要死亡”[1]。如何寻找到那个既非“过”又非“不及”的“中”，让国家有利于人的生存与繁荣？波拉克的回答是，这个问题令人困惑，“人类社会的繁荣在于国家既不能过于‘弱势’（以至于国家能力不足），也不能太‘强势’（以至于国家进行高压统治），但是，我们很难找到那个恰当的点”[2]。说到底，国家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而创造出来的。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创造出国家，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让国家逐渐接近那个既不过于弱势又不过于强势的“恰当的点”或者说“中”，使其日益有助于人类的生存与繁荣。可以说，这样的国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成长出来的。从全球来看，这样的国家首先出现在16世纪以后的西方世界并向世界其他地区显现出未来的景象，今天的我们称之为“现代国家”。我想说明的是，在西方世界成长出来的这种现代国家，并不是自发出现的，也不是由西方人的什么先天文化基因决定的，而是经过国家（统治者）与社会（被统治者）的无数互动形成的。这样的互动可以表达如下：国家运用权力去管理、塑造和提升社会；而社会在利益和价值两方面，对国家的功能发挥与组织设置提出要求，在极端的时候干脆加以再造（即革命）；二者互动的结果就是现实国家制度的诞生。国家对社会以支配为主的作用方式，我称为“支配逻辑”；社会对国家以驯化为主的作用方式，我称为“驯化逻辑”[3]。国家支配社会，重要的是要实现有效性（或者称为“理性”），即作为高效率的工具而发挥作用；社会驯化国家，最为重要的是要求国家实现合法性，即把国家变得能得到社会的认同。我关注的重点在于后一个逻辑过程，即社会对国家的驯化，意在强调社会并不会单纯接受国家的支配，而会通过呼声、不忠、退出甚至再造等行为，对国家提出要求。对于这样的驯化作用，美国学者曼斯菲尔德曾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他的说法是，维护自由的政府往往倾向于变得软弱，而强大的政府则倾向于践踏自由[4]，这就是前面已经提到国家的两难或者说“国家的悖论”。那到了现代国家，是如何解决“国家的悖论”的呢？曼斯菲尔德的回答的是，关键在于被统治者用立宪规则成功地驯化了原来君主制中君主的执行权（即君权）。曼斯菲尔德强调，“政治科学不能回避暴政”[5]。他所说的暴政，指的是强大的执行权；不回避的意思是，必须去驯化和利用暴政中所包含的执行能力。曼斯菲尔德举出的成功范例就是美国宪法所建立的执行部门，“执行部门提供了君主政体的力量，但不容许其地位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一来，君权不但不会与法治和宪法的至尊地位相抵牾，而且有望为两者效力。进而言之，把君权改造为执行权，才使它变得不但讲法治、行宪政，而且变成了可靠的民主制”[6]。对于在西方率先驯化出来的这种现代国家，已有无数的著作来描述这一进程。作为财政学者，我承接在《财政中国三千年》《打开现代：国家转型的财政政治》两部著作中的方法，继续从财政的视角来考察西方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这是因为，财政制度是国家制度中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财政收支及其管理活动，财政行为贯穿于一切国家治理活动中并成为制度运行的基础条件。财政与国家之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财政作为指标，反应国家运行的健康程度；二是财政作为动因，对国家的日常治理、制度构建与长期发展产生影响；三是财政作为渠道，让国家的各项治理措施到达目的地。透过探究财政与国家在此三方面的关系，我们可以深刻地理解国家成长问题。就本书的主题而言，透过财政之眼我们可以发现，当代西方的现代国家至少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1）财政收入主要源于向大众的财产与收入征税，国家直接表现为由民众养活；（2）财政承担起干预经济运行、提供公共产品与基础设施的职能，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稳定与发展；（3）财政资金大量用于民众福利的保障，用国家的力量保障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接下来，我会把这三方面的特征称为现代国家的三个财政面相，并分别命名为“税收国家”、“生产国家”、“福利国家”。