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中国北方城市的江南认同： 帝国晚期济宁城市文化的形成[1]

内容提要：本文勾画明清时期济宁的文化景象，并探讨构织起其南方城市认同的缘由。本文首先考察运输、通讯和城市化如何塑造了济宁的经济取向和社会构成，因为它们导致了别具一格的地方文化的繁荣。本文认为，以京杭大运河为依托，济宁在明清帝国经济和文化网络上连接南北的特殊位置使其具有了来自南方为主的多种外来的文化特征和社会因素。济宁盎然的南方城市生机体现在其物质景观、人文精神、社会成分，以及日常生活的构造和结构中。与同时代的南方同伴一样，具备很高文化素质的明清济宁士绅积极从事地方城市文化和地方社会建设，而他们的这些活动显然在形式和风格上源生于在江南地区更为精致、卓越的物质、文化和社会形式。

本文载于李泉主编《运河学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45-174页。陈丹阳 译　胡克诚 校。

一 引言

虽然如今人们通常将济宁称为孔孟之乡，但它从15世纪早期至19世纪中期曾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这个时间段大致上是大运河通航的全盛时期。我2001年初次访问济宁，一些老人在提起当地的典故时，讲到的主要仍是大运河、太白楼、玉堂酱园以及各种历史名人、寄居者和游客的故事。在这个儒家文化中心地带的太白楼等历史遗迹中，最受人纪念的不是像孔子和孟子这样的本土圣人，而是旅居此地的文学和艺术巨匠。[3]济宁在外观方面，至少在其居民眼中，似乎是以“小苏州”的历史别名而存在的，这个称呼生动地描绘了江南风格的运河城市景观，以及帝国晚期文学中建构的繁荣城市形象。为什么在山东这个典型的北方省份中的一座城市会显示出这些“南方”属性？本文通过研究济宁江南风格文化认同的起源来回答这一问题，其中特别触及以地方精英为主导的城市商业与社会关系网络。

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及许多西方理论家曾认为，中国古代城市是经济功能薄弱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也是商业和消费远远超过任何“真正”生产的地方。对这些思想家来说，中国城市的这种形象与孕育了资本主义和工业现代化的欧洲城市形成了对比。[4]汉学研究领域中的传统观点倾向于认同这一分析，同样否认独立城市主义在中国前现代社会中的存在。[5]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19世纪中期受到现代西方文明刺激之前，仍处于农业文明占统治地位的阶段。这种观念在1960年代之前成为汉学研究者的常识。

很大程度上受到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基于中心地理论对中国市场体系的开拓性研究的启发，[6]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持修正观点的新一代历史学家开始认识到，帝国晚期的城市和商业市镇都存在于空间分级的城市层次结构之中，这是由地方商业层级所塑造的。丰富的最新研究显示，新型城市和商业市镇构成了经济和文化的都市中心，特别是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商业发达地区。[7]“江南”一词在日常和学术用语中都是指“长江以南”的地区。“江南”作为地理概念，大致涵盖了今天属于江苏省的苏州、松江、常州，以及属于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等府的辖区。历史学家们积极研究了长三角商业化经济和城市文化的鼎盛时期。[8]虽然这些研究对于扩大我们对中华帝国晚期更为商业化、城市化的地区的认识至关重要，但它们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从而在中华帝国晚期历史研究领域中形成了一个明显以江南为基础——即使不等同于江南偏见——的城市研究范式。[9]与此相比，北方城市在商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通常仍被认为更具政治性或行政性，而不是商业性。所以中国北方一般被认为在经济、文化、社会方面“城市化”程度较低，特别是与江南地区相比。[10]

在帝国晚期学术领域的这种南方偏见，造成了区域性的刻板印象，它通常将代表城市的南方与代表乡村的北方相对立。这种刻板印象忽略了作为南方模式重要例外的几个北方商业化和城市化中心，例如与南方城市存在很多共同特点的山东济宁。尽管近几十年来关于帝国晚期城市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北方城市获得的关注度远远不够，总的来说它们仍然被视为行政中心，而不是富有活力的和城市化的商业中心。因此，它们的地方文化在学术研究中总体上被忽略了。[11]然而，最近有一些新的研究重新关注了北方，并且认为在大运河北部沿线的城市有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存在。[12]天津、临清、济宁等几个北方运河港口位于高度商业化、城市化的环境中，从而具有了可以与帝国晚期商业化发达的江南地区相提并论的典型特点。

此外，学者们也注意到，在中华帝国晚期出现了在明代之前从未有过的发达的商业、社会及文化关系网。这个网络以改善的全国性运输和活跃的贸易系统为基础，促进跨区域联系，以及观念、时尚和习俗的交流，从而导致在更广泛的商业和社会网络中彼此不同的区域文化的融合、交流、协调和适应。大运河北部沿岸地区——尤其是那些位于这个最重要的南北通道沿线的城市（如济宁）——受到这些新网络的作用，对超越其区域地理边界的外界影响更为接纳。[13]

当然，中国景观在地理和文化上有极具意义的差异，在历史上，它们在城市和乡村地区以众多地方文化的方式显现。首先，中国历史上南北方的划分格外受到关注。虽然牟复礼在描述前现代中国时强调其共同特征，而不是区域差异，但他也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从宋代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在精英审美倾向、文人追求、礼仪和社会习俗方面的一些南北差异。正如他写道，北方人认为自己“在说话和处事中直截了当，有男子气概，坚守伦理”，而他们“将南方人描述为不正直、软弱、无力和不脚踏实地”。与此同时，“南方人则反唇相讥，嘲笑愚钝的北方人头脑简单、粗野和不谙世故。而南方才是创造更高精神成就的地方。”[14]在这些评论中，牟复礼利用原始文献中常见的刻板印象，并用它们作为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真实的和感知的差异的例子。[15]

就像牟复礼抓住了对区域差异的感知一样，原始文献也指出了这种区域性刻板印象的流行。事实上，许多北方人故意试图效仿南方，以此获得一些属于南方的经济和文化上的声望。通过这个模仿的过程，以及凭借大运河实现的货物、人员和思想的便利沟通，一些北方城市在帝国晚期或多或少地“南方化”了。[16]本研究案例将济宁视为这些地理上位于北方，却呈现出许多与较为典型的江南城市传统相关特点的“南方化”城市之一。

本文探究济宁在15世纪早期到19世纪中期特有的文化形态和功能，深入分析这座城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特征。[17]本文从审视济宁如何凭借其沿大运河的区位优势而变得商业化开始。文章首先假设，地方特性不仅是由其自身的地理位置所决定，还取决于其在涉及当地经济结构和取向的流通领域中的位置，以及当地人口的流动性。因此，本文展示了济宁居民如何展现他们城市与江南相似的图景。本文进一步认为，商业和生活方式为济宁居民提供了以特定方法塑造自身生活环境的能力，它们促进了多元化和复杂性。在探索济宁地方形象和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中，我强调了济宁士绅精英的重要作用，他们像江南同侪一样，通过文化作品、旅游以及其他可见的公众活动，自觉地塑造了城市的实体布局和精神气质。这些活动给了地方一种文化标志。然而，朝廷通过对大运河区域的控制，将这座城市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因此，它的构成和定位从未完全南方化。

二 大运河、跨地区交流及江南风尚

大济宁地区位于山东省西南部，是中华帝国的重要农业区。济宁——从前叫作任城——在明代之前的大部分时段是一个县级治所。在明清时期，从前的地名“任城”为“济宁”所取代，这座城市也成为济宁州（作为散州或直隶州）的治所。正是在明中期到清末之间，济宁在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地位，获得了鲜明的地方认同，这与大多数江南城镇的繁荣时间表相似。

在历史上，济宁或大济宁地区的基本特征是由当地生态系统所决定的。1673年刊印的当地方志中的一篇文章将济宁的重要性和繁荣归因于其地理位置和物质环境，认为济宁在明中期的迅速崛起是大运河大规模复兴的结果：

济宁壤接邹、阜，封域脉络，联续泰、峄、汶、泗诸山川，含英蕴华，隐郁停伏，至济乃发而南驶，与黄河会流，成汪洋巨津。下吕、梁，入清、淮，注之海。是以我国家肇造洪基垂二百年，济之英贤杰士后先接迹，视东省诸郡邑为独盛！[18]

通过对大运河、其他水资源和人才等因素的观察，这段描述展现了从明初开始当地人如何将济宁的生态条件与城市文化和社会重要性联系在一起。在帝国晚期重塑济宁的因素中，大运河对当地交通的影响至关重要。虽然重新开通的大运河在元代从1289年开始就穿越华北平原到达北京，但只有在后来的明清时期，运河才成为国家的生命线，漕粮输运政策为帝国晚期整个国家提供了财政基础。[19]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整治（特别是在北部河段），大运河全线于1415年恢复使用，一直延续到1850年代初期。

由于国家漕运的常态系统，运河运输和贸易广泛渗透到包括济宁在内的运河沿线各地的经济和社会中。在商业化发达程度和广度总体上大大低于长三角的华北平原，运河线路有助于创造相对发达的商业走廊，因此可以确认在促进沿线各地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像济宁、临清、天津这样的城市，以及许多小城镇在帝国晚期的繁荣，正是以大运河为载体的运输和商业推动的直接结果。这个独特的城市化路径重塑了运河区域的经济模式和方向。运输通过打破从前存在的地理障碍来重塑当地经济。因此，非本地因素影响和构筑了从前离散的地方经济结构。北方运河聚落在运河影响下，受向北的漕运指引，并且为长三角大规模先进商业经济的磁力所吸引，发展出了指向南方的经济模式。

