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文革”中最大的受害方是平民百姓

来源：《北京晨报》

作者：李海文

摘要：

文革”是动乱，哪里有什么廉洁、公平？王秀珍为了要几斤特殊毛线，竟开动整个生产线，今天的贪官也不敢这么做；为讨好江青，马天水等花了100多万美元进口电影设备和胶片，只给江青一人享受；王洪文吃饺子，吃一口就吐，只是尝尝滋味……马天水、徐景贤、陈阿大他们每人都骗取特别津贴，还为“四人帮”提供经费，他们以试吃、试用为名，占有大量国家财产。

有幸找到一手史料

李海文老师在家为读者签名

北京晨报：对“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的研究，此前很少有人关注，您是如何介入这一领域的？

李海文：我搞了10多年华国锋研究，华国锋曾说，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他干了两件大事，稳定上海是其中之一。因“四人帮”在上海已经营了10年，党羽极多，当时我为此写了7万多字，后来老干部严佑民给了我很多资料，他是1976年中央派往上海的工作组成员之一，197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2001年去世。这些资料涉及的内容长期不为人所知，我用了5年时间，将问题一一搞明白。

后来我遇到了这本书的第二作者王守家，他也是1976年派往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之一，保存着当时的工作日记，堪称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有了这两方面的材料，再加上其他的档案材料，我才敢写这本书。

在“文革”中，上海、保定“造反派”闹得比较猖獗，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重点解决这两座城市的问题，我也曾想去研究保定后来的情况，但始终没得到更多一手材料，所以未做。

政策执行的教科书

北京晨报：历史已经过去，再做这些还有意义吗？

李海文：当然有意义。这些年，出版了一些对当年“造反派”成员专访的书，他们曲意辩护、自我美化，使后人产生错误认识。但事实上，上海处理“四人帮”余党的工作非常扎实谨慎，相关文档本人均经当事人看后签字认可，所以这么多年来，没有翻案的。

严佑民从事公安工作多年，他常说矛盾可解不可激，上海当时需“说清问题”的有一万人，最终仅处理了5000人，其余由各单位自行解决，最终仅有40人被判刑（不包括“打砸抢分子”）；在最危急时，苏振华亲自到工厂，与工人面对面交流；当时上海社会还流散着有很多枪支，华国锋亲自拍板，允许工人上街庆祝粉碎“四人帮”……这些政策与做法，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历史需要有人记载，才能传之后世，才能成为民族财富，既然我有这么好的机会，干吗不写？这本书出版后，有老同志专门找上门来，说这本书是政策执行的教科书。

“造反派”的惊人腐败

北京晨报：在本书中，大量披露了“四人帮”及上海余党贪污、腐化的事实，今天很多年轻人觉得，那个时代最廉洁、最公平。

李海文：正是针对这些错误认识，我才特意加入了这些材料。“文革”是动乱，哪里有什么廉洁、公平？王秀珍为了要几斤特殊毛线，竟开动整个生产线，今天的贪官也不敢这么做；为讨好江青，马天水等花了100多万美元进口电影设备和胶片，只给江青一人享受；王洪文吃饺子，吃一口就吐，只是尝尝滋味……马天水、徐景贤、陈阿大他们每人都骗取特别津贴，还为“四人帮”提供经费，他们以试吃、试用为名，占有大量国家财产。

在今天，有些人刻意把这段历史误读成“底层人起来，占了老干部的福利”，可“造反派”上台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了？叶飞被囚禁后，人们在路上遇到叶飞，还会向他敬军礼。“四人帮”被逮起来后，王洪文也当过军委副主席，为什么就没人向他敬军礼？

因为叶飞他们这些老干部为国家做过贡献，为人民做过好事，心中无悔，人民忘不了，以为通过造反、作假就能治天下，怎么可能成功？

得民心者得天下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文革”中最大的受害方是平民百姓。

李海文：就是啊。你看粉碎“四人帮”前上海的各项经济指标，哪个不在往下掉？为了上海一家发展，张春桥要求各省输血，弄得大家都恨上海，彭冲在江苏当领导，说十年没去过上海。

“文革”时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一个表妹在四川，她说“神仙造反，百姓遭殃”。我插队去黑龙江，还是比较富裕的林区，可商店里什么都没有，小孩问售货员“买汽水要不要票”，和三年困难时期差不多。我在那里当老师，到所有学生的家中家访过，许多家庭几代人挤在一张火炕上，住的是泥草房。

从建国以后到粉碎“四人帮”，全国只涨过7次工资，由于幅度太小，许多人印象中只涨过2次，以上海为例，许多30多岁的工人一个月只拿35元，因为没房子，只好几代同堂，挤在小屋中。

