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作译者 | 吕启祥：追思冯其庸先生
今天(1月22日)中午，先生已远行。先生生前所嘱的最后一件事是写一篇书评。现略加修改，以为纪念。
放在时空的坐标上，冯其庸先生以94岁将近一个世纪的生命长途，以“行走天地间”遍历名山大川涉险求真的坚实脚印，造就了一个文化学术的传奇。仅有时空两个维度还不够，最重要的是作为主体的传主本人的意志力和创造力。冯先生以33卷逾千万字的著述和量多质优的书法绘画及摄影作品，收乾坤于笔底，气象万千。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向人们展现的，是一个全景式的冯其庸，丰富、正大、雄奇。
01
冯其庸是学问家、艺术家、旅行家，却又不止于此，三者往往是叠合的、交叉的，分割开来就失去了冯其庸。难怪人们觉得概括冯其庸的成就是个难题，哪个称号对他都不尽合适、容纳不下。究其实，是因为他具有大视野，常常跨学科。
他从江南农村走来，到县城，以后到了首都北京。三十出头就在大学里独立承担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从先秦一直贯通到明清，编注了《历代文选》和编写了《中国文学史》讲义，受到好评。
但他不是一个书斋式的学者，不仅在书本上熟悉那些优秀的作家作品，而且要实地印证和亲近。他到过湖北秭归的屈原故里、陕西韩城的司马迁墓，拍摄过陶渊明时代的墓砖、凭吊过李白捞月的安徽采石矶、杜甫出生的河南巩县窑洞，更寻踪白居易写《长恨歌》的陕西周至仙游寺和山东章丘的李清照故宅漱玉泉。晚年到海南更着意寻访苏东坡谪贬来此的遗迹故地，93岁还为海南东坡书院题了“儋阳楼”的匾。
▲ 冯其庸先生 (1924-2017) 李耀宗 摄
冯先生是教师、教授，但他绝不是局守三尺讲台的教书匠，而是引导学生去读天地间的大书。他曾带领研究生外出学术调查，历时两个月，行经鲁豫苏皖川陕等7省近30个县市，览江山胜景，觅历史遗迹，参观博物馆，更留意出土文物和碑碣石刻，使学生眼界大开，受益无穷。总之是要把书读活。
这里还可举一个《口述自传》提到的具体例子，他在江西干校时，一次找辛弃疾的墓地未果，却意外发现这地方的山都是倾斜的，像万马奔腾一样往前奔跑，辛词中“青山欲与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的句子是得自这里山的气势，不是原先读词认为是诗人的想象。类似情形很多，无论读《史记》、读杜诗或其他作品，都可在实地得到印证和深化。
先生说，“我是不管到哪里，都能跟做学问联系起来的。”“学问”是有生命有温度的。
▲ “四清”时的冯其庸先生
先生的视线还超越了文学，直穿到远古，对原始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去陕西“四清”时，工作之余在长安县王曲地区发现了原始陶器的碎片，以后写成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经过和文化遗存状况的调查报告，发表在专业的《考古》杂志上。他在这方面的兴趣和钻研持久而深入。
“文革”中，他还抢救了多件有价值的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他对于全国各地新的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一直十分关注，尽可能地亲自前往察看。在广泛实地考察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一元论不符合实际，应当是多元的，不仅有夏商文化、秦晋文化，还有荆楚文化、吴越文化、西蜀文化，都应属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这样的见解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实地考查还能纠正书本的失误，不论是外国学者的著作还是中国古籍都要接受事实的检验。
▲ 冯其庸先生在罗布泊
当他七赴新疆时，至克孜尔石窟，翻越绝少人去的后山，寻找207窟即“画家洞”，几乎无路可走，只能在危岩绝壁上攀行，到达后仔细辨认壁画，感到日本学者羽田亨所著《西域文明史概论》所言不确，壁画所绘作画者不是武士是画工，腰间所悬的是笔盒而不是短剑，服饰发式的西化反映的正是古代吐火罗族的画工。
十赴新疆穿越罗布泊到达龙城，此为典型的雅丹地貌，而《水经注》把龙城记为“胡之大国”是误解。类此，都见出冯先生不畏艰险，信服实证，追求真知的精神。