在这本书中，我的重点是探讨财政尤其是财政思想对于西方现代国家成长的影响，或者说对国家所成功实现的“驯化”。就是说，一个既能保护、帮助我们又不至于压迫我们的国家，并不是自动出现的；西方现代国家之所以能够呈现出税收国家、生产国家、福利国家这样的财政面相，并进而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繁荣，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有财政特别是财政思想对国家的制度与行为进行了“驯化”并获得了成功。在此过程中，最为突出的作用是财政危机对国家制度变迁的推动和对统治者行为的改变[7]。如果统治者行为的改变能够有效地应对危机，国家制度就会发展甚至发生转型；如果无力应对这些危机，国家就会崩溃，发展出现停滞。细加区分的话，财政危机至少有以下三种或者说有三个层次：第一种是收支危机，它是通常所说的财政危机，表现为财政收不抵支而出现短期的赤字；第二种是制度危机，它不仅表现为长期的收支赤字，而且表现为制度性和根本性的危机，即该财政制度中的主要收入已无法支持不断攀升的支出，需要将主要收入形式加以更换（即实现财政转型）；第三种是价值危机，它意味着被统治者（财政义务承担者）对财政征收合法性产生怀疑，要求统治者在价值系统方面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或者要求统治者接受被统治者的价值形态。财政的价值危机多数时候会与制度危机、收支危机同时出现，但也可能单独发生。这三个层次的财政危机，共同推进了财政制度乃至国家制度的成长。在其中，价值危机及其合法性问题的解决，包含了统治者的自我辩护意见，不过更多的却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在财政思想上的驯化。那什么是财政思想呢？西方在向现代国家发展过程中曾遭遇到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大多被思想家们转化为财政问题，并尝试着进行思考与解答。他们思考的财政问题，又大多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怎样用必要的财政工具来应对现实世界对国家职能的要求?构建什么样的财政制度才能让国家稳固有效地承担其日益扩大的职能?怎么为安排财政活动以履行应有的国家职能提供合法性辩护?这三方面的财政问题，可分别简称为工具问题、建制问题、合法性问题。所有对这些财政问题的思考与解答，就构成了我所说的财政思想。因此本书的财政思想并不专指公认的财政学者所创造的理论或发表的观点，而是一切有关财政问题的严肃思考与认真回答。二、现代国家中的财政工具
为了从财政的视角看西方现代国家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更进一步地说，为了考察财政思想对于西方国家发展的驯化作用，我需要先交代几个相关的概念，首先是在从事国家治理活动时财政所拥有的工具。以下的财政工具被现代国家单独地或组合起来加以运用，进而构成它的核心制度。第一种工具是税收—补贴。税收是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征收特定对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一部分收入或财产（资金形式或实物形式）的行为，目的是获取国家运行所需的资源并借以实现国家治理的特定目标。补贴与税收在资金流动方向上正好相反，是由国家给予特定对象一部分资金（或实物）的行为，为的是履行国家职能或改变相关对象的行为等。由国家给特定公民直接发放资金的行为，又常被称为转移支出，以便跟国家购买物资或服务的支出行为（即购买支出）相对。在国家治理活动中，税收更常用，不过补贴也不少见。两者有时甚至配合在一起进行，比如在法律上规定，某种排放污染物的生产行为，如果不符合特定标准就征环保税，而达到特定的标准就给予补贴。在后续章节中，我将说明税收最为关键的特征是纳税人的同意，而这样的特征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经社会驯化国家而形成的。第二种工具是公共提供。公共提供说的是，在市场上有一部分商品或服务由国家免费提供给全体或部分消费者消费的行为，采购这些商品或服务的资金由国家依靠税收来承担。