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osophy，这是苏格兰哲学家、诗人约翰·维奇（John

1941年在慕尼黑去世。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早期现象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普凡德尔是哲学家里普斯（Theodor

Tatarkiewicz，1886—1980）是20世纪波兰最杰出的哲学史家、艺术史家、美学家和伦理学家，在艺术批评、艺术史和古典学术等领域享有国际盛誉。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美学史》（Historia

吴宓（1894-1978）一、中国文学是最伟大的文学传统之一在《世界文学史大纲》中概括中国文学总体特色时，吴宓以沉重的语气起笔：博大而优秀的中国文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传统之一。至今它尚未被西方国家充分理解和欣赏。极其不幸的是，自1900年左右以降，它在中国的新知识分子手中可悲地遭到了忽视和极不公正的低估。涌现的所谓文学改良或文学革命运动只不过是让人们对与中国文学有关的事实和材料越发无知，也越发丧失了进入中国文化灵魂和精神的能力。可伤可叹之甚。这段话讲了两点：中国文学仍未被西方人了解，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学深深误解，且日益陌生与轻视。这是一个令吴宓痛心之至、感慨无比的话题，但显然是考虑到了场合的问题，他克制住了自己，没有继续发表议论，只是在括号中提醒听众，他对此是很有话说的。针对这门课的对象——外语系的大学生——吴宓讲这段话可能是想向他们传递两个信息。第一，希望他们将来能够担当起向西方介绍传播中国文学的任务，第二，希望他们在了解了世界上其他文学传统之后，能够认识到中国文学的价值并珍爱之；总之，希望他们能带着世界视野，通过各种方式为理解和弘扬中国文学做出贡献。接下来，吴宓自己就以这种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了总结。他写道：将中国文学与从古希腊至现代俄国的西方文学比较之后，我们可以对中国文学作一个保守而清醒的评价：一、中国文学属于人文主义传统，富于实践伦理方面的智慧。二、中国文学坚持追求形式上的完美，并且已经达到最高境界。三、中国文学不足的方面在于：（1）宗教精神（2）浪漫爱情（3）英雄崇拜（4）展现严肃而高贵的人生观的悲剧。所谓“保守而清醒”的评价，应该就是《学衡》办刊宗旨中所说的“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从吴宓所总结的三点来看，他似乎也确实努力秉持了一种冷静而不偏激的态度。虽然他关于中国文学在形式上已臻完美的论断听上去并不是那么“保守”（他高度赞赏的法国文学尚只做到了“坚持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而已），但他摆出的另外两个观点则不失中肯。今天我们可以对吴宓所使用的一些西方文学批评概念（比如悲剧、英雄崇拜、宗教精神）以及他所得出的结论（比如中国文学是否在某些方面“不足”

在历史的某个时间点开始的事情，在别的时间点迎来终结。在现在这个时期“近代家庭”论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我们所熟知的家庭公然出现裂缝了吧。正因为感到就在眼前的家庭的自明性在崩溃，一个追溯性的问题——“这个崩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像现在一样显而易见的呢”——就浮现出来了。“近代家庭”的概念“近代家庭”是一个记述概念，而“近代式家庭”是一个规范概念。前者不过是在近代这个时代里形成的、具有一定特征的家庭的历史类型。1994年联合国家庭年的标语是“从家庭开始的小小民主主义”，但实际上家庭里没有民主主义。家庭是性和世代不同的异质度很高的小集团。在家庭中，权力和资源被不均等地分配着。年长的男性统治支配着年少男性和女性的父权制概念，也适用于近代家庭。家庭论的论者们主张，在“家”制度不复存在的战后家庭，父权制等等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最小家庭的核心家庭里面，依然存在着丈夫的专权支配这一家长“丈夫”制度。父权制这个概念，一旦使用的话，对表现家庭内部女性的经历，是非常有效的。由女权主义再次定义的近代“父权制”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并扎根下来。在我出版《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地平线》一书的1990年，围绕“父权制”这个概念，学界发生了论争。之后，作为替代父权制的概念，人们提出了“性别秩序”和“性别制度”等概念。然而过了二三十年再来看看，其中顽强存续下来的是“父权制”这一概念。我觉得这个术语具有的如实描绘统治女性的压迫性结构，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家庭的“破坏者”女权主义的家庭研究，打开了被视为“爱的共同体”“隐私的城堡”的“近代家庭”的盖子，一一揭露了其中的权力和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和这种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压迫女性的结构。正如家庭史学者说明的那样，所谓近代解放的“个人”，是在父权这个名下的“个人”。倒不如说，在家长管制下的“家庭”这一私人领域，变成了法律不介入的“无法地带”。后来我在《差别的政治学》一书中论及国民国家的市民权有多少是与近代家庭的父权制权力结合在一起的问题。然而，对于这个相同的问题，女权主义法学家们论述说：“所谓私人领域，那是公共制造出来的东西”（琼·斯科特）；“不介入也是一种介入”（弗朗西斯·奥尔森）。在公民社会是犯罪的事情，在私人领域即便是做同样的事情，也不会认为是犯罪。就这样，我们很早就知道，无论家庭暴力还是对小孩的虐待，在家庭中都肆意妄为地进行着。所谓“私人领域”，并非从公共领域营造的避难所，也不是防波堤。那仅仅是对家长、丈夫而言而已。为了揭露私人领域的压迫和暴力，女权主义者领受了被叫作家庭的“破坏者”的不应得的批评，但是女权主义并没有破坏家庭，而是家庭早就已经破碎了。女权主义只不过是把这个事实暴露在日光之下而已。为此，它要承受关于家庭的各种各样的“神话”的抵抗。这是因为家庭以往被如此理想化和神圣化了。家庭的变化在卷首收录的“家庭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是本书的重点。这篇文章一边原理性地提出家庭的概念，一边提示了理论与实证相交叉的方法论，家庭社会学家高度评价其为“现象学的家庭研究”。《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这本书获得1994

年轻时老想往外面走，急匆匆赶路，偶尔回头，更多关注的是家人而非乡土。到了某个点，亲情、乡土、学问这三条线交叉重叠，这才开始有点特殊感觉。今天的中国，诗意与痼疾兼有。谈故乡，不能太文艺腔，还得有历史感与现实关怀。否则，会显得很矫情。“乡愁”，这本是个很好的词，挺优美的，可近些年似乎被玩坏了。今天谈故乡，聊乡土，说乡愁，切忌把它抒情化、田园化、牧歌化。有什么理由要求故乡几十年不变？故乡确实不尽如人意，可这怨谁呢？你是否也有一份责任？——陈平原

《吉尔伽美什史诗》、《阿维斯塔》（Avestas)、《佛陀生平》(Life

Webber）先生阅读了涉及司法部分的手稿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尽管材料的收集和安排是我独自完成的。我的同事文学学士所罗门兹牧师（Rev.

法文版封面在理解本书主题及方法方面，巴黎当日之语言学群体亦颇值一提。该群体以安东尼·梅耶为首脑，已不愿继续使用“语文学（philologie）”之名，而代以“历史语言学(linguistique

炼狱的诞生是出于确定地点的想法：因为必须为炼罪的刑罚找到一个地点，因为刑罚中灵魂的游荡已经不再为世人容忍。但空间与时间总是连在一起的，即便这地点并不单一，托马斯·阿奎那提醒人们这一点。炼狱不仅是空间概念，也是时间概念。炼狱，作为另一种时间炼狱同样是一种时间，因为可以将之定义为“有期的”地狱。故而存在一种炼狱时间，这一时间同样在12到13世纪之交得到定义，它属于这一时代对时间结构的一种整体上的重新思考。直到此前，生活和心态一方面受到一种关于时间的意识形态主宰，另一方面则是对时间的多重性的经验。教会传授关于世界的六大时期的理论，而世界已经到达了第六个时期，即最后一期，是老年期或者衰落期，同时教会将宇宙牢牢地锁定在一种历史性之中，这种历史性受过去的两大事件的影响：创世记和继而人类的堕落，基督道成肉身和由之而来的拯救，它将时间导向一个终点：即最后审判和时间在永恒中被废除。教会相信并且肯定这一终结临近了，这一确信的主要后果是人们很少关心个体死亡到全体复活与审判之间的这个非常短暂的时期。一些或苛求或质疑，或者既苛求又质疑的个人与群体，他们在这一图式中引入了两种变体。《天使释放炼狱的灵魂》(卡拉奇)他们中一些人希望世界重返青春，回到早期教会，即黄金时代神话的基督教形式；另一些人（有时与前者是同一批人）相信或者希望与《启示录》相一致，世界末日之前会有敌基督的考验，但是在此之前会有一段漫长的正义时代，即千禧年（Millenium）。在13世纪初，长期以来受到教会否定的千年至福说获得了一位新的先知，即菲奥雷的约阿基姆（Joachim

一键购买☟书目（全8卷）：第1卷：马克思主义哲学第2卷：西方哲学史（上）第3卷：西方哲学史（下）第4卷：现代西方哲学和中西哲学对话第5卷：美学（上）第6卷：美学（下）第7卷：人文纵横第8卷：译文卷

已经存在一又四分之一世纪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的一座巍峨文化大厦，做出了许多卓越的成绩，嘉惠数代学人。我是无数个受惠者之一，爰赘数语，以表示感念之情。

我与商务印书馆有一点渊源，是由几本书结下的。我是福建长汀客家人，有一位和我家关系非常好的表兄郑文华。文华哥后来留学到了美国，他父亲郑冰如从前是国民政府高层，但是他留学毕业后却选择来大陆任教。他与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哲学编辑室主任高崧先生交情很好，所以把我的书介绍到商务。那时候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还合并在一起，而商务又专门做译作，于是又把我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给了中华书局。因为这段关系，现在才有我的“今注今译”系列由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一起出版的局面。更令我高兴的是，从前在中华书局主持我的著作集出版的顾青先生，现在又到了商务印书馆做书记和执行董事，我与商务的关系又加深了。说到“今注今译”，还得提到商务印书馆的前辈王云五先生。做古代典籍的“今注今译”最早是王云五先生的主张。本来他在台湾商务印书馆约稿的作者都是我的老师辈，像毛子水、王梦鸥、屈万里等诸位先生。但是王先生提出这次的“今注今译”系列要找年轻人来做，这样我才有这个机会。在此我要多多感谢王先生对后辈的提携，同时也感谢将我介绍给他认识的金耀基教授。还有一件事，我也觉得很巧。1985年，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曾经接见我。我当时提出要多多翻译西方经典名著，商务印书馆翻译西书已经很有成绩，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更有规划地开展。后来商务印书馆还专门问过我是不是有这回事，这和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一直不断地在做这个事情，他们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闻名于世，“汉译名著”已经成了一个系统工程，规模还在不断扩大。我想这也是我和商务印书馆一点小小的联系吧。除了“汉译名著”之外，商务还出版了很多其他译著。我本人对存在主义很感兴趣，与孟祥森、刘崎合作翻译了W.考夫曼的《存在主义》。这本书也是由商务印书馆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我要说说我的“道家研究书系”，其中像《易传与道家思想》等很多本都是在大陆写成的，很感谢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先生把它们放在商务出版，成为一个系列，后来它们还被陆续介绍到其他国家，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等。陈鼓应道典诠释书系

