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路易》
圣路易 (全两卷)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法] 雅克·勒高夫 著
许明龙 译
内容简介： 《圣路易》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新史学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的一部重要著作。这不是一部以记述生平为主旨的传统传记，而是一部圣路易的“整体”史，包括他的国家、他的时代、他的时代的重要主题等。作者引用大量文献资料，描绘了在位44年、去世后27年才被罗马基督教会封为“圣徒”的13世纪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传奇一生，并通过圣路易的生平，描述当时的法国和时代。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叙事，顺便谈及路易在其一生主要阶段遇到的问题。第二部分对路易同时代人记忆的产生做评述。第三部分中作者试图进入圣路易的内心世界，并对当时的主要看法——视路易为13世纪理想的和举世无双的国王，被追封圣徒的国王——做深入探讨。 作者简介：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2014），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1972—1977年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院长。勒高夫专长中世纪史，尤其是12—13世纪。他认为中世纪本身是一个独立的文明，与希腊－罗马时代及现代有明显分别。勒高夫的著作有多种在中国翻译出版，如《圣路易》（2002）、《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试谈另一个中世纪》（201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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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中叶有时被称作“圣路易时代”。 与充溢着创造精神和如火如荼般激情的12世纪以及深陷于中世纪晚秋深刻危机中的14世纪相比，13世纪较少引起历史学家的关注。路易九世的祖父菲力普 ・奥古斯特和孙子美男子菲力普都颇令历史学家瞩目，而处于祖孙之间的他却是“最鲜为人知的中世纪法国国王”。
生活在13世纪的圣路易，就是身后被罗马基督教会追封为圣徒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无论从地理、编年史或意识形态角度看，路易九世在13世纪基督教世界重要人物中都占有中心地位 ， 13世纪中叶有时被称作“圣路易时代”。 在我看来，圣路易是一个复杂得多的人物，他在位的44年中斗争激烈，他所处的时代动荡不安；有人把他在位时期称作中世纪的“黄金时代”，其实远非如此。
圣路易 (1214—1270年)
马克·布洛赫说得很对：“人是父亲的儿子，但更是时代的儿子。”不妨说得更确切一点儿：人既是自己这个时代的儿子，也是父亲那个时代的儿子。 本书不是以记述生平为主旨的传统传记。 我想要撰写的是一部圣路易的“整体”史，而我的依据则是他本人的一生、有关他的资料以及这位国王本人及其时代的重要主题。 我认识到一个令人生畏的事实： 历史传记是历史研究最困难的方式之一。 传记是史学研究的一种特殊方式，但是，传记所要求的不只是史学实践所固有的方法，今天，在历史学的基本——其实也是由来已久——的一些问题上，传记以特别尖锐和复杂的方式向历史学家提出了挑战。 20世纪中期，在年鉴派发起的运动中，除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外，传记史学出现了一段空白。历史学家们或多或少地把此类史学著作让他们在同一领域里的老对手小说家们去写了。马克・布洛赫不但并非如人们所说的那样鄙视这种史学著作形式，恰恰相反，当他看到上述情况时颇感遗憾，大概因为他觉得，传记如同政治史一样还没有做好接受思想和实践更新的准备。