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日｜叶君远：从贫苦农家走出的文化巨匠——冯其庸
▲ 2005年，叶君远与冯其庸先生合影
从贫苦农家走出的文化巨匠
——读《风雨平生》，忆冯其庸先生
《风雨平生》一书是冯其庸先生晚年所做口述自传，这项工作开始于2012年8月，那时先生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常病卧于榻上，录音断断续续，整理成文字之后，先生又支撑病体，亲自增删修改五次，前后历时四年方始完成。而一年半之后，先生便遽归道山，故此书成为先生最后的遗作。
令懦者立、嬉者戒、怠者起的人生启示录
先生用“风雨平生”作书名，可谓意味深长。从先生自述可知，他这一生曾历经风风雨雨，遭受许许多多磨难与坎坷。先生另有一篇文章，题目叫“渡尽劫波见光明”，“渡尽劫波”者，正此意也。
人生磨难从先生童少年就开始了，那时家里贫困到经常吃不饱饭，青黄不接时只能以南瓜充饥。生活维艰，求学岂易？偏偏又遭遇日寇侵华，腥风血雨，家乡沦陷，学校关门。他小学五年级便失学，从此天天下地干活。几年后上了中学，念到高一再次失学。但先生并没有灰心丧志，上不成学，就自修；家里没有书，就四处借阅；干活没时间，就利用深夜、清晨和劳作间隙苦读。几年里陆续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古文观止》《史记菁华录》《古诗源》《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西青散记》《浮生六记》《秋水轩尺牍》《陶庵梦忆》等等大量古籍。还找到一本《芥子园画谱》和几册有王羲之书法的《淳化阁帖》，照着画画写字。先生自述这一段时间非常难忘，说如果没有这一段时间的自学，自己的兴趣不会那样广。
▲ 四清时冯先生在陕西终南山下马河滩
中年以后依旧风雨相随。1949年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先生几乎都受到冲击。“走白专道路”“名利思想”“个人奋斗”等一顶顶帽子被扣到头上。“文革”中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抄家和批斗。但先生一直非常清醒，坚信国家不能没有文化，人民需要学术研究。这时期堪称奇迹的一件事情足以证明其信念之坚守：造反派抄走了家里的《红楼梦》，当作黄色小说展览。先生痛心疾首，也心急如焚，担心此风吹向全国，这部奇书将遭受灭顶之灾，于是决心冒险重抄一部。从1967年12月3日开始，每天深夜以小楷精抄借来的庚辰本《石头记》，完全按照原书款式，80回，连正文带批语共70万字，到1968年6月12日凌晨抄毕，历时七个多月。先生自述这一段经历时语调平淡，但联系当时“破四旧”、批判“封资修”、两派武斗的混乱环境，和他人身不自由、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定罪、遭批斗的险恶，他这样做，该需要多大的勇气！没有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和坚定不移的意志与毅力，绝难办到。如今，这部产生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冯抄本”业已成为红学史上的具有版本和书法艺术双重价值的文物了。
正是凭借着这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挚爱和传承文化的自觉意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风雨雨，先生求学治学之心始终不曾稍懈，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地读书、研究，终于修成第一等学问。红学、文史、戏剧，深研卓识，皆称大家；诗词、书法、绘画，并所擅长，皆臻妙境；园林泉石、陶瓷紫砂、汉代画像等等，也广泛涉猎，修养深湛。通过这部口述自传，读者可以看出先生是如何从一个贫苦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代文化巨匠的。这部书乃是一部自强不息、执着奋进的成才史，是一部足以使懦者立、嬉者戒、怠者起的人生启示录。
▲ 冯先生在楼兰三间房前
“舟车行天下”与“交际得胜流”
冯先生之所以能够在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都取得非凡的成就，除了天赋与苦读的因素之外，还有两方面因素不能不提，这就是“舟车行天下”与“交际得胜流”。