那是一个狂风呼号的下午，我冒着寒冷到他的住所去，与我工作家所形成对角的一个地方。他的住所是一个很宽阔的院宇，一所中西合式的房屋，配着许多小房，是很好的住处。我进门后，好像入了图书馆的书库，全屋充满了书橱，使我想起了他说“我是书堆里的人”的话。85年前，也是一个冬天，一个25岁的年轻记者，敲开了一位学者的家门。此行的目的，是作为《世界日报》“学人访问记”的专栏记者，采访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他对眼前这位历史学家的印象是：“他说话的态度总是很谦恭的，有时是关于学术方面问题，更是自谦地谈论着，而且有的问题，他也很愤慨，他的热血并没有因为年岁的关系而有所消退。”这是“学人访问记”系列中的一篇。这一系列访问记，最早刊发于1935年的《世界日报》，抗战胜利后接续出版，前后连载了400余天。这是对中国现代学术的一次深入访谈，也是对当时北京学人群体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其可贵之处，是透过一位民国报人之眼，借助其生动而不避琐细的记录，为我们还原了那个时代顶尖学人的鲜活身影。这一系列访问记刊登之后，虽在当时颇受欢迎，但也终归湮没在浩瀚的旧报刊之中，静默于馆藏深处，鲜有人提及。直到85年之后的今天，经由一位名叫张雷的研究者整理录入，以《北平学人访问记》之名出版，才重新引起读书人的关注。《北平学人访问记》(上)《北平学人访问记》(下)入宅采访：走近那片璀璨星空在现代学术逐渐经典化的今天，民国学人被尊奉为“大师”的同时，也日渐隐身于各自留下的名著之后。他们天分极高，又得风气之先，仿佛天时地利人和俱备，一切皆得之自然。不过，这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是后来者的一种“成见”。我们习见了对他们的高山仰止，也耳熟于那一代人的学林传奇，然若想深入探究他们的学问所由，可能需要借助更多资料，对他们的履迹与所处的情境做更多了解。从这个视角来看，《北平学人访问记》提供了许多丰富而珍贵的细节。“访问记”的主体部分，是由一位名为贺逸文的记者完成的，他是《世界日报》的掌舵人成舍我的一员得力干将。“访问记”一共采访了69位学者，文理兼顾，既有如顾颉刚、沈从文、冯友兰、陈垣等人文学者，也有如曾昭抡、秉志、胡先骕等科学家，皆为一时之选。访谈由采访者登门拜访，与诸位先生详细面谈。一般先从学者的身世背景、求学经历谈起，然后再切入学者的研究兴趣与关注问题，最后谈及未来的工作和研究计划。由一篇访谈，呈现一位学者的林林总总与方方面面，又由这一系列访谈，勾画出一个欣欣向荣而各美其美的学术生态。关于现代学人的人生叙述，无论是其本人的自述，还是后人的评传，其实已有不少，但这部访问记仍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本。它由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共同完成，因而天然带着采访者的视角，记录下了许多对于学人的观察、描述甚至是揣摩。贺逸文是一位很自信的采访者，他从不隐身于采访之中，在访问记的起首，往往附有一长段类似采访手记的陈述，记录下他为找到学人府宅在街巷中的辗转寻觅，敲门而入后所见的院落景致，登堂入室时所见的家具陈设，乃至墙上的照片和书架上的书籍等等细节。他常常以第一视角铺展叙述，将所见所感仔细记录下来，令读者读来如同亲临其境。譬如他笔下的“苦雨斋”是这般情致：西边屋里挂着充满了雨气的“苦雨斋”横幅，便是驰名文坛的苦雨斋。斋房共是三间，藏满了中文、日文及西文书籍。这里也有西式沙发桌椅，所以我想许是周氏的书房兼客厅，不过这里的清静幽闲，同几净窗明的境地，很可以使人留恋的。这段带着“原景复现”意味的文字，仿佛引领今日的读者穿越而往，敲开尘封于时光的大门，去采访我们钦慕已久却未得谋面的大师。贺逸文喜欢回味他对学人的第一印象，譬如，他对植物学家胡先骕的第一印象是：“他说话总是很刚强的”。胡先骕在说起自己出生那一年的情形时显得尤其沉痛，他说自己“是在甲午年中日战争时生的，那年在我国历史上是国难发端的一年”，他“随着国家许多的沧桑到现在”。类似的描写，虽着墨并不算多，却在寥寥数语中，将学人性格中的复杂与鲜明，以点睛之笔道出。他还很留意学者日常生活方面的细节。在后来的回忆中，他提到当时学者的月薪颇高，生活上却多十分朴实，很少见他们的客厅里有什么华丽的陈设。历史学家王桐龄家中甚至没有安装电灯。贺逸文问他为何不安装电灯，他的回答是：“我和家人都是农村来的，早睡早起惯了，用不着灯。”后来才得知，他的特点正是在城市里过着农村生活。得益于充满观察细节与细腻感受的文字，将这些被我们后来者奉为大师的学人，还原到一处处具体的情景中，还原为一个个性情迥异、头角峥嵘的个体之人。我们不仅仅能在访谈的问答间领受到学者们的博识与睿智，也能感受到他们平日间的风姿、性格与生活，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所感受到的时代。人与情景的还原为何重要呢？我想，因为这是孕育经典的前提，是激发思想的触媒，是今日后人得以探究现代学术史的凭借。面对璀璨星空，除了仰望与赞叹，我们难免另怀好奇之心，希望能走近那片星海，去窥探那一束束光亮究竟何来。也正是在这种探询的视角之下，那些原先零星细碎却也更具个人化色彩的日记、书信、笔记、随笔，呈现了其他书写方式所未曾展现的独特价值。在“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基础上，商务印书馆从2013年起，陆续出版了一套五辑共30种的“碎金文丛”，正是着意于展现中国现代学术生长的语境。丛书所录为诸名家的治学随笔、学林散记、日记书信与口述自传，希望借由这些灵性而深邃、言简而隽永的吉光片羽，探寻经典的“序曲”。丛书封面上金色LOGO中的“碎金”二字取自钱锺书先生的手稿。众所周知，笔记是钱先生问学的一个重要载体，以窥一斑而求全豹，“碎金”即借用此意。“碎金文丛”第一辑体味时代：大师们的隐微心曲阅读这些大师们的各种文字，常能让人感慨于他们的学术生命与时代之间的紧密关联。他们生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时代的易感者，甚至是先知者，却也常为大时代所裹挟。时代命题的急速转换，使得他们必须在各种文化碰撞之下，独立寻求属于自己的解答。这些在不同文化缝隙中的细微感受，往往深藏在他们的各种“侧面”之中。今日学人皆知林纾是为人称道的古文殿军，在“新文化运动”中，更是因为一出钱玄同与刘半农的双簧戏，而被群嘲为旧礼教的守卫者。然而人们又常常忘记其实他还是一位西方文学的翻译大师，大量文学经典经由他的译介才进入中文世界。这种看似矛盾的文化身份，也让他的内心世界始终处于纠结缠绕之中。《林纾家书》在“碎金文丛”里收录了一本《林纾家书》，其中载有林纾写给孩子们的104封家书。他在信中自白道：“吾老矣，一切看破，惟教子之心甚热如火。”家书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载体，嵇康个性狂放，却在《家诫》里反复告诫10岁的儿子做人要小心，鲁迅慨叹道：“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可知有些境况下，家书或许是一把特殊的心门密钥。林纾夫妇与林璐、林璿(摄于1904年)林纾对孩子们的教导，可谓用心颇深，尤其是对于三子林璐和四子林琮的不同教育，体现出他本人身处于中西文化之间、身处于现实理想之间的纠结。在分别写给两个孩子的家书中，林纾对于三子林璐的教导，更偏于现实的生计，直言要他用七成功夫学习洋文，用三成功夫学习汉文即可，这样“将来始有啖饭之地”。而对林琮这个小儿子，他是寄予厚望的。在林纾临终前一日，生命已近垂危之时，他用食指在林琮手上写下：“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无疑，他试图将延续古文一脉的重任托付给这个小儿子。也正因此，在林纾写给林琮的家书中，叮嘱更殷切。他为林琮写了许多短笺，细细密密地吩咐着各种为人为文之道，还让他装裱成册，以便于时时观览。林纾批改之林琮古文习作正是在这些絮絮叨叨的家书中，林纾无所掩饰地向孩子们传授着处世之道，也时时透露出内心的忧思。他一方面秉持着传统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另一方面却也必须面对西潮之下洋文、电影院等诸多新事物对于孩子们的冲击。他一方面怀抱着延续古文一脉的心愿，另一方面却也必须为孩子们未来谋生做出更现实的安排。家书中的“林琴南”，远比被新文化人塑造成的食古不化的保守派要丰富和复杂。大时代的风云际会，馈赠给学人以极为难得与丰富的生命体验，也赋予了他们以多维的学术视角。他们中的不少人，因身处浪潮之中，而具备了一种双重的身份。——他们既是时代的亲历者，也是新变的观察者，他们一面感性地体验，一面理性地思索。他们拥有的那些充满着新鲜气味的现场体验，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即时思考，都是后来者所尤为珍视的。《林庚〈中国新文学史略〉》在“碎金文丛”中有一部非常特别的“讲义”。这本名为《林庚〈中国新文学史略〉》的小书，是林庚先生于1936年至1937年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讲授新文学课程的授课讲义。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对当时刚刚过去的新文学的“现场”总结，它简约而完整地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自《新青年》发端后至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情况，讨论了文学启蒙运动、新文学独立、文学与革命等现代文学重要议题。林庚先生在燕南园62号寓所前林庚先生本身在现代文学史上便有着非常特殊的身份，他一方面是著名的现代诗人，另一方面又是古典文学的研究专家，他的“诗”与“学”可谓是一体的两面，所以他的创作和研究里都充满了一种诗性的“天真气”与“洞察力”。他在讲义中的这段文字，最能体现那种情感与省察相交融的独特文学史风格：这些虽然在今日已被我们忘记，在当时却是使新文学的风气弥漫于全国的每个细胞。在这样渐渐的滋长中，混沌的呼声变为具体的，幼稚的作品变为成熟的……那时一片文坛上的朝气，使得每个人都感觉到新鲜的气息，生命的活跃，如春天的河水，知其必将奔流于海了。也正因此，这份他对他所亲历的文学大变革时代的记录，为后人提供了一系列原生态的文学图景，洋溢着弥足珍贵的新鲜气息和元气淋漓的现场感。这部讲义的出版也颇为曲折。这是林庚先生生前从未主动提及，也未出版的作品。讲义的发现，得缘于十多年前潘酉堂先生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偶见《中国新文学史略》铅印线装本一册。从扉页林庚先生的墨笔题识可知，这本小册子是林庚先生赠送给罗根泽先生的。孙玉石先生通读这份珍贵的讲义后，大为赞叹，称其为一部极具价值的“新文学当代史”，并鼓励潘酉堂先生将其整理出来。于是，这本隐身于学人旧藏中的新文学见证实录，才终于重新回到读者的视野之中。今日我们已很难揣摩林庚先生是如何看待这部讲义稿的了，也难以知道他在编辑自己的诗文集时又为何没有将其收入。或许是那些即时的感受未必成熟，或许是经历时代更迭之后很多看法发生了转变，皆有可能。在林先生其他传世名篇名著的比照下，这或许只是一部简略记录下他对文学变革的切身感受和思考的课堂讲义，可也正是这种在后世看来未必那么深思熟虑的讲述，透露出了一个青年诗人兼学者在双重身份中的复杂体验。回应时代：学者们的济世情怀面对时代激流的起伏与交锋，学者们不甘于仅仅成为一个亲历者、记录者，他们更愿将自己的学问与抱负，主动地投注于时代。这一代学人生长于国事危急之际，也多有过海外求学的经历，因此常怀有强烈的家国心怀。他们中的不少人，热切地希望以一己之学改良社会、报效国家。他们是思考者，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行动者，这种对现实社会的热切关注，反过来又为他们的学问思考另开生面。潘光旦(1937年在清华大学)在《北平学人访问记》中有一篇关于社会学家潘光旦的访谈。访谈里，潘先生谈起他因运动不注意，而将膝骨跳坏，以致感染结核菌，最终被迫舍弃坏腿的经历。他的朋友们觉得这必定影响他的前途，可他自己却颇为达观。他甚至对着采访者开玩笑说，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因为被误以为是当时欧战受伤的战士而受到特别的优待，普通人对他很是恭敬，在芝加哥路上行走的时候，电车也常常为他中途停驶。身体的创痛经历，显然并没有影响他的问学心志，反倒更促使他自我奋发。《逆流而上的鱼》在“碎金文丛”中收录了潘光旦先生的一本文章集，名为《逆流而上的鱼》。书里辑录的文章大多是潘先生刊发于当时报纸刊物上的长短评，其中谈到了许多今日依然困扰人们的社会问题，如青年恋爱、幼儿教育、老人赡养等等。可以说，这是一位身处时代变革之际的社会学家，以实际的一个个案例，针对具体社会问题，探讨着承续与新变的命题。虽然这些文章发表于近百年前，讨论的也是当时的社会时政，但很多文字今日读来依然富于洞察力和穿透力，这或许就是一流学者的思想魅力。譬如，他在一篇文章里谈及当时国民政府强行废除阴历，不同于其他一些知识精英们高呼欢迎的支持态度，他却对普通民众的心理怀有一种同情与理解。他呼吁那些所谓“移风易俗”的创设与革新，要在尊重习俗与传统的基础上推行：“高高在上的是一班切心于改革的政治领袖，以为改革的结果一定是进步。在下的却是一班习与性成的平民，他们的生活和生活的意义始终寄托在历代相传的习惯里。”报纸和杂志对于当时学人而言，多少也算是一种“新媒体”，是他们介入社会的一种重要方式。潘光旦便热衷于通过撰写时评来观察社会、参与讨论，同时也砥砺其观点。他曾在《学问与潮流》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我们真在一种潮流之内，我们在学问界讨生活的人——应当如何对付？”尤其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学人来说，学问不可能凭空滋长，而须植根于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同为中国社会学先驱的吴景超，也非常喜欢在报刊上发表他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与建议。如在“碎金文丛”中收录的《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一书里，吴景超畅谈他对于农村与都市的看法。他一反前人将都市视为农村仇敌的言论，倡导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他认为在都市中兴办工业，可以解决农业人口太多的问题；发展都市交通，可以帮助农村货物的流通；拓展都市的金融机构以至于农村，使其成为农民资金的蓄水池，存取便利合时，等等。吴景超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潘光旦、吴景超，还是费孝通等诸多学人，都接受过欧美名师指点，接受过系统、完整的西方学科训练，并且在国外生活多年。潘光旦学成于哥伦比亚大学，吴景超可谓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中国传人，费先生曾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然而也正是借助于西方学术体系的参照，他们发现了中国本土的特殊性，体味到其中复杂丰富的社会形态和自成一体的民间秩序，并不是套用西方理论便能解释的。在此基础之上，他们开启了认知中国的本土化研究，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成果。时代给了他们开拓眼界的机遇，而他们也以所学来回馈时代的厚赠。“碎金文丛”第二辑百余年前的北京，可以说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文化之都。这里大学林立，名家云集，经典荟萃，古、今、中、西的时间与空间交叠于此，元气淋漓又风起云涌，孕育了中国现代学术最富学养也最具个性的一代学人。王汎森曾在一篇文章中尝试回答“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地来”的问题。他提到了营造学术环境的重要性：学问的养成，并不只是线性的、纵向式的传习与听受，横向的、从侧面撞进来的资源同样不可或缺。“凡是一个学派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时，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同时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确实，或许的确存在着天赋异秉的孤独天才，但真正的群星璀璨还是相互辉映的结果。正是在百年前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他们从天南海北汇聚于北京，将外部的世事风云融汇为内在的精神体验，最终成为吸引我们不断回溯的中国现代人文原点。【原载于《北京晚报》，2020年12月17日】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下设哲社、文史、政法和经管四个编辑室及威科项目组，主要承担文史哲及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出版物包括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华当代学术辑要》、“大师文集”等为代表的多种学术译介和学术原创著作。