这样的商品或服务多数为公共产品，有时候国家也会对部分私人产品实行公共提供。所谓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性质上具有非竞争性（一人使用不影响他人使用）并常常具有非排斥性（不能将他人排斥在消费过程之外或者排斥成本过高）的产品。私人产品正好相反，就是在消费性质上具有竞争性与排斥性的商品。当然，国家也可能实行部分公共提供，就是说国家在提供商品和服务时，向消费者收取一部分费用而非完全免费提供。公共提供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或公共福利，一个致力于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或公共服务的国家也是逐渐形成的。第三种工具是公共生产。公共生产是国家在生产领域中拥有某个企业甚或所有企业的全部或主要产权或者控制权，借以获取生产领域的利润，并达到特定的国家治理目的。要注意的是，公共生产与公共提供有时会配合在一起进行，比如国家通过国有企业生产某种商品并免费提供给公众消费，但并非总是如此。公共提供所需要的商品，未必都需要经由公共生产；而公共生产形成的商品，也未必都以公共提供的形式到达消费者手中。公共生产是国家一直拥有的财政工具，在20世纪它曾一度变得特别重要，在后续章节我将予以说明。第四种工具为公共管制。公共管制是国家在财政领域利用公共权力强制性地要求相关主体履行除了资金往来以外的责任。公共管制并不完全是财政工具，它还被广泛地运用在国家治理的其他领域，但是财政领域却离不开公共管制工具的使用。特别地，由于从财政资金成本看公共管制似乎极为廉价（仅限于规章颁布与执法行动的成本），因而在治国理财活动中公共管制的手段常常受到推崇。但事实上，公共管制的成本未必低，因为被公共管制的对象承担了巨大的服从成本，只是它没有表现为财政资金的收付而已。三、现代国家的财政面相
在表面上，财政只是简单的资金（或实物）的收付行为；但就其实质来说，财政行为围绕着履行国家治理、实现国家职能而发生，也因此形成约束相关行为主体的稳定性制度。就现代国家而言，财政中有三大类制度比较重要。第一类是围绕税收的筹集与使用而产生的有关收入程序、支出规则与预算管理的制度。它们主要为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维护国家安全与内部秩序而设计产生，所履行的财政职能可称为“保护”职能。对于此类与税收相关并履行保护职能的制度,在学术界已有一个相对简单的名称叫“税收国家”。由熊彼特比较早使用且着重强调的名称“税收国家”[8]，主要是为了完成保护职能，这是国家最低程度的职能。为此职能而征收与使用的税收收入数量，被认为虽属必要但应尽可能地少。第二类是围绕国家用财政工具接管生产活动或干预经济运行而产生的制度。这样的制度为稳定宏观经济运行、促进经济有效增长或达到其他治理目的而建构，在职能上突破了一度为税收国家所设定的最低程度，而被要求承担起“发展”的职能。为了促进发展，国家自然离不开对税收的筹集与使用,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找到国家发挥此职能的领域、手段与理由。我将与此生产活动相关并以履行发展职能的国家制度,简单地称为“生产国家”。第三类是国家围绕着保障每一个个体的安全而建构的制度。它们既突破了税收国家对保护这一国家职能的设定,也突破了生产国家对发展这一国家职能的设定,而关注每一个个体(尤其是暴露于风险之中的个体),为其提供相应的福利,履行的是“保障”职能。此类用来实现国家保障职能的制度,我用一个现成的名词“福利国家”来称呼。从财政视角观察到的现代国家，在国家制度发展上呈现出一种不断演进的状态。在不同的阶段，针对层出不穷的财政问题，当时的思想家与国务活动者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建构出不同的财政制度，由此构成整体国家制度的演进。前已提及，至少有三大财政问题始终贯穿在西方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怎样用必要的财政工具来应对现实世界对国家职能的要求？构建什么样的财政制度才能让国家稳固有效地承担其日益扩大的职能？怎么为安排财政收支以履行应有的国家职能提供合法性辩护？如果说前两个问题即工具问题与建制问题尚属于技术问题的话，那么第三个问题即合法性问题关乎价值规范，在财政领域中显然属于更为根本的问题。刚才说到的税收国家、生产国家、福利国家三类制度，是经由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尤其是经由财政思想的驯化）而陆续诞生的，并因此构成了西方现代国家制度的不同“面相”。