在济宁的案例中，它在帝国晚期作为一个非常活跃的市场体系的中心，以及作为国家贸易枢纽的形象，从明中期开始便频繁出现在地方文献中。济宁当地的市场体系功能严重依赖大运河的区域间贸易，使其市场经济对外部的货物和其他资源开放。因此，它的特点大部分主要是由来自长三角的商业运动和文化交流重塑而成。此外，一些本地商业甚至直接由南方人建立。玉堂酱园是清中期至民国早期最有名的当地企业，于1704年由移居当地的苏州人创立，其酱菜和酱油产品保留了江南的咸、甜兼具的风格，而不像更为典型的北方风格那样是纯粹的咸味。这个例子表明，济宁往往与江南有密切的商业联系，这导致它的经济有强烈的南方取向。

当济宁成为主要枢纽，外地人开始把它看作一个潜在的吸引人生活的地方。1785年的地方志记载：“济州，南北之交，而物产人物之盛甲于齐鲁，于是名公巨卿、文人墨士往往安其风土而寄迹焉，故侨寓特多。”[20]在所有现存的济宁地方志的“侨寓”分类中，都有长长的名人名单，他们近期的先祖作为官员或商人来到济宁或附近地区，并最终定居此地。名人在济宁的迁入和归化，反映了全国范围移民到当地的大趋势，也反映了为他们的物质文化消费提供资源的高水平城市化。这些人数众多的新居民也参与了他们新居住地的重塑。[21]

除了士绅、学者和富裕商人搬迁到济宁外，丰富的就业机会也吸引了较低地位的寄居者来到该地区。明清易代期间，当地士绅名流郑与侨（1599～1683）对“三百年来”迁入济宁的移民潮如此评论：“济宁商贾杂处，南人冒入党庠者甚多。”[22]这些南方人大都是无地的商人和工匠，他们中的大多数将其生计依附于通过运河的南北贸易与生产。[23]他们与南方的联系有助于将都市化的济宁重新定位为面向南方的经济和文化空间。

新移民与过路者的持续流动，急剧改变了济宁的空间、职业和社会结构。各地区商人会馆的存在是各种各样的区域文化和习俗并存的实体标志，它们植根于济宁的经济和生活。来自各地的寄居和流动人口的混合，为这个港口城市增添了新的经济和文化生机。城市实体扩大，城市和郊区的空间和特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适应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商业经济。外来者主要是在商业和手工业活动集中的周边郊区落户。在这些发展中的郊区，茶馆、酒店、船运租赁铺、客运站、戏园、理发店、洗衣坊、客栈、典当行和商铺都蓬勃发展。特别是在州城南郊，沿着运河出现了大量江南风格的商铺和房舍，行商坐贾、各色工匠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这些人群中许多是南方来的人，以及与南方人有业务往来的人。[24]有意思的是，晋商没有像在中国北方通常的那样在济宁建立独立的会馆，不仅如此，他们在济宁活动的证据也很少。道光年间著名的经世学者包世臣（1775～1855）评论说：“西客（指山西商人）利债剥遍天下，济宁独不能容。”[25]清代晋商拥有巨额财富，在运河贸易中也特别活跃，从这一点上看，我们有理由推测济宁当地人排挤了他们，但对南方人则相对欢迎。总的来说，前所未有的跨区域交流、经济活动的极大复杂性和日常生活的缤纷、活泼使得济宁在明清时期超越了其直接的地理界限。从更大的视角看，济宁新兴的经济、社会结构与江南相似。就像在长三角产生的高度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一样，在济宁也有高度发达的市场和财政体系、组织和网络。当地和外来商业机构、团体的活跃反映了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层级，这是新水平的商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它远远超过了当地从前简单的农村社会结构和节奏。所有这些新现象都是由运河运输和贸易造成的，这些现象塑造了济宁新的经济构成和都市认同。因此，尽管由于实体和历史上的接近与联系，济宁拥有许多山东其他地区或北方地区的特征，但也与地理上比较遥远的江南城市有一些相似之处。

济宁太白楼

三 太白楼、文化表征与地方形象构建

在大运河运营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下，济宁的声誉从明中期开始稳步提升。随着这种新的声誉而来的文化变革，既包括旧资源的革新，也包括新资源的创造。借助于当地和外部因素，济宁人——大多是精英人士——自觉地为自己的城市构建了一种新的实体形象。

济宁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场所，其名声尤其依赖于它的那些著名景点。明清时期济宁在人们心目中最重要的形象莫过于在南城门上的太白楼。有些游客来到济宁，就是由于太白楼“必看”的吸引力。通过这些游访者留下的大量诗文作品来判断，当地人同样拥有对太白楼及其遗产的热情。[26]

太白楼以唐代大诗人和酒仙李白（701～762）命名，他的字为“太白”。关于太白楼起源的最早官方叙述出现在1673年的地方志上，内容如下：

太白酒楼在南城上，唐李白游任城，任城令贺知章觞之于此，咸通中建楼，往来名人题咏，石碑林立，如聚笏。[27]

根据晚唐之后的各种历史记载，在861年，李白逝世九十周年之时，才子诗人沈光访问了该地，并写下《李白酒楼记》[28]。明朝初期，济宁左卫指挥使狄崇于1370年在南城墙上建造了太白楼，后来，这个亭阁历经破坏、重建和复兴，但作为济宁当地文化的中心隐喻，它从未变得默默无闻。

济宁作为唐代文豪交游的重要场所，其形象似乎在明末得到了地方精英前所未有的宣传。济宁籍贯的著名士大夫徐标（1591～1644）在他的著作中描绘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文化场景，其中包括几位著名的唐代诗人：“时高适刺兖州，贺知章令任城，李父为任尉，兄宰中都，故李、杜尝往来吾鲁，于济有太白楼，下有南池。”[29]徐标远不是唯一一个赞美济宁过往的文学胜景的明代高官。隆庆年间（1567～1572）的内阁首辅大学士徐阶（1494～1574）曾为一座据称是贺知章在任城故居的老房子题诗一首。[30]在这些努力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精英如何精心构建和培育了一个与过往的文化中心相关联的济宁形象，然后在相对繁荣的阶段利用这种形象来提升自己家乡的名望。[31]

然而，关于当地古代文学荣誉的这种夸张的主张似乎缺少根据。1785年《济宁州志》的谨慎编纂者怀疑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指出贺知章其实从未在任城为官。[32]然而，大多数当地文人并不直面这个传说的真实性，而是选择避开这个存疑的话题。此外，强大的文学传统长期推动了当地人接受这个传说作为他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18世纪初的一篇文章赞颂了太白楼，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的争论则一笔带过：“则其主宾欢洽，觥咏酬唱，也固无不可，何必季真哉？”[33]很久之后，1927年的方志编纂者建议“姑存其说，以待来哲”。[34]很显然，大多数当地文人都乐意将这个轶事视为“真相”，至少在努力增强城市声誉的背景下，将其当作事实。这个例子表明，明末的文人雅士运用济宁的文学遗产来创造想象，以帮助建构该地的地方景点。此外，以李白在任城出现过的这个“事实”为基础，他们利用太白楼作为推动本地文化优势的核心修辞。[35]

除了太白楼，济宁的许多热门景点也都被赋予了文学和文化的意义。例如，南池昭示了杜甫与该地区的关系——无论杜甫来访的传说如何不真实。显然，济宁人选择了有利于城市声誉的历史成分，而忽视了合理性的怀疑。为了与历史上伟大的诗人扯上关系，太白楼等纪念遗址被济宁当地文化的推动者所利用。

出于同样的原因，为了强调济宁的文化色彩，济宁居民也以其他方式强化过往的辉煌。从春秋晚期起，济宁就沐浴在孔子的光辉中。孔子的出生地曲阜距济宁仅100里。在明清时期，前往曲阜朝拜圣人遗迹的人往往沿着大运河而来，并且在济宁寄宿。济宁居民认为他们的家乡在圣贤的光泽下，长期以来将济宁称为“圣贤之乡”“礼仪之邦”的说法就是例证。同样的，在明清时期，大量的寺庙、墓葬、祠堂、宝塔、石碑和牌坊以往昔当地杰出人物和知名寄居者的名字来命名，表达了对辉煌过去的怀念。特别是，每部方志都会用长长的列表，表彰在该地区居住或长期寄居的著名人物，强调他们与该地的联系，诸如“圣迹”“古迹”“宦迹”等称谓，从而表现出古代文化血脉的感知。[36]

久远的历史记录在可靠的文件和不确定的传说中。明清时期的济宁人声称，他们的家乡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尽管其早期历史是模糊的。城市的地方历史记忆被具有想象力的传奇和夸张的故事所丰富。历史文献竭力渲染当地长期以来的美誉，包括文明发达的地位以及丰富的遗产，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济宁处于古代中国领先的经济文化区之一，在明代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着不低于县治的地位。[37]然而，从汉代晚期到明代早期，几乎没有一个济宁本地人获得过享誉全国的声望。战争和移民——特别是在元朝末期——极大地减少了当地的人口，在明初，“土著无多，人民率由山右迁徙来此者”。[38]因此，在明清时期，当地居民倾向于通过把古代的儒家传统与李白、杜甫这样的诗人文豪由外部带来的文学风尚融合在一起，从而制造出一种新的身份。景点和文化遗迹因此诱发了光荣和浪漫的过去，为城市形象带来了一种“文化想象”。因此，太白楼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实体的存在，还尤其因为它代表和赋予了当地文学与文化的结合。[39]

