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换季感冒了，倒是不严重，就是写不了文章，更不愿为稿子的安全操心睡不着，发个我喜欢的历史文吧，愿大家也稀罕。亲朋因之反目；夫妇因之离婚；路人为此斗殴，即便是家人亲友团聚，只要谈及此案，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扭打起来，闹得不可开交……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又因何人而结束。11894年9月的一天，当法国军官德雷福斯奉命去接受训话时，他并不知道，自己马上就会被逮捕，并成为一场撕裂整个法国的大争吵的焦点。时间倒回几天之前，法国安插在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位间谍女佣在废纸篓中发现了一张纸条。这张纸条吓出了法国人一身冷汗，因为它上面写满了法军一系列核心军事机密，包括部队调配、秘密武器的研发、最新训练操点、甚至无烟火药的配方等等……种种迹象标明，法国陆军参谋部里出了内鬼，居然向与法国有血海深仇的德意志帝国泄露了如此核心的机密，这是一个足以招致全法愤恨的惊天丑闻。可是，这个内鬼到底是谁呢？陆军情报处副处长亨利很快就怀疑上了当时任职于总参谋部的年轻上尉德雷福斯。理由也很简单，这个德雷福斯出身犹太富商家庭，其父是阿尔萨斯当地的纺织业巨头。阿尔萨斯，中学学过法国作家都德爱国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朋友，应该对这个地名有印象。其实阿尔萨斯非常特殊，它位于法德边境的两国争议区，境内主要民众说的是德语（都德的《最后一课》没有告诉你的一面）。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后，这里被割让给了德国。而犹太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特殊，他们不属于法德两国的主体民族。对这两个民族国家都谈不上什么深厚的民族感情。所以作为被割让的阿尔萨斯地区的犹太富户，德雷福斯家族的地位其实特别尴尬，理论上说，他们似乎应立刻更换德国的身份，继续在当地做生意就是了——毕竟犹太人没有祖国么，龙胜帮龙，虎胜帮虎，是当时大多数欧洲人对他们的普遍观感。而年轻的德雷福斯却从了法军，且在军校中一直成绩优异、屡获嘉奖，毕业后很快被提拔进了总参谋部任职。可是有情报工作职业病的亨利副处长觉得这小伙子的身份很可疑——你一个家乡已经被割让给德国的犹太人，放着万贯家财不继承，跑来干什么？法国用得着你来爱吗？查！这里面一定有鬼！于是他很快下令逮捕的了德雷福斯，当时情报部门可不讲什么文明审讯，德雷福斯一开始还嘴硬，一通好打之后，很快就屈打成招了。为了把德雷福斯的棺材板钉死，亨利还在审判中以其军官的荣誉发誓说“有一位名誉无可指摘的人物说德雷福斯就是叛徒！”但他又拒绝透露这个大人物的姓名。这招其实让人挺眼熟。于是这起法国的“潜伏”、“无间道”，很快就成了铁案了。在公众一片“处死这个法奸、犹太人！”的声浪中。法国军事法庭宣布德雷福斯因泄漏军事机密给敌国而犯有叛国罪。该说不说，毕竟是诞生了孟德斯鸠的国度，法国当时的司法独立还是有一些的，没有顺从民间过度激愤的情绪将德雷福斯处死，而是开除其军籍并判处终身流放魔鬼岛。为了平息民愤，巴黎的荣誉军人院还举行了非常“盛大”的对德雷福斯的军衔褫夺仪式，在众目睽睽之下，德雷福斯上尉的肩章被撕下，他的佩剑被折断，执行官痛骂他是国家的败类，辱没了身为法国军人的荣誉。可很快，法国军方又发现，这个案子好像办错了。参谋部的那个内鬼，似乎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另有其人。最初，是因为德雷福斯的笔迹与那张泄密信上的对不上。法军反间谍处处长皮卡尔，认为自己同事亨利的调查过于武断。于是决定自力持续追踪调查。调查后他发现，泄密信上的笔记真的不是德雷福斯的。而与当时任职总参谋部的另一位军官埃斯特拉齐少校一模一样。再经查访后，皮卡尔终于确定了埃斯特拉齐其实才是那个潜藏在总参谋部的内鬼。可是当皮卡尔将他的调查结果附上证据向上峰反映时，他得到的却是“此案已结，不可继续追查”的答复，且很快，皮卡尔就被踢出总参谋部前往突尼斯前线去“作战”（送死）。很明显，法军总参谋部在德雷福斯案中已经势成骑虎，不敢将这个已经被证明是冤案的案件再反过来了。但，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个案子变得“铁案难翻”呢？过去，很多浮光掠影的分析，往往将之归咎于法军高层的腐败颟顸。但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当时法军乃至法兰西共和国的高层并没有那么愚蠢，他们对德雷福斯事件的沉默与息事宁人，站在他们的角度上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这确实是个致命的火药桶。2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大革命，为什么会一再重演》一文当中，我曾经向您讲述过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社会的现状，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话说，当时的法国社会“阶层与阶层之间是互不理解、彼此仇视的，唯有王权是生机勃勃的。”到了19世纪末，一百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好很多。如托克维尔所指出，革命其实并不能根本性的改变什么——虽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法国大革命，公民们无数次立起街垒，宣誓要改天换地。但百年后法国的整体社会现状，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各阶层之间依然互不了解，并互相仇视。毋宁说，这一百年中频繁发生的革命、起义、人们筑起街垒、嘶声竭力的嘶吼，反而扩大了法国各人群之间的意见分歧。不仅阶层之间彼此观念悬殊，甚至同阶层里也会有派别分野——宗教保守主义者、民主派、共和派、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君主立宪派、保皇党人……无数种社会思潮都彼此不容。甚至就连保皇党中，也要分一个波旁派和奥尔良派。托克维尔说的那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其实愈演愈烈了。当然，也不是没有人试图协调过这种矛盾。比如拿破仑的那位非著名侄子，被革命导师马克思好生调侃过得路易·波拿巴，他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就试图和一下稀泥。这位拿破仑三世说：各位先生不要争论了好不好？咱对内发展科学、工业、过好日子，对外扩张，出去抢殖民地。这吃香喝辣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好日子，他不香吗？实话实说，这位“拿破仑三世”这一手，一度是搞成了的。在路易·波拿巴的手腕下，法国各阶层、各派别之间止息了争论，社会呈现出一片高速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可问题就在于，这位拿破仑的大侄子搞经济却有一套，打仗却离他二大爷差的太远了。1870年，在普法战争中，不可一世的法军在色当大败亏输，普鲁士人长驱直入占领巴黎，并在凡尔赛镜厅举办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开国大典。被宿敌德国狠狠羞辱了的法国人，这一下子算是彻底郁闷了，那个心情跟看了一场国足比赛的中国球迷是一样一样的——原来拿破仑帝国的荣光没有恢复啊！原来法国已经不是欧罗巴村里说一不二的首强了啊！你看被德国欺负的那个熊样！对得起我们吗？xxx，退钱！我们说，本来法国各个阶层、群体之间的共识就非常脆弱，普法战争这一战败，路易·波拿巴向全体法国人许诺的那种虚幻的大国荣光，也烟消云散了。于是全体法国人就陷入了一种有火儿无处撒的全体性萎靡、狂乱、戾气横行之中。不理解法国人当时那个郁闷、憋屈、懊丧感觉的人，可以看看莫泊桑的小说《羊脂球》感受一下。这个问题可就大了。按照美国学者本尼迪克·安德森的定义：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也就是说，国民们必须基于一种共识才能够维系住国家的凝聚力，没有的话，这个摊子可能就要散了。可是在当时的法国——按照大文豪雨果的说法——在沙龙里，人们可以因为任何一个话题发生任何意想不到的激烈争论。所有人在聊所有天的时候都聊不到一块去，从绘画到音乐、从文学到哲学，从外交到内政，十个人都能给你说出十八种不同观点来……那请问，当时的法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该怎样维系呢？其实，雨果说错了。当时的大多数法国人，至少在两个公众话题上，观点是可以达成空前一致的。第一，就是对德复仇问题。这个就不用说了，冤有头债有主，就是你小子当年羞辱了，逮着机会我们法国人弄不死你！第二，就是仇视犹太人。你可能会感觉奇怪，犹太人招谁惹谁了？普法战争又不是法国跟犹太人打的，法国人为什么会在战后有那么浓重的仇犹情绪呢？但你细想一下，就会发现当时的法国，产生这种情绪是很正常的。因为犹太人对当时法国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来说都是异类：宗教徒们当然不喜欢犹太人，因为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认为犹太人是异教徒。民族主义者也不喜欢犹太人，因在构建法国的单一民族叙事过程中，犹太人总是在高声宣布“我们不一样，犹太人没有祖国！”。法国政府和大资本家们不喜欢犹太人，因为包括马克思在内大量欧洲顶级活动家，都是犹太人，上层精英时刻担心犹太人是不是在搞什么颠覆阴谋。而工人阶级和法国底层大众也讨厌犹太人，巨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阴谋论在那个时候已经在法国家喻户晓。即便你不喜欢听这种街头巷议，看看社会上那些放高利贷、发了财的犹太富豪，你能不生气么？此外，法国历史上还有非常浓厚的排犹传统，历代法国国王为了赖犹太商人的账，动不动就向普罗大众宣传说：犹太人是魔鬼，死了活该。所以，比同期德国更甚，反犹这个事儿，在当时的法国是没有动员成本的——来一个外省老农，大字不识一个，你跟他说什么自由民主博爱，他不懂，但你说“犹太人该死”他肯定跟你一起义愤填膺——教堂里的牧师、家里的老辈，都这么说么！更不用说，到了十九世纪末，一种真实存在的“犹太威胁”确实在欧洲蔓延，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1897年，正当德雷福斯案在法国吵得最凶的年月里，第一届犹太复国大会在瑞士召开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在这个会上提出口号：“犹太人没有祖国，犹太人要为自己建立一个祖国”。这就让欧洲各列强都如芒在背——你看看世界版图都让哥几个瓜分完毕了，哪还有空地给你啊？你想建国我还想建国呢！当时法国社会上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就是法国境内的犹太人已经跟德国结了盟，打算在下一场战争中用背后捅刀的方式陷害法国，然后换取自己建国的机会。而法国的政府和军方也乐于看到这样的流言传播，因为面对实力急速增长的德国，官方确实需要民间存在这种至少是同情自己的声音——民众爱国，这总是个好事么。于是反犹、仇犹情绪，在当时的法国，就成为了一个大众“寻求共识”、寻找彼此共同点的情绪箭靶。基本两个人碰面，你摸不准对方的政见，不知道跟对方聊什么，只要确定对方不是犹太人，你就跟他聊反犹对了。一聊八成就能聊一个准，双方会在这种对犹太人共同仇恨当中缔结看似非常坚固的友谊。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大革命，为什么会一再重演》一文中我曾经说，法国大革命建立的是一个寻求“公倍数”式共识的国家。这个公倍数可以是对一种共同理念的爱（比如三色旗代表的“自由、平等、博爱”），但也可以是一种共同的恨。而德雷福斯所属的犹太人，很不幸，就成为了法国当时各个阶层、各个派别间这种仇恨的“公倍数”之一。3了解了这些，你也就明白了德雷福斯案为什么能在当时的法国掀起如此轩然大波了——这个故事真的太符合法国那种狂热民间情绪的想象了：一个来自德战区的犹太人，处心积虑打入了我们法国军队核心机要部门，长期为德国窃取我们的机密情报。我们好不容易拉上了沙俄准备干一下子（1892年，法俄协约形成），你居然在这种时候为德国佬卖命？！德雷福斯，你这个十恶不赦的法奸！毫无疑问，当时的大多数法国公众，就是怎么想问题的。所以这个故事“模因”在法国舆论界传播起来是无阻力、零成本的，很快就完成了病毒式的扩散。于是德雷福斯案很快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将最受欢迎的谈资，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当年法兰西微博热搜的霸榜话题。而特别巧的是，德雷福斯案发生的19世纪末，还正赶上了当时法国在进行报业革命——原本报纸这种东西，在法国也是上层阶级才买得起高端读物。但到了19世纪末，随着化学革命的进行，印刷、纸张技术的进步。“小报”（Le

汉文帝真是个怪人。汉文帝的时候，有一任廷尉（相当于大法官兼司法部长）叫张释之，有一次有个盗墓贼偷窃了汉高祖庙里的玉环，被卫士抓获。汉文帝十分恼怒，于是就责令张释之严惩此人。张释之审了半天，依照当时的相关法律，奏请文帝判处他弃市。文帝一看这个结果就大怒，说我把这个人交到你手上，为的就是让你判他个夷灭三族，你居然只把这个人砍头了事，你这也太糊弄领导了吧！汉文帝的意思就是，这事儿我很气愤，所以你必须搞株连。张释之一看到天威震怒，就免冠叩首说：“皇上啊，依照法律，弃市已是最高处罚了。如果您觉得盗窃个宗庙器物就要诛灭全族，如果以后有人偷挖长陵上的一抔土，又该如何处罚呢？”汉文帝很聪明，一听这话，就有点醒悟，回家跟老妈薄太后商议了一下，就批准了张释之的判决。我觉得，相比那些动不动就要“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的“大有为之君”们，汉文帝这个人，好歹算是个有点人味儿、会说几句人话的君主。他有的时候真的能俯下身子，站在平民百姓的视角去审视问题。你看他想修个露台，一听说要花费十个中产之家的财产，立马就不干了。这在中国古代的王侯将相中，是一种大熊猫一般的稀有性格，后世帝王，大概也就宋仁宗又灵光乍现了一回，其他帝王将相想的更多都是“我的计划很大，你们忍一下”“再苦一苦百姓”之类的玩意儿。而汉文帝的这种平民视角尤其体现在他对司法的量刑主张上。汉袭秦制，本来法律是相当严苛的。可是有一次，齐地的官员淳于意犯了罪，依律要执行肉刑，他的女儿缇萦就给文帝写信，说：肉刑这个刑罚实在是太残酷了，肢体被砍掉了，就没办法再长出来，以后犯人即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过原来的生活了。身为女儿，她请求文帝不要让父亲接受这种刑罚，而作为代偿，她愿意自己卖给官家做奴婢。汉文帝接到这封信之后就深为感动，同年就下诏废除了肉刑。不仅如此，他还举一反三，觉得一人有罪，亲属邻里连坐这个刑罚似乎也没有什么道理——淳于意犯罪，为什么要把他的女儿卖为奴隶呢？所以文帝又干了一件后世非常少有的举动，那就是废除了先秦以来一直沿用，已经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连坐法”（首孥连坐）。如果按照法家那种“老百姓就是欠管，不重刑就会乱”的理论，文帝朝的大汉应该是一个狼烟四起，各地盗贼纷纷扯杆子造反的时代。可是历史的事实证明，文帝时代，恰恰是秦汉帝国、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帝制时期治安、民生都最好、经济恢复最迅速的时代，文景之治的盛世一直到今天都被拿来吹牛。这说明一件事，那就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三个正经当了几年皇帝（之前是秦始皇和汉高祖）的人，汉文帝开创的这种（相对而言的）轻刑主义思想，其实是行得通的。然而，这里面有个问题，那就是文帝开创的这种轻刑主义传统，在古代中国终究只是昙花一现，连坐、肉刑等制度在他死后很快就被他的子孙景帝、武帝那里被恢复了。到了司马迁因为说错一句话关键部位挨了一刀的时候，太史公虽然觉得自己这一刀挨得很冤枉，但已经无法像当年的缇萦小姑娘一样，说出砍掉的肢体不能再长出来，所以肉刑不对这种有朴素的法理学认知的话来了。整个中国古代其后的刑罚发展史，基本上就是沿着用刑越来越重，株连越来越广的方向去演进。株连范围从最开始的“夷灭三族”、发展到后来的“诛九族”、“十族”乃至“瓜蔓抄”。而杀人的方式，从最开始的砍头、弃市发展到了后来的腰斩、凌迟……我曾经一度非常奇怪，为什么我们古代历史上明明有汉文帝那样有人情味、知道“节刑”的上位者，却依然拉不住法律的缰绳，让法律朝着重刑的一边绝尘而去呢？直到后来，我又重温了汉文帝与张释之的这个故事，我才看出了一点端倪。你看，在这个故事中，汉文帝本来是个非常注重节制刑罚的皇帝，但听到有人偷了他老爹庙里的玉环，气血上涌的时候，他依然高喊着要夷灭这个人的三族，完全忘了不株连、轻刑罚本来是他自己的主张。这当然可以理解——泥人还有三分土性呢，谁听说别人辱及自己祖先时能不发怒呢？在古代帝制的那个系统下，“天子一怒”是容易被纵容，而很难被掣肘的。汉文帝的幸运，在于他碰见了一个敢抬杠的张释之，斗胆把他的冲动顶了回去，让皇帝恢复了冷静。可是，在中国古代史上，真正能像张释之那样直言敢谏的臣子有多少呢？像文帝那样能在盛怒之下听得进不同意见的皇帝又有几个？至少到他孙子武帝那里，就早没有了这样的雅量，张释之若是生在了武帝朝，这样跟皇帝顶牛的结果，多半是和太史公一样，被一刀了断了是非根。所以重刑主义是所有人在愤怒时共同的冲动，而当一套体制没有机制遏制这种冲动、对法律进行回调时，司法向着重刑滑坡就会成为一种必然。这种滑坡，让人想起了生物学上的“左墙定律”——一个醉汉，蹒跚的走在一条路上，左面有一堵墙，右面有一道沟，他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早晚会调到右边的沟里，因为这个进化模型中一个方向是被封死的，所以物种在随机进化过程中，早晚会走向相反的那个极端。中国古代的法律进化史，其实也高度遵循这种“左墙定律”——由于愤怒的皇帝与愤怒的公众总是将张释之那样试图节刑、轻刑的司法官员视为“为犯罪者开脱”，司法者为了趋利避祸，在两千年的演进中倾向于用越来越重的刑罚去惩治犯罪者、若犯罪者这一条命还不够“解恨”，那就只能株连他的家属，于是司法只能向着重刑主义的极端绝尘而去。中国最后一场旧式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应该是人类史上第一个真正实践了时下某博网民断案“死刑起步”乌托邦的王朝——太平天国的刑法中最轻的刑罚就是“斩首不留”，以上则有腰斩、千刀万剐、浸猪笼、点天灯等等等等创新式死刑。生活在洪天王治下的天京，你有太多理由因为一点小事被自己的邻居、亲戚牵连入罪，而一旦受到牵连很容易就是斩首不留。天京变乱时，就因为杨秀清和洪秀全内斗那点破事儿，最终蔓延株连，天京这一座城在短短两个月里居然砍了两万多颗脑袋，秦淮河水都被染红了，古代中国重刑主义传统在千年之后终于有了这场血腥恐怖的登峰造极。而张释之在劝谏汉文帝时警告的另一件事，其实也在千年后应验了：“如果您觉得盗窃个宗庙器物就要诛灭全族，如果以后有人偷挖长陵上的一抔土，又该如何处罚？”“挖长陵（汉高祖墓）的一抔土”其实是造反的一个委婉说法，所以张释之问的问题其实是：如果因为一些小罪就轻易动用重刑，那么真正遇到大恶时，又拿什么来进行惩罚呢？这其实是一个重刑主义必然导致的“刑罚金属疲劳”问题，以重刑去吓阻某种轻罪，搞到最后大家都对重刑脱敏了，最后刑罚反而失去了其应有的威慑力。这样的故事在古代史上也曾一再发生，比如明代曾经是株连、保甲、户籍制度都最严苛的朝代，犯罪者家属一旦被抄没沦入贱籍，基本上就世世代代永世不得翻身了。如果你的邻里、亲戚当中有人犯上作乱，除非你及时出首立大功，想不跟着吃瓜捞甚至砍头基本也不可能。朱元璋曾对他定下的这套“刚猛治国”术非常得意。可是到了明末我们看到，这种“刚猛”对平定和恢复社会秩序基本没有起到任何正向效果。相反，李自成、张献忠这些人至少在起事初期都会采用最酷烈的手段去对待明朝的官民，所过州县屠掠无遗。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对于“流寇”们来说，既然从扯杆子造反那一刻起，就注定要被诛灭九族，那何妨把事情做的更绝一点呢？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张献忠于是杀人在明末沦为一种像吃饭喝水一样大家都司空见惯的东西，最终社会从重刑主义、株连主义中除了让人们习惯了遍及社会的普遍性残忍，没有收获任何治理效果。而重刑主义在古代中国的千年发展、延续，还产生了一个意外的影响，那就是很多平民百姓，在长期的“熟读历史”当中也养成和大多数帝王一般的“帝王心术”，在他们看来，社会不够安定、有人作奸犯科，那就是因为治的还不够狠、杀人还不够多。治理什么什么犯罪

各位好，今天周末休息，发个旧文吧，我觉得挺好的一篇。昨天的原创《消失的铁骑：大明为什么打不过大清》一文，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但看的人不多，不知为什么。写作真是个很纠结的事情，你若太用心，就期待有好反响，效果不如预期痛苦，你若不用心，当然就写不出好文章。近期思虑过度又开始失眠，我多调整一下，大家等我回归，晚安。一个存在感稀薄的三国人生赢家，一个埋藏许久的历史暗线，一场草蛇灰线的蝴蝶效应。1说《三国》，我想从一个特别冷门、你一定想不到的人开始说起：臧霸。一提臧霸这个人吧，我相信即便很多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会都会觉得陌生——你说臧霸啊……那不就是那个谁么？那个谁……是的，无论在小说当中，还是日本光荣公司出品的那些以三国为题材的游戏当中，臧霸似乎都是一个连头像都未必配拥有的小角色。存在感稀薄到还没有给官老爷拿刀的周仓高。这个人出身泰山郡，先后投靠陶谦、刘备、吕布、曹操、刘备、曹操……而臧霸的高光时刻，应该是在吕布麾下时，吕布号称有“八健将”，张辽领着仨副将，他则领着另外仨。按这个级别，应该是吕布的主力部队。照这样说，臧霸的应该战力应该是跟张辽相仿佛才对。可是，众所周知臧霸在小说中的戏份远没有“婴儿止啼”的张文远多。投降曹操以后，他戏份就更少了，吕布白门楼殒命之后，臧霸下次露脸就要等到赤壁的时候——在庞统的指引下，徐庶制造谣言：说西凉马腾、韩遂造反，要杀奔许昌，劫持皇帝。于是曹操赶紧命令臧霸跟徐庶搭伙，去西北防御。从此小说就把臧霸和徐庶一块“写丢了”。而相比好歹在刘备那里大放异彩过一把的徐庶，臧霸显然连这种出境的机会都没有。但你到历史上看，会发现，臧霸在曹操这个集团当中的品级还真不低。曹魏给他的职位相继有：威虏将军、镇东将军，执金吾、假节、都督青徐二州诸军事，都亭侯、武安乡侯、开阳侯、良成侯……哦，对了，还有最重要的——死后配享太庙！也就是在曹操旁边混了个牌位，仿佛当年是跟曹老板一起相亲相爱、在一条战壕里奋斗过的“亲密战友”，曹魏的子孙后代祭祀曹老板时，顺道就给他一起跪了。而把臧霸跟他“老同事”张辽的在曹魏的“职称待遇”做个对比，就更有意思了。张辽最后做到了晋阳侯，是县侯，食邑两千六百户，死后谥号“刚”，配享太庙，子侄恩荫封侯。臧霸做到了良成侯，也是县侯，食邑三千五百户，死后谥号“威”，也配享太庙，子侄也恩荫封侯。张文远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历史上那个存在感，可都不臧霸能比的。可是臧霸的“职称待遇”，比张辽还要好一些（食邑多了快一千户）。你说奇怪不奇怪？翻译到现代，就好比你公司有个业务骨干和一个小透明，跟俩人同期入职，一个老板立下了汗马功劳，一个成天上班摸鱼，最后年终考评，俩人都得了同样评级，薪资职位什么的，都是一样一样的。甚至小透明比那骨干工资还要高些。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有人猜测臧霸是不是藏了一手，说他是什么“懒泼将军”，跟赵云本是同一个师傅教的，本事其实大的不得了，赵云会的他都会，只不过投降曹魏以后跟徐庶一样，不肯卖命而已，balabala……但这样一说，那就更不合理了，有能耐你还不卖力，还是个武将！曹老板，这种二五仔放着不杀留着过年么？其实你去查《三国志》，会发现臧霸这人在曹魏真的没立过什么大功，相反，《三国志》还意味深长的记载过一段他跟曹老板“抬杠”的经历：说，曹操平了吕布以后，收降了臧霸，把青徐两州都交给他节制，这个时候有两个人在临近的兖州造反，被曹老板迅速平定，失败后他俩逃到臧霸处隐匿。兖州是曹操起家的地方，这么烧他老本，他当然不能忍，于是就派了当时还在他手下装孙子的刘备专门跑一趟，要刘备看着臧霸把这两个人的脑袋砍了，回来送给他。可，臧霸怎么回的话呢？臧霸对刘备说：哎呀，玄德公啊，这种不仗义的事，如果放在我当年独霸一方的时候，我是肯定不会做的。但现在既然投降了曹公，感激他的存命之恩，他如果非要我杀，那我也不敢违抗命令……可是我听说有意于霸业的君主应该以义相告、不宜以威相迫，所以请将军您替我去跟曹公劝一劝。简单的说，就是臧霸不仅不遵令，而且还反手道德绑架了曹操一把：你非要让我杀，你就不是好老板，你就成不了霸业。就问你，一个新晋员工，有这么跟老板说话的么？可是刘备把这话传达给曹操以后，曹操怎么说的呢？曹操竟做恍然大悟状，夸臧霸说：臧霸真是有“古之仁德”啊！那俩人的脑袋我不要了，反而给他们都封了郡守。这故事够奇葩的吧？光看字面你会觉得充满魔幻现实主义，哪儿哪儿都不挨着。可是你再去了解一下三国史，你会发现其实是一段充满了“黑话”的对话。兖州的那次叛乱，高度疑似臧霸就是幕后主使（后来曹丕要代汉自立的时候，臧霸又有部将闹了一次相似的兵变），但曹操即便明知是臧霸捣鬼，他也不敢追责，反而在把话说开了以后，公开封赏那两个替臧霸造反的人。为什么曹操要这么忍让臧霸呢？2臧霸这种人，说白了其实就是三国时代普遍存在的地头蛇。臧霸跟刘备说，他曾经“独霸一方”，但有趣的是，无论《三国演义》里，还是《三国志》《后汉书》中，都没有记载臧霸自己扯杆子做过一方诸侯。他的发迹，是在徐州牧陶谦那里，陶谦封他做了骑都尉。而陶谦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作为也算汉末的一镇诸侯，他最常被人说道的其实就俩事儿：一是曹操发迹了以后，想接老爹曹嵩去自己地盘过好日子，一行人路过陶谦的地盘，不知怎么搞得，就被他的部将给杀了，由此让陶谦惹祸上身。引发两家战事，最后让陶谦弄了个“忧曹而死”。另一个是陶谦临终前，据说担心自己的子侄罩不住徐州的盘子，执意让刘备来“义领徐州”。白白把地盘送给了刘备。这两件听上去同样匪夷所思的事情，其实冥冥中都指向了一个真相——陶谦这个朝廷命官，名义上管着徐州，其实根本节制不了手下的军事武装，他那些部将名义上听从他的节制和调遣，其实完全是各行其是，想抢谁就抢谁，供着陶谦，只不过是不想和朝廷撕破脸，公开跳反而已。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徐州兵会为一点蝇头小利截杀曹嵩，给陶谦惹下天大的官司。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陶谦临终前放着子侄不传地盘，非要把徐州“托付”给刘备——因为刘备和这帮人一样，都是手中有枪的军事流浪集团，只有做个顺水人情给他，以枪压枪，才能在陶谦逝后保他子侄安全。而徐州当时遍地自立的地头蛇当中，就有臧霸这个人。臧霸的独特与聪明就在于，他明明有自立的实力，却始终引而不发，先后“辅佐”陶谦、刘备、吕布，在他们的荫蔽下一点点做大，最后在归附曹操时成功“套现”，混了个“都督青徐二州”，转正当上了此地真正的土皇帝。而臧霸这个土皇帝，是曹操也不敢惹的。因为此时他正筹划跟袁绍打官渡之战，如果臧霸在青州徐州直接跳反，曹操就将腹背受敌。他必须拉拢住这个人，给自己在东线竖一道屏障所以他必须跟臧霸打马虎眼，说他仁德，还给他的黑手套封了官，以示安抚。而曹操对臧霸的这种忍让，果然起到了效果，后来刘备趁乱杀车胄，又在徐州反了，臧霸这个地头蛇就没有在第一时间选边站，导致曹操非常轻松地直接攻灭了刘备，得以专心跟袁绍对线。而曹魏政权对臧霸的忍让，其实一直延续到了魏文帝曹丕的年代。臧霸一辈子没立过什么大功，却一直加官进爵不断。本质上讲，就是一种笼络。曹魏前期通过不断加官进爵的方式赎买他名义上的臣服与效忠，后期又试图以明升暗降的方式杯酒释兵权，最终臧霸以65岁寿终正寝，舒舒服服做了一辈子的地头蛇。我觉得相比被史书和演义浓墨重彩描写的张辽、赵云们身冒矢石、戎马一生，臧霸这人的一生，其实才是那个乱世中的“人生赢家”——虽然他是被历史和演义一起忽略的小透明。3从对臧霸这个人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获得对三国历史一种新的视角：真实的三国历史，可能远没有我们想想的那么明晰。曹刘孙手下的那些臣子、部将中，有很大一部分对他们的效忠，都跟臧霸一样，只是名义上的，讲条件的。这导致三国时代各军事集团的动员能力其实非常可疑，根本不可能如臂使指，更不可能像游戏里那样直接划块A过去。你想想，为什么三国“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都居然是以少胜多，谁兵少谁赢？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兵多的那一方，动员的大部分军力，都是臧霸这种地头蛇的兵力，跟着来当气氛组，喊“666”的而已，一旦看到战事不利，风向不对，他们就先“润”保存实力，于是主公们就兵败如山倒了。所以三国时代的政治实体，其实都是松散的政治联盟而已，就像群雄架空了汉室，“臧霸们”很大程度上架空了很多群雄。而这些“臧霸们”有个特殊的名字，叫“地方豪强”。究竟是谁，造就了这些地方豪强呢？这就得上追三四百年，谈到一个我们熟悉的人——汉武帝了。中国的“大有为之君”，在秦皇之后，第二个就是汉武帝。汉武帝这人好大喜功，为了跟匈奴硬扛不计成本，把文景之治攒下的那点家底儿都霍霍光了，却还没打过瘾。那怎么办呢？只能打商人的主意了。中国皇帝从汉武帝开始修炼“外儒内法”的双修心决。儒家和法家主张南辕北辙，但若一定要说有什么特点是共同的，那就莫过于对商人都是态度恶劣——儒家觉得经商相比务农是“末业”，法家则干脆说商人是臭虫（五蠹），鼓励皇帝踩死了算完。这么两家一影响，让汉武帝抢起商人的钱来一点没有背德的感觉。于是什么“盐铁专卖”、什么“算缗令”“告缗令”，公开向商人抢钱的政策一条一条就出来了。“天下富户率破之”，大商人基本都被搞破产了。但资本这个东西，向来是睚眦必报的，皇帝用行政命令强逼它，它就会报复皇权。汉武帝以前，由于经商环境较好，民间资本可以在农工商业之间自由流动。但汉武帝把工商业最赚钱的行当都搞成国营了，资本为了保护自己，就只能在农业这个行当中恶性膨胀。说简单点，就是汉武帝以后，富户们开始疯狂买地。毕竟在其他行业不赚钱后，土地这个东西是最保本的，由此就放出了一个中国此后帝制王朝千年无法克服的顽疾——土地兼并。富人攒下财富之后，怕政府剪羊毛，不敢发展工商业，只能疯狂屯田买地，小农们纷纷被破产兼并、成为他们的佃农。而这些富户也就成了地方豪强，西汉王朝赖以存在的自耕农经济体系走向瓦解。当然，也有人想过力挽狂澜，篡汉的那位王莽就是个想“让大汉重新伟大”的人，你看他的国号“新”，就是这个意思——不要搞那么剧烈的土地兼并了好不好，我们重新清盘一下，回到人人平等的上古时代去！只可惜王莽是个书呆子，改革政策都迂腐不堪，他没有看到土地兼并问题的根本，是汉武留下的那个政策，反而事实上将这套政策强化了。最后，王莽成功把天下豪强都逼反了，公推出个刘秀来，建立了东汉。光武帝刘秀这个人，在现如今很多历史爱好者那里，被称为“位面之子”。因为你看他打天下打的实在是太爽了，他起兵没几年，天下就望风披靡，江山很顺利的就重归一统。而且统一以后，搞的王莽不胜头痛的那些问题似乎都没了。从西汉末年的民怨沸腾，直接跳到了光武中兴。这个奇迹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秘诀就在于，光武帝刘秀本人就是天下豪强势力的总代表。他上任之后的一系列政策，都是给豪强扩张开绿灯，豪强们当然就很配合的给了他中兴之主的美誉，顿时河清海晏了。但事实上，东汉王朝其实已是一个豪强参股的“半帝国”，中央政府其实是以放弃对地方的管控能力和资源调动能力为代价，换来了“中兴”，东汉真实的皇权力量，已经不及西汉多矣。而赶上了东汉这个皇上都亲自放水的好时代，豪强开始急速进化，在经济上，他们修建大规模庄园，在军事上，他们让家丁军事化并修建东方式城堡“邬堡”，而在政治上，他们中的佼佼者得以被东汉朝廷接纳如朝堂，成为了名门望族。豪强不可怕，就怕豪强有文化。读上书的豪强从此有了另外一个名字——士族。他们开始不满足于光武帝与自己达成的“前盟”，试图更多地分享权力。皇上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也要挣扎。但长于深宫的皇帝看到大臣已成了豪强的代表，他可以依靠的同盟有能有谁呢？只剩下两种人，外戚和宦官。于是就有了所熟悉的东汉末年（其实是东汉中期就开始了的）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现象。豪强想要扩权、皇上试图反扑、双方都要拼命汲取力量，彼此较劲，草民百姓在双方轮流压榨下没了活路，最后闹出了黄巾大起义。明朝末年的思想家王夫之对此有过一个犀利吐槽，他说：“国恒以弱灭，独汉以强亡”。也就是说，汉朝其实是被其内部生长出来的豪强势力给撕碎的。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一般中国到了分裂乱世的时代，汉民族的整体疆域往往是收缩的，像五代十国丢了燕云十六州、越南那种。可是唯独三国时代，汉民族在内部打成一锅粥，“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同时，外部疆域居然总体保持不变，甚至还有扩展——曹魏北击乌桓，收服西域；蜀汉“七擒孟获”、兼并南蛮；连“坐领江东”的“吴大帝”孙权同志都平山越、收交趾、还派人渡海去了趟台湾……原因就是魏蜀吴三国都是比东汉更加典型的豪强共同体，而激发起豪强的热情之后，他们保卫和拓张自己地盘热情其实是极高的。而三国时代的魏蜀吴别看在外交、军事上打得凶，在内政上其实都在做一件事——试图与其国内的豪强（士族）达成妥协。魏国在这一点上做得最好，曹丕直接搞出了个《九品中正官人法》，明摆着宣布：今后当官咱就不看别的了，什么人品、才具、功劳、能力统统作废，咱直接拼爹！而这么一搞，广大豪强自然欢欣鼓舞，立马帮他完成了篡汉伟业。当然，即便如此，豪强们还是不放心，毕竟曹家是“阉宦之后”，以前跟他们做过对的。于是干脆换了司马家掌权，司马家自己就是地方豪强出身，曾经被汉武帝压抑、遏制，最终滋生出的地方豪强，自此终于完成了逆袭。所以晋朝那个朝廷到后期，其实不是个行政机构，而更类似一个地方豪强组成的“参议院”，有头有脸的豪强都有个职位，在里面有参政议政权而已。这套体系看起来就很扯淡，真正行政也很低效，但它确实当时的华夏大地上最合理的利益分肥体系，所以最后“三家归晋”，是这么一个政权完成了一次短暂而低效的统一。而华夏，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更加空前混乱的大分裂、大乱世之中。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动摇似永嘉。至此，我们总算把三国之所以形成的历史真相梳理清楚了——你发现了没有？在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的背后，原来潜藏着这样汹涌而不可逆的历史潜流。两千多年前，当雄心勃勃的汉武大帝开始他的盐铁专营、算缗告缗，力图完成他梦想中的大有为之时，他绝对不会想到，他当时扇动的那一下翅膀，居然会在数百年后掀起那样滔天的风暴。汉武一朝，是大汉国运的顶点，却也是它的转折点。这个王朝其后的命运，已经被悄然写就了。但仔细想想，这其实是一种必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一样，是不可违背的，当你试图用强力去和它掰掰手腕时，它就会给你一个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巨大悲剧。全文完本文6000字，为文不易，喜欢请三连，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不竭动力。

一个老问题的新猜想。各位好，做个直播预告后天晚上（北京时间3月23日晚八点），我将和侯杨方教授、万维钢博士做一个三人线上对谈，对谈的主题如下，有兴趣的朋友请扫二维码预约观看：考虑到两位对谈嘉宾都是名宿大咖，我想后天对谈的时候就尽量打好辅助、少说话了。这里先写下一点上次与侯杨方老师对谈后的随感，作为本次对谈的预热、暖场。记得上次对谈的时候，我们主要聊得是侯老师的新书《明亡清兴——1618-1662年的战争、外交与博弈》，在对谈中侯老师提到，传统史观谈到明亡清兴的问题总是聚焦于两朝多方的种种决策，天启、崇祯两朝犯了什么错误，努尔哈赤到多尔衮有什么决策，东林党、魏忠贤孰是孰非，甚至吴三桂、洪承畴等人的变节。但事实上，在那些传统史学忽略的史料中，有一些更“硬核”的事实被忽略了，而它们其实冥冥中决定了两朝鼎革的大势不可逆。比如说，后金八旗重骑兵那恐怖的战力问题。朝鲜的史料中就记载，一个人马具甲的后金重骑兵冲击起来，其势不可挡可以冲杀掉一整个山坡的敌方步兵，而对手对其毫无办法。也就是说，后金的重骑兵优势在那个时代拥有完全碾压的战斗力，这是明亡清兴真正的压舱石。有这个压倒性优势，无论无论吴三桂在山海关是否当了带路党，无论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们创造多少个局部战役的胜利，明清鼎革就是大概率时间，明朝想要续命，或者李自成想要夺得江山，反而是需要无数个偶然凑在一起才能偶尔促成的小概率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明亡清兴的历史时经常会有“明朝真倒霉”“没有这一刻明朝就稳住”了的扼腕叹息感——其实因为战力的碾压，清朝崛起成为大概率，没有这一刻也有那一刻，故事的主流早已被确定了。但这样一说，也就带来了一个新问题，也就是有朋友在上次直播时像我提问的——既然后金的重骑兵如此强悍，为什么明朝不建立一支同样强悍的重骑兵，搞以骑对骑呢？这确实是个有趣的问题，在传统的理念里，明朝不是宋朝，并没有丧失幽云、河朔等优质的马场，明朝起家的时候甚至就是靠元朝的淮西马场军马养起来的淮西军功集团打下的江山，还创造过洪武、永乐两朝，还创造过数次远征漠北、捕鱼儿海畔打的北元骑兵落花流水的军事胜利。足见明初的时候明朝的骑兵军力是很强的。而且重骑兵这玩意儿，也不是草原民族才能有的独有黑科技，中原王朝那么大的地盘，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骏马、重甲、职业骑兵，三件事一件不缺，都能搞成，而且因为地盘辽阔、人口众多、技术相对发达，比北方游牧、渔猎民族肯定搞得更好——连努尔哈赤起兵时的那十三副骑兵铠甲，归根结底不也是辽东总兵李成梁送给他的么？而我在之前《马年说马：大宋亡国，该怪包青天这个“馊主意”么？》一文中也提到了，甚至连宋朝没有马场，其实也是个伪命题，宋朝中后期缺马的主要原因不是地缘，而是管理机制。那么明朝似乎就更不应该缺重骑兵了，同时代同为农业国家的法国，直属法国国王的敕令骑兵都建立起好几百年了。你后金搞重骑，我也搞重骑，国力差距如此，到底谁怕谁呢？但是明朝最终就是没有实现这个思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便览中国古代的秦制王朝历史，你都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在冷兵器时代重骑兵能打这件事，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常识。每个王朝初年，统治者为了打江山，也都会建立一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拥有绝对战场碾压力量的重骑兵铁卫，比如李世民的玄甲军、朱元璋的淮西军、朱棣的朵颜三卫、一直到清朝前期的八旗骑兵。但是这些重骑兵力量，往往还没到王朝中期，就会想水入沙漠一样迅速消失了，或者走向轻甲化。这造成了一个中国兵器史上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有趣现象——与重骑兵相配的重甲，在中国不是如欧洲一样完全线性发展的，而是经常出现断续，甚至失传，比如古代绘画中经常出现的山文甲，后来就失传了，人们今天都不知道这甲片到底是怎么编织成铠的。我们至今仍未知道这金刚身上的山文甲实际是怎么编成的。其实明光铠、光耀甲等很多甲种也是爱好者复原出来的。真正原样传下来的，只有明末清初普遍应用的布面甲，但就这个甲，清朝中后期的时候还通常被卸下内部的甲片，只在典礼上穿个布面，充充样子。所以在铠甲的背后，古代中国的重骑兵也是随着王朝兴衰出现间歇性的兴起与衰落——天下大乱、王朝初兴的时候各方纷纷装备上长刀阔斧、大马重甲，最后往往重骑兵最能打的那一方获胜（李世民、朱元璋、多尔衮），可到了王朝中期以后，统治者好像就迅速忘了他们祖上怎么得了江山了，真的“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把重骑兵传统给忘了。这与同时代中世纪欧洲骑士阶层不断演化，从锁子甲逐步发展到全身板甲能寻找到非常清晰的传承进化路径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为什么中国的重甲骑兵经常“没落”，统治者这么“健忘”呢？还真不是成平日久武备废弛，而是不能。因为重骑兵这个东西，在秦制帝国里实在是太“危险”了。让我们从一桩明初的悬案讲起——公元1425年5月，大明王朝曾经出现过一个长达十一天的权力真空。在位刚刚十个月明仁宗朱高炽猝死了，内阁赶紧召唤太子朱瞻基回来继位。但是汉王朱高煦（朱瞻基的二叔）一直对皇位虎视眈眈，计划在其封地乐安（今山东广饶）截杀自己侄子，然后再来一把明朝版的玄武门之变（虽然他老爹好像已经搞过了）。这个计划最终被聪明的朱瞻基识破并绕开了。但是在正史的只言片语中，你其实很难理解朱高煦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截杀当朝太子，太子身边可是有大量亲卫护送的，朱高煦自己手上那边兵，怎么可能截杀的了？正史只给了朱高煦这次赌命的谋反轻描淡写的四个字的描述——“仓促不果”，但为什么他敢这么莽？可是仔细看这段历史，你就回发现一个秘密：朱高煦这个人其实也不是窝囊王爷，当年靖难之役的时候，他哥朱高炽在北京守城，他就是跟着父亲朱棣打江山的，而且朱高煦的拿手本事就是带着重骑兵突袭，万军丛中救父亲于危难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朱棣感动的时候一度还真想把皇位传给他。而即便后来争储失败，朱高煦的那支铁甲重骑骨干，作为王府护卫还是保留了下来，狂妄的朱高煦甚至一度想给自己的这支军队请名叫“天策卫”——直接跟唐太宗李世民的玄甲军看齐了。所以把这些散见在史料里的信息拼凑起来，朱高煦那一刻想干什么，就呼之欲出了——朱高煦觉得自己虽然成了汉王，手上只有少数亲兵，但自己的这支王府亲兵可是千锤百炼留下来的重骑兵精锐，就像朝鲜史料恐怖的八旗铁骑，真冲起来发动突袭，别说以一当十了，以一当百都有可能，冲进羽林卫，万军从中取太子首级，也不是不可以拼一下么。反正当年这么救过老爹，如今如何不能如此杀了侄子？可惜如前所述，他大侄儿朱瞻基是明宣宗，那是明朝数得上号的聪明人，他大概猜出了叔叔要搞这一手，于是果断选择抛下了人数众多却行动迟缓的大部分卫队，只率少量亲随轻车简从快速回京登基。所以这其实是一次疯狂的对赌，朱瞻基最终只是非常惊险的棋高一着，赢了江山。但登基之后的朱瞻基就看明白了，重骑兵在乱世是打江山的资本，到了太平年代，这就是王朝传续时的超不稳定因素啊！皇帝要传位给谁，本来应该乾纲独断，但在权力真空的重新博弈中，少量但精锐、以一当百的重骑兵那就是冷兵器时代的特种部队，谁掌握了它，谁就有可能颠覆朝堂。而皇权是要求大权独揽的，怎么能让一个重骑兵的军头来左右呢？所以明宣宗朱瞻基之在“仁宣之治”期间主动收缩军事规模、尤其是削减重骑兵投入，撤销了深入大漠的开平卫，将明朝的防线收缩至长城一线。对于明宣宗的这个举动，称赞他的传统史家说他这是与民休息，毕竟养重骑兵太费钱了，一个重骑兵的开销抵得上十个步卒。而现代历史爱好者则有些骂他“没有大局观”，只要地图开疆开的爽，多饿死几个老百姓算什么（虽然这么想的人自己一般也是老百姓）。但在这个表层的争论之外，我觉得两种观点都没把事情说在点上，毕竟，如果单从节省财力而论，与其削减一个重骑兵，为什么不削减十个乃至二十个步兵呢？一个重骑兵冲起来，依然对后者碾压。朱瞻基真正的顾虑，恐怕还是王朝稳定，步兵、乃至轻骑兵，在和平的秦制帝国之下，不仅仅是对外的武力，更是对内弹压的工具，一旦斩木为兵的平民百姓反了，他们可以轻松碾压。但重骑兵则不然，皇帝自己不统领，交给谁统领，这都是个不稳定因素，就算皇帝自己是杰出的重骑兵将领（比如朱瞻基本人就是，他曾亲自率精骑出击兀良哈），却也不能保证自己要传位的儿子依然是。那这样一支部队，秦制帝国能拿它怎么办呢？只能高度限制，甚至取消掉算了。所以秦制帝国无法长久的将一只重骑兵部队维持下去，这是写死在这个制度基因里的源代码。它的根本原因在于皇权只要求享受绝对的权力，却拒绝承担一切义务和考核，哪怕是“天子亲掌六师”这种要求皇帝一直是国家核心武力指挥官的“周礼”。于是在明末战场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新崛起、还处于荒蛮阶段的后金，它的八旗骑兵是有正规编制的。而跟它对线，身后有理论上更强大的明帝国供养的“关宁铁骑”实际上却是一支“临时工部队”，关宁铁骑的本质，是辽东总兵等军头用喝兵血、挪用公款所供养起来的家丁私兵。但李如松，祖大寿这帮人其实也没办法，因为大明朝廷给他们开的正规军（卫所）编制，对付造反的老百姓还行，却根本不够供养那种真正能打当时代正规战争的具甲骑士。什么？你说奏请朝廷增加你们这儿的正规军重骑兵编制？——你养那么多重骑兵，藏那么多重甲，你是何居心？你有几个脑袋够砍？所以只能这样了，对秦制王朝来说，养重骑兵是个大事，养，亡天子，不养，亡天下。就这么两难。也别叹气，中国历代王朝其实基本都有这个问题，当眼看着北方民族的重骑兵长刀阔斧在王朝末世肆意冲杀的时候，你要知道中原王朝对这种冷兵器时代绝对主战兵种“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皇权越追求绝对稳固，秦制的基因，就越锁死了王朝的这个能力。这让我想起了，读中西方历史，我们往往都会产生一个误认，觉得野蛮民族战胜文明民族，在近代以前是经常发生的常态，毕竟中国历史上有宋元、明清鼎革，欧洲历史上也有罗马帝国被蛮族入侵么。但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就曾一针见血的指出，罗马后期的“武德丧失”。主要原因其实恰恰是共和制度逐渐朽坏，走向了帝制。当保卫自己的公民兵被只认钱的雇佣军取代，这战力不下降才有鬼。当他们面对为自己和自己的部族抢的所谓“蛮族”时，两边单论政治制度，究竟谁“文明”谁“野蛮”，其实是很难说的事情——毕竟日耳曼蛮族当时还有普遍的部落军事民主呢，比曾经文明却最终堕落为狄克推多帝制的罗马会不会反而更合理高效一些呢？同样的道理，我们似乎也可以拿来反思一下古代中国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博弈、鼎革……这个问题争议太大，写出来招骂，就不说了吧。反正差不多的事。总之，大明为什么不养重骑兵？为什么不跟清朝“以骑对骑”？这个问题看似简单，背后实则有着耐人寻味的历史深意——说白了，这就叫制度的天花板。全文完本文5000字，感谢读完，为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加关注，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不竭动力。

