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驻外记者带你去看1976年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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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某一个年份作为历史的切面，以此观察中国社会的变迁，那么1976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灾难深重：3位伟人相继逝世、唐山大地震震惊世界；这一年，中国命运转折：“十年动乱”终于结束，中国即将掀开崭新的一页。

今天“金台唱晚”微信公众号推送人民日报社原国际部主任马世琨《1976年，我在巴孟感受国内大事》一文，带您从驻外记者角度看1976年的中国。

🔹全文共1942字，阅读大约需要5分钟。

🔹本文首发于“金台唱晚”微信公众号

🔹微信ID：rmrbjtcw

1976年，中国大事频发引世界瞩目。从1月到9月，3位开国元勋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逝世；10月，作恶多端的“四人帮”垮台；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夺走24万人生命。这一年，我在巴基斯坦等国任常驻记者，耳闻目睹这些大事在友邻的反响，感受深刻、历久难忘。

总理去世的消息

令人悲痛又惊愕

1月8日，从广播得知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我们既悲痛又惊愕。1975年下半年起，在巴基斯坦国内就有周总理要访巴的传闻，传得多了我们便信以为真，哪想到这只是巴基斯坦的一个愿望。

周总理曾4次访问巴基斯坦，在这个国家威望非常高。1956年12月他第一次访问时，达卡举行盛大欢迎集会，20万人到场，相当于该市人口的1/3。在巴基斯坦国父真纳陵墓纪念堂中唯一一件外国赠品，就是周恩来总理赠送的礼品：一个巨大的镏金花枝形吊灯。

▲1956年12月，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时，时任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到机场迎接。

▲20万巴基斯坦群众热烈欢迎周总理的到来

▲真纳陵墓纪念堂中唯一一件外国赠品：周恩来总理赠送的镏金花枝形吊灯

周总理去世不久，巴方就出了一本大型纪念画册，历数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功伟绩、对世界和平及中巴友谊的卓越贡献。为悼念一个外国政府首脑而出画册，巴基斯坦没有先例。

布托总理

毛泽东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宾

巴基斯坦以最高规格悼念9月9日去世的毛泽东主席。时任总理布托第一时间发出唁电，称毛主席“了解巴基斯坦人民的希望和愿望，并在他们危难的时刻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他的伟大的人格将永远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1976年9月11日，人民日报6版刊登布托唁电。

这无疑是由衷之言。布托总理是毛主席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宾。1976年5月下旬布托访华，因毛主席健康状况不允许，他来了好几天也未安排会见。在离开中国前他又一次提出希望见到毛泽东主席。得到秘书的报告，毛主席点头同意。他是坐着和布托握手的，对客人说：“我不大好，腿不大好，讲话也不大好。”布托说：“主席创造了伟大的历史。”毛主席回答道：“没有做出多少成绩。” 

▲1976年5月27日，华国锋陪同毛泽东会见时任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国防和外交国务部部长阿齐兹·艾哈迈德。

▲1974年5月11日，毛泽东会见布托。

毛主席逝世后，布托以总理的名义在当地最大的报纸上发表长篇纪念文章，文中说：“相继辞世的3位中国伟人，是上天派给中国的，他们已使中国有惊天动地的变化。如今使命结束，上天召回他们，伴随的也是地动山摇。”

中国领导人的相继去世，让巴基斯坦一次次笼罩着悲痛气氛。在使馆设灵堂的那些天，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排成长队，在低沉哀婉的哀乐声中，有低头啜泣的、有放声痛哭的、有伏地磕头不止的。使馆人手少，我们也被排班陪祭，一站两三个小时，气氛悲怆，令人刻骨铭心，以致日后好多年，我就怕听到哀乐，不敢参加任何追悼会。

唐山大地震

悲剧色彩的信息让人揪心

对唐山大地震，巴基斯坦举国上下表现出亲友般的关切和同情。巴政府提出，愿向中国提供任何帮助。媒体称：“中国的灾难就是巴基斯坦的灾难。”巴没有常驻中国记者，有关地震的消息全都源自西方媒体，而西方记者报道灾害向来是夸大其词。在他们的笔下：唐山已被夷为平地，立着的建筑物寥寥无几；受强震波及，天津损伤严重；北京也有房屋倒塌……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信息，让家在这些城市的同志格外痛苦揪心。当时，中国正在为巴基斯坦新首都建一个大型建筑，由天津市承建，上百名中国施工人员大都家在天津。不断传来的坏消息，使他们心中如焚，很多人吃不下睡不着，有的甚至当众失声痛哭。

▲唐山大地震救援

在煎熬中大家终于盼来喜讯，一封封国内派出的各单位电报发到使馆。电文很简单，但字字千金：某某同志，你全家平安，勿念。那些日子，只要有过这番经历的人，都深知家和家人的意义、都对生死别离有着更深刻的体验。

▲唐山大地震纪念碑

孟加拉国媒体报道

“北京逮捕了‘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们是在孟加拉国第二大城市吉大港采访时得知的。那天当地记者协会为我们举行欢迎酒会，期间孟加拉国记者走到我身边，示意让我跟他出去。在厅外，他递给我一张报纸，头版一条消息的标题赫然入目：北京逮捕了“四人帮”。文中说到4个人的名字。

回到住所，老袁问我对消息真实性的看法，因为我两个月前刚回国休假。我说应该是真的，我在北京时，尽管正在“追查谣言”，但很多人在言谈话语间流露出对“四人帮”的痛恨。何况一些世界主要媒体都报道了此事，它们不会把这当儿戏。

当时使馆尚未得到国内的通报，对这一重大敏感问题的回应必须有所准备，我们两人的一致意见是：含糊其词，外交辞令。在孟采访，我们被当成“总统的客人”接待，受到与身份不符的过高礼遇，大概是出于对“国宾”的尊重，始终没人问这个问题。

▲1976年10月6日，袁先禄（左二）、马世琨（左一）采访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

不过，有件与此相关的事值得一说。那时有几位中国留学生在达卡大学学习孟加拉语，他们从学校紧急赶到使馆，向主管单位文化处领导请示：“外国同学对此事很感兴趣，问这问那，该怎么回答？”该处一位领导不假思索地说：“告诉他们，是谣言！”不久，北京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公诸于世，那位领导和留学生一起陷入尴尬，随之而来的批评、嘲讽、悔恨、埋怨，可想而知。这件事听说成为警示外交人员的一个案例：对重大问题不能感情用事、信口开河、妄加评论。我等虽非外交官，同样受益。

▲1976年本文作者马世琨在伊期兰堡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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