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今天五一，虽然因为疫情我被封在小区里，但本来也打算休息过个节，不码字了。但看到昨天那篇《人在日本，刚爱完国》发出后，有个留言挺有意思的，忍不住想再啰嗦两句。
昨天我在文章中点评了一下知名网红写手连岳老师不惧被恐怖分子毒死，毅然赴日“就医”的大智大勇。应该是有他的粉丝看不过去了，就在留言中问了我两个灵魂问题：
第一，你这样说，是不是“文人相轻”嫉妒他比你火？
第二，你说连岳前后行为矛盾，彼此相违背，你敢保证若干年后你自己不变么？吃这碗饭么，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两个好问题，我分别解答一下。
先说“文人相轻”的事儿好了。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句话其实出自《典论·论文》，而作者是那个魏文帝曹丕。
曹丕这个人吧，我觉得还是个挺有个性的“二代”——跟刚被连花清瘟治的封了号的思聪王总比较像。他为人做事总带着一种莫名的“吐槽役”式的喜感，光史书上记载的他这方面的行迹就包括但不限于：
当世子时，去给好友王粲办丧事，公开号召大家学驴叫为王粲送行，堪称中国最早的行为艺术。
等他接班当了魏王，逼着汉献帝把皇帝禅让给他，从受禅台上下来以后第一句话则是：我今天才知道尧舜禹禅让搞的是什么事儿。
而他老爹生前留了话：“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明确暗示让儿子把“文”这个谥法中最美的谥号给他，结果曹丕偏偏追尊他爹为“魏武帝”，最后自己谥了“文”。
曹操：真是我的好儿子……
这么一个敢想敢说的妙人，说“文人相轻”，那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可是曹丕虽然吐槽了这么一句，却没接下来说为什么文人一定要相轻。我想了想，道理应该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一切其他的东西，无论是金钱、粮食、工业品，都可以增值。但唯独有一种东西，总量几乎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这个社会的关注度，注意力。而文人想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天然就要追求这个东西。这就导致，商人也许可以说“有生意一起做”“有财一起发”，可是文人从没见过说“有文章一起写”“有名一起出”的。这就跟曹丕跟他爹争的“文皇帝”一样，在一个时代，关注度总是是稀缺品，谥了你就不能谥我，那当然要争一争。
所以舆论场注定是一个比生意场还要残酷的多的修罗场，一个码字为业的人，看到别人的文章受热捧，心里一定会产生那么一丝的焦虑，如果这人的文字你觉得还明显不如你的。“文人相轻”这个心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就像吐槽王曹丕说的这个事儿“自古而然”，没什么好隐晦的。
但相轻是不是就一定不对呢？我觉得倒未必。要看你“轻”的是什么样的文字。
比如连岳老师写的文字，就像我昨天在文章里写的，他在开那个公号以后，写的就是知音的文笔、故事会的情节、老娘舅的建议。这种文风别说我作为一个同行作者，就是当年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也看不上——凭什么啊，就这种片儿汤话，还能这么火。甚至可以说的再透一点，一年多以前，我之所以不揣冒昧的想来趟一趟微信公众号的这摊浑水，原因之一就是觉得公号界这样作者太多了，项羽说的“彼可取而代之”么。
所以在此可能还要感谢一下连老师、卢老师、战老师等一众公号前辈的“提携之恩”，给我勇气的不是梁静茹，而是你们。
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目明，读连岳老师文章气的摔手机、推出键盘自己写文骂之，也不算心胸狭隘。都是人之常情，真理越辩越明么，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文人相轻，其实也没啥。
提这个问题的朋友，你应该是自己都不知道连岳老师当年把口号喊到了多么激进，让我辈无法也不敢望其项背的程度。我给你普及一下好了。当年连岳老师说都过什么呢？请原谅我不能直接引用，因为我担心把他的那些文字重说一遍，哪怕只是单纯的引述，我这文章都得404了。说个相对比较温和的好了：连岳老师当年曾经公开发表过一篇雄文叫《公务员为什么是小偷和强盗》，用一些特别简单、肤浅的经济学供求关系理论，推导出“只要公务员们的收入不是由人自愿付费，那他们就符合强盗与小偷的定义。”还以他那种特别循序善诱的文风告诫公务员要“在智力上要认识到这（干公务员）并不是光彩的事，有时间练点本事，能改行赶快改行。”唉，这篇文章原文有些言辞实在是过于劲爆，恕我也不敢多，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百度一下吧。