各位好，昨晚没休息好，今天请个假，发个旧文吧。晚安。和平才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如今，我们需要第三次发明它。而且要尽快。1由于空前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存在，20世纪在我们眼中是一个战争的世纪。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似乎在这个世界中走向了前所未有的嗜血和疯狂。但如果让一个19世纪末的历史学者“穿越”过来，让他读读20世纪的历史大纲，他解读的角度可能截然不同：整个20世纪，大国迎头相撞、爆发国际全面战争的次数居然只出现了两次！整个20世纪后半叶至今，居然维持了整整70年的世界整体和平！这实在太难得了！你们是怎么办到的？是的，与20世纪相比，19世纪也许更配得上“战争世纪”的名号，即便不算欧洲对全世界发动的殖民主义征服，仅从欧洲内部而论，与两次世界大战类似的多国战争，也至少发生过四次，分别是：1.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2.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1848年大革命。3.1853年开始，有“第0次世界大战”之称的克里米亚战争。4.1864年起，包含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在内的德意志帝国立国之战。所以，19世纪大国之间试图用战争来解决分歧的尝试，其实远比20世纪要多得多。大国之间一言不合就动手算是个常态，希特勒如果没有极端种族主义，放在当时，可能也就是个普通的鹰派领导人。与之相比，和平反而是个偶然——从普法战争结束到一战爆发，欧洲内部只有五十年没打仗，被称为“维多利亚和平”。而这已经让很多人感到心痒难耐了：怎么不打仗啊！这样会让我们的民族堕落的！于是，一战爆发时，无论同盟国还是协约国内，居然都发生过大规模的庆祝游行。好战的民众、好战的政府与好战的军人都在欢呼战争总算又一次来临。他们欢天喜地将子弟们送上前线，让他们最终成为被马克沁机枪碾碎的齑粉。一战爆发时民众欢呼的情景，摄影师无意中还拍到了希特勒。越往前追溯，人类就越喜欢用战争手段解决国家矛盾，和平就越稀少。17、18世纪这两百年中，欧洲发生的国家之间的战争次数高达53次，有人将欧洲近代军事技术相比于东亚的极速进步就归结于此：频发的战争刺激了欧洲人不断改良他们的杀戮效率。但这两百年与之前的欧洲相比，又可谓是“太平盛世”。因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战争一般都旷日持久，什么“十三年战争”“三十年战争”“英法百年战争”。那年头，和平只能算是战争间隙的“中场休息”，欧洲各大国基本都是刚打完上一仗，就要开始琢磨下一仗我打谁。再往前推，在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文明与中东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对抗蔓延了整个时代。基督教世界的领袖教皇隔三差五地就发布“十字军东征”的教令，要基督徒去中东为宗教信仰流血。宗教战争是持久的，基督徒与穆斯林几乎是见面就打，像萨拉丁与狮心王理查那样不打不相识、最终签个和约互相谅解，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传奇事件。再往前追溯，你会发现，古典时代的和平更加稀少。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份和约，是公元前1283年，赫梯国王哈吐什尔三世与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达成的——这份和约因为被刻在银版上，又被称作“银板和约”。当时的人们舍得用贵金属充当和约的载体，足见和平是一件多么稀罕的事情。2是的，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战争才是底色，而和平反而是一种“新发明”，是文明史上越推越广、越用越常见的新理念。如果有一个外星人在观测地球，他的观察报告一定是这样写的：在最近三千年中，人类突然发明了和平这种理念，逐渐停下了他们之前那无休无止的互相争斗。那么，逼迫人类这样做的动力，又是什么呢？像维京海盗或者原始游牧民族那样见到陌生人就抢一把再说的生存方式，难道不更好吗？“We

没别的可写了，给你推荐一本推理小说吧。各位好，前天的稿子没了，没的有点莫名其妙，但没了就没了吧，习惯了。可如果把没了稿子作为一种红线的话，我发现最近确实没什么可写的了，最热的伊朗战争不可写，最近又有两位伊朗高官被点了名，我看以色列公布的信息，拉里贾尼居然是被德黑兰市民举报给他们才殒命的……这个死法真有点意思，可惜我写不了了。那位自杀女生的事情也没法写，因为前天的稿子没了么。所以就今天写点啥呢？真的被逼得有点走投无路了。那就写一本描写走投无路之人的小说吧——《金色梦乡》。我和这小说的结缘，还挺有意思的。去年有段时间，我旅居海外，举目无亲、遇到各种困难之际，有位在另一国的读者朋友专程前来看我，租车带我游览一番之后，临走还送我了这本书。我还挺吃惊的，因为那书挺厚挺沉的，而我日语还可以，本来能买读原版，不必朋友辛苦来送。但读过这本著作之后，我理解朋友向给我的鼓励，并感动于他的这份苦心与好意。日本作家伊坂幸太郎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青柳雅春是一个在仙台送快递的普通快递小哥。两年前因为救了一位女明星而短暂成为名人，之后回归平凡生活。一天，日本首相在仙台游行中被一架遥控飞机炸弹暗杀。警方迅速锁定青柳为嫌犯：监控显示一个酷似他的人购买了同款遥控飞机；他的指纹出现在凶器上；他曾在案发现场附近出现；他有被证实近期遭遇职场霸凌和诬陷，被认为有反社会动机。承受不白之冤的青柳意识到自己被栽赃，开始逃亡。警方通过媒体将他塑造为冷血杀手，全国通缉。逃亡途中，他得到前女友樋口晴子、大学好友森田、曾被他送过快递的连环杀人犯切男，以及一群烟花工人的帮助。他们帮助他的理由各不相同，但都源于过去与他建立的某种联系。最终，在警方包围中，朋友们用一场烟花表演制造混乱，青柳成功逃脱。多年后，整容并改名换姓的青柳还活着。案件仍未被侦破，真凶仍在逍遥法外，幕后黑手也没有被抓到，真相远远没有大白，但他还活着。我这样简述，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故事特别平淡，甚至是一篇不合格的推理小说——因为推理小说最吸引人的钩子，本来就应该是结尾的那个“真相大白”，整部《金色梦乡》给人营造的气氛本来也是如此——主人公被一个庞大的公权力幕后黑手所逼迫，并被追杀，种种看似不可能的冤枉都在他身上发生。读者的情绪在这个过程中好像一根被压扁的弹簧，一直等待着真相大白，主人公平凡昭雪、幕后黑手被揪出的那个大结局。然而，《金色梦乡》居然没给这样一个推理小说该给的标准结局，居然！这确实是你花时间读完这一整本小说之后特别抓狂，想给作者寄刀片的一个安排。可是如果你放下这个第一反应，掩卷深思，会发现作者的这个安排，却又是巧妙的——对于过于熟悉推理小说设计的人们来首，没有出人意料的大反转，才是最大的反转。而且这个“大反转”在巧妙之余，又透着残酷，真实的残酷，可残酷之余又透着温暖，人性的温暖。这么一个主人公平白被冤枉，遭遇整个世界误解和追杀的故事，为什么会起名叫做《金色梦乡》呢？那是因为整本小说里，虽然幕后黑手接着公权力将主人公泼污、抹黑到极点，但他依然有一批能够信赖他的朋友、亲人，靠着他们的信赖与帮助，靠着他们为了他对社会普遍规训的不服从。青柳逃过了重重追杀，活了下来。所以小说最终说：在荒谬的世界里，活下去就是最大的反抗。“在荒谬的世界里，活下去，就是最大的反抗。”——这其实是加缪的名言。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当中说，世界本来是荒谬的，因为它并不向人类提供任何意义，人活在这个世上，总想要寻找意义、寻找秩序、寻找公平，可是这些都是世界从未许诺，人活着本来就没有意义，文明社会的所谓秩序，本来也是世界性荒蛮的一个孤岛，至于人所常有的公平幻想则更是可笑——很多时候，很多无妄之灾，就是会平白无故的降临到你的头上，未必像《金色梦乡》中的青柳一样惨，被强大的公权力所冤枉和追杀，逃到天涯海角也不得安宁。突然罹患疾病、或者飞来横祸，亦或者被人泼脏水、丢了工作，或者公众号被删稿、炸号，总都是难免碰上的事情。所以人觉得世界是荒谬的，为什么居然不给我公平？而世界看人则是幼稚的——我从未许诺过，你居然想要公平？于是加缪说，人与世界是割裂的。人问：为什么受苦？为什么努力？为什么活着？为什么不公？世界不回答。这就是荒谬——你想要答案，世界就是不给你。人生注定像希腊神话中的那个西西弗斯，在接受神罚后不断地重复无意义的劳动。但加缪却又说：我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为什么幸福？因为他在推石头的时候，清醒地知道这件事是没有意义，但他仍然选择去推。这个“清醒地选择”，就是他的自由，他对这个荒谬世界的反抗。让我们回到《金色梦乡》这本书本身吧。我觉得，这本小说好就好在，它对加缪过于哲学化、抽象化的思考，进行了一个很具体的比喻。在小说里，加缪所说的“世界的荒谬性”被具象化为了公权力对个体的泼污与逼迫，而把人的反抗与意义，折算成了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信任与温情。作者伊坂幸太郎似乎是一个对日本政府意见特别大的人，这个你看小说同名改编电影是看不到的，必须去读原版小说才能明白，伊坂幸太郎只要逮着机会，就会批判两句日本政府PUA民众的各种政策，比如税率啦，日美安保协议啊，养老金制度啊，西式政党政治的暗箱操作与腐败啊……等等等等，讽刺之辛辣，让人惊讶这本书居然能就这么出版出来。但小说给于读者最大的警告，却是在现代社会里，当那种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强大权力一旦针对个体时那种泰山压顶。小说开头，主人公在电车里被污蔑为痴汉（也是幕后黑手做的局）的情节，其实就是这样一种隐喻。因为现代社会，本质上，每个人都是依附于社会给你的某个身份，以及依附于这个身份赋予你的与他人之间的“弱关系”来生存的。好比我自己，作为一个公众号写作者，这个身份和这个账号，让大多数读者看得到我的文章，我也靠这个身份来生活。但一旦这个身份被剥夺了，就好像主人公在电车里被污蔑为痴汉，或者被警方通缉为刺杀首相的嫌犯。人就顿时没有立足之地了，因为权力对你身份的否定，同时意味着大多数陌生人与你之间“弱关系”的取消、乃至反转。你在现代社会这个处处需要与陌生人协作才能得存的世界里将寸步难行。而这种隐患，却并非离我们那么遥远，互联网的一次网暴，或者特殊年代的一顶帽子，你会发现整个世界真的就在你眼前崩塌。这就是现代社会赋予每个人的隐形焦虑——害怕丧失自身的身份（行头），和随之而来的所有“弱关系”的集体倒戈。出自影片《霸王别姬》那怎样对抗这种恐惧呢？或者说，当你已经深陷“弱关系”断绝的泥潭时，你该如何自救呢？作者说，依赖人与人之间更真实的“强关系”。书里反复出现过一句话：“人最强大的武器，是习惯和信赖。”主人公曾经在大学里和朋友们一起吃快餐、聊天的习惯，让他在逃亡中能认出那些“只有我们知道”的暗号。他对人的信赖，让他一次次在绝望时遇到愿意帮他的人——前女友、学弟、前同事、素不相识的青年、甚至一个连环杀人犯。这些人对他的信任与善意的接力，让他逼迫中一次又一次侥幸得脱，就像在小说的最高潮，当警方包围青柳时，他的朋友们在远处放起了烟花。巨大的烟花一个又一个在空中绽放，恰似朋友们给他的一个又一个信任与善意，这些信任与善意的接力，给青柳创造了逃生的通路。而且这些信任与善意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他们并不依附于社会给你的那个身份而存在，它们不会因为这个身份的受损、否定和取消就对你反戈一击。它们存在在那里，因为你和这些人曾经建立的“强关系”，他们知道你在那个身份之下，是一个怎样真实、而鲜活的人。你绝对不会做出幕后黑手泼污你的那种事情。信赖与习惯，这恰是保守主义的真谛，我们用以反抗激进与强力。小说中有一个特别让人泪目的情节——逃亡路上，青柳的前女友晴子冒着风险帮他。分别时，她塞了一张纸条给他。纸条上只写了三个字：“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是凶手，我知道他们说你的那个样子，我知道再多的恶意、再大的逼迫，也不会摧垮你，你会活下去，活下去，就是对这个荒谬世界最大的反抗。我知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与之同怀。”百年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鲁迅先生，写过这样的句子。你不觉得奇怪么？鲁迅当然大大的有名，他的读者、追捧者众多。但鲁迅却说，真正的知己，有一个就够了。而且越是弱关系众多的人，越需要知己这种强关系的支撑。为什么呢？因为读者、追捧者，这种弱关系，是依附于你的身份标签存在的。一旦你的标签被掠夺，他们也随之散去，甚至倒戈。但知己不然，他们知道你，信赖你，即便你与世界为敌，他们也会对你说一句，“我知道”。这才是强关系。就说我自己吧，写号几年，尤其是去年还消失了一年，我其实越发觉得，我的读者是分两类的。一类是读者与作者的弱关系——我的文章写的合他们的意，让他们开心，他们才看我的文，我其实挺无所谓他们的来去的，还经常主动拉黑，因为我们就是纯工作的关系。另一类才是知己的强关系，他们信赖我这个人，无论观点是否相同，都愿意理解我，体谅我，支持我，这才是我真正的朋友。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不得不凭着弱关系谋生（于我没有足够体量的粉丝，接不到广告，也如您，不上班就没有工资），却要靠着强关系活着——当你遭遇逼迫，身份崩解和被取消时，所有弱关系都会离你而去，甚至背刺你。请一定不要在意，这些人不值得。只要依然有愿意为你写一句“我知道”的人，他们就是你的“金色梦乡”，你能在他们的善意与理解中安适。也是这份善意与理解，给了你活下去的意义。小说的结尾，主人公最终也没有洗清冤屈，他要承担庞大系统乃至整个世界给他的荒谬与恶意。但他却在那些与他构建强关系的朋友的信任与庇护下，构建了自己的“金色梦乡”，让这荒谬与恶意无法伤害他。他活下去了，而活下去，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反抗。我们生活中其实也是如此，那些无妄之灾、那些不白之冤，那些飞来横祸、那些消失的文字，那些苦心经营的毁于一旦——这些都像那个追杀青柳的系统。你赢不了它，但你可以像青柳一样，靠那些微小的事物活下去。靠理解我的人那句“我知道”，靠“强关系”读者的每一条善意的留言与赞赏，靠我那位朋友送我的那本小说，靠我这双还能写字的手。也许你会问，小西，你稿子前天写了，经常昨天就没了，而且没任何理由，你今天为什么还要写。我也只能给你三个字：我知道。我知道有人在等，我知道有人会懂。所以我知道，今天，无论我写什么都可以。“人类有多不成熟、这个世界有多艰辛，不用说也知道。如果读者读了《金色梦乡》会感到‘虽然艰难，但明天也要努力啊’，我就满足了。”——伊坂幸太郎这也是我最想对你说的话，如果本文能给你一点活下去、努力下去的动力，我就满足了。全文完本文5000字，感谢读完，久违的写了一篇书评，而且还是推理小说的书评，愿您喜欢。更多文章，关注我的知识星球：为文不易，喜欢请关注、转发、赞赏，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创作的不竭动力。

也许这个世界很悲苦，但你仍应乐观的活着。因为那是一种责任。各位好，昨天写了《连死都不怕的她，为什么会害怕活着》，结尾的回答不够圆满，指出了当代年轻人面临的危机所在，呼唤选择的勇气，没有给很多面临同样心灵困境朋友以解答——这个“选择的勇气”应当从何而来。所以我坚决顶发一篇旧文，讲我最喜欢的当代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前两天哈贝马斯去世了，我看很多讲哲学、知识的公众号都在点蜡烛纪念他，但我在《虽然我不喜欢他的很多观点，但我悼念这位“公知捍卫者”》也说了，我虽然对哈贝马斯表达悼念，但我并不是特别服膺哈贝马斯的许多学说，他的很多问题的出发点——比如社会结构的转型造成的传统公共舆论场的消失进而造成公共知识分子的危机——这个思考的出发点本身是对的，但他的解决思路，我觉得沦入了战后西方左派的窠臼之中。相比之下，同样是德国哲学家，我更怀念卡尔·波普尔，作为同样经历过二战的德国哲学家，当时的哈贝马斯在二战战壕里待过差点沦为炮灰，年长的卡尔·波普尔则润去了英国，思考写作，他最终捧出的那本《开放世界及其敌人》，你看过之后会感觉到，他为德国经历的那场苦难，提供了真正的价值，在这个价值面前，德国误入的歧途、和世界在法西斯主义面前付出的代价，终于有了一点对价，这个对价就是对“开放世界”的珍视和对其敌人的警惕，如果我们能把这份经验永远铭记，我们就对得起那曾经的困难。只可惜，卡尔·波普尔的如此伟大的著述，即便在战后的英国艰难出版（哈耶克还帮了忙），却依然在第一时间预冷，搞得客居他乡的他一度生活都难以为继。原因是多方面，一则是卡尔·波普尔的德式哲学思考本来就曲高和寡，愿意沉下心来听懂的人不多，浅薄是这个世界大多数。第二，越是浅薄的人，反而越容易被各种极端主义的狂潮所煽动，并在这种狂潮中伪装深刻。二战后的英国，尤其是牛津、剑桥等顶尖高校里，即二战前推崇纳粹的思潮之后，又一度兴起了向苏联学习的左派狂热，卡尔·波普尔“警惕开放世界的敌人”的警告在当时是极为不吃香的。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他归因的正确——纳粹德国最致命的问题，其实不是它的种族主义主张，而是集权、领袖崇拜和文化封闭，这些要素，苏联是也同时具备的。所以就想我这篇文章所说的，卡尔·波普尔在英国的后半生，虽然命是保住了，比他当年若选择留在德国等死强，但也真难说有多么欢快——依然是曲高和寡，（除了哈耶克）不被大多数人、尤其是左派化的学术精英所理解。他眼见着人们在历史发生后迅速的陷入相似的乌托邦狂热里，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卡尔波普尔，其实在人类愚蠢的逆流中，航行了一辈子。但是这篇文章，我不是悲叹波普尔一生的曲高和寡的，而是想用卡尔·波普尔的这句名言自我激励，并温暖您——抗不下去的时候，请一定想一想，乐观是一种道德责任。——————————————我很喜欢卡尔·波普尔的一句话：乐观是一种道德责任。波普尔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哲学家，他最著名的三本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科学发现的逻辑》，我大学时都曾反复拜读过，并深以为然。实际上，如果你是我的老读者，会发现我在很多文章中所使用的理论，无外乎也就是这三本书中写的东西。我觉得波普尔和哈耶克是离我们这个时代最近的、已经被证明为睿智、且说话通俗易懂的思想者。但波普尔的人生其实是非常艰辛的，他的生平总让我想起另一位我特别喜欢的文学家——茨威格。两个人出生在19世纪末“维多利亚盛世”中的维也纳，他们的成长经历就是眼见着欧洲从高速发展、一步步遁入停滞，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因为内卷而彼此仇恨，然后战争爆发，理性的人怎么呼喊也终归无效，最终不得不选择逃离。茨威格跑去了南美，而波普尔则润去了英国。但有所不同的是，在这共同历经的衰败与打击之中，较为年长的茨威格的心态是越来越“绷不住”的，从写《人类群星闪耀时》，到《昨日的世界》，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茨威格的心绪有一个下滑的曲线，最后在1942年，看不到一点希望的茨威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昨日的世界他已经看够了，以后的世界他懒得看了，就这样吧。而这些事情，波普尔都经历过，他甚至更惨——因为他是犹太人，希特勒上台并吞并奥地利后被重点关照的对象。这种困境甚至在波普尔逃到英国之后也没有缓解。1945年，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终于完稿，这本书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堪称现代反乌托邦的双璧。但在当时，这本书在英国居然是找不到出版商来发行的，剑桥大学出版社、朗曼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社都一口回绝了波普尔的申请，因为战后的英国左翼思想正在高峰时代，没有出版商敢于触公众情绪的霉头，将波普尔的这本反思之作付梓，最后还是哈耶克出面帮忙，该书才勉强出版了。所以波普尔的人生，本来是很可以悲观的。但与茨威格相反，你读波普尔的著作，会发现他的文字中一直有一种莫名的昂扬感——这个世界明明那么糟糕，波普尔身为哲学家所最反对、最厌恶的法西斯主义明明在横行无忌，身为犹太人的他的人生明明已经颠沛流离，可是他依然执着的去写作、去思考，坚信自己的论述一定是对的：他就是坚信历史决定论已经陷入了贫困，而开放世界将战胜它的敌人。我曾经一度很怀疑，波普尔的这种信心和昂扬，究竟是怎么来的，直到我听到了他的这句话：乐观是一种道德责任。是的，乐观是一种道德责任。道德这种东西有一种神奇的特点，那就是它的“自我实现”性，当越来越多的人将一件事认为是道德的时候，这件事即便本来并不成立，它也可以自我实现——比如道德认为杀人是一种罪行、必须接受惩罚，这个规则本来不是自然界存在的，丛林法则讲究弱肉强食，哪有什么罪不罪之分？但当它成为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道德观的时候，它就真的固化为了人类社会的一种内在属性。这就是道德的自我实现。而波普尔说，乐观是种道德责任，这就是说，乐观也是可以自我实现的。“这个世界会好吗？”回答其实取决于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都像茨威格一样，历尽辛苦，只是理智的认清了生活的无望与乏味，并决然的与它告别，那么这个世界可能真的就是无望的。但如果我们像波普尔那样，还能认识到“乐观是一种道德责任”，为了世界能好起来，我们必须乐观，那么这个世界，也许就还有希望。实际上，当我们回头去看波普尔的那些论述：决定论一定是不对的么？开放世界一定能战胜它的敌人么？我相信波普尔自己可能也拿不准，因为在他所生活那个世界的至暗时刻，有太多反例在反驳他的说法。但波普尔执着于相信，执着于乐观，执着于反思与批判。于是他的思想，就真的有了锋芒，劈开了现实的迷雾，将人类的未来照亮。今天的我们受益于波普尔的这份乐观，于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开放而非封闭、以自由而非被决定为美、为善、为主流的世界里。乐观是一种道德责任，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尤为如此。即便心中悲苦，我们依然需要乐观，坚强的写下去、活下去。因为语言与思想，有它的力量，它们将自我实现。莫名的想到了王小波先生写给李银河的那句情诗: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经历过那么多的王小波，我相信他也是一个看透了世界的人，他知道一切都在沉沦，但他选择了用他幽默的笔高扬起旗帜，向着永恒宣战。从他的文字里，你也能感到一种生机勃勃的乐观，你问这乐观究竟从而来，回答也许同样是：乐观是一种道德责任。无论风霜雨雪，你都要坚持。这份乐观，并非天真地等待美好从天而降，而是在承认世界的悲苦、理解人类的局限之后，依然选择站直了身子，用我们的思考、写作和行动，去为那个‘可能的开放世界’添一块砖。正如波普尔所示，真正的乐观，是在黑暗中依然坚信光的力量，并因此成为光本身，在各自的沉沦中，成为自己高扬着的军旗。所以我愿意如世人，高扬起我的乐观，愿意我的文字告诉我的读者，虽然众生皆苦，但请站直了，别趴下。这是我为什么很多文章写到最后，总喜欢安一个“光明的尾巴”的原因所在吧。很多朋友问我，小西，你这么写是不是为了求安全、为了过审、甚至为了粉饰太平？不是的，只是因为，乐观是一种道德责任。让我们尽这份责任，开心的活下去，并期待一切美好，都有最终实现的那一天。全文完本文3000字，感谢读完，很荣幸将我最喜欢的当代哲学家介绍给您，原因与我一样爱他。坚持为文不易，喜欢请三联，

她死于一种被规训。刚看了一则新闻，感觉挺痛心的，想写几个字。3月14日，湘雅医院一位女研究生在上完当天的夜班后跳江自杀了，临死前发了群聊微信，嘱托同事好好照顾病人，并幸福快乐的活着。目前该案还在具体调查当中，湖南卫健委已经组织了调查组，介入调查。我看了网上对此事的评论，有些人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美女研究生”上——网传的某些照片中姑娘确实人很漂亮（但我这里不想贴，因为我觉得这弥散了应该关注的焦点，也涉嫌消费死者），而且进入久负盛名的湘雅医院读研，足见她在学术上的精英程度。这让这个生命的消亡更让人扼腕。还有一些舆论把关注的焦点放到了她在遗书中所指责的她和导师之间的关系上，如果消息属实，问题确实是挺严重的。高校中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起源并借鉴与西方近代大学的研究生制度，而套制度又是中世纪盛期巴黎大学等神学院最早搞出来的，所以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很像当时骑士与其仆从（中世纪的骑士仆从往往就是见习骑士）之间，或者说上级领主与下级领主之间的那种状态。从那个时候开始，导师就垄断了学生课题选择、论文发表、学业进度、乃至最终要拿到文凭的整个过程，权力大的不得了。今天所有很多研究生称呼自己的导师为“我老板”，无独有偶，我看过一个材料，说直到20世纪初英国牛津大学圣三一学院的研究生管自己的导师依然叫“Master”(大师、主人）或“My

这位读者的迷思，问题出在哪里。这篇文章不是谈眼下的战事的，而是看到一位读者的留言，想由这个问题出发，谈一种非常有趣的思维误区——为什么我们如此在乎谁赢谁输。这位读者，大约是看了太多近期相关媒体的报道，因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死了，伊朗封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被卡住软肋了，林肯号航母据说又双叒叕丧失战斗能力，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回天乏术了，小哈梅内伊上台，伊朗政权又稳固了……的确，把简中互联网上这些消息都归里包堆汇总在一起，确实能给人一种美国已经输大发了的感觉。这种一眼假的旧图，居然也有人信……当然反过来讲，如果把那些相反的信息汇总在一起，你也可以得出一个与川普说的那样美国“已经赢了”的结论，这里为了不激怒许多喜欢伊朗的网友，就不总结了。就说三点，领导人、核设施、石油通道，与内塔尼亚胡被谣传被杀不同，哈梅内伊是真的死了，伊朗的核设施在去年的12日战争中就已经被炸了七七八八了，至于石油，美国自己其实不是一个贫油国家，油价上涨甚至持续几个月石油短缺，真正受不了的将是其他许多产业大国，以及伊朗这种产业高度单一化的国家。所以取不同的信息源和不同的角度，对于这场未结束的战争“谁输谁赢”，你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实际上，任何战争都是这样，比如二战进行到1945年时，虽然美国已经把燃烧弹丢到东京街上，搞李梅火攻了，瞎子都能看出来日本战败近在眼前。但日本军部还在天天“大本营发表”，搞日式赢学，天天教育快被烧成炭的国民们再勒紧裤腰带忍一忍，因为美国的航母今天又被击沉了多少艘（不少和如今林肯号一样，反复出现在被击沉名单上）：日本战前规划的本土决战，让美国承受不住战争成本知难而退的预期，已经近在眼前了。直到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在广岛和长崎“两开花”，才物理终结了有关二战究竟谁输谁赢的争论。但饶是如此，日本二战的投降诏书依然叫“终战诏书”——我也不说我输了，我就说不想跟你打了。二战后也依然有日本右翼宣称他们的二战后期的死硬到底是有价值的——人虽然死的多了那么一点点，但天皇制被保留下来了啊！输也没全输么。虽然我总觉得用多死几十万老百姓去换一个天皇在战后类似皮卡丘的吉祥物尊位（宪法里写明了，天皇是日本“国家统合的象征”）这个交换比实在是太蠢了一点点，但没办法，谁让极端主义的突出特点就是没人性呢。所以你看，“谁输谁赢”这个事情，看似好判断，但实则是这个世界上最争论不清的问题，理论上，一方只要嘴硬到底，能把己方人民的幸福乃至生命都当做被不惜的代价，那么它其实是可以一直宣布自己赢下去的。毋宁说，所有的战争，其实都不只是简单的输赢，而是一种平衡（和平）向另一个平衡（和平）的演化。战争的爆发，往往意味着旧有国际秩序或力量平衡的维系手段已经失效。当一个崛起的大国感到自身实力与获得的国际地位不符，或当一个衰落的霸权试图遏制挑战者时，和平的框架便难以容纳这种张力。正如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言：“使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由此在斯巴达引起的恐惧。”

为什么要纪念哈贝马斯早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当代最重要、也最著名的哲学家，德国人尤尔根·哈贝马斯去世了。我的第一反应，就像德国媒体报道这件事的评述一样：“一个时代结束了。”作为一个啃过不少哈贝马斯著作，并从他的思想中获得了不少启发的人，我觉得应该写一篇文章对这位老先生进行一下悼念。但我又不知道这篇文章应该从何写起，因为哈贝马斯的太多观念我其实并不赞同，哈贝马斯作为一个德国哲学家，承袭的是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思考路径，康德、黑格尔这一脉，但当你读书思考到一定程度，你就会渐渐理解，相比于英国哲学，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其实是一种有问题的哲学思路，它太过注重了理性的思辨，而忽视了现实对纯粹理性的纠偏，这种思辨容易滑向抽象的形而上学牢笼，脱离经验世界的复杂肌理。哈贝马斯不幸也落入了这个窠臼之中。所以他早年曾经迷恋于马克思，后来只是因为不赞成暴力革命理论才与之分道扬镳，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贯穿了哈贝马斯的人生始终。他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是我看过的最糟糕的哲学著作之一，它让我意识到哲学家在这个时代可能已经不太适合再去谈论这种问题——哈贝马斯但凡有十分之一个弗里德曼的经济学素养，都不至于把有些话说的那么绝对。另外哈贝马斯也极力反对所谓“文明冲突论”，晚年的他极力主张用欧洲的理性普世价值精神去融合异质文明，畅想欧洲可以搞出一个“欧洲版伊斯兰文化”，以便融合新移民。这套“有欧洲特色的伊斯兰文化”愿景忽悠了不少人，客观上对德国等国家敞开怀抱接受新移民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哈贝马斯但凡对历史有起码的尊重，都其实并不应该犯这个错误，伊斯兰世界与欧洲文明的接触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抗史，不是一个近代随着移民问题才出现的概念，而是至少延续了一千多年了，查理马特打普瓦提埃战役就开始了，这就是说，如果欧洲有能力将伊斯兰文明“欧洲化”，它早就这么干了。但事实证明，伊斯兰文明就像苹果操作系统一样，是一个高度拒绝被“篡改”或者其他文明“同化”的东西，欧洲对伊斯兰文明的同化畅想一直是失败的，毋宁说，欧洲自身的成功甚至是在对其的反抗中建立的（比如，没有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恐惧和反抗，就没有大航海时代），哈贝马斯用他自认为正确的纯粹理性推演去反对历史实践给出的结果，这个反驳是无力的。哈贝马斯认为欧洲后启蒙时代所确立的那一套普世价值系统不需要与其他文明系统“作战”，而是可以同化和融合它们，这貌似是“无争”，其实是一种更高程度的“理性的傲慢”，意思是我打都不需要和你打了，你应该直接“倒戈卸甲，以礼来降”才对。但其实后启蒙时代的欧洲文明没有高到那么超模的层级，它无法在放弃了自身的战斗精神之后依然能完成对其他异质文明的同化乃至起码的抵抗，哈贝马斯与欧洲所有左翼学者一样，名义上“无争”，实则陷入了一种更深度的自负——理性的自负当中。总而言之，哈贝马斯是德国古典主义理性哲学的复兴者，德国古典主义哲学过于重视理性推演而轻视实，哈贝马斯试图用“交往理性”去修补这一缺陷，但其理想言谈情境仍预设了高度同质化的主体与无强制的沟通前提，这在价值多元、权力弥散的当代社会愈发显得非常脆弱。他的批判始终悬于规范高地，却少有对现实制度如何渐进转化的扎实勘察。但我们为什么还是要纪念哈贝马斯呢？我想，无论如何，在哈贝马斯的诸多观点中，有一点至少是洞见深邃的，那就是哈贝马斯在成名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的那个“公共知识分子消失”担忧，哈贝马斯注意到了时间进入现代之后，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身份，不仅在某些国家，也在全世界发生着无可挽回的陨落。他论证说，公共知识世界范围的退潮原因在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公共领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地带，人们在此进行理性辩论形成公共舆论。而公共知识分子的是通过扮演公共舆论的领袖以发挥自己的作用的。但时间进入现代以后，这个原本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根基被动摇了，大众传媒不再仅指承载理性讨论、深度阅读义务的报纸，广播、电视、最终是互联网，彻底改变了“公共领域”的特性，尤其是互联网的碎片化表达，让传统且严肃的公共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立足之地，那些长篇大论，理性、深入讨论社会议题的知识分子，不仅要遭遇不喜欢他们的强力权力的围剿，更被大众所抛弃。新的交流方式造就了新的表达，碎片、激烈、情绪化的观点，成为舆论场的主角。这就会带来非常多严重的问题，因为，毕竟现代社会的诸多理念，本来是要由公共知识分子的思辨与启蒙来进行保鲜的。说的简单点，就是人们不再尊奉伍德罗·威尔逊、哈维尔那样的总统，公共舆论的舞台和其所附加的权力被一同让位给了特朗普这样的人，因为他的表达是碎片化和推特的，他的决策也像他的行文一样，缺乏连贯性。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哈贝马斯的洞见和预判是深刻而准确的，他意识到和分析清了公共舆论的编制、公共知识分子的陨落和它所带来的必然后果。而哈贝马斯为此提出的应对策略，是复兴启蒙主义的传统，反对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反对人试图用对待自然和工具的方式去控制社会和他人。在捍卫和改良公共舆论，维护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及意识到现代性终究是一场“尚未完成之工程”这一点上，我觉得，无论知识分子内部，左右之间存在多少分歧，我们应该彼此同路。哈贝马斯常被归类为左翼学者，但正如我们无法以单一光谱丈量整片星空，单纯的左右无法衡量思想，思想的尊严恰恰在于它既照亮道路，也不吝于暴露自身的暗角。基于这样认知，我缅怀和纪念哈贝马斯，感谢他在如斯的长夜中用他的书本曾给我的启蒙。这位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远去了，他所担忧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世界性陨落似乎又进了一步。对他最好的纪念，我想就是接过无分左右的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旗帜，将这个钟表再调慢一点，用以告慰哈老爷子。我纪念并致敬，这位“公共知识”的捍卫者。为文不易，喜欢请关注、赞赏、转发三连，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不竭动力。