可见先生不仅治中国文学史，还治中国文化史。不止于此，人们知道他对汉画像深有研究，提出过汉画像是“敦煌以前的敦煌”，是中国艺术未受到外来佛教影响前的本真形态，这就是艺术史的课题了。我们难以一一认知先生所涉足而且深入的领域，但他的大视野、跨学科也由此可见一斑。
02
识其大，方能论其专；翻转来，专学的精深，得益于博学的依托。红学之于冯其庸，应作如是观。在这本《口述自传》中，有四章讲红学，是全书的重点。
冯先生以红学名世，他的诸多称谓中，红学家是人们最熟悉的。可以从下述方面来看他的红学贡献。
首先，是以一系列的著述确立了他的学术地位。这里先要回溯一件轶事也几乎是个奇迹。“文革”初期，痛心于造反派抄走了家中的《红楼梦》，他在人身不自由、常被批斗、两派武斗的高潮中，于夜深人静之际，冒险秘密抄录了借得的《庚辰本石头记》，全书连正文带批语70万字，全部用毛笔小楷精抄，历时7个月完成。此举恐怕是空前绝后的文化行为，出于先生对《红楼梦》的珍爱。冯抄本在今天也就成为一件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文献，成为珍贵版本和书法艺术的双璧。
为了知人论世，弄清曹雪芹的家世和籍贯，先生在深研谱牒、广稽文献、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成了《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论证了雪芹父祖的籍贯应为辽阳。此书经几度充实修订再版，一直出到第四版。
同时，他对《石头记》的早期版本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先有《论庚辰本》的发表，以后又及于他本，汇集成了《石头记脂本研究》一书。还有一本较早由香港三联出的《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全由先生亲录，其中许多旧址今已不存，十分珍贵。这方面的成果，充分体现了他富于实证精神和文献功底的治学特色。
然而先生并不满足于此，他对《红楼梦》的文学本体、思想意蕴、艺术创造同样下了很大功夫。除了《千古文章未尽才》等重要论文外，新世纪以来还有《论红楼梦思想》、《红楼梦概论》(合著) 两种著作。此后，更用5年多的时间完成了160多万字的《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此著有丰厚的学术含量，将自身和学界最重要的成果加以吸纳，从家世背景、历史文化以至艺术结构、遣词用字各个方面尽力涵括，可称是曹红之学的集成之著。
其次，是以组织家和带头人的身份引领了一个时代的红学。
如果要谈论新时期的红学，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冯其庸。这不仅因为在新时期之初，他会同学界前辈和同辈倡导成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成为继吴组缃先生之后的第二任会长，还因为同时创办了《红楼梦学刊》和组建了红楼梦研究所。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带头人，实施和完成了一系列红学基础工程，如《红楼梦》的新校本、汇校本、汇评本、大辞典等。
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以脂本为底本的新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至今发行已超过500万套，拥有广大的读者。在这过程中带动和培养了一批红学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此类基础工作其影响深远，当非个人著述所能比拟。
在此期间，无论是俄藏本的洽谈，还是甲戌本的回归，都经先生参与鉴定，更不必说历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和海内外的讲学，都有先生的主导、参与、支持、身体力行。
红学是显学，是一个令世人趋之若鹜又避之不迭的领域，这里充满了争论、充满了挑战，各种问题少有定于一尊的结论，却有著书立说的空间。要在这一领域立足进而领航不是件容易的事，冯其庸以其广阔厚实的学术功底进入这一领域，并非要一统红学天下，而是以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著述卓然成家。