太白楼等纪念遗址都是公共集会的地点和文化及社会活动的舞台。在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太白楼是文人雅士举行聚会、吟诗作赋的场所。[40]同样，太白楼也是当地文人和官员招待外地同侪的理想场所。诗人们尤其喜欢在这里聚会，这种聚会的常见场景是诗会。他们站在太白楼的台榭上，鸟瞰运河与城镇的景象，饮酒，谈古论今，并吟诗作赋。在他们大量诗赋的标题中，出现了“邀客”“聚饮”“饮别”“唱和”等词语，表现了这些访问者的身份特征。[41]这些文化活动在风景如画的地点举行，不仅促进了社会交往，同时也培育了城市在区域外部的公共形象。

四 园林、江南建筑风格与旅游文化

济宁居民不仅恢复了历史遗迹和建筑物，还在城市和郊区修建了新的精致建筑。城墙内外流行的花园建筑与其他人造和自然景点，赋予济宁的风景以独特的江南风格，有助于扩大和提升其文化声望。1785年的地方志将济宁人的生活空间与花园联系在一起：“州素号繁华，人物风雅，园亭池馆之胜甲于诸州。”[42]许多优美的花园、府邸和名胜地沿着与大运河相连的水道建成。清中期的一首流行诗歌，用“小苏州”来描绘济宁的水滨景象：

《济宁州竹枝词》

佚名

济宁人号小苏州，城面青山州枕流。

宣阜门前争眺望，云帆无数傍人舟。

城中阛阓杂嚣尘，城外人家接水滨。

 红日一竿晨起候，通衢多是卖鱼人。[43]

城市花园文化的出现，是济宁城市空间结构的新标志。随着商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私人花园的建设在宋代变得流行起来，并在明代许多城市中心更加盛行。[44]苏州、杭州、扬州等长江下游城市以其优秀的园林而闻名。[45]这种习尚向北延伸至济宁，使其城市景观与江南城市相似，并具有类似的功能，吸引了外部游客的进入。[46]所有现存的清代和民国初期济宁地方志都强调了城市园林的意义，1673年和1785年的版本包括带有说明性诗歌的图像，在城市环境中展示当地的名胜。郑与侨在其回忆晚明济宁园林的《名园记》序言中感叹道：“不出园，而济可知；不出济，而天下可知。”[47]作为一个明朝遗民，郑与侨对亭园的回忆可能有所夸张，但他揭示了明末济宁盛行而卓著的园林文化。

与江南都市形象塑造的广泛趋势一致，济宁精英们同样创造和展示流行一时的城市园林文化。济宁花园建筑采用拱门、塔楼、凉亭、桥梁和假山等方式来突出景观，投射出江南风格。与通常被描述为雄伟、封闭和对称的北方建筑模式相反，济宁花园的设计是精妙、开放和不拘一格的。[48]郑与侨记述道：“济城四面高柳环植，遥望严陴，如在翠幄中。”[49]这是通过对江南花园和建筑元素的引用而呈现出来的风景。其视觉形象的轻柔诗意和艺术气氛给了济宁一种“才子佳人”的味道，符合城市社会“举止优雅”的类型。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普通建筑都是用竹子建造的，其中许多都展现了园林式的优美，特别是在南部郊区，它是这个城市由寄居者主导的商业和工业活动的中心。最著名的是竹竿巷，那里多用途结构的建筑不仅是制造和贸易业务的场所，也用作生活居住。由兼具住宅、制造、贸易功能的建筑集合成的竹竿巷是沿运河江南城镇的典型风格。济宁南郊许多其他专业化街衢，同样标志着强烈的商业氛围，也展现出南方的建筑风格。[50]

这些华丽的特征受益于该地区丰富、便利的水资源。丰富的水资源、大运河景观以及稠密的自然和人工水道网构成了济宁的江南风格。城市景观以水景特色为标志，这些人工建筑创造出与长三角城市景观相媲美的景象。尽管有这些南方特征，景观一般也含有北方风格，甚至是京师的风尚，因此济宁仍然显示出是一个北方的行政中心。[51]这样的建筑混合特征可以通过城市在区域交流网络中的中间位置来解释，特别是通过大运河的南北路线。[52]

济宁的园林是由士大夫、地方士绅，以及富商在宅邸内建造的。根据记载了许多所有权变更的方志表明，这些园林可以买卖。[53]1673年的方志列出了三十三个著名的园林（分类为“园亭”），其中大部分是在明代修建，但到了清代已经消失，只有名字留存下来。从注释中可以看出，著名的济宁园林属于城市的著名文人，如明中后期的郑振、金雪燕（1513～1571）和杨洵（1592年中进士）。[54]通过将这些已不复存在的园林与名人联系起来，地方志编纂者提升了他们家乡过往的声望。对著名文人雅士的强调也可能意味着还有其他富裕的非士绅家庭所拥有的园林，并没有被放在官方记录中。建造园林和相关游憩建筑的风尚自然也会诱使富人在城市投入巨资。[55]

济宁的园林和景致优美的建筑无疑是为了个人的乐趣而建，但这种乐趣反过来表明了社会消费的新趋势。正如柯格律（Craig Clunas）指出的那样，这一发展反映了明末的典型社会价值观和习俗的重大变化。城市精英现在可以将大量资金用于“奢侈的物质文化”，从事“奢靡”的娱乐，而不是将其资源用于典籍研习、土地占有甚至商业经营方面。这种态度无疑与晚明宽广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有关。[56]这种“奢侈消费”或“奢侈投资”发生在高度商业化的城市社会。[57]

这种精英消费是在济宁蓬勃发展的园林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中华帝国晚期的私人花园允许业主在柯格律所说的“公共景观”中竞争和展示财富、审美品味、权力。[58]另外，像太白楼和其他公共历史遗迹一样，这些私人园林不仅作为文人和官员的聚会场所，使当地社会上层人士相互联系起来，也服务来自其他地方的精英观光者。因此，这些风景秀丽的人工景点向外界展现了济宁独特的外观，使其成为旅游胜地。

五 商业和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

城市旅游业需要服务，并鼓励消费主义。在济宁，观光旅游与商业娱乐密切相关。郑与侨讲到从南城墙上的太白楼望去的热闹景象：

高距城颠，下临运道，千帆上下，一一自檐槛间去。东望大泽，如几案间物。西眺平湖，镜光遥展。湖外诸山，岩岫参差。峰峦近远……古南池，乃少陵趋庭时偶憩之所在。南城东便门外，负城面漕……前为坊，进为广庭之间，再进为桥……池之南岸，以垣界之。垣外皆妓女居停，多丝竹音。遵岸西行，直达广庭。庭宏厂，内外环列名人碑碣。浏览之余，官舫漕艘，来与目会。漕河对岸，毂击骑联，应接不暇。回卧员亭下，天风习习，荷香尽扑鼻矣。[59]

郑与侨绘声绘色地介绍了景点、诗文意蕴、交通网络、商业以及娱乐场所。一些风景、宗教或文化地点都有商业印记。济宁“八景”之一的王母阁，是济宁市第三大庙会的场地。[60]城市和郊区的商业化都市环境为当地人与游客提供了舒适的设施和膳宿，为城市的文艺和文化的社交提供了场地。

济宁的城市消费模式符合当时江南城市的享乐主义和商业主义，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它的这种品质在全国范围内享有声望。这个新风尚从南到北扩散，所以“苏样”这个术语成为鉴赏工艺品的流行俚语。[61]济宁在连接从北到南的交通路线中间点，这一关键地位使得它能快速吸收这些流入的文化、产品和人口。济宁居民热切追踪最新风尚，它满足了他们对南方流行服饰和器物的欲望。

地方志证据表明，在明中期之前，济宁市民自认为遵从农耕道德规范，其中包括节俭的美德、安土重迁的习性。[62]在明中期，济宁人的这种意识戏剧性地改变了，与此同时，显而易见，消费成为其城市和近郊闻名全国的特征。[63]1673年的地方志收录了著名的本土人士杨洵和驻济要员王国桢的明末地方志的两个序，他们目睹并表达了对济宁习俗变化的担忧。两人都解释了与商业和城市发展相关的文化变迁。据王国桢所称，“济之民风，昔称淳朴。今者告讦公行，刁顽成俗。”[64]在对过去时代理想化的缅怀中，杨洵将城市享乐欲望的兴起归结到永乐年间（1403～1424）由运河贸易引发的经济变化：“济自是商舶流通，文物浸盛……惟是纷奢之习颇为耗蠹之资，而估贩之赢不胜络绎之扰。居恒以声华诧境外，而枵中实甚为砥柱。其颓风而节缩其物力，是又在上之人耳。”[65]到了清初，郑与侨注意到商业和奢靡之风对葬礼的影响：一个棺材可能要花费数百两之多，再加上礼物和宴会的费用。[66]1673年的地方志编纂者将追求享乐归罪于道德堕落，叹息济宁：“呜呼，风俗犹江河也，趋日下矣，伊于胡底？济以淳谨之俗，不数十年而径庭若斯！”[67]然而，地方志编纂者的抱怨也意味着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社会同侪置身于这种商业化引发的颓废。在这种情况下，园林的奢华开支只不过是精英享乐之风的一种体现。