“四人帮”把国家搞成这样，人民能没有怨言吗？“四·五运动”后，“四人帮”组织群众游行，结果稀稀拉拉没几个人，而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上海等地人们自发游行，当时华国锋的夫人在外贸部工作，没有上级通知，大家就在院子内自己游行，人们究竟支持谁不支持谁，这不很清楚吗？

年轻人不了解历史谁之责

北京晨报：可今天在网上，有不少年轻人在美化“文革”。

李海文：这不能怨他们，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没有把真相告诉孩子们，他们在现实中遭遇挫折，容易把“文革”中一些美好的词句当成真的，当年我们也曾为之感动，但理论和实践存在很大差距。

其实，所谓“造反派”都是一群什么人？其中很多是地痞、流氓，他们一上台就贪污，有一个造反派头头在郊区飙车把农民撞了，却要当地公安机关惩办农民，说他撞了中央首长的车，这不是恶霸么？可就是这种人，却得到张春桥的包庇。

今天的年轻人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比“文革”时他们的父辈要好得多，但如今电视上天天演的都是大款们的生活，开好车，住别墅，一些人觉得有朝一日把这些大款们轰出去，自己也能在里面住两天，你就不想想，真是乱了，大款们说不准先找几个打手把你干掉呢？

“文革”本身就是闹剧

北京晨报：读了您的书，感觉对徐景贤、陈阿大等“造反派”头头的刻画有点漫画化，不知道您怎么看？

李海文：不是我写得漫画化，而是“文革”本身就是一出闹剧，造反派们干的那些事太荒诞、太漫画化。

比如徐景贤，还是个大学毕业生，他在“文革”中说医院是等级最森严的地方，要大夫、护士扫厕所，让杂工带听诊器给病人看病，有人生病了，想找老专家，徐景贤不同意，最终导致患者死亡，这不是草菅人命吗？可徐景贤自己得病，从来是找老专家看。

我插队前，带同学去晋阳饭庄去吃饭，结果被改造成大食堂，还没我们北大做得好，这都是学徐景贤的上海经验，让顾客自己刷盘子、自己端菜。

一些当年得过江青恩惠的文人在网上帮她翻案，却都是片面之论，比如说她懂戏，可她当年要把《沙家浜》中“智斗”一段删掉，这怎么就不提了？再比如说她“转战陕北”，说她是队伍中唯一的女同志，可当时周恩来、任弼时等都不得不和夫人分开，只有她能留下，有条件过夫妻生活。

江青后来刻意夸大这段历史，因为她没参加过长征，资格不够，“文革”时斗老干部时，有的老干部反问：我们参加革命时，你在干什么？红卫兵说那时自己太小，老干部们反问：那你爹在干什么？他们就没词了。

后来公审江青时，她也抄袭来，说：我转战陕北时，你们在干什么？结果台下哄堂大笑，谁资格不比她老？

8亿人中文盲占2亿

北京晨报：您在本书中谈了许多“文革”中的事，不担心别人说你是在给党抹黑吗？

李海文：“四人帮”是我们党中的败类，揭露他们的罪行，怎么是给党抹黑？“文革”是我们党主动纠正的错误，事实证明，我们的党是有一批好干部的，他们的功绩不应被遗忘。

在“文革”中，我们犯了错误，付出了这么大代价，如果我们现在不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这些代价就白付出了。

“文革”虽已过去，但它的负面影响仍在，“文革”使我们国家至少少培养了200万大学生，因为1965年我国每年培养20万大学生，如果按每年递增10%计算，十年动乱我们就少培养了三四百万大学生，此外我们还少培养了两千万中学生，少培养了一亿小学生，“文革“结束时，在中国的8亿人口中，文盲就占2亿。

我在东北教书时，很多初中生居然连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我很奇怪，他们说，那时净闹革命了，什么都没学。

警惕“极端思维”卷土重来

北京晨报：您已经退休了，花这么大精力来写这本书，是否有点得不偿失？

李海文：“文革”毁了三代人，一代人正值40多岁，该出成果时没能出成果，另一代是我们这个年龄的，基本没能从事本专业工作，再一代是今天4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没能受到良好教育。

“文革”降低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水平，结果导致痞子横行，什么问题都看得太简单，还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那套思维模式。所以我从不看王朔的小说，里面到处是脏话，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今一些骂人话甚至还被当成流行语收入词典。

经过“文革”，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差距一下被拉大了，科技方面落后欧美几十年。值得警惕的是：虽然“文革”已被彻底否定，但引发“文革”的极端思维依然普遍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读书人曾反省，当希特勒上台时，他们普遍采取了沉默态度，而正是因为没能勇敢地站出来，德国走向了民族灾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沉默。

当然，历史应该用事实说话，我这本书至少做到了内容扎实，所有材料均有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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