许多见解得到认同和呼应，而某些主张引起争论甚至反对亦不足为奇。如墓石，先生坚信不疑而学界有不同甚至否定意见。为此，先生编有墓石研究的“论争集”。在红学界，这似乎是一种常态，争论不断，也从某个方面彰显着活力。事实上，这一时期的红学远较过往多元多维，呈现繁荣景象。冯先生所引领的曹红之学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大红学”吧。
再次，不能不提到冯其庸的多才多艺博闻广识对红学的滋养和渗透了。私见以为治红者在知识结构、艺术修养、生活阅历诸多方面愈能追踪作家作品，则愈有望进入治红佳境。
冯先生的阅历修养显然具有天然的优势。这里只能略说一二：先生能吟咏、擅书法、喜绘画、精戏剧、好交友，识鉴文物，雅好收藏。手边文房四宝，均有来历，习惯用徽墨、湖笔、乾隆纸，曾得奇石凿砚，撰砚铭。往昔善饮，醉后作书画，竟臻上乘；精于茶事，种茶、炒茶、品茶，了然于胸。他对园林泉石、陶瓷紫砂，均有卓识，还懂家具制作，肴馔烹调。别忘了，冯先生指导的扬州红楼宴十分地道、名扬中外。
要之，红学和由此衍生的红楼文化，面宽水深，宜乎先生涵泳其中。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红学之舟的领航人。
▲ 冯其庸先生书法作品
03
《口述自传》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口语化、生活化，保持了口述的本色，读来平易亲切。
全书眉目清晰，篇章短小。其中有的如“鬼子进村”“听阿炳演奏”“穿越罗布泊”等都可独立成篇，单另发表。书中有许多细节娓娓道来、生动鲜活，这是读先生著述难以领略到的。当然，年谱和文集更完整准确具有学术性，口述历史则更具可读性。
比如书中记叙了先生与诗、书、画、戏各界名流大家的交往，其中与戏曲演员的交往最为深入感人。作为戏迷，当然为精彩的演出捧场叫好，但先生又是诤友，对演出的失误直言不讳。由此赢得了戏曲名家的由衷佩服和真诚友谊。
▲ 重彩山水《金塔寺前》(1998年作)
如看袁世海和李世霖演《青梅煮酒论英雄》，这是著名的三国戏，整体演得非常精彩，但在节骨眼上发生了大的差错。先生认为闻雷、拾箸和刘备装作受惊要在同一时间，然后曹操才讥笑他畏雷。现在的表演把这几个情节分开，剧情就散了。先生就此写了一篇8000字的文章，称赞演出，指明硬伤，袁世海等十分钦服，登门求教，请先生为京剧院讲课。
先生同盖叫天、周信芳的交往亦类此，他写过一篇长文分析周信芳拿手好戏“坐楼杀惜”中有关键细节的失误，此前并不相识的周信芳从善如流。先生同厉慧良交情很深，描绘厉慧良的“绝活”演赵云“抓帔”、《拿高登》出场亮相的高难动作，丝丝入扣、动人心弦。读这些文字，觉得先生真是深谙戏剧表演的内行、演员的知音，仿佛把读者也带到了现场。
又如忆及下放干校的生活，不以插秧之类的重活为苦，而有得心应手的快感，显示出冯其庸的农民本色。笔者也有4年的干校岁月，在塞上种过水稻，然而我的体力和技术水平只能去拔秧，同事中也有胜任插秧的，却远远没有冯先生那样的把式。
颐和园写作组生活透露出一种风暴(文革)前的宁静，雪夜出游和敲冰捕鱼的情景很有情趣。我也曾参与过类似的写作组，体会过颐和园静园游人散尽后的一片寂静。所接触的学界前辈特别是当时文艺领导人的平易亲切，与冯先生深有同感。
▲ 2005年10月于白龙堆 (丁和 摄)
本书最令人震撼也最有故事的当数第十四章“十赴西域，探得玄奘取经之路”。从1986年到2005年的20年间，冯先生10次去新疆，三上帕米尔高原，登上喀喇昆仑山颠，寻瓦罕古道，穿越人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访楼兰古城，先生在古丝绸之路和取经之路上颠簸行进，绝尝艰辛，终于考得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并在明铁盖达坂山口树碑为纪。这是迄今为止最具说服力的玄奘行踪考察成果，它震惊了佛学界、敦煌学界以至整个文化学术界，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闻知惊喜振奋，在医院专门写信给冯先生称赞“考实周详”“功德无量”。
学界友人谓先生西行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以年逾古稀的高龄且有心脏疾病，在高原缺氧的条件下，涉流沙、登冰峰，上达海拔4900米的世界屋脊红其拉甫国境线，下至海平面以下154米的吐鲁番艾丁湖。在荒漠之中野营七日，感受天地之大、星月之明。不仅记录于文字，还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这在现当代中外学者中，恐怕没有第二人。
