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岸业务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不可忽视的一块拼图
比如一地IPO（首次公开募股，即公司上市）的年度金额及数量、全年的债券市场规模、外汇交易总量，以及其他各种金融产品的交易量、总量等，都能影响到一个城市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排名。排名最靠前的纽约、伦敦、中国香港及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在国际金融市场激烈竞争，常常不分伯仲，也因此在全球金融中心的排名上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呈胶着状态。
国际化大都市在意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并十分看重作为金融中心的排名，那是因为在榜单背后，是金融业务给城市乃至国家带来的真金白银和财源滚滚。比如，国际大型公司的IPO背后，投行财务顾问及承销发行业务往往赚得盆满钵满，而其他派生的如商务差旅、会议、路演等，也将给城市带来实实在在的服务业收入。更重要的是，金融大项目的落地，能带来日后交易税基的扩大，为城市作为金融中心的未来发展铺垫下更坚实的经济基础。
从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总量来看，2019年，上海金融市场成交总额达到1934万亿元，金融市场直接融资额达到12.7万亿元，上海证券交易所年末股票市值全球第四，上海黄金交易所场内现货黄金交易量全球第一，上海原油期货为全球第三大原油期货，上海已经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了。
不过，对比上海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来源，就会发现大部分业务都来自“在岸”业务。相对来说，“离岸”业务就少得多，这是上海和纽约、伦敦、中国香港等排名更靠前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的一个显著特点，可能也是未来上海向国际金融中心更高排名进发的潜力空间。
建设任何一个“中心”都需要有周边“腹地”，如果没有广袤的沃野千里为基础，就不可能产生一个以此为腹地的中心城市。历史上城市形成的本源也是因为物流、人流、资金流的汇聚。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在世界上林林总总的城市中，逐步形成的一些金融中心，也无不是由于其存在广阔的经济腹地，并由本国的经济腾飞而肇始的。但由于全球化的进程，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方面，有一块业务逐渐的成为了国际金融中心不能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块业务，就是所谓的“离岸”业务。
“离岸”相对应的词汇是“在岸”。如字面意义，“在岸”是指本土本国，或从地理范围来说指在所在国境内；而离岸，指非本地、所在国的境外，类似离开了所在国的国境线、海岸线，故称“离岸”。离岸业务也就是指非本国（非居民）客户带来的业务，比如一家优秀的中国企业去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那么对纽约来说，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离岸金融业务了。
十多年前，笔者被某国有大行外派到其卢森堡分行工作。卢森堡位于欧洲，但全国面积仅约2500平方公里，人口也就50万，境内有名的企业仅数十家。当时不禁想：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能做什么银行业务呢？之后在当地工作中才逐渐了解到，这个面积还不足苏州市区面积三分之一的国家，以基金为例，管理着超过1.4万个卢森堡注册基金，资产总额超过4.7万亿欧元，是欧洲第一、全球第二大的基金中心（仅次于美国）。如按“离岸”“在岸”来分，基金业务中的绝大部分就是离岸业务。正是包括基金在内的各种离岸金融业务，使得地域不大、人口不多的卢森堡，能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也许卢森堡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案例不够典型，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大型国际金融中心如纽约、伦敦或中国香港，就会发现，原来大型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也一样，都离不开离岸业务的支持。
在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以当地证券市场上市公司中外国公司的数量为例，在美国纽约泛欧证券交易所，外国公司的数量占到了22%；在纳斯达克，外国公司的数量占比为14%；伦敦证券交易所中，外国公司占比为17%。在中国香港证券交易所中，非本地公司占比有7%，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外国公司占比为0%，也就是没有一家国外公司在国内证券交易所上市（截至2018年底数据）。
而目前，A股市场总市值已达5.6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市值的7.5%，如果加上在中国香港和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市值，实际中国公司占全球股票总市值已经超过11.8%。可以看出，境外上市的中国公司，实际上为其他国际金融中心贡献了全球股票总市值的4%，由于上海及深圳的证券交易所没有接纳任何一家国外公司前来上市，所以这一块对于我国的国际金融业务来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净流出。换个角度来看，如果只对本国的公司提供证券发行的业务，也就是完全放弃“离岸业务”，那么纽约和伦敦今天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就不会那么显赫。
除了股票市场之外，在全球债券市场情况也是类似。我国的债券市场总市值高达11.6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在我国发行债券的外国或非本地企业，金额占比只有不到2%。而在美国这一比例近6%，在英国则高达54%，中国香港更高达65%。也就是说，离岸债券业务，为英国的国际金融中心贡献了过半的债券交易，在中国香港，更是贡献超过三分之二；而离岸债券业务对我国内地的金融中心建设的贡献却不足2%，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数据截至2018年底）。