在道德批评背后，是对高度商业化的城市现实的认知。1673年的地方志编纂者将清初的享乐之风的延续并愈演愈烈与贸易活动联系起来：“济宁当水陆之冲，四方舟车所辏，奇技淫巧所集，其小人游手逐末，非一日矣。”[68]

姑且将道德或意识形态的偏见放在一边，这种讨论揭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商业化的城市环境：城市人竞相争逐市场利润，忽视旧的限制奢侈的规范；这种新的趋势随即带来了文化和社会问题。在这些后果中，某些有损声誉的习俗在公众中被描述得更为明显。从1693年到1706年去世一直担任济宁知州的吴柽，列举了济宁习俗的阴暗面，它们都与商业有关：当地店主与当地政府的衙役和胥吏合伙欺骗行商；城市流民和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成帮结伙在街上滋事生非，喝酒，斗殴，污言秽语，举止放浪，穿着不当；这些城里的流氓诱惑了其他年轻人，引诱、调戏妇女。[69]而妓院创造了双重意义上的场景：它们是嘈杂堕落的场所，也是眼花缭乱的景象的场所。大多数妓女来自周边地区，但高级妓女来自南方。[70]在这样一个商业化的社会，节俭、简约、积蓄和谦和被认为没有价值，这进一步确立了城市“南方特征”的印象。[71]

晚明和清代的作者表现了城墙之内及附近区域的颓废生活与周边地区简单的“传统”农村生活所形成的鲜明对比。1859年的地方志以这种方式描绘了济宁州属县的习俗：

金乡：俗朴风古，士专弦诵，民务耕织，士大夫婚礼不论财，丧次不用浮屠，乡民则不然。嘉祥：俗尚淳厚。民多务本，惟鲁少文，宁野之风犹有取焉。鱼台：地多沈斥，其俗谨厚畏法……[72]

在地方志编纂者的描述里，济宁属县的素朴风尚更符合儒家原则，是理想化了的乡村社会。尽管他们似乎不愿意承认，较少的商业活动和低城市化也造成了这样的乡村气质。

明末的前所未有的商业化和城市化激发了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江南城市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73]这种倾向不仅仅限于江南，也可以在其他商业蓬勃发展的地方找到。然而，江南却是风尚和色彩的引领者。

济宁的社会风尚，包括发型、美食、服饰都体现了某种江南都市风格。例如，在济宁，喝茶和流行娱乐的时尚与文人的追求融合在一起。受南方习俗影响，济宁居民嗜好绿茶，这在山东比较特殊。茶馆提供奢华的服务和文雅的礼节。济宁是南方所产茶叶最大的全国集散中心之一，饮茶在日常生活中特别受欢迎。有专门的茶馆出售茶水并提供社交场所，还有开设在戏园、餐馆和旅店中的茶馆。有些是提供给专门的顾客。渔民、脚夫、苦力、小贩、商人、掮客、牙商、文吏和衙役、讼师、棋手、民间艺人、戏迷或票友以及文人都有他们喜欢的茶馆，所以这些茶馆都是社会等级结构中的不同层面在社会网络中的节点，同时也是济宁以市场繁荣为基础的流行城市休闲文化的组成部分。[74]

六 文人品味、流行文化与城市大众心理

文献显示，济宁拥有与江南城市相似的活跃城市文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文化包括精英关心的自我修养及对大众道德素质的关切。士绅不仅渴望获得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商业化也提升了他们的文化追求。私人藏书楼与园艺文化一同出现。一些富裕的士绅学者从经销商那里购买并收集稀有书籍和艺术品，就像他们的江南同侪那样。[75]例如，在晚明和清代，这些文人消遣包含了关于汉代碑刻的鉴赏。据1785年地方志编纂者称，一半的幸存汉代碑刻发现于济宁地区。[76]每部济宁地方志中的当地文人的传记都涉及关于汉代碑刻的知识和收藏。财富在获取文化收藏品的过程中是多多益善的。帝国晚期的士绅学者显然并未与改变了济宁文化的商业活动相隔绝。

济宁是戏曲和曲艺的中心，其沿运河的位置意味着来自北方和南方的表演风格也相遇和融合在一起。观众包括当地人和旅客；运河上的流动人口也喜欢看表演。所谓的“土山”，是清代到民国初期流行文化表演的首选地。土山不是一座真正的山丘，而是一座略呈圆形的阶地，源于隋代开挖旧运河遗留下来的两个土丘。[77]南北宽150米，东西长300米，位于城市东南角，南城墙与运河之间。舞台大部分都是用竹竿、冷杉木板和芦苇垫组成的，这种设置是民间表演的典型。书摊、食品摊、礼品摊、药店、茶馆和餐馆围绕在这个受欢迎的表演场地四周。[78]这里提供的娱乐活动包括戏曲、曲艺、评书、歌曲、杂技、武术、木偶戏和游戏。[79]

在集中商业化和快速城市化的条件下，日常生活不稳定、流动和变化的特征激发了思想世界的混乱，推动了济宁民间信仰的发展。本土与跨地区思想的对抗与融合，以及旧式和新颖的实践，增加了当地文化在城市空间中的复杂性和活力。丰富多彩的和生动活泼的地方认同与山东和华北广大地区的特征差别很大——这些地区的商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总体上来说远低于江南，与正统的儒家价值观和等级制度，[80]或者非正统信仰和实践更为密切相关。[81]

生活在孔孟思想的核心地区，儒家经典的研究在济宁的主流知识和文化传统中至为重要。河道总督靳辅（1633～1692）在一块碑刻中，自豪地回顾了儒学在济宁的悠久历史，同时担心儒学在当地的遗产将因为当时城市生活的商业化而丢失。[82]兖州府1596年地方志的编纂者也对古代山东农民风俗的消亡表示担忧：“济宁在南北之冲，江、淮、吴、越之货毕集其中，一明都也。”“江淮货币、百货会集。其民务为生殖，仰机利而食，不事耕桑。”[83]尽管传统士人通过援引济宁作为“圣贤之地”的地位，试图对群众文化产生影响，但这在商业和交流对城市习俗和居民思维方式的影响面前苍白无力。对附近地区的人来说，济宁人像南方商人一样聪明和世俗，与山东人简单朴素的共同形象完全不符。即使在今天，一个流行的俚语说：“四岁男孩操老头。”[84]

从1838年至1843年任济宁知州的徐宗干（1796～1866，1820年中进士），对当地民众信仰提出了这样的评论，同样将其描述为具有南方倾向：“查济州毗连南省，民俗素好淫祀。”[85]许多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教派和民间神灵都被精英和平民广泛地崇拜，寺院、道观、清真寺不仅是城镇居民的社会场所，还吸引了来自周边村庄的朝拜者。[86]从济宁地方志的当地寺庙和道观的记录中我们了解到，士绅精英广泛参与了佛教活动，如捐赠、赞助、结社、聚会和仪式。[87]济宁的财富为佛教事业提供了财政资源，知识界也提升了它的影响力。[88]作为对比，在邻近的曲阜县，根据晚明的记录，没有佛教或道教的寺庙。[89]虽然曲阜作为孔子的家乡，可以算作一个特例，但其较低的城市化水平和农业为主的经济也可能无法维持多种宗教的全面繁荣。

作为济宁行政地位的象征，城隍庙建立于1369年，即明王朝建立的次年。[90]寺庙也是为祭祀大运河和黄河而建立的，其中包括华丽的河神、运河神以及龙王神祇，这突出彰显了水利事务在当地生活中的重要性。[91]郑与侨指出，在17世纪中期，工匠们建立了自己的行会寺庙。[92]另外，济宁百姓喜欢宗祠，特别是想要宣传他们宗族起源的著名士绅家族。[93]许多流行宗教融合了宗教学说和折中的特点，如阴阳五行、当地传说和祖先的形象。因此，济宁有大批职业和业余神职人员、占卜者和风水师，表现出了宗教信仰和实践的蓬勃活力。[94]

济宁当地地方志中关于秘密宗教活动的记录很少。由于这些宗教或半宗教团体没有真正挑战社会秩序，对城市内部的人民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它们没有受到严密的监督，也没有受到政府和士绅的压制。江南的主要城市中心也盛行类似的情况，城市的宗教生活异常盛行，边缘的异端派别普遍不存在。在江南，城市文化以士绅精英为主。更为实用，且相对稳定繁荣的环境，确保了济宁城镇居民对更大的山东地区普遍存在的波动和颠覆性叛乱的隔膜。

七 精英能动主义、公共空间与城市社会

社会政治结构也对济宁的商业和文化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济宁人日常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文化和社会形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具有高度理性和教养的士绅精英阶层拥有领导权。似乎应该更多地把他们与江南的城市精英相比，而不是与其他北方城市精英联系起来。济宁当地精英通过一系列的积极努力，宣示了对城市广大的公共领域拥有权力。通常地说，北方人被认为体现出正统和保守主义，并且可能倾向于抵制轻浮的南方习惯的渗透。然而，济宁的士绅似乎把“北方”和“南方”——即本土和非本土——的智慧和气质相结合，从而呈现了一种特殊的济宁地方特色。