或者说，在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国家的制度因思想与实践的不断互动，陆续显现为不同的财政面相，即税收国家、生产国家和福利国家。国家不同的财政面相，代表的是不同的财政制度建设，应对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由时代问题转化而来的财政问题。西方现代国家呈现出来的第一个财政面相就是税收国家，萌芽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大致成形于现代国家发展的初期（约17—18世纪）。在此阶段，国家内外安全是突出的时代问题，在财政上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展开收支活动成为紧迫的行为与制度建设的关键。于是，在现实中国务活动者不断地以税收的筹集与使用来应对工具问题，以税收、支出、预算等制度建设来解决建制问题。这一阶段在政治上是从绝对君主制初步走向代议民主制，在财政上正从以君主自家财产收益为主要收入形式的家财型财政转向征税于大众财产与收入的税收型财政[9]。财政制度的变革推进了政治制度的转型，以大众的财产与收入所供养的税收国家慢慢成为制度的现实。可是，如何解释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税收关系，或者说，国家为什么有权向大众征税？基于封建社会中的征税理由（必要与同意），以及以社会契约论为代表的近代思想，为征税的正当性提供了精密化的理论辩护，财政思想家还不断地尝试着解决税负平等等问题。西方现代国家的第二个财政面相是生产国家，在现实中大致产生于19世纪中期，并繁荣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这一阶段，西方国家出现了市场缺陷、经济发展、宏观稳定等时代问题，需要财政积极地加以面对。比如说，如何纠正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缺陷？如何熨平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西方世界中的落后国家如何实现赶超？这些问题转化到财政上，就集中体现为财政是否应该具有生产性这一问题。对此，财政思想的回答主要有：（1）国家不仅是消费主体，而且具有或应该具有积极的生产性；（2）财政应以税收创造的效用与征税带来的牺牲来衡量税负平等与否，而不应该单纯按纳税能力分配税负；（3）国家必须超越现有的税收国家阶段，向更高级阶段发展。以此为起点，“生产国家”在思想与现实中得以积极的建构；而这其中，又有弱生产国家（保留私有财产制度但大大增加税收数量以便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积极地干预经济活动）与强生产国家（没收所有的私人财产，在全面公共生产状态下彻底改造社会）两种竞争性制度构建活动，制度的实践又跟财产正义思想的争辩交织在一起。西方现代国家的第三个财政面相是福利国家，大致萌芽于19世纪末，真正兴起于1945年以后直至今日。在一定程度上，福利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宿命，是为了应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个体风险与社会问题（累积性贫困、民众健康恶化、工业风险大增、垄断资本控制、阶级冲突等）而建构起来的。不同的国家经由不同的道路，最终都走向了福利国家。贯穿这一福利国家发展历程的争议是，财政是否应该具有保障性？为实现这一保障性需要建构何种制度？如何证明这种制度的合法性？我将分别以英国、美国、瑞典为例，分析推动西方走上福利国家的三种动力：拯救穷人、服务资本、劳动解放。从这三种不同的动力出发，西方国家发展出不同的思想路径并建构出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并进而形成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投资三类制度体系。对于福利国家制度的合法性，不同的思想流派基于各自的思想资源与论证逻辑，进行了激烈的争议，其焦点在社会正义。可以将上述现代国家的三个财政面相的形成及其面对的财政问题，简单概括为如下表0.1的内容。这些内容的详情，将在后续章节中陆续展开。表0.1 西方现代国家的三个财政面相
