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棉纺织工业之概况

《中国之棉纺织业》

中国之棉纺织业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方显廷 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12月出版

长按识别二维码购买

手工棉纺织业为中国固有工业之一种，惟机器棉纺织业则其肇始不过近数十年间事耳。中国之自设机器纺织厂，约始于1890年，其时李鸿章氏在上海创设机器织布局，是为中国最初创办之机器织布厂。嗣后中国棉纺织业之发展，得别为四期：第一期自1890年至1904年为草创时期，第二期自1905年至1913年为渐兴时期；第三期自1914年至1925年为勃兴时期；1925年以后，为衰落时期。以1930年中国之纺锤总数设为100%，则第一期设置之纺锤，占15.11%，第二期占8.17%，第三期占72.52%，而第四期仅占4.20%。第一期之发展，以甲午战争(1894—1895)后之《马关条约》为最重要之动因。约中规定日人得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因此日人及其他外人援最惠国条例在上海相继设立纱厂者，年必数起。至华商筹办者，不仅于上海一处年有增加，即在内地各大埠，亦复增加不少。第二期之发展，以日俄战争(1904—1905)为其枢纽。其时战争结束，远东经济情形渐呈起色，而中国是时亦已从1900年拳乱之厄运中，稍得复原，因此中国之纺织业乃渐兴。第三期适值欧战发生，为中国之棉纺织业开辟一新时期，此时期中，华商纱厂之纺锤数目突增，至日商纱厂之纺锤数目，则其增加尤速。以1913年之数，作为基数100，则日商纱厂之纺锤，于第三期之最后一年(即1925年)增至700.87，至华商纱厂之纺锤，于同年仅增至346.28。大战告终，洋货复源源输入我国，华商纱厂之在欧战期内兴起者，多因资本薄弱，受外货竞争之威胁，倒闭颇多，故此期之发展极缓，纺锤数目增加率之减少，遂为必然之结果。计此期间，纺锤总数仅增加4.40%，自1925年之411.67增至1930年之429.78(以1913年为基数100)。1930年共有纺锤4223956锭，内2395792锭或56.72%为华商所有；1674844锭或39.65%为日商所有；153320锭或3.63%为英商所有。至于织机其分配情形，亦大率类是。1930年中国共有织机29272架，内有16005架或54.68%为华商所有；11367架或38.83%为日商所有；1900架或6.49%为英商所有。

本文作者方显廷

我国棉纺织业，多集中于数省或数城。中以江苏省在中国棉纺织业界之地位，最为重要，堪与英国棉业中心之兰开夏(Lancashire)相比拟。1918年该省之纺锤占全国所有80.32%，即以后他省亦多发展其纺织业，然江苏棉纺织业在中国之领袖地位尚如故也。概言之，1918年后，江苏之纺锤占全国所有之百分比，1924年为66.11%，1927年为66.30%，1930年为66.42%。湖北省于1918年占全国纺锤数7.80%，地位次于江苏。1918年后，该省之纺锤占全国所有之百分比，仍无进展：1924年为6.69%，1927年为7.82%，1930年为7.33%，其原居之第二位，遂为山东所夺。山东于1918年仅占全国纺锤数1.73%，至1930年竟增至8.58%。河北省为中国第四棉纺省，1918年该省之纺锤仅占全国所有2.60%，但至1930年增至7.26%，在此四省内，有六大棉纺织业中心，即江苏之上海、无锡、通崇海，山东之青岛，湖北之武汉、及河北之天津。1930年上海一处之纺锤占全国所有55.9%，青岛占7.88%，武汉占7.3%，天津占5.70%，通崇海占4.42%，无锡占3.36%——总占84.48%。至于我国棉纺织工业之所以集中述六埠者，其原因亦殊明显，盖以诸埠纺织厂发展最早，均为棉产丰富之区，煤与电力之供给，极称便利，运输亦灵捷，复为大市场之所在地，且又均有现代商业金融机关之设置，足资周转该业之金融，故有此集中之现象也。

中国棉纺织业需用之棉花，其来源，一部分为国内产品，一部分系由国外输入。如1929年，全国纱厂消棉7338000担，内2515000或34.27%系由外国输入者，大部来自印度、美国及日本。然进口棉与国产棉，其用途有别，进口棉多用于纺细纱，而国产棉多用于纺粗纱。

依地理论，中国之棉植区域，位于北纬20度至40度之间而均在东经110度之东。在此区域内，获得分为三段，北段为黄河流域，中段为长江流域，南段为西江流域。三段之中，以中段产棉最多，占全国棉产三分之二，北段次之，占全国棉产三分之一，而南段则因丝茶之竞争，产棉极少，在国内或国外贸易中殊无其地位也。易言之，中国棉产区域，主要部分在北纬28度至40度之间。中段六省当1929—1930年间产棉4816000担，占全国产额68.5%；其余2211000担，或31.5%，为北段五省所产。中国棉产自1918年后，直有低落之势。1918年全国棉产达1021000担之多，但至1929年降为7027000担，约减少30%。总产额之减少，殆皆由于内战、饥馑及蝗灾所致；同时每亩产额亦大减，在1919年至1920年间每亩产额为27.3斤，至1929至1930年间，每亩产额减至21.3斤。结果乃有改良植棉事业之企图，着手之事有三，即改良技术、选配种子与扩充棉田面积是也。借新式之方法，播优良种子于面积较大之土地，其可提高中国棉花之品质与产量，固无疑义。然不幸此种企图，多散漫无定，更兼政府不能为助，故成效难著。惟有棉花检验一事，最近成绩尚佳。棉花检验之运动，始于1901年，为上海洋商所发起，继起者在1911年有天津之洋商。自1929年后，始定为政府管辖之正式制度。是年工商部（即今实业部）在上海、汉口、天津、青岛四大棉市中心，设有商品检验局，每局之中，设有棉花检验处，凡输出之棉花，均须经其检验发给证明书，每担收检验费大洋六分。各处规定之最高水分百分比，天津为12%，上海、汉口及青岛为15%，然与各国流行之7.83%比较，则中国所定之标准，仍不为严苛，将来情形较进步时必更须减低此项水分之百分比也。