▲ 汉玉门关夕照(2005年摄)
先生的西行，大多是在退休之后。他还提出了极富战略眼光的创立西域研究所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我以为西域学的实践和倡议是冯先生晚年即近20年生命放出的异彩，犹如一道绚丽的晚霞。人道夕阳无限好，先生的夕阳何其壮丽，可与朝阳同辉。冯其庸西域学的开拓性贡献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书这一部分只占了约30页，虽有照片可资弥补，但总体而言偏少了，前述与戏曲相关的倒有30页。也许因为作者口述已近90岁，远事清晰而近事反倒从简了。对老人不应苛求，但这总是一点遗憾。在笔者较熟悉的红学部分亦有少许事实的出入，这无伤大体。本书曾经先生增删补充5次，能叙述整理到现在这个面貌已属难能可贵了。
04
先生为本书题名“风雨平生”，“风雨”二字十分确切、意味深长。童少年经历过日寇入侵的腥风血雨，正当盛年又遭遇了“文革”的疾风暴雨。这是言其大者，生死攸关；余者明枪暗箭、大坎小坷，如影随形。然而，先生从未灰心丧志，没有丝毫懈怠，历经风雨淬炼，为人为学更加纯粹、更臻成熟。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冯先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本书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神圣的东西，就是对生养自己的祖国母亲、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沉挚爱和坚强信心。战乱、饥饿、失学使他投向革命、渴求知识；“文革”逆境中他独立乱流，默诵《正气歌》自励，别人卖书他买书，坚信文化不会灭绝。
▲ 2005年于中央电视台“玄奘之路”大型文化考察活动启动仪式上发言
传统文化之于冯其庸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这点十分突出。在他的心目中，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岳飞、文天祥等等一系列优秀人物，是他崇敬的对象，也是力量的源泉，不仅从书本上认识他们，也从实地去亲近他们。唐玄奘更是他自幼心慕的偶像，不辞万难的玄奘精神，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他西行的征程，照亮了他的人生。
对中华文化的坚强信念即文化自信，是本书的灵魂，也是读者所应获得的最宝贵的启示。
对中华文化的坚强信念即文化自信，为冯先生终生恪守，亦足资后学永远追随。
在此，不计工拙，谨以如下联语敬挽：
红学无涯，玄奘作灯，魂归大荒青埂下；
黄沙万里，冰峰凭眺，一笑扬鞭夕照中。
(注：下联嵌入先生诗句)
写于2017年1月22日先生逝世后七小时
【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月3日】
《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
冯其庸口述
宋本蓉记录整理
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出版
目录
自序
1. 童年记事
2. 求学之路
3. 执教人民大学
4. 历史剧争论和戏曲会演
5. 三年大饥荒
6. 独立乱流中
7. 解散人民大学
8.《红楼梦》校订组
9. 红楼梦研究所
10.《项羽不死于乌江考》
11. 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
12.《红楼梦》“三汇”
13.《红楼梦大辞典》《八家评批红楼梦》红楼随谈
14. 十赴西域，探寻玄奘取经之路
15. 人大国学院和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
16.《瓜饭楼丛稿》和《瓜饭楼外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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