昨夜维城冰雪二月天，今日难得春光乍现，闲情逸致之下居家静读《瓜饭楼藏王蘧常书信集》。2021新春之际，商务印书馆的新书《瓜饭楼藏王蘧常书信集》得以面世，这本沉甸甸的书信集收录了王蘧常老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际写给我父亲的一些信件，以及我父亲珍藏的跨越半世纪的王蘧常先生的书法墨宝。王蘧常先生，字瑗仲，是中国哲学史家、历史学家和现当代书法家。他以章草享誉世界，人称“古有王羲之，今有王蘧常”。《书信集》真实地记录了王蘧常老先生对我父亲的拳拳师长情谊，从书信中，非常难得看到在动荡年代中王蘧常老先生作为老师对学生细腻入微的关怀和爱护，以及学生对老师的崇拜和尊敬；同时也反映出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这种情谊早已超越了师生层面的友谊，情同父子。这本书信集的出版，呈现给读者一幅两位文史大家之间上个世纪近50年真情交往的画面，也让我再次打开许多封尘已久的往事记忆，仿佛进行了一次时间穿越，回到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瓜饭楼藏王蘧常书信集》师生缘王蘧常老是我父亲冯其庸先生的老师，他们初识于1946年春。我父亲那时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无锡国专。无锡国专当时实行寄宿制，学生因不满学校提供的伙食以及个别老师的授课而给校方提意见，父亲被选为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而代表学校解决此问题的正是从上海匆匆而至的无锡国专兼职教务长王蘧常先生。王先生在听取学生们反应的问题后，答应了学生们对伙食的诉求并调解了授课师资的问题，使学生与学校的冲突得以解决。据父亲讲，那时人到中年的王蘧常先生书法已经斐名文化界，在王蘧常先生逗留无锡期间，为学校的师生留下不少墨宝，据说为求王先生的墨宝，无锡市内有名的春麟堂的宣纸被卖断，我父亲那时虽不懂书法，出于对书画极浓的兴趣，也有幸亲眼观摩王蘧常先生挥毫落墨，并索得两副对联，其一的对句是：“天际数峰眉妩翠，中流一画墨痕苍”；另一副为“不放春秋佳日去，最难风雨故人来”。这两副对联后来被父亲一直珍藏于身边，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特殊年代依然完好无损。这是我父亲初识王蘧常先生，他们师生之间从此开始了后面40余年的友谊篇章。在这之后，1947年秋父亲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无锡国民党城防指挥部列入抓捕黑名单，父亲走投无路之际向无锡国专上海分校的王蘧常先生求助，随即得到王蘧常先生的答复，让父亲去上海继续学业。在王蘧常先生的帮助下父亲自1947年秋转到无锡国专上海分校学习，受业于王瑗仲、童书业、顾佛影等先生。直到1948年下半年，无锡形势渐好，父亲重回无锡，并毕业于无锡国专。父亲与王蘧常先生这一时间的交往经历，他曾在多篇文章中描述，在我成长过程中，也曾听他多次叙述，特别是“文革”中看到师道尊严被颠覆，人伦颠倒，他更是怀念曾经为他授业解惑的恩师们，为他们的命运担心。有关信件的记忆上世纪50年代初，父亲奉调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从此他与王蘧常先生的交往多以鸿雁传书。“文革”初期他们因个人的劫运，书信往来曾一度中断，而当“文革”过了最初轰轰烈烈的阶段，父亲再度联系上王蘧常先生，从此他们密切的书信往来再无间断过。我对王蘧常先生最初的记忆是从他寄给父亲的书信开始的。我父亲从来是一个笔耕不辍的人，无论是写还是画。从我有记忆起，他就在写，写文章，写书，写信件。大家现在看到的只是他的书，如果有可能把他一生写出去的信累积起来，我敢毫不夸张地说，其文字量一定不会少于他的著作。他交友广泛，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电子邮箱的年代，他与朋友的联系完完全全都靠手写信件。1972年，当父亲从江西干校返回北京后，他的信件开始逐渐多了起来。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我们住在张自忠路3号，旧时的段祺瑞执政府。每日放学回家，大门口的黑板上密密麻麻写着收信人名单，名字后面标着数字，表明每个人当日收信的数量。每人取到信件后，自己将名字擦掉。我父亲日日榜上有名，而且信件的数量也大多是榜首。因为我下学回家早，每次收发室的师傅都会喊我替父亲取信，同行的同学都奇怪，为什么我父亲会有这么多信。而这众多信件中让我记忆最深也是最特别的信件就是王蘧常先生的信件。说它特别是因为它总是用毛笔写就，这在当时钢笔和圆珠笔通行的年代是不多见的。而且信件抵达频率颇有规律，基本上每星期都会收到。再一个就是除了信封上的字我能对号入座，里面的字我许多都无法读出。那时父亲的习惯是中午回家边吃午饭边读信，每读完一封就会放在一旁，一顿饭的工夫所有的信件都会读完。我坐在边上，看到不能被我识得的汉字，出于好奇，我就会问父亲那上面的章草字是什么。碰上父亲有时间和耐心时，他会解释一下个别字，但王蘧常先生的字真是太难识得，问得多了，父亲就会不耐烦，让我自己去读，并美其名曰，多读几遍就能读懂了。之后等他吃完饭就会把信带到书房，或午休时间或晚间一封封回信，从不怠慢。砚铭还有一桩跟信件有关的事情也是我不能忘记的，我们小时候，不像现在的孩子有许多娱乐方式，那时连电视都没有，除了读书，集邮是我们的一种娱乐方式。因为父亲收到的信件很多，而且每次总是姐姐或我替他取信，拿到信后，我会捷足先登，把我喜欢的邮票剪下来，所以父亲看到的许多信都被我开了“天窗”。刚开始，他不太在意，直到我越剪越多，有一天他终于爆发了，训斥我把信封剪得不像样，对他信件不敬，同时制止了我再剪他信件上的邮票。也正是这个原因，今天呈现在《书信集》中的许多信封或没有封底，或封底开了天窗，那都是我年幼无知的恶作剧。拜见王蘧常老先生我真正见到王蘧常老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大概是1984年，我因公出差抵沪，去上海书画社看望王运天兄，由运天兄引领去拜见父亲的老师王蘧常先生。记得似乎是个春夏交替的下午，见到运天兄后，他领我先看了他的办公室和正在编辑的画册，我们交谈了片刻，随后在运天兄的建议下，他带我从康平路的上海书画社出发，我们徒步走去距离不远的坐落在宛平路上的王蘧常先生的家。王先生的居室似乎不大，客厅兼书房一张深色的大书桌占据了房间的三分之一空间，其他的地方也多因家具而占据，居室里显得满满的，似乎走路都嫌狭窄。因窗外的树荫，房间里光线略暗，桌案上堆满了书籍，如果王先生不起身，几乎就会被淹没在书堆中。初见王先生我们谈了些什么，我已全无记忆，想必一定与父亲有关。因王先生体弱多病，不便长时间交谈，我们略坐片刻，问候了老先生，便告辞了。这次拜会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老先生嗜书如命，手不离卷，而且身体虚弱。本以为这以后还会有许多机会见到王蘧常老，不成想却成为有生中的唯一，真是不幸中之万幸。说也奇怪，这唯一一次短暂的拜见，竟然像电影画面一样深深地刻在我记忆中。在这之后我则更多的是从父亲嘴中听到对他的描述，而每当父亲谈起王蘧常先生时，他眼神和言语表达总是带着崇敬和钦佩，好像是描述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以至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学问如能做到王蘧常先生的境界似乎比登天还难。读帖随想《瓜饭楼藏王蘧常书信集》一书中最精华的部分应该是王蘧常先生的《十八帖》了，《十八帖》不仅精彩于其书法，内容也丰富多彩，或谈文史，或论书法，亦有生活趣谈，其中帖帖都有典故，字字是珠玑，每一帖都引人入胜。王蘧常先生言简意赅，文情并茂，诙谐幽默，寥寥数语，便将读者带入信中的场景，令他老人家的形象和父亲的身影跃然纸上。其中《新正帖》书于1989年正月，彼时正逢母亲作为交换学者在前苏联访问，为期半年尚未归国，姐姐在京生产，居于夫家坐月子，我则自费留学初到维也纳，家中只剩下老爸独过新春佳节，作为留守父亲甚是寂寞。不知父亲写与王蘧常老何字，换来老先生贴心慰藉，屈指可数的笔墨，既解父亲思亲之念，并将其重带入故纸堆中，暂变得区区蟫虫。想必在那个寒冷的北方春节里老爸一定过得很充实。冯其庸与王蘧常先生共同欣赏《十八帖》在《运天帖》中，王蘧常老先生专门提及父亲的石癖，称之为“米癖”，并对此欣赏有加。这是因宋代书画名家米芾喜好奇石，父亲与其同好。王蘧常先生区区几笔，上下越千年。父亲的石癖不知是否因《石头记》起，但无论如何他对《红楼梦》的研究使之更加乐此不疲。我记忆中，他每次出差回京，总会带石头回家。小时候父亲带姐姐和我去京郊十渡郊游，看到色泽、形状漂亮的石头会随手拣回一两块。带我们去黄山玩，看到好看的石头也会带回家中。去西北考察，走在旱季干涸的黄河边，看到纹理特别、色泽异样的黄河石，他爱不释手，带回一旅行袋。他的石头形色各异，质地不同。后来，他的这一嗜好远近闻名，不少他的朋友投其所好，以至他收藏的石头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大。离休后父亲移居通州张家湾，在园中立巨石，取名“天惊峰”，并题字“石破天惊”。撰诗《题天惊峰兼怀曹雪芹》：“拔地参天第一峰。崩云坠石落凡庸。天惊石破人何识，百代沧桑一梦中。”当我静思回想时，真不知他老人家这辈子是因“梦”结石，还是因石结“梦”，无论如何，石和梦总能带给他无限的遐思和快乐！又如在《同好贴》和《前书贴》两贴中，王蘧常老先生用诙谐智慧之笔，写下他老人家和父亲同爱食肉的癖好。王先生谈了年轻时趣闻，并旁征博引诸多典故以证纪晓岚、曹世宗和苏东坡均有此嗜好，以此证明食肉者非鄙。我的记忆中，父亲嗜红烧蹄髈已是“文革”后期的事情，因“文革”期间父母先后分别去干校，外婆从无锡老家来京城照顾我和姐姐大半年，这期间妈妈从外婆那里学会了红烧蹄髈，因为做得好吃，妈妈姓夏，我们戏称这是夏氏蹄髈。这道菜成了家中经典菜肴，久食不厌，以至多年后姐姐和我都得此真传。记得父亲最后一次品尝我做的红烧蹄髈是2014年春节前的小除夕，那年他虚岁92，我们全家团聚芳草园瓜饭楼中，家宴为他祝寿，我下厨做了他爱吃的红烧蹄髈，将夏氏红烧蹄髈加以微辣，食不觉辣味，却去除了红烧蹄髈的油腻，老爸吃得相当开心。席间我举杯感谢父母给我们一辈子的养育之恩，第一次品白酒我只给自己斟了半杯，因“辈子”与“杯子”谐音，爸玩笑说一辈子要喝一整杯，令我斟满，陪他一饮而尽。父亲因怕寒，吃完年夜饭后先一步离席，临走望着那盘红烧蹄髈还恋恋不舍，对我们说道：“真好吃，你们多吃点儿，慢慢用。”现在回想起那天的场景历历在目，那天的欢声笑语令我回味终身。《瓜饭楼藏王蘧常书信集》父亲晚年在完成了《瓜饭楼丛稿》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又开始着手他的另一系列丛书《瓜饭楼外集》的撰写、编辑和整理工作。《瓜饭楼藏王蘧常书信集》则是其中之一卷。如果说《丛稿》是他毕生著作集锦，那《外集》就是他文史研究的衍生品，是他业余爱好的展现，是他那些思想的源泉和研究的佐证。父亲早年在无锡国专所接受的教育给了他方法论的指引，他开悟于无锡国专的那些老先生，而王蘧常老先生相对父亲而言，则是那些老先生的代表，当父亲迷茫时总能得到王蘧常先生的启迪，冥冥之中总有人给他指路前行。这样的老师，人生有一即为幸事，更何况在无锡国专遇到多位先生的启迪。真正开启人生智慧的，不是课程本身，而是授课的老师。现在人们常说不能输在起点，恐怕这才是实质。父亲晚年之所以能够做出许多成就，不仅是他勤奋努力的结果，更是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得到了他们的真传。也正因此父亲珍视王蘧常先生留给他的书信，留给他的墨宝，因为透过这些文字他体会到的是深深的情感和寄予的厚望。王蘧常先生九十像现在商务印书馆将这本《瓜饭楼藏王蘧常书信集》呈现给读者，借此之际，我由衷感谢那些为这本书做了许许多多工作的朋友们，他们在我父亲去世后，默默地不遗余力地帮助他完成了这本书的出版，特别感谢的是王运天先生为本书的章草文字释文做了大量工作，高海英女士在文字编排上尽心尽力，上海姚伟延老师的团队和商务印书馆更是不计成本地付出，等等，等等，这里就不一一注明了。真心地希望每一位读到这本书的朋友能够透过王蘧常老先生那遒劲沧桑老辣的章草笔触，领会到他文字的内涵，领会到他所传递的文化的力量。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下设哲社、文史、政法和经管四个编辑室及威科项目组，主要承担文史哲及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出版物包括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华当代学术辑要》、“大师文集”等为代表的多种学术译介和学术原创著作。

