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了怕了！
人与病原体之间的“军备竞赛”如何进行？
现代疫苗到底怎样诞生和蓬勃发展，
迎来了哪些挑战？
伴随非凡成就和荣耀而来的，
是怎样的争议和恐惧？
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人与疾病抗争史，
讲述人类如何在希望与恐惧之间奋力前行！
作者：[美] 迈克尔·金奇（Michael Kinch）
译者：金烨
审校：汪冰
上市日期：2020年9月
出版品牌：中信出版·鹦鹉螺
几乎每一种新疫苗的应用都遭到质疑，甚至是彻底的敌视。从第一次使用疫苗之前开始，疫苗就遭遇通常来自意外源头的阻力。
恐惧从合理地反对有可能致命的人痘接种，到毫无理性的恐惧——担心基于牛痘的疫苗会让接受者头上长角并开始伏地吃草。几十年前，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针对百白破疫苗和破腮风疫苗的极端反应，因为反对声后面的动机可能基于捏造的数据或者隐秘的目的。
虽然民间的反疫苗浪潮在很多科学家看来不可理喻，但事实是，因疫苗失效或疫苗接种失误导致的悲剧时有上演。因此，仅靠举起宣传大旗就希望人们信任疫苗，这种想法是天真的。
首先，许多新疫苗必须且确实应该接受详细审查，以保证其安全性。基于过去的经验，疫苗生产商要对自己制造的伤害负责，因为这些伤害长久以来一直盘踞在人们和学术机构的记忆中。鉴于免疫力往往持续数年，这可能要求广泛且昂贵的安全评估。
除此之外，疫苗必须有足够的有效性，而且在极端环境下我们必须权衡利弊后做出一定的妥协。例如，旧版本的流行性腮腺炎疫苗的有效时长比较短，所以接受这种疫苗的人们在注射之后的短短几年内就容易受到感染。在当下的环境中，这种风险尤其高，因为反疫苗极端分子的错误力量让人们的群体免疫力逐渐崩溃。
反疫苗阻力虽小，但很危险，而且力量在不断增强。这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必须更加谨慎地培训医生——尤其是儿科医生，让他们明白正确接种以及处理好恐惧心理的重要性，因为他们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不了解情况的焦虑家长，而家长们可能从反疫苗游说者口中听来了不少不准确的信息。
错误的谣言必须被清除干净，同时要将正确的信息传播出去。还要很谨慎地尊重患者与家长的敏感情绪，同时向儿童乃至更广泛的人群传达出危险性，表明哪怕有一位家长没能让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也会产生重大的群体威胁。
公共卫生社区、立法者和监督者还面临着一项更为困难的挑战，如果他们想要重启正偃旗息鼓的疫苗产业就得克服它。
立法者、监督者乃至全体公众应该设身处地站在疫苗生产商的角度考虑一下，哪怕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这点也至关重要。
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家大型制药公司的执行总裁，你要在有限的研究投资和扩大利润之间做选择。你可以选择设计一种针对患病群众的新药，比如癌症患者，这样药品的标价可高达五位数或六位数，这种药的研发平均需要10~15年，要耗费10亿美元。而疫苗有其特殊性，定价不能太高。癌症药物是专门提供给需要治疗的病患的，而疫苗则是用在健康人身上，许多人用了之后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患上你努力预防的传染病。你努力研发的东西是一种旨在用到普罗大众身上的商品，而不是专门供给一小群需要它的患者。你的价格结构必须反映出这一点，这一事实就排除了五位数或六位数的定价。
况且，你的定价假设可能不包括超出你控制之外的因素。例如，任何在接种疫苗时或者接种之后产生的副作用都可能会被归因于你的疫苗。虽然你花费大量的资源和时间来保证疫苗的安全性，但是一切可能会因为一系列巧合事件而毁于一旦。这些事实无疑会缩小你的市场规模，还可能危及产品甚至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只消花几分钟的时间思考一下种种决策，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制药商认为疫苗产品不如传统药物有吸引力。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药物研发界本身在快速萎缩，用于研发的资源也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产业整合意味着要防止效率持续降低。
如果通过强化市场承诺，保证疫苗制造商能拥有稳定的市场，他们就更有可能去解决尚未得到满足的医疗需求。如果监督者和立法者在全国范围内要求进行疫苗接种，那么市场稳定性会有所保障。这些举措是保证群体免疫力持续保护人群的常识性方法。
然而，老生常谈没有说错，这类常识性方法越来越少，因为它要适应当前的疫苗强制接种趋势。与其坚称个体必须接种疫苗来预防可能威胁人群的疾病，不如采取一种更加自由的方法：个体能够自我免除疫苗接种，或者只是简单地不去在意医生建议或者公共卫生宣传即可。
实际上，从2017年起，被委任的美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领导者主张将联邦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的疫苗宣传工作转变为各个州各自的责任。这么做可能为群体免疫力带来灾难。因为它威胁到的不仅仅是做出不接种疫苗这个不明智决定的个体，而是整个群体。
