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跟着吴景超理解“社会”

《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

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

(碎金文丛)

吴景超 著吕文浩 编
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出版

内容简介：

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先生，长期追踪欧美国家都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及婚姻家庭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举措。在比较各国的基础上，确立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有针对性地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很多富有前瞻性、建设性的意见。

本书汇集了他关于都市研究的短篇论著，力图展示其“放眼世界，着眼中国”的思想风采。吴景超先生观察问题的国际视野，始终从事实和数据出发的求实精神，注重中国历史文化延续性的意识，深入浅出、简洁明快的文风，既有助于纠时下浮躁学风之弊，又可以成为我们为学师法的榜样。

作者简介：

吴景超(1901-1968)，著名社会学家。1928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金陵大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35年后，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任秘书、参事，经济部秘书，善后救济总署顾问等职。1947年重返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53年至1968年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计划系教授。他在都市社会学、中国经济建设道路的研究方面有重要贡献，先后主编《新经济》和《新路》，代表作有《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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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超（1901—1968）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但受到的关注和研究不够。用《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一书编者吕文浩的话来说，吴景超是“不该被遗忘”而有“前瞻性”的。《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是商务印书馆“碎金文丛”新书之一。“碎金”意指辑录片岩鳞爪而彰显真知，丛书所收多为学术名家的“小文章”。以我读过的几种而言，确为浓缩之精华。或许机缘凑巧，吴景超的文章收入“碎金”是十分合适的。一来他除了专心于社会学著述外，还积极参与社会话题讨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思想界的历次论争中留下了不少言论，有的至今仍给人以启迪；二来他的社会学研究采取从具体事实和数据出发的路径，针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不喜作宏阔的理论建构和推演，也少有浪漫而激愤的文辞。当然，一点一滴的见解中蕴藏的是吴景超为中国建一个好社会的擘画。

吴景超

务实而缜密的思考者

《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收录吴景超的文章40多篇，虽辑自不同的刊发平台，各篇文章也有当时独特的语境和“问题意识”，但有赖于编者之用心，将其按内容分为四编，大体反映了吴景超以“社会”为学的取向、态度、方法以及成果。书后所附吕文浩之长篇“编后”学术性颇强，要言不烦地介绍了吴景超的生平、学术成果及贡献。因此，读完这本不厚的书，脑中就有了一张吴景超的学术速写。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他务实的态度、清醒的观察和缜密的逻辑。

比如，书的第一编“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收录了吴景超对农村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应该说，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中轴所在，其他如国家建设、文化革新等事项，均随之而动。因此，农村经济在外力冲击压迫之凋敝，也自然成为彼时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各界爱国之士关切所在。如吴景超所言“农村破产，在中国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社会上已有许多热心的人士，在那儿做救济农村的工作，有的从政治入手，有的从教育入手，有的从自卫入手，还有许多走别的途径，去帮助农民的”。吴景超提出的思路则与众不同，即从都市建设入手，通过兴办工业、发展交通、扩充金融机关帮助农村走出困境，为此他在1934年9月9日的《大公报》和1935年1月的《独立评论》上分别发表《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和《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阐发他的思想。这些想法，在当年的知识界也曾遭到不少批评，有人认为其陈义过高，当时确也不具备落地实施的条件。但是，今天重读这些可贵的设想，我们发现不少已变成了现实。以工促农并反哺乡村发展，也早已得到实践的认可。

再如，书中第三编“变动中的婚姻家庭”收录了《家庭职务与妇女解放》。这是写于1934年的一篇短文。吴景超分析了各国妇女职业状况数据后，提出要找到“使妇女有家庭生活同时还可以有职业生活的方法，因为只有在这种办法之下，女子的人格可以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吴景超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只有使家庭的职务社会化”，也就是让教养子女、三餐烹饪以及洗衣等家庭杂务社会化，从而把妇女从育儿房、厨房解放出来，“一样地与男子同谋独立的职业，同为社会服务，同为社会生产”。行文至此，忽然想起，女子应作家庭妇女还是职业女性，前不久刚掀起过一场热烈的争论，回看吴景超八十多年前文章，其实已经指出了解决之道。