先生在自传中说：“我认为一切讨论古代的文化历史的问题，最好是做实地调查”，所以他一有机会就走出书斋，“行走在天地间”。自传中好多章节讲到了游历。就拿“文革”在干校的三年来说吧，先生每逢节假日辄外出，其足迹广被赣、苏、浙、鲁、豫、湘、皖、桂各省。不管走到哪里，他都能跟做学问联系起来。例如去星子县，特别去游览落星墩，因为黄庭坚为这个湖中小岛题写过四首诗；去铅山，寻找辛弃疾墓未果，但发现这里的山都是倾斜的，就像万马奔腾一样往前奔跑，于是体会到辛词“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描写之妙；去镇江焦山，专门去观赏碑帖史上非常知名的《瘗鹤铭》原石……
“文革”之后，先生更是纵意东西，各处行走，哪怕严寒凛冽、炎暑蒸人，劳碌饥渴，也乐此不疲。他不仅是要获得阅读纸本书籍所缺少的实感，更是要将所闻所见与书面文献互相印证，以解决学术问题。对于曹雪芹祖籍辽阳的考证，对于项羽死亡之地的考证，就都是运用这一互参法打破陈说、取得突破的显例。
▲ 2005年9月罗布泊合影，左起：荣新江教授、王炳华教授、冯其庸教授、楼兰文管所所长焦迎新、罗新教授、朱玉麒教授、邢学坤政委、高海英
直到晚年，先生行走的脚步也没有停止。自传中专门有“十赴西域”一章，写他对于西域历史文化大规模的调查。其主要目的是考证玄奘取经之路，旁及其他。凡玄奘经行、驻足之处，他都根据《大唐西域记》等文献，按迹寻踪，一段一段调查。地形地貌、历史遗迹、出土文物、民俗风情，一一进入他考察的视野。为了确认玄奘取经归来入境所走路线，他登上帕米尔高原，最高到达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这里的发现，让他兴奋异常。亲自目验了“瓦罕通道”路标和公主堡方位，亲耳听到当地流传的波斯商人赶着一千头羊和骆驼，命丧于此的故事，还有“波谜罗川”(帕米尔)、朅盘陀等，无不与《大唐西域记》所记吻合，确凿无疑地证明了玄奘取经归来正是从这个山口下来的。2005年9月，他又深入罗布泊、楼兰，经龙城、白龙堆、三垄沙入玉门关，证实了玄奘回归长安的最后路段。其中整整七天穿行于茫茫戈壁，风餐露宿，可以想得到有多么艰辛，但是在自传中，先生只讲获得新发现的快乐。
古人早就强调过“读万卷书”还须“行万里路”，像司马迁、李白、杜甫、苏轼、顾炎武……无不是“车迹、舟船半天下”，至于佛学大师玄奘、地理学家徐霞客更是足迹远至天涯绝域。在这方面，冯先生同那些古代先贤一样，也是真正的践行者。
“交际得胜流”，指的是与真正有学问有专长的第一流人物交往。冯先生喜交友，一生中和许多大学者、大艺术家交往不断。仅口述自传所提到的就有俞平伯、谢无量、郭沫若、唐兰、启功、季羡林、姚奠中、饶宗颐、翦伯赞、苏秉琦、卞孝萱、杨廷福以及海外的周策纵、余英时等等一大批硕学鸿儒，书画界有刘海粟、朱屺瞻、张正宇、黄永玉、许麐庐、关良等等大画家，戏剧界有田汉、周贻白、阿甲、祝肇年等剧作家和学者，也有马连良、盖叫天、李少春、厉慧良、关鹔鹴、袁世海、赵燕侠、侯永奎、王传淞、张娴、张继青、陈伯华等等表演艺术家，此外还有红学家吴恩裕、李希凡，敦煌学家樊锦诗，古园林建筑专家陈从周，文博专家姚迁，西域考古专家王炳华，武侠小说家金庸，服饰专家黄能馥，古代家具专家陈增弼，紫砂工艺家顾景舟、高海庚、周桂珍、徐秀棠等等，至于当年无锡国专的老师王蘧常、钱仲联更是请益受教几十年。如果看过先生另外两本书《墨缘集》《瓜饭集》，就知道这个名单可以开列得更长。冯先生和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挚交，建立了真诚持久的友谊。他们或因文字结缘，或因艺事相知，或因学问相慕，总之是精神与气质相投，爱好与意趣相合，品味与格调相契。先生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会与高人期物外，五千年事上心头”，可见先生希望与所钦佩的这些学者、艺术家们一起来切磋交流他们共同心心念念的传统文化，在非功利性的交往中享受境界提升、超脱凡俗的精神愉悦。
▲ 冯先生重彩山水《取经之路》
冯先生博闻广识、多才多艺，显然与他不断虚心地与那些学者、艺术家交流、广采博纳有关。就拿他与戏剧演员的交往来说吧，从口述自传可以看出他结识了众多的优秀演员，而且是倾心相交。戏剧演员一般文化程度不高，但先生却是把那些演员“作为优秀的老师来看待”，觉得“听戏曲演唱等于上戏曲史的课”。去看戏他常常带着剧本，与表演对照着看，认为“光看剧本，还是一个文字的、书面的，只有看到舞台上的演出，才是立体的，才是行动的，理解起来就不一样了”。先生的戏曲知识那么丰富，那么专业，周信芳、厉慧良、袁世海等等戏曲大家都倾听过他的意见和建议，把他的评论看成是切中肯綮的行家之言，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部口述自传所记录的冯先生与那些学者、艺术家交往的轶事，不仅读来津津有味，而且给人很多的联想与启示，它们或将成为当代文化史上有趣且有意义的资料。