济宁市居民在明中期以后的科举考试中相当成功。总体而言，济宁在帝国晚期有功名者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山东和华北地区堪称翘楚。[95]许多有功名的济宁人通过入仕提高了他们的地位，在他们退休回到家乡后成为支持其权威的资源之一。其他一些士人通过学术研究、文学成就、对地方公共事务或事业的积极参与而获得突出地位。在清代，孙氏是济宁最显赫的家族，从清代中期到晚期连续产生了几代高官。孙氏家族拥有大量的地产，也致力于本地商业。1807年，为官的孙氏与经商的冷氏从自苏州迁来的原主人手中购买了玉堂酱园，并共同经营，直到1905年冷氏退出。孙氏家族世代发展了与当地、省和国家级官员的广泛网络。孙氏是实施科举成功，维系家族财富、社团网络和地方社会活动的家族策略的例证。[96]这些士绅家庭经常互相沟通，通过婚姻、结社和商业合作，以及通过作为地方精英参与公共事业而形成联盟。[97]同时，通过其成员的为官生涯和文化活动，上层精英家庭也与国家官员和精英的网络相连。

富有的工商业者组成了非士绅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促成了帝国晚期城市精英的角色和利益的变化。在济宁，他们以依附士绅学者和参与公共活动的方式来接近这个目标，以便挤入精英阶层，就像冷氏加入孙氏的玉堂商业伙伴关系一样，双方都受益匪浅。[98]济宁地方志记载了大量富人对公益事业的捐助，并将商、官、绅相提并论。这些结盟及其在济宁的合作活动与山东中部潍县的情况不同，那里强大而保守的儒家士绅学者将商人排除在精英社会之外。[99]而在临清，士绅力量弱小，未能达到坐商和行商（尤其是晋商团体）的地位。[100]而济宁地方精英则主宰了社会舞台和地方事务，包括从外部获取商品和资金的城市和郊区市场。[101]

济宁精英与江南同侪一样，热衷于通过个人和集体的文化表现、公共教育和慈善活动，将他们的社会和财富资源转化为地方领导权。[102]如前所示，在这些活动中，观光或旅游是士绅精英们培养他们的公共形象的有效途径。通过建设和使用太白楼、各种其他景点以及自己的园林，我们看到了济宁士绅精英如何有意识地重塑城市，并把这种建筑实物转化为对当地和自己的宣传。公众可见的风景点和园林，不仅仅作为观光景点而存在，还是精英们展示自己身份、显示力量的舞台，将其所有者定位为地方文化和社会网络中的关键角色。同时，对于文人来说，这些著名景点提供了社交聚会的平台，在这里当地的精英和远方来旅游的文人可以互动。这与清代扬州的园林社会功能非常相似，正如安东篱对此主题的深入研究所述。[103]像扬州一样，济宁精英们也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传播他们的著述、书法、绘画，并通过在景区和历史遗迹中的社交活动，将他们的名字与历史上著名的文人墨客联系起来。因此，他们扩大了自己在本地和外地的声誉。

同时，根据公共文化和政治价值，对某些风景建筑物改造工程的资助和干预可以在精英社会中“实现和解与重新融合”。[104]在景点和园林的联谊聚会因此导致以共享的“文化认同”为纽带的文人之间的“共同阶级认同”的创造，如梅尔清的扬州景点案例研究所示。[105]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太白楼等古代遗迹可能起源于明以前，但它们大概在明中期以后才拥有高度的文化地位。当时正值发生在人口流动和前所未有的社会交往水平的背景之下的士绅能动主义的高涨。

除了积极参与景点和园林的建设和利用外，济宁精英还参与慈善事业和礼仪活动。他们因此展现出仁慈的一面，并增强了他们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士绅在济宁孤养院、救济院，以及为无家可归者建立的慈善堂、粥棚以及义冢的制度建设和实际运作中担起领导者角色。他们作为政府的合作方和执行者，募集捐款、监督和管理。通过参与慈善事业，地方精英在地方社会的管理和监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他们也与江南城市精英类似。

利用自身在当地社会的象征性和实质性影响的优势，士绅自称是代表当地与官员交涉的代言人。例如，精英们与地方官一起上书朝廷要求缓征和减免赋税，暂缓劳役以减轻当地的税收负担。这样的公共角色往往体现在由当地官员提交给皇帝的奏折以及一些退休回籍的济宁官员的请愿活动中。例如，孙氏家族的第一位官员孙扩图（1717～1787，1775年中进士）向皇帝写了几个奏折，反对过度和非法摊派劳役和赋税。[106]甚至在他们为官时，济宁籍的官员也经常为他们的家乡利益请愿。郑与侨记载，杨士聪在1643年直接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免税请愿。在其他济宁籍京官的帮助下，请愿得到了批准。[107]税收赤字背后常常是基于当地共同利益的抗税，它将同一地区的精英团结在一起，正如康熙皇帝警告他的大学士时，直截了当地说：“山东绅衿最称桀骜，且好结朋党。”[108]因此，济宁精英将自己定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促进地方利益。再次，在这方面，济宁精英与江南的地方精英十分相似。

八 结论

济宁从明中期开始成为一个经济文化中心。济宁城市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长三角地区建立的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文化，这是由当地景观、在作为帝国生命线的大运河南北居中的位置、当地历史遗产以及当地精英们的努力所共同塑造的。

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大运河显然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运河具有连接南北的重要功能，有助于跨越分离的区域的边界，也有助于促进沿线城镇之间的跨区域交流。因此，一个特定的大运河城市——在这个案例中的济宁——的文化和社会认同不仅仅是由其自身所处的北方或南方的地理位置决定，同时也是对外部因素的回应。济宁的南方特色应该被理解为通过大运河与长三角地区的南方运河城市进行贸易和交流的产物。事实上，帝国晚期的济宁故事与大运河的运作一起展开：当运河兴旺的时候，济宁也如此；当19世纪中期运河不再成为主要的交通大动脉时，济宁的文化和经济之花也就凋谢了，这就像许多其他运河城市的繁荣一样。[109]

一些中国学者用“大运河文化”这个词来描述山东西部运河城市的多元文化特征。[110]在运河区域，本土和外来文化元素碰撞、竞争和融合，形成了一种由沿着水路的聚落共享的独特的混合文化。鉴于其在南北运河路线上的位置，济宁对外来影响高度开放。像其他北方运河城镇一样，济宁将自身历史遗产与外部元素的各种成分融合在一起。其中，来自江南的那些元素在构建济宁的地方认同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济宁在帝国晚期是一座“南方”城市，尽管其坐落于北方。

这些与南方城市的亲近关系不仅体现在文化上，也体现在济宁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构架上。在帝国晚期商业和文化上领先、士绅拥有权力的长三角地区，国家权力似乎后退为次一级的角色。[111]地方精英在济宁发挥了同样的主导作用。位于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和旅游业环境中，济宁的士绅精英们在城市的商业经济中占有丰富的财政资源，能够在言论和行为上利用自身对当地社会文化的支配地位。他们有效参与贸易和社会事务，在形成城市公共空间和政治文化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所有这些都提高了地方精英在促进地方主动性方面的集体性权力。结果，正如最近关于中华帝国晚期的学者所指出的，这导致公民或公共领域相对于官僚领域的扩张。[112]主导济宁文化的精英所发挥的作用，将其与天津、临清等北方其他城市区分开来。在这些城市，士绅阶级规模较小，对江南文化声望的形态变化兴趣较弱，政治主导地位较低，表现出更加刻板的北方城市风格，反映出更为强大的行政功能和国家存在。然而，由于城市对国家的经济依赖及其在国家交通运输和贸易网络中的重要作用，济宁的士绅精英在追求政治利益方面似乎不如江南精英那么坚韧。[113]

本篇论文的写作，首先感谢的是我博士阶段的导师卜正民（Timothy Brook）。我也感谢以下学者在本文撰写的各个阶段提出了出色的评论和意见：格里高利·布鲁（Gregory Blue）、鲍德威（David Buck）、安东篱（Antonia Finnane）、傅凌智（James Flath）、梅尔清（Tobie Meyer-Fong）、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司徒鼎（Timothy Sedo）、邵勤、宋怡明（Michael Szonyi）、周岸瞩（Stephen Trott）、戴真兰（Janet Theiss），以及匿名评审专家。更感谢大力协助我进行田野工作的济宁当地学者，如张自义、杜庆生、冯刚、吕士胜等，余不一一。

注释：

[1] 本文英文版“A Jiangnan Identity in North China：the Making of Jining Urban Culture inthe Late Imperial Period”曾发表在Late Imperial China 32（2011）。经作者孙竞昊先生授权，由陈丹阳博士翻译成中文，并经胡克诚校对之后于本刊发表，特此说明！

[2] 孙竞昊（1964～），史学博士，浙江大学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明清时期区域与城市史（侧重江南和华北）及其近现代变迁。陈丹阳（1982～），理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科学技术史、历史地理学。胡克诚（1981～），史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运河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明清史、运河史。

[3] 根据作者2001年夏天的田野调查。

[4] 根据翁贝托·梅洛蒂（Umberto Melotti）的看法，马克思将亚洲城市视为“癌症式的增长和集聚”，而缺乏“真正的城市精神和生产基础”，表现出“专制王朝的显著消费与实际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病态缺口”。因此，对“用于享乐的财富”的追求可能会使城市扩大，但在没有实际生产的情况下，它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存在”。见Umberto Melotti，Marx and the Third World，Trans.Pat Ransford，ed. with a forward by MalcolmCaldwell.London and Basingstock：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7，p.65。马克斯·韦伯拒绝将“中国城市的繁荣”归功于“经济和政治事业中的公民进取精神”，而这正是欧洲城邦的动力。另外，他强调帝国政府“河流管理”的需要。见Max Weber，The Religion of China，New York：Free Press，1951，p.16。马克思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分法，以及韦伯的传统与现代性（或者用他本来的词汇“传统”和“理性”）的两极分化，孕育了1960年代经典西方学术的支配性词汇和逻辑。参见罗威廉（William Rowe）关于1920年代至1960年代韦伯学派对中国城市的看法的讨论。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6-8.

