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与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徐志摩今天我们来聊聊《三体》上个周周六，《三体》动画版在B站上上线了，当天播放量就破了亿。事实上，即将到来的2023年，可以说是个“三体年”，不仅这部艺画开天制作的动画版《三体》，由腾讯制作的国产剧版和网飞制作的美产剧版《三体》也都将上线。自从出版之后就就一直维持热度的《三体》小说预计肯定会再次引发热烈讨论。实际上，B站抢先发出的这部动画版《三体》，在播了两集之后就已经引发巨大讨论了，赞誉者称之为“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总算动画化了，能动就行。”而批评者则说这部《三体》拍的不那么“原汁原味”，从人设到剧情理念全离着原著走样了。“动画版《三体》与原著的关系，就是《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与钢铁之间的关系”……说说我看了这两集之后的观感，其实，作为一个云三体迷，我倒没有很多铁杆那么关心它是否原汁原味的还原原著。但有一个小争执，倒是非常让我在意——正如很多铁杆三体迷说的，艺画开天拍的这部《三体》，拍的似乎有点“脏”。别误会，这个脏不是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幕，而是整个动画给人呈现出的那种镜头质感，到目前为止是一种灰蒙蒙、黑压压、PM2.5总是过高的感觉，即便是在展现繁华城市的街头时，动画制作者似乎也可以营造出一种繁华中透露着穷破的“后启示录风格”。这一点让很多年轻三体迷特别不爽，近未来啊！就发展了个这？再联想到这家动画公司之前做的动漫就是后启示录风格的《灵笼》，感觉艺画开天是画完《灵笼》之后，手都没洗、稿纸都没换，直接就来画《三体》了。可是我却觉得，艺画开天坚持给《三体》套上这样一种风格，不算是失败，反而应该算是成功。因为我想起了早几年以前，另一部同样改编自刘慈欣小说的爆火电影《流浪地球》。如果你看过那部电影的话，不妨回想一下，电影《流浪地球》里的城市，是不是也是这样一种感觉——巨大而强有力的工厂机械，整齐划一而又单调肮脏的工装，以及同样整齐划一，却又贫穷、残破的居民地下城生活环境——这种风格，我愿意称之为“老国企废土风”。因为它太像我小时候跟我爹去他们工厂时，见识到的那一切，上世纪90年代那些北方濒临破产的国企老厂了：一方面有着高大却锈迹斑斑的机械，另一方面，服务于这些机械的工人、工程师们，也过着同样锈迹斑斑的生活。那么，无论电影还是动画制作者，都不约而同的选择用这样一种风格去描绘大刘笔下的未来人类社会，这贴不贴切呢？我觉得是非常贴切的，至少在社会质感上，影视化的《流浪地球》和《三体》，都做到了大刘笔下无法描绘的“神还原”。《三体》和《流浪地球》里，大刘都预设了这样一个背景——人类预知到了一场远在几百年后的灾难（三体人入侵或太阳爆炸），为了抵御这个灾难，人类政府集中社大部分甚至全部的资源，去完成一项宏伟的大工程……在这种大背景下，消费品的稀缺和普通人生活穷困一定是难免的：《流浪地球》原著中，地球搬家前就有一半的人口没有拿到地下城的门票，直接死掉了。而《三体》小说第二部中，为了统一调控资源，人们则重新回归了“凭票供应”时代。这些细节，其实大刘在他的小说中都有写，只不过读者在阅读时会忽略书中普通人的这种凄惨和穷困——只因为大刘的“大工程幻想”太浪漫，太宏大了。鹏飞万里，都容易看不见底下的蝼蚁，何况你翱翔宇宙。但电影和动画制作者不约而同的把这种“老国企废土风”还原了出来，这个把握是非常精准的。看来制作者中还有人知道这种大计划意味着什么。有些三体迷，一方面醉心于大刘的宏大想象，另一方面又抱怨制作者把未来画的太“脏”，这是不对的，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种精致的繁华，只属于高度自由的商业文明。而如果依靠行政命令去调配大量资源，投入到某项大工程里，为这种体系服务的社会和城市就只会呈现那种风貌——更确切的说，也只能呈现那种风貌。甚至，我可以说，电影版《流浪地球》和动画版《三体》还是过于手下留情的，他们应该去查阅一下上世纪60-7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城市的风貌和人们的着装——那个风格，我估计才更接近出身娘子关水电站的大刘基于他成长回忆的想象。作为一个读过刘慈欣所有作品的资深读者，我可以确切的说，大刘这个人，一言以蔽之，是一个“大计划爱好者”——或者说“计划控”。