当繁荣碰上了制度的天花板我曾在一篇唐朝坊市制度的旧文中提到，因为刻意压制市场，唐代长安城其实没有绝大多数作品中想象的那么繁华——哪怕是能做生意的东市、西市，想夜里摆个摊都要皇上恩旨才能“暂驰宵禁”，这个城市的市场力量能强大到哪里去呢？、所以很多吹盛唐的文学、历史作品一直不愿反思的是，唐代的长安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更多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是唐朝权力中心难以影响的边缘地带的胡人，发现一个偌大的东方帝国居然缺少足够的商业流动，而敏感的选择沿着丝绸之路东来，利用其外国人的身份去填补这个空隙。这就是为什么有唐一代，真正能把生意做大的商业巨头，都是“昭武九姓”这样的胡人的原因。换而言之，就像留学生宿舍都有空调不能说明当代中国大学生普遍生活水平普遍较高一样。唐代胡商存在感的过于强烈，我觉得不是这个王朝商业繁荣的证明——反倒更像是个讽刺。而商人在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是受抑制、受打压、受鄙视的。在唐代，你万一从了商，这辈子就被打入了另册，不能考科举做官入“正途”，哪怕子孙中有李白这样的逸才，能靠华美的诗文和散尽千金“干谒诸侯”，他也很难真正出头。从这个角度讲，甚至我们可以说，李白这辈子能有志难伸、写出那么多感叹“行路难”的诗文、诗人不幸国家幸，说到底最初动因就是因为唐王朝采取了一种打压、曲抑商人和商业的政策。所以盛唐的繁荣是对农业化的、中央集权式的，而不是商业化的、民间分散式的。它其实非常类似于我们说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强大——这个国家武力很强盛、中央对地方如臂使指、一算工农业总产值也不错，但商业被有意压制。这一点，你在读唐诗的时候也能隐约咂摸出味儿来，“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诗人赞颂了仓廪的丰实，国家的稳定，粮食的充足，但却没有谈商业有多繁荣。等到安史之乱一爆发，“天街踏尽公卿骨”时，损失也是“内库烧成锦绣灰”，在要不然就是《三吏》《三别》中基层农民田地荒芜、流离失所。今天很多讲盛唐的电影中乐于展现的长安商铺怎么遭了祸害，唐诗中是很少给镜头的——事实上，你仔细观察一下，盛唐诗人中肯把笔墨用在写长安商铺上的，恐怕也只有“商人之子”的李白，写的也仅仅是“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之类的。唐诗为我们塑造的群像中，有农民、有军士、有官员、有美人、有天子、甚至有侠客、有神仙，但唯独就是没有行商。像同时代古维京歌谣中唱诵的维京勇士云游四海、一边做生意同时兼抢劫的诗歌在咱这儿是没有。这不得不说是当时文化心态、政策导向和社会现实的三重环境使然。而如果你进一步观察一下支撑整个盛唐的两大柱石——均田制与府兵制，你会发现唐王朝这个帝国的整个构建思维，居然就是去商业化的。授田与府兵：大唐版计划经济先说均田制，均田制起源与北魏，为了解决土地兼并和土地荒芜的问题，孝文帝依照汉人李安世之议，颁布均田令，宣布从此之后田地由国家统管，国家定期进行人口统计，然后依照人口统计，给每个国民“授田”，成年男子授多少田、女子授多少田、儿童授多少田、奴婢授多少田、甚至耕牛授多少田，都是有细致规定的。而田地又细分为“露田”“倍田”“世田”等许多种类。每家每户每次怎么受田，是一个非常繁杂的计算，而这个计算高度依赖朝廷基层官员的行政指挥。所以，童年回忆《武林外传》里捕快燕小六那句著名拔刀之问：“家里几口人？人均几亩地？地里几头牛？说说说说说！”这个话至少放在隋唐是没问题的——朝廷必须知道这些，不然怎么给你授田啊。这个体系像什么？是不是特别像苏联后来搞的那种计划经济制度？——是的，“均田制”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农业时代的计划经济。政府试图通过对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统一管理、统一调配，最大限度的调用社会资源。于是理所当然的，土地买卖是被严厉禁止的，甚至田租、田税的缴纳，也主要不是通过货币的方式，而是类似“交公粮”，以粮食作为一般等价物完成交易。就是要在民间最大限度排除了商贸存在的空间，把发挥的空间让给行政指令。而这种均田制的一个必然延伸（或者说目的），也就是府兵制。府兵制，由朝廷设置军府，府中的士官从辖地挑选一部分百姓来，让他们平时耕种，战时召集到一起参战，获得的奖励则是“免其身租庸调”——原本官府授予你田地，你是要交租税、服徭役的，现在可以通过成为府兵免除了。朝廷就通过这种方式“白嫖”了，而不用发军饷，甚至作战用的马匹、武器也可以让府兵自备。这就是为什么隋唐前期，朝廷动辄可以依靠府兵制度拿出大量兵员作战的原因，典型比如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居然真真切切的拿出了上百万府兵参战，即便是“耗竭民力”，但别忘了，那是公元四世纪，把同时代所有其他文明的士兵凑在一块，估计都难凑够一百万人。可是隋炀帝居然能够做到说打就打，而且还打了三次。如此力量的使用者，只要不像隋炀帝那样心里没b数，打出“巨隋”、“巨唐”来，真的并不太难。你看，这就是“计划经济”的魅力。计划经济对于国家而言相当于一针兴奋剂，它可以通过最大限度的压缩市场、消减民间的自由流通，让中央政府调动惊人的资源和力量。而这种效用其实是不分时代的，工业时代的苏联曾经做到的事情，农业时代的隋唐其实同样做到过。如此算来，俄罗斯人反而应该算是拾了我们祖先的牙慧。但，任何兴奋剂都会有它的副作用，计划经济这种体系尤然。到了盛唐时代，这个副作用就开始发作了。首先是均田制的败坏，后世很多人一提到均田制败坏，就本能的说唐朝吏治的败坏和富户的土地兼并，潜台词是均田制本身是好的，都是腐败官员和地主老财们不顾国家大局，把这好经给念歪了。但你了解了均田制的本质后就会发现，这注定是一套在稳定发展的社会中难以被长期执行的制度，因为大唐那么大，每块土地的肥力、水热、耕作时长等等条件都是完全不同的，均田制可以不断细化对这些田地的区分，但只要社会还在承平，农业生产在发展，这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赛跑。管制的细化迟早是会被甩开的。真正能够合理调节农业生产这种发展变量的其实只有市场，可是均田制恰恰拒绝市场，拒绝土地私人买卖，甚至拒绝农业产出的自由流通。那么这个体系就必然遭遇落伍和解体。同样在发展中败落的，还有府兵制。府兵制的核心是朝廷以土地替代军费，隋以前长期的乱世使得天下人口大减，农业生产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这个时候朝廷用土地去赎买兵员，是划算的。承平日久，生产力开始恢复，土地的价值自然急剧提升，这个时候国家再选择用单位土地去换取兵员，其实就已经不划算了，远不如把土地产出的粮食换成钱，赎买一支能够长期征战的雇佣兵。而从府兵自身的角度讲，随着唐代仗越打越大，战线越推越远，敌人越来越难啃，他们的成本也在增加——以前应征从个军，仗打完了不耽误回家收粮食。现在不一样了，一次从军就要耗费数个月甚至经年的时间，别说田荒了，老婆没准都跟人跑了。你让这样的军队能保持战斗力高昂，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隋炀帝和唐太宗相继征高句丽而不得，败就败在这一点上——那旮旯实在山高水远、路难走。府兵们想着家里的田赶不回去种，自然归乡心切，不可为用。于是府兵制成为了一个朝廷和士兵都觉得亏本的买卖，它的崩溃解体、让位于募兵制，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必然。但一个致命的问题随之也就出现了——如前所述，隋唐的制度设计，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时代的计划经济，朝廷习惯于通过行政指令而不是资金去调动社会资源。现在府兵变募兵，朝廷一下子开了一大个财政口子，需要大量的资金去补这个窟窿，而仗有不能不大，“武皇开边意未已”么。那能怎么办呢？只能进行改革。而这个改革者，就是——李林甫。李林甫与杨国忠，盛唐叙事的背锅侠是的，李林甫，后世史观受欧阳修的《新唐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书的影响，觉得此人就是典型的奸相，口蜜腹剑、嫉贤妒能、残害忠良、姑息养奸等等等等……似乎唐玄宗就是晚年昏了头，才挑了这么个货替他打理国家，最后搞的天下糜烂，他一下台，安禄山那边就反了。可是我总觉得，这种脸谱化的解读，其实是传统史学的无能——宋代以后被强化的那种儒家史观排除了经济、政治、军事等一切分析方式，觉得这些玩意儿都不重要，而把一切王朝的兴衰都归咎于了“忠奸之辩”，觉得只要是“主明臣贤”“群正立朝”国家就一定能搞好。反之，国家搞不好，则一定是出了昏君、或者是奸臣。那“安史之乱”捅了这么大的篓子，昏君当然就是唐玄宗，他“前明后昏”，但皇上不能骂的太狠。得找个大奸臣来背锅，那奸臣在哪儿呢？就只能是李林甫、杨国忠这俩货了。但你抛开这些史书浓墨重彩细致描述的那些权术纷争，细看李林甫在任期间的财政政策，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没有那么不堪。作为操持国家转型，这个艰难局面的宰相，李林甫其实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事，他清理隐户、打击豪强荫蔽户口、尽可能的扩大唐王朝的税源，他改革租庸调制，鼓励以钱代役、以钱为税。这些都是唐王朝从府兵制向募兵制进行急转过程中必须搞的改革。甚至李林甫还主持修订了《唐六典》——后世史学家为了做实李林甫“奸臣”的名号，死活不承认这部唐朝乃至整个古代中国的第一部行政规范性法典是他修的，愣把这个功劳归功给了张九龄，说李林甫就是冒名顶替云云。其实你但凡动脑想想，都知道这不可能。其实，唐玄宗没有老糊涂，他看人一直是很准的，李林甫这人，至少在“搞钱”这一件事上，有着同时代其他官员无可比拟的超强能力。安史之乱爆发前的天宝中期的军事开支“大凡一千二百六十万贯”比唐玄宗刚继位时增长了整整六倍，李林甫居然还能撑着这个摊子不倒，换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这只怕都是一个国家理财的奇迹，主政者怕不是要拿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李林甫的财政改革，有那个“阿喀琉斯之踵”——盛世大唐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内部商业市场健全并高度繁荣、国家稍微进行一下改革就能财源滚滚来的商业社会。恰恰相反，它本质上是一个计划型社会。李林甫要搞钱、搞财税改革，用金融代替指令作为撬棍驱动国家，这个思路对。但计划经济是有惯性的，这事儿在苏联身上就教训深刻，在唐王朝那里其实也不遑多让。一个最典型的问题，就是当时的唐朝，甚至连用来“以钱代役、以钱为税”的那个“钱”都不统一。是的，中国古代以铜钱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体系，在西汉文景之治时曾一度运行较为良好，但汉武帝盐铁专卖、国家铸币等“大有为”政策一搞，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了东汉末年，以铜钱为基准的货币体系已经彻底失去了民间信用。曹操、刘备这帮军阀“直五百”这样的铁钱一乱发，老百姓就更不愿意用钱了。于是像粮食、绢帛这样民间可以控制质量的一般等价物，开始成为了商品流通的基础。而如前所述，隋唐的关陇贵族因为班底起自北朝，他们其实是凭着勇武征服天下的，均田制、府兵制这些制度，在推行农业时代计划经济的同时，并没有重建良好的市场秩序，甚至朝廷还在推行各种制度，有意曲抑和打压民间的商贸流动。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哪怕到了盛唐时代，至少在北方，民间通行的“一般等价物”，依然是丝绸、绢帛这些代用品。甚至朝廷给士兵发赏赐、进行政府采购，发的也是绢帛。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二战之后西德经济崩溃，民间曾流行过一段时间用香烟、手表作为一般等价物进行商品交换，但你能想象等到西德经济已经腾飞、成为西方经济三甲之后，民间交易的主要一般等价物依然是香烟、手表么？如果是这样，那西德政府的财政政策一定是空前失败的。而“盛世大唐”的货币体系，基本就给人了这么个感觉——这不出乱子才有鬼呢。“半尺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白居易的《卖炭翁》，写了唐代官民矛盾之不可调和，但你想过没有？在一个正常的经济体系下，这个矛盾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如果“黄衣使者白衫儿”采买那一车炭所用的一般等价物是高信用度的，卖炭翁应该乐得自己刚一进城就把这车炭卖出去了才对。这可是政府采购啊！你问问现在的商人，谁摊上这事儿不开心？可为什么，无论白居易还是读他诗的人，一看到“半尺红绡一丈绫”就默认了卖炭翁吃亏并心生怜悯呢？一句话，绢帛这种当时朝廷认可甚至使用的一般等价物，居然没有那么好的信用度！它的价格是不稳定的、它的交换是困难的。而唐朝廷又不得不使用这种落后、不靠谱的“货币”去撬动社会资源，于是整个王朝的市场混乱、怨气积累、乃至失序，就成为了必然。事实上，在李林甫推行了他不得不做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天宝年间的唐朝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市场混乱、通货膨胀现象。天宝末年一匹上等绢在长安能够卖到550钱，大约是开元初年的三倍。但绢的质量又是参差不齐的，经常是朝廷征收赋税时按最高的绢帛质量征收，发下去时却被中间官员以次充好，大量的“中间差”被唐朝的行政体系所自我消化，搞的民间怨气深重不说，也让整个财政体系，越来越变成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这种混乱，跟苏联后期突然放开市场，而市场因为长期被压抑、孱弱，继而引发价格混乱、失序，是有相当的相似之处的。只可惜李林甫并不懂什么“休克疗法”。而在他下台之后，接任他的是杨国忠，这人说来也是有点“奇才”，他居然想出了一个类似的法子——杨国忠这个人，说起来算是李林甫的卧龙凤雏，他也是一个后世为了让儒家“忠奸史观”完成自洽、被宋儒抹黑到极致的人，后人想起他，印象就是“杨玉环他哥”，靠裙带关系捞上宰相的。《新唐书》直接把他列入了《外戚列传》。但他其实只是宠妃杨玉环的远房亲戚，唐玄宗用他，主要还是看中了他确实有独到的理财思路。杨国忠的理财思路相比李林甫更为耿直——既然以绢帛、丝绸而基准的货币体系已经乱了。那发放高质量的铜钱、银铤，重建一个稳定的、有中央信用背书的货币体系不就行了吗？杨国忠的这个思路其实是对的，后来唐德宗时代杨炎的“两税法”改革，之所以流为千古定制，恐怕也是受了他的启发。但想要进行这样大的、休克式的财政改革、进行一般等价物的彻底置换，必须要先做到一点。那就是要把政府的财政开支首先降下来，尤其是那些已经在旧体系中自成气候的小集团必须先被打破、重组，这样改革才能进行。苏联末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之所以失败，其实就是败在这一点上——当时的苏联已经有太多“军工复合体”的小集团，他们的利益紧紧维系在旧体系上，不允许任何改动。而杨国忠遭遇的难题其实比戈尔巴乔夫还严重——他面对的“天宝十节度”，可都是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要重建中央货币信用体系，理顺财政和市场关系，相当于要对这些地方势力征收新的“铸币税”，你觉得节度使们能同意么？即便节度使们同意了，他们手下那些骄兵悍将会答应么？于是杨国忠不得不采用最“质朴”的方式——削藩，在唐玄宗面前“数言安禄山必反”。说实在的，安禄山如果不是被逼的万不得已了，他还真没必要造这个反，他独领三镇节度使已经吃不愁、喝不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还冒这个风险干嘛呢？只是唐王朝行到此处，所必须转的这个急弯，已经让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了。动人的钱袋子有时候比动人性命还要让人痛苦，因为前者将造成的困窘和死亡，是一个异常缓慢而折磨的过程。所以安禄山只能喊出“清君侧”的旗号，誓杀杨国忠以为自己的藩镇争取生存空间。其实不仅他这么喊，马嵬坡兵变的那帮士兵不也这么喊么？这说明当时的军阀对杨国忠试图上收“铸币税”等财权的尝试是非常不满的。而最后，这场“清君侧”不仅逼死了杨国忠，还连带着让杨贵妃也香消玉殒了。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印象，好像是昏君奸臣因为“汉皇重色思倾国”、所以才把“盛世大唐”给搞没了。王朝的死循环但看过此文，请你扪心自问，大唐的盛世难道真的杨玉环的美色，或唐玄宗的昏庸，或李林甫、杨国忠的奸邪，或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才折腾没的吗？不，唐代的盛极而崩，其实是一种“体系性崩溃”。支撑隋唐建立、统一、进而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的均田制、府兵制等等制度，是一种指令性、计划性，试图以朝廷的行政命令统管一切、而尽量消灭商业和市场这些“扰动项”的体系。毋宁说，这套体系设计的初衷，其实就是国家为了在南北朝的乱世中求存，为了让国家调动最大的力量进行战争。跟秦朝的“耕战制度”相仿佛，它是一种“贫穷但能打”的制度。这个体系可以在低生产力、低繁荣度之下最大限度的调动资源、击败对手、获得胜利。但一旦社会稳定、商业发展，该体系就会内生出自己的天敌——发展。王朝必须进行一次艰难的转型，才能继续维持这个摊子不散。可是唐王朝，或者说整个古代中华文明，因为制度、皇权等问题的限制，从来没有办法完成这次转型，于是它只能一次又一次撞上这个天花板、然后掉头向下，走入了衰败的下坡路。也正因如此，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不是因为朝廷没有产生雄主、忠臣试图恢复祖宗的伟业，而是发展的社会生产无法再让国家回到旧体系中去了，这个问题直到宋代也没有解决，于是更发达的商贸反而造成了一个空前虚弱的“弱宋”，直到蒙元以暴力进行“清零”，机制而起的明代得以重新建立了一套非常类似均田-府兵的统管体系，这个体系在经济恢复的明末再次遭遇崩溃，紧接着清朝再用另一种异曲同工的管控思路，创造了另一个“饥饿的盛世”。所以站在安史之乱的节点上去审视后世的中国历代王朝，你会发现我们的文明自此进入了一种鬼打墙——匮乏与饥饿不是盛世，文明需要发展、百姓需要富足才能缔造真正令人骄傲的黄金时代。可是皇权思维的体系下，政府缺乏依靠行政强力的之外的工具去维系、支持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于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成为了历代王朝不断重演的宿命。古代中国因之永远无法突破那个繁荣的天花板走向近代，而只能持久的在中世纪中不断轮回。安史之乱，是其中最宏大、最悲剧、被诗人咏叹嗟呀最多的一次，但却远非最后一次。且我们对它的误认实在太多，永远被安禄山、杨玉环、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名字所遮蔽。执着于“忠奸之辩”“华夷之辩”，却忽略了造成这个悲剧最为关键的那个成因——任何一种体系，其所能容纳的社会繁荣都是有上限的，而盛唐的那一次，只是又一次触碰到了古代中国皇权制度下那个过低的天花板。全文完先写到这儿吧，本文80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您的支持会决定本系列是否会有下篇。

记得，阿Q把自己的脏手摸到小尼姑头皮上那一年，未庄还没有堕落到流行“三通一达”这么脏的梗。“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阿Q只是略显“含蓄”的这样说。但以当时道德标准看，这确乎已经是明显的耍流氓了，不仅耍流氓、还是造黄谣、不仅造黄谣，还有辱佛门，可是未庄人的反应却甚是开心：“酒店里的人全都大笑了。阿Q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得意什么呢？得意他们卑微的、谁都可以踩一脚的生活里，终于有了一点亮色，居然也可以踩别人一脚，欺负一下小尼姑了。至于尼姑庵里是不是真有和尚在等她，谁管呢？反正小尼姑是未庄里食物链的最底层，底层到阿Q都能踩一脚的角色，这意味着她没有力量自己去报复这个谣言，也不会有人公道到去惩罚造这种真正谣言的人，大家都把满腔的举报热情，投入到纠察“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那里去了。好在，或者说不幸，当年的未庄还没有进入互联网时代，想来阿Q如果开个直播，靠着摸头皮，和言之凿凿说尼姑和和尚都有一腿的绝技，就冲酒店里看客们大笑的兴奋劲儿，赚几个甚至很多打赏，也不是不可能的。那样阿Q可就咸鱼翻身，真的优胜了，从干啥啥不行、谁都踩一脚的底层loser一跃而为人上人了。当然，在鲁迅笔下的《阿Q正传》里，阿Q在自己的视角里可不是loser，而是一个一直赢麻了、赢完了，从头到尾一路赢，一直赢到刑场上去的“赢学大师”。王胡或者小D走过来的时候，他觉得他们不敢打他，就算不幸真挨了一巴掌，他也会觉得为什么只是一巴掌，而不是被打死呢？那当然是因为他抵抗之英勇抵抗、义烈、把对方拖进了战争的泥潭，就算被人逼着说自己是虫豸了，也能再想一下“这年头，儿子打老子”，或曰“论自轻自贱，我是第一”，以自我安慰。但鲁迅写的其实很明白，在“赢学鼻祖”阿Q的一生中，真正算的上优胜的实绩，其实只有两件，第一次是造谣无力反抗的小尼姑是和尚的三通一达，利用未庄看客的窥阴癖，引得他们兴奋。第二次，则是他去了趟县城，虽然秉承古法，鲁迅为传主做了许多尊者讳，但其实我们能看的出来，阿Q在县城里混的其实是很失败的，大约是靠溜门撬锁偷东西才换了些散碎银子，以得自己的“中兴”。但等他回了未庄之后，众人之所以如此看得起他，最真实理由却又不是他比以前“阔了”，而是两件事，其一他是能“不忘本”，虽然去了趟城里，但却牢牢守住了未庄的自信与骄傲，你看他说：“他的回来，似乎也由于不满意城里人，这就在他们将长凳称为条凳，而且煎鱼用葱丝，加以最近观察所得的缺点，是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明明是在城里撬门溜锁，再不回来怕是要被抓住，却说的好像异常不满城里的文化氛围，觉得还是我未庄风景这边独好的爱庄家一样，阿Q用这一套“我能在城里混好，但我偏要回未庄”的姿态，一下子就把酒馆里的看客闲人们都镇住了，甚至，迷住了。你再看他口中的那些城里新鲜事——“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Q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他摇摇头，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司晨的脸上。这一节，听的人都凛然了。但阿Q又四面一看，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道：“嚓！”王胡惊得一跳，同时电光石火似的赶快缩了头，而听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了。你看，在这段叙述中，阿Q显然成了未庄茶馆里那群短袖汉们的焦点，唾沫飞到赵司晨的脸上、手看到王胡的后项窝，两人居然都没有抗议，进而如往常一样，揪起他来往墙上撞。为什么呢？因为阿Q讲的是一个惊悚恐怖的血腥故事，而且还是未庄人曾所仰望的城里人的惊悚恐怖故事。记得王小波说刽子手看人脖子上都会有一条线，也算“斩杀线”吧。’那么阿Q讲的也算一个“斩杀线”的故事，它能成功吸引了未庄的一众闲人，让他们听得如此入迷。这其实很耐人寻味。未庄茶馆里的那帮看客，其实都是一帮辛苦打杂才能勉强混个温饱的人，但他们为什么会对阿Q杀革命党的故事如此上心呢？或者，更推而广之，鲁迅笔下的看客们，为什么总把法场杀头当做人生的一大乐事，是触动他们麻木灵魂的唯一娱乐？看他人被斩杀，为什么会成为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我们或许可以套用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理论解释这种现象，温饱固然是人最基本的需求，但在温饱的需求之下，其实还有更底层的需求，那就是安全。一个勉强混个温饱，或者连温饱也混不上的人，他如果想要建立自信、想要确立自己活的比他人好的心理安慰，就要找一个连活都活不下去的人来作比较，如果这个人刚好是以前他们潜意识里觉得高高在上的城里人，甚至是个（清末身为精英阶层的）革命党，那这个安慰剂作用就大大的起效了。所以越是未庄的看客们，越喜欢看人被斩杀，哪怕这个斩杀是号称在城里“中兴”了的阿Q虚构的也无所谓。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说来很悲哀，在鲁迅另一篇小说《药》里，志士夏瑜的一腔热血确实是可以医治底层老栓、小栓们的良药。只不过这药的药理并不是夏瑜所期望的那般唤醒民众，而是老栓们会想——你看见了吧？城里有钱人又怎样，留过洋又如何，不老老实实当顺民，一刀咔嚓了，还不如咱活的好呢!这样一想，本来辛劳到不那么容易忍受的生活也就可以忍受了，是所谓"药"。所以对于一个陷入阿Q的赢学和比烂逻辑的人来说，这个世上其实没有什么他真的吃不了的苦，也没有什么忍受不了的不公与欺压，只要永远有资质比他更好，却最终下场比他还惨的人，他的心灵就可以平衡，是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个“下”，是社会需要为这种人提供的唯一必需品。由此我们也就可以解答，文前提出的那个问题——阿Q把他的脏手摸到小尼姑头皮上，形容猥琐的说“和尚在等你”，行为是耍流氓，言语是造黄谣，但为什么未庄的人们见了都不阻止，反而“九分得意”的笑呢？他们到底笑什么？答案其实是同样的，因为越卑微的生活，就越需要更底层的人来鄙视与欺压。通过阿Q的故事，未庄人想象城里人，动辄要被拉到法场斩杀，这只是一种虚幻的迷梦，虚幻到他们自己潜意识里也未必当得了真。但是眼见着阿Q下场去摸尼姑的头皮，对她搞荡妇羞辱，这行为却是能让他们眼见为实的。他们活着的乐趣，就在于对这种更底层人的欺压与嘲笑里。是所谓“比下有余”。鲁迅在另一篇名为《灯下漫笔》的文章里说的特别深刻：“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现代社会的基石是自由与平等，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一个人奴役人、人洗脑人的等级社会，也并非是让人活不下去的，在很多时候，它能提供给许多人比现代社会更优质的爽感。甚至还多于自由平等的社会，就像鲁迅说的，但凡是个男人，谁心里还不偶尔泛起那种恶念，希望有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完全听令于自己呢？人当然不想被欺压，但人未必抵得住欺压其他他人、或者彰显自己高人一等的诱惑，你看现如今，很多成功人士走遍了世界，却经常会觉得海外不如国内待着习惯，因为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是昂贵的、员工是很难被要求九九六的，有些服务是你给多少钱他们也不做的。再比如中东有些国家,比如阿富汗，妇女本来已经摘下头巾、走进了学校，人民自己选择的塔利班，却依然要她们重新把头巾带上，从去学校里走出去，因为说来可悲，在阿富汗山区那一个又一个“未庄”里，没有穿罩袍、活的宛如牲口的女性可以欺压，很多男人就是觉得自己活的毫无乐趣。平等、自由社会能给他们的发展机遇，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无法立刻享受到，等级社会授权他们欺压更底层的乐趣，却顷刻之间就被剥夺了，这道选择题，落给未开化文明的绝大多数人，大多数人就是会选择回到等级社会里去。“如果不这样做（拐卖），村子就会灭亡”，某贾姓知名作家，曾在谈起他家乡的拐卖妇女陋习时这样说，此话引发了公愤，但你不得不承认这位作家诚实的说出了那种普遍的想法——受尽欺压的人比欺压者更迷恋欺压的体系，宛如被拐卖来生娃的婆婆在给自己儿子找媳妇时更坚定的支持“搞一个来”一样——因为我已经被他人欺压了，你若剥夺我欺压他人的权利，这岂不是不公平？所以当阿Q摸小尼姑的时候，未庄酒馆里那群看客当然要笑，因为在欺压社会里，欺压他人就是权益，宛如在自由平等社会中自由平等是权益一样。看着阿Q代表自己欺负无力反抗的小尼姑，这是他们的权益伸张时刻，他们凭什么不笑呢？由此我们也能破那个闷儿，阿Q过去在茶馆里吹牛，说自己“姓赵”，立刻就被赵老太爷叫去赏了两巴掌——你怎么会姓赵？你也配姓赵？足见赵老太爷在未庄多么神通广大，耳目众多。但这次阿Q造了小尼姑黄谣，赵老太爷却没给他巴掌，为什么呢？除了懒得管之外，恐怕赵老太爷也知道，这帮闲汉，需要这么一个发泄口去达成心理的配平。正因如此，未庄才有一个尼姑庵吧。赵司晨可以打王胡，王胡可以打小D，小D可以打阿Q，阿Q可以欺负小尼姑、取悦所有人，小尼姑无人可欺，却也能想想生即苦、四大皆空、寂静涅槃之类的，美其名曰佛系。未庄这套体系，或曰文化，其实是非常自洽、而且稳定的。只要不出太多“不安分”的人，没人有太多不满——亦或者，出了以没关系,“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Q兴奋的说，“好看好看！”某篇文章里，我引用过胡适先生的话：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看它怎么对待自己的女性和孩子。好多人来抬杠，骂我男女权，说“你自己先娶上媳妇再说吧”。我说这很好理解——如果一个社会里积攒了太多靠欺辱小尼姑体现人生价值的阿Q和把围观此为人生乐趣的看客，你觉得这种社会的文化生态是什么呢？结尾再说一件想想很讽刺的事情，我为写这篇文章，又去读了一遍阿Q正传，结果惊奇的发现，鲁迅在问前就已经写明了，他觉得（更可能希望）《阿Q正传》这篇传记是“速朽”的。明知一种人，一种现象，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八成会“不朽”却祈愿它能“速朽”，这是先生的可爱之处吧。可若一篇小说，若作者都希望它“速朽”了，却终于走向了“不朽”，成为了一种人性的永久素描，岂不又让人哑然失笑，泪下潸然？！全文完本文4000字，说好了最近不再写时事，恢复久违的文学评论，愿您喜欢，为文不易，喜欢请关注、转发、赞赏，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不竭动力。

上篇文章说了，最近重在归隐，发个我自己很喜欢的旧文吧，愿给大家启发。生命相争最致命武器，从不是尖牙与利爪，而是环境。各位好，之前的几篇文章中，我们曾从历史、宗教、哲学、情感角度解读了《沙丘》，今天终于要讲到我觉得这部小说最有意思、最精华的那一部分——那就是它所涉及的生态学。是的，《沙丘》这部小说虽然初看起来非常像“软科幻”太空歌剧，但真正奠定它在科幻史上的不朽名著地位的，在于它其实是一部相当硬核的硬科幻小说。而《沙丘》之“硬”，就硬在它的生态学构思。作者弗兰克·赫伯特最初是在研究美国俄勒冈沙漠时最初萌发写这部小说的想法的，他把自己研究沙漠生态的心得全部化用在了这部小说里，并在扉页里写下了“谨以此书献给生态学”的句子。若是纯路人或者书读的不细，你是否觉得懵逼？“献给生态学”？没看出来啊？整本书不就是个几大家族打来打去的太空版权力的游戏么？并非如此，弗兰克·赫伯特在本书中所表达的生态学观点堪称神预言。听我慢慢道来。1在《沙丘》原著小说中，有一个关键配角，是列特·凯恩斯博士，新上映的电影基于眼下西方某种龟毛的“政治正确”，把他黑人化、女性化了，也边缘化了。其实在原著小说中，这人的出场堪称草蛇灰线、伏延千里。在厄崔迪、哈克南等几个家族打得跟热窑一样的时候，列特·凯恩斯却一直潜下心来搞他的研究——他想知道沙丘星球厄拉科斯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这似乎是个蠢问题——因为小说中的其他人都觉得，沙丘星球本来就如此啊，是一片缺水的干旱沙漠，所以才演化出沙虫这样的奇葩生物。但列特·凯恩斯博士越研究越觉得这不对：厄拉科斯如果本来就如此干旱、条件如此恶劣，那它就不应该诞生生命，有氧气，更不可能产生沙虫和香料这些东西。而小说特意写到，厄拉科斯星上其实布满了大量的盐矿床，这是典型的海洋干涸后的标志。大量的证据表明，厄拉科斯星本来是有水的，甚至本来是一个水资源异常充沛的水之星球。可是这些水，都到哪儿去了呢？在小说的中后部，列特·凯恩斯终于隐隐约约的猜到了答案，他告诉主角：“现象往往会蒙蔽我们，使我们忽略极其简单的事实。而这个事实是：我们正在跟造就这一切的东西打交道，也就是在户外正生存着的那些植物和动物。”是的，列特·凯恩斯指的就是沙虫。小说的最惊人真相是：不是沙丘厄拉科斯造就了沙虫这种独特的生物，而是沙虫这种奇特的生物，把厄拉科斯星改造成了人类所见的这个样子。原来，厄拉科斯星的真相是这样的：亿万年以前，这里本来是一个水资源非常充沛的星球，可是有一天，沙虫作为一种“外星入侵物种”来到了这里（具体怎么来的未知，也许是原住民口中的造物主（外星人）有意移植过来的）。这些外星生物的生命分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在孵化后，它首先会成长为幼体的“沙鳟”，沙鳟是亲水的，它通过游动滤食微生物获得营养长大，同时，在长大的过程中，能够利用体内的储水细胞吸收大量的水份，然后将自己身体代谢的废物与水混合，在体内发酵后产生一种叫做“早期香料”的物质，这种物质经由消化系统被排出体外，不过通常都在极深的沙层之下。“早期香料”在地底积聚到一定数量后，由于其挥发的气体无处排逸，压力会造成一次大规模的喷发，被称为“香料爆炸”。这种爆炸会将地底的大量“早期香料”带到地面上，它们经过阳光的炙烤和风干，最终形成“香料”。就这样，沙鳟不断地吸收水分、滤食微生物，排出早期香料。在这个过程中消耗掉大量的水，让其所生存的环境逐渐干涸，成为沙漠。等到气候干涸到一定程度，其他生命都因缺水而基本消失后。沙鳟进入它生命中的第二步——一部分沙鳟会变态发育为沙虫，这些沙虫将改变习性，从亲水变为疏水，甚至只要碰到水就会痛苦的死去。这些沙虫转而在沙中滤食微生物，并继续长大，成长到相当程度之后，它们才会死亡。在死亡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把生前细胞所吸收的水还给自然界，但是从沙虫体内流出的这些“生命之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沙虫之血）对普通生物是有剧毒的。小说中的贝尼·盖塞利特姐妹会甚至用这种毒水来训练她们的成员，只有喝下这种毒剂却依然存活的姐妹会成员才有资格成为圣母，而喝下生命之水却依然活着的男人，则是预言中的救世主——所以在电影《沙丘2》中保罗的母亲杰西卡才在喝下“生命之水”后一跃而成了圣母。而只有两类生物可以在“生命之水”中正常存活——沙虫所滤食的微生物，以及沙虫的幼体沙鳟。2好的，现在请你回顾一下沙虫的这一生，问自己一个问题：这种幻想中的生物，用它这一辈子，究竟干了一件什么事？准确的回答是：沙虫用它这一生，打造了一个其他生物都无法“准入”、只有自己和自己的食物才能存在的生态环境。沙虫的幼体沙鳟吸收水，把其他生命甚至大部分同类都渴死，换得成年沙虫可以肆意横行的干旱环境，而成年沙虫死后又释放生命之水，只让自己的后代和自己的食物可以在其中生存。在这个过程的循环往复中，沙虫得以淘汰掉了那些和它同生态位的竞争者。在把星球变成沙丘的过程中，也在残酷的自然演化中得胜。所以我看有朋友留言调侃，说看完《沙丘2》觉得沙虫真苦逼，天天被沙民们骑来骑去，还领不到工钱。错，其实就像弗雷曼人精准描述的，沙虫才是真正的沙海之主——是这种生物造就了这个星球的一切。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一个《沙丘》中看似很不“硬科幻”的设计——沙虫这种看起来这么“弱鸡”的生物，为什么能够制霸厄拉科斯星？你别看电影里的沙虫虽然体型巨大，张牙舞爪，但从生物学的角度讲，这种生物其实进化的很不成功：它既没有尖牙、也没有利爪，没有脊椎动物用以咬碎猎物的下颌，甚至连大型生物在生存竞争中几乎必备的器官——眼睛都没有，或者退化掉了。体型巨大是沙虫唯一的生存优势，可是生物巨大化这一点的先决条件，首先是你必须成为优势物种啊！那么，这样一种生物，究竟是怎样在厄拉科斯星上击败其他物种，成为优势物种，还把自己长得如此巨大的呢？回答就是，沙虫虽然没有尖牙、利爪、下颌、眼睛这些现实自然界中大型生命几乎必备的生存利器，却有一种更大的生存利器，它能改造环境，制造干旱。形成一个其他生物都挤不进去的“生态闭环”。沙虫通过把其他竞争者在干旱中渴死，让自己在干旱中独存。这就是沙虫的生存策略，而这种生存策略，在小说虚构的厄拉科斯星获得了令人恐怖的成功——它改变了整个星球。最恐怖的生物没有尖牙利爪，它只是制造环境，用以杀灭对手。“海干了，鱼儿就要向水洼聚集，水洼也将要干涸，所有的鱼终将消失。把海弄干的鱼却不在这里，他们弄干了海，然后在海干之前上了岸，从一片黑暗森林奔向另一片黑暗森林。”若干年后，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在他的小说《三体》中描述他幻想的宇宙黑暗森林法则下的降维打击时，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不太确定大刘写这一段时是否想到了《沙丘》。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刘在《三体》中那个“生命通过改变环境来杀灭竞争者”的思路与《沙丘》是如出一辙的。只不过大刘所设想的生命通过改造环境互相残杀的舞台变得更加宏大——已经不再是一颗星球了，而是整个宇宙。3弗兰克·赫伯特这个点子的伟大，在于它并非是一个只在科幻小说中才存在的点子。在《沙丘》成书的很久之后，人们才突然发现，原来《沙丘》所讲的这个生态故事，在地球上其实也发生过无数遍了——我们的地球，其实就是一个现实版的“沙丘”。2007年美国天文学年会上，微生物学家谢尔·达萨玛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地球演化假说——“紫色地球假说”。紫色地球假说的提出，最初是为了回答长久困扰生物学界的两大根本难题——第一，地球为什么是绿色的？或者说植物为什么要使用叶绿素来进行光合作用？研究表明，其实在太阳所发射的光谱当中，我们眼睛所定义的绿光本来是能量最充沛的一种电磁波，换而言之，它是阳光中不可多得的“优质能量”。可是植物所选择的叶绿素却偏偏反射了这种波长的光线，两种叶绿素反而选择用紫光和红光去完成光合作用。这就像你进了一家自主烤肉店，却说我不吃烤肉、只挑一些素菜一样别扭。而地球的诡异之处在于，这家太阳提供能量的“自住烤肉店”里，主要食客（优势物种）居然全是这么“别扭”的家伙。是生物不容易合成用绿光来光合作用的物质么？非也。比如厌氧的古菌所使用的视黄醛，就是一种能够高效吸收绿光来产能的物质。所以古菌是一种真正“去烤肉店吃烤肉”的生物。理论上讲，地球充斥着古菌这类用视黄醛来光合作用的生物，呈现出紫色，那才是正常的。而说到古菌的厌氧特性，这又是生物学上的一个未解之谜——为什么，地球上会充斥氧气，大部分生物都用氧气来完成代谢呢？须知，氧气其实是一种非常活泼气体，氧化作用可以损伤细胞，让其加速衰老、甚至死亡。而氧气在远古地球上是不存在的，它是植物通过亿万斯的光合作用产生的。那么远古植物为什么要排出这种“有毒气体”去毒害自己所生存的环境呢？把这两个疑问连在一起，再结合一些分子生物学和考古证据，达萨玛最终提出了“紫色地球假说”，并获得了学界的认同。原来，地球上其实也存在着一个彻底改造环境的“沙虫”，这个“沙虫”就是最古老的植物——蓝藻。达萨玛猜测，在生命起源之初的远古地球上，真的遍布着利用视黄醛高效更高效进行光合作用，并且将氧气视为剧毒物质的古菌。它们利用视黄醛的类光合作用不断生成有机物，不断扩张，形成厚厚的菌毯，最终遍布整个海洋、河床、滩涂，将地球染成一颗紫色星球。这个地球的“紫色王朝”整整持续了9亿年（35~24亿年前），也就是说比之后的整个显生宙还要长，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外星观察者，他会认为这颗没有氧气的紫星就是地球的常态。可是演化之手，最终让那个“破局者”出现了。这就是蓝藻（蓝细菌），他们因为竞争不过古菌，无法从最充沛的绿色光线里分到一杯羹，所以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吸收古菌“吃剩下”的红光和紫光，在古菌的菌毯下苟延残喘。但在这种苟延残喘中，有一些蓝藻却在偶然的突变意外进化出了一种“大杀器”，它通过光合作用排出的废气氧气，杀死那些厌氧的古菌甚至自己的蓝藻同类，以扩张自己的生存空间，一开始大部分氧气源源不断与海洋中的铁进行反应，形成暗红色的铁锈沉积在海底，这就是25亿-23亿年前的“成铁纪”。而当所有的自由铁接近耗竭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残酷杀戮就开始了。厌氧的古菌和大部分蓝藻都被越来越多的氧气所毒杀，成批的死亡。最终只有那些能够氧气下生存，甚至在其中完成呼吸代谢的蓝藻存活了下来，成为了新世界的制霸物种。而因为它们通过叶绿素捡拾古菌残羹剩饭的习性，已经在基因的底层代码中被确定了下来，无法更改了。所以之后的地球生命的颜色意外成为了绿色、而氧气成为了呼吸的必需品——虽然这两点，在“紫色地球”结束前那漫长到近乎永恒的远古世界中，是匪夷所思、无法想象的。就像曾经的“水之星球”厄拉科斯无法想象自己变为沙丘一样。植物，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中的“沙虫”，就像沙虫把厄拉科斯星从汪洋一片改造的大漠漫天一样，植物制造了氧气、并把生命的颜色定义为了绿色——而它们改造环境的初衷，只是为了杀灭自己的竞争者。“现象往往会蒙蔽我们，使我们忽略极其简单的事实。而这个事实是：我们正在跟造就这一切的东西打交道，也就是在户外正生存着的那些植物和动物。”上世纪中叶写就的《沙丘》借列特·凯恩斯博士之口说的这段话，真的堪称神预言。我们的地球，居然真的是现实中的“沙丘”。这其中最恐怖的生物，会主动制造环境，用以杀灭对手。4原来，生命在残酷演化竞争中击败对手的大杀器，从不是眼睛、下颌、尖牙和利爪，而是环境。改变环境、降维打击，让其他的竞争者都活不下来，而自己却能在自己造就的环境中独存，这才是生命为了求存所能做的最狠的杀招。其实这种现象在今天的生态圈里也经常会发生。比如澳大利亚经常发生山火，除了气候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澳洲特产的桉树非常易燃。据统计，澳大利亚的森林有大约80%都是桉树。研究表明，桉树的枝叶中富含一种具有挥发性的芳香油，这也被称为桉树油，这种物质非常易燃，其燃点只有50摄氏度左右，并且其热值比我们常用的汽油还要高，曾经还有研究者试图利用桉树油来制造生物燃油。桉树的生长速度很快，在生长过程中，桉树的枯枝败叶会不断地在地面上累积，用不了多久，就会形成一层厚厚的易燃物，在澳大利亚炎热、干燥或者是多风的环境中，这些易燃物只需要一道闪电、一点火星、甚至只是烈日的炙烤，就可能会引发一场熊熊燃烧的大火。那么，本来就气候干燥的澳洲，为什么会进化出桉树这种“坑爹”的树种，动不动来一场无法遏制的山火呢？答案其实还是那个——它在通过操控环境完成物种竞争。想象一下，作为一种植物，桉树的“死敌”是很多的——不仅有动物会吃它，其他树木也会和它争抢阳光和雨露。那没有尖牙利齿的桉树，能怎么对付这些敌人呢？办法就是时不时的来一场山火，把自己和天敌们都一起烧焦。而在山火过后，桉树又可以凭借它生长极快的特点，趁着其他植物和植食性动物没缓过劲儿来之前，先完成一波大繁盛。等到其他对手跟上来了，它就再点一波山火，完成“清场”。所以，桉树其实也是个“沙虫”，它不断利用改变环境的“降维打击”，去杀戮对手，让自己独存。当然，这种生存策略，很不幸，人类最终也学会了——“这里埋葬着罗伯斯比尔，路过的人啊，请不要替我悲伤，如果我活着，你们谁都不可能活。”据说，这是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头子罗伯斯比尔的墓志铭。其实法国大革命和所有后世的类似风潮中都存在一个谜——像罗伯斯比尔这样的人，为什么鼓吹极端和不宽容？一定要借自由为名把法国杀的断头台林立、人头乱滚？他难道预见不到以革命的名义杀人杀多了，自己早晚也会上断头台么？回答可能还是那个——极端和不宽容的思想，其实也是一只“沙虫”，它可以通过改变环境，确保自己的独存。在一个宽容、中立的环境当中，极端和不极端、宽容和不宽容的思想都是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是当环境一旦也变得极端和不宽容，能够存在的就只剩下了极端和不宽容的声音。所以你会发现，就像沙虫要制造干旱、桉树要招引山火一样，那些极端的声音，在正常社会中争论不过他人的时候，他们最喜欢搞的就是“大召唤术”，通过呼唤把环境变得极端和不宽容，来杀灭自己的论敌，从而完成制霸。诚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持有极端理论的论者自身作为耗材也在不断被杀灭掉，之前鼓吹某种极端论的人会被“后起之秀”批判为还不够极端，从而身名俱裂，死在自己曾经动过的刀下。但问题在于，极端和不宽容作为一种“模因”（meme），是在这个过程中长存，并在不断繁衍壮大的。因为它的对手——宽容，已经在越发干涸的环境中消失了。最终，曾经一片汪洋的舆论场会像厄拉科斯星一样日渐干涸，成为一片沙丘，只有巨大而盲目的沙虫，可以在这漫漫黄沙中游荡。而即便它们衰亡了，其死后流出的毒血，却也只能滋养下一代沙鳟。这真是一种让人绝望的循环。相比他们，我宁可遇到那些自然界里“沙虫”。生命相争中最致命武器，从不是尖牙与利爪，而是环境。无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如此。最宏巨的“沙丘”不在小说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也许推开窗，你的目之所及，早已是一片现实中存在了亿万斯年、永劫无尽的“沙丘”。全文完花了7000字的篇幅，把《沙丘》最精华的部分——生态学给解读完了。写的很费心力，愿您能从这篇文章中有所得。《沙丘》系列解读我还想再写一篇，不过最近看的人确实太少了，动力有点不足，毕竟这种文章，写起来太累了……这篇过后看情况吧，如果反响好，我再续。长文不易，喜欢请三连，多谢，你的支持是我创作的动力。