[5] 例如牟复礼（F.W.Mote）的论文“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1350-1499”，pp.114-119，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 G.William Skinn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01-154。在另一篇论文中，牟复礼将苏州视为在区域文化、教育、财政和商业的集中过程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少数特殊中国城市之一。牟复礼详细阐述了“城乡一体论”，展现出城市对理想化与现实化的基本乡村生活的服从与从属，后者符合中华文明的本质。Frederick W.Mote，“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Form，Time，and Space Concepts inSoochow，” Rice University Studies59（1973）：37-38，54-62.罗威廉通过对19世纪汉口本土“城市自治”力量的展现，向这种对城市文化的否定提出了强烈挑战。见William T.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序言和简介中的主要观点。然而，正如科大卫（David Faure）和刘陶陶所观察到的那样，汉口只是一个繁荣的商业“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没有受到政府通常性禁锢的“市镇”，而不是一个行政管理下的普通“城市”。因此，汉口在中华帝国晚期只是一个不具有完全代表性的城市。而且，它在太平天国之后、大规模西化前夜的戏剧性扩张，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见David Faure，and Tao Tao Liu，“Introduction，” in 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Identity and Perception：Identity and Perception，eds.David Faure and Tao Tao Liu，Houn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and New York：Palgrave in Association withSt.Antony’s College，Oxford，2002。虽然他们的观点与牟复礼彻底否认中国的内生城市主义不同，但他们仍然认为，所谓的“城乡差别”是“外在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只有部分融入了中国社会”（第14页）。

[6] 施坚雅将中心地理论在中国历史中的应用，见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Rural China，” Part I and II，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964）：3-44；24（1965）：195-228。

[7] 斯波义信（Shiba Yoshinobu）对宋代长江下游商贸市场的研究是这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之一，见其专著英文版Shiba Yoshinobu，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edited by Mark Elvin.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0.另见Shiba Yoshinobu，“Urbanization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s in the Lower Yangtze Valle，” in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China，edited by John WinthropHaeger，Tuson，Arizona：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1975，pp.13-48。中国学者自1980年代初以来对明清市镇进行了研究。Haiyan Liu和Kristin Stapleton对这些学术成果进行了综述，其中包括傅衣凌和刘石吉等人的研究。参见Liu和Stapleton的手稿“State of the Field：Chinese Urban History，”3-4，19。从西方学术的角度对明清市镇历史研究的早期贡献是伊懋可（Mark Elvin）的专著（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在第十六章中，他认为17世纪江南市镇的增长既是农村商品化生产的成因，同时也是它的结果。

[8] 见Johnson，Linda Cooke，ed. Cities of Jiangnan inImperial China，Albany，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文章作者们提供了关于明清时期苏州、杭州、扬州和上海的新研究视野。

[9] 通过总结近期一些关于中华帝国城市进步的研究，司徒鼎（Timothy Sedo）的博士论文清楚地说明了过去三十多年来西方将江南地区发达的商业、文化和社会当作明代中国的主流叙述，并称其为“江南模式”，见Timothy Sedo，“Linzhang County and the CulturallyCentral Periphery in Mid-Ming China，”Ph.D.diss.，University of BritishColumbia，2010，pp.6-14。

[10] 虽然最近的城市文化研究集中在1840年后的通商港埠，但是有几个引人注目的案例研究说明了不同类型的中华帝国晚期城市，其中包括扬州、苏州和南京。Antonia Finnane（安东篱）和Tobie S.Meyer-Fong（梅尔清）已有两部引人注目的著作对扬州进行了研究：Antonia Finnane，Speaking of Yangzhou：A Chinese City，1550-185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4；Tobie S.Meyer-Fong，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Yangzhou，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另外，Yinong Xu的TheChinese City in Space and Time：The Development of UrbanForum in Suzho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是关于苏州长时段城市史的考察。Peter J.Carroll，Between Heaven and Modernity：Reconstructing Suzhou，1895-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分析了苏州作为一座古城的现代转型与重塑。在论述晚明南京的论文中，费丝言（Fei Si-yen）认为，这是一个矛盾的城市空间，是由城乡社会和军营等各种力量之间的复杂的文化代表性和社会政治性的“谈判”造成的。Fei Si-yen，Negotiating Urban Space：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320，Cambridge，Mass，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Center，2009.

[11] 值得注意的例外包括关于北京的研究，如韩书瑞关于北京的庙宇的研究。尽管如此，根据韩书瑞的阐述，虽然北京的都市空间十分显眼，并展现了许多都市活动，但这个帝国首都的主要特征仍然是穿越领域的政治阴影。Susan Naquin，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Berkeley，Los Angeles，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12] 例如，关文斌（Kwan Man Bun）研究了天津，认为它是一个凭借国家对大运河运输政策和盐商的能动作用，从低微之处崛起的“基于中国标准的年轻城市”。见Kwan Man Bun，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State-Ma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Late Imperial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

[13] 卜正民追踪了因海难漂流而来的朝鲜官员崔溥（1454～1504）的行迹。崔溥从宁波沿海沿水路（大部分路程通过大运河）乘船北上，直到通州。这展现了便利的运输路线和交流网络如何导致基础设施的变化，并滋养了运河沿线经济的繁荣。Timothy Brook，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Berkeley，Los Angeles，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p.39-56.

[14] Frederick W.Mote，Imperial China，900-1800，Cambridge，Mass，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266-267，299-230，561，and 881-882.此外，Patricia Ebrey（伊沛霞）还在其主编的中国原始资料集的一章“Cultural Differences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中收录了大约6世纪的关于南北文化隔阂的两段有趣的讨论。Ebrey，Patricia Buckley，Chinese Civilization：A Sourcebook，New York：the First Press，1993，pp.109-111.

[15] 崔溥在其《飘海录》日记中，对于自然环境、经济和社会活动以及文化倾向方面的南北差异，留下了生动的观察记录。转引自Brook，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pp.49-50。

[16] 梅尔清在其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Yangzhou第165页中指出，南方文化的高声誉使其成为全国范围内具有吸引力的典范。因此，诸如扬州等地，“把江南的城市作为其理想和范本”，从而使当地精英自觉地以南方风格塑造了城市建筑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

[17] 正如韩书瑞所说，由于激烈的政治事件和“严重的社会分裂”，明清时期难以严格定义为北京和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一段无缝衔接的时期”。Susan Naquin，Peking，xxi.然而，在我所选取的时间框架内，我们可以看到，济宁繁荣发展，并在大多数社会层面表现出许多一般特性，并没有太多明清过渡期间通常具有的不连贯性和兴衰变迁。因此，在这四个世纪的时间段内，我在强调济宁城市文化认同的主导性特色和倾向时仍使用“帝国晚期”这一通用说法。

[18] 康熙《济宁州志》卷8《艺文志上·重修济宁州学宫记（郑真）》，第31b页。

[19] 根据Jane Kate Leonard的说法，自从隋唐时期出现了遍布帝国的人工水道网络之后，大运河帮助国家完成了“范围大大扩展的帝国的战略控制与物流整合”。Jane Kate Leonard，Controlling from Afar：The Daoguang Emperor’s Management of the Grand CanalCrisis，1824-1826，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6，p.21.在这本书中，她深入研究了清廷如何利用大运河实现对“大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控制（第2页）。

[20]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28，第10a页。

[21] 这个情况在清代的扬州、汉口、临清等纯商业中心更为明显，它们的商业与文化资源主要被外地商人所支配。例如，安东篱强调了徽州盐商的重要作用，他们是清代扬州重构中最具活力的寄居者。参见Finnane，Antonia，Speaking of Yangzhou，pp.12，144，以及第十章“The Huizhou Ascendancy”中的相关讨论。关于清代汉口的情况，请参阅罗威廉在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第七章“Local Origin in an Immigrant City”中的描述。

[22] 郑与侨：《济宁遗事记·胜迹记》，山东省图书馆抄本。

[23] 在济宁，目前可考的最早的会馆，是在1620年代建立在运河南岸的浙江会馆。它的大多数成员从事竹、丝织物、茶叶、大米和各种南方杂货的贸易。1620年代建成的会馆还包括从事茶叶、墨和木材贸易的安徽会馆，以及从事纸张贸易的福建会馆。清中期兴起的湖南会馆、金陵（或江南）会馆，以及以瓷器贸易而闻名的江西会馆，都坐落在南郊。参见赵玉正《济宁城区的会馆》，《文史资料（山东济宁市市中区）》第10辑，1997，第208～214页。另见《济宁运河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第128～135页。

[24] 数据来自《济宁运河文化》第246页中汇集的地方历史文献。

[25] 转引自李华《山东商帮》，中华书局，1995，第50～51页。

[26] 曾经担任按察司佥事的明中期官方学者熊祥说：“骚人墨客过是者，每以未获登临为恨。”见康熙《济宁州志》卷9，第6b页。巫仁恕辨析了“旅行”与“旅游”两个词，并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旅游文化在晚明的士绅精英和大众中都流行起来。参见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

