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黄蓝事件一周年 | 遗忘很容易，但它不代表痛苦被治愈
Momself大表姐：
距离去年的「红黄蓝事件」爆发期，整整一周年。你对这件事还有印象吗？
去年的这个时候，整个社会都「应激障碍」了。李松蔚老师写了一篇文章，引起了热议。（点击阅读）文末他留下一个问题：「这个被重重创伤了一次的社会，是否能完成同样的疗愈？」
时隔一年，我们有答案了吗？
问起身边的人时，大家的反应是：「啊！已经过去一年了吗？」「后来怎么样了？好像没有下文了？」
两天前的奇葩说，辩题是「如果有可以消除悲伤的忘情水，你要不要喝？」大家在辩论要不要遗忘个人的痛苦，却忘了一年前的红黄蓝事件。
这是社会的集体无意识。
于是有了今天这篇文章：有些创伤不该被遗忘，直到我们用方法让它变得更有意义。
作者：李松蔚
插图：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网络图片
11月24日的《奇葩说》，黄执中和马薇薇开杠，杠着杠着就哭成了一团。
辩题是这样的：「如果有可以消除悲伤的忘情水，你要不要喝」。
黄执中讲了自己小时候被欺负的例子，又讲了马薇薇被网络暴力的痛苦。黄执中的持方是：有些心理创伤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有药能疗愈这些痛苦，还是吃了的好。
马薇薇持反方。马薇薇说，这些痛苦是有意义的，我不吃这个药。我怕忘记给我带来伤害的人的同时，也忘掉了你们这些给我带来帮助的人。
随后导师的讨论，是一场心理学科普大乱战。
高晓松提到了进化心理学，提到弗洛伊德提出的本我和快乐原则；
马东提到了《身体从未忘记》和PTSD；
薛兆丰提到……他想提到的点很多，可惜李诞想让辩手们早点回去休息，把他打断了；
李诞提到了抑郁症这条大黑狗。
可以说是心理学闪闪发光的一期了。
因为节目中明确提到了两个诊断，一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二是马薇薇有抑郁症。
于是「忘情水」这一种虚拟事物，就有了一些具体的现实指向。这一场辩论多少像在讨论心理障碍和服药的问题。所以，我要说几句。
一
首先，心理创伤和抑郁症是不太一样的，需要分开看待。我可以另写一篇文章，专门谈抑郁症和药物的关系。这篇文章里，我们着重谈心理创伤。
心理创伤，指的是一些过去发生的，对人有严重伤害的事，时过境迁，至今仍然影响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看到烟花就惊恐的美国老兵是一个例子。
如果心理创伤可以疗愈，疗愈之后是什么样的？
从「忘情水」这个名字，可以看出一种期待。——我们希望忘掉这个创伤，通过药物也好，别的什么魔法也好，把这件事从我们的生命中完全剔除。
它带来的这些痛苦，没有任何意义。
我完全认同这种期待。同时我想说，最符合这种期待的道具，不是忘情水，而是时光机。我们需要回到事情发生当初，让它从一开始就不发生。
需要回到黄执中的小学，把那些小王八蛋揍跑，今天的少爷才不会有这一层创伤。
可惜那是做不到的。
所以，在时光机被发明出来以前，我们讨论的语境就只能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在这里，回不去了。只要事情在，它造成的伤害就在。
如果只是从受害者的记忆里抹掉，那不是疗愈啊，而是一种更严重的症状，叫做「解离性遗忘」。
一个人出了车祸，截肢了，他可以忘记这个车祸，甚至忘记了截肢。他在头脑里以为自己还是健全的，但他的手或脚不可能真的长回来。所以，那只会是更恐怖的一种经验。
解离性遗忘带来的麻烦，远比它消除的痛苦更多。
在我做心理咨询师的这些年里，我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带着各式各样的痛苦，问我如何「忘了它」。仿佛遗忘就等于终极的救赎。
都不要说童年创伤这么惨烈的经历了，哪怕是失恋了，爱人劈腿了，他们也哭着喊着说：「怎样才能忘掉这件事？」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真的可能吗？——或者说，忘掉了，这件事就没了吗？
除非你再也不会想起这个人或者这件事了，断得干干净净。手机里的照片也必须删干净，朋友圈也要清空。身边的人都要配合你演戏，假装这个人从未存在过。但即使如此，你的记忆里依然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洞。
你会想：哎，那个地方我好像去过，我记得是跟别人一起去的……奇怪，是跟谁来着？
这就是遗忘的效果，看起来真的是疗愈吗？
但的确有太多人在尝试追逐这种效果了。他们删照片，删聊天记录，迅速地投入下一段关系，或是沉溺于酒精。对自己的痛苦，他们缄口不谈。
他们想忘掉，但反而越陷越深。
二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疗愈是什么样的。
疗愈有且只有一种，就是面对真实。不管多么艰难，也为真实赋予意义。
童年的黄执中被欺负了，这是真实的。马薇薇被网络暴力了，也是真实的。真实发生的事，没办法抹煞其存在。黄执中说它们没有意义，我认同。这些破事能有什么意义？但，正是一堆无意义又无法抹灭的碎片，才是最伤人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创伤记忆的碎片化：
有大量碎片化的记忆，就像散落一地的海洋球，随时随地都在眼前乱滚。要做的事不是把它们扫开，假装脚下有一小片洁净的空间。
恰恰是要面对这一屋子的狼藉，把它们一个个捡拾起来，擦洗干净，分门别类地放进记忆的匣子里——就像我们记住生活中其它的美好和不美好一样。