| 税收国家 | 生产国家 | 福利国家 |
形成时期 | 约17世纪初 | 约19世纪中叶起 |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
时代问题 | 国家间生存竞争；内部和平与秩序 | 落后国家的赶超；纠正市场缺陷；实现宏观稳定 | 累积性贫困、民众健康恶化、工业风险大增、垄断资本控制、社会冲突等 |
财政问题 | 财政必须为国家履行保护职能提供必要的手段 | 财政必须为国家履行发展职能提供生产性手段 | 财政要为国家保障个体、降低社会风险提供保障性手段 |
财政工具 | 以税收的筹集与应用来提供手段 | 扩大税收与支出，甚至运用公共生产等手段 | 以一般税收、强制保险或政府补贴等形式提供保障性手段 |
制度建构 | 以税收、支出与预算等制度解决建制问题 | 建构弱生产国家制度甚至设想强生产国家制度 | 以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投资等制度构建来解决建制问题 |
合法性论证 | 以必要与同意的精致形式社会契约论为主要理论，解决征税正当性问题，以税负与纳税能力的匹配来解决税负平等问题 | 以财政支出生产性与财产正义理论的发展来回答财政生产性的合法化问题 | 以英美新自由主义、瑞典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等理论的发展，解决福利国家财政保障性的合法性问题 |
上述财政视野中现代国家的三个面相，在形成与发展阶段上有先后或同时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它也是西方现代国家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反映：
（1）税收国家是西方现代国家发展的初级阶段,是对中世纪封建国家的扬弃，在财政上主要体现为用税收形式获取的收入来供养国家，以完成基本的保护职能；（2）生产国家是税收国家在功能上的扩展，要求财政承担起生产职能,财政活动不再被视为消极的、非生产性的,而是不可缺少的生产性活动；（3）福利国家，也是税收国家在功能上的一种扩展,要求财政保障每一个个体。也就是说，生产国家与福利国家是税收国家因功能扩展而产生的制度,或者说是税收国家在制度上的发展。需要交代的是，上述三种国家制度或者说国家具有的三种财政面相,在制度演进过程中并非呈现出互相替代的关系，事实上各种制度因素在每一个阶段都存在，只是在不同的阶段某一方面的制度特征更为突出而已。在称为税收国家的阶段，国家的生产功能和福利功能也存在,只是非常薄弱,远不及后来那样突出；而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发挥税收国家、生产国家、福利国家功能的制度同时存在，只是我们的目光更多地集中在福利国家制度上。在制度演进的不同阶段,相关的财政问题，尤其是有关财政合法性的三大问题（即税收的合法性、财政的生产性、财政的保障性），也自始至终都存在，挑战着学者们从不同的侧面不断地给予回答。四、本书的结构安排
我在这本书中打算从财政视角来揭示西方现代国家是怎样成长的，更具体地说是要阐明国家呈现在现实中的三个财政面相是如何出现的，然后再以此来反观中国。大致上，国家的财政面相之所以能够呈现，是因为被统治者通过财政特别是财政思想成功地驯化了统治者，让它在保持强大执行能力的同时为民众所用。换言之，最终成长起来的现代国家制度，可以让民众得到强大的执行权的帮助，甚至让民众能有效地掌握这种执行权，以实现共同的福祉。首先是本书的导论，简要介绍研究背景、重要概念及理论，以便引入到本书的正文部分。第一章是背景介绍，叙述中世纪西欧在经济社会领域的独特性以及率先从封建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进程，以此为接下来专从财政视角进行的考察奠定基础。第二章至第八章的内容，集中于阐明西方国家是怎么成为税收国家的，包括总体制度成长（第二章）、典型案例研究（第三章）、财政思想驯化（第四、五、六章）、中西对比分析（第七章）、总结与反思（第八章）等。第九章至第十二章的内容，集中于阐明西方国家是怎么成为生产国家的，包括德国案例研究（第九章）、对生产国家必要性的经济学研究（第十章）、财产正义性研究（第十一章）、理论反思与现实选择（第十二章）等。第十三章至第十七章的内容，集中于阐明西方国家是怎么成为福利国家的，包括趋势概括（第十三章）、英国案例研究（第十四章）、美国案例研究（第十五章）、瑞典案例研究（第十六章）、理论界的争论（第十七章）等。第十八章是对本书内容的一个总结，在概括西方现代国家成长过程中财政的驯化作用与逻辑过程之后，再反观中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1]戴森著：《西欧的国家传统》，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229页。