新史学创建人之一弗斯泰尔・德・古朗治曾为20世纪的史学下了这样的定义：“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科学”，马克・布洛赫就此指出:“这也许是个人在历史中所占的比重缩小得过头了。” 今天，西方社会普遍经历着变动的危机，史学与社会科学在这个危机中，正在经历一个对其固有信念进行频繁的批判和修正的时期，我觉得，传记从一些虚假问题的羁绊中获得了解放。传记甚至可以变成为一种十分合适的观察台，用以对历史学家职业中的常规和雄心、对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局限性和这个职业所需的再定义进行有效的思考。正是我在传记研究和写作中碰到的那些钉子让我在一个极端困难的领域里找到了变动中的历史的研究方法，而历史的变动在传记中也许比在别的地方更加清晰。 与其他史学手段相比，传记这种史学手段的目的更在于产生“真实效果”，因而它与小说家所采用的手段比较接近。这些“真实效果”不完全来自历史学家的风格和写作方法。历史学家应能凭借其对于资料和传主所生活的时代的熟悉，通过适当的“剪接”，把真实性可以得到证实的“真实效果”体现在文献之中。 说得简单一些，就是剥掉这些文献的外壳，让带动历史现实的理念显露出来。 我们将会看到，圣路易幸运地有一个不同凡响的见证人儒安维尔，此人常令历史学家喟叹：“啊，对，对！这就是‘真实的圣路易’！”然而，历史学家不能因此而轻信。 历史学家做出的选择实际上是强迫自己首先去做一件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文献资料的收集，他对传主的了解希望达到什么程度和能够达到什么程 度，都取决于文献资料。在这方面，历史学家有别于小说家，即使小说家对收集他想要如实描写的真实情况十分热心，这种区别依然存在。同时， 与其他研究题材相比，这里（传记）更需要懂得尊重因资料匮乏而留下的缺损与空白，不要设法重建因圣路易本人或他人的沉默而被掩盖的东西，不要设法填补打碎了一个人一生之中表面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的那些中断和不连贯之处。 然而，一部传记并不仅仅是作者应该知道和能够知道的所有有关传主材料的汇总。 由于圣路易既是国王又是圣徒，所以他与圣方济各一样，是我们掌握第一手资料最多的13世纪人物之一。可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圣路易因资料丰富而具有的表面优越性，却被人们对这些资料的可信度的怀疑抵消了。这些资料虽然不比其他资料更具撒谎之嫌，却向我们提供的是一个虚构的、凭空想象的圣路易。 原因首先在于以往圣路易传记作者们的素质和所追求的目标。他们几乎都是圣徒列传的作者，而且都像撰写圣徒列传那样撰写圣路易的传记，至少其中最重要的几位是此类作者。他们不满足于把他写成一位圣徒，而是要依据他们各自所属集团的理想，把他写成既是国王又是圣徒。于是，我们便有了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这两个新的托钵僧修会笔下的圣路易，此外还有圣德尼王家修道院本笃修会笔下的圣路易：前一个圣路易更像是一位托钵僧，而后一个圣路易则更像是一位“民族的”模范国王。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圣路易国王的资料大多是文字资料，这就为随意加工提供了方便。这些文字资料都是用拉丁文撰写的圣徒“生平”或“传记”。尽管由于中世纪圣徒观念的变化，圣徒列传获得了些许自由，但这类作品依然通篇充斥格式化的记述。我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来评估这些资料的可信度，研究13世纪和14世纪初关于圣路易的记忆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我不得不考虑，是否有可能借助资料走近那个不仅被人们认可，而且从历史角度看也是真实的圣路易。 这些“生平”既说明我想做的事是值得的，同时也构成了一种新的危险。即使“圣徒列传”的故事始终离不开美德和虔诚的种种实际体现，而且通常总还附有一连串圣迹的清单，“圣徒列传”毕竟也是一种历史记载。对于从13世纪的圣徒列传式的传记到20世纪末的历史传记的研究，使我得以审视新近再度搞得沸沸扬扬的叙述史与“结构主义”史之间虚假的对立，所谓结构史不久前也被人称作社会学史或者制度史。可是任何历史都离不开叙述，因为既然是历史，就必然处在时间和延续之中，因而肯定与叙事紧密相联，而且不仅仅如此。