他总是在幻想一些超级宏大的、富有诗意的超级工程、超级计划，而为了这些大计划，人类可以“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这种倾向从他早年写《地球大炮》时，就已经体现的很明显了。在那篇作品中主角的儿子为了搞一个失败的大工程（地球隧道），把整个人类都搞破产了，亿万人死于非命，可是作者在小说临近结尾时，却借主角之口嘲笑世人说：“长城和金字塔都是完全失败的超级工程，前者没能挡住北方骑马民族的入侵，后者也没能使其中的法老木乃伊复活，但时间使这些都无关紧要，只有凝结于其上的人类精神永远光彩照人！”他指指身后高高耸立的地球隧道南极站，“与这条伟大的地心长城相比，你们这些哭哭啼啼的孟姜女是多么可怜！哈哈哈哈……”说实在的，我看到这一段时，平生第一次大刘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我承认，他作为一个作者，想象很壮阔瑰丽、脑洞很大胆新奇。可是这种瑰丽和新奇，不等于你可以为了爱这些，无视基本人性原则，把人的生命看做nothing。如果你觉得与长城和金字塔相比，枉死的累累白骨都是nothing……那也行，您自己去当回万喜良，被始皇帝砌到长城里如何？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可以爱星辰大海、爱“超级工程”，但爱到这个程度，着实有点病态、变态，甚至有点反人类。当然，我估计大刘自己也认识到了他作品中的这个硬伤。所以到了写《流浪地球》的时候，他给自己的想象打了个补丁——在流浪地球里，人类预见到若干年以后，太阳会发生爆炸，于是不得不启动大工程，用核动力发动机推着地球搬家……这样一讲，好像就把超级工程启动带来人道灾难问题说圆乎了——太阳要爆炸了！如果啥都不干，再待上几百年，全人类一块完蛋？这个时候，你还顾得上那些瓶瓶罐罐？赶紧造些行星发动机、牺牲全球一半的人口，带上地球去流浪吧！啊，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样一说，超级工程的伦理问题是没有了，但技术问题就又来了——《流浪地球》这个故事从科技的角度看，是得不偿失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不妨举个例子：灾难片《2012》很多人都看过，里面席卷全球的灭世大洪水也是奔着毁灭全人类去的。现在，让我们假设，按照大刘的一般叙事模式，如果让人类早四百年以前就预见到了这场洪水会发生，那么我们能更好的在这场洪水中的幸存下来么？回答是，反而不能。因为早四百年以前，人类还处在大航海时代，那个时候的船还是用木头造的，如果当时的人类就提前预知了大洪水的来临，并开始制定长达400年的全球大计划、大工程。那么这个工程注定也只能是打造一艘或数艘木质风帆的诺亚方舟。人类可能要在政府强令下停下一切正常生产生活去种树、培育木料，研究怎样把木质帆船造的又高又大，挡住滔天巨浪。可是这样一来，文艺复兴、启蒙时代、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恐怕就都没有，人类会永远无法知道原来可以用钢铁来打造船壳、用煤炭和石油去推动船体，至于什么电力、生态循环、乃至怎样抵御坏血病，这些知识人类都将错失，也不可能列入计划内。于是当400年后滔天洪水真的来临时，就不会有电影中那样宏大的钢铁“诺亚方舟”，人类只能造出几条比它们小得多的木制小舢板，几乎铁定要被灭世洪水一锅端。是的，早做计划、做大计划，反而完蛋。晚做乃至不做计划，反而能幸存。这个道理不仅存在于科幻推演中，更在人类历史上一再真实的发生。通观人类历史，你会发现一个规律、迄今为止，所有试图制定一个宏大计划、长计划的国家和文明，在竞争中最终都会输给那些不谈计划，只安安心心先把眼前日子过好的文明。中世纪教廷强调的“最终审判即将降临”、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大陆封锁计划”、希特勒梦想的日耳曼尼亚、二战时期日本倾其国力建造的超大战列舰大和、武藏。还是苏联在冷战时代搞的那些为和美国拼发展刻意搞出来的“汽车城”“科技城”，这些让人热血沸腾的“大计划”“大工程”，有一个最终成功的吗？而今安在哉？为什么刻意制定的“大计划”总是拼不过自由发展的“小日子”呢？这其中的道理其实也简单。因为一个过于长远的计划在执行过程中，是需要外界不断的给其输送维持其持续运动的能量的。一旦计划出现一个纰漏，这条供能带断掉，整个计划就会满盘皆输。而自由发展则不然，它能够从自己的发展前行中自己获取新的能量、并不断校准方向，当达伽马的远航船队在里斯本靠岸，带回百倍的商贸利益时，葡萄牙王室根本不用再去搞什么制霸全球的百年海洋计划，他们的商人自己就把这事儿干了。所以，你知道所有超大计划、超大工程的阿喀琉斯之踵何在了吗？在于人类的认知是不断进步的，技术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计划总没有变化快！