A.米歇尔所认为的那样是物质性的火，但它也不是“隐喻意义”的火，而是一种“灵性的”火（《杂记》七：6

詹姆斯·乔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是近几十年来“一战”起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甫一问世便引起巨大反响。作为20世纪最优秀的国际关系史学家之一，乔尔在书中全面分析了这场深刻改变世界历史的战争如何爆发，研究主题既包括“七月危机”、战前的联盟体系和外交方式、军事战略及指导思想、军备竞赛以及国内政治的影响，也包括对帝国主义竞争和经济动因的考察。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乔尔还极为注重1914年的欧洲社会心态对大战爆发的影响，并提出诸多创见，由此引领了新的研究风潮。时间：2021年4月12日下午地点：涵芬书院嘉宾：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欧洲乃至全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约6500万人参战，2000余万人受伤，1600多万人在战中失去生命。自这场战争结束，探寻战争起因，避免灾难再次发生便成为各国的相关研究者和爱好和平人士共同致力的事业。一战起源研究迄今已经有近百年历史，产生了汗牛充栋研究成果。近30年来最值得称道的作品，当属20世纪最优秀的国际史研究者之一詹姆斯·乔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近日，该书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登上2021年2月“商务印书馆十大好书”榜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三版）新书对谈会于2021年4月12日在商务印书馆涵芬书院举行。梅然：我平时很少参加这样的活动，今天算是为数不多的一次，谢谢各位同学、朋友的参与，感谢商务印书馆对这次活动的组织。我个人学养有限，有些知识记忆不一定完全准确，这个活动是现场口头表达，中间难免有说错的地方或者有硬伤，请大家批评指正。我就先抛砖引玉，这也是向二位老师学习的一个好机会。今天这个活动是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很大程度也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三版）这本书有关系。毫无疑问，20世纪发生的重大的事件肯定包括“一战”和“二战”。我个人认为这两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且没有之一。这两次大战对20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和深刻的影响。与一战相比，二战规模更大、战争激烈程度更高、所波及和覆盖的地理范围更广，从地理范围来讲，二战更算是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从中国来讲，虽然中国是一战的参战方，但是中国的参战多多少少是象征性的，军事层面并没有真正参与到一战中去。而在二战中，中国是主要参战国，按照我们自己的观点，中国战场也是二战中的主战场。另外，二战进程对中国政治格局以及东亚政治格局的演变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与之前讲的这些情况相关，显然，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或者传统上对于二战的关注要多于对一战以及一战起源的关注，这也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是我的个人看法是，国际学界尤其欧美学界对于一战起源问题的关注更高。为什么更高？有一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我们去探讨二战发生的原因，很容易找到对二战发生负最大乃至全部责任的一方。根据大家的主流观点，我们认为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标志二战的爆发，之前欧洲大陆几个国家法国、苏联及英国并没有挑起或者发动世界大战的愿望或者现实计划，显然德国是有这样的欲望和计划的，为什么德国有这样的欲望？我们会谈到纳粹政权的上台、希特勒的上台，谈到纳粹德国谋取欧洲霸权甚至世界霸权的梦想。有很多学者认为，如果没有纳粹政权上台、没有希特勒上台，二战有可能不会发生，所以二战的起源变得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反过来讲，一战的起源问题显然不像这么回事。我们通常把萨拉热窝事件的发生看作一战导火线。今天的国际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至少在萨拉热窝事件前，当时欧洲几大强国很难说有某个国家下定决心发动或挑起世界大战，虽然他们或多或少在不同程度上有战争倾向，但是有些许战争倾向和决心挑起战争乃至世界大战还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没有证据表明哪个国家已经下定这样的决心，有坚定的意志要去发起世界大战。这样一来，一战的起源问题就变得特别耐人寻味，既然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决心，为什么一战会应运而生？毕竟一战不是小规模的国际摩擦，它是把欧洲推向一场史无前例浩劫的军事灾难，甚至让欧洲文明面临毁灭的危险。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有一本关于一战起源的书很有名，叫《梦游者》。但当时欧洲各国主要决策者看似都是正常的或者大体符合理性标准的决策者，都能够感受到他们肩上所担负的责任，甚至很难说其中有谁是真正的战争狂人，或者说，没有任何一个人的邪恶能上升到希特勒这个程度，那为什么一战来了？他们其实并不是在真正的半睡半醒的梦游过程中把他们国家、把欧洲推向一战，所以这个问题特别耐人寻味，或者说很有趣。今天上午正巧看到了一篇今年4月9号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奥汉隆对美国政府提出的一种警告.他说,美国人应该非常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许多教训，毫无疑问，在二战以及冷战中，美国都是主角或是主角之一，但是我们往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关于外交手段崩溃、敌对大国如何意外卷入战争的认识是不足的。这里面的关键词是“敌对大国是如何意外卷入战争”的，但是这个“意外”要打引号，并不是真正在梦中滑下深渊。二战和一战相比，一个特别重要的区别是，二战的发生很难说有一个导火线，而一战的导火线是萨拉热窝事件。萨拉热窝事件在1914年6月底发生，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国际危机，这场危机主要发生在7月，所以通常被称为“七月危机”，7月底、8月初一战正式开打。在七月危机中，多个大国的首脑接二连三作出了迈向战争或不回避战争的决定，或者说，作出了宁可冒着发生大战的危险也绝不退缩的决定。因此，一战的发生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如下问题：七月危机中的各大国首脑为何要这样做？所以，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回答哪些因素导致相关决策者未回避战争？总体来讲，国际学术界对于该问题的探讨是多元和多视角的。有些同学对这个话题比较熟悉，能够理解多元、多视角是指什么，比如从国家的国内政治、国家的经济需求、国家的外交状况包括秘密外交、从军国主义情绪、战争规划情况、军事结盟、大众舆论和社会心理、决策者的个性等各个角度给出解释，解释为什么当时这些国家的决策者在事先并没有下定战争决心的情况下仍走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总结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有以下几点：第一点，这些多种因素的作用是在一战之前很长时间中加强或刺激了有关国家之间竞争和冲突的氛围，造就了一种更强的国家之间相互不信任、相互猜忌的心理状态，这为一战发生提供重要的心理铺垫，即便在七月危机前没有哪个国家已经决心开战。第二点，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前，虽然欧洲列强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已下定明确的开战决心，但是战争倾向相对比较高的是三个国家——德国、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但是请大家注意，我说他们有战争倾向不等于说他们都想挑起世界大战。比如奥匈帝国倾向对塞尔维亚开战，想打的是一场没有其他大国卷入的奥塞局部战争。但是德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德国的担心是，它判断主要对手法国和俄国尤其俄国的军事力量正以空前的速度在加强，认为如果这样的趋势持续下去，可能德国与法国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德国，或者法国、俄国的主动性会越来越强，几年之后德国处境越来越被动。于是，至少某些德国决策者有这样的想法，对法俄趁早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德国的预防性战争是想限制法国和俄国尤其俄国的力量增长。但是，德国即便首先担心的是俄国，但在战争到来时打算首先攻击的是法国，因为法俄是盟友，德国人打算先迅速击败法国再转身集中力量对付俄国。但由于法俄是同盟，德国进攻法国势必会使德俄之间发生战争，再加上奥地利和德国是盟友，这样德奥法俄四国都会卷入战争，这至少是一场世界大战或者欧洲大战，所以德国身上的战争倾向是最有可能促成大战。第三点，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前没有哪个国家已经下定决心尽早发动大战，所以萨拉热窝事件是一个节点。它激化了奥匈和塞尔维亚的冲突，奥匈认为塞尔维亚要对奥匈皇储遇刺负责，1914年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但是根据我前面所讲的，奥匈最希望打的是针对塞尔维亚的局部战争，认为把塞尔维亚解决就能够较好地维护奥匈帝国的完整、改善自身处境。但是奥匈并没有从根本上拒绝使战争升级为一场世界大战，德国也给奥匈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说你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会支持，所以强化了奥匈的胆气。不过，它首先追求的是奥塞局部战争。另外，在奥塞开战之后，俄国要支持塞尔维亚这个小盟友，先是实施局部的军事动员，在7月30日进入了总动员，但是这不等于说这时候俄国已经决心要发动大战，俄国想通过军事动员手段威慑奥匈，迫使奥匈止步，放弃对塞尔维亚的局部战争，从而维护俄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基本利益。但是我们又需要强调，与此同时，俄国决策者的内心也没有想去刻意回避大战的来临，换句话说，这即便不是它的首选，但是它考虑到了其可能性如果这个可能性成为现实，它也不想拒绝或者刻意回避。再说一下德国，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德国追求的最优结果是奥匈在局部战争中击败或者摧毁塞尔维亚，认为由此德奥集团的处境能够得到较好缓和。但是和前面两个国家一样，德国人心中依然为另外一种选择留有余地，就是战争升级为欧洲大战乃至世界大战，他们不想刻意回避、拒绝，这三个国家都是这样的状态。所以，本来他们都有最优选择，这个最优选择不是世界大战或欧洲大战，但是与此同时都有次要选择，是对大战的接受或不刻意回避，结果是次要选择取代了最优选择。所以对这几个国家来讲，大战的发生都不是它们一开始最希望得到的结果，但是是它们觉得可以接受的或者没有刻意回避的。因此，大战的发生并非是“梦游”或“意外”所致。第四点，在德国的决策者看来，如果世界大战发生，或者如果他们要去迎接世界大战或欧洲大战的到来，他们认为需要有些基本条件。一是，他们希望奥匈和自己并肩作战，这样，德国的力量更强。二是，他们希望战争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是空前大战，没有民众支持，光靠政府不行。三是，他们希望英国保持中立，不要插手。德国之前有战争倾向但迟迟没有下定大战决心的一大原因也在于，他们认为这三个条件不成熟或者不存在。与此相关，其首选目标是奥塞局部战争。但是一个转折点出现了，就是7月29日的俄国部分动员和30日宣布的总动员，尤其是俄国总动员对于德国决策层来讲使得前面讲的几个条件好像可以被满足了。俄国总动员意味着什么？原本奥匈对塞尔维亚宣战只是一个局部小战争，现在俄国进行总动员，摆出要与奥匈德国一战的架势，这就是要打大战了。这样一来，第一，德国官方可以把大战发生的罪责归咎于俄国，从而得到德国老百姓的支持。第二，俄国总动员首先是为了威慑奥匈，因为是奥匈对塞尔维亚开战在先，而德国也是以支持奥匈的姿态参战，这样一来奥匈与德国并肩作战看似也不是问题，第二个条件具备了。第三，由于俄国首先总动员，所以挑起大战的罪责可以归咎于俄国，以这个为理由可以期盼英国保持中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迈向了大战，但是要承认在这个过程中其决策层内心是有纠结的。第五点，如果没有萨拉热窝事件触发一战，一战是否会发生？或者说，如果1914年没有萨拉热窝事件，1915年或者1916年是否就必然出现另外某一个萨拉热窝事件？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我个人认为，如果在1914年没有萨拉热窝事件，一战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很多情况都可能发生改变，比如，在萨拉热窝事件中被暗杀的斐迪南主张跟俄国缓和关系、主张稳定巴尔干的局势。如果他不死，而且得以在不久后继承奥匈皇位，他的政策倾向会对奥匈乃至欧洲的政治格局影响更大。再比如，1907年英俄缓和的意义远远小于1904年的英法矛盾缓和，而且1912年后英俄在中亚尤其波斯等地的对抗摩擦也在上升。英俄矛盾的加剧也可能改变欧洲格局或改善德奥的地位。另外，导致德国有战争倾向的重要原因是，它担心俄国力量的增长，但问题是，沙皇俄国内部很多矛盾冲突，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1917年发生俄国革命，革命的一大背景也是一战加剧了俄国的国内矛盾。但是如果一战没有在1914年发生，，是否俄国依然会岁月静好？是否俄国仍会在和平时期更多表现出外强中干的一面？若是如此，德国人也可能改变看法，认为俄国没那么可怕，心中的焦灼感很可能就会下降。徐弃郁：我同意梅老师的观点。我想讲三点：第一，讲讲一战。第二，讲讲一战起源。第三，讲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这本书。01讲讲一战一战、二战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我完全赞同。另外，一战在很多方面开了先河：第一，它是人类第一场工业化战争。第二，一战是全民战争，以前都是政府之间的战争，这种仇恨不会向下延伸到民众，但是一战完全不一样了，一战要靠把社会底层动员起来，要让人民都懂得仇恨。电影《圣诞快乐》大家可能都看过《圣诞快乐》这个电影，是讲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法国、德国的士兵们认为过圣诞节了，大家在这个日子里可以停战，踢一场球赛，这个要求不过分吧？今天停战，明天继续打，这个是很有感染力的一件事情。交战时候举行一场足球赛、一起唱圣诞歌。但是这个故事有个后续，到1915年时，一个英国士兵说“今天是圣诞节，我们可不可以像去年那样再踢一场球赛？”这个英国士兵马上就被认为是叛国者，被推到墙脚枪毙了。从一战开始，人类的战争带着更多仇恨，这个仇恨是从底层开始的，不是从上层开始的。02讲讲一战起源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很重要的，没有一战就没有后来的苏俄革命，很多事情就不会发生，这是非常重要的时间点，但是这场战争离中国人很远，我们是隔岸观火，看一场帝国主义的战争。很多人很想，我们又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这场战争和我们没关系。但实际上这场战争对我们影响非常大，后来的五四运动等都和这场战争相关。再看一战起源。这个问题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原来我们认为根本没有关系，因为这个问题有很多权威论断，比如它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引起的，是必然会发生的。但是如果切入里面去，会发现，从学术角度来看，一战起源是最复杂的问题。梅然老师刚才说它是多元的，我补充一句刚才没来得及讲的，一开始它不是多元的，研究一战起源是研究谁要为这个战争负责，所以一战起源问题研究就分为这么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一开始大家要证明就是德国人干的，所以凡尔赛和约写明了德国要为这场战争负责，是它挑起发动的。德国人说不是德国，解密了德国的外交文件。其他国家也解密了自己的文件，说不是自己发动的。这形成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家都推托一战罪责。这时的研究就是要找出谁是挑起一战的罪魁祸首。我看过的第一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书，就提到了塞尔维亚，说塞尔维亚是罪魁祸首。你看了这书也会觉得它有点道理，事实上塞尔维亚在这个问题上绝对没有我们后来想的那么干净。俄国难道没有问题吗？有一个历史学家抓到了俄国的一些“引火”的做法，所以说它才是挑起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还有的说是奥匈的政策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说得最多的还是德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说法还是处于胶着状态，大家谁也说不清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说清楚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德国人没话说了，你说第一次是过失杀人或者根本不是你杀的，第二次大家看到了就是你杀的人，证据确凿，德国人抬不起头来，所以相当一段时间内德国受到了责任压制。但是这个时间没有太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国家发现对德国人不能被压得太狠，否则他们抬不起头来，那北约怎么组织呢？法德和解怎么进行呢？历史从来都是服从政治需要的，带有政治现实、政治印记，真正摆脱政治影响、政治印记的历史研究非常稀少。在这个阶段大家就觉得有些事情可以换个角度来看。五十年代很多德国保守派的历史学家开始发言了，他们主要依据档案材料，认为从档案材料来看，德国并不承担一战的主要责任，这个战争责任最后应该被大家均摊，这几个大国都有责任，谁都没有想发动一场战争，想挑起一场战争。刚才梅然老师花了很大篇幅讲了“七月危机”，我补充其中几个被说成是挑起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的场景。原来说俄国沙皇最反动，其实尼古拉二世是很冤的，他是个软弱的沙皇。这个沙皇很可怜，最后签署总动员令之前他说：“先生们，不要逼我了，这支笔签下去，多少万人的性命就没有了。”他没有想到他全家的性命也没有了。还有德国宰相霍尔维格，他的前任冲到他的办公室说“这个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个可怜的人脸色苍白，从办公桌旁站起来，双手举上天，高声尖叫，我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好了。”英国的外交大臣是爱德华·格雷，战后很多人说他应该负有严重责任。