各位好，昨天的稿子发出去不久就没了，有朋友私信给我要，我也没办法，手慢无吧。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个通告，虽然伊朗战争这事儿我写的还行，流量也相当不错，但近期我不会再写了，之前的多篇稿子我也在微信这边删掉，放在知识星球供核心读者私享。都是我的心血之作，每篇都写了数个小时，我这样也有些难过，但没办法，先生活。有些道理其实蛮简单的说多了也没用，懂得都懂，不懂的，就让他们不懂好了。今天的文章本来想仿照曹操，起名叫“自明本志令”，写写自己此刻的心境，不过想了想，还是起这个题目吧。因为涉及一些个人隐私，不想再给黑粉提供攻击我的口实，所以开个付费。就给核心读者看看吧。昨天稿子没了也有点伤心，大家若付费这篇，就当给我一点支持好了，多谢。

答网友问题：为什么极端宗教保守的霍梅尼，居然是“白左之都”巴黎一手捧出来的。2010年代，在美国的中东战略随着伊斯兰国的兴起而陷入低谷期的时候，著名埃及裔美国左翼学者夏迪·哈米德（Shadi

各位好，有些朋友在后台催我聊伊朗的事情，但今天我想休更一天，发个旧作，因为实在扛不住了。又开始头疼。写一篇综述一下各种新闻，喊两句口号的文章，也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那不是我应该出品的水准。但如果想写出独立的真知，又尽量少冒风险。不花上很大的精力怕是不能够的。而其实从今年一月开始，因为一些事情和人的骚扰，我经常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且睡眠的时间和质量都特别不固定。强撑着身体几乎每天都写稿，其实也是憋着一股劲儿，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摆脱无聊者和嫉妒者的污名化。为此，阳历和农历两个新年，我都这样咬着牙写下来了。昨天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佳节，给家里打了个视频，家人看我一副二战东线战场刚下来的样子，说累了就歇歇吧，人在外地，好好照顾自己。好吧，那就歇歇。今天跟大家告假一天，发个旧稿子。之后几天可能也会旧稿更多一些，我需要多休息，休息到紧张的精神状态有所缓解吧。当年走上独立知识分子的这条路的时候，我知道这条路确实很难走，但实话实说，我确实没想到这么难，这一路上，不仅仅有环境的限制，还有同行之间的嫉妒与倾轧。当然更有很多读者的不理解。说来惭愧，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适应它，甚至不能对其感到麻木。所以写作这件事对我的心伤是挺大的，午夜梦回，想起人性阴暗的那一面，我有时就怕的睡不着觉，也会去怀疑，那自己信仰的那些东西，又是否有坚持和追求的意义。还好我还有一批愿意懂我的读者，感谢大家的不离不弃

否则你会活的非常难受。各位好，今天是元宵节，难得休息一天，头条给了推广，此条和大家谈谈心。昨天《即便如此，伊朗的未来仍不乐观》一文发出去后，有读者给我发了这张伊朗悼念哈梅内伊的人群的照片。他说：小西，你说的对，伊朗怀念哈梅内伊的人还是挺多的。政权的基本盘看来还挺稳固。是这样的，哈梅内伊被美以的导弹送走后，大量海外伊朗人，和伊朗少数城市里胆子比较大的年轻人确实举行了庆祝活动，但也不能否认，伊朗官方公布的那些大规模悼念哈梅内伊的集会、反美反以的抗议是同样真实的。好多人可能不能理解，伊朗都民生凋敝成那个样子了，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真诚的悼念哈梅内伊?别的不说，伊朗货币里亚尔兑美元汇率已跌至1美元兑换约175万里亚尔的历史新低，这意味着在短短两个多月里，货币贬值幅度超过了30倍。这意味着家中有积蓄的中产在近两个月内又再次被洗劫、掏空了，此次战争爆发前，即便在首都德黑兰，伊朗已经出现了普通家庭别说肉类成为奢望，连鸡蛋都买不起的窘境，众还要面对每天长达6小时的停水和停电，当然，网也已经断了很久了。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可能确实没法想象，怎么还会有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此喜欢已逝的最高宗教领袖。但我想，除了强力的迫使之外，肯定有很多民众的悼念依然是真诚的。一部分原因，是我昨天文章分析的——伊朗目前整个国家经济体系，是一个围绕国家垄断的石油出口构建的分润体系，这个体系里，教士、革命卫队吃肉，国营企业的员工和公职人员喝汤，依附于这个体系生存的大量其他职业（如学校老师、公共项目的私人承包者）还能舔舔盘子，这些人加在一起，就是多少人依附于这个体系生存？哈梅内伊和伊斯兰共和国，在这些人眼里，的确就是“养”他们的衣食父母。万一伊朗真的变天了，特朗普那个美国又肯定不可能给他们发救济，你让他们怎么不感念这位已去世的宗教领袖呢？虽然吃的不好，但他们确实因他而有口饭吃。的确，经济崩溃，货币贬值、日子越过越难，生意没法做，有这些痛感的城市中产阶层不是没有，BBC报道过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德黑兰市民，十年前月收入可折合2000美元，在大学任职，如今辛勤工作（开网约车）的收入仅相当于100多美元

战，百姓苦。和，百姓苦。这篇稿子写于今天早上，文章敲完，信息更新说，战争已经开打了。空袭现在正在进行中，第一轮打击会持续四天。这篇稿子重在分析特朗普此次的战争目的，以及为什么美伊谈判必然破裂，不是伊朗不愿意认怂，而是其决策体系存在与日本当年面对美国相似的死节。另外，刚看到这个消息，觉得特朗普也算打明牌吧，虽然我对伊朗的未来并不乐观。话不多说，上正文吧——伊朗和美国要开打了吗？这两天，后台很多读者问这个问题，就先说结论吧——两国近期开战，大概率已经箭在弦上了。问题仅仅是，要打到什么程度。当地时间本周五（2月27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公告称，“出于安全风险考虑”，美国国务院已批准驻以使团非紧急人员及家属撤离。美驻以大使迈克·赫卡比敦促相关人员，如要离开以色列，“务必今天离开”。此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多国或是呼吁本国公民撤离、或是召回驻伊朗外交人员，大多数国际航空公司也已经宣布暂停相关航班。与此同时，美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基本部署到位了——这一轮消息的前提，是自今年年初伊朗爆发大规模抗议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在与伊朗政府进行谈判，但本周四在日内瓦举行的美伊第三轮核谈判无果而终，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几乎事实上拒绝了美方提出的不动武的所有条件。恼火的特朗普在周五直接发表声明，称对当前局势“并不满意”，但强调仍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被问及是否会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时，他表示“并不想这样做，但有时候不得不这么做”。以伊朗目前的军事实力而言，一旦开战，想要威胁美国本土当然是天方夜谭，但若舍尽全力，近在肘腋的以色列确实还可以威胁一下。且万一真的关乎政权的存亡，伊朗似有还无的核威慑力量难说会不会给以色列来那么一下子，所以虽然两国互动紧密，有巨大利益关系，但开战之前美国从以色列撤侨或部分撤侨，是美国政府必须要做的必选动作。以此观之周五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这个声明，可以视为开战的预告了。所以开战其实不是问题，问题是这场战争会打多大，是像美国发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那样的灭国级大战，还是如去年美以伊之间爆发的那场雷声大雨点小的“12日战争”？这是目前最大的悬念。首先单从军事力量对比而言，以今年年初美国成功“闪击”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为先例，美国如果想的话完全有能力颠覆伊朗目前的哈梅内伊现政权。无论是对哈梅内伊个人的“斩首行动”，还是在体系上彻底终结伊斯兰共和国，都不是没有可能的——前一种可能别说美国，以色列的摩萨德已经数次声称他们有能力这样做了。但美国隐而未发的真正原因，是其对在后哈梅内伊甚至后伊斯兰共和国时代的伊朗重建有效秩序缺乏信心——单就特朗普来说，他甚至不愿意多掏一个子，花在给伊朗“开门，送民主”上。这是接下来最大的问题，与悬念。伊朗不是阿富汗、甚至不是伊拉克，它是一个拥有9000万人口的中东大国，且在伊斯兰共和国长达四十多年的宗教、反美教育提纯下，伊朗巴列维王朝时代培养起来的亲西方中产阶层早已经被蒸馏掉了，不是逃亡就是被原地消灭。伊朗近些年来爆发的历次国内动乱，都是老百姓在经济崩溃下日子越来越过不下去时的被动呼喊，而不是伊朗政府所宣称的那样在主动呼唤西式民主。从日子越过越难，铤而走险敢于上街，到意识到想把日子过好，需要进行一系列制度性的改革，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这两种“觉醒”之间其实是存在着一条认知鸿沟的，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充分讨论形成的社会共识，大多数民众很难跨越这条鸿沟。而鸿沟的两端，两种不同革命最终会导向不同的结局。从伊朗近年来发生的历次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即便在抗议民众内部，代表农村的宗教保守派和集中于核心城市的少数自由派依然矛盾重重，一旦两者进行博弈，前者甚至是占据优势的，所以美国或以色列一旦采取行动，以武力推翻伊朗现政权，甚至哪怕只是刺杀其最高宗教领袖，“揭开盖子”之后伊朗这个高压锅将怎样沸腾，这个后果依然是不容乐观的。有可能像其邻国伊拉克那样成功完成现代化转型，但更有可能如同另一个邻国阿富汗那样不久之后重新归回极端宗教保守主义。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既定政策是坚定地进行战略收缩，不能长期将力量深陷于任何一个中东国家。花费巨额的成本帮其重建未必有效，而且一旦在西半球、远东甚至欧洲等对美国更有战略价值的方向上“有事”，美国将脱身乏术。所以哪怕是在今年年初，伊朗在发生大规模动荡，似乎摇摇欲坠的当口，美国依然选择了与伊朗谈判，而不是直接动武。特朗普的对伊政策就是试图趁伊朗内部局势动荡提高要价，尽可能的从伊手中榨取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资源。所以综合会谈的多方信息，美国提出的条件应该是这样：第一，伊朗放弃拥核，交出武器级核设施，实行战略上的自我阉割。第二，伊朗外交政策上改弦易辙，疏远俄罗斯等传统盟友，在未来的国际博弈中保持中立。第三，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美国给出的价码则是放松管制，让伊朗现政权度过经济和财政危机，能够存续下去。这个价码可谓是充斥了特朗普的实用主义外交心态，完全置伊朗国内反对者利益乃至生命于不顾。对伊朗政权本身却是非常优厚的。但谈判最终还是破裂了，且目前看来没有妥协的可能性。为什么会这样呢？问题的关键，倒不是伊朗“不肯认怂”——其实从去年“12日战争”之后，悬殊的军力差已经让伊朗越来越趋向于对美妥协了。问题的关键在于伊朗目前的决策机制存在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朗现政权的外交结构，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日本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最高决策者（天皇和最高宗教领袖），直接统领军队，并宣称为其国家利益负总责。而受其监管的文官政府虽然名义上掌握外交权和社会治理权，却是一个只负责拉车、担责任，却在重大问题上说话不算的摆设。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他们与美国这种国家的外交谈判磋商，是在文官政府这个层面进行的，但一旦形势危急，美国要求文官政府在其国家的重大方针上进行让步（外交中立，放弃拥核或退出大陆），这些决策实际上是文官政府无权做，也不敢做出的。因为这些权力属于最高决策者，后者更统领了军队，文官政府即便在协议上签字，军队不执行，也是白搭。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虽然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此人其实是伊朗改革派）自第三轮和谈开始后，一再在公开场合释放对美温和信号。但伊朗外交团队在日内瓦的谈判桌上表现的却是“寸土不让”的。为什么佩泽希齐扬说了白说呢？因为他说了不算。因为美国要求的放弃核武器，外交中立，和对以色列的安全保证，这三件事都关乎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执政合法性根基，必须最高宗教领袖说了才算。但作为一个以反美、反以为存在合法性的国家，哈梅内伊一旦松口做出这些承诺。伊朗国内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又都会产生一个疑问——那我们要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干什么？原本的巴列维王朝搞经济岂不是搞得更好。所以，四舍五入，美国的谈判价码基本上是在要求伊朗现政权在自己死刑判决书上签字。而第一，谈判的文官政府无权签这个字，第二，最高宗教领袖不会签这个字，甚至也没有那届文官政府敢将这样的提案报送给他。这个局面确实就跟日美在二战前的华盛顿谈判非常相似了，当时美国提出的条件也是要日本断盟、撤军、并对美国盟友（中、英、法、荷等）做出安全承诺。而日本文官政府在明知开战打不赢的同时依然眼看着谈判走向破裂——因为当时的日本本质上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它的文官政府所获得的谈判授权，是不足的。所以打其实是必然的，区别之处在于此刻的美国与二战后的美国，乃至本世纪初的美国都不一样，它已经没有实力、更没有兴趣在战败国花钱和精力复刻一个自身制度的复制品。更不会有一个麦克阿瑟像战后驾临日本一样前往伊朗，教伊朗人怎么重新开始——特朗普甚至对迎回小巴列维王子，让他在伊朗搞议会实验都兴趣缺缺。说的简单点，就是美国现在“管杀不管埋”。所以美国这次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恐怕依然是一次“管杀不管埋”的“聊示薄惩”，它的目的在于打疼伊朗，让导弹代替照会穿过谈判桌，让哈梅内伊看到日内瓦的谈判团队不敢呈报给他的威胁信息，迫使后者做出新的重大让步。但这次打击有没有可能一个“不小心”力度过大了，或者伊朗身子骨就是太虚，真的造成了伊朗政权翻覆呢？也不是不存在这种可能性。近些年来，随着美国的诉求越发触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可退让的“核心利益”，这种“不小心”的风险在逐次剧增，最终很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必然。但我们同样要看到，伊朗目前的政权，它作为制度体系其实是存在相当的自稳性的。远比许多人想象的要皮实。伊朗有非常丰富的石油资源，只要它的石油还能再国际市场上换得真金白银，政府就有钱供养伊斯兰革命卫队等武装力量，保证他们在重大动荡事件中不因为不满而变节，除非外部力量花费金山银海进行武装侵入（如小布什政府花重金收买伊拉克共和国卫队一样），伊朗就变不了天。对于一个普通国家来说，伊朗目前这种政教合一、最高宗教领袖说了算的体系，必然造成经济效率的极端低下，而效率低下则会导致财税体系的崩溃，进而引发军队的不满。但如前所述，因为伊朗的石油资源过于丰富了，从革命卫队上一波的表现看，这个完美锲入分润系统的关键武装力量迄今为止依然是饱足的。只要美国这次开战打击力度未达到一定程度，逼着革命卫队军官在“要钱”和“要命”之间做出选择，伊朗出现翻覆的概率仍是极低的。你看到了吧，石油这种资源，确实是祝福，却也是诅咒。它锁住了伊朗通向其他未来的可能性。当然我们也要说，特朗普政府在此轮对伊谈判中表现出的外交实用主义也是令人吃惊的——特朗普完全就是打明牌：伊朗老百姓怎样我不管，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满足了美国的利益，我就放你一马。应该说，美国自二战前那次完全抛弃中国利益的美日华盛顿谈判以来，很久没有以如此厚颜无耻、“贴地飞行”的实用主义口气与他国进行博弈了。这标志着这个国家已经彻底放弃了理想主义的旗帜，回归彻底的现实主义外交。当然，这种转变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选择，美国在二战尤其是冷战之后更加风行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确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太多可见的实利，美国的精英阶层目前认为这一系列外交是一个向全球“耗能”而非为自己“输能”的，大量美国人感觉自己当了冤大头，不允许总统再这样做了。这导致了美国现实主义外交回归成为一种大势，特朗普只是加速拥抱了它而已。所以综合判断，即将爆发的美伊战争，大约仍是一场“在皮不在骨”的外科手术式打击，主要目的是特朗普与哈梅内伊的导弹直聊，以打促其让步。伊朗经此一战后，大概率在外交上更加趋于中立。有极小部分的可能，伊朗会因为不可预测因素（比如哈梅内伊效法小阿萨德突然出走）进入“叙利亚模式”，也即旧时代已经结束，但因社会因为缺乏外部输能，缺乏迅速统合和重建的有效力量。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伊朗老百姓会迎来一个更加混乱、看不到希望的时代。如果伊朗政权倒台，伊朗人民真的能如特朗普所说，有把握自己命运的机会么？其实不仅是伊朗，全球都面临类似的情况。有人总结刚刚结束的2026达沃斯论坛，说这个会就告诉了大家一件事——旧世界已经解体，但新世界却还未到来。我们正处在乱纪元的门槛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已经无力且放弃了在全球推广它的价值观，却更加执着于赚取自身的利益。这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丛林时代正在全球面前横亘……自求多福吧。今夜我们都是伊朗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人的拯救，终究还是要靠自己，而不能希求外力——在这年头尤其如此。但我还是想用我最喜欢的伊朗诗人鲁米的话，送给伊朗人民和所有读者：“当长夜降临，不要为黑暗哭泣，你要做灯，做火，做蜡烛，你不要只在黑暗里等待。”天助自助者，祝伊朗人和所有向往自由幸福的人们，平安、好运、有勇气。全文完本文5000字，感谢读完，为文着实不易，喜欢请关注、赞赏、转发，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不竭动力。

聊聊我读到的俄罗斯文学史上最后的一首诗。义人跟随上帝的天使指引之处透过黑色的山脉闪耀，壮丽堂皇明亮。但恐惧撕扯着他妻子的心窝。它让她偏离低声说，“再看看！还有时间看一眼塔楼，索多玛的红色大厅，你在院子里唱歌的老地方--挥别你那些若隐若现的现在空空的窗户，你在那里熟知你和你丈夫爱的拥抱，新生命充满了房间--”她看了。这一眼比痛苦更苦。它闭上她的眼睛。她什么都看不见了。她闪闪发光的盐。她的脚移动徒然，最后深深地扎根她为之死的地方。现在谁为她流泪？谁在乎像那样的某个人的命运，一位只是悲哀的妻子？但我自己的心会记得。我可能携着回望的那个人的分量，虽然，它以她的生命为代价。——《罗得之妻》安娜·阿赫玛托娃黄昏的时候，我读着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这首诗，她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天才女诗人。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是个非常特别的时期，它就像我眼前的这个黄昏一样，无限美好，只是很快就结束了，接下来的则是沉沉的黑夜，这个诞生过普希金、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民族，文学的活力与生机在苏联时代被一场又一场批判运动所彻底掐灭了。安娜·阿赫玛托娃，这位俄罗斯的李清照，就是这场窒息的见证者。1889年她出生在敖德萨，父亲祖上是乌克兰哥萨克贵族，母亲是俄罗斯贵族，（所以说安娜是俄罗斯女诗人其实不那么准确，严格说，她应该是乌俄混血），安娜年轻的时候就展现了惊人的文学才华，年仅23岁的时候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震惊了整个俄罗斯诗坛。但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了，大量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选择了远走海外避险，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当时形势的风云诡谲，就连高尔基也选择在1921年远走德国和意大利“疗养”，斯大林后来是花了重金和极为优厚的待遇才把这位“海燕”重新又迎回了苏联，罗曼罗兰在《访苏日记》当中说他所看到的高尔基，仿佛生活在一个宫殿里，又十几名被强行称为“服务员”的仆人伺候着，生活的宛如一个帝王。但这些安娜都没有资格享受，她的父母分属乌克兰贵族和俄罗斯贵族的双重贵族身份，本就让她成为了优先被打击的对象，安娜发表的诗歌又张扬着自由的气息与灵性。所以她第一批被苏联认定为“在意识形态上既缺乏思想性又具有很大危害性的”的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就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那么安娜为什么不出走呢？如同高尔基一样远走柏林、索伦托去避祸？因为安娜这个时候结了婚，她的丈夫古米廖夫也是白银时代的一位著名诗人，但同时又是沙皇俄国的一位军官，十月革命后古米廖夫在第一时间就失去了人身自由。1917年时，两人虽然因为感情问题已经离婚，但获知前夫入狱的安娜随即对他展开了营救。后来安娜在与友人的聊天时曾说，那种情况下一走了之，对她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哪怕是1918年1月，俄罗斯立宪会议被强行解散，精明的高尔基都愤而写下《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对未来表达担忧与恐惧，大批俄罗斯知识分子开始远走海外之后，安娜生活的全部重心，依然放在了申告乃至哀求，求当局释放她的丈夫之上。此段时间的安娜的诗歌，已经不复白银时代的自由张扬，而是充满了对未来“小确幸”生活的希望，哪怕是一点点破灭的希望。但是到了1921年，古米廖夫最终还是以“反革命阴谋罪”被处决，安娜之前生活的希望破灭了，但她又再次把希望寄托在了自己与丈夫的独生子列夫·古米廖夫身上，后者在这位颇具才华的母亲的培养下，成为了日后颇具名气的欧亚史学家。但安娜为儿子能够在那种环境下平安长大，所付出的代价确实巨大的，她余生中漫长的工作，不再是发表作品、诗歌，而是按时去作家协会点卯，参加批判自己作品和思想的研讨会，并在会上做各种各样自我批评的深刻检讨。到了20世纪30年代，此时安娜已经被禁止发表作品十多年了，公众甚至许多作家自己都忘了安娜当年发表过什么样的文章和诗歌，又有什么样的隐喻。可是批判仍然在继续。而且此时，她为之献身的家庭又有了新的痛苦——苏联的大清洗运动来了，小列夫·古米廖夫因为拒绝承认自己的父亲有所谓“历史问题”，两次被克格勃抓捕入狱，后一次是1938年，他直接被发配去了“古拉格群岛”进行劳改。再后来卫国战争爆发，古米廖夫又以惩戒营的身份加入了红军，以惊人的侥幸活到了战争结束，参加了1945年的柏林战役。但是，1949年他又因言论再次被捕，并被判处10年监禁。也就是说，安娜的这个儿子，一生中最黄金的二十年青春时光，基本上都是在劳改营和战场上度过的。而安娜·阿赫玛托娃则每天坐在家里，内心忐忑的等待着自己儿子以与他父亲相同的罪名被枪毙的消息。这是一场比正规审判更漫无止境的折磨，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死讯什么时候会到来。为了争取儿子被释放、哪怕至少不被枪毙，安娜·阿赫玛托娃不得不放下年轻时她高傲宛如密涅瓦女神一般的脾性，卫国战争期间，大肃反暂告一段落，她重新获得了发表文章的权利，安娜立刻写了一篇狂热吹捧伟大领袖斯大林的诗，说他是“苏联人民的统帅、全人类的救世主”，但是这种肉麻的吹捧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因为同时期这样笨拙的表忠心的人实在太多了，在用文字跪舔上，安娜并没有她在真正文学上那般卓尔不群。于是到了二战结束后，在儿子再次被捕入狱之前，安娜再度遭到严厉的批判，以日丹诺夫为首的苏联官员们对她进行了更严厉的批判，“是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内容空洞、缺乏思想性的典型代表。她的诗歌充满悲观情绪和颓废心理，表现出过时的沙龙诗歌的风格，不愿与本国人民步调一致，对我国的青年教育事业造成危害，绝不能为苏联文学界所容忍。”因为她的作品时而自由幽默、时而虔诚感人，日丹诺夫甚至创新性的批判她，说她“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安娜至此彻底终结了她的创作生涯，作协停发了她的工资，为了糊口，她只能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挣一点稿费。1953年斯大林去世，又过了几年她的儿子终于刑满释放，苏联这时的文化氛围在赫鲁晓夫的治下有所放松。但安娜再也没有发表过什么值得一提的文字，这个少年时代就以诗才轰动了整个俄罗斯文坛的女诗人，不知是才气彻底消退了，还是再也不敢写了。1966年，安娜因突发心肌梗死去世。直到1987年，苏联“解冻”文学时代，她的诗集《安魂曲》才得以再次发表。人们从这本迟来的遗作中，才读到了这篇《罗得之妻》的。这首诗将了这样一个圣经中的、在欧洲世界家喻户晓的故事——义人罗得得到了上帝的启示，罪恶的索多玛即将在天火下毁灭，罗得要带着一家老小赶紧离开，且离开的时候必须义无反顾，不要回头。但离去的路上，罗得的妻子回望了一眼，就这一眼，让她变成了盐柱，永远的留在了那里。过去的宗教作品中，人们总是以天罚、诫命去解读这个故事。安娜·阿赫玛托娃，是第一个站到了罗得之妻的角度，去解读这个故事的作者。罗得之妻为什么要回头？为什么大灾将至的必须逃脱之地有所留恋？因为那里曾是她的家，她从小生活、成长、留下无数回忆与眷恋的地方；她和她的的丈夫在那里相爱，她在那里诞下了自己的孩子，她与她的家庭，留下了无数的美好回忆。突然有一天，一个声音，哪怕是天启，告诉她，她必须离开那个地方，抛弃一切固有的存量，苦劳奔波、茫然无助的去踏上未知的前程……这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啊！这样的选择真的值得么？何况，哪怕真的有灾难，灾难真的会来的那么快，那么狠么？所以另一个声音会告诉，你就回头看一眼吧，哪怕就一眼，那里有你的安逸、你的生活、你的所爱……在安娜·阿赫玛托娃的笔下，罗得之妻不再是那样一个脸谱化的活该遭受天罚的角色，她变得鲜活了，毋宁说，她就是那样一群在故事里被上帝坚定了心神的义人当中，唯一最像我们普通人的角色。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普通人，的确就像罗得之妻一样，充满犹豫与各种眷恋的，对往日的生活，对充满回忆的故乡、故人，我们总是那样的忐忑，不停的回望。何况我们总在问自己，真的要那样决绝么？有几个人能行走的那样决绝，一步也不回头呢？可是，安娜·阿赫玛托娃用她自己一生的蹉跎与浪费告诉你，罗得之妻的故事，其实是真实的。在时代的大潮里，对于犹疑者，命运往往就是这么残酷——“我自己的心会记得。我可能携着回望的那个人的分量，虽然，它以她的生命为代价。”在这淡淡的语句里，凝满了女诗人一生多少的不甘、懊悔与惆怅。我在黄昏里读了这样一首诗，苦难造就诗人，俄罗斯这个民族充满了苦难，但幸运的拥有了一批可以记录这苦难的文学家，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被取消发表权，被骂做“荡妇加修女”的安娜·阿赫玛托娃，终于用这首诗记下了属于她一生的哀嚎与反思。这可能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后的一首真正的诗。有多少人的人生，与故事里的罗得之妻、现实中的安娜一样，他们的毁灭并不是因为猝然而至的灾难，而源自那一次满含着眷恋与不甘的回眸。这情有可原，因为离别的代价太高，可驻足，意味着失去所有。愿这诗与安娜那被浪费的一生的故事，能被记忆，并给后来者以警醒，与启示。本文4000字，感谢读完，为文不易，喜欢请关注、赞赏、转发，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不竭动力。

最可悲的驯化，不是失去了人性，而是兽性也一并失去了。各位好，昨天在星球上发了一篇聊贝加尔湖上七个死于事故的中国人的文章，有读者看过文章后给我私信，说小西，你这就有点过于圣母了，良言难劝该死鬼，他们愿意去玩，你就让他们去么，写这样一篇文章干嘛呢？别说大部分那种认知的人到不了你的付费墙里，看这篇文章，就算来了，他们还可能骂你、举报你，你这就属于给自己找事。我想了想，也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我的一个突出感受好像大家彼此不宽容的程度又加深了一点，过去，好歹我们不会因为春节去哪个地方玩争吵，可你看看今年，赴俄的、赴日的、赴美的，好像到哪个国家哪地方旅游也成了彼此意见的一个分水岭。我认识一个朋友前几天去某国旅游，跟我说：我都不敢发朋友圈了，因为不知道谁看了会对我有意见。大家都越来越小心了，也越来越彼此冷漠了，互相用防备和苛责的目光打量着彼此，并渐渐习惯了这成为一种常态。只是我觉得很有些看不惯，尤其是七个中国人在冰湖里死了，那些平素鼓吹赴俄旅游的号，当然都跟被掐死了一样没声。但持相反观点的人，若也只是说一句“他们的认知对得起他们的苦难”，啥话也不说，我总觉得这就太悲惨了。死去的人，他们是谁，有什么样的观念，认知是否配得上苦难，那是他们的事情。但目睹生命的消逝，我们作何反应，这是我们的自己的事情。人，总不可能冷漠的如同冰湖一样。人之为人，总应该有一点尊严，生命的消逝，应该换来一点反思与回响。这是我们非但对逝者，更对我们自己的生命，起码的尊重。所以，哪怕只是小范围让核心读者看看，我还是写了那几个字。“他死去的时候，世界得体的保持着沉默”，若干年前我看过一篇科幻小说，讲一个人在未来某个反乌托邦社会怎样从中产一步步失业滑落、最终在全社会的冷漠中默默地死去。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就如是写到。那篇小说看的我挺受触动的，一个人不应该死的如此默默无闻，一个生命的消逝应该得到它应有的回响。我本来是一个纯理科生，后来改学了文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惧怕于这种冷漠和麻木。我意识到，冷漠与麻木，就是对生命最大的不尊重。若干年后，我想起，鲁迅先生说他当年弃医从文，是因为看了某个日俄战争的纪录片，里面中国人被视作间谍被杀，围观的中国人也都是一片麻木的神色。我们高中读书的时候总拿这一段去做民族主义的解读，引申到“医治中国人的精神”那一项上去。但是多年后我回头想来，总觉得即便抛开民族主义不谈，鲁迅先生的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不该在自己同类的死去时，如此麻木而沉默。生命的消逝应该获得一点回响，这是对生命起码的尊重。所以，鲁迅决心“医治中国人的精神”我倒觉得未必是出于什么爱国主义，大约就是一个正常人，看不惯，决心说两句而已——只是至今整整一个世纪了，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这份奋起，他的那些写作，是否真的有价值。————这两天是俄乌战争的爆发四周年，全欧洲都在进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为乌克兰打气。昨天看到一个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他们已经收复了300多平方公里失地。并自信的宣布“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会不会输，而是我们要怎样赢。”昨天特朗普又跟泽连斯基挂了电话，要求他“在一个月内结束战争”，当然川总的这张大嘴，我们都熟悉了，他就是这么笨拙而又自以为是的试图子啊推动他的“大交易”。可是很显然，美国仍在持续施压乌克兰，要它对俄做出妥协，顶着如此重压依然坚持，我觉得小泽和乌克兰，确实挺不容易的。当然最让我感叹的，其实还是报道同步配的那些影响——在战事最激烈的红军村方向，很多聚居点被炸成了一片废墟，不再有人的痕迹，“万户萧疏鬼唱歌”，真的就是那样一片沉默的景象。我看着那些影像莫名的就想起了那些对于侵害、对于他人的死亡习惯于逆来顺受的人们，他们的沉默，一如这片被侵略军扫过的空无一人的村镇。当然乌克兰人并不属于此列，我想起另一段影像——当一名战死沙场的乌克兰士兵的遗体被运送回乡的时候，全村的男女老幼聚集在道路旁，当车子开过的时候他们单膝下跪，为那些战死沙场的士兵们致意。当你沉默麻木的时候，世界就以同样的沉默麻木对待你，正如当你奋起反抗，为逝者掬一把同情之泪的时候，你也就值得这个世界对你的生命有所回响。想起几年前，对于另一起最终“默默无闻”的公共事件，有位法学教授好像说过这样的话，她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也许不是失去人性，而是失去兽性，因为遭遇侵害的时候哀嚎、抵抗，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懂得逃跑，在同类被惨害、目睹生命的消逝时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是动物都会做的事情啊！”可是很多人类，被驯化之后，他们习得了动物都学不会的麻木与冷漠。于是，他们活的不像个人，甚至不像个畜生。好几年过去了，这话依然常在我心中轰鸣作响，有的时候，看到生命的消亡，明知道对方有他的认知和他的选择，却仍然忍不住写几个字，想说说理。甚至明知道有类似选择的人非但不会感激你、看懂你，反而会扑上来谩骂、撕咬。但我还是忍不住说，哪怕是在自己的私域里想把话讲明白，也无非是这样罢了。我觉得生命，应当有属于它的发声，它的反思，甚至哪怕是它临死前的哀嚎。这是对生命起码的尊重。我就是没办法忍受当生命消逝时“世界保持着得体的沉默”。昨天稿子没法公众号，连带着今天的状态也不太好，这篇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的随笔，本来就此就可以结束了。但文章的结尾，我还是转发一下我驻符拉迪沃斯托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海参崴）领事馆最近的一篇贴文：我觉得领馆的这个提醒是蛮及时、蛮重要、蛮为当地华人负责，值得点个赞——想在俄罗斯拿永驻的朋友，要做好上前线为俄作战的准备了。不做什么过多的分析和评价了，说多了，又有人找角度骂，就转发一下这个新闻事实吧。还是和去贝加尔湖玩一样，尊重你的选择，但你自己要想清楚。看见风险、躲避风险，并在同类逝去时起码替他发出一声悲鸣，这真的是一个生命仅凭“兽性”就能做的事情。而一个人，如果不仅被驯化的失去了人性，甚至麻木冷漠到连兽性也没了，他就真的禽兽不如了。这是我为什么还在坚持写字、总是忍不住说两句的原因，我不想“得体的沉默”，我总忍不住想证明一下，我还活着。全文完本文2500字，随笔一篇，愿您喜欢。为文不易，请三连加关注，多谢。