[2]Sheldon D. Pollack, War,
Revenue, and State Building,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45.同时参见中译本波拉克著：《战争、收入与国家建构》，上海财经大学2021年版，第37页。
[3] “支配逻辑”一词来自于许田波所著《战争与国家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驯化逻辑”一词借用了曼斯菲尔德所著《驯化君主》（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中的“驯化”一词。
[4]曼斯菲尔德著：《驯化君主》，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5页。
[5]同上书，前言第21页
[6]同上书，前言第6页。
[7]这个命题我已经在《财政中国三千年》（上海远东出版社2020年版，第487页）交代过，可以参考。
[8]熊彼特：“税收国家的危机”，附录于格罗夫斯著：《税收哲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9]刘守刚:“财政类型与现代国家构建”,《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1期。
【内容简介】
本书是财政学者刘守刚“走向现代国家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要认识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就需要审视率先完成国家转型的西方世界。从财政上看，西方国家先后呈现出税收国家、生产国家、福利国家三个制度面相。本书致力于描述西方国家财政面相的形成过程，并着重探讨财政思想对形成这些制度面相的影响。
【作者简介】
刘守刚，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财政史、西方财政思想史、财政政治学。代表著作有《财政中国三千年》《打开现代：国家转型的财政政治》《国家的财政面相》《中国古代治国理财经典阐释》《家财帝国及其现代转型》《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等，（联合）主编 “财政政治学译丛”“财政政治学文丛”“中国近现代财政学名作新编丛书”和“财政政治学视界论丛”（待出）等。
【目录】
导论 从他者理解中国 １
一、从财政看西方如何成为现代国家 １
二、现代国家中的财政工具 ５
三、现代国家的财政面相 ６
四、本书的结构安排 １１
第一章 特殊的西欧,率先的转型 １２
一、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下的主体性权利及其保障 １４
二、第三等级的兴起与市民社会的初兴 ２２
三、生存竞争环境中西欧国家机器的成长 ３０
四、总结 ３８
成为税收国家
第二章 谈出来的税收国家 ４２
一、领主制时期财政收入事实上是“私人收入” ４４
二、等级君主制时期经由谈判开始诞生公共收入 ４８
三、从临时性税收向永久性税收的发展与谈判道路的分化 ５１
四、绝对君主制时期税收大幅增长并成为国家构建的工具 ５４
五、代议民主制与税收国家制度的同时成型:以英国为例 ６０
六、总结 ６３
第三章 英国学习荷兰,世界学习英国 ６５
一、用国家财政建设来应对荷兰共和国的生存危机 ６７
二、以消费税为主建设税收制度以奠定荷兰健康的财政基础 ７１
三、建设荷兰有效的公债制度以广开财 ７７
四、英国税收的常规化与税务机构的官僚化 ８０
五、中央银行在英国的创建与公债的正规化 ８４
六、英国预算制度的成长 ８９
七、从国家成长看荷兰、英国的财政革命 ９１
八、总结 ９９
第四章 征税为了人民 １０１
一、征税理由的中世纪论证:必要与同意 １０２
二、作为压倒性论证方式社会契约论的兴起 １１６
三、霍布斯在征税正当性问题上的论证 １２１
四、洛克对现代国家及其征税权正当性论证的初步完成 １２７
五、总结 １３１
第五章 一切还需经过人民 １３４