一个学过人类文明史、科技史的人再去读《流浪地球》，会觉得这个故事写的非常可笑——为了一个数百年后的太阳爆炸，人类自己打断了既有的、经济和科技赖以繁荣的生活方式，杀灭了地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小说中还限制了另一半人口的生育），只为了搞了一个“带着地球去流浪”的大计划……且不说你连能推动地球的重核聚变发动机都搞出来，再放手发展几十年，科技能不能给你一个更好的解题思路。光说这又蛮又笨的大计划，谁能保证计算步步精确，不出未知的错漏？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较真，其实跟《地球大炮》一样，《流浪地球》的本质，还是为大刘的那个“大计划幻想”服务的——虽然从人文到科技，这个故事硬伤百出，但管它呢！这个计划多大，多爽啊！是的，《三体》三部曲，本质上讲，其实也是这样一个“刘式大计划”的故事，而且是增量加强版——从“红岸”到“古筝”、从“面壁者”到“执剑人”，计划一个又是一个，甚至还出现了“这是计划的一部分”这种名梗。在三体中，大刘显然把他对大计划的热爱，写到书的每一行离了。当然，大刘是个聪明的作者，写完《流浪地球》之后，他应该也发觉了，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会让所有大计划变得过时、可笑。为了堵上这个硬伤，他不得不继续给其世界观打补丁——进步妨碍我制定计划？那简单，我把进步锁死就是了！是的，大刘打的这个补丁，就是那个《三体》三部曲中一以贯之，锁死人类技术发展的设定——智子。其实智子这玩意儿的存在挺破坏整个小说的内在逻辑架构的——一个文明，都能实现对一颗质子的低纬度展开，并在上面蚀刻电路，将其搞成超级计算机兼通讯器了，他们居然还搞不定行星轨道的问题？戴森球都早应该造出来了好吗？可是大刘不管，这个超级黑科技他必须给三体文明加上，因为只有加上了，他才能继续帮人类做一个横跨400年的大计划、大工程。无论罗辑、还是章北海，他们的行为模式都是在这个世界中才不显得神经病的。这个世界观里必须同时满足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三体文明亡我之心不死，并正在杀奔地球来的路上，过上四百年，他们就要来了！第二，人类的技术被智子锁死了，这四百年里，不会再有科技进步和随之带来的技术进步了!在《三体》小说第一部结束时，大刘已经为其读者展现的三体世界观，如书中所言“这是人类黎明的黄昏”，但却是一个计划爱好者天堂——一个社会，只有当其内部发展停滞，而又在外部处于存亡边缘状态时，超大计划才是必要且有效的。而大刘的小说，至少经过三次版本升级，总算给他心爱的超大计划找到了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发挥空间。大刘给《三体》的世界设定，是人类文明的黄昏，却是大计划爱好者的天堂。所以，我很看不惯时下的一种现象，就是很多三体迷会喜欢把来自于这本书一些是非观、善恶观，去套用在现实中。动不动就来几句：“人类不感谢罗辑”，“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看到别人提一点基于人道主义的不同意见，则上去讥讽为“圣母婊”、“圣母的眼泪”。是的，《三体》的世界观，是为了容纳大刘的“大计划”而被刻意扭曲出来的。这种假设出来的的极端条件，对一本科幻小说来讲无可厚非，但你把基于这种世界观得出的观念，生搬硬套到现实中，则非常可笑。看完了《星球大战》你真敢那把光剑上去砍人吗？看完《三体》，你就真要崇拜“罗辑”那样的面壁者么？这其实一样滑稽。人类就像之前一样，走一步看一步，安安生生的繁荣发展，过自己安生日子不好吗？干嘛非要崇拜“面壁者”那样的人，把社会资源都集中给他，满脸崇拜的看着他独自一人思考关乎全人类的“大计划”？须知，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一个“三体舰队”，正磨刀霍霍向猪羊，要在几百年后灭了人类，也没有一个智子，锁死了我们的发展前途。“人类不感谢罗辑”，是的，现实中，人类就是没必要感谢罗辑那样的“面壁者”，因为人类永远不会到那份上，需要这种模式出场挽救。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不知你反思过没有——无论是大刘还是他的死忠粉，都非常鄙夷极端环保主义者。在书中和评论里把这种人黑出了翔。但实际上,这两帮人的思维逻辑，反而是最相似的。首先，他们都有一种非常紧迫的危机感，大刘和他的死忠粉们担心的外星人入侵、太阳爆炸这样的大灾难。而极端环保主义者担心的则是生态大灾难。