他写了《二十五年，1892—1916》，其中一个场景说英国最后通牒发出去了，要求德国停止进军回到出发的原地，24小时内如果没有答复，英国和德国将自动进入战争状态，发出去后大家都在等时间，24小时后没有答复，这时候已经是凌晨了，他看着窗外，当时伦敦的工人正在熄灭路灯，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不会再看到它们被重新点燃。”这个场景是说当时大战的起源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确实没有一个人真的想要一场战争，没有一个国家真的欢迎一场战争，像梅然老师说的，大战并不是最优选择。而从结果来看，对几乎所有参战国来说，大战都是个最坏选择。总体上说，五六十年代关于一战起源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德国保守派那批历史学家的那些观点，让当时的历史界形成了这样的基本看法。再后来就是费舍尔革命。费舍尔这个历史学家发掘出很多德国当时的战争计划、战争目标等等。他把德国战争的目标拿出来，说德国为了实现这些战争目标，有意发动战争，之前的人都说错了。这个费舍尔革命在西方历史上引起很大的轰动，是革命性的。费舍尔的东西在美国也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美国陷入越战泥潭很久了，很多知识分子会想：我们为什么陷入这个地方这么长时间？费舍尔革命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框架：原来可以从这个角度审视历史、审视现实，一下子就引起了共鸣。所以费舍尔的观点在七十年代如日中天。到了八九十年代人们的看法又回去了。大家开始多视角、多元化审视一战起源，并不完全是从外交层面来解释国家决策者决定打还是不打，而是跳出国际环境、跳出结构、跳出同盟，多层面理解一战起源。我认为八九十年代是研究一战起源的黄金时期，很多非常好的文章和书都是这个阶段出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这本书最早就是从那个时期出来的。再往后就又开始走偏了。不过走偏也是必然的，历史研究总是在不断颠覆中。以前总觉得是哲学搭建一个理论框架，历史提供一个坚实的事实基础。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越读书越发现历史是用来颠覆的：不断把过去的东西颠覆掉，构建新的东西，然后又被新出现的东西再颠覆掉，再构建新的东西。无论最后变成了什么，没关系，你还是你，你只不过是在不断的代谢自己的知识结构。我很欢迎这种研究状态。对一战的起源的分析在九十年代后涉及另外一个现象：大家开始抠细节了，有的时候就不大讲理。梅然老师提到“施里芬计划”，后来有些书和文章提出“施里芬计划”是不存在的，是大家的幻想。这种说法找到了一点点根据，但我觉得有点太过了，没法同意。说实话，大家真的不要以为西方历史学家对自己的历史都是客观的，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研究都带有非常清晰的价值判断。有的历史学家上来就要证明德国是凶手、是战争罪人，有的就要正名，为德国辩护，包括一些特别出名的写作经典著作的历史学家都是这样。他们抠出来的细节大多都是为原有的价值判断服务。这个阶段是九十年代到2000年甚至2010年以后。以上是关于一战起源的研究。长按识别二维码购买03讲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这本书这本书的水平多高已经不用我来说了，但是我想说我很喜欢这本书。为什么喜欢这本书？当时我做德国研究时，一战的起源是个大背景、大框架，进入德国这个国家的历史之前肯定要看大框架。看大框架的话有三本书可以并列，第一本是《争夺欧洲霸权斗争》，第二本是《帝国主义外交》，这本书已经在翻译了，它不是在第一就是在第二的位置，第三本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这三本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三本书。为什么？《争夺欧洲霸权斗争》除了作者A.J.P.泰勒的学养外，还有他的感染力，作者用不一样的视角挖掘问题，有时带有点愤世嫉俗的感觉，你不一定同意他，但是他非常犀利。《帝国主义外交》非常大气，有强烈的常识感，作者威廉·兰格在写书的时候，手里的史料和后来相比非常不足，当时解密的材料很少。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分析框架、得出的结论仍然是站得住的，行文中正、平和、大气。他的书有这个特点。听说商务印书馆也在组织出版这本书。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这本书有一种常识感和结构感，那么清晰的逻辑框架正好能够包容多视角的研究，这一点非常好。一本厚重的历史书写出一种清新感，让你读起来有一种轻松感的书真的很少，这是我自己的感受。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于，作者在第八章把社会心态写进去了。哪怕这本书别的部分可以不看，这章必须要看，因为正是大家普遍有这种心态，决策者才会走向战争。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茨威格《昨日的世界》这本书。书里说，大家都是普通人，战争来了，大家的机会也就来了。平时不会被看一眼的普通人终于不普通了。年轻女孩子给自己扔鲜花的感觉多好，新兵喜气洋洋的走在大街上，终于赶上“大时代”了，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东西和人性也是发生共振的。最后，我喜欢的书还包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面有人性，也一直在发生共鸣。就讲到这里，谢谢。于铁军：梅然和徐弃郁两位老师是我们国内一战研究方面非常出色的学者，梅老师有60余万字的巨著《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弃郁老师的《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出版后影响很大，被译成英文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在美国出版，中文版的修订本最近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刚才梅然老师谈了“萨拉热窝事件”、“七月危机”与一战起源的关系，重点分析了危机之下奥、德、俄三国选择战争的逻辑；弃郁老师谈了学术界关于一战起源研究的学术史，包括“费舍尔论争”之前的一战研究，给大家了解这一复杂问题梳理了一条线索。两位的讨论都很深入，我想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点儿补充：第一，关于这本书的中文版的翻译出版情况说几句。第二，把我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感觉印象深刻的几个地方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第三，作为一个“一战研究”的票友，谈一点自己关于一战研究的观察，有些问题也正好提出来向两位老师请教。01关于本书的翻译出版情况詹姆斯·乔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首版于1984年，是朗曼出版集团“现代战争的起源”丛书之一种。该丛书旨在系统考察拿破仑战争以降世界上爆发的主要战争的起源，如《日俄战争的起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欧洲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亚洲太平洋战场》《朝鲜战争的起源》《阿以战争的起源》《越南战争的起源》等，是一套很好的丛书。这套丛书中的大部分书目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得以不断再版。乔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1992年出版了第二版。1994年乔尔去世，2007年，另一位同样十分出色的国际史研究者戈登•马特尔将这本书更新到第三版。我大致对比了一下，新版与老版相比，基本框架没变，叙述顺序略有调整，参考文献更新到了2006年前后。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中文版是根据乔尔和马特尔共著的第三版翻译的。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一辈子也读不完，即便是英语世界每年新版图书的增量也很难读得完。近几年关于一战的书有不少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乔尔这本书在浩如烟海的一战研究中之所以被大家所喜爱，在我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对一战复杂原因的概括既颇为简洁，又相当全面和平衡。北京大学出版社几年前曾翻译出版过另一本探讨一战爆发原因的书，这就是戴维·史蒂文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回首1914》。该书翻译成中文后只有不到10万字的样子，写得也相当好，可谓更为简洁。但由于篇幅所限，有些重要问题在该书中便不能展开。相比之下，乔尔的书大概有30万字左右，里面既有历史事实的叙述，又有研究史的演进情况，后面还附有20页左右的进一步的阅读文献，相当于提供了一幅一战起源研究的路线图，可谓相当完整和系统。读者如想对其中哪个方面有进一步的了解，可以按照它所提供的路线图去继续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篇幅的一本书，大家翻一翻，不长时间就可以看完，对一战起源的大致研究状况也就有了基本的了解。所以史蒂文森称它是关于一卷起源的最佳单卷本概论性著作，这个评价在学术界基本上是一种共识。通过阅读本书，可以体会到一战起源的复杂性、多元性，对我们头脑中既有的对战争爆发原因的某些固化、僵化、或者说是简单化的解释模式会有一些冲击。读完这本书后，关于一战爆发的原因，你可能感觉脑子里原本清晰的答案变得混沌了，你了解到其背景是如此复杂，有这么多的因素在战争的爆发中起了作用，然后你才有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欲望，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就更可能走向深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这本书的原因。本书是商务印书馆“战争与战略名著译丛”之第一部。之所以决定出版这样一套译丛，是因为感到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环境正在变得日益复杂，战争与战略研究如此重要，所以不应该仅仅留给军人去讨论，还需要广大有知识、有想法、有兴趣的读者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这样更有利于作为一种公共政策的战略研究的健康发展。古今中外的经验表明，只有通过对既往战争史、战略史的研究和总结，战略研究的水平才能提高，各种各样的阴谋论才不至于横行，专业性的判断才有独立存在的空间。所以我们才有了出版“战争与战略名著译丛”的念头，想把国外的战争与战略研究较为系统地引介给国内读者，这是有关这套丛书想跟大家交代的。02阅读本书过程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地方乔尔是世界一流的历史学家，生前长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被认为是一战起源研究方面最好的国际史学家之一，但是他这本书的写法跟一般历史学家的写法不大一样。历史学家的通常写法是以时间为经来展开的，而本书的正文部分，除了第二章“七月危机”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展开叙述之外，其他章节都是按照作为一战爆发之原因的联盟体系与旧式外交，军国主义、军备与战略，国内政治，国际经济，帝国主义，以及1914年大战爆发前夕各国的社会心态等国际政治论题来展开的。从章节安排来看，这更像是一部国际关系领域的著作。这样一种写法，对我们搞国际关系的人来说感觉比较亲切。国际关系学者和历史学者一样关注一战，除了因其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以及给世界政治和世界历史所带来的诸多颠覆性后果之外，“国际关系”这个学科的诞生也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前大学中是没有国际关系这门专业的，正是因为一战的爆发和大战所带来的惨烈后果，有关人士痛定思痛，1919年才在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关系讲座教授的职位，国际关系学才在大学中慢慢发展成为一个学科。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条件，这不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后果所催生的吗？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研究中相当一部分有关战争与和平的理论也是以一战为背景而得出的。相对于历史学家愿意用一战“起源”的说法，我们搞国际关系的，好像更愿意用一战的“原因”这种表述，试图从一战爆发中发现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各种因果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我们这些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宝贵的资料库。我们现有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战争与和平研究里的核心概念，除了与“核武器”有关的核战略、核威慑、核军控、核外交等在一战中找不到外，其他的基本上都能找得到。对于当今国际关系研究中耳熟能详的一些理论，如同盟理论、势力均衡理论、权力转移理论、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相关性理论、攻防理论、转移视线理论、决策理论、错误认知理论、危机管理理论、政经关系理论、安全困境理论等，一战都可以提供诸多验证和发展理论的经验事实。此外，我们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一些大的理论争论，无论是结构重要还是单元重要，无论是国内政策至上还是对外政策至上，无论是制度偏好还是伟人偏好，也都可以从一战爆发的原因探讨中寻求经验支撑。而且，一战研究还不局限于研究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只是一战研究中的一部分，其后战争的进程、战争的终结，以及战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影响，也都有大量东西可以总结。保罗·肯尼迪说过这样一句话：“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如此多的数据，以至于你可以从中得出结论来支持任何一种当代战略家所提出来的假定。”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一战研究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而言是一个宝贵而巨大的数据库，则是没有疑问的，这是我读本书时第一点印象比较深刻的。第二点感受比较深的是，同样是在研究一战的起源，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的关注点和方法论还是有所不同。作为一战爆发的原因，如果说军备竞赛、同盟等方面的因素还可以做一些政治学的博弈论分析和模拟推演的话，那么1914年的社会心态因素则基本上没法用定量方法加以计算和测量。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乔尔还是回到了历史学家的本色，指出政治学家“企图对1914年之前形势中的各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以便能够衡量它们的相对重要性，而且通过客观地评估力量均势来准确地显示是什么情况导致了这场大战”，但历史学家通常认为这是非分之想，是无法做到的，政治学家对一战起源问题的讨论可能会给历史学家提供一些帮助，如提醒历史学家“关注一些他们可能低估的重要因素”，但是历史学家还是觉得，关于一战起源问题的研究主要还是历史学家的事。观察该研究领域的一些较为晚近的研究成果，如对施里芬计划，以及对小毛奇、贝特曼、威廉二世、格雷等决策者的研究，其发展趋势似乎确如乔尔在书中所提示的，“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解释最终将仍然存在于对欧洲统治者及其臣民心态的考察之中。”第三点感受是，战略研究要做好，真的是非常难！人们常说，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但现实情况往往是，人们很难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而且人们从历史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可能是大不相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把一战的爆发主要归因为当时各国领导人的莽撞、懦弱和梦游，我觉得还不够。乔尔在本书的结尾部分引用法国政治思想家埃利·阿莱维的话说：“我们的政治家们的明智或者愚蠢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明智或者愚蠢”，并引申为“一代人的明智或者愚蠢也未必是下一代的明智或者愚蠢”。的确，有时你以为吸取了历史的经验，但没准儿却走向了反面。战略研究涉及的因素太多，尤其是围绕一战爆发这么多复杂的因素纠缠在一起，不同时代的人对之有不同的解读，是不难理解的，最终的确切答案恐怕永远也找不到。03关于一战起源研究的几点观察及疑问刚才前面两位老师在讨论一战起源的归因问题时，曾提到塞尔维亚也有自己的问题，而且问题还挺大。事实确实如此。奥匈在其王储被刺之后向塞尔维亚发送最后通牒有没有道理呢？它发送最后通牒时并不知道实际情况，刺杀斐迪南大公的塞尔维亚“黑手会”背后的指使者迪米特里耶维奇上校（又名阿皮斯），是塞尔维亚总参谋部情报处的处长，他给刺客提供枪支和护照，派人把他们送到萨拉热窝，还从俄国武官那里支取经费给刺客使用，这里面有一连串的故事。阿皮斯1917年被塞尔维亚方面以“叛国罪”处死，关于他的传记，以及对他进行审判的书多年前都已出版，但似乎没怎么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注意。“七月危机”时奥匈方面并不知道这些情况，但是它主观上想通过发送内容令塞尔维亚难以接受的最后通牒去实现它的目的，所以奥匈在这里面责任也很大。国外学术界现在一般的结论是：德国确实应该担负一战爆发的主要责任，但是其他各国也都有自己的责任，可以说是悲剧的共同制造者。不同国家在一战爆发当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是过去几十年间国际学术界一战起源研究的一个重点。现在可以说每个主要国家在大战爆发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有出色的专著对之进行深入讨论，关于英国的、德国的、俄罗斯的、法国的、奥匈帝国的、意大利的、塞尔维亚的，都有。大家如果对某一特定国家与一战爆发之间的关系感兴趣，可以按图索骥，找相关书籍来看。关于一战，人们已经研究了100多年，还有没有未经探讨的问题？当然还有，并且很多。2014年纪念一战爆发一百周年前后，各国学术界又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之后相关研究也一直在继续。在美英大学开设的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类课程中，一战通常也被当作最重要的案例之一来加以讨论。