尊重事实，信守真理，不做违心之论
古人总强调“道德文章”，将道德与文章并提。这很对，一个人的道德境界会深刻影响其学术境界。上面已经讲到了冯先生许多方面的珍贵品德，如信念坚定、待人真诚、虚怀若谷等等。这里想着重说说先生讲事实、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一面。
口述自传记录了这样几件事，一件事是三年困难时期他回老家看望重病的母亲，听到当地百姓的诉苦，心想家乡是鱼米之乡，怎么会这样呢？不正常啊。回到北京就写了一篇报告叫《回乡见闻》，把听到见到的都写进去了，上交给组织。在当时“极左的”气氛中，敢于直面现实，秉笔直书，该需要多大的勇气！“文革”中，这篇《回乡见闻》被造反派当成先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要他低头认罪。他回答说，我讲的都是事实，你们可以跟我到我老家去调查，开农民大会，把我的报告念给老百姓听，让他们听听我讲的是谎言还是事实。如果你们不去调查，去面对老百姓，那我决不会认罪。
再一件事是“文革”中，“四人帮”搞评法批儒运动，先生受命为《李卓吾文选》撰写一篇序言，而且明确告诉他要写“李贽是法家”。他当时并不完全了解李贽，既然要写序，就把李贽的书全部买齐，从头到尾反复读了好几遍。读完之后，认为李贽绝对不是一个法家，不能为了附和“四人帮”硬把他说成法家，因为没有任何学术依据。但序言又不能不写，于是就照着自己的理解评论李贽，从头到尾都是根据李贽的原话得出结论，每提一个问题，都用李贽原话来证实，所以文章写得很长，但就是一个字都不提李贽是法家。结果文章送上去就被退回来，说不能用。先生心想这正中下怀。
▲ 1979年在北海全家留影
口述自传中还说到另外一件事，“文革”结束不久，“极左”思潮仍然禁锢人们思想。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大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大家都知道，这篇文章是胡耀邦同志安排发表的，为的是纠正还在禁锢人们思想的文革余毒。后来别人发现，冯先生在10个月前出版的《论庚辰本》一书中就公开申明了这一观点，该书序言说：“我坚信科学上的是非真伪，不能凭个人的主观自信而只能由客观实践来检验，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书的结尾讲得更加明确：“究竟是谁的意见比较的符合这些版本的客观实际情况，这要由客观实践的检验来加以鉴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不能有第二个标准。”年龄大一点的都知道，1977年，“两个凡是”的论调还统治着思想界。冯先生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公开申明这样的观点，有人以为是先知先觉，实际这是出于他一贯坚持真理之必然。
尊重事实，信守真理，绝不说假话，绝不做违心之论，为先生一辈子所坚持之准则，无论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在待人处事上都是如此。先生的学术、艺术成就令我们景仰，其事业需要我们继承；而他的人格，他的道德，他的人生境界，更值得我们钦佩，更应当发扬光大。
【本文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12期，由该刊授权发表。作者为人民大学教授，著有《冯其庸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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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
冯其庸 口述
宋本蓉 记录整理
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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