自生产者将棉花送至消费者，不论其为中间人或最终消费者，须经三种市场，即原始市场、中级市场及终点市场是也。前二种市场于棉产区内几到处均有，惟终点市场则为数有限。主要者有上海、汉口及天津之三大市场，其次要者有沙市、郑州、石家庄、青岛及宁波等处。现货交易行于各处，惟期货交易只限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经营。原始市场或原产地市场，普通均设于乡村，农民、经纪人、乡贩及自较大市场来此之购办人，均会集于此，商议买卖。农夫之棉产，即于此脱售。原始市场往往因贸易额之扩大及地位之便利，渐发达为中级市场。中级市场之异于原始市场者有二：第一，中级市场仅专限于一种产品之交易，不若在原始市场中，同时得有各种物品之交易；第二，中级市场中设有花店，而为原始市场所鲜有。是类花店，一方面为农民自远地来中级市场销棉之处所，一方面复为自终点市场及他处之棉商出口商及纱厂等派来购办人购棉之处。原始市场及中级市场中均有经纪人及乡贩。农民恒为卖者，而轧花厂之在原始市场者，兼有买卖之职务，惟在中级市场者，仅为卖商而已。至于外国出口商之购办人，于数年前，颇为活动，惟日前则因我国内地不靖，及外商内地通行证专利权之废除，故多已不赴中级市场收买棉花矣

在终点市场，从事棉花贸易之商人得别为买商、卖商及经纪人三类。以天津情形论，卖商包括乡贩及各中级市场之花店代办人，所有棉花，均经此辈自中级市场运赴天津销售。彼等在天津无永久设立之机关，故当新棉上市之季节，其交易多在花栈成议。花栈之性质与中级市场花店之性质相同，惟前者之营业范围较大耳。其主要职务，系为主顾销售棉花，间或亦有自行交易独负全责者。至于买商，则有出口商、纱厂及零售商等。

上海固为中国棉纺织业之中心，然亦为中国棉花贸易之最大市场。以与他处比较，上海市场颇有其特著之处：第一，上海为中国最大之销棉中心，1930年内全国纱厂共销棉8750019担，而上海一处之销棉额即为4439857担，占金额50.74%。因此，纱厂与棉商间之现货交易，其最大部分乃集中于上海。其次，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又为中国唯一之棉花期货交易市场。他处虽亦有经营棉花期货交易者，但多属一时之组织，如天津、宁波曾有一时经营棉花期货交易，即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亦曾有经营棉花期货交易之部分，但现均已歇业。上海在全国棉花贸易中既占有优越之地位，故他处虽有新起之棉市，殊未能与之抗衡也。

中国棉花之包装方法，类别殊多；包装之式样大小重量及所用材料，均漫无标准，极为混乱。包装方法，各棉产区均有其固有之习惯，且复因棉花种类各别而异。装包之先，有施以高压力成为密度极大之包；有仅略加压榨，包扎极松者。前者包装既紧，体积缩小，便于长距离之运输，既可减少运费，亦可减少途中剽窃之损失及腐蚀之机会。至论运输，新式工具及旧式工具并用，前者指铁路及轮船言，后者指驳船、大车及手推车而言。华北所用之车或驴车及华南之手推车，均为短距离之运输工具。但在内地，既无铁道，又无河运，则大车或手推小车，实为唯一的运输工具。铁路之利益固在其速，但吾国铁路，因频年内地不靖之结果，此项利益有时实无可言。船运虽较适宜，惟失之迟缓，致减少资本之周转率而徒增利息。复以华北论，冬季气候严寒，河流冻结，不宜航行，故船运之季，为时不多。至于运费，则因各棉产区域所用之运输工具不同，故各区每一单位距离之运费，亦因而有异。如自石家庄至天津，每公里每担需洋仅二角五分，而自邯郸至天津则每公里每担即需七角。复就税捐论，以厘金为最苛刻而复杂，但现多已取消。目前征收棉花之惟一合法税，即为出口税，依1931年出口税修正税则之规定，每担纳海关银1.20两，比以前1928年之税则每担纳海关银0.35两者，几增加二倍半，盖欲借以限制中国棉花之输出也。

 【摘自方显廷著《中国之棉纺织业》，略作编辑】

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下设哲社、文史、政法和经管四个编辑室及威科项目组，主要承担文史哲及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出版物包括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华当代学术辑要》、“大师文集”等为代表的多种学术译介和学术原创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