各位好，今天的正文《他们没把这些想清楚，就去了贝加尔湖》，聊了聊我对贝加尔湖上不幸遇难的七位同胞的一点思考。思虑再三之后，放到了知识星球上，供星友们专享。想看的朋友请扫码购买星球，移步去那边看吧：请原谅我的谨慎，不得已而为之。公众号这边，就发个历史文吧，愿您喜欢。“战斗民族”打仗，到底是最耗得起和最耗不起？以“大北方战争”为例，给这个难题一个新的解释。俄罗斯这个国度自崛起以来，打过很多仗，但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战争似乎分为泾渭分明的两类：一种，如大北方战争、拿破仑战争、二战中的苏德战争这样，却如这位网友所言，俄罗斯展现了自己惊人的战争潜力和战争韧性，即便国土化为一片废墟，即便敌军兵临甚至占领莫斯科，也能坚持将战争进行到底，取得最终的辉煌胜利。但是！我们常常选择性忽略的是，俄罗斯其实还经常打另一种仗：比如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1914年的一战等等……这些战争中，“战斗民族”呈现出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样态，那就是俄罗斯虽然战事不利，但距离“占领莫斯科”还远着呢，大多数此类战争的战火都还没有延烧到俄罗斯本土核心区。可是俄罗斯却因为战争消耗，发生了看似非常轻易的“脆断”，打着打着就突然投了。那么这两类战争之间，区别究竟何在呢？想了解这个问题，判别俄罗斯到底是最“拖得起”还是最“拖不起”。我们不妨分析一下那场最初抵定俄罗斯“战斗民族”称号的国运之战——大北方战争。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经讲过，在俄罗斯帝国横空出世之前，欧洲曾存在过另一个以能打著称的“战斗民族”——瑞典。17世纪的瑞典，可不是今天这样一副蹲在北欧角落里，默默生产家具和高精尖武器、尽量不惹事、连加入个北约还要俄乌战争刺激一下才干的人畜无害样子。而是号称“北境雄狮”，每战必争先，争先必得胜，通过三十年战争等历次争斗，深度下场干预欧洲事务的“大玩家”。特别类似于《冰与火之歌》中狼家给人的那个感觉。现实中的北境雄狮与小说中的北境之狼。而把瑞典从“雄狮”揍回小猫的，就是这场大北方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沙皇彼得一世组建了反瑞同盟，主动挑战不可一世的瑞典。战争打了整整21年才结束，最终的结果是瑞典一方割地赔款，对俄拱手让出了今天芬兰、波罗的海三国等地的大片土地。俄国参政院正是为表彰彼得一世在该战当中的“赫赫战功”，才仿照罗马旧例尊奉彼得为“英白拉多”（皇帝），并给了他（与屋大维一样的）“祖国之父”的称号，俄罗斯也是在此后正式改称“俄罗斯帝国”的。给彼得大帝塑像都一定要刻拉丁文，俄罗斯人是真“精罗”可是如果你问，俄军在这场战争中真打过什么漂亮仗么？不好意思，这个真没有。即便是最其民族为傲的俄罗斯史家，都不太好意思吹他们面对“真·战斗民族”瑞典人打出过什么以弱胜强的精妙战术。相反，以多败少、输得丢人现眼的大败仗倒是有不少——比如1700年战争刚刚爆发时的纳瓦尔，三万俄军对阵八千风尘仆仆、从本土赶来的瑞典远征军围点打援，展开了纳瓦尔战役。彼得大帝觉得：会战兵力是三万对八千，优势在我！于是果断A了上去……然后打出了GG。是役也，卡尔国王抓住俄军战术僵化、指挥官死板、只会逢迎沙皇的弱点，巧妙的运用机动力量压缩了战线，让俄军的兵力优势无法展现，而士气低落的劣势充分暴露。最终，刚一接战，俄军本应担当冲锋任务的骑兵部队就在指挥官的带领下带头逃跑了，随后整个战线彻底崩溃。八千瑞军赶着三万俄罗斯溃兵追亡逐北，彼得大帝几乎是孤身狼狈的逃回了莫斯科。战死的俄军总数高达惊人的1.5万，而人数绝对劣势的瑞军阵亡了多少呢？667人……“辱俄名画”《纳瓦尔之战》，俄罗斯人心中永远的痛。是的，整个大北方战争当中充满了这种瑞典人以少胜多，一个打俄罗斯人几个的桥段。但也是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表现出了那种后世赖以成名的迷之“忍耐力”。彼得大帝在认识到正面战场打不赢瑞典后，就极力避免主力会战，而执行零敲碎打的费边主义和坚决的焦土政策。瑞典的远征军在南下乌克兰之后在这片广袤富饶的土地上居然得不到任何补给，粮食都让彼得的沙皇骑兵提前收走或者烧毁了。这样长时间的拖延，让瑞典师老兵疲，不断减员，最终被俄罗斯人所击败。“汉尼拔赢下了每一场战役，却输掉了整个战争。”是的，在大北方战役中，瑞典的卡尔十二世国王复刻当年“战略之父”汉尼拔·巴卡的胜利与失败，他几乎赢下了每一场对俄军的战役——但最终，他败给了俄军的“迷之耐力”，输掉了整个战争。让瑞典拱手让出了强国的宝座和“战斗民族”的荣誉。从此之后，欧洲少了一个总能用精妙战略战术以少胜多、“一个打十个”的战斗民族，却多了一个能用冬将军和迷之耐力耗死对手的战斗民族。拿破仑和希特勒在俄罗斯的失败，其实都不过是在复刻卡尔十二世当年的故事而已。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俄罗斯在大北方战役中能有如此惊人的韧性？问题其实不在战场上，而在谈判桌上。大北方战役爆发的三年前（1697年），彼得大帝曾经亲自主导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外交活动。俄罗斯派出多达300人的庞大使团，在沙皇亲自领衔下遍访了整个欧洲。对于这场外访，很多史书都把关注点放在彼得大帝怎么亲自去荷兰船厂做工、怎么到英国议会去考察、怎么在德意志诸邦的宫廷中以一米九几的大高个牵着娇小的公主们跳舞上。但这些噱头当然不是彼得如此兴师动众外访的主要原因——甚至连通过考察发现俄欧之间的代差，决定发奋学习西方，都很可能只是这场外访的副产品而已。外访建立大使馆，从别国蹭科学文化值，是《文明六》里彼得大帝的技能……彼得大帝此访的主要目的，是试图建立一个对抗其宿敌奥斯曼土耳其的“反土联盟”，让俄罗斯从中渔利甚大的“大土耳其战争”能够继续下去。可是，也正是在这场访问中，战场上其实不行，但外交场上很行的彼得发现，欧洲主要国家，此时对于打土耳其已经兴趣缺缺了，大土耳其战争马上就会因为“众心力不齐”而结束。但掀翻俄罗斯另一个强悍邻国的机会窗口却出现了——这次该倒霉的就是瑞典。瑞典这个国家虽然在整个17世纪风头出尽，但它的能打，本质上讲其实是为英法荷等经济发达的西欧国家充当打手而顶起来的。比如在三十年战争中，瑞典虽然拿出了全国税收的七分之五充当军费，但它自掏腰包所占的比例，其实依然是军费中的小头，如果没有英法荷丹等国的巨量资金援助，古斯塔夫二世国王其实根本无法成就他的一世英名。所以当时的瑞典其实是一个奇特的“雇佣国”——别的佣兵组织都是一支军队，唯独瑞典整个国家的军事体系都是依靠盟友的资金援助支撑起来的。如果离开了西欧盟友——尤其是法国的鼎力支持，自身土地贫瘠的瑞典根本打不起仗。但到了彼得访欧的时代，英法荷等国与瑞典你出钱我出枪的蜜月期已经悄然走到了尽头。彼得大帝的沙场对手卡尔十二世就是在1697年继位为瑞典过往的，这位年轻气盛的国王带领久战久胜的瑞典，已经不再满足于给西欧国家充当打手，从卡尔十一世开始，瑞典在波罗的海南岸的德意志-波兰地区试图强化自身的霸主地位。这不仅引发了波兰、丹麦、普鲁士、萨克森等国的联合抵抗，也让长期给瑞典充当幕后金主的法英荷产生了警觉，彼得在英国旁听议会讨论时，英国议员就曾当着他的面争论对瑞典政策的问题。而精明的彼得敏锐的意识到，这个墙角可以挖一下啊！欧洲现在正呼唤一个国家挑头来揍瑞典，那就我呗！所以彼得回国后马上进行了外交转向，与土耳其人和谈，筹备与瑞典开战。果然，战争开始后，不仅波兰、丹麦、普鲁士、萨克森等国相继履约下场，加入“反瑞典统一战线”，英国和荷兰也选择了坐观成败，不再给予瑞典强力的经济支援。只有瑞典的铁杆盟友法国，还在同样精明的路易十四的坚持下给予瑞典长期的战争支援。可是这种支援，最终也被彼得大帝的外交所击败了。坚决贯彻把瑞典雇佣兵用到死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死后，1716年，彼得瞅准机会再次访问欧洲，最终在荷兰与普鲁士的牵线搭桥下与法国签订了《阿姆斯特丹条约》，条约规定法国不再向瑞典提供任何军事和其他物资援助。瑞典失去了它最坚定的盟友（金主爸爸）。而英国人的态度则更有意思，在此之前的两年（1714年），德意志的汉诺威选帝侯乔治根据英国1701年颁布的新王位继承法，意外成为英国国王（也即乔治一世），英国和汉诺威成为了共主国家。而这位德国来的英国国王为了保住自己在德国老家的利益，急于遏制离其领地更近的瑞典扩张，于是英国改变之前已经十分冷淡的亲瑞中立，转向亲俄中立，甚至贷款给彼得大帝帮他武装他的军队。是的，在大北方战争中，瑞典最大的悲剧是它被自己几乎所有传统盟友联合抛弃了，这使本来就需要外援才能维持超额军队的瑞典无法再持续这场战争。而俄罗斯之所以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则在于它接连不断的得到了欧洲各国的支持——丹麦、普鲁士、荷兰、英国、法国……一个又一个国家在形势与彼得大帝的外交手腕下背瑞而投俄。大北方战争本质上是一场俄瑞以铁血为竞选词，而其他列强以金币为选票进行的“欧洲战斗民族选举”。而事实证明，彼得大帝虽然在战场上打不过卡尔十二，但他的外交手腕狂甩这位过于年轻的“北欧小拿破仑”十几条街，最后他是用各种秘密条约把卡尔十二世活活拖死的。1718年，卡尔十二世去世，不久后瑞典承认战败，这位年仅36岁就英年早逝的瑞典英雄王，如果泉下有知，回顾大北方战争，他一定会非常认同吴彦祖在某电影里那句台词——“你很会打吗？会打有个屁用，出来混，是要讲势力，讲背景的。”是的，遍览俄罗斯在借大北方战争崛起之后的历次战争成败，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俄罗斯某一仗最终能不能打赢，看看它战前的外交格局如何，是被围堵还是能接收到“金主爸爸”的鼎力支持，就可以猜出个大概了。如果俄罗斯能得到足够多的援助，像拿破仑战争有英国和奥地利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得到了美英海量的物资援助。那么它往往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超限度的调动自己的战争潜力，最终如大北方战争一样拖死强悍的对手。相反，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一战，甚至乃至苏联的即将解体前的阿富汗战争，这些战争中俄罗斯都处于外交受孤立的状态，或者因为某些原因得不到充分外援（如一战中倒向同盟国的土耳其对俄罗斯外贸生命线达达尼尔海峡的封锁）。于是在这些战争中，俄罗斯会因为得不到外援的持续输血，经济基础薄弱的问题被战争所充分放大，非但无法展现那种其引以为傲的超强“战争韧性”，反而会展现出比其他参战国家更轻易的脆断，因为这时庞大的兵力、国土、人口对俄罗斯就并非优势而是累赘，会让其比其他国家更轻易地还上贫血症。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个至理名言在解读俄罗斯时灵时不灵的“战争韧性”的时候是非常管用的。本质上讲，彼得大帝在通过大北方战争从瑞典那里抢得了军事强国和“战斗民族”的名号的同时，其实也把瑞典“雇佣国”的宿命抢了过来。此后的俄罗斯在历次战争中，都在充当用本国士兵的鲜血与生命为其他列强谋取利益、达成新战略制衡的“大号棋子”角色。由于军事力长期高于经济力，战争机器一开动就需要外界输血，俄罗斯这个庞大的国家，反而很难自己掌握“国运之战”走向。必须看他人的脸色，一旦陷入围堵和外交孤立，就打不赢战争甚至因战争而脆断，这成为了俄罗斯的宿命。反观战败的瑞典，因为摆脱了这层宿命、退出列强争霸，反而走上了一条“国不强但民强”的道路。大北方战争以前的瑞典，虽然在战场上威名赫赫，但实搞的是穷兵黩武、民不聊生的军国主义，17世纪末的一场大饥荒就能直接饿死贫困线上的30万的人口。但由于大北方战争的失败，瑞典因祸得福的甩脱了与其国力不符的“大国地位”，它得以游刃有余的在欧洲各国之间开展自由贸易，战败之后的瑞典开始了著名的“自由时代”，议会通过法令削抑王权、完善君主立宪制，成为继英国之后第二个和平的“光荣革命”建立近现代社会制度的欧洲国家。随之，瑞典经济、科技、工商业也迅速腾飞，直到今天，瑞典的人均产值和收入仍超过英美，名列世界的前茅。今天回头再看，大北方战役中，彼得大帝用自己高超的外交术（而不是战争术）抢到了这个“战斗民族”的宿命，对俄罗斯民族来说到底是祸是福呢？这事儿其实很难说。当然对彼得大帝本人来说，这样的战争，毫无疑问的成就了他的赫赫武功与一世英名。但彼得大帝那种高超既好战又能准确把握战和时机的清醒头脑，真的不是多数后世继承者能轻易复刻的。这里面存在一个悖论——沙皇要想敏锐把握这样的时机，就必须乾纲独断。但这种权威所将营造的信息茧房，又会损毁他们对国际局势的清醒认知。1844年，正在筹备克里米亚战争的沙皇尼古拉一世访问英国，尼古拉一世显然很想复刻祖上在欧洲列强间的纵横捭阖术，所以当着英国人的面直接公开了自己对克里米亚乃至巴尔干和小亚细亚的雄心，大谈英俄两国应该如何瓜分土耳其。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像看疯子一样看着这位沙皇陛下，而后者依然浑然不知，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滔滔不绝的讲着一厢情愿的话。以至于最后阿伯丁不得不出言提醒：“陛下……请您离窗户远一些，如果这些话被街上的人听到，在报纸上传扬出去，对贵我两国都是个灾难。”显然，这是“如不落帝国”给出一个礼貌委婉却又十分鲜明的、告诫沙皇“不要开战”的警告。可惜日益骄固的尼古拉一世居然没有听懂这么明显的警告。依然固执的认为英国会帮自己，或者至少不会下场。于是几年后的克里米亚，成为了沙俄的折戟之地。在俄罗斯历史上，能够像彼得一世一样能准确捕捉时机，营造有利的外交局势，正向发挥出俄罗斯“战争韧性”的沙皇，终归是稀少的，且越来越少。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在历次战争中，越来越多的表现出脆断，而非韧性的原因。全文完本文60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多谢。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2月24日，俄乌战争爆发整整四周年的纪念日。四年是一段不算短的时间了，20世纪以来人类的大部分武装冲突都在一年内就结束了，当然那两伊战争打了八年、越南战争打了14年，英法百年战争打了116年，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持续了761年，历史的有趣与残酷都在于它的谜底从未昭示，俄乌战争还要持续多久，我们尚不可知。但就让我们祈愿和平尽早降临吧，因为如您所见，这个世界已经被这场战争深深地改变了。事实上，早上起床就推开电脑，想写一篇有关俄乌战争的纪念文章的时候，我深深地犹豫了，因为四年过去，公众号这个平台，能说的话，能引发的共识，也在四年中有了深刻的改变，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怎样写，能说什么，才不会沦为情绪的复读机或立场的传声筒。战争叙事早已被算法切割成无数碎片，真相在转发链中失真，痛感在热搜更迭里钝化。或许此刻最诚实的书写，是承认语言的无力——当卫星图上顿涅茨克郊外的焦土年复一年泛着灰白，当基辅地铁站里的钢琴声混着防空警报成为日常，我们连“见证”或“纪念”本身都需警惕是否沦为消费苦难的共谋，或是被别人批判和攻击的标靶这，是否也是这场战争给这四年的变化呢？我不知道。所以就说一些还能说的吧。四年前，当俄乌战争拉开序幕，很多简中自媒体都在替俄罗斯欢呼“一小时22分灭一国”的时候，我是最早写文章分析说战争不可能轻易这样结束的作者。我的那个判断基于两个基本的常识：第一，是对俄罗斯目前状况和实力的不同理解，从长历史时段看，俄罗斯这个国家解决地区冲突的能力是在下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场本来也期望速战速决的苏联侵阿战争，最终都能成为拖垮苏联这个泥足巨人的沙粒，如今当实力更弱的俄罗斯踏入相似的泥潭，而乌克兰无论从综合实力、战略位置、与欧洲的关系等等方面都比阿富汗更重要。我无论如何不能说服自己相信这场战争能如亲俄分析者所认为的那样速战速决。第二，是我对乌克兰这个民族的认知，乌克兰这个民族作为东斯拉夫的小兄弟虽然历史上备受俄罗斯的欺凌，但它有一个很多屈辱、不幸的民族没有的特点，那就是它“长记性”。1654年，乌克兰哥萨克的领袖赫梅利尼茨基为了从波兰、立陶宛联邦中独立，选择与沙皇俄国结盟，签订《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沙俄帝国和苏联在之后三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力图将这份协议解读为“合并协议”，但一代又一代乌克兰知识分子，一直顶着压力、不断地告诉他们的人民，那是一个平等的合作条约，条约要求沙皇必须将乌克兰的哥萨克们当做平等盟友来尊重，而不是当做臣民去驱使奴役，沙皇违反了协议、辜负了乌克兰人的信任，没有做到这一点，或许沙皇认知不到这一点，但乌克兰人还记得，默默的，却也永远的记得。塔拉斯·谢甫琴科、德米特里·东措夫……这些其他民族看来默默无闻的人们，被乌克兰人写在了他们的历史上，因为他们以后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与勇气，将乌克兰的民族记忆保存了下来。保存了下来，连同对沙俄时代、余粮收集制下的乌克兰大饥荒、切尔诺贝利的伤痛等等等等，一起记了下来。记性什么用？每当我写到某段让人无奈的历史时，总有人用不同的方式问我——“都过去的事儿了，你还写它干嘛？”人性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们总想怎么舒服怎么来，而记忆是痛苦的，于是很多事情哪怕仅仅过去两三年，很多人都已经认为它们不值得记忆了。是的，当许多事情无从改变时，也许你记着它们徒增许多烦恼。不如那些转眼忘掉的人过得快活，舒心。但记性，终究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打破循环往复的苦难，通往自由与幸福的钥匙。2022年，当俄乌战争打响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乌克兰人记住了某些事情，正因为记住了那些事情，让他们决心不能让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再次踏入循环往复的苦难当中。所以是这记忆，这苦难的记忆，给了他们坚持下去的决心。所以一个长记性，并愿意为长这个记性付出代价和勇气的民族，才配迎来它的新生。这四年里，我们看到了乌克兰人正在做这件事。所以这个长记性的民族才配得上他的浴火重生。“荣耀属于乌克兰！”——2022年的最后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19独立国土防卫旅的一位老兵亚历山大·马齐耶夫斯基被俘虏了，俄军士兵用枪逼着他喊出“荣耀属于俄罗斯”，但马齐耶夫斯基却坚持这样喊：“荣耀属于乌克兰”。他随即被杀，这成为了他的遗言。而有心或者无意，“荣耀属于乌克兰”这恰恰就是塔拉斯·谢甫琴科这位乌克兰诗人在沙皇时代高压中写下过的诗句。记住苦难、仰望希望。马齐耶夫斯基重复了那诗人的坚守与殉道，用同样的坦然与勇气。自由从不免费，它是那些勇于付出对价的人们才能获得的报偿。这是过去的四年里，乌克兰人用苦难、鲜血与泪水所正做着的事……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不知怎的，行文至此，我猛地想起鲁迅先生曾写过的这首诗。他把他写在了一篇杂文里，那文章名叫《为了忘却的纪念》。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有感怀，想纪念，却写无可写，只能任由忘却，这是何等的悲凉啊！但我总觉得这文章名字让是好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诚然如先生所言。我们总是善于忘却的，忘却是我们用以聊度今日、接受那些无力改变事物的麻药。可是，纪念，纪念又是为了什么呢？纪念是一把通往希望的钥匙。世界大势，浩浩汤汤，历史终会给予那些曲折的故事以宿命的结局。而到了那时那刻，拥有记忆，懂得纪念的人们，才知道什么是难能可贵、值得为之战斗的。俄乌战争，四年，四年以来，为了这场战争是非曲直，我也写过许多的文章、为此付出了很多。如先生一样，我不希求这些文章会被记得，但若它们曾还唤起过您的认同、和心中的勇敢，甚至您今天依然还依稀想起……那我向您祝福，因为对昨日、对他人苦难与勇气的记忆，是您打开自己的希望之门的钥匙。请让我恭喜您，恭喜您是一个有记忆、懂同情、知是非，因而值得幸福的人。四年，1461天，无论乌克兰、这个世界还是我们自己，通往未来的路还漫长，长到很多时候，我们不忍记忆。但为了未来的希望，为了证明人类的历史终归是向幸福与自由的前行、而非苦难与奴役的往复，且让我们权做这为了忘却的纪念。那美好的仗，我已打过了，应行的路，我已行尽了，当守的道，我亦守住了。自今以后，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留存。

你们必因你们为自己拣选的王而哀求，那时神却不应允你们了。——《旧约·撒母耳记》各位好，昨天《美最高法“背刺”特朗普，贸易战会因此停息么？》一文，反响并不太好，尤其是收到了不少川粉读者的攻击，他们觉得我不懂川普，不理解他征收的对等关税的良苦用心，以及此次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川普此举违宪的可恶。其实昨天的文章，我已经尽量力求客观中立的说理了，读我文章久了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很厌恶于陷入川粉和川黑之前的党同伐异，甚至因此一度被某些人扣帽子为川粉。但既然话讲的这么平和乃至温吞了，还是得不到很多朋友的见容，那我就不妨把话讲的明确些——的确，我觉得2月20日，联邦最高法院的违宪判决做出后。特朗普在各种场合的一系列表现是失当，尤其是他不应该在X飙脏话辱骂投赞成票的大法官。这是触犯底线的行为。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下，总统代表行政权，而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代表司法权。作为一种体现短时段民意的权力，行政权必须对司法权展现足够的尊重。你看一下历届美国总统在国会做国情咨文演讲的时候，在一些特殊的情景下，两党国会议员要不分党派的起立鼓掌，以表现美国这个国家的团结，以及双方共同遵守的一些共识底线。但端坐在议席最前排，九个穿黑袍的人，永远是端坐不动，不需要也不能对总统过度致意——一般情况下，他们连掌都不鼓。为什么？因为这九个人就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司法必须绝对中立，且受总统代表的行政权的尊重。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下，类似于古罗马共和国的“大祭司”，大祭司在元老院受到特殊尊重，罗马皇帝面前也高人一定，是因为他们侍奉的是罗马众神（后来基督教成为国教，这个位置被基督教的罗马主教取代），而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从任职制度到衣着本质上就是美国国家的“大祭司”，他们侍奉的，就是美国作为立国根基的宪法。要深刻理解这一点有多么重要，我推荐大家看一本讲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案历史的书，名叫《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作者是美国资深法律记者，杰弗里·图宾（Jeffrey

事情的发展，不会像很多人分析的那么简单。看到一则可能会影响到未来几年国际经济形势的新闻，还挺值得拿来聊一聊的。当地时间2月20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判决，判定总统特朗普大范围加征对等关税的做法违宪，裁决即时生效，美国海关将停止征收上述关税。已征收的约1750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今天是2026年2月21日，农历初五，我的生日。农历和阳历都是这一天，在传教士汤若望送给我们的这套农历里，这是个19年才有一次的日子，蛮特别的。我的这个公众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部分稿子都是写给别人的，但每年生日的这一天，我会写一篇稿子给我自己，以为一年的纪念。没到这一天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很多，想起自己过往，和往日的那些选择。我人生中上一个最大的变化，大约发生在三十岁那一年，我觉得很多我这一代人到了三十岁时可能都会与我有相似的困扰，此前工作的的六七年，我们是凭着自己对也业务的精熟，诚实肯干一点点立身的。到了大约三十几岁吧，假如你诚实肯干，碰上的机会又大体不错，领导也愿意栽培，你会来到某个职位上，在这个职位上你会发现，你之后的人生路，存身立命要靠的看家本领，渐渐就不再是你之前所依凭的那些专业技能了。那是什么呢？是人情世故，准确点说，是你接受体制规训的能力，职场上怎么站队，跟紧哪个领导，怎么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谨慎地寻找你的通路。你发现中华文明、或曰儒家给人安排的人生规划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孔子说“三十而立”，人到了三十岁这个年纪，就真正逐渐进入了社会给你的位阶、而儒家文化的身份安排，是要求对上效忠服从，换取对下可以颐指气使。然后你想起大学时代所谓“国学课”的那些教导，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思不逾规”，所谓“安守本分”。子曰，克己复礼。我们文化理解的人生，大约就是一个消弭、否定自我，以“各安其位”的过程。或者，如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所说的，到了这个年纪，“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如果不屈从于这种安排，就是想活出自我。其实也可以，你继续愿意抱着自己引以为豪的那点专业知识，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老老实实干活。不是不行。但代价是什么呢？代价是，肉眼可见的，你这辈子也就那样了。你会因为不接受这些玩法渐渐被主流所抛弃。运气好的话，也许，也可以一辈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圈地自萌。这就是我三十岁那年摆在我面前的那个未来，那段时间我过得真的挺痛苦的，对未来的期许与真实的自我天天在内心中交战，表面上还要若无其事的上班下班——可能这样交战个几年，我也就认命了，两条路中择其一而从之，所谓成长、或曰老去，就是指的这种挣扎后的躺平。所以，今天回想起来，我真的特别感谢这个公众号、那些支持我的读者给了我一个机缘，打赏让我有了脱出那个选择的机会，我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交了辞职信。内心却无比欢快，因为我终于可以摆脱那种被摆布感，能做自己了。这一转眼，就又写了六年，光阴如梭。眼下的状态，不能说有多好吧，毋宁说，经历前几年的波折、停更后，现在这个号正在“枯水期”，去年恢复更新以来，我经常刻意写一些冷感的东西，稿子经常的阅读量甚至都不过万。此等新常态，我已经习惯了。与之相对的，我的生活却不得不为了写作经历种种重大的改变，作别那些不该作别的亲朋。今年的这个生日，我在举目无亲的异乡过，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想想也蛮惆怅，迷茫的。但我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能维持的下去就好，因为不再被逼着写自己不愿写的文章，无案牍之劳形。我还求什么呢？这已经是数年前，我所求的那个自在、那个自我么？人要为自己选择负责，更重要的是，人要抓紧时间，做自己，人生苦短，转眼都已经要奔四了，活出自我，一定要趁早。在这一点上，我仍是幸运的。所以这个号，再冷，我也会继续，我要写那些配得上我这些选择，与为之付出代价的文字，给愿意看的朋友看。以酬谢他们支持我一路走来。以感谢他们让我有勇气去选择做自己。这个春节季，院线上正在上映《镖人》。想想也是特别的巧，2021年，我做出辞职决定的那个生日、春节，坐在返程的列车上。我正在看的就是《镖人》的那个漫画。我特别喜欢，甚至可以说，是那漫画，给了那时的我，一部分选择不一样生活的勇气。这漫画的背景取材自隋末，主人公们保护的那位“知世郎”，那个漫画里“麻风王”鲍德温四世一般的角色，在历史上也确实有原型——他是隋末山东农民起义军的领袖、王薄。而今人们对我们山东人的印象，是喜欢考公、喜欢进体制，喜欢接受命运的安排，别的我都不管，反正我就求一个稳定。但我们不是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山东人，不是从孔子、孟子开始，就一路老老实实的“克己复礼”下来，只把命运对自己“本份”的安排当做唯一幸福的。你看至少在一千多年前，我的这位“知世郎”山东老乡，就不是那样一个人。命运、准确的讲，隋炀帝杨广，就给了他以及整个天下一个安排：朕有大业要完成，你们去填沟壑么。但他没有接受。他上了长白山，这个长白山不是东北那个，就在我们山东邹平、济南、淄博三市的交界口那个地方，就在要道旁边，每次我过年开车回家，都能遥遥望见。一年以前吧，快要离开住了多年的那个家的时候，某天兴之所至，我还特地驱车去看了一下。从我家开车一个小时就到了，只是当地似乎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连张好照片都拍不出来。千年以后，好像真的没有人再记得，千年以前，当天下诺诺之时，那位“知世郎”的一声引吭。然而我仍记得他所做的那首歌，在长白山下，我把它轻轻的吟诵了出来:长白山前知世郎，身着红罗锦背裆。

AI会助推这个世界出现“终产者”吗？各位好，大年初一那天，我写了《蔡明那个春晚小品，还挺值得看一看的》一文，谈到了尤瓦尔赫拉利对AI时代“无用之人”的猜想。有读者就点题说，小西，这个问题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老师在他的小说《赡养人类》中也谈到了，希望你写一篇文章，聊聊这个话题。感谢这位读者的付费点题，今天正好有空，我就写写这个话题。先说我的观点，作为一个至今仍觉得自己是“大刘粉”的人，我觉得《赡养人类》是大刘写过的最似是而非的一本小说，它带有大刘一直延续到《三体》系列里的那个特点——对未来的假设，或者说思维实验，看似脑洞大开、有理有据，但实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如果你“尽信书”，你就被大刘的思路带歪了。我们先说说《赡养人类》讲述了一个什么故事，小说假设了宇宙的远方存在一个与人类一模一样的“镜像地球”，这个地球到今天为止的历史与人类基本一样，但是随之爆发的技术革命，带来了两项彻底的变革——第一是人工智能完全替代了人类的生产劳动，资本家不再需要工人在工厂里为他们做工了。第二是脑机接口技术的极端发达，只要有钱，知识和智力就可以直接灌输到人的大脑中，于是教育也消亡了，社会中下层不能靠读书翻身，有钱人与穷人成为了永远泾渭分明，前者在智力和知识上完全碾压后者，成为了“超级知识阶层”，于是两者就完全“不是同一个物种”的存在。以上这两个假设，与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的设想确实非常相似。赫拉利由此推出了“无用之人”的设想，那么大刘又认为，这种社会一旦到来会怎样演化呢？他说，贫富分化会急剧拉大。作者借这个文明的亲历者之口说：“在我曾祖父的时代，第一地球60%的财富掌握在1000万人手中，在爷爷的时代，80%的财富掌握在1万人手中，爸爸的时代，90%掌握在42个人手中。到了我出生时，第一地球的资本主义达到了顶峰上的顶峰，99%的财富掌握在了一个人的手里，这个人被称作终产者。”而在小说中的这个第一地球上，由于土地、水乃至空气都彻底私有化了，当世界上形成一个富人和20亿穷人的极致阶层差的时候，无立锥之地的穷人连活都活不下去了，因为外出旅行乃至呼吸，都要向终产者购买，而他们又没有工作。所以只能坐吃山空，等待破产。于是终产者就造了一艘宇航飞船，把20亿穷人都赶到了船上，让他们到宇宙里去流浪。于是，“这就是第一地球的故事，一个富人与二十亿穷人的故事。”这本小说是我在少年时代读到的，记得和我同读的一位同学好友当时就非常服膺这本小说。跟我连聊了好几天，痛斥资本主义的万恶。而且后来我长期混《三体》贴吧，就见到有人把《赡养人类》《三体》和另两本大刘小说并列为“刘学四大名著”。可我却当时就觉得这小说有哪里怪怪的。就像听某人胡诌了一番拔着自己头发上天多么符合物理学定律——你说他说的有道理吧，明显违反你的直觉常识，但你想反驳他，物理知识又没他多，说不出什么来，只能听他胡说。而今，为了写这篇文章。我重看了一遍《赡养人类》。有两点感触。首先我觉得大刘的叙事技巧是非常好的，很多人说大刘“文笔苍白”，但在我看来其实大刘小说写的最好的反而就是文笔，比如《赡养人类》明明要写一个痛斥万恶资本主义的故事，却以一个杀手的人生起笔，把故事写的引人入胜、迷案重重，等到要带观点的时候，读者已经被他的叙事折服了。其次，我再次确认了，大刘这个人对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人类文明，有许多“怀疑”——如果不是恶意的话。这些怀疑不是在《三体》中才体现出来的，早在《赡养人类》这本早期小说里，他就潜移默化的通过叙事表现出来了——比如他把垄断教育与知识之后的富人叫做“超级知识分子”（这是对知识分子有多大的误解啊），还把水和空气都私有化的平行世界解读为“法治社会”“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同时黑了这两个人类最常用的概念。总之，我觉得如果一个孩子不幸是通过大刘的小说，而不是自己亲眼去看这个世界的话，他对“知识分子”、“法制”、“私有产权不可侵犯”这些真实概念的理解都会走形。还有就是小说中流浪的二十亿“第一地球”穷人侵略人类地球之后对人类执行了毫不留情的法西斯式掠夺——把地球原住民全赶到澳大利亚去，关到集中营里让他们自生自灭。这个桥段在《三体》里大刘又写了一遍，大刘这是对土澳的生存水平到底有多深的误解啊？以上只是开玩笑，时隔多年，读了一些书之后，我终于能说出《赡养人类》这本小说到底荒唐在哪里了。中国人的思维是历史性的，好，那我就以历史的方式向还迷信这本小说或者怀有类似思想的读者解个闷——小说幻想了一个极致的富人“终产者”，幻想他把穷人逼上绝路，甚至赶出地球。那我想问，人类历史上，最接近“终产者”的人物是谁？他的行为又怎样呢？按其私有财产在社会中的绝对比例算，人类近代以来最接近终产者的人物，既不是比尔盖茨，也不是艾隆·马斯克，而是19世纪-20世纪初的约翰·洛克菲勒。他是美国、也是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万富翁，开办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托拉斯，合并了40多家厂商，垄断了美国80%的炼油工业和90%的油管生意，洛克菲勒和他那一代其他的产业大亨同仁们，创造了美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代——垄断时代。洛克菲勒到底多有钱呢？他在巅峰时期，其高达9亿美元的资产，占到了美国GDP的2.5%，到他去世时，他大大缩水的财产仍占当时美国GDP的

人性的宽容与温暖，才能带来时代的春天。各位好，今早起来散步，抬头望见一株盛开的梅花。那一刻，一首歌却莫名的冲进我的心里。“明天就要来临，却难得和你相逢，只有风儿，送去我的一片深情。”突然觉得这歌于此刻的我很是应景，春天就要来了，但人生的路，往日做别的许多人，可能却再难以再相逢，就让着思念随风远寄吧。这歌，是李谷一的《乡恋》。我这人，总莫名有一些错置的乡愁，比如1983年，那时我还远没有出生，但李谷一当年的这首《乡恋》却成了我对那个年代的印象。其实《乡恋》出自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这个片子发行于1979年，但1983年春晚上李谷一的演唱却对这首歌、歌手、乃至整个中国都意义重大。因为《乡恋》刚刚出现的时候，因为采用了现代歌曲的气声唱法，歌词也婉约清丽、突出人性化，而走红大江南北，但同时也遭到了极大地争议，被认为是“靡靡之音”、甚至是黄色歌曲。直到1983年春晚，它在争议中被重新唱响，才真正完成了从“禁歌”到“时代之声”的蜕变。随着艺术的解冻，才有了后来的张敏明的《我的中国心》、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王菲的《相约九八》、周杰伦的《青花瓷》……中国人再怎么唱也没人管了。所以当年的《乡恋》正如此刻我面前的这枝梅花，在料峭中悄然绽放，它不因寒冬余威而迟疑，亦不因春意的初萌而张扬，她预告了一个春天……于是我又把《乡恋》找出来重听了一遍。特别有意思，我的突出感受，反而是这首歌，没什么，真的一点都没什么。我记得曾看过一个多年后对李谷一的采访，李谷一多年后也承认，其实《乡恋》本身并没有那么大胆，只是它意外成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后，很多人嫉妒了、眼热了，于是拿出旧时代那套人整人、人斗人的方法去整她、斗她，才让这首歌有了“争议”。我想李谷一也许无意中说出了真相，同样是娱乐圈，多年后郭德纲有句名言，叫“冤枉你的人，比你更明白你是被冤枉的”，而陈佩斯在聊起他为什么淡出的原因是，说的也是“人心险恶”。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名教杀人”，其实这冤枉了所谓“名教”，儒家名教杀不了人，甚至也是导人向善，杀人的是那些打着“卫道”名号，内心却有着嫉妒与杀人恶念的小人。正如什么“靡靡之音”啊、“黄色歌女”啊、“小品要教育人”啊，这些口号本身折磨和打压这些艺术家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也不是口号本身，而是利用它的人心——看你火了，嫉妒你有才，存心要找个理由来打压你甚至毁灭你，正好时代或者思潮递过来一根打人的棍子，于是嫉妒者和迫害者就顺手拎过来，把受迫害者打的生不如死。等时代或者思潮过去了，那些嫉妒者、迫害者，弄不好还会搓着手，假惺惺的跑来跟你道歉，说哎呀、误会、误会，都是时代的错、口号的错……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的身边，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总是循环上演着。真的让人看腻烦了。口号在变、思潮在变，可是人心总是不变，总有一些人，自己的事情干不好，一门心思的盯着他人相恨相妒、相嫉相杀。是这种丑恶的人心，而不是一轮又一轮的兴起的各种宏大叙事，造成了我们人生中的种种灾难。诚然，也许有些口号、有些思潮，天生就带着不宽容的气质，相比另一些更容易被整人者所利用，掀起更大的迫害潮，但是只要一个社会、一个单位中，精于此道的人占据一定的比例，社会就很难走出这种噩梦。因为口号是可以被改造的、被扭曲的。“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法国大革命中吉伦特派的罗兰夫人上断头台前如是警告过。自由也曾是个很好的口号——直到罗伯斯庇尔拿着它犯下了所有骇人听闻的罪恶。所以，经历的事情越多，我越对一切口号怀有一份谨慎，相比口号和左右，我现在更愿意相信人心——有的人天生宽容、善良、有的人则不然，刻薄、自私、傲慢、嫉妒。这些恶德不是看过几本书、信奉一个什么观点就能改变的。孔子说“君子无争”，弗朗西斯科·福山说“民主国家无战争”，可是你看看古代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学究，今天某些张口闭口民主自由的人士，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乃至互相背刺、叛卖起来其底线之低，斗争之狠，丝毫不亚于街头流氓。联想起前段时间，某位朋友想给我介绍某位作者，说你俩观点挺相合的。我说算了，我见过他怎么整人、怎么斗人的样子，我觉得这样的人，就算信了春哥，他也得不了永生，何况还只是在互联网上空喊几句民主自由的口号？我不在乎一个人与我观点是否相合，我在乎一个人是否是个宽容友善的好人。“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孔子说的“观其行”到底是什么“行”呢？是否宽容，是否与人为善，是否在抡起口号的大棒整人斗人的时候表现的如此熟练，如是而已吧。所以，我越来越不那么信任当今中国的“公知”群体，因为耳闻目睹，我知道，这个群体里嘴上理论、思想先进，私底下却沉溺于整人斗人思维的人，其实很多。也许，在改进时代之前，我们先要改进自己的人性，因为促进一个更良善社会到来的动力，并不是某种理论，而是人性。当大多数的人都放弃了把世界想象成一个黑暗森林，把人生乐趣聚焦于恶意的打量自己的四周，相妒相杀，熟练于拿着各色口号大棒打击他人的时候，一个新的、宽容的社会就能真正降临。而在此之前，什么样的理论和口号都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在促狭的恶意者手中，它们永远都只能被改造成打人的棒子。这一点，我相信任何在社会上混久了人，都会感同身受。圣奥古斯丁说过，我们怎样，时代就怎样。决定社会如何的，从不是大势怎样、时代怎么样，而是每个人怎样，你自己决定怎么做。推动社会进步的钥匙在每个人的心中。——你是否宽容、温暖，是否“忍得住”在可以用“靡靡之音”“立场有问题”去毁灭他人的时候不这样做。如果这样的宽容者增多了，不宽容的气氛即便存在，也将不攻自破。就像1983年，那些把春晚热线打爆、要求李谷一上场演唱《乡恋》的观众们一样。是他们用热情与行动，催开了那个时代春日里的繁花。让今天的观众去打电话，他们又会选一首什么歌呢？过年了，愿春天快点到来。也愿人性多一些宽容与温暖。而不是堕入严冬式的互相毁灭、彼此嫉恨与戾气横行。繁荣与自由，都是人性复归之后才能催开的繁花。到那时，正如歌中所唱的那样，即便我们不再相见，风儿也会带去我对您的问候与深情。“有请李谷一同志，为我们演唱《乡恋》。”全文完本文2500字，感谢读完，为文不易，喜欢请关注、转发、赞赏三连。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动力。所有宽容而善意的朋友，愿春风带去我的祝福，新春快乐。

大宋为什么养不好马？是环境问题么？各位年初二好，今年是马年，其实一直想写几篇关于马的散文，今天试一篇吧。这篇文章的想法，最早是从知识星球上的一个答问那里来的。有人问我，小西，很多人说繁荣的宋朝打不过北方草原民族，是因为丢了燕云十六州、缺马，可是南宋灭亡百年之后，明朝建国时却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甚至敢跟蒙古人掰掰腕子，这是咋回事儿呢？我想了想，这个问题其实确实蛮有意思的。一提起养马，很多人本能的会往北方草原上去想，辽东、燕云、河套、西域，似乎丢了长城一线，又被阻绝了丝绸之路，宋朝产马就很困难了。但是这个事儿，你仔细考证一下，又会发现似是而非，就像这个朋友所举的例子，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能在元末群雄中脱颖而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老家淮西那个地方是元朝重要的战马产地。他手下的很多淮西军功集团的名将，比如徐达、蓝玉等人，那也都是非常杰出的骑兵指挥官。淮西这个地方并不那么靠北，甚至严格说就是中原腹地的一部分。捕鱼儿海之战——没有一流的骑兵和一流的骑兵将领，谁敢这么打啊？那一个问题就来了——凭什么，蒙元能在中原腹地建立庞大而优秀的养马基地，宋朝就不行呢？总不能真是养马天赋只有蒙古族同胞独有吧？其实在北宋初年的时候，虽然丢失了燕云十六州，但宋朝是并不缺战马的，宋太宗两次攻伐辽国，动用的军马据估计都在十万匹以上，打不过主要是因为太宗皇帝这人人菜瘾大，即想防备手下大将拥兵自重，又喜欢越级指挥秀微操。最终高粱河一战大腿上中了一箭，乘着驴车就逃回来了。可是败仗是皇帝亲自指挥打的，皇帝自然不能负责背锅，于是就跟国足踢不过鱼腩球队要找一堆理由一样，上到部将轻功冒进，下到马匹质量不如辽国人好，理由找了一堆。宋朝马政不行的说法也就这么来了。但是，事实上，直到澶渊之盟签订的真宗朝，宋朝的马政应该依然维持在一个较为良好的状态中。证据是澶渊之盟刚一签，著名的宰相向敏中就曾给真宗皇帝上书，说现在朝廷下设的各个牧马监都马满为患，喂养和管理都需要一大笔成本，既然朝廷有意要罢兵不和辽国人打了，能不能放宽马匹的买卖政策，不再仅允许民间购买牧马监13岁以上老马？而这个折子，真宗皇帝也真就准了。且你还不能怪真宗皇帝这个决定昏庸。养马，尤其是在宋朝的腹地养马，那是一件即费钱又占地的大工程，且养出的马匹优先供应军队，民间只能用牧马监淘汰下来的老马。放在战事频仍的宋初，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咬着牙也不得不搞。可是宋朝跟辽国现在都议和了，大量的膏腴之地不仅要空给牧场、不能用来种田，养出的马匹还要白白老死，不能卖给民间。相当于国营工厂批量生产用不上的坦克，民间却没有车开，这不是巨大的浪费么？要大炮不要面包，宋朝可不能当苏联啊。所以向敏中的这个折子，本质上是在要求开放搞活、既然浪费这么惊人，赶紧军转民算了。而真宗皇帝能答应下来，还是很明智的。可是宋朝的马政，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从前期只是惊人的浪费，逐渐走向了后期的加速朽败。镜头一转，来到真宗之后的仁宗朝，有大臣又上书皇帝，说“漳河地区的土壤肥沃，朝廷却在这里大量设置国营马场，百姓不能耕种，邢、沼、赵三州一万五千顷的良田一概被圈占用来牧马，实在是太浪费了，请罢这些地区的牧马监，把这里的土地全部分给百姓，纾解民困。”宋仁宗还真就采纳了这个建议，把黄河以南所有的国营马场都废除掉了。北宋后期的缺马问题从此开始日趋严重。到了王安石变法时，王安石心急火燎的想要搞“保马法”改革，鼓励民间多养马，其实都肇因于此。我估计比较有家国情怀的“大棋党”看到这里怕是要拍案而起了——这特么谁啊？提了这么个祸国殃民的建议？为了老百姓能多有几亩地种，坏了国家用以抵御外辱的大好马政？没有战马怎么争雄四方、收复燕云，不收复燕云怎么获得更好的马场？这些清谈空议的文官，表面上体恤爱民，实则都是圣母婊！怎么就不知道勒紧裤腰带，让百姓再忍一忍，等到大宋打下了北方马场再聊种田的事儿呢？但是，且慢，上这个奏折的人可比向敏中还大名鼎鼎，他名叫包拯——对，就是那个“开封有个包青天”的包青天。而且包拯上这个折子绝对不是不知兵的书生意气，首先宋朝当时的马政搞不好，要求朝廷退牧还田，这个呼声不是包拯一个人，富弼、范仲淹、滕子京等“庆历名臣”都曾有过相似的议论。马政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必须得改，这几乎已经成了当时朝堂上的共识。其次一点，包拯在这群人当中，谈马政又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包拯自己就署理过群牧司，他的手下就是王安石。这两个人一前一后，耳闻目睹了当时宋朝的马政败坏到了什么程度——“两监岁费五十六万缗，所息之马用三万缗可买！”朝廷养马每年花的钱是直接到边境榷场上买马的将尽三十倍，这还是王安石后来的推行变法、厉行整顿之后的结果，你可以看到北宋养军马造成了何等惊人的浪费了。所以包拯上书请罢河南牧马监、退牧还田，根本就不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书生之议，他是实在看不下去这种惊人的浪费了。那么宋代的群牧司为何浪费如此惊人，乃至包拯、王安石这样的牛人也整治不了呢？道理其实也很简单，马匹、尤其是战马，在当时不仅是军需物资、而且是绝对的奢侈品，一匹战马的价格可能够一个中产之家一年乃至几年的家用。而养马这种事情又是带有高度风险形式的，“家有百万，带毛不算”，来了一场瘟疫等等，马匹可能就大量减损。朝廷派再精明的判官也无法完全监控各地马场的官员上下其手。而宋代，乃至中国历代马政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完全国营的，所有权被牢牢抓在朝廷的手中，且朝廷以重视马政为名，给了群牧司官员极大的权力，可以让他们以此为名肆意圈占良田。那么久而久之，走私卖马、贪污腐败、乃至以“养马”为名低价强行征用、侵占民间良田的现象就不断滋生、且屡禁不止了。而且越腐败则越低效，朝廷花了大量的钱、民间受了极大地滋扰，最终产出的马却寥寥无几。更让人恼火的是，朝廷的监察机构，还没办法约束。因为养马这个事是高度专业化的，行政监察体系对其隔行如隔山，干脆没法监管。正因如此，无奈的包拯只好建议皇帝选择“弃疗”——与其维持这么低效的马政，还不如多攒一些钱，通过榷场买马，典型的以买代养。两难自解。而相比之下，王安石的“保马法”则可谓脑洞大开，另辟蹊径——既然国营马场的低效、腐败和扰民没法遏制，那干脆搞“官督商办”么，搞鸟笼经济、有限开放，让老百姓养军马，军马养出来以后政府集体采购，用来抵税，岂不美哉？只是后一种做法终归犯了“浴缸里养鲸鱼”的错误，宋朝当时大部分民间力量，本质上都是小农，本小利薄，而养马又必须规模化，根本不是小门小户能承担得起的。那么扶持强大的民间资本，搞真正的“官督商办”的民营马场么？这个想法却又是远远超出中国古代帝制王朝“制度容量”的，宋太祖说得好“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么！民间敢私藏十服以上的甲胄、兵刃，那都是抄家灭族的大罪。你想象一下，某个民间富户，如果敢于顶着“官督商办”的名号，养马成百上千匹——那皇上和当地地方官员还睡得着觉吗？战马在冷兵器时代可是绝对大杀器啊。骑兵冲起来无人可敌，战略机动起来让你追无可追。有哪个皇帝或地方官由此魄力，能养虎遗患呢？就算朝廷有这个魄力，放任民间大规模养马。又有哪个富户钱多了烧的，想去干这个营生呢？万一和接洽的官员事有不协，人家告你个心怀不轨，对大宋朝不够忠诚怎么办？忌惮你这么大的造反，朝廷来个宁可错杀，绝不放过咋办？而你为了防着官员这一手，只能对方说啥算啥，那对方刻意压价，你养马还能赚到钱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决定宋朝，乃至所有中原王朝没法在中原内地养马的关键因素，其实不是气候，而是制度。古代中原王朝的绝对帝制系统与养马这种产业是“八字不合”的。诚然，如王夫之所说，汉唐之所以强盛，是因为畜牧业发达。但汉唐的主要战马来源，也是通过收服和威压帝国边缘的草原民族，通过对他们的收缴获得的。像宋朝这样与北方游牧政权长期对峙的王朝，马匹匮乏成为了长期对峙后一定产生的死循环——不是气候条件不允许，而是“制度容量”不足。而横向比较整个世界，你会发现，内亚游牧民族政权普遍采用的是一种部落联盟，合伙出去抢掠的制度模式的，各部落自己马匹自己爱惜，当然不存在养马的问题。而同时代的欧洲，因为采用的是权力、武力伴随经济一起分散掉的封建采邑制度，虽然也处于农耕文明区域。但欧洲的农耕的发展，似乎并没有伴随着战马的短缺。以骑马为荣的骑士阶层在整个中世纪成为了欧洲的象征。因为在封建采邑制度下，领主和骑士不会因为后者保有马匹这种战略资源而心生嫌隙，武力与权力的分配是协同而分散的。所以马政在成平日久之后必然扭曲、败坏，这成为了独属于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尤其是宋以后的中原王朝的一个魔咒，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朝廷即想要“强干弱枝”、把马匹这个带来碾压武力的战略资源牢牢操控在手中，就无法达成马匹繁育的廉价、高效，群牧司的腐败与亏损，就成了必然结局。所以理解了这背后的悖论，你再看包拯的那份奏折，是否就能看出藏在其中的无奈与必然了呢？马年说马，宋代的马政，与人类历史上的许多问题一样，看似是个运气问题、自然禀赋问题，实则是一个制度选择的问题。它的终局，早在宋太祖做出强干弱枝、“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的选择那一刻起，就已经奠定了。大宋为什么养不好马？是环境问题么？不，是制度容量决定的。全文完本文4000字，历史随笔一篇，愿给您带来启发，并喜欢。为文不易，喜欢请关注、转发、赞赏，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不竭动力。