首先，与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许多人的设想相反，叙事不包含任何即时性的东西。叙事是人们力图显示乃至证实的一系列智力和科学活动的结果。因而，叙事会引导出一种诠释，同时也包含有一种危险。 让-克洛德・帕斯隆曾指出“任何传记手法所固有的过度追求意义和连贯”的危险。他所说的“传记乌托邦”指的不仅是如下这种危险：以为在不经选择和不附评论的传记性叙事中“没有任何没有意义的东西”；其实，更大的危险是误以为叙事能真实地重现一个人的命运。 于是，一个人的一生，尤其是在政治现实和象征性现实中握有强权的国王兼圣徒这样一个人物的一生，便会被虚幻地想象成是由他的职务和他最终的完美无缺预先注定的。除了为圣徒列传的作者们提供了启示的那些典范，我们难道不能提供一个由史学观念所推荐的典范吗？乔瓦尼·列维曾把这种典范说成是“集井井有条的编年史、前后一致和稳定的个性、生气勃勃的行动和毫不犹豫的决断”于一身的人。 1226年邀请贵族和大主教等参加路易九世加冕礼的信件 为了不落入皮埃尔・布尔迪厄所揭示的“传记幻想”的强制性逻辑之中，我尝试了多种办法。 圣路易并不是在13世纪的条件下依据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模式，不受干扰地走向他的圣徒归宿的。他造就了自己，也造就了他的时代，正如他的时代造就了他一样。在彼此造就对方的过程中，偶然、犹豫和抉择比比皆是。 传记与其他所有历史现象一样，只能按照我们所知如实地记述，任何想象都是徒劳的。使用一大堆“如果”是写不成历史的。然而我们发现，虽然圣路易本人也相信成事在天，可是在许多场合中，他原本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行动。对于基督教徒来说，在服从上帝旨意的前提下，依然可以多种方式对付上帝的挑衅。 我试图让读者看到，圣路易的性格是在一连串意外的抉择中渐渐变得清晰的。 我经常中断对他生平的叙述，为的是把他在不同时期中所遇到的那些问题交代清楚；这些不同时期各有其标志，它们令历史学家感到困难，我也试图把这些困难的性质交代清楚。他长期与母亲卡斯蒂利亚的布朗什共同执政，这种双头政权在法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这就使得历史学家无法像确定路易十四的登极日期一样确定“路易九世取得政权”的日期。当路易获悉蒙古人长驱直入地挺进中欧，当他因病而濒临死亡，当他从埃及的穆斯林手中获释，当他时隔6年后从圣地返国，他在这些关头都必须做出抉择。他应该做出抉择，而这些抉择在不可预测中合成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最终就是圣路易。 我只选取了某几个重要事件，这些重要事件要求他做出的抉择，对此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行使国王职责的日常事务中，在悄悄地、不自觉地和没有把握地为自己最终成为圣徒铺平道路的行动中，圣路易的一生成了作家能够诉诸笔端的传记。 乔瓦尼·列维说得对:“传记是……一个理想的场所，可以在这里检验行为者们所拥有的间歇的——却是重要的——自由，也可以在这里观察向来矛盾重重的那些规范化体系的具体运转方式。”13世纪中叶的君主制度的性质及其弹性，王权与日俱增的威望(王权虽然变成神授，但远非绝对专制)，有效范围极为有限的国王治病魔力，他与时间和空间以及经济(他甚至不知道用什么词指称经济现象)的斗争，所有这些都为圣路易的权力提供了扩张的余地，我曾努力对此作出评估。我丝毫无意掩盖路易这个人物和他生活中的许多矛盾，例如，他贪图肉欲和美食，却把控制食色作为自己的理想；国王的职责要求他有奢华的排场，可他却是个谦卑的君主，要求自己的举止纵然不是最谦恭的平信徒，至少也应是尽可能谦恭的基督教徒；他越来越是法国的国王，却念念不忘要当基督教世界的首领。 基于我对传记的结构和观念所持的看法，我在书中大量引用文献。我想让读者看到和听到圣路易本人，就像我自己看到他和听到他一样，因为，圣路易是能在文献中查到其言论的第一位法国国王。 从圣路易去世的1270年到他最终被封为圣徒的1297年，这段长达27年的时间构成了他一生的一个后续时期，也是对他的一生重新评价的重要时期，我必须在他的传记中对此有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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