2005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曾经旁听过斯蒂芬·范埃弗拉教授讲授的“战争的原因”课程，所用最主要的案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2018年我通过富布赖特项目再访麻省理工学院时，一战原因仍然是其学术关注的焦点。虽然围绕德国的战争责任和战争决策问题各国已经进行了长时期的深入研究，并且取得了诸多有代表性的成果，但学术界仍然存在不少疑问，比如，德国当时真的没有别的政策选择了吗？德国当时面临的威胁有它所认为的那么严峻吗？后来大战的实际进程证明俄国事实上并非那么强大，难道就因为德国认为俄国的国力似乎在未来某个时间会赶上德国，德国就要下决心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德国国内的政军关系或者军方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作出这种评估的？这种评估从事后来看符合不符合现实情况？如果说它符合现实情况，或者说也是一种应对办法的话，那它是不是最好的应对办法，是不是还存在别的选项？如果说德国好战，那么为什么一些文官似乎表现得尤其好战，比如贝特曼，在7月27、28日最关键的时候他本可以发挥一些作用去阻止战争的爆发，但是他没有去做，也就是说在尚且可以扭转局势的时候的为什么他不去尝试扭转？而且不仅仅是贝特曼，还有他当时在外交部的一些主要同僚，这些人为什么也那么强硬？德国公众是不是同样强硬、好战？如果德国公众总体上强硬好战，那么为什么如此？为什么他们特别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谁、通过什么渠道来传播和引导他们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以资借鉴。梅然：刚才徐老师讲到的三本历史书都非常好，我觉得关于一战起源的著作中，这本书的确是靠前的。乔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这本书至少有四个优点：第一点，多视角、多元化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二点，这本书在正文部分第一章用了近50页探讨“七月危机”。这样，对于理解一战起源所需要的两个方面都齐全了。一个方面是前述的对于一战起源动因的多视角解释，另一个方面是“七月危机”期间各国决策者的认知。第三点，这本书很好地综合了国际学术界比较前沿的观点。所以，我们看这本书等于同时读了很多本书。第四点，虽然这本书是汉译本，但是也能反映出原文本的文风，文笔流畅、深入浅出。补充一点，詹姆斯·乔尔这个作者的身份背景也有特殊的地方，他是20世纪20年代初即一战结束之后不久生人，二战发生之后他参加了英军，参加的是从事特工任务的部队，到欧洲大陆德国占领区从事暗杀、爆破、搜集情报等工作。二战时期去欧洲大陆从事这种任务也可谓九死一生，跟敢死队差不多。所以他也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二战之后它去牛津大学继续上学，成为一名学者。他自己早先的研究方向是欧洲思想史，比如欧洲左派思想家的思想。他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和国关史研究之间有什么联系？他是经历过二战的，也是在一战背景下出生的，在他青少年时期一战已经过去了，但是留下的政治遗产无处不在，他是在这个氛围下成长起来的。这导致关注思想史的他也很关注一战和二战的思想根源，或者说趋于将政治思想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联系起来。作为历史学家，他特别强调思想观念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对他来讲，一战的起源中最重要的因素依旧是人，尤其是决策者的观念。他认为，任何一个历史研究如果把注意对象过多转向非人性的、非观念的、物质性的因素，也就是以前很多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特别喜欢讨论的权力、经济、军事力量、国际结构，那么这样的历史研究是走在不正确的方向上。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很重要：“要理解1914年的那些人，我们就必须理解1914年的价值观，他们的行动必须用当时的价值观来衡量。”铁军老师提到，在这本书第二版于1994年出版之后乔尔就去世了，这本书第三版的另外一个作者是加拿大学者戈登·马特尔。他主要做一战起源和欧洲史研究。他也很赞赏乔尔的这本书，觉得不能把1994年之后的不少研究成果补充到这本佳作中比较可惜，所以他想做这个工作。他主要是做了史料等方面的一些补充，但是并没有改变这本书原有的基本观点。学者们通常都是很忙的，很难得能帮着补充更新其他学者的著作。所以我们在肯定詹姆斯·乔尔的同时，也应该对戈登·马特尔表示感谢。他自己也写了一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书，又帮助乔尔更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这两本书在亚马逊上的评分都较高。另外，这本书英文书名中的“起源”（origins）是一个复数，是多种起源，不是一句话就能盖棺定论的，由此也可见一战起源问题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徐弃郁：我对学术传承渊源的了解很弱，梅然老师的话帮我解答了一个问题，我一直觉得詹姆斯·乔尔这本书不像剑桥牛津那些传统英国学者的，我也不是喜欢传统的英国历史学派的人。如果看这本书的英文原版，会发现它和威廉·兰格的文风类似，都是朴实易懂、言简意赅的。詹姆斯·乔尔是从思想史走到国际关系史，我自己也曾经想在思想史方面用功一下，但是有点搞不定。詹姆斯·乔尔从思想史切入到国际关系史时的视野不一样，他没有陷入很多学者或历史学家的一个误区：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东西以后就认为这个东西是可解释的。而詹姆斯·乔尔这本书是开放性的，他作为历史学家具有开放性，他的学术背景对于解释这本书的特点很有帮助。补充一点，铁军老师讲到最后的决策过程，我们以带入感看当时的情况都很简单，以前在部队，演习后也有“复盘”、“总结”，如果是战争的话有个反推，很多历史学家想做的是“复盘”，但是发现已经复得不能再复的时候还是解决不了。我曾经和英国的一位教授发生了争执，他举的例子是，在1912年德国决策层很小规模的一次会议上，当时有些决策者在讨论战争的可能，“小毛奇”说“越快越好”，这句话被认为是新证据，但在我看来，这不是新证据。小毛奇不只一次说过“越快越好”，因为他认为俄国的军事力量正在加强，俄罗斯实力的快速恢复德国不可避免的，再往后就打不过俄国了。而且，德国的优势是效率很高，它为什么首先动员？它如果动员得慢了，它是处于劣势的，不可能再打一场腓特烈二世时那样的七年战争。而老毛奇原来的战略就是这样，属于消耗战。德国军人起了什么作用？那就是，到最后决策者要一个答案时，军人就告诉他“只有这一个答案，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全面大战，除此之外就是投降。”这个时候，德国军队、总参谋部给德皇的决策留了非常小的空间。我原来在国防大学讲课时，也讲什么叫战略，战略并不是把自己的资源最大限度利用起来而把对手压倒。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战略是你能够保持多种选择的东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的战略选择越走越窄，走到最后就是两种选择，要么大战，要么投降，小毛奇在前一次危机就讲过了：“如果下一次这样，我就辞职不干了，辞职之前打个报告要求把陆海军全部解散，这样大家可以庸碌地过完一生。”所以你看，这个战略决策的过程是选择面越走越小的过程。其实当时人的心态也是这样。这种心态不光是体现在社会层面，也体现在决策层。当时的德国宰相贝特曼是一个软弱的人，有个外号叫“蚯蚓”，大家可想而知。到决定大战会不会爆发的最后几个关键节点，他却是主战的。他认为只要英国不参战，光是法俄，德国是可以打一仗，直到后来他知道英国可能要参战的时候才慌了，才去阻止，而在此之前他一直采取放手的态度，为什么他会放手？就是前面说的，战略选择的面已经越走越窄了，这个时候他如果不坚定、不主战，会被内部的压力压倒。于铁军：不同的书服务不同的目标。乔尔的书提供不了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其《梦游者》一书里所提供的很多有趣的信息，如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喜欢观鸟、喜欢钓鱼、可以撰写这方面的专业论文等诸如此类的细节；读乔尔的书也不太会有那种阅读芭芭拉·塔奇曼的《八月炮火》的酣畅淋漓的感觉。这本书的主旨是帮助读者了解关于一战起源问题学术界的主要争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部关于一战起源问题的学术史。阅读这本书，大家可以大致了解相关研究怎么贯穿下来的、现在研究达到了什么样的阶段、大家的共识是什么、哪些地方没有共识，以及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可能是什么。总而言之，这是一部概述一战爆发原因的严谨的学术著作。“战争与战略名著译丛”这套书第一批计划出8本，其中有4本是关于德国的，包括梅然老师一直说的应该翻译而没有翻译的费舍尔的《幻觉之战：1911—1914年的德国政策》、埃卡特·克尔的《舰队建设与政党政治，1894—1901》，以及戈登·克雷格的名著《普鲁士军队的政治学，1640—1945》等。这套丛书把一些原本应该早点向大家介绍但因为种种原因而一直没有做的著作放到里面了，可以说是为国内的战争与战略研究做了一点儿基础性的工作。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我在这里想向梅然老师和弃郁老师分别请教一个问题。请教梅老师的问题是，关于一战主要是德国对俄国发动的一场预防性战争这个问题，当时德国对俄国力量的判断有没有根据？根据是什么？这种评估时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搞清楚这个事很重要，毕竟，人们通常认为，在战争危机步步升级的过程中，德国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而其对俄国国力的判断则对其战争决策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想听听梅然老师的看法。想向弃郁老师请教的问题是，威廉二世在大战的爆发中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因为现在学术界似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威廉二世基本是一个摆设，重要的事儿并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他是这样一个人，事到最后还跟沙皇特别亲切地直呼对方小名，说要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但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曾翻译出版过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罗尔的《皇帝和他的宫廷：威廉二世与德意志帝国》，讲的是威廉二世的宫廷政治，认为他在战争决策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关于这两种看法，想听听您的评论。梅然：关于德国一战之前对俄国的担忧，简单说几点：第一点，毕竟俄国是德国最重要的假想敌之一，一个是俄国，一个是法国，所以大家可以想到，德国对俄国大量情报的搜集、分析、研判是肯定存在的，军事情报体系当时就有的。德国在俄国有大量的间谍，比如德国驻俄大使馆的武官会收集很多重要信息发回国内。第二点，当时德国对俄国军事力量上升主要有两方面的担心：一是俄国军队作战能力的提升，这体现在兵员扩充、武器改良、军官培训等方面。其中，俄军规模的扩大是德国人最关注的。二是俄国西部靠近德国地区的铁路系统的建设，这能够提升俄国的战时动员能力，尽快把士兵从后方调集到前线。当时德国军方对俄国力量上升最关注的应该是在这个方面，因为这关系到战场态势局面，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关注和担心这方面。第三点，德国方面对俄国力量评估的缺陷或者不足在什么地方？我个人觉得，它主要是军事分析，而不是对俄国综合国力的总体分析，因此并不能较全面体现两国间的力量对比及其变化。举个例子，虽然一战前俄国工业化速度很快，但由于德国工业也在发展，由于德国在经济体量上本就明显强于俄国，结果，俄国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与德国的差距反而拉大了，比如一战前俄国在钢产量上的劣势比多年前更大德国不能说没有对俄国总体国力的综合评估，但应该说是不系统和的有缺失的。。即便是军事评估，从事后看，比如结合一战时期俄国的军事表现，也明显有着夸大和以偏概全的地方。俄国的很多缺陷，比如资金短缺、官僚主义和腐败对军事效能带来的重大制约，看似仍然被低估了。再比如，俄国人对战略性铁路的建设一直未如法方期望的那样积极，他们认为国内有着更需要资金投入的更重要领域。第四点，上述评估之所以有缺陷，除了是由于评估方法的欠合理性，也在于或更在于评估者的“最坏情形”设想。德国人对俄国力量增长的担心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形”，即抱着“宁信其有”的态度要做“最坏打算”，所以难免高估了俄国力量的增长幅度。德国军方主张推行施利芬计划，在战时首先主攻法国，在击败法国之前以少量兵力在东部对俄国暂时采取防御。因此，俄国在东方不至于对德国施加难以抗拒的军事压力，是德国赢得大战的一大前提，这也是德国方面对俄国力量增长易于敏感或忧惧的原因。徐弃郁：简单回答铁军老师的问题，铁军老师说到威廉二世。我11年前写书时还年轻，看问题更苛刻，现在人快50了，看问题可能更综合，会看到他宽容的一面。但是有一点没有变，就是威廉二世作为决策者，他在德国走向大战中要负非常大的责任或者说是最主要责任，为什么这么说？我先说他宽容的一面。威廉二世对国内是宽容的，你不要看他带有普鲁士专制主义的色彩，但对于政治、文化，他还是延续了普鲁士国王一贯的宽容政策，从腓特烈二世到他一直是这样。对比希特勒时期，他的统治时期对很多人来说是很不错的时代。但是在决策中他犯了哪些错误？有种人叫“没事的时候会找事儿，好像厉害得不得了，但真有的时候他会怕事儿。”威廉二世就是这种人。这个人当时在帝德决策里处于最高层，这种风格就会发挥很坏的作用。就像下围棋一样，本来你的棋形还是有气的，但一通乱冲乱撞以后反而把自己的气都撞紧了，这就是他找事儿的结果。那等到事情真来了呢？他又退缩了。他在一战前的几次危机中都是这么表现的，而他一旦退缩，国内的反对声就变得很大，他又开始摇摆了。“七月危机”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开始对奥匈开出了那张“你无论干什么，我们都支持你。”的空白支票。后来，发现支票已经透支了，但到这时候他已经起不到作用了，因为大机器已经运转起来了。那批历史学家认为他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傀儡的说法，实际上说的是在大机器开动起来以后的阶段，那时他确实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在之前，他那种三心二意的状态使得德国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最终无法避免大战。所以说，威廉二世要负主要责任。主持人：我们从网上征集了不少问题。有个读者问：个人认为一战发生并不是英德矛盾激化的结果，而是德俄两国的军事竞争和第三方（奥匈和塞尔维亚）冲突没有管控的结果，各位如何看待英德矛盾在一战起源中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梅然：我个人认为英德矛盾对一战发生的作用是次要的或是边缘性的。对于德国在七月危机中挑起一战而言，德国或德奥与法俄首先是俄国的矛盾要重要得多。英德矛盾在一战前的十几年中是国际上的一个主要矛盾，而且曾经有激化的时期，对在一战之前加强欧洲列强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感和竞争氛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尤其是从1912年开始，因为英德双方都看到了相互间矛盾激化给双方带来的风险，所以想去克制它、制约它，所以英德关系迎来了缓和期，在海军问题、殖民问题、商业问题、地区冲突管控方面，原来的矛盾缓和了，双方之间还有不少协调或合作，而且今天能看到很多当事人留下的言论，称赞英德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甚至夸张地认为针对对方进行战争准备的必要性都已经不存在了。1914年6—7月夏天，是英德关系发展的重要节点，因为双方准备就商业/殖民问题达成进一步协议。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还准备在夏天去德国看眼病，他认为德国眼科大夫水平比较高，这是格雷担任外交大臣将近10年以来第二次到访他国，第一次是陪同英王出访法国，当时的欧洲各大国外交首长们即便在欧洲内部也不像今天这样频繁互访。而他去德国时难道只会简单地看医生吗？难道不会与德国政要晤谈么？这是否可能进一步改善英德关系？所以这又涉及之前讲到的问题：如果萨拉热窝事件没有发生，如果一战没有在1914年夏天到来，欧洲国际局势会如何变化呢？徐弃郁：我认为英德矛盾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直接的关系，1912年以后英德矛盾缓解，存在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巴尔干战争爆发，大家觉得差点引发大战，要小心。所以英德之间出现了一个试图缓和关系的阶段。第二个因素是，海军大战中德国输了，这时候英德矛盾中最主要的问题不存在了。但是这里要说明的是，1912年之前英德矛盾的发展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很难避免了。矛盾的最终爆发和矛盾的高峰之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这就跟心脏病一样，非常忙累的时候可能不是心脏病发病的时候，很多都是忙完度假时候心脏病发。那1912年之前，英国和德国发生了什么？如果没有英德矛盾，一个反德大同盟是组织不起来的。历史上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欧洲组织起大同盟，那就是英国。德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觉得自己被包围，但是为什么它被包围？因为英法协约、英俄协约，特别是英俄协约对德国打击特别大。德国人觉得，英俄这两个死对头之间怎么能签订协约呢？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了，那今后任何出乎意料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这个对德国人心态转变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英德矛盾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的关系可以从矛盾爆发和矛盾积累这两个方面来看。于铁军：国内教科书千篇一律的说法是英德矛盾是最主要矛盾，因为英国是协约国集团中最重要的一方，而德国是同盟国集团中最强大的一方，而英德海军之间展开的军备竞赛又被看作是英德之间为竞争世界霸权而展开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我们的分析方法通常是抓主要矛盾，既然协约国和同盟国最后兵戎相见，那么分别作为一方主心骨的英德两国之间的矛盾在一战起源中也一般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我基本同意刚才两位老师的看法，考虑到大战爆发前夕英德之间的矛盾已明显缓和以及德俄矛盾的尖锐性，现在看来，似乎并不能认为英德矛盾是直接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矛盾。点击