[27] 康熙《济宁州志》卷2，第26a页。

[28] 沈光：《李白酒楼记》，见于康熙《济宁州志》卷8，第3a～4a页。

[29] 引自康熙《济宁州志》卷9，第14a页。据《旧唐书》称，李白的父亲曾在任城县为官，但这个记载并不可靠。见《旧唐书》卷190《李白》，中华书局，1975。

[30] 引自康熙《济宁州志》卷10，第7a页。

[31] 河南东北部的精英们通过颂扬本地区遥远的历史事迹，同样塑造了当地“文化中心”的感觉。参见Roger V.Des Forges，Cultural Centrality and PoliticalChange in Chinese History：Northeast Henan in theFall of the Ming，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11-14，118。

[32]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12，第19页b。当代研究证实了18世纪初提出的疑问，李白从未将他的家搬迁到任城。其中一项研究进一步指出，在李白七十多篇关于山东的作品中，只有不超过三篇是关于任城的。结论是，李白的家在兖州的治所瑕丘，离任城60里。见安旗《东鲁寓家地考》，载中国李白研究会、马鞍山李白研究所：《20世纪李白研究论文精选集》，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第273～281页。当时，任城是兖州的属县。李白著名的《任城县厅壁记》中的“贺公”显然不是贺知章。李白在742年夏天来到都城长安之前，从未见过贺知章；这次见面时，这位年长李白四旬的显宦对他的诗文才华表示赞赏。见黄锡珪编《李太白年谱》，学海出版社，1980，第11～12页。

[33] 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9之3，第232a页。

[34] 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卷9之2，1927，第1a页。

[35] 太白楼的修建历史与清代的扬州相似。梅尔清探讨了扬州精英和寄居者如何戏剧性地“发明”扬州文选楼与伟大的古典文豪萧统（501～531）之间的联系。参见Meyer-Fong，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Yangzhou，pp.75-88。

[36] 例如，1785年的地方志列出了一个陵墓的长列表，时间范围从传说时代到晚近时期。见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15。

[37] 包括济宁地区在内的黄河下游，属于冀朝鼎所称中华帝国早期的“重点经济区”，它延续到了（尽管呈缓慢衰落的趋势）第一个千年以后。Chao-ting Chi，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New York：Paragon Book Corp，1963，pp.9，13.

[38] 民国《济宁县志》卷4，第1b页。

[39] 从柯格律的观点来看，一座园林的名声取决于附加在其起源上的文化遗产，梅尔清进而将文化表征的适用性扩展到所有著名的旅游景点。见其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Qing Yangzhou，p.25。

[40] 这种习俗延续到民国时期。1927年11月3日，农历九月初九那天，士绅领袖潘守廉（1847～1934）在他的别墅安排了一个酒宴，与二十名本地高级士绅一起庆祝重阳节，其中包括退休的山东省咨议局议长杨毓泗（1864～1921）。宴会结束后，他们去了太白楼创作和吟诵诗歌。潘守廉认为这次聚会是一个“伟大的事件”。见民国《济宁县志》卷4，第33b页。

[41] 民国初期，太白楼继续被当作享誉全国的公共场所使用。1916年9月，维新派的康有为访问济宁时，受到当地的官员和文化领袖的欢迎，其中包括前济宁直隶州知州、现任济宁道尹的邓际昌（1856～1930）、杨毓泗和潘守廉。他们陪同他到太白楼。为了纪念这次访问，康有为为太白楼题写了楼额。见刘广新《康有为与济宁》，政协济宁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活页》第1辑，1991，第33～47页。

[42]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13，第1a页。

[43] 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卷23，第24a页。

[44] Joanna Handlin Smith，“Gardens in Ch’i Piao-chia’s Social World：Wealth and Values in Late-MingKiangnan，” The Journal ofAsian Studies 51（1992）：55-81.

[45] 尽管扬州位于长江以北，但由于它在大江南区域的重要地位，安东篱还是将扬州列为江南城市。Speaking of Yangzhou，pp.29-30.

[46] 梅尔清在清代早期的扬州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扬州在实体上是一座长江以北的城市，即使其精英试图把江南的文化声望应用于他们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假想的南方文明体现在建筑上、地名上，以及特别是通过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的自觉地比较和联系。”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Qing Yangzhou，p.164.

[47] 引自李继樟《济宁直隶州拟稿·园亭》，1927，稿本，山东省博物馆。

[48] 参见《济宁运河文化》第161～169页中关于十二个古代园林的详尽描述。

[49] 郑与侨：《济宁遗事记·胜迹记》。

[50] 1980年代中期，一位当地老人对20世纪初济宁杂货市场的回忆也提供了关于早期的一些资料。在南郊，特色店铺和手工业工厂一排排分布在运河岸边。许多商业和住宅建筑的在定位和风格上都明显南方化。韩海岑《漫忆济宁杂货行业之兴衰》，《文史资料》（市中区）第四辑。

[51] 清代扬州的园林住宅揭示了类似的例子。孟悦把扬州视为清代“城市内部”的代表，就像通过园林反映出来的那样。她强调了北京（或北方）宫殿般的大厅比苏州和杭州的典型江南园林更高更宽。Yue Meng，Shanghai and the Edges of Empires，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6，pp.142，144-145.安东篱还注意到清代扬州园林“故意仿效北京建筑”的一些例子。Speaking of Yangzhou，pp.198-199.梅尔清从她的清代扬州案例中阐述，北京稳步取代江南，成为新的国家文化中心。在18世纪，北京——而不是江南——是其他城市模仿的主要对象。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Qing Yangzhou，pp.165-168.

[52] 然而，VěnaHrdlicˇková认为，因为扬州位于南北之间的分界线上，其园林结合了北方的“男性气概”和南方的“优雅气质”。见她的文章Věna Hrdlicˇková，“The Culture of Yangzhou Residential Gardens，” in Lifestyle and Entertainment inYangzhou，ed. Lucie Olivová and Vibeke Børdahl，75-86，Copenhagen：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Studies Press，2009，p.75。

[53] 园林成为商品，而“园林的个人元素”可以在商业发达的城市频繁易手。柯格律（Craig Clunas）指出了关于苏州园林的一些明末著作的证据。见Craig Clunas，Fruitful Sites：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pp.90，169。

[54] 康熙《济宁州志》卷2，第49a页。同样的，在明中叶的苏州，十二位著名园林的拥有者中有八名担任重要官职。Craig Clunas，Fruitful Sites，p.20.

[55] 据韩德林（Joanna Handlin Smith）的说法，著名的晚明士绅官员祁彪佳（1402～1445）以及其家族和当地朋友在他的家乡山阴（绍兴县）和邻近地区的住宅园林投资。通过“交叉的行政边界”，这些活动帮助当地精英建立了“社会网络”。Joanna Handlin Smith，The Art of Doing Good：Charity in Late Ming China，Berkeley，Los Angeles，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9，pp.211-214.

[56] Craig Clunas，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Early Modern China，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91，pp.169-170.

[57] 据柯格律介绍，关于在晚明修建一座苏州园林的确切费用，几乎没有什么证据留存，但是“有来源说，数千盎司的白银花在池塘和假山的布置中”。Fruitful Sites，p.129.对于奢侈消费的社会环境，巫仁恕阐明了如商品经济和国内外市场扩张、城镇化的发展，家庭收入增长和享乐主义思想等因素，形成了“消费社会出现的背景”。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第40～55页。

[58] Clunas，Fruitful Sites，p.132.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巫仁恕提供了关于晚明士绅“消费文化”如何为社会竞争做出贡献的丰富数据。这些社会竞争包括公开展示、社会地位和阶级识别。参见他在《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第96～114页、第190～203页、第294～295页中的相关描述和讨论。

[59] 郑与侨：《济宁遗事记·胜迹记》。他指出，有许许多多的石碑在明末被用作济宁的防卫武器。

[60] 据李联棠1933年的田野调查报道，这座庙会由于土匪的原因而于1928年终止。见其《王母阁庙会》，第230～231页。除了宗教、文化和娱乐功能外，明清时期的庙会也具有商业意义。见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126页。

[61] 陈宝良认为，苏州在明中期的领导地位取决于其非凡的财富和繁荣的商业。时尚随着货物的运输向北传播。见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15～16页、第24～25页、第44～45页。明朝的“苏样”概念（苏州风），依据费丝言的解释，是“时代思想中的品味与时尚”的同义词。Negotiating Urban Space，p.15.在清代扬州，苏州风格在当地建筑和文化标志中非常醒目。Meyer-Fong，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Yangzhou，p.169.

[62] 类似的记录和讨论在明代晚期文学中普遍存在。可参见卜正民引用的巡抚张涛（1586年中进士）的话。他哀悼王朝的衰落，一方面由于商业的兴起，一方面由于将明初简单稳定的农业社会秩序理想化。这种怀旧唤起了儒家更大范围的焦虑，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当时的客观条件。Brook，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pp.17，86，153，238.

[63] 像许多其他中华帝国晚期领域的历史学家一样，卜正民着重关注正德年间（1506～1521），它被明末的作家广泛归纳为明朝社会向商业和消费的颓废转变的转折点。见其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pp.139-152。

[64] 康熙《济宁州志》卷1《旧序（王国桢）》。

[65] 康熙《济宁州志》卷1《旧序（杨洵）》。

[66] 郑与侨：《济宁遗事记·俗尚记》抄本，藏山东省博物馆。

[67] 康熙《济宁州志》卷2，第19b～20b页。

[68] 康熙《济宁州志》卷2，第18b页。

[69] 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3之5，咸丰九年（1859）刻本，第21b～24a页。

[70] 远敬：《济宁解放前的“妓女”与“妓院”》，济宁市市中区政协编《文史资料》第4辑，1988，第258～272页。

[71] 从梅尔清对清代扬州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颓废、诱惑、淫荡”在当时被称为典型的南方特性。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Qing Yangzhou，p.175.