其次，他们都不会或者惧怕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大刘在小说中直接用智子锁死了人类的未来科技发展，哪怕到了第三部三体人都撤了，人类技术还是没怎么进步。而现实中的环保主义者，极端排斥的论调则是“科技产生的环境问题，只能由科技进一步的进步去解决。”他们会为了臭氧空洞问题主张弃用冰箱、空调，也会为了碳排放问题而抵制吃肉——哪怕氟利昂的无害替代品找到了，人造肉也在发展，他们也假装看不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们都会自认为聪明的制定出一个“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大计划”。极端环保主义者的计划是绿色地球、人类要回到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去，而不顾现代工业社会究竟养活了多少人。而疯狂崇拜大刘的工业党，则认为为了实现他们的计划，杀死一半的人去搞个流浪地球，或者弄个执剑人什么的都是可以的。“这是计划的一部分,HOW

百日未见，久违了。作为封面的这幅画，是俄罗斯大画家列宾的名画——《意外归来》。每当想向别人说明什么是“戏剧张力”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它。因为列宾在这幅画中把这种感觉体现到了极致——画作中，一个风尘仆仆、胡子拉碴、宛如流浪汉的中年男人闯进了一户中产之家。家里的人表情各异，两位仆人陌生、好奇而又谨慎的为他开门、并向门内张望，画作边上一对小儿女，男孩吃惊而又略感兴奋的去看，女孩的眼光同样吃惊却又充满戒备。正在弹钢琴的贵妇回过头来，似乎还没弄懂是怎么回事。只有正坐在屋子中间的那个老妇人，激动而伛偻的起身，她似乎同样惊讶，但又似乎一直等待着这一天。正是这位老妇的神态与动作，告诉了观众那个貌似流浪汉的男人的身份，他不是别人，正是这老妇人的儿子，这间房子的主人，那个被流放多时、又意外归来的被流放者。如果把画比作诗，我觉得列宾最像杜甫，他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画《雷帝杀子》、画《扎波罗热人给土耳其苏丹写信》……所有这些画作的背后，都依稀有一个故事，让观画者情不自禁的想要去了解。同样的，这幅《意外归来》背后其实也有一个故事、一番纠结、一段争论。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亚历山大三世继位，为了缓解当时沙俄已然尖锐的社会矛盾，亚历山大三世开始逐步赦免被其父祖流放的社会精英，这些从西伯利亚寒风中归来的人们，当然带回了很多他们的故事。于是“流放地文学”一时成为了沙俄当时的一种文化现象。可是沙俄知识分子们，同时也发现了一种很令人悲哀的事情，就是那些被流放的人，他们曾经支持、并为此甘愿被流放的主张，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有很多都已经实现了。那么，他们曾经为了这些主张而度过的被流放生活，究竟还有没有价值？他们为此蹉跎的大好青春岁月，到底又为了什么？他们还值不值得人们记住？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文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我不知你读没读过他年轻时写的《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真的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文学家，在青年时代就善于把宏大的历史问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情节中去做讨论。如果假以时日，他或许可以成为与契科夫、托尔斯泰比肩的大文豪。可是命运并没有给他这个时间，年轻时代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热烈的呼唤废除农奴，并因此被捕，随后开启了长达二十多年流放生活。从圣彼得堡到西伯利亚、从盐田到矿场、从矿场再到莽莽雪原，整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后半生，都在这被流放的生活中蹉跎了，他再没有写出《怎么办》那样好的小说。到了1889年，属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特赦令终于来了，他终于可以回乡了。