重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在想，今天的连岳老师，如果中了什么大记忆丧失术，重看这篇文章，他自己会对此文有什么观感呢？我觉得他估计会一拳把这位作者打倒在地，扭送派出所报案吧。这里可能就是我和连老师的最大区别所在——虽然我自己其实就是个从体制内出来的人（不知道的人可能还以为我听从了连岳老师当年的建议），但我对体制内工作的不适应是纯粹感性的，我觉得我气质跟那种工作不合，彼此互相耽误，就不如一别两宽。但我从来不敢说，也不会说那份工作是“强盗和小偷”，因为那样太不尊重我那些兢兢业业的同事和领导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是希望在养家糊口的同时尽量让这个社会变好的，突然来一个有那么大影响力的写手，平白无故的污他们都是“小偷和强盗”，还要每天累死无数脑细胞上下调和、尽力周全的他们“在智力上认识到自己不光彩”——反正我当时是有一种杨志被泼皮牛二赖上时的感觉，有点遏制不住自己手上的那口宝刀。是的，武断和不讲理，当年的连岳老师和今日的连岳老师若说有什么特点是一以贯之的，那也许就是这个吧。当年他在套用那一堆的所谓“经济学供需理论”论证他那个扯淡的观点时，我就感觉到过他既没有尊重干公务员的人，也没有尊重他号称奉若圭臬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一个看过三本以上正经经济学入门书籍的人，都不会像他那么滥用经济学理论。读罢那文，凯恩斯和哈耶克一定在坟里气的打滚。当年，类似风格的作者，还有一位是李子旸老师，连老师说公务员都是小偷和强盗时，李老师就说关税都是抢劫和偷窃，两位大V梦幻联动了属于是。可你再看看这两位老师今天给自己的造型，这两位又梦幻联动了。事实上，无论是李子旸还是连岳，拜读这两位老师的文章时，我总会有一种读康有为《大同书》的既视感。康有为老师当年写文就这个风格，上一段还在说人种之间要绝对平等，下一段立马就跳到说黑人“蠢若猪彘”要把人家都人道毁灭上去了，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在曼德拉与希特勒之间来回横跳，连个中间过度都不给你。康有为这个人，早年当的是维新派，晚年成了保皇党。但无论当哪一种，都当的特别极端。比如豪言什么“泰西变法三百年而治,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但凡对西方历史犮粗浅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变法绝对不是康有为说的那么轻易、极端、激进的事情，他说的这么轻易，只体现了一点，那就是他其实根本就不了解他所鼓吹的那套东西，无论变法、还是保皇，这俩事儿不过是他用来赚流量的招牌而已。因为只是拿来当招牌唬人，所以就了解的粗浅，因为了解的粗浅，所以就容易说的特别武断、极端，因为武断而极端，日后“君子豹变”起来也就特别容易。这些事情看似矛盾，但在这种人身上是一以贯之的。而在当完婊子又抓嫖，把人生过的如此丰富多彩的同时，康老师晚年有两个创新特别值得一提：第一是他首次把“离岸爱国”作成了一门生意，逃到海外去以后，他天才的注册成立了一家“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凡加入他这家倒霉公司的，不但没薪水发，还要上缴会费，好多华人华侨听了他的忽悠，毁家纾难的支持他“保皇”，他则拿着这些钱跑到美国、墨西哥买房置地。娶了5房老婆，生了6个儿女，雇了四十多个仆人，起居八座、前呼后拥，日子过得比他要保的光绪皇上——按张某教授的说法——好五百倍不止。第二，康老师虽然正经书没读几本，正经文章没写几篇，却特别喜欢听别人管他叫“圣人”。“南海康圣人”这个名号，在他的那个粉丝群里，一直被用到他死才没人好意思再叫了。弄潮靠“君子豹变”、发财靠“离岸爱国”、还特喜欢当“圣人”，这仨特点，我总看着哪里好像眼熟……只是我想告诉那位朋友，您担心我将来也学连岳老师，大可不必，因为现在的我就没当年的连老师那个调门，真唱不上去。我不激进，不是因为现在的舆论口径不允许，而是我从来就没赞成过连老师、李老师这帮人当年拼命吆喝的那些“高论”。我觉得好意思那么喊的人，压根就不尊重也不了解他们所喊的那些东西。但凡你一年能看五本以上的正经书，都不会写这种文章，更不会赞同那些文章中激进的观点——无论是他们过去吹的那种，还是他们今天扯的那些。但让我感到特别困惑和郁闷的，是我们的社会，从康有为时代起，似乎从来就最爱热捧这样的文人，他们总能用激进的口号吸引最多的眼球，在左右之间切换自如，反复收割韭菜。若一定要说“文人相轻”，那我“轻”的就是这一点——就像看着自己心爱的姑娘被一个心中毫无真情、嘴上全是套路的渣男反复PUA一样。我确实是不服气，我真想不明白，在咱这儿，为什么无论什么年头，无论什么风向变化，偏偏总是这种人能混成了“舆论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