论服从性，人类“当孙子”已经比不过机器，那怎么办？各位过年好，新春快乐。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其他的娱乐活动的当下，每年我还是会瞅一眼春晚，这主要是做新闻养起来的习惯。因为就像新闻联播一样，它至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风向标。比如今年的马年春晚，我觉得蔡明那个小品就信息量挺满的。透过一对祖孙和AI机器人的互动，至少传达了两个信息：第一，是大众潜意识里隐隐正形成压力的人口结构与养老问题不用愁，以后科技发展了，机器人给养老。第二，是以科技发展为引擎的新质生产力的正在蓬勃跃进，所以经济发展即便遇到困难，也是暂时的。你看小品之后的那段机器人舞蹈吧，去年春晚上机器人还只能略显僵硬的丢个手帕，今年春晚就直接能丝滑而整齐的表演武术、打拳了，中国AI领域的技术发展确实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且还在日新月异的跃进当中。科技的曙光已经在地平线上了，再忍一忍、加把力气就奔到了，既如此，还有什么好焦虑的呢？所以，我觉得这一组节目想向大众传达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但，就个体而言，我在看这组节目的时候还想起了一些别的事情。比如AI技术飞速而来的时候，我们作为人类个体，又该怎么办？说实话，看机器人在舞台上表演武术的时候我有点走神，因为我莫名想到了当年在学校里军训的时候，我们顶着三伏天的毒太阳在操场上走队列、打军体拳的时光，尤其是军体拳，反复训练、被要求打的整齐划一、铿锵有力。目的却似乎只是为了最终汇报演出的时候，校领导在观众席上看个满意、有面子。我和我的同学们曾经对这个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的事情意见特别大。辅导员不得不来做我们的工作，其中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往好处想，这也是对你们社会化训练的一部分。许久之后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深意，其实不仅仅是走队列、打军体拳，我们教育体系下的大学、中学、小学乃至幼儿园，其实一直特别强调训练学生的服从性，理科是老师给于一个考题、学生以最快的速度、最优的方法给出标准答案，文科则是阅读理解归纳总结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或者给一个命题作文、要你在规范之内写的四平八稳、花团锦簇、为正能量立言。这种训练绝非没有用处，恰恰相反，它一度非常有用。因为中国过去的几十年，经济的飞速发展就是以大量“标准件”式的优质劳动力堆出来的，无论你是流水线上的生产工人，大企业里的业务员白领，大厂的工程师、码农，还是政府公务员、事业编办事员。公司、单位给你的最高要求，就是如机器人一般，保质而高效的服从命令、完成任务，你不需要有自己反思和想法，工件、程序、乃至文章，以最快速度按照领导的要求做出来就可以了。总之就是“老板想要，老板得到”。甚至我后来跟一些去了外企乃至国外公司的朋友交流，他们也说，单论完成任务这个效率，没人是比得过我们华人员工的整体素质的，只要给出具体目标，中国员工能最快速度进入“着手”状态，马上把活干出来。这个素质，当今的白人、印度裔，日韩员工都赶不上。所以辅导员当年说的也对，让你走队列，让你打军体拳，让你一遍遍的做卷子、解重复题目、写命题作文，这确实是一种让我们去适应当年那个社会的训练，或者更准确些，就是把自己训练成一台“莫得感情”、不问为什么、高效执行命令的机器。但由于上一个时代的机器完成不了许多机械性却更复杂精细的工作，所以这种教育模式下教育出来的我们，能够不是机器，胜似机器的最快速度完成工作。我们的一招鲜、比较优势和发展引擎，都基于此。但是今年机器人们打的那套武术，却让我有点别样的感觉——世道确实变了，我们当年受训的那一套，怕是要被淘汰了。你看就说打拳这事儿吧，无论当年的我们，还是人类演员，再怎么勤学苦练，不惜汗水乃至生命，都没有做到一定程度的机器人那般能凭借一套程序最后打出来的那么整齐划一。去年机器人丢手绢，今年打拳，等到了明年，说不定人工智能就能跳个舞什么，再用不了几年，单从观赏性上来讲，也许AI就会在一切舞蹈项目上超越演员，那个时候演员们把自己训练的如机器一般整齐的努力，是不是就被消解了呢？而在舞台之外，相似的消解与代换，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下至工厂的流水线、上到企业文员、事务性律师、普通码农，都在承受着被AI替换的压力。因为论服从、论完成任务，我们用十几年的教育被训练的再好，也终究比不过AI的追赶。替代是正在发生的。就像蔡明那个小品里，奶奶表示有机器人孙儿们陪伴，好像就不需要人类“真孙子”了一样。蔡明那个小品，好几个包袱都在“真孙子”这个梗上，其实想想蛮有意思的，“孙子”这个称呼在汉语的非亲属称为中带有明显的贬义，传统相声里也经常以“我是你爸爸、爷爷”“你是我儿子、孙子”这种“伦理哏”来逗人发笑。但为什么伦理哏能成为中式幽默独有的梗呢？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说到底，其实也是一种服从性规训，你在家族体系中的伦理顺位越低，当了儿子、孙子，就意味着你要越彻底的服从越多长辈的命令。所以当人“爸爸、爷爷”等于占人便宜，而“儿皇帝、真孙子”则属于人格侮辱，因为“儿孙”相比于“祖宗”来说，就是“工具性”更强，而人性更少的。他们是服务者，而不是这套系统的目的。中国古代的孝道教育，本身也是一种消灭自我、服务君父的服从性教育。但以这种视角去看，蔡明的小品就满残酷的——如果不论亲情、单论服从命令的，机器人就是能比人做的更好。那长辈还要儿孙、领导还要下属有什么用呢？在小品的结尾，蔡明奶奶以“（机器人）哪比得上我的真孙儿”的亲情价值，给了这个故事一个大团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领导、老板，可不是你的奶奶、爷爷，他们要求你的，如果只是服从、只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而你受的教育、平素完成的任务，也一直只是这些。那么当AI技术汹涌而来的时候，为了提高效率、节约成本，你有什么理由不被淘汰替换掉呢？毕竟老板、领导可不是你的奶奶。比“当孙子”绝对服从，你是绝对服从不过那些机器人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提出的那个恐怖预言。他说未来世界99%的人将成为“无用之人”，因为目前的生产体系中，大部分工作都是以完成任务为目标的。过去机器替代了人类大量的体力劳动，但人类还有认知、智力和精细化体力劳动上的优势。

除夕随笔今天是除夕，各位新春快乐。这个年，对我来说过得还挺特别的，因为航班大量取消的缘故，没来得及回家。独在异乡为异客，这是我不在家过得第一个新年。独在异乡为异客，只有到了这种时候，你才有可能发现，其实你是个很传统，很怀旧的人——早在腊八那天，看着日历，我的身体和我的肠胃就已经提前进入了过年状态，从想着家里此刻应该开始酿的翠绿翠绿的腊八蒜开始，越来越多的年味儿美食浮现在自己的脑中。年节渐渐从一种思念，变成了一种强烈的生理反应。晚上做梦，竟然梦见小时候奶奶给发压岁钱的情景，我当着奶奶的面数钱，一张两张三张……那叫一个开心。今天早上起床，感觉整个人都不自觉的进入了一种年节的状态。穿好提前准备的新衣，出门逛逛，看到临街的中华物产店的结账台排着队，兴之所至，我也挤进去，不为了买什么东西，只为了听听近旁人的聊天，那是乡音。队列的前面是两个上海来的主妇，聊着各自孩子就学，教育的事情。物产店里其实什么都有，甚至还有春联和福字，不过我看甚少人买，大约觉得在此异乡异地，为人处世还需尽量低调吧。逛了半天，最终还是选了“老干妈辣酱”和速冻的山东水饺，结账时，不知是山东还是东北的售货员大哥问了我一句，“不买醋么？”我才想起，哦，对醋没买，于是赶紧拎了一瓶山西老陈醋。“我就说嘛，过年吃饺子哪有不蘸醋的。”他一边打包一边跟我絮叨，这絮叨，真的只有我们中国人，（甚至可能只有北方人）才觉得分外亲切吧。结账出来，兴之所至，拐去住所旁边的一家便利店，我知道那便利店里有位留学生，上次我刚来时还贴心的帮我解决过疑难。想看看他今天是否仍在店里打工。他果然还在。顺手买了个点小零食。“春节好啊，这个送你了。”我结账时跟他说，他一愣，然后果然满脸堆笑的回我，但东西果然没收，打工店里的规定使然吧。出来后，想想也不禁莞尔，我今天这一路上对人对事是不是有点太热情了，不像平时那个I人感爆表的我，但再想了想也对。就像那个中华物产店里今天尤其话痨、见着熟脸就得多说两句的结账大哥，这就是年味吧。年味其实是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生长出来的，以前在家里的，我们更多的把这年味散播给家人、亲友，现在独在异乡，这年味无处散播，我们就会对周围陌生、却操着乡音的旁人，多一分关爱与帮助。记得我以前写过文章，说西方圣诞节最让人触动的地方是他们除了与家人团聚，还有一点普世关怀，一个教会、一个社区里的人在圣诞节里联动都会多一些。但此时此刻我想想，如果经济能持续向好，百姓安乐富足，也许我们终归也能把春节过成这样一个有着对他人普世关爱与善意的节日。我们家乡的人，过年里常说“大过年的……”，意思是过年期间，什么不开心的矛盾、恶意都先往后放一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错的萌芽与示范，仓廪实而知礼节，愿繁荣、法治与安宁，都能持续。2026年的春节，在冬季清冷的异国他乡的街道上，我也尽着自己的一份力，默默播撒着年味儿。在临近的公园里陪着阳光下散步的鸽子、把零食吃完，我除夕闲逛，就这么结束了，回家跟家里打了视频，明年无论如何，总要回国过春节吧，我实在是太想家里人了。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今年是农历马年，在有关马的诸多诗词时，我优先想到了这句，这是李白的《侠客行》吧。李白的梦想除了当官、成仙，大约就是侠客，仗剑壮游四方，无论他的故乡是今吉尔吉斯的碎叶城，还是四川，他这辈子其实都甚少再回故乡。再想想，其实也特别有趣，唐诗中，其实甚少提到过年、元旦之类的词汇，中国人年味习俗，似乎是在宋诗中才突然猛增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王安石与文天祥，这两个分立南北宋的诗人，给很多中国人留下了最鲜明的年节记忆。宋以前，中国人对更好测量的春分是印象更深刻的。而我们今天认为十分古老的农历年，其实还要更晚些才出现，今天我们用的这套所谓“农历”，其实最早是清朝康熙年间的时候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帮着制定的，汤若望当时提出用“西洋新法”编制新的历书，淘汰掉《大统历》的历法系统。但这个提案遭受到了大量留着辫子的清朝汉族士大夫尤其是司天监官员的反对，他们说这套《西洋新历》是洋人“以夷变夏”的阴谋，万万使不得。其实这帮官员是不学无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自以为傲的那套《大统历》，其实改编自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而郭守敬《授时历》的系统，最早也是根据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加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为基础编制的，只不过经过了阿拉伯文明（回回人）的二传而已。现在，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在西方早被推翻了，数学演算工具又在同时代的欧洲突飞猛进，汤若望建议中国及时改革修正历法的建议其实完全正确。可是这要砸许多人的饭碗，这才是那帮官员反对的根本原因。于是汤若望根据“西洋新法”编制的《时宪历》，诱发了荒唐的“天算案”，构陷者甚至造谣说汤若望背后的西方势力要颠覆我中华（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大清），澳门已经屯了十万大军，要杀奔京师，夺了江山。当时正好是鳌拜掌权，鳌拜为了让这帮汉人官僚当稳奴隶，他反而从严治罪，汤若望和新历的支持者差点被凌迟处死，后因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孝庄皇太后）干涉，他们才得以赦免。但是汤若望在钦天监的职务被免除，《时宪历》被废。若干年以后，我总在想这故事里每个人的心态，鳌拜、那些构陷者、捍卫传统的大义名分的幌子下，他们上演了何等的丑剧。再后来是康熙皇帝亲政，康熙这人，是中国古代帝王中唯一会解微积分方程，会算三角函数的帝王，他下旨恢复了这套明显比《大统历》先进的多的西洋历法，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农历，以及我们今天几乎刻在基因里的春节。所以你看，所谓传统，其实也是这么一个流变、学习、演进的过程，农历在今天是中国人的传统民俗，但倒回三百年前，它是一个守旧派狂批、甚至差点要了改革者脑袋的“洋玩意儿”。传统是什么？说的直白点，它是我们脑子里的一种惰性，就像我们每逢佳节，就生理性的怀旧、思乡、思亲一样，它是难免的，却并不一定具有正向价值。我们可以怀旧，却终不能沉醉于怀旧之中，无论于人，还是于整个社会，传统不是我们拒绝学习更好的模式的借口。“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一辈子怀乡却不归乡的李白，在他的这首诗中，记下了盛唐的洒脱、进取、与对我们民族而言难得的开放之精神。马年将至，说来感慨，这已经是我的第五个除夕随笔了。看过我这五篇的朋友，还有多少呢？请您接受我的祝福，并把这诗句送给你们。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无论来路与前程，有多少艰辛、不易、不公与泪水，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不拘往事，昂首迈进，铁蹄踏破那前路上的一切荆棘。是为文，新春快乐。

各位好，今天周日，照例休息一下，出门会友，发一篇有关思维的旧文，感谢您的支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您看到的这张地图，名叫坎迪诺平面球形图（Cantino

长记性，有耐心，要谦逊各位好，今天是2月14日情人节，后天就除夕了，从明天起本号进入年假状态，有思路就写点，没思路就随便聊聊天。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早年和晚年都幸福。苏格拉底说，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一过的，趁这个年末封箱的机会，就聊聊我留给乙巳蛇年的一点反思吧。我的第一个反思是，要“长记性”。它是我们人生所以能够改变的动力。“记性”这个东西我们耳熟能详，小时候犯了什么错误，吃了亏、挨了打，爸妈往往会训教我们，“你长记性了吗？”可是成年后，你慢慢会发现，“记性”其实是很多人人生中最稀缺的存在。你跟他们提起哪怕不远的一段过去，他们往往都会说“都过去的事儿了，你还老提它干嘛？”似乎记忆成为了一种错误，而遗忘成为了一个心安理得的借口，我们一年一年的过，又不断忘却过去的事情，甚至为此不惜忘记那些应该被感谢的人，我们就这样慢慢麻木，让今年像去年，今天像昨天，只是被动的期待着自己的生活能顺遂些，不要遭遇不测风云，我总觉得，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多观察后你会发现，那些“不长记性”、习惯于忘却的人，他们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无力乃至惧怕对自己的人生做出改变，因为改变需要付出代价，有的时候是非常重大的代价，这是长记性的代价。但人们往往忘却了，不长记性的代价其实要大得多，不敢于按照自己想的方式去活的人，就迟早只能按照自己活的方式去想。曾经经历的苦难可能会重来，如果在你面临那一刻的时候没有以前那么疼了，那其实只说明你的心灵渐渐变得麻木了。所以人要长记性，要对所遭遇的苦痛、挫折有记忆、有反思，并勇于做出改变。记性，是我们用以怀揣着上路，并面对无数未知和不确定性的凭证，每当自己迟疑的时候，我们打开记性的包裹，回忆一番，如同越王勾践尝一尝那悬在房梁上的苦胆，我们就知道自己为改变做出的努力，终究值得。刚刚过去的一年，也是我自己人生做出诸多转变的一年，我的人生行至中途，我惊喜的发现，我终究成了长记性的人。记性是我用以面对未来，催我奋进的动力。我的第二个反思是，是要“有耐心”。我上大学时的专业本是历史，历史本来是一门教人有耐心的学问，人类的历史当然是有大势，但这种大势的显现尺度总是出奇的漫长，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往往都只是历史的瞬间。历史的智慧就在于不要拘泥于一时一事下断论，让子弹飞一会儿，看大势怎样演化。可是毕业后我做了许多年的新闻，尤其是新闻评论，有时候我总感觉新闻评论是一种刚好相反的工作，你早上看到了这条新闻，上午赶到班上开选题会，下午就必须把新闻评论稿交到主任手上，然后三审三校。这样连续干上几年，你学历史时养成的那种慢性子可能就要被磨光了。看到特朗普上台、搞得一系列奇葩操作，就急于预言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衰落。看到乌克兰反攻遭遇顿挫，泽连斯基访美没要到支持，就开始盘算的乌克兰什么时候遭遇灭国。但其实，人类的历史，从来不是按照这种急性子去演化的。历史的发展如长河，有的时候有湾流，有的时候难免回转，但百川终到海，你要对那历史的最终归宿，多一分笃定与笃定之后的耐心。不被乱流所遮蔽。也是为了这份耐心，过去的一年如您所见的，我尽量减少了写时事的文字数量，把精力更多的花在了写一些更深、更沉的东西之上。为此有时确实折损了许多阅读量和收益，但我觉得这值得。仅仅几年前的中国，流行的一个词汇还叫“找风口”，所谓“风口”其实就是一种短期智慧，闻风而动，随风起舞，赚到一笔是一笔。但这几年，你应该也鲜明的感到了，时代变了。这个时刻，让我与人类的历史一起磨炼耐心，为自己的人生做长远打算、长期规划，无论自己的身体健康、财产、还是事业，都去做一个有耐心的长期主义者，这是我这一年来最大的感悟之一。在历史与自己人生的长河里，让我们等待，并期望。我的第三个反思，就是“要谦逊”。其实说来蛮有意思的，在过去的许多年中，我对自己的要求之一，一直是“要自信”。因为我性格深处是一个不那么自信的人，每篇文章写成，总觉得给的料还不够足，希望再多增加一点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成分。这就让许多文章变得太长，甚至写好了也不愿意发出，这是非常内耗的一种性格。做自媒体这个行当，如果说有什么性格要求，那也许就是作者本人必须自信，甚至自恋。不然你每天看着少则几十多则数百条否定你的评论，你自己就自怨自艾，抑郁到不想写、不敢写了。所以“脸皮厚”“内心强大”，其实是一个高产作者必备的素质。可是我又深知，在自媒体不得不端的饭碗之外，我毕竟还是一个读书人，读书做学问最重要的一项功底，我觉得就是要谦逊，一段历史、一个问题，你了解的再全面、阅读的再深入，也要提醒自己有你没有理解到的地方。这样你才能塌下心来，做再阅读、再学习。所以，做自媒体要求我必须的自信乃至自傲，与做学问要求我必须的谦逊，这两种要求其实常常在我心中打架。2025年，我的生活换了新环境，有了新的研究与治学的目标，那个读书人的我再次占了上风，我在不断地要求自己在两者之间做好平衡——写文章、面对无端的攻击与恶意的时候，可以放任自己自信和自傲一点，不然我无从在这艰难的行业里求存。但退回到自己的书斋中，阅读、思考，我必须重新捡起谦逊、乃至谦卑之心。2025年，我也观察到自媒体乃至许多行业所必须的“自傲”，几乎成了很多从业者的一种工伤，为了干这个行当，他们不得不长出一层傲慢乃至自恋的铠甲，甚至渐渐变得面目可憎了，文人相轻、党同伐异，往往都随之而来。不放弃学习，保持着一颗谦逊乃至谦卑之心，是对这种自傲之心最好的回调与保养。我时刻提醒着自己。长记性，有耐心，要谦逊。刚刚过去的一年，为了不肯忘却的记性，我努力的改变着自己的生活。凭着从阅读历史中得来的耐心，我对自己乃至整个人类的未来仍抱有着执着的梦想。而从学习中得到的谦逊，则是对我个人性格的保养。我把这三个反思也赠送给您，那些陪我走过这一年，与我一起思考、一起相伴的朋友们，新春快乐。新的一年里，我想，我们并不期盼更好的年景。并不在寒冬里数着日子盼望春风的到来，所有需要他人来实现的愿望，本质上都是一种妄念。我们只是凭着这些反思刚强我们的自身，再多的严冬与试炼，也都不足为道。长记性、有耐心、要谦逊，我愿凭此修炼自己的身心，做我自己人生的主人。是为文，谨以此文向蛇年作别，也作为这一年的总结。这一年，都不容易，感谢您能找回本号、并持续支持，祝您新年快乐。

罗翔老师，若为这帮不懂“1+1=2”的人退网，太不值了在网上刷到一则消息，说知名罗翔老师再次因他的“沉默”出圈、又退网了。查了一下发现是虚惊一场，抖音的确现在已经搜不到罗老师的官方账号了，至于很多人兴高采烈的热议罗翔的微博清空，我印象中几年前好像另一场风波之后，罗翔就不再发微博，而微博只展示博主最近三年的状态，所以前年罗翔微博因三年未更新而清空时，已经引发过一轮热议了。不过，好在罗老师的B站账号还在，几小时前还刚更了个视频。此次罗翔老师再度引发热议的原因，大概跟前段时间他被新晋网红牢A对他的攻击有关，牢A在某个视频里借说《水浒传》中的武松杀嫂案，攻击罗翔老师所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质问“忠臣孝子之命和奸夫淫妇之命能一样吗？”对于这个“火箭应该烧蜂窝煤”式的抬杠，罗翔老师并未直接回应，但他在最近发的某个B站视频中重申：法律的尊严不在于为特定道德立场背书，而在于以程序正义守护每个人的底线权利。他强调，若因身份、行为或道德评价而区别对待生命价值，法治根基便将崩塌。所以罗老师的这种沉默不是退却，而是他一直在做的，对专业边界的坚守——用讲台代替战场，以法理消解情绪化诘问。但牢A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自己前几天写过一篇文章，严肃论证了一下火箭为什么不能烧煤——《武松杀嫂没被判死刑，是因为他是“忠臣孝子”么？》。那篇稿子重点是分析武松杀潘金莲的这个个案的，但文末，我还是讲了一下为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基石，不可被动摇。因为如果要撼动这个基石，强行定义一帮人比另一帮人生而高贵，那就无非两种状态，第一是每个人都自由心证，每个人都本能的认为自己是好人、人上人、比其他人的人命更值钱，无法达成共识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打，这就是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或者大刘所讲的宇宙“黑暗森林”的状态，也就是古代中国王朝所谓的乱世。第二种，就是大家总算打累了，打怕了，勉强行程一种共识，比如认定“忠臣孝子”和天潢贵胄的命就是比奸夫淫妇、政治贱民的命更值钱，不等价。但这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谁有权去定义谁是忠臣孝子还是奸夫淫妇、是人民还是人民的敌人？答案当然是谁有权，谁就掌握了话语权，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可以定义忠臣孝子和奸夫淫妇、人民和人民的敌人。你看，这两种可能性，一乱一治，一个“求做奴隶而不得”，一个“坐稳了奴隶”，它不就是中国古代帝制社会治乱循环的鬼打墙么？所以从法理学上说，我国古代脱不开治乱循环，缺的其实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可悲而可怕的是，时至今日，一个名牌大学的法学教授做一点科普，把这样一点基本法学常识说出来，居然还要遭到围攻？今夕是何夕？其实，就像牢A的其他谬论一样，所谓“人命不等价”论，利用的就是一种人性中天生的私欲与幼稚，以为自己是“好人”而他人是坏人，并以这种道德优越感去轻贱和贬损他人。而这种蠢行一旦付诸实践，它的结果一定是灾难性的，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了。而且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一众划分人群优劣的理论中，所谓“忠臣孝子”人命尊贵的理论是尤其危险的，因为简单动脑子想一想你就知道，如果一个社会认定忠臣孝子的命比其他人更值钱，那紧接着的问题是“谁是忠臣？”“谁是孝子？”判定一个臣子忠不忠的，只能是君主，判定一个儿子孝不孝的，一般是父亲。所以“忠臣孝子”这套判定方法，首先就把身份定义权交到“君父”手上去了，人命本来就不平等，君父的命和臣子的命就更不平等了。当然，理论上，儒家思想还可以起到一点牵制作用，跟君父争夺一下“忠孝”的定义权。可是如果王朝最终进化如同明清那样大搞文字狱，用法场的鬼头刀逼着儒生们只敢为唯命是从了，那忠孝与否，岂不完全由着皇帝的心思来么？希特勒搞法西斯主义，好歹还说的是日耳曼纯血理论，你是不是金发碧眼、圆颅长颅，是有科学数据定义的。可是“忠孝”，我天呢，昨天君父说你是忠臣孝子，你就是忠臣孝子，人上人，明天你但凡有点忤逆，立刻成了“乱臣贼子”“奸夫淫妇”，财产、人格、名誉乃至性命都没有半点被保护价值了。这是怎样一种无间地狱式的反乌托邦？那些牢A的拥趸，真的有人思考过这套理论的实践终点是什么吗？他们（如果上过大学的话）大学的法学基础理论知识，都上到狗肚子里去了么？！我在那天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好多读者还说我为了辨析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写这篇文章不值得。可是结果您看到了，罗翔毁弃，牢A雷鸣。我在想，这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罗翔们的退场和牢A们的走红，标识着舆论场，正在越来越不耐烦听“解释”而是倾向于立场化表态了。“不要解释，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这句话就很流行了。但是高等教育恰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中的大多数道理，就是需要解释的，比如为什么“人人生而平等”这个道理，就必须做上述的那一番解释，才能被理解、接受。你观察一下罗翔老师这一类传统知识分子的讲述风格，他们的表达也往往都是解释性的，甭管罗翔老师平素的普法课讲的多么妙趣横生，讲述一个“法外狂徒张三的历险记”，但他最终的阐述逻辑，和你大学时普通法学教授们讲课的逻辑是一样的，是解释性的——某个法律为什么这么定、法理学基础在哪里哪里。一步步推演、论证，全盘听下来，即费精力、又费脑子，需要相当程度的学力标准。但牢A这样的阐述则不然，什么斩杀线、糖霜苹果、还有女留们都是“三通一达”，他就讲这些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都市传说、恐怖故事，并拒绝提供任何证据，反正你信我就完了，质疑我都是殖人、汉奸，连胡锡进老师和某圆脸都为此被打成新晋汉奸了。这种表达就不需要受众有任何的逻辑思考能力，因为它内部就没有任何逻辑，勉强说有也就是一个“信则有”的内部循环论证系统，无法被破解。所以它是一种口号化的、表态化的表达。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去了一趟县城，回来以后鄙夷县城人把长凳叫条凳、煎鱼居然放葱丝。你说这种鄙夷有什么道理么？没有。但我想，如果阿Q能把这一套说给未庄广大从没去过县城的王胡、小D们听，他也能爆火，因为这种口号式的表达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大烟——对底层受众来说，它容易吸食（纯表态和口号，没有逻辑门槛），且进去了就出不来（内部循环论证），最重要的是，它给了受众一个在床榻上“躺平”的理由——上什么县城、出什么国，求什么知识于世界啊？你看美国都烂成那样了。就躺在家里挺好！所以我总有种感觉，牢A的理论其实是为“肥宅”量身定做的——仇外、厌女、自满。而不是拿来当招牌的“民族自豪感”，才是这人走红的最终底牌与底色。但可悲的，就是这样一套理论，居然在罗翔老师起家的B站击败了罗翔，如今牢A的粉丝数百万、998的付费会员都开起来，而罗翔老师，却在逐步淡出网络，昨天注销一个微博，今天退出一个抖音、明天、后天不知道B站的大本营还能撑多久。想想真的挺可悲的。当然我知道很多受众会怎么说：小西，我当然更喜欢罗翔老师，可是我懒得分享、不敢发声了。可这又是我觉得更沮丧的一点——有能力、高质量的受众、都如同与他们同频的输出者一样，逐渐走向了沉默、表态、不发声、也不做解释、一切以“别被盯上”为最高准则。而仍活跃，乃至爆火的、却都是像牢A这样的人，越来越情绪化、极端化、立场先行。同时战斗力满满的，又都是他们的受众……而或迟或早，这最终将不只是舆论场内的风暴。正如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敢于揭露问题的调查报道，骇人听闻的丑闻依然会在暗处滋生一样。你能想象，一个社会的舆论场，如果罗翔这样的法学教授都沉默了，是非正义交给牢A这样的网红去判断，会是怎样的图景么？所以，这不是无关紧要的他人之事，我们每个人，或迟或早，都将为这种嬗变，我们的沉默、他们的喧嚣，支付代价。今天看到这样的新闻，心情真的挺复杂的，信笔写下这些。最后还是想说一句：我觉得，罗翔老师如果真的因为这场风波进一步退网了，真的太不值了。“每个英雄，都有一个他将为之献身的战场”——这是我大学时的法学老师，曾教过我的格言。教我们那一代的大学老师，还都是多少有点理想的知识分子，我们相比师长们，已经差了许多了。我想这话大约来自于凯尔特或北欧的神话吧，那些故事里每个英雄都有一个FATE，也就是死亡的预言，预告了他们将为什么而献身。所以古凯尔特神话每一个都是悲剧，但这是好事，因为为有价值的战斗而献身是死得其所的。就像罗翔老师这样的法学教授，如果他为了争论某个高深的法学议题，为了推动社会法学认知的一次关键跃迁而耗散了他的社会影响力，那也称得上一次伟大的壮举。然而却没想到，消磨他、让他更加沉默的，竟是围绕一条基础法律常识的攻防战——人人平等要不要坚守，这不是1+1=2般的常识么？罗翔老师，若真为这帮不懂“1+1=2”的人退网，那真的太不值了。它不是悲剧，却像个笑话。“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着无耻的笑声。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临近年关，最近在重读哈利波特，相关的解读，已经发了几篇了。昨天读到《哈七》中有一个桥段，觉得特别感动。那是哈利·波特一行人乔装潜入魔法部（哈利宇宙中的英国政府）去完成任务，在电梯里遇到了平素对他非常友善的好友罗恩的父亲、韦斯莱先生。由于哈利此时喝了魔药，伪装成了伏地魔的一个爪牙伦考恩，于是韦斯莱先生与这个他眼中的伏地魔爪牙有了这样一番对话。当“伦考恩”要下电梯时，韦斯莱先生用胳膊强行挡住了他的去路。“等一等，伦考恩。”电梯门关了，丁丁当当又下了一层时，韦斯莱先生说：“我听说你揭发了德克.克雷斯韦。”……“别装了，伦考恩，”韦斯莱先生愤然道，“你追捕了那个假造家谱的巫师，是不是？”“我——是又怎么样？”“怎么样？德克·克雷斯韦作为巫师比你强十倍！”韦斯莱先生低声说，电梯还在下降，“如果他能从阿兹卡班出来，会找你算帐的！更别说他的妻儿和朋友——”……罗琳阿姨这人小说写的好，就在于她总能在一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中仍能把人物刻画的真实可信，惟妙惟肖。比如这段《魔法即强权》里的电梯偶遇，本来不写也完全不影响故事主线，但罗琳加上了这段闲笔，却把韦斯莱先生这个配角刻画的无比丰满、真实，而且感人。韦斯莱先生这里在做什么？在证明一个小人物在至暗时刻里良知与勇气的存留。这个桥段发生的背景，是伏地魔此时已经控制了魔法部，为了执行极权统治，正在对魔法部中的异己分子展开清洗。而他找到的理由，则是借口巫师中有人血统不“纯净”，上查每个人的家谱，而魔法部里的同事们，有的为了自保，有的为了通过检举、陷害他人以获得自己的上位，还有人如哈利假扮的伦考恩，干脆就是伏地魔的爪牙。总之一时之间举报、迫害之风盛行。而在这样的一个至暗时刻里，自己其实已经上了“黑名单”的韦斯莱先生做了他能做到最勇敢的事情——对于这场恶潮中的弄潮儿，公开表达了他的鄙夷与唾弃。韦斯莱先生在《哈利·波特》系列中不算是一个特别有人气的角色，他虽然出身纯血巫师（贵族）家族，却家庭贫困，有七个孩子要养活，在魔法部里也不是什么高阶官员。外加在原小说中，他还谢顶，有点怕老婆，总之就是一个平庸的小男人。但是时隔多年后回看，我觉得韦斯莱先生在这一刻做了整个小说中最勇敢、最感人的一件事——在日常生活中，尽自己的所能，对非正义之事，展现了自己抵抗的勇气。是的，哈利波特系列中写过许多勇敢的故事，比如哈利勇斗恶龙，邓布利多大战伏地魔，哈利得知命运真相后坦然面对死亡。这些都需要勇气，但长大后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人生活中其实没有故事中哈利那样的际遇，我们不会真的面对恶龙或者摄魂怪，没法和伏地魔单打独斗，甚至我们很难在某个时刻坦然面对死亡。没有，我们人生中的多数时候，都是像韦斯莱先生那样的，贫穷、谢顶、中年已至、有一大家子的沉重负担要养、所以每天还是不得不骂着娘的要去上班。但我们有没有一个时刻，能够在电梯间里堵住某个为虎作伥的人，表达对他的愤怒与不屑呢？我们能不能像韦斯莱先生在小说中其他时刻所表现的那样，在平凡的工作中，面对正义与良知时，枪口抬高一寸，勇敢的吹哨呢？很多人此时的回答，也许是不能，因为这其实需要一种比主角英雄更大的勇敢，一种细微的却又持久恒定的勇敢。而韦斯莱先生有这种勇敢，他让人感动。非常有趣的是，在同本小说的后半段，罗琳其实还刻画了伏地魔重回时代，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小角色的故事——哈利在霍格沃茨的另一位同学“疯姑娘”卢娜的父亲，谢诺菲留斯·洛夫古德先生。洛夫古德先生是一家名为《唱唱反调》小杂志社的主编，在伏地魔已经控制了魔法部，进而控制了英国魔法界大部分媒体的时刻，《唱唱反调》是为数不多的敢于绕着弯子力挺哈利等抗争者的杂志。哈利一行人于是信任洛夫古德先生，登门拜访，去打听“死亡圣器”传说的真相。但没想到洛夫古德先生却出卖了他们，向食死徒举报了哈利的行踪。“卢娜比她爹勇敢一百倍！”罗恩吐槽说。但是实际上洛夫古德先生自己是有难言之隐的。没办法，他的女儿在霍格沃茨上学，食死徒在控制了学校后抓住了他的女儿，以女儿的性命和安全为要挟，逼着“唱唱反调”的洛夫古德先生就范。于是被“抓住软肋”的媒体人洛夫古德先生只好屈服，不仅唱唱反调转而为食死徒们唱起了赞歌，甚至在哈利到来时也选择立刻举报。“我只能这样做，他们抓住了卢娜，我不能让她出事。”洛夫古德先生无奈的说。可是，且慢，如果我们把洛夫古德先生和韦斯莱先生做个对比，就会发现特别有意思——同样是有女儿在学校里读书，被抓住软肋的中年父亲，为什么韦斯莱先生能选择有限度的“刚”却（暂时）没事，洛夫古德先生只是写了几篇文章“唱唱反调”，就落了个女儿被抓、被迫就范的下场呢？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残酷的真相——韦斯莱先生出身纯血家族，而洛夫古德家是真正的魔法界平民。中文读者初看《哈利波特》小说，很容易把韦斯莱家看做平民——韦斯莱先生是小公务员，夫人是家庭主妇，一家九口挤在名为“陋居”的破房子里，银行里只有几个金嘉隆，给孩子买教科书都必须买二手的。这样哪里是贵族呢？但是韦斯莱家其实确实是巫师界的贵族，在界定魔法贵族的《二十八圣裔》中，该家族名列其中，年代非常久远。但这个纯血、贵族的名号有什么用呢？有用，因为伏地魔是打着清洁巫师血统、进而让纯血巫师们统治麻瓜（普通人）、乃至整个世界的旗号兴风作浪的。所以纯血巫师家族是伏地魔必须优先团结、乃至巴结的对象。所以韦斯莱一家虽然是伏地魔的反对者，但伏地魔在羽翼没有彻底成熟之前，还真不敢明目张胆的对他进行迫害。这个故事有点像希特勒当年在德国夺权过程中对待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那些老容克贵族后裔——因为希特勒也是打着“德意志纯血”的旗号起家的。你如果一上来先把这些老容克贵族干掉了，很容易引发侧目，更多本来可以团结的对象就不跟着他干了。当然，到了后来，希特勒羽翼渐成，德国人被要求效忠的对象从所谓“复兴日耳曼”的纳粹信仰越发集中到希特勒本人，这个时候希特勒就开始对“纯血容克”们大开杀戒了，以1944年德意志军官团刺杀希特勒未遂的“七月密谋”为契机，希特勒终于开始大规模清洗对他效忠不绝对的老容克贵族。这个故事体现在《哈利波特》小说中，就是《死亡圣器》故事的后半段，韦斯莱一家终于也不被伏地魔的统治所见容了，韦斯莱先生离开魔法部、女儿离开霍格沃茨，全家开始逃亡。但值得庆幸的是，无论小说中的伏地魔、还是现实中的希特勒，他们走上这一阶段的时间都太晚也太短暂。归根结底，以各种纯血为旗号的种族主义，反而不是一种能让法西斯主义完美附身的好尸首——因为只要你强调纯血、强调“龙生龙，凤生凤”，就相当于给这些纯血家族部分授权，给了他们反抗你的免死金牌，于是就会有韦斯莱先生、施陶芬贝格上校这样的人展现他们的抗命。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看似反直觉的结论——如同二战中德国所展现的一样，古典的欧洲封建贵族制反而是现代法西斯主义集权制度的天敌。那些保留着贵族名号的“遗老遗少”们，有些人可能如马尔福家族一样，成为伏地魔的爪牙。但另一些也如韦斯莱一家一样成为其最难克服的敌人。有良知、守底线的贵族，反而成为了一个社会在至暗时刻里最后的常识捍卫者。其实英国历史，在很早的时代，就上演过类似的故事。比如你看到的这幅名画，名叫《马背上的戈黛娃夫人》：一个一丝不挂的女子，骑在马上，穿过闹市。这幅画背后的故事如此有名，乃至许多奢侈品和咖啡馆都以它为灵感设计商标。《马背上的戈黛娃夫人》的传说是这样的，戈黛娃夫人（Godiva/Godgifu）是11世纪英格兰盎格鲁-萨克逊贵族妇女，她嫁给了麦西亚伯爵利奥弗里克做妻子。丈夫根据国王的命令，要对考文垂征收重税，戈黛娃为市民求情。丈夫说：可以，如果你肯脱光衣服，一丝不挂的骑马在城内绕行一周，我就给这帮土包子减税。于是戈黛娃夫人与考文垂的市民约好时间，当天，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大街上空无一人，戈黛娃夫人一丝不挂，骑马绕城一周。一言既出的丈夫只得履行了减税的承诺。戈黛娃夫人的传说之所以在近代欧美被一再提及，首先当然是反映了这样一种主张——公民想要获得自由，必须遵守契约与自律，就像戈黛娃夫人的为民请命，如果考文垂的市民是一群不守契约、爱贪小便宜、畏威而不怀德的草民市侩，它根本就不可能达成。她丈夫让她裸体骑马绕城一周的本意其实也就是这个——你愿意为民牺牲，民众感激你吗？别扯了，那帮刁民争着觊觎你嘲笑你呢！可是故事中的考文垂市民们，绝大多数就是有这个底线、守这个契约，所以他们配得上减税的自由。但这个故事里，其实还有另一层常常被忽略的深意，那就是戈黛娃夫人的身份。戈黛娃夫人是什么人？传说中这一点记载的相当明确，她就是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本地的贵族。这个地方绝非闲笔，因为在故事发生的11世纪，英格兰刚好发生了“诺曼征服”。征服王威廉带领的少数法国诺曼底贵族以马匹和链甲横扫了英格兰。从此之后英格兰的上层贵族就被这批诺曼贵族所垄断了，英国宫廷之后几个世纪里都说法语。但是诺曼征服对英格兰的贵族替换是不完全，大量的本土昂撒贵族在这场巨变中存留了下来，他们作为本地的中小领主，被迫向诺曼大领主宣誓效忠，成为后者的骑士、扈从，其上层甚至与诺曼贵族的下层发生联姻，血脉彼此融入。戈黛娃夫人和她的丈夫利奥夫里克就是这样一对政治联姻者。利奥夫里克伯爵是国王的亲信，代表的上层诺曼贵族，要向昂撒人征税。戈黛娃夫人作为本地贵族、则是“民头”，要带领本地平民对在武力上已经压服他们的诺曼贵族进行“软抵抗”，双方最终在这种反复博弈中达成一个妥协，也就是一个合理的税率。所以戈黛娃夫人真的是一个勇者，敢于在最无望的时刻，去坚守最底线的正义。正如小说中的韦斯莱先生一样。其实《哈利·波特》中的韦斯莱一家，就扮演了英国这种古老的本地贵族的角色——哪怕是伏地魔来了，为了维持其有效统治，也不得不暂时容忍他们的存在，让他们继续充当“民头”。而韦斯莱一家的定位和气节一直是非常清晰的，我就是敢于为平民巫师和麻瓜说话，无论如何我也要进行软抵抗。所以你看，小说中哈利、罗恩和赫敏这个“铁三角”的“家庭成分”特别有意思——哈利如《哈利·波特是巫中贵族么？贵族一定是坏人么？》一文向您解析的，祖上是个靠卖药出身的“商业巫师”，他代表的其实英国的乡绅阶层。赫敏出身真正的麻瓜家庭，是真正的平民阶层，完全靠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而罗恩出身的韦斯莱家，才是真正的“纯血巫师”，他们映射在现实的英国社会，的确是贵族阶层，但确实“昂撒中下层贵族”，他们在公元11世纪诺曼王朝开始的时候，所扮演的就是地方团体的“民头”，跟国王和上层贵族“软抵抗”抗税的存在，后来抓住机会干脆逼着国王签了大宪章。平民、乡绅、中下层本地贵族，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里，是这三个阶层的有机联盟与抵抗，最终才击败了伏地魔。这背后映射的是同步的英国历史。而在小说的最后，这三个好友完成了彼此家族的联姻，这让我想起了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一段论述，托克维尔认为，英国中间阶层最大的特殊性在于阶级界限的模糊性。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明确指出，英国是“真正将种姓制度摧毁而非改头换面的唯一国家”。在托克维尔的论述中，法国贵族与其他阶级之间的障碍虽然容易跨越（如通过买官），但界限“始终是固定明显的”，带有“光彩夺目的标志”。这使得新封贵族既被旧贵族排斥，又被原来的平民阶级憎恨，导致阶级仇恨加剧。但在英国，贵族与平民共同从事同样的事务，甚至通婚。最大的领主的女儿嫁给“新人”并不觉得有失体面。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中间阶级不与贵族开战，不是因为英国贵族“更开放”，而是因为“贵族的外形模糊，界限不清”。人们从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进入了贵族阶级，因此所有接近贵族的人都“自以为是贵族的一部分”。保留贵族这个中间阶层、并让它扩散，让所有接近这个阶层的人都自以为是其中一部分的最大好处，就是个体不需要独自去面对居于碾压地位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强权暴力。并在抗衡它的时候保留一份勇气。如同我们在小说中所看到的，面对伏地魔的胁迫，洛夫古德那样的平民媒体人立马就跪了。但韦斯莱先生这样的人家却能抗好一阵子，让魔法部在具体执行层面没有立刻变得乌烟瘴气。给了光明重现的机会与时间，为什么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居然是因为他们家是“老贵族”，存留了一点起码的骨气。所以下层贵族，或托克维尔所说的“中间阶层”，确实是一个社会的至关重要的减压阀。当一个社会陷入混乱与黑暗当中时，有多少人能够心中仍存着一点微光，甚至像韦斯莱先生一样敢于去做哪怕“电梯间里的正义”，都取决于此。而可发一叹的是，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历史，却一直是以削弱和剪除贵族作为主线的。黄巢那种“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做法甚至经常得到民众的怀念和赞颂。可人们却忘记了，黄巢的那一通“过瘾”之后，中国立刻陷入了五代十国人相食的空前混乱与黑暗当中。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当好歹还有点操守、底线乃至传承的社会中间阶层被打倒、屠戮乃至绝种，当社会只剩下了上层的皇权与底层原子化、随风倒的平民，血流漂杵的乱世就不可能不降临了，因为有勇气和实力去减震一下、守住起码底线的人，都已经彻底退场了。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这是孟子的话。韦斯莱先生这样的人，显然就是“士”，“士”是贵族，所以韦斯莱家当然也是。遥想先秦时代，我们的文明也有那些虽然贫穷但却仍有操守的坚守者。若干年后我才懂，韦斯莱先生在电梯间里勇敢的挡住同事，怒骂这个为虎作伥者的勇敢，那种小人物的不服从，才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可以被拯救、并值得被拯救的真正原因。正如那样的考文垂的市民们，值得戈黛娃夫人为他们抗税一样。全文完本文6000字，感谢读完，最近总感觉写的比较了，为文不易，喜欢请多给关注、转发并力所能及的赞赏。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不竭动力。

