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加州不同的是，德州的法律体系在执行上更为严厉，警察和司法系统也更为积极地应对盗窃行为。这使得德州在面对“零元购”犯罪问题时，能够更有效地遏制和打击此类犯罪行为，从而避免了加州那样的广泛蔓延。
其他
加州“零元购”问题的立法根源和现实结果探究，兼论德州
加州旧金山在2019年和2020年经历了多起大规模“零元购”事件，其中一些盗窃行为发生在大牌零售店，如Walgreens和CVS。这些事件中，盗窃团伙通常会有组织地进入商店，快速扫荡货架，拿走商品然后逃离。较有代表性的案件是，2021年6月，一个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显示一名男子在旧金山的一家Walgreens店内，光天化日之下将一整袋商品塞进自行车篮子里，然后骑车离开，整个过程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一事件引发了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在这起案件中，视频记录了整个过程，但由于《第47号提案》的影响，该行为仅被视为轻罪。虽然旧金山警方逮捕了该男子，但由于该盗窃行为的涉案金额不足950美元，导致该男子最终未受到严重的刑法制裁，只是面临罚款或短期监禁。
加州洛杉矶在2021年也发生了多起类似的事件，尤其是在高档购物区，如“Melrose大道”和“Rodeo大街”，这些地区的商店经常成为有组织犯罪团伙的目标。较有代表性的案件是，2021年11月，洛杉矶地区的Nordstrom百货店遭到一群约20人的团伙袭击，团伙成员在几分钟内抢走了价值数万美元的商品，然后迅速逃离现场。此类案件的频繁发生引发了公众对加州刑事司法改革的质疑。
这一案件引起了广泛关注，洛杉矶警方随后逮捕了几名嫌疑人。由于涉案金额超过950美元，这些嫌疑人被指控为重罪盗窃，并面临较为严厉的刑法制裁，包括较长时间的监禁。然而，由于涉及多人且案件复杂，部分嫌疑人通过认罪协议获得了减刑。
位于加州旧金山湾区的圣马特奥县也发生了多起“零元购”案件，尤其是在高端商店和购物中心。这些案件往往涉及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他们会在短时间内抢劫多家商店。较有代表性的案件是，2021年10月，圣马特奥的一家路易威登商店遭到一群大约15至20人的团伙袭击，团伙成员使用锤子打碎玻璃展示柜，抢走了大量奢侈品。这个案件是圣马特奥近年来最为引人注目的“零元购”案件之一。
该案件中的多名嫌疑人被捕，并因重罪盗窃受到指控。由于涉案商品的高价值，这些嫌疑人面临重罪指控，被判处数年监禁。加州警方和检察官对此类高价值盗窃案件通常会严肃处理，以遏制类似犯罪的发生。
加州圣荷西也是“零元购”案件的多发地，这些案件涉及从小型便利店到大型连锁零售商的多种业态。较有代表性的案件是，2021年12月，圣荷西的一家梅西百货商店遭到多个团伙的同时袭击，他们在短时间内抢走了价值不菲的高端商品。警方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这些团伙通常在社交媒体上协调行动。
这起案件中，警方在事后成功逮捕了部分嫌疑人。由于盗窃金额高，这些嫌疑人被指控为重罪盗窃，面临较长的监禁和罚款。然而，部分团伙成员在案发后迅速逃脱，导致案件的完全解决难度较大。
这些案件反映了加州在《第47号提案》通过后，面对“零元购”犯罪问题的挑战。这些事件不仅对零售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引发了公众对加州刑事司法体系的广泛批评。
通过以上案例回顾，现在我们对什么是“零元购”问题有了一个初步概念。“零元购”指的是一种犯罪现象，盗窃者装扮成消费者在商店中进行商品盗窃，而不面临法律后果。这一问题在美国的某些州，比如加州，尤为严重，尤其是在大城市地区。盗窃者常常在知晓法律不会严厉惩罚的情况下进行盗窃，甚至形成团伙犯罪。接下来，我们不妨通过不断提出问题，找到答案，重复这个过程，一步步的接近问题的根源。
第一步，初步梳理三个方面：加州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责任，德州的情况与比较，加州和德州在“零元购”问题上的对比分析。
1.加州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责任。
加州在2014年通过了《第47号提案》，将盗窃重罪门槛从400美元提高到950美元。这一立法改革的初衷是“减轻监狱负担，并将资源集中在更严重的犯罪上”。然而，这一举措被批评为导致了“零元购”犯罪的泛滥，因为盗窃950美元以下的物品仅被视为轻罪，不会导致重刑处罚。
加州的行政部门和司法系统在执行这一法律时，面临着资源和优先级的挑战。由于轻罪不被优先处理，执法力度不强，很多盗窃行为未被有效遏制。此外，由于一些地区的执法资源不足，很多商店选择不报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