[72] 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3之5，第25b页。

[73] 见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孙竞昊《明清江南商品经济与消费结构探析》，《齐鲁学刊》1994年第4期。卜正民的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一书从另一方面充分揭示了全国性的潮流，但也以江南为重点。特别见第二章“Spring”和第三章“Summer”。

[74] 饮茶的习惯直到明朝才开始流行。而济宁是从南方用船运来的茶叶的贸易集散中心，也是茶馆的集中地。这里的各种资料取自《济宁运河文化》，第124～128页。

[75] 正如卜正民所指出的那样，随着明中期商业印刷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大量的私人藏书在江南地区并不罕见。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pp.129-134.

[76]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16，第1a页。虽然这个说法似乎有些夸张，但确实近一半的保存完好的中国汉代碑刻是在济宁发现的。根据一部新出版物，在济宁地方文献中记录的汉代碑刻半数以上都失踪了。然而，济宁市（包括曲阜）现存的汉代碑刻与新发现的残片加在一起，符合“半数汉碑在济宁”的说法。见宫衍兴《济宁全汉碑·前言》，齐鲁书社，1990。

[77] 黄茂琳：《“土山”杂谈》，《文史资料（山东济宁市市中区）》第1辑，1985，第137～148页。

[78] 王铮：《漫谈消失了的济宁土山》，《济宁文史资料》第7辑，1990，第174～187页。另见《济宁运河文化》，第248、327～329页。

[79] 一篇回忆讲到，1920年代，作者在孩提时与父母一起造访土山。父母亲奖励他，允许他到土山玩游戏、观看节目、吃零食。见胡力夫《我童年的摇篮——济宁》，未刊稿，济宁市政协文史委资料室。

[80] 关文斌分析了帝国晚期天津蓬勃发展的大众文化，认为这种商业主义、享乐主义与城市主义的精神与“农村与城市之间没有区别的儒家思想”不符。Kwan，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pp.85-88.

[81] 正如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所说，山东南部和西部是贫瘠且人口稠密的农村，因此“是盗匪横行的地区”，而像济宁周边这样的几个城市化地区却避开了，这反映了“一种属于长江下游的与山东其他任何地方完全不同的吸引力”。Joseph W. Esherick，The Origin of the Boxer Uprising，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p.6-13.

[82]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8，第41b页。许多学者讨论了明末的儒家信仰危机。例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第七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中分析了李贽的职业生涯和思想。卜正民深入讨论了在明中后期的商业世界面前，士绅价值观的混乱，这个商业世界为他们带来了财富和其他乐趣。他的相关讨论见诸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83] 万历《兖州府志》卷4，第6页、第12a页。

[84] 即使是今天，附近城镇的居民也习惯了称济宁人为“济宁猴子”，来描绘他们的聪明、通变甚至是狡猾的性格。同样，临清居民的商业特征也给他们带来了“临清猴”的称谓。

[85] 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卷7之2，第5a页。

[86] 济宁的多种信仰对应于不同的文化、地方和族群背景。为了服务大型穆斯林社区，几个华丽的伊斯兰清真寺分布在城市和郊区。萧鹤声、唐承涛：《济宁的回族和伊斯兰教》，济宁市市中区政协编《文史资料》第4辑，1988，第189～212页。

[87] 例如康熙《济宁州志》卷2，第3b页；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5之2，第1a页至卷5之3，第8a页。

[88] 在中华帝国晚期，士绅精英往往将佛教与儒家思想相提并论。其中一个原因是佛教在所有阶级中获得了数量最多的皈依者，为士绅在地方社会宣传自己的权力提供了一个优越的舞台，这种权力与国家的利益和意愿有所不同。卜正民对晚明地方社会的这个特征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论述。见其Praying for Power：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3，p.30。

[89] 见万历《兖州府志》卷25，第1页；嘉靖《山东通志》卷20，第1a页。

[90] 一个回忆录回忆起1920年代的大型城市神游行，吸引了邻县的游客。萧少兰：《忆济宁城隍出巡》，济宁市市中区政协编《文史资料》第10辑，1997，第277～278页。

[91] 关于运河神的相关记录见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10，第4b～5a页。

[92] 郑与侨：《济宁遗事记·胜迹记》。

[93]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8，第49b页。

[94] 韩书瑞对北京明清寺庙的详细分析表明城市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包括官方社坛、佛教、道教、祖先崇拜、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各色宗教。日常生活中，佛教与道教的表现有时会重叠，但没有一方“占主导地位”。Naquin，Peking，pp.52-55.

[95] 周锡瑞指出，济宁地区（包括三个下属县），“毫不奇怪，该地区每5万人口产生了相对较多的2.91个举人——大致相当于山东半岛的水平（1851～1900年间）”。The Origins of the BoxerRebellion，p.13.他的统计资料来自清末，当时山东东部在经济文化方面与边缘化的山东西部地区相比，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对山东省相对于整个帝国的学术成就进行总体评估，其进士平均百分比在明代排名第八，在清代排名第九。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pp.226-230.

[96] 桐城县的情况与此类似，根据Hilary Beattie的研究，桐城县同样有不少士绅精英家族通过采用各种策略，在帝国晚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其持久的显赫地位。这些策略包括如土地所有权、科举为官生涯、公共服务、学术成就、婚姻纽带，以及广泛的其他社会、文化和政治活动。Hillary J.Beattie，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Anhwei，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London，New York，and Melbourn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p.88-111.

[97] 这种情况与江南类似。见Joseph Esherick，and Mary Backus Rankin，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Patterns of Domina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18-20。

[98] 我们可以在清代的扬州看到类似的情况。大约在18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间，盐商领袖马氏兄弟，主要通过参与精英社会活动来获得声誉和地位。Finnane，Speaking of Yangzhou，pp.256-261.

[99] 王守中和郭大松的研究显示，由于文化遗产和处于山东东西部运输和贸易走廊的关键位置，潍县是明清的商人和士绅学者的聚集地。然而，虽然他们受益于商业和手工业生产所产生的地方财富，但强大的士绅精英们故意将自己与商人区分开来。见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第89～93页。

[100] 这很像扬州的情况，从明末到晚清，寄居商人——尤其是徽商——主宰了临清的地方经济，从而在当地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见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载临清金瓶梅学会编《临清与金瓶梅》，山东省聊城地区新闻出版局，1992，第72～78页。

[101]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西方资本主义侵入内地的晚清时期。Kenneth Pomeranz，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Society，and Economy in InlandNorth China，1853-193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10.

[102] 几十年来，精英能动主义一直是帝国晚期与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研究的焦点。学者们特别注意从事地方事务并主宰舆论的江南士绅。实例见Esherick and Rankin，eds.，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103] Finnane，Speaking of Yangzhou，pp.199-203.

[104] 梅尔清用扬州景点平山堂来讨论清初扬州的这一社会功能。见其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Qing Yangzhou，chap.4，p.128。

[105] 梅尔清对清初扬州四个著名景点的研究表明，文人精英利用景点，共享遗产，以提升统一的阶级认同的理想。见其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Qing Yangzhou，pp.4，35。

[106] 孙扩图指出，他提交了“三次”请愿，反对强制过度摊派用于运河的秸料。见孙扩图《一松斋集》卷1，山东大学图书馆藏，第7页。

[107] 郑与侨：《济宁遗事记·人物记》。

[108] 《清圣祖实录》卷142，康熙二十八年九月戊寅，第20页。

[109] 我曾考察过济宁如何应对由清末时期大运河衰落造成的衰败。见Jinghao Sun，“Resisting Marginalization in LateQing China：Local Dynamics in Jining’s Initial Modern Transformation，1881-1911，” East Asia：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26（2009）：191-212。

[110] 在大运河文化第二次全国会议上，有几位学者提出这一概念，强调了运河城市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因为它们通过运河运输吸收了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从而在特定地区显示出跨地域的特色。见《济宁运河文化》，第245～251页中的摘要。

[111] Esherick和Rankin分类并综合分析了长江下游士绅精英在当地社会各个方面的控制，见其编辑的Chinese Local Elites andPatterns of Dominance，pp.17-21。

[112] 在公共项目资助和管理方面的精英活动，表现出他们对当地公众的关注。作为官方的对立面，他们在展示自身行动性的某些自主特征方面表现出了自我意识。卜正民的宁波士绅案例研究强调了国家权力与当地精英之间的竞争。因此，“19世纪以来，随着公共领域的扩展，国家干预地方事务的能力下降，使得士绅长期习惯于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新兴公共领域，明确地进入到了国家权力的缺口”。Timothy Brook，“Family Continuity and CulturalHegemony：The Gentry of Ningbo，1368-1911，” i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of Dominance，edited by Joseph Esherickand Mary Ranki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27-50.

[113] 通过阅读关于精英公共行为和行为习惯的原始文献，我的印象是，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张力不是作为一种“民主社会反对国家”的心态，而是主要以合作或和解的方式来实现。关于“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社会”的这个说法，在很多方面都接近于卜正民和弗洛里奇对中国最近社会变迁的评估：“国家被认为发挥了增进和联合的作用，作为有时候仁慈却常常自私的合作伙伴，服务于寻求向国家提出主张而不是作为对手的社会实体。”见Timothy Brook，and Bernie Michael Frolic，“Epilogue：China and the Futur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ir edited Civil Society inChina，Armonk，N.Y.：M.E.Sharpe，1997，p.196。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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