一、从“为民”征税到“由民”征税:卢梭面对的时代问题 １３５
二、卢梭从公意来解决由民征税问题 １３８
三、从代议制实现公意:现代民主制构建与征税正当性表达 １４６
四、税收国家的民主建构:托克维尔的论证 １５２
五、总结 １５８
第六章 税收公平是主观感觉 １６０
一、什么是税收公平或税负平等 １６１
二、税制结构转型与税负平等追求 １６６
三、寻找公平所得税制的税率特征:比例所得税还是累进所得税？１７６
四、探索公平所得税制的税负分配标准:从客观到主观 １７８
五、确立公平税基的计算技术:财产、增值、才能 １８２
六、从民主制度实现税收公平 １８７
七、总结 １８９
第七章 比较黄宗羲和洛克,看中西大分流 １９１
一、以黄宗羲与洛克之比较作为理解中西方财政思想基础的理由 １９２
二、黄宗羲与洛克在财政思想上的相似之处 １９４
三、黄宗羲与洛克财政思想之不同 ２０２
四、总结 ２１０
第八章 现代国家是税收国家 ２１３
一、税收国家必然要提供公共服务:西欧的经验 ２１４
二、税收国家必然要有严格的预算程序:西欧的经验 ２１８
三、税收作为现代国家主体财政收入的政治意义 ２２４
四、公债在税收国家中的意义 ２３３
五、总结 ２４１
成为生产国家
第九章 落后的德国要赶超 ２４４
一、官房学派为国家生存竞争而努力 ２４６
二、德意志官房学派对国家角色的定位 ２４８
三、通过经营国有资产来发展经济且增加国家收入 ２５４
四、基于官房主义而形成的德语财政学之国家生产性传统 ２５８
五、１９世纪德国国家生产性与德语财政学的黄金时代 ２６４
六、德国生产国家在２０世纪的发展 ２７５
七、结论 ２７６
第十章 已发展国家遇到新问题 ２７８
一、英国税收理论的转折与财政生产性问题的提出 ２７９
二、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以奥地利、意大利、瑞典学者为主 ２８６
三、经济干预思想在２０世纪的繁荣与弱生产国家理论基础的扩大 ２９２
四、弱生产国家的实践 ３０１
五、总结 ３０６
第十一章 财产的正义性能得到证明吗 ３０８
一、财产正义观念的交锋史 ３０９
二、洛克奠定私人财产权的现代理论基础 ３２０
三、１９世纪思想界质疑私人财产权的高潮 ３３１
四、总结 ３４１
第十二章 现代国家的生产性有其限度 ３４２
一、从经济后果角度对生产国家的质疑 ３４３
二、从非经济后果的角度反思生产国家的扩张 ３５９
三、现代生产国家与私人财产权 ３６２
四、总结 ３６５
成为福利国家
第十三章 福利国家是宿命吗 ３６８
一、从财政看福利国家的成长 ３７０
二、福利项目的内容与福利国家模式 ３７６
三、福利国家成长的原因与动力 ３８１
四、总结 ３８８
第十四章 拯救穷人是恩惠还是责任 ３８９
一、英国的福利国家建设 ３９０
二、英国福利国家成长的思想起点:拯救穷人 ３９５
三、从济贫出发而兴起的英国新自由主义思想 ４０１
四、指导英国福利国家建设的新自由主义之发展 ４１１
五、英国福利国家思想的成熟 ４１８
六、福利国家形成中的济贫因素 ４２２
七、总结 ４２６
第十五章 福利国家与服务资本并不矛盾 ４２７
一、美国的福利国家实践 ４２９
二、福利国家思想在美国兴起的历史背景 ４３６
三、美国福利国家成长的关键转折:进步主义运动 ４４１
四、美国福利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美国新自由主义 ４４９
五、福利国家形成中的服务资本因素 ４６１
六、总结 ４６５
第十六章 福利国家成为劳动解放的手段 ４６７
一、瑞典的福利国家实践 ４６９
二、瑞典福利国家成长的历史基础 ４７６
三、瑞典福利国家思想的形成 ４８４
四、二战后瑞典福利国家思想的成熟 ４９２
五、福利国家形成中的劳动解放因素 ４９９
六、总结 ５０５
第十七章 大分裂,大辩论 ５０７
一、左派为福利国家辩护之一：社会民主主义的辩护 ５０８
二、左派为福利国家辩护之二：罗尔斯、森等人的论证 ５１５
三、右派对福利国家的否定与批评之一:从财政危机与经济后果出发 ５２３
四、右派对福利国家的否定与批评之二:从规范理论出发 ５２６
五、福利国家的转型探索:第三条道路? ５３５
六、总结 ５３９
结束语
第十八章 好国家是驯化出来的 ５４２
一、财政问题引导西方国家的制度建设与驯化过程 ５４３
二、财政思想在社会驯化国家过程中的价值体现 ５４９
三、西方国家经由财政制度而成长的逻辑过程 ５５７
四、财政动因与现代国家的进一步成长 ５６１
五、对中国有何借鉴？５６６
六、总结 ５７２
参考文献 ５７３
后记 ５８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