2.德州的情况与比较。
德州的盗窃重罪分界线在2023年被提升到2500美元，比加州的950美元更高。然而，德州的法律规定，盗窃超过750美元即可构成A级轻罪，这是一种严重轻罪，会导致高达一年的监禁。相比之下，加州的处罚力度看似较轻，但实际执行中是否如预期般有效仍值得商榷。
尽管德州的重罪门槛较高，但A级轻罪的存在确保了盗窃行为仍然会受到较为严厉的法律制裁。这使得德州的法律体系在实际执行中会比加州更有震慑力：虽然重罪线较高，但德州对盗窃的惩罚并不比加州宽松。
3.加州和德州在“零元购”问题上的对比分析。
立法背景：加州和德州的法律虽然看似在不同层次上较为宽松（重罪门槛），但在实际执行中，德州的A级轻罪对盗窃行为的惩罚比加州更为严厉。加州将重罪门槛提升至950美元，是出于“减轻司法系统负担”的考虑，但却未能预见到将会导致的盗窃问题加剧。
执行力度：德州虽然设定了较高的重罪门槛，但通过A级轻罪的存在确保了对盗窃行为的严惩。而加州在轻罪盗窃的执法上相对宽松，导致了一些地方“零元购”犯罪现象严重。
社会影响：加州的法律调整虽有善意初衷，但却在某些社区中引发了盗窃行为的激增，商店损失惨重，消费者也对社会治安产生了不安感。德州的法律设计则通过多层次的犯罪定义，维持了相对严厉的惩罚制度，减少了类似现象的发生。
4.从结果上看，在2023年德州做出上述立法改革后，有没有发生类似加州那样的“零元购”问题呢？
在2023年德州做出立法改革后，尚未出现类似加州那样的“零元购”犯罪问题。虽然德州提高了盗窃重罪的门槛，但通过A级轻罪的法律规定，确保了盗窃超过750美元的行为仍然会受到严厉处罚。这种严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零元购”犯罪现象的蔓延。
至此，通过第一步初步梳理以上四个方面，了解到：“零元购”问题反映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复杂互动。加州的法律设计在缓解监狱压力的同时，也为“零元购”犯罪现象提供了漏洞。而德州虽然设定了较高的重罪门槛，但通过A级轻罪的制度维持了对盗窃行为的震慑。这两个州在应对盗窃犯罪上的不同策略，反映了两个州在社会治理和法律执行上的不同思路。加州需要重新评估其法律对社会秩序的影响，而德州则需要平衡其严厉的刑事法律与对轻微犯罪者的公平对待。
第二步，弄清立法改革背后的推动者是谁：在2014年，推动加州做出这些立法改革（将盗窃重罪门槛从400美元提高到950美元）的，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加州做出这些立法改革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加州没有像德州一样，保留“盗窃超过750美元即可构成A级轻罪”？ 在2023年，推动德州做出这些立法改革（将盗窃重罪线从1500元提升到2500美元）的，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德州做出这些立法改革的初衷是什么？
1.加州2014年立法改革的推动者。
在2014年，加州将盗窃重罪门槛从400美元提高到950美元的立法改革主要由民主党人推动。这一改变是通过《第47号提案》实现的，这是一项由选民投票通过的法律改革，初衷是“减少非暴力犯罪的惩罚力度”。提案的支持者包括民主党主导的州议会和激进派团体，他们认为此举可以“减轻监狱的压力，将资源集中于更严重的犯罪，同时也减少对低收入人群的过度惩罚”。
加州没有像德州一样保留“盗窃超过750美元即可构成A级轻罪”，是因为《第47号提案》的核心目的，是将一些非暴力犯罪（如轻微盗窃）重新分类为轻罪，而不是分类为重罪。这是出于“减轻司法系统负担、减少监禁人数以及推进刑事司法改革”的考虑。支持者认为，通过降低对轻微盗窃的刑罚，可以“减少贫困人口因小额盗窃而面临的严厉法律后果，并将执法资源用于打击更严重的犯罪”。
2.德州2023年立法改革的推动者。
德州在2023年将盗窃重罪线从1500美元提升到2500美元的立法改革主要由共和党人推动。德州的立法通常由共和党主导，他们倾向于通过立法来“减少政府对公民的干预，同时保护个人财产权”。
德州做出这些立法改革的初衷是为了适应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现实情况。提高盗窃重罪门槛反映了州立法分支因应当前经济状况做出的调整，旨在确保刑罚与犯罪的严重性相匹配。同时，尽管提高了重罪门槛，德州仍然保留了A级轻罪的规定，这意味着在德州，即使盗窃金额未达到重罪标准，依然可以对较大金额的盗窃行为进行较为严厉的处罚。德州的这一做法旨在维护社会治安，同时确保刑罚的公平性。
第三步，考察加州历史上，在处理盗窃犯罪时，有没有类似德州那种“盗窃超过多少美元即可构成A级轻罪”的法律规定呢？