金融业务离不开实体经济，离岸业务一样不只包括离岸的金融业务，还包括离岸国际贸易等业务。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需要离岸金融业务的支撑，更需要有离岸贸易等实体经济业务的支撑。
在国际贸易中，有一种贸易形式为离岸转手买卖。举例来说，比如上海有一家大型的离岸转手买卖贸易商，它可以从加拿大购买货物，同时转手卖给位于菲律宾的另一客户。而加拿大原产的货物，可以直接通过远洋运输发往菲律宾，也可以先抵达上海港进入保税区，然后再发往菲律宾。上述这两种贸易方式，前一种为离岸转手买卖，后一种为转口贸易。
转口贸易和离岸转手买卖中，虽然物流本身仅和上海擦肩而过（不经过或不入关），但是在这样的交易中，资金流则是完全通过上海的，卖出货物后收款会到上海，而购买货物时付款也是通过上海付出。国际贸易（经常项下）相关的支付比国际投融资（资本项下）更为频繁，所以，转口贸易或离岸转手买卖这样的离岸贸易业务，也能为一个城市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乃至国际航运中心，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国际上以国际贸易促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案例有不少，特别是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其包括转口贸易和离岸转手买卖在内的离岸国际贸易业务，在历史上都曾极大的促进了它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
由此可见，我国在上海等地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如能在离岸业务方面有所发展，将能进一步扩大业务范围，提升业务体量，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新的空间和动能。但同时应该看到的是，离岸业务虽然可观，倒也不是想叫人来人家就来的。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与一个金融中心能否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有利条件有很大关系。
其一是税收。不可否认，在全球范围内，国际金融中心一定程度上也在开展税收上的竞争。一些地方甚至不征收直接税，所在地公司无需缴纳所得税，资本利得税，也不征收股息、利息以及特许经营使用费等预提税。国际资本寻求的理想离岸金融业务所在地，税收一定不能过高，而且最好税制简单，税种较少。目前，如在企业所得税方面，伦敦为20%，纽约为21%，新加坡为14%，而上海是25%，对比来看我们还是有差距的。
其二是公司注册便利度。公司注册的便利度，也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岸金融业务的实体一半会在当地注册成立SPV等公司，如果公司注册成立的手续复杂，费用高昂，维护成本不菲，这也将会把许多离岸业务挡在门外。比如，对注册资本的最低要求，公司股东人数的要求，国籍的要求，是否需要在当地每年召开董事会议，股东资料保密程度等，都将在实务中成为全球资本选择时的一些考虑要点。
其三，法制与监管。落地离岸业务，出资方对所在地的法律环境，以及监管环境当然会十分在意，不然，资金一旦抵达，由于法律的不健全或监管得过于严格，造成资金或公司运营的不自由或甚至违法，这是任何一个投资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以外汇管理方面的监管为例，我国目前贸易项下的收支已经全部放开，但在资本项下，少数项目尚未放开，离岸业务选择落地地点时，会对此类监管条件比较在意。
税收、公司注册、以及法制和监管等都是软环境，国际金融中心的硬环境当然同样重要，比如在国际经济版图中的地理位置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国际上在综合性的金融中心之外，也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专业离岸金融中心。
比如，开曼是具备业务多样性的著名离岸金融中心，世界上不少大型金融机构会在开曼设立壳公司，以至于在开曼岛上，公司多如牛毛。笔者曾因业务关系到访开曼，发现开曼首府乔治城其实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加勒比海小镇而已。再如，毛里求斯则是一个投资印度以及投资非洲的注册地跳板；而作为离岸金融中心的百慕大，以再保险业务闻名；塞浦路斯，则常被用来作为对俄罗斯投资的公司注册地；马绍尔群岛，除了是一个航运传播注册中心之外，也具有较强的公司保密法，和美国资本市场有着较强的联系。地处欧洲内陆的列支敦士登，在离岸金融方面，以与奥地利及瑞士相关的信托类金融出名；迪拜，有点类似中东的瑞士；英属维京群岛，是中资企业青睐的海外公司注册地；新加坡，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认为是以财富管理和信托见长的离岸金融中心。
这些在细分领域形成了专业特色的离岸金融中心，也是我们进一步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或未来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时，可以借鉴的一种特色化发展形式。
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一定程度上是零和游戏。比如一家优秀公司的上市，选择了伦敦就不会选择纽约（两地上市除外），又比如如果完全放弃离岸业务，那么就只会有自己这边的业务跑到他人地界去，而没有其他国家的业务拿过来做补充，这是一种业务量的此消彼长，而只有拼上“离岸业务”这块彩色的拼图，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才能更有潜力，更加完备。
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包括离岸业务的发展，其实也是支持了本地、本国、乃至更大区域范围的金融发展，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建设，因此更是一种双赢。竞争能提高效率，合作有利于共同发展，我们乐见我国如上海等城市早日建成更有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也乐见国际上有更多更高效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