这种趋势必须要制止，既是为了保护人群，也是给生产商以保障，让他们对市场潜力有足够的信心，从而保证竞争力来进一步提高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广泛性，对抗我们如今面对的无数致病微生物。
面对许多层出不穷的疾病，还有那些因抗生素耐药性细菌而卷土重来的疾病，必须有额外的激励机制来鼓励创新者研发新型疫苗。
以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病毒暴发为例，科学界和生物制药界的快速响应有助于快速识别病毒和测试疫苗，在疫情进一步扩大之前抓住罪魁祸首。一方面，大部分的工作属于亡羊补牢之举，另一方面，埃博拉危机证明了当机立断地激励试验性疗法和疫苗研究，是很有效的。未来疫苗的监督者和研发者能够从2014年的埃博拉危机中学到很多东西。
首先，需要针对某些特定疫苗的研发设置激励机制，可以是被动的，比如保障市场的长期独占权；也可以是更加主动的，比如减免一部分研发具有特别重大需求的疫苗的组织的税收。这些激励机制确实能发挥作用，证据就是1983年美国国会通过《罕用药法案》后几年内，很多针对低发病率疾病的药物出现了超速增长。
此外，促进疫苗生产商和流行病学界携手合作也会让激励机制更强有力。例如，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能够帮助确定疫苗研发所针对的病原体优先顺序。政府机构能够提供的激励机制包括诸如《罕用药法案》这样的法律条款，还有社会效益债券作为额外的激励。
1988年7月，经济学家龙尼·赫瑞希受邀出席澳大利亚农业经济学会驻新西兰分部在坎特伯雷的林肯大学举办的一场会议。
赫瑞希的专业领域是社会和环境政策，但是他的演讲产生的影响适用于许多其他领域。那年冬天他在演讲中提出，公共部门应该订立一份合同，根据合同支付给收款方一笔费用，用来实现特定的预先定义的成果。
这个项目的美妙之处在于付款方直到达到预定目标才会消耗经费。这个概念就是所谓的“社会效益债券”或者“成功投资债券”，这个主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都是学界热议的话题。它最终于2010年3月得到了测试，当时英国司法部部长杰克·斯特劳宣布发行一种效益债券，旨在奖励那些能够减少彼得伯勒监狱的累犯的创新者。在6个月之内，一群投资人投入了500万英镑，以期收回800万英镑，这对当时银行利率低迷甚至偶尔跌到零以下的情况来说，利润相当吸引人。
自英国大胆启用这个新项目起的数年内，社会效益债券的数量和范围已经扩大至不少私人、志愿者和公共部门组织。
社会效益债券框架能够作为解决新疫苗这一增长需求的有效方法之一。
具体来说，可以开发一些项目来建立不同项目途径，认证并奖励组织或个人，只要他们在研发急需的疫苗的过程中实现了既定目标。要是英国早一个世纪宣布这种项目，英国农民本杰明·杰斯提获得的奖励就不止一幅画和一封感谢信——感谢他研发并测试了第一支天花疫苗。
显然，政府激励和动员需要调动起来应对紧急且重大的需求，比如埃博拉病毒的地区性暴发或者大流行性流感的全球风险。尽管这类公共部门调度速度不够，但是大部分政府机构的能力也有一定限度，需要保存实力来应对突发的重大事件。
然而，像社会效益债券这样的新机制能够被采纳来解决其他重要需求，比如发现并测试改良的流行性腮腺炎疫苗。因为发现和了解传染病的科学创新速度已经达到了从未有的高度，而且正呈指数级扩张，所以需要相应的金融手段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以及其他激励。如果我们希望阻止不可避免的瘟疫经常骚扰人类，就要付诸行动。
尽管所有的新老传染病层出不穷，但我们最大的易感性可能会再次让我们经受最古老的惩罚。当天花在20世纪被消灭后，美国和苏联各自同意保存一小瓶天花物质，一瓶在亚特兰大，另一瓶在莫斯科，这两瓶都可能在未来作为疫苗研发的源头。然而，很多猜测说天花病毒可能流传得广泛多了。
即使天花病毒不从人类实验室中泄露，天花再次出现的风险也并非不可思议。例如，全球变暖已经让千年来一直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永冻土层中天花受害者的骸骨可能会不断回暖，直到其中被冷冻的病毒从尸骸中重生。
这些事实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传染性微生物的危险时，无论新旧，都只有使用安全有效的疫苗才能够控制或预防。至少，这些现实迫使我们认清疫苗已经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而且我们将要继续依赖这些神奇的物质，以保证我们能够避免未来的公共卫生灾难。
本文摘编自《希望与恐惧之间：一部关于疫苗和人类免疫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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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人民网科普责编 /王欣玥 本期编辑 / 王秋梦（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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