或许有人会说，吴景超的这些想法都过于迂阔，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然而，回首人类走过的路，又有哪项增加福祉的事业不是从“理想”起步的呢？

普遍联系的社会观

如果结合本书中其他文章来看，我们更会发现，吴景超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是建立在他对社会的整体认识或者说“社会观”基础之上的。在吴景超眼中，“社会”各领域、行业、部门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联系的，因而他以一种系统的观念来考察社会，在此基础上发表自己的见解。近代中国面临的诸种问题，除了农村之外，还有饥荒、工厂、工人，以及家庭、婚姻、职业等，它们看似不同层面，实则互相关联，统一于“社会如何现代化”的总题之下。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工业化又是现代化最急迫而重要的内容。吴景超深谙此节，在他看来，“都市产生了近代机器工业，同时也产生近代文明，以及这种文明赐给人类的各种享受”。因而谈到农村问题时，他认为不能否定和离开工业，分析农村手工业问题时，又提出了机器工业下乡的发展路径。

书中第二编“工业经济与都市社会”收录了关于经济建设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利用财富之道》。吴景超在这篇文章中含蓄地批评了富翁把财富用来置办田产、修治园林的做法，指出要把财富引流到实业和社会事业上去，“从置田宅到办实业。这是一个进步，因为办实业也是替别人开辟新的谋生之道”。而办工厂所得的利润，则应用于改善社区组织，也就是“我们生活需要的各种机构”，包括创办学校、设立医院等。用当下的话来说，就是统筹社会力量兴办公益性社会事业，从中确可看出吴景超前瞻的眼光。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吴景超似乎少了些田园诗式的浪漫和伤感，然而他的学问并不是冷冰冰的，相反，他希望在社会和文化的革新再造中实现文明的提升，“我们希望机器工业下乡之后，近代文明也连带地下乡，也带给住在乡村中的人民，一种更有趣、更丰富的享受”。

社会学治学指南

如前所述，本书共分四编，前三编分别以农村、社会和家庭为主题，第四编则为“治学方法与经验”。在我看来，这是别有价值的一组文章。如果说前三编有的文章及其观点，因为时过境迁，现在只具有史料意义了，那么，这一编收录的文章，却因所谈为方法而具有更长久更现实的价值。

吴景超在这些文章中勾勒了社会学的基本立场和治学方法。比如，他谈到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问题”关注的应是“事实的有无”“因果的关系”，目的在于求真理，故应区分道德问题与科学问题。社会学研究的第一步是搜集事实。“我们无论研究什么问题，先从搜集事实下手。这不是坐在椅子上把眼睛一闭便可做得到的，也不是心血来潮、胸有所感便可信笔直书的。这是要花苦工花时间，才能办得到的”。材料搜集起来之后，还要进行分类，做有系统的叙述，“使读者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是什么”。换言之，搜集事实、叙述事实、解释事实，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方算完成了社会学家的任务。

在这一编中，吴景超介绍了孙末楠（William G.Sumner）等学者研究社会的方法和成果，也批评了当时学界对民族学材料的“误用”，这些文字使人更深切地体会到社会学的学科特性。还收入《关于搜集资料问题的几点经验与教训（节选）》。这篇写于1955年的文章，堪称一份研究指南。吴景超细致地分享了他使用卡片收集资料的经验，包括卡片选取的大小、形制，如何记录、怎么分类，等等，读来如见一代社会学大师正在手把手地传授治学方法。是啊，对于一个真正知识分子而言，高远的社会理想与务实的学问之道，本为一体；而对于求治真学问来说，宏大的学术追求与细致的治学之法，也自应浑然一体。

本书编者有言：“吴景超的全部著述是一宗有价值的学术遗产，我们这里所取的仅仅是鼎中之一脔。然而品一脔可以知肉味，从这些片段中的论述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吴景超留学时期即已种下的都市意识和追求工业化的强烈愿望，亦能学习到他观察社会问题的开阔视野和综合立场。”如其所论，今天，我们面对重要的时代变革和社会发展新路，阅读此书，回顾吴景超的学术思想，所获得不仅是智慧的启迪，更是情怀的激荡。

【原文刊载于《大公报》2020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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