各位好，年终岁尾，在整理自己去年写的文章，我觉得去年在但丁上写的这篇稿子蛮不错的，值得拿来重发一下，也请大家关注我的这几个备用号：在此也再次感谢一下陪我走过去年那段岁月的朋友们，来日方长，定不相负。极度不公的种姓制，为何能统治印度3000年感谢一位读者朋友的打赏提问，让我聊一聊印度的种姓制度为何得以延续3000年，却从未被推翻。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达利特（贱民），这是一个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印度种姓制度等级。在我们的印象中种姓制度似乎是十分黑暗的，因为它以血统固化了每个阶层之间的等级，并且树立了严格的种姓隔离。堪称人类历史上等级制度中的最森严的地板级存在。根据印度最近的人口普查，印度各种姓的占比为婆罗门5%、刹帝利10%、吠舍20%、首陀罗45%、贱民20%。也就是说，即便不把处于社会中层的吠舍算作是低种姓，首陀罗与贱民加在一起也占到了印度总人口的65%，居于绝对多数。如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思路，那么种姓制度应该很容易就被占人口大多数的低种姓人口所推翻——可是事实却是，种姓制度从雅利安人征服以来，却在印度维持了整整3000年，即便时至今日，印度虽然走向近代化，在法律上废除了种姓之间壁垒和隔离，可是种姓之间的歧视和压迫，却依然存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印度人真的天生奴性十足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请您先回答一个疑问：请在不查阅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回答我，在印度各种姓当中，反对种姓制度、提倡改革甚至革命的种姓主要有哪些？拥护种姓制度的种姓又有哪些呢？你可能会本能的以为，这还用说么？肯定是种姓当中越处于下层的人们反抗越强烈，越上层的越拥护了！可是现实却可能大出你的意料之外：在印度，最反抗种姓制度的两个阶层，除了为污为贱民的达利特之外，另一个居然是处于二等位置的刹帝利。印度历史上真正对种姓制度提供过有效挑战的改革者，比如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耆那教的创始人筏驮摩那（大雄）还有崇尚佛教的阿育王，都出自刹帝利这个种姓。与之相反，在印度最拥护种姓制度的种姓除了婆罗门之外，居然还有第三等级吠舍阶层。远古的婆罗门教在受到佛教冲击之后一度沉积，是由婆罗门出身的商羯罗复兴的，而商羯罗的许多跟随者和赞助者就是吠舍。直到今天，印度的现任总理莫迪也是吠舍出身，莫迪这个人对待种姓的态度特别有意思——在公开场合，他出于政治正确，一再宣称印度应该改革乃至摒弃种姓制度。但莫迪所出身”国民志愿服务团”本身就是一个印度教色彩浓厚的团体，而种姓制度和印度教又是高度绑定的，这就决定了把印度教视为国之瑰宝的莫迪不可能真正在种姓制度上例行改革。另外，可能同样出乎你意料，印度的首富穆克什·安巴尼也出身于吠舍种姓。此人相当于印度的马云加马化腾，掌控印度的工业、信息体系，社会话语权极大，但他也对推动印度在种姓制度上的改革兴趣缺缺，甚至是”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主要赞助者。而在第三等级的吠舍之外，第四种姓的首陀罗对印度种姓制度也基本处于一种“躺平”、听之任之的状态。他们极少响应刹帝利或达利特种姓的号召，参与推翻种姓制度的社会运动。1956年，贱民出身的印度社会活动家安倍德卡尔发动“新佛教”运动，曾一次性号召了50万达利特贱民皈依佛教，并试图通过选票和议会斗争推动强硬改革。但这项主张却在同为“低种姓”的首陀罗中始终应者了了，运动最终因为没有获得社会大多数的支持而最终夭折。也就是说，在印度，对种姓制度的意见不是渐变的，而是随种姓的下降呈现出一种“支持，反对，支持，弃权，反对”的有趣夹心饼干状态。而正是这个夹心饼干，造就了印度种姓制度历经3000年而不倒的“奇迹”。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对印度的种姓制度，社会会呈现出一种只有刹帝利和贱民反对，婆罗门和吠舍支持、首陀罗也躺平甚至乐观其成的“夹心饼干”状态呢？想要理解这种现象，我想先给大家科普一个数学模型——海盗分金，三年前，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讲过这个故事，如今再讲一遍，结合印度的这种特殊阶层现象，会给你不同的启发：说，5个海盗抢得100枚金币，他们按抽签的顺序依次提方案：首先由1号提出分配方案，然后5人表决，投票要超过半数同意方案才被通过，否则他将被扔入大海喂鲨鱼，依此类推。假设五名海盗都足够聪明、理智，请问1号海盗需要作什么样的分配，才既能获得最多的金币，又不怕投票不通过，被喂了鲨鱼？这是一个有趣的数学博弈问题，想要求得正确的解答，必须引入递归思维：我们先假设最简单的一种情况，如果1至3号强盗都分配失败，被喂了鲨鱼，只剩4号和5号海盗会如何：假设5号海盗对4号海盗拥有充分恶意（即在自己利益不受损也不多获益的前提下，优先选择弄死对手），那么无论4号做出什么样的分配（哪怕是（0，100）），5号都一定投反对票让4号喂鲨鱼，这样他就独吞全部金币。所以，4号稍加思考就会明白，他必须赞成3号的分配方案，才能保住性命。而3号当预判到这一点，他就会提出最严厉的“100，0，0”的分配方案，对4号、5号一毛不拔，将全部金币归为已有，因为他知道，4号即便一无所获，但还是会投赞成票，再加上自己一票，他的方案即可通过。在往前递归，2号在推知3号的方案后，会提出“98，0，1，1”的方案，即放弃3号，而给予4号和5号各一枚金币。由于该方案对于4号和5号来说比让3号来分配是有利，他们只能支持他而不希望他出局而由3号来分配。这样，2号将拿走98枚金币。继续往前递归，2号的方案也会被1号所洞悉，1号就会提出（97，0，1，2，0）或（97，0，1，0，2）的方案，即放弃2号，而给3号一枚金币，同时给4号（或5号）2枚金币。由于1号的这一方案对于3号和4号（或5号）来说，相比2号分配时更优，他们将投1号的赞成票，再加上1号自己的票，1号的方案可获通过，97枚金币可轻松落入囊中。这无疑是1号能够获取最大收益的方案了。所以该问题的答案是：1号强盗分给3号1枚金币，分给4号或5号强盗2枚，自己独得97枚。海盗分金的故事，在数学模型之外，其实也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它形象的说明了在一个专制的社会分配体系当中，掌握先发分配权的统治阶层会对社会的各阶层作什么样的社会安排，以及各个阶层会对这个社会方案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比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过，在绝大多数社会中，处于“二号海盗”位置上的中产阶层几乎永远扮演者改革呼吁者和反对派的角色。因为处于最上层的“一号海盗”（统治者）深知这批人是最难以被收买以获得其支持的阶层，两者之间存在无法破解的信任猜疑链。所以统治者一般都会采取最大限度剥削这个阶层的利益的方式，而宁愿给更下层的阶层进行分肥以获取其支持。在印度，刹帝利这个阶层就扮演了“二号海盗”的角色，他们明明是掌握暴力的武士，却需要屈尊于婆罗门的祭司阶层之下，这是倡导改革乃至推翻印度教的精英声音为何总出现在这个种姓中的最大原因。当然，在真实的社会推演中，由于各阶层人口比例和财产、话语权不同，不会完全模拟海盗分金的模式，比如由于处于种姓制度的最底端，处于宗教、律法和经济上的三重歧视地位，贱民阶层这个“五号海盗”是注定不会满意社会的分配方案的。那么对于要维系这套体系的印度的婆罗门阶层而言，他们就一定要“赎买”到吠舍和首陀罗阶层的支持——或者说至少是不反抗，这样才能够达成人数和话语权上的相对多数，维持整个体系的稳定。对于从商的吠舍阶层而言，种姓制度给他们的“分金”是商业的“特许经营权”。在传统印度社会，有且只有的吠舍阶层被允许从事商业贸易，婆罗门阶层在利用教义歧视吠舍，并要求他们交税供养自己的同时，给了他们经商这个巨大的现实利益分肥以赎买他们的支持。且由于吠舍经商、从事专业手艺工作是被写入《摩奴法典》并获得了婆罗门教士阶层保护的，印度历史上较少出现其他古代文明中出现的国王、军阀等暴力持有者野蛮收割和彻底抢掠商人阶层以满足其政治需求的情况。也就是说，由于“种姓制度”和婆罗门的存在，印度的刹帝利阶层所持有的也是与欧洲相似的“有限王权”，吠舍以布施的形式与婆罗门结盟，换取祭司阶层的认可和对其的财产保护。于是吠舍成为了婆罗门之外，最为拥护种姓制度的阶层群体。更耐人寻味的是首陀罗——理论上讲，作为始终印度人口大多数、且在政治、经济、律法上都受到较重歧视的“低种姓”人群，首陀罗本应贱民之外最有可能反对该制度的群体，但在现实中，恰恰是这个占印度人口四成的人群，构成了印度教和种姓制度最坚实的基本盘。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分金”，赎买了这群“四号海盗”呢？答案是，首陀罗们获得的分金，就是他们有特权歧视和压迫比他们更下等的达利特贱民。其实，无论从人种还是财产上看，首陀罗与达利特本来并无很大的分别——人种上他们祖先都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黑皮肤本土原住民，在财产上，在传统时代，很多首陀罗甚至比达利特更为赤贫。同属下等阶层，看似两者本来是不需要作区分的。但印度的种姓制度精明就精明在，硬是把这两种下等种姓做了严格的区分。将一个视为梵天神身体的一部分（婆罗门是嘴、刹帝利是手、吠舍是腿、首陀罗是脚），虽然相比上三个种姓等而下之，但好歹还属于“梵神内部矛盾”。而达利特就惨了，在远古的婆罗门教义中，他们并不是出自梵天神的，而是被梵天神所战胜、镇压的妖魔鬼怪。今天你到印度教、或者受印度教相当影响的藏传佛教寺庙去看，还能看到神明、佛祖或金刚的脚下踩着一些什么人。对，达利特就被视为这些人，是“牛鬼蛇神”、是被打倒和镇压的存在。那么，谁又能在同样贫困并人种相同的首陀罗和达利特之间，谁又有分别二者的权力呢？——这个定义权就属于婆罗门。印度教教义规定，如果低种姓信徒做了触犯教法的事情，其家族就会被划归到达利特阶层当中去，从今往后世世代代成为不可接触的贱民。所以严格意义上说，种姓制度不是用赎买、分金，而是用恐吓、分而治之的方式去换取首陀罗阶层的“躺平”甚至支持的。在这套体系下，首陀罗虽然大多生活拮据、贫困，但好歹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指望，可以看着比他们混的更惨的贱民寻求心理安慰。同时，作为大多数没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主要生活在印度各地农村的人群，首陀罗的生活状态是高度原子化的。个体的反抗很难获得成功，而反抗的代价却特别巨大——哪怕只是在语言上“冒犯”摩奴法典，他们也有可能被打入更低的细分种姓，甚至堕入“贱民”阶层中。另外，由于印度教中将屠宰、厕所清扫、丧葬等许多行业视为“不洁”，而这些工作又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首陀罗自己不能去做，就必须依赖达利特贱民阶层获取这些服务，而想要廉价的获取这些服务，就又必须认同种姓制度，以通过歧视压低这些工作的价格，维持自己微薄的生计。那么久而久之，在这种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首陀罗甘于驯服、不反抗，甚至支持种姓制度的总体性格也就被养成了——首陀罗需要贱民才能生活、却又要歧视贱民才能心理平衡，能同时满足这两种矛盾心态的制度，就唯有种姓制度了。这就是为什么占社会大多数的首陀罗会默许甚至支持种姓制度存在的原因。1956年安倍德卡尔发动的“新佛教”运动当中，大量首陀罗种姓的印度民众选择紧闭房门，不皈依许诺“众生平等”的佛教，因为他们看到的是加入这场运动的绝大多数人都出身贱民阶层，印度社会将“新佛教”称之为“新贱民”，这个时候首陀罗就会进行计算——这场只有贱民加入的运动因为无法发动大多数人而大概率不会成功，而一旦不成功，自己一旦加入，就会沦为“新贱民”，连眼下所拥有的一点卑微的“特权”也丧失掉了。此外，长期的驯化，也让印度人如此根深蒂固的习惯了种姓和等级，“新佛教”运动推进没多久，加入该运动的贱民阶层自己就在内部也玩起了“种姓分级”——他们依照皈依前的细分种姓，在内部划分各自的仪轨、场所，佛教众生平等的理想迅速沦为一句空言，最终在印度溃灭。此情此景，一如佛教当年在印度被改革后的印度教所取代一样。类似的故事，在印度3000年的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着，具体情节有出入，但大体流程类似。种姓制度为何能在印度历经三千年而不倒，原因就不难理解了。清朝对叛逆亲属的处罚往往是“流放宁古塔与皮甲人为奴”，纳粹德国歧视犹太人和反对纳粹的政治犯。翻阅人类历史，我们会发现，那些越是阶层等级森严、且决策模式专断的体系，越喜欢在人群中划分出一个特定的“贱民阶层”，并在形象上极度污名化和鼓动全社会去仇恨这批“贱民”。这并非出于统治者的残忍或个人好恶，而是一种“治术”的必要。就像阿Q进城看了杀头就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一样，“贱民阶层”的存在，对于赎买形形色色“首陀罗”的同意，一方面让他们感觉到“比下有余”，另一方面又用“贱民还是首陀罗”的定义权恐吓他们不要反抗，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作为“第一海盗”的婆罗门，正是因为掌握了优先的信息定义权和资源分配权，就在这种体系中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巨大优势和分润。同样的，印度的故事和海盗分金一同告诉我们，其实“投票”本身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像五个海盗也在投票，却会投出一个（97，0，1，2，0）的结果，印度的整套选举制度是英国留下来的，但至今无法废除种姓制度。那么，破局之道到底在哪里呢？其实“海盗分金”模型当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假设：第一，是假设所有海盗对彼此都是抱有“充分恶意”的，也就是海盗在自己不受损也不受益，但有能力弄死对方的情况下，一定会选择投死其他海盗。这样在最简模式中，5号海盗才一定会投死4号海盗，递归推演由此开始。第二，是假设各个海盗之间即无法充分沟通、也不能达成彼此互信，这样海盗之间任何共抗第一海盗以要求其做出公平分配的“投票同盟”就不可能达成。而这些能打破海盗分金困境的要素，翻译成现代社会用语，其实就是——自由沟通，平等契约、宽容博爱、舆论能自由的沟通，能通过交流协商打破阶层间的囚徒困境；重信守约，以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自组织；以宽容博爱为准则，不以党同伐异，至他人于死地而感到快乐。自由、平等、博爱，打碎“海盗分金”困境并不难，一旦一个社会拥有了这三样东西，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资源与机会的分配将越发公正。人们将从那一刻起，告别种姓，走向现代。全文完本文6000字，答疑一篇，写的辛苦，感谢读完。长文不易，喜欢请关注、打赏、转发三连，您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

你非要问我什么观点之前，我得先问你接不接受我的观点。今天不想写文，倒想写写最近的总不想写文的原因。最近一段时间，我更的历史类文章比较多，还有哈利波特的解读系列，但偶尔也写一些时事，但我发现有一类留言蛮讨厌——有人不断地在留言区里刷屏：你敢不敢聊聊爱泼斯坦？你怎么不说说高市早苗？你敢不敢点评一下牢A？你要是真的按照他们的意愿写了。他们就又跳出来——我就说你果然是这个观点，你这个xxx、xxx！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我已经把这批人拉黑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几次之后，我发现一个趋势，就是现如今好像有一些网民，好像已经不满足于批评那些肯把与他们不同的观点说出来的人，而是开始热衷于在网上搞“主动式立场审查”，主动去询问、甚至从旧账中纠察某个人的某个观点，然后奉送一顶帽子把对方压死。我觉得这个癖好挺搞笑、也挺可怕的。它让我想起一段故事：说明太祖朱元璋得天下那会儿，下过一个命令，收任何隐居不愿做官者，一经查实，一律处死抄家——这在中国古代王朝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霸道而奇葩的命令。东汉初年有一位名叫严光的隐士，他是汉光武帝的同学，刘秀建立政权后，却坚持不肯出来做官，跑到富春山隐居了起来，刘秀搞清楚他老同学的心意之后，选择了优容他，这个事儿后来成为了一段佳话，元代著名的《富春山居图》，用的其实就是这个典故。但是奇葩的是，对于严光的隐逸，老刘不生气，老朱却生气。朱元璋读了这段故事后，专门写了一篇《严光论》，文章中杀气腾腾的表示：“朕观当世之罪人，罪之大者莫过严光之徒，不正忘恩，终无补报，可不恨欤！”未经我允许，你就敢去隐居，这不就是变相反对我么？统统杀了了事。所以如果你给朱元璋诊断一下，你可能会发现这个人有典型的巨婴全能幻想——他一定要幻想全世界的人都赞同他、不能容忍与他观点不同的人保持沉默。并且怀疑所有沉默的人都对他有不同意见。我觉得时下有些网民，没有朱元璋的命，却得了朱元璋的病，别人在某个问题上保持沉默，相当于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隐逸”，他却一定非要揪着他人出来对这个问题表态，这真的是蛮霸道的。但是，我想说有这个习惯的也不仅仅立场观点偏左的受众，比如前不久某位吹哨人医生去世的周年，我没有单独写文章纪念（这段时间状态确实有些欠佳，住的地方没暖气的问题吧），在有位读者那里也成了一个黑点，说你看谁谁都写了，你为什么不写？我不得不也给他普及一下一些常识——第一，我那两天确实忙，不是不敢，是没顾上。第二，就算是我真的不敢了，我作为一个自己码字养活自己的人，有没有不敢的权利呢？这种事情，发生了其实也不止一次两次了。确实有些读者，乃至同行，当他觉得我该就某个问题发声写稿，而我没写的时候，这就成了我在他们眼中的罪过。虽然这些人中的很多，也喜欢谈言论自由，但我总怀疑，他们的心中或多或少也都住着一个“小朱元璋”，无论他们嘴上的观点是左是右，他们都有一种巨婴般的全能幻想，不尊重他人哪怕沉默的自由。我写作的时候常常会呼吁表达的自由，但有的时候想一想，表达的自由其实也挺难、是个技术活，因为言论自由这个东西有时确实要顾及到不伤害他人的私权。有的人……哦，不，人渣，甚至把对其他人无端的攻击、造谣和诽谤，也当做了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想，我们在学会尊重言说的自由前，是不是要先学会尊重他人沉默的自由呢？不要凡事逼着他人表态，能够想到并容忍他人在某些问题上与你有不同见解——这是一个人走向成熟与正常关键的一步。能做到这一点，你才驱赶了你心头的那个小朱元璋。做到这一点后，我们才能谈一点别的。今天的稿子逻辑链蛮短的，讲几个小笑话吧。一个可能是美国的：

半年前参议院大选刚刚惨败的自民党出人意料的翻盘狂胜，日本民意在表达什么？可能事前谁也没有料到，在2月8日刚结束的日本众议院大选中，日本自民党能够获得如此创纪录的“历史性大胜”。根据2月9日最近公布的开票数据显示，在本次选举中，执政联盟的，自民党获得316个议席，创下了日本二战以来单独党派获得众议院选举议席数的新纪录。而与之联盟的日本维新会获得36个议席，单独党派也成为众议院第三大党。有赢家当然就有输家，在野党方面，由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共同组建的新党“中道改革联合”仅仅获得49个议席，席位缩水超70%，这一数字远低于选前民调预测，甚至未能达到阻止执政党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一席位门槛”。在最新的电视报道中，曾经做过日本首相的立民党党首野田佳彦神情沮丧，表示将承担败选责任。其他党派，国民民主党获得28个议席，参政党获得15个议席，新兴政党“未来团队”获得11个议席，日本共产党仅获得4个议席，也遭遇惨重的失败，令和新选组获得1个议席，“减税日本·忧国联合”获得1个议席，无党派及其他获得4个议席。自民党单独获得316个席位，除了创纪录之外，意味着什么？日本众议院现有465个席位，这就是说，自民党单独一个党派就获得了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相比于大选前需要与日本维新会组成执政联盟议席才能过半，绝对是意料之外的狂胜。而众议院在日本现行政体下作用是举足轻重的，首先日本首相的选举规则就是“先众后参”，由众议院先投，参议院再投，两院协商一致听双方的共同意见，两院协商不一致，众议院有权强行通过首相任命。其次在立法权方面，众议院三分之二的议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坎，因为日本国会立法的时候也是先众后参，除修宪等特例之外，由众议院过半议员支持的法案提交参议院审议，若被参议院驳回，众议院可以举行追加投票，票数过三分之二可以强行推动法案。这就是说，通过本次众议院选举，兼任自民党党首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实际上已经获得了日本法律可以赋予首相的最大值，日本战后的历任首相中，没有人比此刻的高市早苗（至少在纸面上）拥有更大的权力，她可以毫无阻力的推动除修宪外的一切她想要的法令改革。史无前例的自民党独霸的局面在这个星期天于日本邸定了。可是为什么日本自民党这次能胜的这么“狂”呢？事前和事后查阅、总结了很多资料后我倾向于认为，自民党这次大胜的直接原因，恐怕在于它在选前决定与合作多年的公明党分手，转而与日本维新会组成联盟。但非常有趣的是，这个选择其实不是高市早苗或日本自民党自身的意愿，高市早苗被提名为新党首后，前自公联盟（这个名字用中文写出来总有种莫名的喜感）的解散，其实是公明党方面做出的决定。公明党不喜欢高市早苗这个人，并认为抛弃自民党转而与在野第一大党、同为中左的立民党组成“中道联盟”有利于扩张自身的影响力，甚至可能掀翻自民党的执政基础。事实上不仅公明党这么想，连自民党内部和日本民间，在本次选举结果正式揭晓前，也有大量的声音认为高市早苗这次有可能翻车。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大选是个选前谁也猜不透结果的黑箱，那么日本大选则是黑箱中的黑箱。这倒并不是指日本政界相比其他西方国家存在更多的隐秘操作。而是指日本社会向来“政治冷感”，加上文化上的“暧昧因素”，大量民众不愿意如欧美国家一般过于直白的表达的自己鲜明的政治见解。在选举日愿意去参加投票，其实已经是大多数日本人最直白的政治表态了。由此，再加上日本影响力巨大的政论类媒体长期就只有那几家，导致了日本几乎不存在什么可以敏感、准确预测民意风向的“温度计”，一切只能大家选前猜，加选后复盘。每一次日本选举都是在豪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日本首相在当选后往往选择在第一时间就立刻解散众议院，立刻重新选举——因为当且仅当这个时候，首相们才最为确定民众对自己的期待感是最高的。但是高市早苗这次解散众议院，其实距离她的当选已经距离了几个月，这就说明在不得不与公明党分手，重新另寻维新会这个盟友之后，自民党内也在掂量这个被迫的选择是否得选民心意。这就是说，高市早苗应该承认，她此次冒险解散国会，“有赌的成分”。只不过，她确实赌对了，不仅赢，而且是狂胜。日本这个国家，它的政坛博弈方式也比较特殊。日本自民党这个党成立于1955年，是当时的美国占领军为了抗击当时风头正健的日本共产党、防止日本“赤化”，强行将政见完全不同的自由党、民主党等党派捏合在一起，硬凑一个“国会多数”，而搞出来的缝合怪。所以以自民党建立为开始的“五五政体”，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日本战后政坛与众不同的“游戏规则”——日本政策方针的变迁，既不同于两党制的美国，靠每隔四年推选不同的总统候选人呈现自己的政见，争取选民。也不同于隔壁的韩国，不断地“毁党、造党”，靠频繁的党派更替来进行博弈。日本政治游戏的关键词是“联合”，上世纪后半叶是自民党内部各个派阀之间不断地联合、分手、重组，靠公开的派阀联盟获得自民党主导权，进而问鼎首相。从1999年开始，由于日本民众在泡沫经济后逐步厌倦了自民党的老面孔，自民党的独大地位遭遇动摇，所以自民党开始进行党外联合，找到了基本盘为佛教信徒的公明党为执政伙伴，进行联合执政。而公明党虽然出身有宗教背景，但在内政和外交上是相对非常温和的，比如主张对华亲善，在亲美和修宪等问题上持保留态度。二十一世纪的头二十多年，由于国际经济格局、以及思潮的变化，自民党通过这种与公明党的联合，向选民传达了一种它自身也维持“中道”的态度，民众对这个倾向是大体买账的，甚至在2009-2012年，日本还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相对更左翼的日本民主党掀翻自民党统治，成功上位执政的局面。所以，我们梳理安倍自2012年起长达八年的执政时代也会发现，除了一些右翼政治作秀，其在经济等方面的许多具体施政，比如提出观光立国、放宽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限制等等，所采用的反而更多是欧美中左翼政府的方针。可是最近这十多年，由于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日本的民意其实正在发生嬗变。去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遭遇惨败，改选议席从改选前的52个议席大幅减少至39个议席。此次事件导致了前首相石破茂的最终下台，这其实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警告。经历漫长的安倍时代，日本民众又对自民党的执政策略不满了。但民间积聚的不满到底是向左的还是向右的？其实那次参议院选举很多人看的可能还不够明白，至少当时还有多种解释。比如公明党方面就做出了误判，觉得舍弃与自民党的联合，与立民党建立“中道联合”有可能吸引大量支持者。可是事实证明公明党猜错了，日本民意就是正在发生鲜明的右转。他们对高市早苗的支持，乐见自民党离开公明党、与维新会进行联合，传达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而两点确定一线，去年七月到今年二月，日本自民党用参众两院的一场惨败和一次狂胜，“试”出了日本民众的心意——这个国家就是和今日的美国一样，正在发生鲜明的逆全球化民意回潮的，只不过日本人的表达没有美国人那么直接而已。这恐怕会决定很多事情，比如日本可能会暂缓安倍政权以来的观光立国等国策，甚至对外来者更加严格乃至苛刻，同时步美国后尘、进行产业链虽然可能缓慢但坚决的转移。高市早苗毕竟不是特朗普，不太可能今天一个“买格陵兰”明天一个“100%关税”的噱头，但俗话说手握利刃，杀心自起。如今在众议院中掌握如此空前的优势，如果她不做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对支持她的选民，恐怕也是交代不过去的。但对于最引起中国舆论关注的“修宪”问题，我的判断是：高市早苗即便有修宪这个心，暂时恐怕也会按兵不动。这背后的原因，说来需要费一些笔墨。当年美国主导制定日本宪法时，为了防备日本重新滑向军国主义特意抬高修宪门槛，让日本修宪不仅相比通过一般法案、甚至比其他国家都要难得多，在日本修宪，参众两院同时通过三分之二，且没有“众主参从”的原则。而自民党去年刚刚经历参议院大选惨败，执政联盟两党加起来参议院票数斗不过半。本次大选狂胜之后，高市早苗目前面临的是一个如亚当在伊甸园中的局面。“园中果子你都可以吃（一般法案都可以推出），但唯独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动（修宪没门）”。修宪对她来说是禁果，她不会实际去触碰。高市早苗这个人的特点就是，除了右翼之外，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她但凡头脑清醒，是铁定不会拿自己的大好胜局和执政黄金时间往这个注定失败的尝试上撞的。而且说的更实际一点，所谓修宪（主要是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非战条款”）议题，在日本现在更多也只是一个用于区分左右的“务虚”，双方其实都知道一方面日本宪法的高门槛，让法条上修宪几乎不可能。另一方面，如小泉、安倍时代已经做过的那样，只要首相和内阁手握优势地位，完全可以通过《安保法》等方式绕开这一纸面上的条款。所以无论自民党等右翼谈“修宪”，还是日共等左翼谈“护宪”，都更多时一种简化的政治口号，就跟美国两党谈禁枪与堕胎问题一样，实际操作中，他们都知道会优先去忙其他别的事情。在该问题上没做好准备却选择强行冲击，至少对目前的自民党的高市政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减分项——日本民众会心里嘀咕，我们给了你这么大的支持，你就光把支持率耗在这种（至少短期内）不可能成的事情上？以日本人的性格，他们估计要骂一句“不知时”，也就是傻瓜。所以日本首相们，在支持率少、施展不开的时候要多谈“修宪”，等支持率高，真能推动改革了，反而要优先忙别的——这个曾在安倍身上应验的规律，到了高市身上，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估计，高市手握胜势、优先发力的恐怕还是日元汇率、移民政策、产业链调整等方向。而从长远看，日本政府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后发达国家综合征”——长期的发达国家生活把日本民众养“娇气”了，没办法和新兴国家一起卷廉价生产力，但当今世界经济就是一个以“卷”为主题的时代。价廉量大，就是能碾压日本一度引以为豪的精耕细作、工匠精神。而攀尖端科技终究只能解决一小部分人的就业，并会加剧贫富分化、福利社会化等问题。日本政府能不能解决这个美国人都挠头的问题？这其实才是高市早苗最终能不能立得住终极考试。单靠赶几个外国人，强调一下日本优先——这些花活都是特朗普玩剩下的，效果从长远看，效果其实很有限。高市早苗本来人格魅力光环就不如特朗普，日本人也不信这个，学特朗普她的路走不远。还是要在实绩上见真章。当然，无论怎么说，本次自民党大胜最大影响，还是日本总算通过前后时隔半年，胜败如此悬殊的两次大选“测得”了含蓄不肯直说的日本民众的心意——日本的整体民意，就是在鲜明的右转、趋向保守、和杯葛那些与自身观念、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乃至族群。这个现象在美国就正在发生，如今在日本也在复现。本文无意评价这个思潮的好坏，但想向大家呈现的是，民主和选举的本质其实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民众根据自己的心意选出社会下一步要走的道路，选择，并为这个选择最终负责。仅此而已。至于这个选择是否真的对？它不是这个制度所能保障的东西。它只能靠下一次大选的期望，维持一种纠错的灵活性。全文完本文5000字，感谢读完，长文不易，喜欢请关注、赞赏、转发三连，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不竭动力。

各位好今天是周末，想休息一下，重发一篇旧解读稿子吧。昨天《哈利·波特是巫中贵族么？贵族一定是坏人么？》我谈了我们对“贵族”这个词的诸多误认，其实若干年前，我借聊《三体》讲过另一个在中国社会中被污名化特别严重的词，那就是精英。今天就以这篇文章给您带来一些启发吧。一群伪精英靠社会边缘人独有的骚操作，搞垮全人类的故事。1正式开始写此文之前，先讲两个段子：一个是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听来的——他是个“青椒”（年轻大学教师），有一次他们学校话剧社演出《三体》的改编剧，剧中有一段是还原叶文洁暴露她在地球三体组织中“统帅”地位的剧情，当台上的叶文洁喊出那句“消灭人类暴政”之后，他听到台下很多人跟着众演员一起接茬了下半句——“世界属于三体”！我这位朋友说，虽然他知道大多数人喊这个口号纯粹属于戏迷起哄，跟看德云社相声要喊“吁”，但他还是没有来的感觉，好像有些学生喊这个口号是认真的，或者至少半真半假，这让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其二是我自己的一段经历，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学校相熟的几位老师特别紧张，因为他们的孩子当时都在小学里念书，可是当时（2010年）刚好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郑民生案”，事业、生活双失败的社会边缘人郑民生，在绝望之下决心报复社会，悍然对小学校园里素昧平生的孩子挥起了屠刀，砍死砍伤13名小学生。记得有一位学心理的、孩子刚上幼儿园的女老师，在分析这个新闻的时候都流泪了，她说她不是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格特质就叫“社会边缘人格”，也不是不知道这种人格的形成原理，毕竟她自己就是学这个的。但当她真的在新闻中看到这个人的时候，还是震惊到无法承受——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畜生？讲这两个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向大家说明，我活了这三十年，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那种动辄宣称自己“对全人类失望”的家伙都是些什么货色——他们要不然是还没有走向社会、自己一无所有、心智发育还不健全的年轻中二病后遗症巨婴，要不然就是没有实现过自己的人生价值，生活、事业过的一塌糊涂的loser，这两种是最容易真的产生“我不活了，多拉几个人一起快死！”或者“我对人类失望透顶！毁灭吧，赶紧的。”这类奇葩想法的人。因为本质上说，这种极端想法其实来源于一种人类幼年时期心智不健全时期的巨婴幻想——非觉得世界一定要按照他的规则去运行，不这样就痛不欲生，并且试图毁灭不听从他命令的这个世界。这跟婴儿看到玩具没有按照他的意思说话，就怒而摔玩具，本质上是一个心态。心理学上好像称之为“婴儿期全能幻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你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前几年的时候，中东地区一些国家会成为恐怖主义的策源地，就是那个地方社会现代化失败，贫富差距拉大，又赶上人口爆炸，于是loser多，年轻人多，年轻loser尤其多，于是恐怖主义者最容易招傻缺来背炸药包。一言以蔽之，越是loser，越是巨婴，才越容易成为“人奸”去做反人类的事，这个道理从中东恐怖分子，到西方极端白左，其实都是一样的。可是在小说《三体》，作者刘慈欣对这个社会常识，却偏偏是反着来的。在小说的第一部中，绘声绘色的描写了一个开门揖盗，要把地球送给三体星人的结社组织——“地球三体叛军”。大刘特地给这个组织下定义说：“地球三体叛军被称为精神贵族组织，其成员多来自高级知识阶层，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政界和经济界精英……”请原谅，作为一个最终学了文的人，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感觉大刘说这段话的反常识程度，就像有人告诉一个学数学的人“1+1=2所以2+2=5”一样扯淡。都不用引用什么社会学理论，只调用一下你自己的生活经验，就能知道，至少我所认识那些社会精英，完全不是作者说的这个样子的。一个能在社会上获得持久成功的人，他在骨子里一定是一个热爱生活、肯定人类的人。因为道理很简单，假如你天天抱着那种对社会绝望、对人类绝望的巨婴幻想活着，你的外在表现一定要么是犬儒的躺平、要么是愤世嫉俗的到处惹事儿，而抱着这两种仇恨心态活着的人，他一定无法有效的调动社会资源为己所用，让自己走向成功。所以一个社会的成功者，一个精英阶层，他可能因为自身的好恶，否定掉人类的某一部分、或者某些思想，但绝对不会成为一个彻底的“反人类分子”。要不然他成功个什么劲？精英个什么劲呢？怎么不学恐怖分子或郑民生，赶紧拉着别人一起去死？难道现实世界也有ETO？三体人也快来了？当然，我知道，我这样为社会精英阶层“洗白”，肯定有三体粉丝是会嗤笑的：洗白精英阶层？你认识真正的社会精英吗？你算社会精英么？你不就是个臭码字的么？你怎么知道精英阶层里没人像大刘说的那样想？你看，这其实就是大刘写作《三体》时的“狡猾”之处：他聪明的利用了我们这个社会中对精英阶层（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那种又仰视、又怀疑、不认同的态度，虚构了一种精英阶层中“普遍存在”的反人类心态，并把它当做小说写作的基石之一。其实，从本质上讲，这种“精英阶层爱出人奸”的假设，跟前几年烂大街的什么“共济会阴谋颠覆全人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隐秘计划”等阴谋论是一样的，其传播动力的是一种社会中下层因为不了解精英社会运作模式，而基于自己的认知结构对社会上层的狂想。网友DIY出来的“地球叛军”符号也跟传说中的“共济会”很像，我总觉得这不是巧合。说的贴切一些，也不客气一些，其实这类阴谋论跟那个笑话中老农民畅想皇上的生活，以为“皇帝一定拿着金扒犁扒粪吧？”“等到我当了皇上，全村的粪都要归我一个人扒”一样荒腔走板。可是面对这种直白的胡扯，如果你敢反驳说“精英阶层根本不是这样的！”又很难。因为如前所述，我们社会中有些人，确实对精英阶层有一种奇妙的即仰视又仇视的心态——你为精英阶层洗地？你也配！你怎知精英群体在想什么？子非土豪、高知，安知土豪、高知不反人类？这种诡辩，确实是没有办法驳斥的。2实际上，大刘运用这种大众对精英阶层的偏颇想象写书，也不是第一次了。我记得若干年前，他曾写过一本旧作，叫《赡养人类》。该小说讲了一个挺奇葩的故事，说有一天与地球文明极为相似的“哥哥文明”来到地球，要求人类给他们腾地儿，都移居到鸟不拉屎的澳大利亚去（这个处置方案跟三体人处置人类的方式完全一样），而他们给人类的“赡养标准”，则是按照社会上最穷的那批人的生活底线给的。于是地球上就出了一个名为“财富液化委员会”的组织，该组织也是由顶级富豪组成，为了提高未来人类的赡养标准，他们开始全球大撒币，力争在哥哥文明驾临之前提高全人类的生活标准……有穷人敢不接受他们的钱，这帮富豪就雇杀手杀人（从这个手法选择，你也能看出大刘对精英阶层思维习惯的想象有多么匮乏，把顶级富豪都当成了黑老大去写，钱买不来的就直动枪，连个“中策”都没有）。结果玩脱了，杀手被某位贫困少女感动，反戈一击，把富豪们全杀了。嗯，简单的说，这是一个外星人版的“开门，送均贫富”的有趣故事，如果不考虑这种大撒币必然造成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等问题，还是蛮乌托邦的。但问题在于大刘在这个大故事之下，又嵌套了一个更有意思的小故事——问，为什么“哥哥文明”要万里迢迢跑到地球来抢资源呢？难道他们也住在超不稳定的三体星上？大刘的解答是：因为哥哥文明原住的那个星球上，出现了极为悬殊的“贫富分化”。人工智能和知识植入科技让少部分人可以抛开整个社会一骑绝尘的过度积累财富，最终，出现了一个自己一个人占据全球财富99.99%的顶级富豪“终产者”，这个富豪嫌其他的穷逼住在自己星球上太闹腾了，把他们赶了出来，于是“哥哥文明”只好流浪……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也很震撼——这次不是震撼于大刘的奇思妙想，而是震撼于他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无知程度。是的，大刘笔下这个“终产者”故事，其实很像一个旧社会村里地主的扩张故事、在古代农业社会里，一个地主挣了钱确实就会拼命兼并同乡的土地，最后把自己搞得田连阡陌，让全村都是自己的地，而把其他人都搞成了“无立锥之地”的流民，不得不出门去流浪。是的，在一个传统农业社会里，这样的经济学故事是很容易达成的，因为传统农业社会大体上是一个封闭内卷的静态社会，生产力是不发展的，可耕地也就那么多，你多一点我就少一点，那这当然是零和游戏。所以土地兼并、出现少数“终产者”现象是传统农业社会难以克服的顽疾。可是这种顽疾，在人类进入商业、工业时代之后就很难存在了。道理很简单，因为近代人类社会总财富出现爆发性增长的原动力，就在于全社会分工协作的增加、科技助推生产力的发展、和经贸互通有无的繁荣。这三种财富增长方式，都是依赖这个社会上有足够多的人，参与足够大的社会协作才可以达成。而这种社会大协作达成的方式，就是货币。所以经济学上有一个常识，叫“货币乘数效应”，指的就是钱只有花出去，才能创造财富。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也承认，资本只有在被投入到生产当中的时候，才能叫资本，如果存在银行里或保险箱中，那只能叫存款，无限接近于废纸一堆。所以在一个现代工商业社会中，一个社会精英是不可能通过像农村土财主或葛朗台一样抠抠搜搜的只进不出攒家业获得成功的，最挣钱的企业家一定也是最花钱的企业家，钱在他们的手中会像流水一样聚集起来、又以工资、成本等方式花出去。在现代工商业社会中，所谓贫富差距的拉大，也是这种动态当中一个统计，而拒绝让自己的财产投入再生产、再流通的富翁，他攒下的财产再多会迅速因为通货膨胀、发展增长等因素而被甩下。简单地说，就是小说中想象的静态的想把所有其他人都赶走的“终产者”在现代工商业社会中根本不可能形成。为了更形象的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举一下亨利·福特的例子。众所周知，福特因为发明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并推出了廉价的T型车，而开启并垄断美国汽车时代的汽车大王。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接近“终产者”的存在，可是福特这辈子另一个看起来很“不资本家”的疯狂点子，恰恰是给他的工人们高福利、高工资，从1914年起，亨利·福特在没有法令逼迫的情况下，就推出了一项改革措施：将其工人每天工作时间从9小时减少到8小时，日薪却从当时普遍的2.25美元提到5美元起。当然，福特这样做的初衷肯定不是“仁慈”，资本家都是唯利是图的么，可是精明的福特有另一番算计：他给自己的工人发高工资，让他们有更多的闲暇出去消费，看电影、购物、照顾家庭，生娃，这样其所在的这个市场才会繁荣，。产生足够多的中产阶层去买自己的T型车。明了了这些，你就能解释为什么美国近现代史上那些最成功的大富豪，像福特、洛克菲勒、比尔盖茨这样的人，往往同时都是其所在的社会最大的慈善家，会主动地将自己聚集的财富分散出去——因为这帮人是活明白的人，他们知道在一个运行正常、不断发展的工商业社会中，自己发家致富的财富来源是什么：社会会因为以金钱为媒介的协作的增加出现财富的爆发性增长，而富豪们，为了能在不断增长的蛋糕中切到更大的份额，就必须主动把钱花出去，才能够在这种动态平衡中继续占据优势。这才是现代社会致富的秘诀。而能在这种动态平衡中占据优势的精英阶层，你说他们普遍存在一种“对人类失望”甚至要当“人奸”的“地球叛军”？打死我都不信。是的，一个繁荣、经济不断增长、科技不断进步、协作不断扩大的现代社会中，也许会有贫富差距出现，但绝对不会形成《赡养人类》中那种财富彻底固化在某个“终产者”手中，然后终产者要把其他人都赶出去的奇葩景象。因为现代社会绝大多数富豪的财富来源，恰恰是在加大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完成的，把人都赶走了，你富豪再把商品卖给谁？挣谁的钱去？所以我不得不说一句可能有点激怒大刘粉丝的话——大刘这个人，对社会的精英阶层，恐怕是有极深的误解的。而这种误解，一半迎合了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某种仇富、仇知心态，而另一半，则来自于大刘对经济学等关键人文学科的严重缺课。3而这种误解的深刻，也导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哪怕你不比对大刘的其他作品，只在《三体》三部曲内部比较，也会发现其自相矛盾的逻辑硬伤：在《三体1》中，作者绘声绘色的描写了以社会精英阶层为主体的“地球叛军”组织，向读者描绘了一个“社会精英爱出人奸”的奇葩平行宇宙。可是到了《三体2》中，