那些我们想忘又忘不掉的事，之所以忘不掉，而且时时在眼前闪现，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们多想记住它，反倒是因为我们太回避，太想藏起它。
因为回避，所以从未整理过这些经验，任由它们乱七八糟地摆在头脑里。
想想看吧，它们是一屋子的海洋球，你不想看到它们，一秒钟都不想看，你能做的就是飞快地把它们踢到房间的各个角落，用东西盖起来，假装已经整理完毕。
结果是什么？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它们又滚出来。
在同一篇文章里，我还写过：
安全和「安全感」，不完全是一回事。孩子待在家里，是安全的。但是总会有一天，他要走出去，到外面的世界。也许去一个新的幼儿园，认识新的老师，离开爸爸妈妈。他会不会觉得很危险？他能不能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他会逃吗？他相信跟新的老师在一起，是安全的吗？——那是「安全感」。
所以，如果真有一种药水可以疗愈创伤，它的功能不是让我们忘掉这件事，反倒是让我们可以坦然讲述它们：是怎么发生的，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今天的我们是如何应对的……这就是我们为它赋予的意义。
我们的生活在继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变得更强了，强大到不再逃避当时的事。
如果真有这种功能的药物，才值得推荐。
但在药物被开发出来之前，只能靠我们自己，用耐心和勇气，把那些碎片一点点捡拾和编织起来，它们是散落的刀片，我们把它们缀上自己的战袍。
三
前面引用的文章，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它发表在整整一年前的11月24日，红黄蓝幼儿园事件之后。是一个在全社会引起过激烈反响的创伤事件。这个日子现在被忘掉了，像喝过忘情水一样。
你看，遗忘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
反倒是记住这些事更难。遗忘不一定代表着治愈，记住也不是要跟自己过不去。对过去的铭记，是为了在将来更好地活着。
黄执中记住童年时的伤害，决定不生小孩，那就是他活下去的方式。他永远不会忘记小孩会在学校受到的伤害，这件事教会了他这一点。那就是他获得的一种意义。
意义可以是悲伤的，惨痛的，愤怒的，或者警觉的，它永远是对我们有用的。
所以让我们一起，为经历过的痛苦找到意义。
讲述，讲述，讲述。讲述是绝对必要的。反复的讲述，整合性的讲述，每一遍都比之前更清晰一点：先是发生了什么？然后是什么？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然后经历了什么？你怎么做的？别人又做了什么？你认为它发生的原因有哪些？谁该为此接受惩罚？谁来负责改进？后来又有谁做了什么？为什么可以不用再担心它再发生？
——这些有组织，有概念的信息框架，是整合创伤记忆的关键。
围绕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每一个环节，哪怕是龌龊的，罪恶的部分，都没有什么是不能被讲述的。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透明是至关重要的。
进度有时很快，也有时候会很慢。大部分的时候都很慢，曲曲折折。这时候需要跟随当事人自己的节奏。加工创伤记忆的过程，可能会在短期内让人感觉到更加痛苦。需要接受这一段时间的混乱。需要等待，需要耐心。
这样做不是为了沉湎于过去，也不是用往事伤害自己。相反，是为了从记忆的深渊中穿梭回现实，找到面对此刻的力量。因为一切创伤的疗愈，都必须立足现实，在并不那么安全，也不可控的世界里，重新获得前行的勇气。
四
最后还想再多说一点：
在这期《奇葩说》的最后，马东说：「执中和如晶为什么会打辩论？因为在大陆以外的地方，从小练习辩论是解决他们情感障碍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
薛兆丰老师也难得地自曝，说自己从小就是一个敏感的孩子。他应对的办法就是「把注意力关注到我自己以外的地方，转移到更客观外在的方面」。
我想他没有说出来的一句话是，这也许帮助他更专注于经济学，达到了今天的成就。
我想说的是，这是更高级的一种赋予意义。
有一些人经历了苦难，而最终成为了更好的自己。这在心理学里有一个名词，叫【创伤后成长】。
有一些美丽的花，是从苦难的土壤里开出来的。
这当然不能美化苦难。苦难永远是糟糕的，永远是能不发生就不要发生的东西。我说的是，万一发生了，万一发生的伤害已经不容抹煞，我们或许可以想一想，在这污浊深重的黑土里，我们可以埋下什么种子，怎样来浇灌。
也许可能，它会成为以后的你，更好的你。
《奇葩说》最近的趋势，辩手都要拿亲身经历出来现身说法，动一番感情，否则就难以打动观众。连黄执中和马薇薇都搬出了压箱底的创伤。
只讲逻辑，就好像完全拼不过一个亲历者唤起的眼泪和共鸣。从这个角度看，那也是苦难的一种意义。经历过痛苦的人，会获得更多共鸣的回应。
有这样一个讲述的空间，是珍贵的。
但它们的意义不是为了辩论，不是胜负。生活中还有更重要和长远的东西。就像黄执中和马薇薇最后的拥抱，那是超越了胜负之外，更动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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