但回乡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见证了那件让他感慨万千的事情——其实就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在圣彼得堡的监牢里暂押的时候，沙俄就已经宣布废除农奴制了。而在他被流放的二十多年里，俄罗斯大地沧海桑田，他当年曾经呼吁的那些事情，似乎都已经实现了。可是，他自己的后半生，也就这样虚度了，昔日圣彼得堡大学里的同学，有人功成名就，有人过完了虽不成名，却也安享富足、岁月静好的一生。只有车尔尼雪夫斯基，他这后半辈子，除了西伯利亚的风雪，又得到了什么呢？于是，他迥然一身的回到故乡，几个月后，就因脑溢血离开了人世。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被流放者的故事，对列宾触动极大，他决定画一副画，去向这些被流放者致敬、并对他们表示宽慰。可是这幅画一度非常难产，画不下去。因为就算列宾这样聪明的人也不知道，自己该怎样肯定和安慰这些人，他们曾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却也是被遗忘的人，当时过境迁，历史真的如他们所愿趟过了那片险滩。那些慷慨激昂的身影却消失了。人们只看到了那个风尘仆仆、孑然一身的被流放归来者。这一切，真的值得吗？该怎么样去的描绘他们呢？列宾想了又想。但最终，他还是画出了这幅《意外归来》：透过这幅画，你能感觉到列宾是怎样去安慰这些被流放者的么？我想，他想通过这幅画这样说——无论你为何而被流放、也无论你走了多远、多久，只要还能回家，只要家中还有人在等着你，就好。“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人在回家的那一刻，一切争论都不值得了，能回来就好，还有人愿意等着你，就好。我想这就是列宾想在这幅画中告诉我们的事情，列宾是画家中的杜甫，他不仅仅记录了历史，他也为他所记录的历史解毒……有机会，我在本号上多谈几篇他的画吧，真的每一幅都匠心独运而又震撼心灵。2022年9月6日，因为当天发的一篇文章，《海边的西塞罗》被关小黑屋了，随后经历两次“加封”，一直封到了现在，算来大约正好100天。关于那篇文章的事不想多谈，因为那篇文章呼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解决了就好，而本号也重开了，能回来就好。在公号被封的当时，说实话对我打击是蛮大的，因为自从辞职写作以来，这个号是我绝大多数的收入来源，突然被封，虽然也不至于说落得生活无着，但真的有种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觉。我不得不在另外的两个小号上重新白手起家，重新一点一点积累读者。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些难，但真的感谢很多忠实读者的不离不弃，三个月来，居然也在那边重新聚拢了不少读者量。但这里要说一件挺让人气愤的事儿：我的主号被封之后，有部分读者可能平时没有同步关注我小号的习惯，所以只能现用微信搜索功能去找，结果他们会搜到一个名字跟海边的西塞罗高度相似，头像都完全跟我一样的高仿真号。这个号原来也冒充过别人，看到我被封了，就跑来冒充我，搞的不少朋友问我怎么写作水平下降了、观点也变了，闹得我哭笑不得、又气愤难平。然后就有朋友替我去举报这个号，结果举报都不被通过……我自己写一篇其实没犯什么禁的原创文章，被小黑屋了三个多月，有人天天公然这样冒充我，却活的好好的，成天明火执仗的借我的名号行走江湖……我也不知道微信审核这是个什么标准。当然，我无力也不想吐槽这件事了，见得多了也累了，能回来就好，能回来就好。在此感谢那些在这场波折中拉过我一把，或者对我不离不弃的读者们，我回来了，大家还在，这真好，谢谢你们。从今天起，让我们重新开始。有三件事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件事，请没关注我小号的朋友一定劳动一下手指，把这三个号都点一下关注：郑重声明，在微信这边，我目前只在这三个号的上发稿子：海边的西塞罗，山巅上的加图，林中的维吉尔。头条号和百度号上有两个同名为“海边的西塞罗”的分号，另外还有一个知识星球：其他所有别的号，非我特殊声明都是假冒的！请不要误认，大家尽量别走散，更别上当。第二件事，这次海边的西塞罗被封了一百天，下次也许就是永封了，好多朋友劝我写的再小心一些，其实每次听到这话我都很委屈——我已经写得很小心了，真的不知该怎么再小心。只是有些时候想对一些时事事件提个醒，没想到就遭遇了这种事。重开之后，我不能保证自己写的比之前更小心（因为之前已经小心到我能做的极致了），但我尽量不再在主号上写时事文章了，文章完成后，有些敏感的东西我会放在加图上，更加不保险的我会放在维吉尔上。