反思“一战”起源，探寻和平未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三版)新书对谈会在京举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三版)新书对谈会于2021年4月12日在商务印书馆涵芬书院举行。近日，该书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登上2021年2月“商务印书馆十大好书”榜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梅然，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原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徐弃郁参加了对谈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欧洲乃至全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约6500万人参战，2000余万人受伤，1600多万人在战中失去生命。自这场战争结束，探寻战争起因，避免灾难再次发生便成为各国的相关研究者和爱好和平人士共同致力的事业。一战起源研究迄今已经有近百年历史，产生了汗牛充栋研究成果。近30年来最值得称道的作品，当属20世纪最优秀的国际史研究者之一詹姆斯·乔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长按识别二维码购买三位与会嘉宾认为，本书充分代表了一战起源研究在当今所达到的高度，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它的研究主题涵盖广泛，既包括危机处理、联盟体系、外交方式、军事战略、国内政治等“高级政治领域”，也包括对帝国主义竞争和经济动因的考察，可使读者对一战起源形成全面的总体认知。此外，乔尔还极为注重1914年的欧洲社会心态对大战爆发的影响，引领了新的研究方向。在于铁军教授看来，乔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堪称一战起源研究方面迄今最优秀的单卷本成果。因本书在自身的分析外，还综合考察评析了近百年来主要的一战起源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阐发，它的“集大成”性由此得到体现。在一战起源研究领域，乔尔因首次提出需要研究那些“未言明的假设”(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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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胸像通过东征西讨，查理曼建立起庞大的加洛林帝国。“通过这些战争，他使得国家的版图几乎扩充了一倍。”775年，查理曼的名衔中包含有“罗马国老”(Patric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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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狱）的接近天堂的地带，那是基督教初期人们想象出来的，此后重获活力的地带，是《新约》（《路加福音》十六：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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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补评注）西洋文学精要书目西洋文学入门必读书目希腊文学史希腊罗马之文化与中国（吴雨僧