、哈利是“五姓七望”？鸣人是“官二代”？如果这是真的，作者这么设定是“封建残余”吗？各位好，久违的哈利波特解读一篇，我们接着谈谈《哈利波特》背后的社会与文化。1最近，经某炙手可热的网红大V的炒冷饭，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又在简中圈里流行，那就是说哈利波特在魔法界也是“五姓七望”之一，别看小说里写哈利波特写的那么平易近人，其实他是贵族老爷！反映了英国现实中壁垒森严的贵族等级压迫。类似说法，还有人解读火影，说别看鸣人身世那么惨，但他家家族世袭木叶村村长，其实也是忍者界的贵族！反映了日本现实中同样严酷的阶层格差。虽然，我觉得这种反帝资修反到英国巫师界和日本忍者界的分析方法实在是有点搞笑，但架不住真的有不少年轻人信啊。我认识一个比我小六七岁的朋友，同时迷哈利和火影，但迷是迷，他同时也就信上述这一套，一边看哈利和火影，一边执着的骂西方社会吃人。我总觉得她的状态，特别类似本拉登当年，躲在地洞里一边狂刷美国大片，一边狂热的仇美反美，而这种状态在中国年轻一代中真的挺常见的。我有一次实在忍不住了，揶揄他，说你要是老抱着这个心态，那就别看什么哈利、火影了，天天看葫芦娃、黑猫警长、或者网络爽文的“九龙抬棺”岂不快哉？至少我记得起点中文网的大部分爽文男主，可都是24K纯草根出身的。除了喜欢乱开后宫、见到美女一定要搞定、外加对标记为对手的人毫不留情、从不“圣母”之外，立场站的那叫一个稳。绝对更适合此类读者的体质。行吧，玩笑归玩笑。但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值得好好说说——的确，像《哈利》、《火影》这样作品中，作者往往给作者安排一个家世背景，但这真的就证明这是一个“贵族崽子复辟封建制”的故事吗？能证明主人公和我们这些草根读者“不是一条心”？我觉得你非要带着这种可笑的有色眼镜，看这些书，真不如不看。哈利波特是巫中贵族么？你硬要说的话，算是吧。但罗琳（以及她预定目标读者）眼中的“贵族”一定是坏人么？未必。我们先说说哈利贵族的一面，其实在系列小说中，罗琳对这一点是没有加以掩饰的。第一部小说的刚开始，面对担心自己上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学费问题的哈利，作者就借海格之口表示“你父母给你留了一小笔钱，足够支持你完成学业。”可是小说越往后看，我们越发现，好像哈利继承的遗产并不是“一小笔钱”——第一部，当面对去学校列车上的小餐车，饿坏了的哈利直接掏出大把的金加隆一样来了一份。第二部，面对洛克哈特将全套的教科书赠予哈利，哈利的选择是立刻转赠给贫穷的韦斯莱一家，自己掏钱重买。第三部，哈利得到了一个同样出身巫师界世家贵族的教父，小天狼星布莱克，后者送给了他一把价格不菲顶级飞天扫帚火弩箭。第四部，开篇哈利就在魁地奇世界杯上掏出30个金加隆，给自己和两个好友一人买了一台魔法望远镜。在小说的结尾，他又一次性给了韦斯莱兄弟一千个金加隆支持两人创业。做了韦斯莱兄弟笑话店的“天使投资人”第五和第六部，由于教父小天狼星的去世，哈利直接继承了魔法界“最古老、最高贵”的布莱克家族的遗产。所以到了第七部，面对弗农姨父“你劝我们离开是不是要图谋我们房产”的质疑，哈利直接理直气壮地的回怼：我图你们家这破房子？我自己在伦敦市中心有一整栋房子。我教父留给我的！所以你看，金钱的问题罗琳其实一直有写，而且小说中的哈利确实“不差钱”，无论从自己家族还是教父家族的继承上来看，他这辈子都能过体面人的生活。所以哈迷圈子里，称呼哈利为“哈少”，也是有传统的。但是，请注意，罗琳在写哈利经济状况的时候，从来并不是单纯描绘他有钱，而是着重描绘一种西方传统上极为重视的贵族美德——慷慨。而且哈利的这种慷慨绝非施舍，是建立在充分尊重被帮助者人格之上的——小说中哈利第一次掏钱在列车上买好吃的，他看到对坐的罗恩想吃又囊中羞涩，没有直接施舍，而是说：喏，咱俩换吧，我换你从家里带的三明治。后来在世界杯上买望远镜送给罗恩，罗恩说着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哈利说没关系，十年不给你买圣诞礼物了（后来其实还是送了）。再后来小天狼星死了，邓布利多问哈利是否愿意出让他的那所房子继续做凤凰社的总部，哈利说尽管用。小说中哈利这种贵族式的慷慨也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第五部中由于魔法部的介入，黑魔法防御术没办法正常教授了，赫敏提议让哈利私下里教愿意学的同学这门课，对于这个即冒风险（作为组织者，发现就会被开除）又涉嫌“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提议，哈利只是担心自己能否胜任，之后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了。我记得当年在中学，小说读到这里的时候就特别不理解，因为我们那会儿在学校里老师是天天给我们灌输“竞争意识”的，“高考多考一分淘汰几万人”，在这种内卷的环境下，你几乎不能想象主人公愿意即冒风险又费心神的向（并不都是服从于他的）同学教授自己的长项，而且是倾囊相授。但罗琳无疑极尽描写了哈利的这种慷慨特质，并且显然认为这种慷慨，是一个领导大众对抗伏地魔的英雄所必须的，在小说中的后期，我们可以看到正式哈利的这种慷慨、善良得到的报偿，助他战胜了伏地魔。他与罗恩的友谊、他出于公平考虑透露给对手塞德里克的信息，他救的小矮星彼得的命，他教授给同学们的黑魔法防御术，乃至他解放的家养小精灵，最终都成为了他战胜伏地魔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哈利的这种慷慨，又显然不是我们在《水浒传》里看到的宋江那种草根枭雄式的刻意的施恩、收买人心。它就是一种《三国演义》里刘备和周瑜式的、贵族式的、自然而然的慷慨。而且似乎是为了和哈利形成对仗，罗琳特意安排了马尔福家族这样一个“坏贵族”的反面。马尔福家族显然比哈利更有钱，但马尔福一家每一次施恩，一定要立刻获得报偿——给斯莱特林魁地奇队换了最新式的飞天扫帚，自家儿子马上要当球队的找球手。给圣芒戈魔法医院捐了一笔善款，立刻获得了在世界杯上与魔法部长同坐一个包厢的机会。而且通过德拉科·马尔福那张欠欠的嘴，他们要反复提醒被施恩者——你欠了我的，你低我一等，你比我穷。《哈利波特》是一本描写反抗黑魔王的英雄的小说，而英雄必须要“得众”，想要得众，要么是发自内心的慷慨、要么则是出于有意得收买人心。罗琳显然为哈利选择了前者，而在她得认知范围内，能有这种慷慨气质的人，必须家中“小有资财”，要不然岂不就成了穷大方了吗？至于为什么收买人心的道路是不可取的，其实伏地魔这个反派人物就是个鲜明的例子——同是孤儿，伏地魔（汤姆·里德尔）没有父母留下的“一小笔钱”、出身孤儿院的他拿的是学校给的助学救济金上的霍格沃茨。但是伏地魔又极具野心，不甘于“穷则独善其身”。那怎么办呢？只能用非常手段去坑蒙拐骗偷——如小说众所描写的，靠杀人将斯莱特林的挂坠盒和赫奇帕奇的金杯据为己有。然后用这些非正常手段积聚的财富和实力去刻意施恩给自己的党徒，但这种施恩是严格要求对方的忠诚作为回报的。比如他“赠予”小矮星彼得的银手，在彼得脑中闪过一丝对伏地魔的非绝对服从之后，立刻就掐死了彼得。哈利、马尔福家与伏地魔，不同的慷慨、施恩方式，显然暗含了罗琳对领导者这种气质的思考。领导者必须“得人心”，而这种得人心如果不来自于贵族式的慷慨、就来自于枭雄式的施恩，这件事不仅魔法世界如此，现实世界中也一样。翻翻中国史册，那些开宗立业的创业皇帝，也无非就是这两类，不是唐太宗李世民那样的顶层贵族，就是刘邦、朱元璋这样的纯草根底层。前者有贵族式的慷慨，后者是枭雄式的施恩，用的好都能夺取天下。那到底哪一种更好一点呢？读过中国史书的人恐怕都知道，还是李世民这样的贵族，建立的王朝能对功臣、百姓，都更宽容、良善一些。好歹贵族不会急于征收打江山的血酬。所以哈利确实幸运，是不差钱的贵族，而伏地魔确实倒霉，想扬名立万只能做枭雄。但前者也确实比后者更有可能培养出身为领导者的美德，这就是小说中和历史上都通行的现实。2我们再来聊聊，哈利波特的家族祖上到底是怎么个“贵”法，这件事特别有意思。我觉得波特家其实是个“假贵族”。罗琳这个作者给小说中人物起名字特别讲究，她自述很多人物都是来回起了十几个名字最终才“找到他最适合的那一个”的。主角哈利波特的名字当然也不是瞎起的。首先是Harry这个名字，这个词在英语语感中比较有攻击性，因为据说它的最初来源就是古日耳曼语的一句战吼：harjaz，意思大概就是军队、进攻、冲啊，那个感觉。罗琳用在这个地方是为了赋予主角勇敢的要素，真的非常合适——整套小说里，哈利确实就是这么一个特别勇敢的人，从第一部开始几乎所有最终关键行动，都是还没有完全想好之前，就一个战吼带着赫敏和罗恩冲上去了（家中小有资财，加做事总是一腔血勇……等等，这么说，古典中文小说里最像哈利的，岂不是张飞？）。但更有意思的其实波特的这个姓氏。Potter在古英文中最早的意思其实陶匠、手艺人的意思。根据哈利波特官网的补全设定，波特家族的初代祖先是林弗雷德（Linfred），他不懂魔法的麻瓜邻居们看到林弗雷德经常在自己的院子里摆弄坛坛罐罐、着实古怪，就给他起了“Potter”的绰号，久而久之，波特也就成了他的姓氏。但是林弗雷德真正的职业不是陶匠，而是一个魔法药剂师，而且是非常天才的那一类。哈利在二年级时，有一次摔伤了胳膊，又被洛克哈特变没整条胳臂的骨头，不得不去校医院服下一种重新长骨头的魔药，他喝的那瓶“生骨灵”其实就是他的这位祖先发明的。祖先用这个药剂配方完成了他们家族的“第一桶金”的原始积累，而哈利则在校医院呆了无比痛苦的一晚，这也是罗琳写书总是可以安排的一个妙处吧——凡有馈赠，必有价格。很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小说中的魔法界还是现实里的欧洲中世纪，药剂师其实都是一种属于行商的，非常赚钱的职业。比如弗洛伦萨大名鼎鼎的美第奇家族，祖上据说就是药剂师，他们家族的家徽也就是为了纪念这个起源。但同样的，无论小说中还是现实里，药剂师这种中世纪的“创业者”虽然能够积累财富，挤进贵族圈子，但却在贵族圈层中受到歧视，因为中世纪大部分最古老的贵族都是靠骑马征服获得贵族身份的，祖上都是骑士。这个事儿反应在《哈利波特》的小说里，其实就是马尔福家族，他家祖上是作为征服王威廉的御用魔法师跟着国王一起来英国的。那这样的军事贵族其实看不上走街串巷买药起家的暴发户。所以一个冷知识是，在《哈利波特》书中，权威认定魔法界贵族的《二十八圣裔》中，其实没有波特一家。究其原因恐怕也就是这个——真正的老贵族们觉得你祖上还是暴发户起家，不像俺们这些人家，当年是跟着太祖爷一起进关的，你虽然同样古老，但却是“假贵族”。所以在现实里，你看美第奇家族这样的“假贵族”就比真贵族更加奋斗，后来又是开银行、又是资助艺术家、一手促成了文艺复兴，一方面拼命把家族里的人往教会里送、另一方面也积极与各国王室等真贵族联姻，比如著名的法国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奇。而小说中哈利波特的家谱，其实也是这样一代代奋斗过来的——初祖林佛雷德在靠经商卖药致富之后，很快让自己的长子找了女巫艾欧兰丝·佩弗利尔联姻，佩弗利尔是魔法界最古老的家族。小说《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中，留下死亡圣器传说的，就是佩弗利尔三兄弟，而艾欧兰丝·佩弗利尔就是老三伊格诺图斯·佩弗利尔（Ignotus

对记者好一点，因为你受益于他们。各位好，今天的头条给了推广，次条跟大家谈谈心——最近每当

如果你还能看清一个社会的暗面，那是舆论监督尚能为你照亮一缕光。想了半天，最后还是起了这么一个有点笨的标题。这两天后台不断有留言要我聊聊美国的爱泼斯坦案，的确，眼下，爱泼斯坦留下的“萝莉岛”和某爆红、单场直播打赏过百万的网红大V重新定义的“三通一达”，已经成了中文互联网上很多人最津津乐道的话题。热闹场景好似提前过年了。二者都涉及美国与性变态，是当下最安全也最容易引发大众臆想与狂欢的话题。但是在一片喧嚣中，我其实特别想提的，是爱泼斯坦案里那位最终把这个恶魔掀翻的女调查记者朱莉·K·布朗（Julie

当我们的审美和道德评判，都被王朝叙事夺舍。昨天《《太平年》：唐宋为何成了我们文明迈不过去的一道槛》一文，聊了聊我对新剧《太平年》的看法。还有一点余味，想再写一篇文章，那就是关于剧中展现的“十朝宰相”冯道这个人。在看这部剧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角色，我觉得刻画的还是蛮有韵味的。关于冯道这个人的传统评价，历来有两种，一种来自正史，说他是毫无礼义廉耻的奸臣。比如新五代史的作者欧阳修，他将冯道置于《杂传》（贬义列传）当中，并在作序的时候就说了一段特别有气势的话：“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冯道）可谓无廉耻者矣！”由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作为一本符合儒家伦理的“历史二创”搞得太成功了，宋明理学又在之后的中国居于统治地位，所以冯道这个贰臣的名号，在正史中就算坐死了。而冯道的另一个形象，则来自于我小时候在机场和地摊上的常看到的“机场文学”“地摊文学”当中。什么“乱世不倒翁”、“职场保身术”，冯道、曾国藩、鬼谷子，这仨人一度稳坐中国机场通俗史学的前三把交椅，大量的受众转而倾慕和敬佩冯道，但敬佩的不是他的德行，而是他的厚黑学、应变术，想学他怎样才能在领导频繁更换的“职场”上步步高升，乱世当中依然“长乐”。但是，冯道人生中的另一些侧面，那些王夫之、顾炎武们曾经试图为他翻案，极力强调的侧面，却在两者之间被轻轻放过了。那就是他乱世当中对那些流离民众的悲悯，和对自己生逢乱世，理想与生计皆要注定漂泊的那种看开与豁达。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如今朋友圈里很多人签名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但很少人记得这话其实最早就是冯道说的。冯道早年的时候跟随李克用当随军书记，李克用手下的骄兵悍将军纪都极差，每到一地必然抢掠，不仅抢民财，而且奸淫妇女，玩腻了以后往往就杀掉。但冯道从来不利用自己手上的职权干这种事。有些将士出于的冯道的“尊敬”，说也送个美女给先生您，一起乐呵乐呵呗。冯道都说不要，有时实在退却不掉，冯道就收下了，但收下了以后从来不碰这些可怜的女子，把她悄悄养在别帐里，暗中寻访她的家人是否还在世，还在就把姑娘给人家送回去。不仅如此，冯道早年“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在随军当书记时，住在草棚中，连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他发了俸禄就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毫不在意。兵荒马乱，有百姓抛下田地去逃难，他就安排人在夜里悄悄替人家打理田地，主人回来以后登门致谢，冯道说这没什么，你们安心生活……《旧五代史》就盛赞冯道说，“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说的简单点，就是如果你自己生逢五代十国那样的乱世，你一定会指望遇到冯道那样一个好人，因为在那个混乱无序，人命如草芥的年代里，冯道是好歹尝试在权力的最核心部位尝试去跟军阀、兵痞乃至异族皇帝，尝试去讲一点道理、让他们体谅一下民间疾苦的人。后晋跟契丹闹翻了，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中原，冯道奉命去出使，耶律德光开口就问：“方今乱世，天下的百姓，怎么才能救得呢？”冯道回答：“今日之乱世，就算是佛祖来了也救不了，但唯有您这样的真天子才能救民水活。”耶律德光被拍了这个马屁之后大喜，顺水推舟的稍微约束了一下契丹人的军纪，冯道后来随耶律德光归开封，“凡所经过，民皆焚香夹道而迎，呼为‘救民宰相’”。我们分析一下冯道的这段出使行程，他确实没完成皇帝给他交代的任务，见了耶律德光的面，即不给后晋的皇帝求情，又不搞战狼，直斥契丹入侵的无礼。反而奉承对方是“真天子”，以戴高帽的方式的求对方来善待百姓，后来甚至干脆当了“带路党”，领着契丹军队一路进了京城，导致皇帝石重贵被俘虏，以后晋王朝的视角去看，冯道确实太不“忠”了。我大晋尊你以宰相之位，先主石敬瑭对你更有托孤之重，你难道就是这么报答王朝和先帝对你的知遇之恩的么？可是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冯道这么做，毕竟是尽他所能，把乱世对民众的伤害降到了最低。其实冯道这个人，总让我想起冰与火之歌中那个“八爪蜘蛛”瓦里斯。《权力的游戏》第一季里，“北境公爵”史塔克·奈德在即将被处死前跟这位君临城的太监总管有这样一段对话，两人聊到后来越说越不明白，因为奈德发现瓦里斯这人似乎不是为他曾服侍的任何一个主人效力的。奈德问：“瓦里斯大人，请你告诉我，你到底为谁效力？”瓦里斯回答说：“唉，大人，这还用说吗？我当然是为国效力了。我以我失去的命根子发誓，我为国家效命，而这个国家现在需要的正是和平。”无论是《权游》还是“五代史”，我们在读这类故事的时候往往容易把自己带入那些风起云涌的角色当中去，史塔克或者兰尼斯特，李克用、郭威或者柴荣，似乎我们都是那些建功立业的帝王将相。一旦发生这种带入，我们就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好恶，喜欢那些愿意我们的利益肝脑涂地的忠臣良将，而对瓦里斯或者冯道这样八面玲珑的“不倒翁”恨之入骨。但这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帝王视角”，抛开帝王视角之外，如果你穿越回乱世，还是如现实中一样，是一个一文不名、任人宰割的平头百姓，你会更乐于世界上再多一点瓦里斯和冯道这样的人。因为这些人是在真正为这个国家，而不是某个君王效忠。可惜的是，自宋以后，这个为国而不为君的视角，被遮蔽和篡夺了，“忠君”总是牢牢的跟“爱国”绑定在了一起，而后者在这种绑定中失去了它自身的意义。儒家知识分子在宋明理学的要求下，被要求“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慷慨死节”，也就是如果皇帝犯了错误，你就得不顾自己死活的拼命给君主提意见，被拉到午门去打板子，甚至直接杖毙当场都要九死无悔。而等到王朝败亡的时候呢？你又要“慷慨死结”，必须和皇帝一样一起殉了这个王朝……但我特别想问一句，这套看起来特别自我感动的儒家价值观凭什么？凭什么我读了圣贤书，就必须为你一家一姓的君王，盛世的时候不顾自己死活安危的磕头提意见，乱世的时候陪着你一起效忠殉节？尊重放下忠君情节，尊重王朝命运，有余力的体恤一下乱世中的普通百姓，这难道不好么？这难道不更值得的尊敬么？欧洲的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代，的确出现过许多有瓦里斯这种世界观的权游参与者，因为他们的社会权力与信仰是分离的，对国王的效忠之上，还有一些更高的价值观，比如“上帝的仁慈”而你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宋以后占据儒家知识分子主流的这套忠君价值观，最致命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一种极端强调人身依附、特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玩意儿，它把君主看作了父母，是把君主的利益置于国家乃至民众的利益之上，甚至恨不得用君王利益彻底代换和取消掉后两者。导致了后世中国士大夫，几乎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君王可效忠的国家、和超越君王之上的信仰对象。所以宋以后的知识分子如欧阳修无法理解冯道，热衷于辱骂他。但有没有一种可能，不是冯道错了，而是欧阳修们被皇权完成了一种更深度的阉割与驯化？而这个驯化一度非常成功，直到明末，顾炎武才在《日知录》里反应过来。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所以顾炎武重新定义说，一个士大夫的职责应当是保“天下”而不是保一家一姓的王朝。在王朝溃灭的时候依然尽量保证不要出现“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惨剧。但这不就是《旧五代史》所还原的冯道所做的事情么？原来从唐亡到明亡，几百年，我们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只是绕了一个大圈。冯道，自《新五代史》以后官修史书、理学对这种人物漫长的泼污与诋毁，其实是一次王朝话语权对民众话语权漫长的夺舍，民众最后被逼着带入到帝王的立场和视角那里去了，陪着后世君王们骂了一千年的冯道。却几乎忘却了他在乱世中分清王朝与天下，不忠于某个君主，却忠于社会的良知底线的活民之恩。“人类不感谢冯道”，哪怕关注他，也只是为了学习他在乱世中怎样明哲保身、存身立命，有时想想，这真的是可发一叹的误会。全文完本文3000字，随笔一篇，感谢读完。为文不易，喜欢请关注、赞赏、转发三连，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动力。

对那个决定我们文明政治审美的五代十国。除了单纯的“望太平”，还是要多想一些。这两天，《太平年》这部网剧挺火的，今天简单看了一集，觉得还不错——总算有一部剧能正经拍一拍五代十国这段历史了。“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五代十国听着挺漫长，但一共也就五十年，岁数但凡活长一点，比如冯道，甚至可以全头全尾的经历这个时段。但它给古代中国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是太过巨大了。军阀内斗造成的民不聊生、人命如草芥，以及互斗导致的幽云十六州这种边境重镇的丧失，让我们的文明达成了两个整体的共识——第一，甭管是谁，只要能出来重新扫平六合，实现大一统，还老百姓太平就可以了。（这部剧叫《天平年》，反应的也是这种对太平的向往吧。）第二，等到江山复归一统之后，可不能由着这帮骄纵武人肆意妄为，必须重文轻武、强干弱枝，那怕军队外战外行，也要死死管住，不能再出安史之乱、藩镇割据那种乱子。可以说，从宋至明，中国的整个中世纪时代之所以出现那种第一崇尚大一统、第二重文抑武、重视内部管控高于外部扩张的特点，可以说都是因为五代十国这场劫难带来的。而对比起来你会觉得非常有趣，公元十世纪刚好也是欧洲中世纪成型的关键时期，如果说欧洲中世纪的特点是权力分封的封建制、加军事贵族领主骑士扩权，那么中国与西方乃至与邻国日本之后的历史走向刚好是翻过来的。这也是内藤湖南、高崎市定等日本学者提出“唐宋变革论”的原因所在——中国历史，恰是在唐宋之交，决定了自己。因为我们已经通过五代十国这场乱局，以及它之前盛世大唐的对比，认定了大一统比分封割据好、重文抑武、建立中央到地方的文官官僚体系比放任节度使（地方贵族）自治强。五代十国，这个唐宋之交，决定了中国人之后的政治审美观和方法论。为了维护这套审美和方法，很多反证其实都被忽略掉了，比如《太平年》中其实同样有所体现，五代十国虽然对于北方来说的确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乱世，但对于南唐、吴越等割据江南的势力，却是当地经济发展走向繁荣的关键时期。历史上，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三个关键时代——五代十国、南宋和明朝万历时期，无一例外都发生在中央大一统王朝的权力虚弱期。如果这样算的话，集中而绝对的皇权是否一定对老百姓过上“太平年”有好处呢？这样的探讨往往就被忽略了。当然不可否认，作为历史上最知名的乱世，五代十国对生活在其时代的民生影响，再更广阔的地域上是灾难性的——吴越和南唐的莺歌燕舞、玉树后庭花，终究不能掩盖河北中原的金戈铁马、人命如韭。但是这种历史到底又是怎样造成的呢？后世受新旧唐书这两本官修史书的影响，一提起五代十国的混乱，就归咎于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而一说藩镇割据，则要怪安史之乱，造成安史之乱的原因，则又归咎于李林甫、杨国忠这两个“奸相”的乱政，这又是一种典型的忠奸史观，史学家们总是在叹息，仿佛如果唐玄宗没有任用李林甫、杨国忠，而是继续采用贤相姚崇、宋璟，开元盛世就能永远继续下去一样。而忠奸史观的反思方法，其实又加剧了中国人对“太平年”、对大一统下盛世大唐的神往，仿佛大唐的原有制度没有错，都是李林甫这样的“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外加安禄山这样狼子野心的叛贼，搞坏了大唐、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大好局面。但我去年看了一本蛮有意思的历史新作，叫《盛世宰相李林甫》，我觉得其中用详实的史料考证，提出的一些观点，还是很值得反思的。比如《盛世宰相》一书就提到，我们今天对李林甫这个人“奸相”的观感，其实更多来自于历史的偶然、和选择性的记忆，李林甫最终捞了一个“奸相”的名号，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和当时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关系不对付，这其实也难为了他，由于唐朝有“玄武门之变”的光荣传统，在位皇帝与太子之间其实一直是都无法构筑有效信任。唐玄宗把举国政务都交给李林甫，李林甫如果亲近太子，就难免让皇帝生疑，所以善于趋奉的李林甫只好拼却自己的后世之名不要，去打压和交恶太子。而唐肃宗李亨也不客气，等自己上台后马上把安史之乱一半的锅都栽在了李林甫这个他忍了很久的权相身上。全面否定了他的执政。但事实上，《旧唐书》记载，在李林甫在位期间，“天下称平”——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挺不错的，李林甫在位宰相17年，开元盛世有一大半都是在他之争中，其人虽然有打击异己、阿谀唐玄宗的毛病，但说实在的，皇权制度下，很少有官员没有这类毛病。而且李林甫从不贪污受贿，算得上是清廉宰相，这一点，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愿意为他背书。且李林甫任相期间推行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包括官制与机构改革、赋税制度改革、兵制改革、法制改革、选官与科举制度改革等，正是这些措施推动了开元“全盛日”的出现。李林甫还主持完成的《唐六典》，这套行政法规给中国之后所有的帝制王朝设定了行政规范框架，地位几乎相当于同期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法典》。而且，仔细分析李林甫当时推动改革的一些方向，你会发现他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比如在军事上，他一手推动了唐朝由“府兵制”向“募兵制”的最终转型。府兵制说穿了就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动员体系，朝廷在主要州县设置府或镇之类建制，作为基本训练和指挥机构，大多数兵员平时务农，战时被募集编组、出征作战。而且基层兵员还需要自备武器甚至战马，朝廷只需提供粮草等基本物资，可以大大的节省军费、提升动员效率。这一创立于西魏、北周的体制，在再造统一、抗御外敌和对外扩张等方面，的确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到了唐朝建立之后，随着承平日久、人口增加、土地兼并逐渐加速，能够为府兵制提供稳定兵员的自耕农（良家子）群体就逐渐萎缩、衰落了。府兵不仅越发招不到人，而且战力也越来越走弱。所以唐高宗开始，唐军的主力部队就开始越来越依赖募兵，也就是各地节度使自己出钱招募的雇佣兵，他们战斗力更强，为唐军的战力提成、四处征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权宜之计其实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私兵化”，到了李林甫主政的时代，他正式把募兵这套制度认下来，制度化，将全国兵府中的近三分之一，都转化为朝廷发军饷的职业募兵，并部署在三个主要的战略方向——幽州、西域、巴蜀，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合乎时宜，也不得不进行的改革。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再比如在经济上，唐朝之前的税赋制度其实非常复杂，仅明面上的就分为“租、庸、调”，老百姓不仅要给国家上交银钱、还要交米粮、丝绢，还要定期服徭役，这严重干扰和制约了民间生产。大量在朝廷有效管辖范围内的普通农民，名曰自耕农，实则就是朝廷的国家奴隶，因为从田产的班田收受、田地的耕种方式、到定期服徭役、战时应征入伍，一辈子被锁死在田地上。相比之下，李林甫的租税改革其实特别经济而且人性化，他提出“以币代租、以币代庸、以币代调”的政策，农民不用再交粮食、服劳役，只需要交钱就行。这其实就是后来明代张居正“一条鞭法”的租税改革思路，大大的简化了租税种类，也就减少了各级官吏上下其手的空间，和对百姓的侵扰。甚至为了方便彻底货币化的租税的流通，李林甫还完善和推广了“柜坊”（唐代的银行）体系，让全国达成了一定程度的“银倡其流”。这其实都是即便民又有利于朝廷、还能加速经济发展。是非常聪明而且专业的改革措施。可是为什么这些看似正确、甚至高效的改革措施最终却导致了安史之乱、以及之后的藩镇割据，乃至后来的五代十国呢？我觉得，总结起来说，就是李林甫的改革思路和方向虽然对，但是他没有办法排除古代中国皇权制度下那个致命的干扰项——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唐朝原先的那些制度，府兵制也好，租庸调制也好，虽然低效、落后、死板，但正因为它们的低效，给这套体系下缺乏制衡的皇权以及依附于皇权的权贵们本身设置了重重障碍。比如在名义上依然执行的府兵制下，虽然权贵依仗权势进行的土地兼并仍时有发生，但毕竟要维护住与府兵制相配套的“班田收受制”这个牌坊，自耕农们还能守住几亩糊口的薄田。从府兵改募兵之后，虽然军队战力提升了，但制约权力执行土地兼并的最后一点障碍也消失了，大量破产的农民被迫投效在节度使门下，成为他们的私兵，唐末的牙兵群体开始形成。还有“以币代租、庸、调”，这个制度的设计初衷也非常聪明、高效，但问题在于唐代缺乏制度制约和锁死官府向民间征收的赋税，所以就像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反而加剧了明末官府对无权百姓的盘剥一样，李林甫的经济改革非但没有减轻民众负担，反而让天宝之后的百姓更加不堪其扰，实际租税上升到了一个百姓无法忍受的程度。再比如柜坊制度，作为银行的雏形，如果在现代营商环境下，它是能够助力经济发展的，但问题是唐朝不是一个现代体系，皇权以及依附于皇权的权贵们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可以在与民间的商业竞争中给自己授予种种优先特权……总而言之，李林甫的一系列改革，确实是松绑，但他所松绑的不仅仅是民众、和民间效率，更有权力这头野兽，而在皇权制度体系下，一旦推动这种单方面的经济改革，权力所自我赋权的加速度、永远是大于民间的。事实上，李林甫的改革思路与结局，总让我想起了北宋的王安石变法——面对同样低效、缺钱的经济困局，王安石推动了比李林甫更加激进、但看上去同样天衣无缝的经济、军事改革计划。但是这两位唐宋宰相，都规避了，或者说无法更改他们各自王朝最关键、最具决定性的要素——皇权，皇权在古代中国的体系下，是不受制约，拒绝妥协，且越到后期就越要求大权独揽的。这就造成了一个致命的悖论——无论李林甫、王安石还是后来的张居正、乃至清末的“财税新政”，每一次改革都是一次只能着眼于经济、军事层面的“效率革命”，而其提升的效率却总是优先加给了拒绝受制约的权力，最终导致了权力更猛烈的暴走，进而诱发了之后的混乱、败亡。于是几乎和李林甫如出一辙，北宋的王安石在靖康之变之后一度也被新立的南宋朝廷安了一个奸相的名号，所谓“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如果不是近代梁启超等人给王安石翻案、再加上列宁同志又在注释里提了王安石一嘴，我们今天想起王安石，没准也是李林甫这样一个奸相的角色。于是由唐至宋、至明、乃至至清。中国历史就一再在这个“鬼打墙”之中反复循环演进——我们政治审美和历史叙事推崇大一统和绝对皇权，但大一统皇权会导致权力结构的低效与经济的冗余损耗，于是当这种冗余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有李林甫、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人出来推行“效率改革”试图挽救王朝。但这种改革首先陡增的却又一定是权力的效率，权力突然增加高效汲取往往成为一场暴走，引发短暂的虚火上扬（唐朝的开元盛世、宋朝的丰亨裕大、明朝的万历三大征）与随后必然而至的刚极而折。在皇权崩溃后的乱世当中，从平民百姓到知识精英，就又会怀念那个虽然虚火上扬、短暂、但好歹安稳的“太平年”，“忆昔开元全盛日”……因为这样的年岁，往往就是皇权最高效的时代，于是总结出的教训就又一定是继续加强皇权、强干弱枝。中国自安史之乱、五代十国之后的历史曲线，基本就是在这个死循环中不断旋转的过程。鲁迅所谓“求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的来回轮替，此之谓也。除了顾炎武等极少数人，几乎没有人再去想一想，这个逻辑是不是刚好是反过来的——我们其实不应该期盼一个如赵匡胤那样“一条盘龙棍打遍八十军州”的大英雄、一个被黄袍加身的天子。正如我们不应该膜拜一个英明、睿智、乾纲独断的皇权，求它恩赐我们一个“太平年”。我们应该反过来，通过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通过制度，去达成一种分权的制衡，凭借制度而非运气，去迎一个长久的“太平年”。如此说来，正如内藤湖南所说，唐宋之际，我们的文明，真的在历经一场变革，社会的发展第一次触到某个天花板，或者说门槛。可惜的是，自那以后，我们一直在门槛外徘徊，似乎总缺了一味至关重要的药引子，实现文明的破局与飞跃。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只在乱世期望强力皇权来“拯民水火，克定祸乱”，之后恩赐一个“太平年”，恰是古代中国治乱循环总难以破局的原因。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全文完本文5000字，感谢读完，观剧的一篇随感，愿您喜欢。为文不易，喜欢请关注、赞赏、转发，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不竭动力。

记一个黑名单读者，和他的“午夜凶铃”。昨晚没睡好，被一个“午夜凶铃”打扰到了、确切的说，是吓到了。不知不觉间，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机制又变了，从原先作者拉黑读者后，读者其实仍能看到作者文章，只是无法留言和打赏的半屏蔽机制。变成了如今你根本看不到对方公众号文章，点进去就是“你无法查看对方隐私”的全屏蔽。我是大概一个月以前就耳闻了这件事的，但直到昨天，才隐约对此有了实感。给我这个实感的，是一个加了我微信好友很久的人，五年以前吧，我那会儿刚出道，文章下面一度直接放了个人微信私号链接，不需要给我打赏，看过我文章的人就可以加我。他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加上的，也没怎么跟我联系了，前两天突然跟我说——“我怎么看不到你文章了？你是不是把我拉黑了，你快把我拉回来！”我真去看了看这哥们给我的留言，关注五年，打赏为零，这个当然不用说，比较有趣的是他给我的那些留言——前期还好，只是一些我写的时事评论时的不同观点，去年大概有一段时间吧，我身体不好，高血压，头疼犯了，有一次发了一篇文章，说自己头疼请假，他留言冷嘲热讽，说“你头疼和我们这些读者有什么关系？不要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写到稿子里卖惨。”我没有卖惨，我就是在公众号上写日记，给关心我的读者报告近况而已，随手写写罢了。之后他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留言，大概都是这么一种腔调，冷血的、看客的、说风凉话的腔调。尤其是每当我头条发广告的时候，他一定跑到次条上来说，对我很失望、没想到你这个样子之类的。再然后，就是我写一些……我甚至不觉得那些稿子有什么犯禁的地方，他直接留言：我等着看这个号什么时候被封。然后大约是去年11月有一次，他的某个类似调调的留言终于被我看到了，我可能顺手就把他拉黑了。我看过这些留言之后，非常直接的告诉这位曾经的读者，说我不会把您重新拉出黑名单：“咱们道不同，不相为谋很久了。您现在看不到我文章，对您和对我都是一种幸运。”言尽于此，我没再搭理这人，也没有拉黑，但他似乎非常愤怒，居然昨晚三更半夜连打了多个微信电话骚扰我，于是我把这人的私信也拉黑了。其实实话实说，我觉的微信这次对公众号的改版确实是有利于作者方的，过去，微信公众号作者和读者之间，确实长期处于一种不太对等的关系，读者可以长期关注作者，大部分也许是善意的，但少部分可能是恶意的。读者即便留言或私信辱骂作者，作者也只能“半屏蔽”的拉黑该读者，但这个读者如果有心，其实依然可以长期跟踪、关注这个作者。这就意味着，如果你像我一样把公众号当日记写，天天跟自己读者“大家早安、大家晚安”，你就得小心，因为言多必失，说不定你哪天说点什么，被“有心人”截图保存，就是个证据，而东一个证据、西一个证据，集腋成裘，难保这些“福尔摩斯”们不自作聪明的给你罗织出个什么罪名来，陷害不了你，也恶心你一下。不说别人，我自己遇到类似的事情，也已经不止一次了。所以我觉得，微信公众号现在升级拉黑这个功能，倒是挺好的——难得的保障了一次我们这些作者的利益。你看我文章不顺眼，那您别看就是了，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一别两宽各得欢喜，于彼此而言，多么好的一件事啊！可是有些人，就是这么奇怪，他明明不喜欢你的文章，嘲笑你、鄙夷你、甚至是痛恨你，但他还是坚持要看你写文，他从你这里获得的很大的一个乐趣，就是从你每天文章字里行间，又找到某个什么他认为很大的“黑点”，然后默默的攒起来，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猛然打出去，起到踩你一脚的功效——亦或者，还没有恶毒到那种程度，“你的文章我经常看，大部分我不喜欢，但极少数还是有点启发性的”——我看到不止一个读者爹味儿十足的这样给我留言。所以，欣闻微信公众号拉黑机制改版之后，我也亦喜亦忧——喜的是终于有一种办法，对于前一种对于我明显表露恶意的人将他们从我这一亩三分地上扫地出门了。忧的是，对于后一种读者，我该不该擅用我的“拉黑权”呢？如果动动手指，将后一种读者也直接一口气拉黑掉，确实是大部分文章我这边也清净了，不用再忍受非议的干扰，但也正如他们自己所说，那少部分他们看了觉得有启发的文章，今后他们就看不到了，这对我倒是没什么损失（因为这类读者，是极少支持我的），但对这些读者确实也算一笔小小的损失。而在损害他人的时候，我们总需要保有一点小小的审慎，尤其是后台拉黑，是简单的动动手指，如此简单的一个动作。所以，从这次拉黑机制改版、尤其是昨天以来，我对拉黑读者变得比以前更谨慎了，以前不想看某个人某种口气的留言，我就一黑了之，现在难免多问自己一句，他是不是“罪不至此”，要和我就此别过？我的确经常告诫自己，要谨慎，要宽容。但在此也对本号的“轻度读者”们发出一个呼吁，如果您还觉得我文章有可取之处，请尽量在留言中展现您的礼貌和善意，否则看到不友善留言，再点开后台一看，看到您从未打赏或者打赏较少，历史留言也一直这个调调，我真有可能脑子一热，就把您拉黑掉了。这是平台给我的权利，若让我真的过多的执行这个权利，我还是有点不忍心。我想尽量做到宽容平和。君子成人之美，请您陪我一起在这里保持宽容。拜托了。当然我也知道有的人肯定会说，你不是一直在提倡言论自由么？怎么到了你自己的留言区，你就不搞言论自由了，从来不放反对自己留言？我这里不得不再次提醒有这类观念的读者——您犯了一个常识性的谬误，我们常说的“言论自由”指的是公共领域的发言，至于在微信公众号这个平台上，既然平台方将放出留言的权责都交给了作者，如果放出留言出格或者不当，平台经常惩罚作者本人，轻则没收留言区，重则404文章。那么我们显然就必须认为，这个公众号其实也就成了作者的私域。这就好比作者邀请读者到自己的家里来做客，客人吵闹的太过、沸反盈天，邻居过来抱怨，甚至小区物业也有要来找，那么主人就既有权力也有责任，去约束客人的行为。因为出了事主人是需要负责的。所以即便事情没出，这个权力，也在主人也不在客。所以您要求“言论自由”，这份勇气我很欣赏，请您去公共领域要求。至于在我的私域，请尊重我这个每天码字给您看的人，不喜欢可以取关，而不要再说这种公私不辨、似是而非的话。话说得又有点重了，其实对大多数读者，我还是保有大到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太天真的善意的。我一再说过，我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我希望能用我自己笔，改变我们社会中那种人防人、人盯人、人妒人、人恨人、人不宽容人，我讨厌你说话的方式，但我就是要听你说什么，以便罗织你罪名，到特定时候踩你一脚的这种社会氛围。我觉得这是我们走向现代社会最大的屏障之一，而想要破除它，只有笔耕不辍、只有通过我自己的笔让更多人习惯这种真诚展现出来的表达。但我知道这对我自己很凶险——每天看到那么多或恶意、或说风凉话的留言，想到还有更多恶意者还都沉默着，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我想起东野奎吾写的一本悬疑小说，那个小说的书名，就叫做《恶意》，它讲述了一个作家在出国定居前一晚突然被杀害，警方很快锁定了凶手，害死他的就是作家生前的好友——野野口修。但是野野口修到底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至交好友呢？明明这位好友对他那么友善，还在生活中对他多有助力。整个小说的主题，其实就是围绕这个“恶意从何而来”展开的。但故事的真相在情理之中，却又在意料之外——没什么特别的原因，作家对野野口也是真好，但野野口就是恨这个遇害者，或者更确切些，他嫉妒他的这位好友。嫉妒他比自己成功，嫉妒他比自己善良，嫉妒他被才华而不是如他自己一般被偏狭充满了内心。嫉妒，像一把枪膛里没有子弹的枪，早被野野口默默的瞄准了自己的这位“好友”，他默默的收集着信息，完善着自己阴毒的计划，然后终于在“好友”要远走的前一天，谋杀了他，而且不仅要谋杀他，还要杀害他的名誉。小说中的野野口精心谋划了一个骗局，要把作家描绘成一个欺世盗名、众叛亲离的人渣，而且他差一点就成功了。这就是《恶意》，让人不寒而栗的人性中的“恶意”。我第一次读《恶意》这本小说的时候，害怕的一晚上没睡好，多年后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方知野野口这样的小人，其实在我们的人生中，为数不少。但今天重新想来，有一个悬疑仍萦绕在我的心头，那就是《恶意》这本小说中，野野口觉得他的这位作家朋友伤害了他，他用他的才华、他的成功、以及他对野野口的帮助伤害了他，让他的卑微的人生相形见绌，但是野野口明明是有得选的！他可以选择和这位作家朋友断交不是么？直接对对方说“你太成功了，太善良了，让我相形见绌，我不喜欢你。”或者哪怕一声不吭地与对方切断一切联系方式，对他的人生际遇不听、不看、不关心。相比于打着“朋友”的名义，默默的去恨对方，去默默的收集、罗织、苦心积虑的去谋划一个毒计、一朝发作，弄得对方身败名裂……及时告别、不在相关、难道不是一种最大的善良吗？多年后回想，我发觉，如果野野口如果能选择及时“拉黑”被害人，反而算的上一种最后的善意。可是他没有，他最终成就了他那卑微、猥琐而又阴毒的恶意。就像那位明明不喜欢我，甚至有点恨我的前读者，既然我的那么多文章都让他不爽，又何必搞这种午夜凶铃，一定要我把他拉出黑名单，重新看到我的文章呢？甚至，他何必在我朋友圈里潜伏那么多年?“我就是要盯着你，我就是要恨你，如果有机会，我就是要弄死你。”东野奎吾对我们说，这就是恶意，不可理解、野蛮愚蠢、却又涌动不息的恶意。这恶意，让我感到害怕，让我不寒而栗，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想做任何公共表达，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因为它，而不是别的什么。而我们对这种“恶意”，其实并不陌生不是么？特殊年代，某些你平素称为同事、乃至朋友的人某一天突然对你反戈一击，洋洋洒洒的给你写一篇大字报、详述那些他在你周围才能看到的私事，打着朋友的名号揭发批判你，这样的事情，我们其实并不少见。所以，恶意啊，恶意，我们真的拿它没什么办法，就像我们行走在这个世间，发言、写文、对着众人微笑，我们并不知道暗地里，到底有多少嫉妒的枪口暗戳戳的瞄向我们自己。我们只能祈愿这些枪口里永远没有子弹。愿这个世界上少一点野野口修那样丑陋不堪的灵魂。有念及此，我们也应当感谢微信改版给我们的这个互相拉黑的功能。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不再相见，也就少了彼此那些恶意的纠缠。别离，在这种时候也是一种行善，不是么？有念及此，虽然昨晚半夜三点被那骚扰电话吵醒，但我此刻的心情还挺美好的。给微信的这次改版，真诚的点个赞。拉黑你，不是对你有恶意，那是我对您最后的善意。愿我们从此都能彼此清净、各自向善，把人生的重点，放在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对他人的恶意里。全文完本文4000字，感谢读完，感谢那些一直支持我的读者。在此也说一下，那些常有善意留言和打赏的朋友，我是绝不会拉黑的。请大家放心。我感谢您。为文不易，喜欢请关注、赞赏、转发三连，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