加州在历史上确实有类似于德州那种“盗窃超过多少美元即可构成A级轻罪”的法律规定。事实上，在2014年之前，加州的盗窃重罪门槛是400美元，也就是说，如果盗窃金额超过400美元，盗窃行为就会被视为重罪，会导致较为严厉的刑罚，包括监禁。
不过，加州并没有使用“A级轻罪”这一分类，这是德州等州特有的分类系统。加州的法律体系将犯罪分为轻罪和重罪，而不像德州那样对轻罪进行更细化的分类。即便如此，加州历史上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德州的“A级轻罪”——盗窃低于一定金额会受到不那么严厉的法律制裁，盗窃超过一定金额就会受到较为严厉的法律制裁。
在2014年通过《第47号提案》之后，加州的盗窃重罪门槛被提高到950美元，这意味着盗窃950美元以下的物品仅被视为轻罪，而不再是重罪。而对于轻罪盗窃行为，加州的处罚通常包括以下几种可能。
1.监禁：轻罪盗窃行为通常可被判处最高六个月的监禁，这通常是在县监狱中执行。不过，实际判决中，轻罪盗窃者很少被判处长时间的监禁，特别是初犯者。
2.罚款：除了监禁外，轻罪盗窃还可能面临最高1000美元的罚款。罚款的具体金额通常根据案件的严重程度、被盗物品的价值以及被告的犯罪记录等因素来决定。
3.缓刑：对于许多轻罪盗窃案件，特别是初犯者，法院可能会判处缓刑而非监禁。缓刑期间，罪犯需要遵守特定条件，如定期向缓刑官报到、进行社区服务、接受盗窃行为矫正课程等。
4.社区服务和赔偿：法庭可能要求轻罪盗窃罪犯进行社区服务，以及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赔偿金的金额通常等于被盗物品的价值，目的是弥补受害者的损失。
5.盗窃行为矫正课程：某些情况下，罪犯可能被要求参加盗窃行为矫正课程，以帮助他们改正盗窃行为，避免再犯。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加州的《第47号提案》放宽了对小额盗窃行为的刑罚，但它仍然对重复犯罪者和累犯施加了较重的处罚。对于那些有多次轻罪盗窃记录或其他犯罪记录的人，法院会采取较严厉的措施，包括较长的监禁或较高的罚款。
最后，综合以上“三步走”的探究，找到根本原因，形成结论：加州这么做，很像是中国古语里所说的：舍本逐末——抓问题没抓到本质，只抓到表面。
“舍本逐末”这个成语源自中国古代典籍，意思是放弃了事情的根本，去追求无关紧要的枝节。在加州的刑事司法改革过程当中，特别是《第47号提案》的背景下，可以用“舍本逐末”来批评加州的立法决策，因为它侧重于解决表面问题，而忽视了根本问题。
1.忽视了社会治安的根本问题。
加州通过《第47号提案》，将盗窃重罪门槛从400美元提高到950美元，初衷是为了“减少监狱的负担和对轻微犯罪的严厉处罚，从而减轻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然而，这种做法却忽视了社会治安的根本问题。盗窃行为本质上破坏了社会的基本信任和安全感，而降低对盗窃行为的惩罚力度，导致了更多的犯罪者得以逃脱应有的惩罚。这种放宽刑罚的措施，表面上是为了“推进司法公正”，但实际上助长了犯罪行为的猖獗，进而恶化了社会治安。
2.误导性改革忽视了犯罪动因。
加州的立法改革旨在“减少轻罪犯罪者的监禁率”，但这并未解决犯罪的根本动因，如贫困、教育不足、心理健康问题等。相比之下，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更像是在应对症状，而不是解决根本问题。通过减少对盗窃行为的处罚力度，加州无意中传递了错误的信息，即盗窃行为不会受到严厉惩罚，进而导致犯罪率上升。这种短视的改革，虽然在短期内看似减少了监狱人口，但却忽视了犯罪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
3.忽视了执法和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
加州《第47号提案》的另一个问题在于，虽然减轻了对轻微犯罪的刑罚，但加州并未同步加强对严重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力度。这种做法相当于在减少表面问题的同时，忽视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警察和司法系统的资源本就有限，如果不能有效地打击盗窃等基础犯罪，将会导致社会治安的整体恶化。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使得资源未能得到最优配置，社会治安问题也因此加剧。
4.长远来看会加剧社会分裂。
加州的刑事司法改革，虽然意在保护弱势群体，但从长远来看，会加剧社会分裂。盗窃行为得不到有效惩治，会对守法公民产生不公平感，削弱公民对法律和政府的信任。同时，轻罪处罚的宽松，会导致受害者对司法系统失去信心，进一步加剧社会的对立和不信任。这种忽视根本问题的做法，从长远来看，不仅没有解决社会的不公，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