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一、罗马奴隶制经济危机二、日耳曼人进入罗马三、生产关系的变革四、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第二章

本文系2019年11月25日，王缉思（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牛可（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三位教授在《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与冷战》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原载澎湃·私家历史。《权力优势》《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美]

“遏制战略”是冷战中历届美国政府的对苏战略。凯南、艾森豪威尔、基辛格、里根等杰出的大战略家在实践中不断赋予它新的内涵和手段。在《遏制战略》一书中，冷战史学巨擘约翰·加迪斯对遏制战略进行了视野宏大的系统考察，通过历史研究揭示了“新面貌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缓和战略”等各种不同版本的遏制战略的实施效果及优劣，并揭示了美国贯穿冷战始终的主要战略考量。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石斌，以及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周桂银在8月18日上海书展期间围绕本书及美国的冷战战略进行了一场富有思想的对话。与大多数外交史学者不同的是，加迪斯比较重视理论思考和方法论问题，他不仅了解国际政治理论，更懂得战略研究的基本途径是历史研究。石斌

干春松，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孔子研究院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博古睿学者（Berggruen

8月18日，冯其庸《瓜饭楼藏文物录》在沪首发，该书辑录了冯其庸终身所收藏，经过反复筛选并请专家鉴定过的363件文物，呈现了冯其庸先生作为书画艺术家的审美眼光与收藏理念。冯其庸曾说：“数十年来，我爱好文物，收藏文物，但却与真正的文物收藏家不同，我的着眼点是历史和社会，所以我不是收藏家，更不是文物家，我只是为历史求证，为社会求真。”知名考古学家王炳华、文物书画鉴定家尹光华、上海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丁和在新书发布会上，倾情讲述了冯其庸先生的文物收藏故事。▲

前后延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塑造了“二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也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大国竞争之一，至今仍是学界和公众讨论的焦点。自“冷战总设计师”乔治·凯南首次缔造了遏制战略以来，该战略被冷战期间历届美国政府所继承，成为美国政府处理美苏竞争的指导性战略。然而，遏制战略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冷战中的历届美国政府都赋予了“遏制战略”新的内涵和手段。这一嬗变过程在冷战史学巨擘约翰·加迪斯的《遏制战略》中得到了全面透彻且视角独到的分析。1982年，本书第一版问世。2005年，加迪斯依据冷战结束后公开的新资料重新调整了第一版中的一些内容，并补写了第一版中缺失的遏制战略在冷战最后十年的重要发展，从而使该书所考察的时段覆盖了整个冷战时期。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是最享有盛誉的冷战史学家之一，2005年获美国“国家人文奖章”，本书即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7月18日晚，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弘携其译作《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做客单向空间·爱琴海书店，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张小明、于铁军两位教授一起畅谈这场深刻影响20世纪人类历史的大国竞争。本文系活动文字稿。时殷弘：

不久前刚刚收到了商务印书馆送来的《瓜饭楼藏文物录》上下两册样书。翻阅这两本沉甸甸的样书，看着里面一帧帧精美的文物图片，读着父亲那似乎还带着温度的自序，我恍如隔世，那些老物件许多分明还陈设在书房和画室中，几乎每一件都静静地站在那里，默默地诉说着不为人知的故事。父亲喜爱和痴迷文史，从他开始识字读书，一直到他离开我们，从未间断过，也未改变过。只是从少不更事到满腹经纶，他痴迷的程度一步步加深。我幼年的印象中，父亲每每离京出差，无论“四清”还是“文革”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回京探亲，他都会利用休假时间做文史调研，就像他在自序中写的一样。也正因此，每次他回到家中，除了书籍和换洗衣物，他都会带回满满一大帆布旅行袋沉甸甸的石头瓦片。那时候，母亲对此偶有微词，但基本上任凭父亲由兴趣收集。一时间家中地上经常摆满石头、瓦片和陶罐。父亲则每每陶醉在他的收藏世界中。不仅如此，父亲还常常在他收集的古陶器碎片、古砖瓦的背后，用毛笔小楷工整地记录下它们的出土地点、时间以及发现过程等等相关信息，作为史料以备他日后研究。这些被他标注后的带着潮湿墨迹的古陶器碎片和古砖瓦片，被陈设在书柜上风干，慢慢地便成了我家书柜中一道独有的风景线。《文物录》中记载的几样新旧石器时代的石斧，几乎自我有记忆始就伴随着我成长。记得小时候，那几只父亲“四清”时从陕西长安县搜集带回的石斧就放在父亲的书桌案头旁，每每父亲写作读书疲倦，思绪开小差时，就会停下几分钟，手里把玩摩挲着石斧，用手的温度和湿度温润着这几柄石斧，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将中断的思绪衔接上，才能从疲劳中解脱出来，那几样石斧似乎透过历史的沉淀给了他无穷的能量，能令他文思如泉涌，绵绵不绝。那时我年幼无知，看到那几块石头竟然让他如此爱不释手，不以为然，问他究竟，他回答我石头的出处，令我心生疑窦和困惑，却也深感神奇。那时作为孩童的我，脑子里还没有历史的概念。特别是不知从何时起，书桌上又多了一颗比拳头大的黑色乌亮的石头，石头上有坑坑洼洼的凹点，那漂亮的石头似乎比其他石头更重，引起我的好奇心，父亲告诉我那是一块陨石。这块从天而降的陨石，带给我无限的想象力，以至于我曾一度每晚到阳台上观望星空，看星座。可惜这块陨石不是文物，没有收录到这本书中。另一件令我不能忘却的文物就是父亲收藏的那只战国时期的楚器——青铜鉴。这件文物的出处和去处父亲在他的自序中已有陈述，它周周折折，失而复得，能到我父亲手中，也是冥冥之中的缘分，这里概不多述。只是围绕着这只硕大无比的青铜鉴，还有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青铜鉴初到我家时，大约是1976年底或77年初的时候，我大概初入高中。那时我家住在张自忠路三号人民大学宿舍，居室面积不过七十来平米。那只青铜鉴直径约有55厘米，高约26厘米，上面铜锈斑斑不说，还布满厚厚的泥土和灰尘。这样一只脏兮兮的“大锅”放在家中，无论如何占据了斗大的居室中一席不小之地，连走路都要绕开它。这回不仅是母亲，连我和姐姐都觉得它多余，只有父亲如获至宝。可是它毕竟太大了，无处安放，又怕不小心把它碰坏。无奈，母亲想了个办法，把它安放到她和父亲的双人床下，大家也就与之相安无事了，似乎忘了它的存在。不久之后，母亲患上了五十肩，也就是肩周炎，那年正巧无锡老家来了个年轻李姓朋友，到宽街中医院学习推拿按摩医术。因为是老乡，一有时间就到家中坐坐，顺便给母亲治疗一番。一来二去，大家都熟悉了，无话不说，他玩笑说，那只出土文物，阴气太重，母亲体弱，睡在其上，日久天长，抵不住阴气袭人，自然会生筋骨病。那时我们不懂他讲的道理，全当玩笑一听，哈哈笑过没放心上。说也奇怪，直到父亲把那只青铜鉴捐赠给了南京博物院，母亲的肩周炎才渐渐好起来。现在想来，李医生的话也许不无道理。父亲的收藏伴随着韶光荏苒，伴随着我们家的迁移——由张自忠路到红庙北里再到通州张家湾芳草园，一点点多起来，丰富起来，而这些收藏的物件除了它们本身所拥有的历史价值外，慢慢地也承载起我们家中的文化情愫，无论是父母还是姐姐和我，甚至连我们的孩子们，都会深深地感受和体会到它们特殊的文化内涵，如同阳光和空气，成为我们生活的养分，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一部分。▲

国际事务中国家利益的种种定义趋于了无新意且无懈可击：它们全都看来以这一或那一形式，归结为对于造就一种对一国国内体制的生存和兴旺有利的国际环境的需要。的确，凯南在1948年夏天写下的定义也不背离这个模式。“我们的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他断言，“必须始终是”：1.捍卫国家安全，这意味着我国始终有能力在不受外国严重干涉或干涉威胁的情况下追求自身内部生活的发展；以及2.推进我国人民的福利，办法是促进这样一种世界秩序：在其中，我国能对其他国家的和平和有序的发展做出最大程度的贡献，并且从它们的经验和能力中获得最大程度的裨益。凯南告诫说，“彻底安全和国际环境的完美永不会实现”。任何这样的目标表述充其量也只能“指示方向而非终点”。不过，这仍是凯南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不可减约的利益所曾作过的最直接的辨识，大概极少有人会对他的说法提出质疑。比较困难的任务，在于准确地具体确定为加强国家安全、增进国际环境的适意性需要什么。▲

我想用兰波的一句话来结束，不是像许多中世纪知识分子以及其后许多知识分子那样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对立起来，而是相反将两者统一于所有劳动者的团结一致之中：“捉羽毛笔的手与扶犁的手是平等的。”

本书书名《乡间路上的谈话》(Feldweg-Gespräche)，或也可以径直译为《乡间路谈话》，是德国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于1944-1945年间完成的三个谈话(1944年冬季至1945年上半年，大约花了半年多时间)，后被编辑为《海德格尔全集》第77卷，由德国维多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Dasein)相互交错、渗透，来回摇荡。这并不是什么人为意求的欢享沉醉、造作移情的瞬间，而只是自身此在位于其劳作之中。只有劳作才为这种山林的现实性敞开了空间。劳作的过程深植于风光之生发。▲

Bleibenden)。他们终将基于乡间路的温柔力量，经受住原子能的神力，那是人类的计算为自己伪装出来的神力，已成人类自己行为的枷锁。▲

【本文选自《海德格尔文集：讲话与生平证词》】《海德格尔文集》中文版总目录孙周兴、王庆节

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出版❖往期精彩回顾孙周兴、王庆节

进行哲思活动就意味着去追问：“究竟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在？”而这一追问实际则意味着，通过揭露那问题所力求询问的东西，去冒险穷究与彻底追问那在这一问题中的无穷无尽之物。哪里出现了这样的活动，那里就有哲学。如果我们现在为了要更详尽地谈论什么是哲学，长篇累牍，喋喋不休，那我们就会永远停滞不前。然而，对于有志于从事哲学的人而言，有些东西必须要知道。我们这里不妨简述一番。哲学的一切根本性发问必定都是不合时宜的。之所以如此，乃因为哲学，或者被远远地抛掷于它的当下现今之前，或者返过头来将这一现今与其先前的以及起初的曾在联结起来。哲学活动始终是这样的一种知：它非但不会让自己被弄得合乎时宜，相反，它要将时代置于自己的准绳之下。哲学在根本上不合时宜，因为它属于那极稀罕的一类事物，这类事物命中注定始终不能，也绝不可以在当下现今找到某种直接性的反响。如果这样的事情似乎发生了，一种哲学成了时尚，那么，或者它就不是真实的哲学，或者就是真实的哲学遭到了曲解，它由于某些与之不相干的意图，被误用在日常需用中。这样，哲学就不是一种人们可以像对待工艺性的和技术性的知识那样，直接可学得的知识；它也不是那种人们可以像对待科学的和完全专业性的知识那样，可以直接运用的，并可以时时计量其实用性的知识。然而，这种无用的东西，却恰恰才真正地具有威力。这种在日常生活中不被承认有直接反响(Widerklang)的东西，却能在一个民族历史的本真历事活动那里生发出最内在的共鸣谐音(Einklang)。它甚至可能是这种共鸣谐音的先声(Vorklang)。凡不合时宜的东西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那些个时辰(Zeiten)，哲学也是如此。这样说来，也就不好说哲学的任务本来或一般地会是什么，以及由此而必定可从哲学那里要求到什么。哲学拓展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开端都在自身中有其特有的法则。可以说的，唯有哲学不是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而已。这里道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在？”这个问题要求成为首要问题。已经讲解过，它在什么意义上是第一位的。我们对这个问题甚至还没有发问，就一下子拐进关于这个问题的某种讨论中了。不过这一交代是必要的，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发问和一般惯常的情况截然不同。没有一条循序渐进的通道，让我们从习惯的情况出发，来慢慢熟悉这一问题。因此，这个问题一定像是事先就置放到面前来(vor-gestellt

从与他人的关系角度来说，宽宏意味着对他人自由意志的尊重——由此我们不会去蔑视别人，以及对他人利益足够的重视(甚至超过对自己的重视)。笛卡尔认为，能拥有这种情感或德性的人就能成为

记录整理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出版❖往期精彩回顾致敬作译者

1909—1910年那个冬季我开始在弗莱堡大学学习神学。主要课业是神学，却也余下足够的时间让我攻读哲学。当时的神学专业本来也包含哲学课程。反正从第一个学期起，在我神学研究班的课堂上，胡塞尔的两卷《逻辑研究》一直摆在那里。书是从大学图书馆借来的。一次又一次地续借倒也不难，看来这部著作没什么学生对它感兴趣。也不知它怎么被弄到这么个不相干的环境里来的。▲

海德格尔在著名的《明镜》访谈中(1966年9月23日)，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思想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自己在自身中行动，这种行动是处于与世界命运的对话中。在我看来，从形而上学产生出来的与实践的区别和二者之间的转化的想法阻塞着洞察我所理解的思想的道路。也许我可以在此指出我讲的一门课程，这门课程已于1954年以《什么叫思想？》的书名出版。恰恰这部书是我发表过的一切著作中最少被人阅读的一部，这件事或许也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标志。这是一个“无思时代”。在“无思时代”里，当然无人读《什么叫思想？》啰——有出版界的友人告诉我，眼下的图书市场很怪异，凡带有“什么叫……？”、“什么是……？”之类书名的书都好卖。但好卖不一定表明书好读，更不证明读者好思。▲

巡回审判为王室法官了解地方习惯法提供了机会，法官在了解了这些习惯法之后，会对它们进行甄别、筛选、加工，以之为依据作出判决，形成相应的规则，并在以后类似的案件中加以适用。这便是普通法形成的微观层面。

Burbank)，纽约大学历史学和俄罗斯与斯拉夫研究教授，著有《知识分子与革命》《法庭上的俄国农民》。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