请大家多费费心，几个号来回看吧。本不想这么麻烦的，但没办法，这个号是我的心血，我不想让它再受波折了。第三件事，算是个预告吧。这段时间，防疫政策转向了，我估计明年也许就能出国旅游，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一直有个梦想，想把我感兴趣的国家的历史、文化、艺术都写一遍，但像我现在这样坐在家里，直接网上扒个图来给大家这么干讲，其实挺底儿潮的，读万卷书，总要行万里路才好。所以明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计划开始自费出国到处旅游，每到一地，就推开电脑，写个游记、把我脑中的储备和旅行的见闻融为一炉，给大家更妙趣横生的讲一讲。这是个很大的计划，这两年我一直在为此攒钱，做准备。现在条件虽然还不算特别充足，但也可以成行了。未来两年《海边的西塞罗》会尝试主要写写这个。足够有趣，更足够安全，愿我能写好，请您期待。2022年快结束了，明年是崭新的一年，愿大家都能一切顺利。今天等的心力憔悴，就杂乱的写这么多吧。总之，给大家报个平安——我回来了，你还在，这就好。全文完这三个月，其实我也没闲着，经常在小号上写文，有几篇稿子还值得一读。我会陆续给大家推荐一些，今天先推荐这篇吧：要钱？还是要命？这是个伪问题。本文3200字，感谢读完，各位晚安，愿这次不走散。

守法朝朝忧闷，强梁夜夜欢歌。损人利己骑马骡，正直公平挨饿。修桥补路瞎眼，杀人放火儿多。我上西天问我佛，佛说:我也没辙!各位好，以郭德纲老爷子的这首定场诗作为开篇，因为我这会儿心情确实很郁闷。前天刚说了最近写稿会更小心，昨天写戈尔巴乔夫的文章发出去不久就没了，写了一天，然后只在微信上存了四个多小时。好多朋友留言问我：小西，看那篇文章挺中正恳切的啊，甚至“过于正能量”，怎么就给删了呢？这种问题，让我在痛失一篇稿子之余更感郁闷——因为我也是跟您想的一样，觉得那稿子没啥问题，而且昨天全网自媒体都铺天盖地的在写戈尔巴乔夫的事儿，我那篇相比之下写的是很温和的，怎么别人的都在，就我这篇没了呢？难道就因为那篇稿子有点爆，四个小时就十万加了么，可是很多百万粉的巨号也写了这个题目，人家的怎么都还在呢？我的号小，写篇十万加不容易，这样平白无故就把文给我删了，还让我怎么有信心写下去呢？可是这些疑问，我是没有办法去问平台的，平台只会丢给我一份“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该文章已经被删除”的通知，勿犟，再犟你号没了。好吧，既然别人都可以写，唯独我不能写，那也就这样好了。不让写，我就写点别的。有不少朋友说，小西，好久没有看你写纯历史、文学了，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谈纯历史和文学。其实按我此时的心绪，写一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的解析文，似乎是不错的——面对猝然而至的不公与磨难，面对风暴的来临。而要坚持活下去，你不要问为什么。“站在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人可以被打败，但不能被毁灭。”可是我又一想，《老人与海》，其实更像一篇英美文学中的《活着》，而类似的思想，我在前天那篇文章当中刚刚写过了，我是一个不愿自我重复的人，所以这样写，我觉得没意思。海明威曾说，他写《老人与海》一文的最初灵感，来自于《圣经·旧约》中的《约伯记》。以世俗的眼光审视，与《新约》是一本教义指向较为明确的宗教书籍不同。《旧约》更像一本古希伯来人的文化思想图书集成，里面夹杂了神话、传说、历史、诗歌等等各门类的题材，而在这其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篇，就是这个《约伯记》，它事实上已经是一篇结构非常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了。而《约伯记》确实也启发了包括《老人与海》在内的后世很多文学作品，因为它提出了一个一直纠结困扰人类的问题：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哪怕坚守我们认为正确的正义与良善，为什么还是会遭遇苦难和不公？我们又应该怎样面对这些苦难与不公呢？好吧，那就请允许我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并边讲边试着解析一下这个让无数人苦恼不已的问题。《约伯记》故事的开篇就非常有意思。说，有那么一天，上帝他老人家召集众天使开会，可能是兴之所至吧，上帝也吹起了牛x：你们看到过见我最忠实的仆人约伯没有？他可是我在地上最满意的人了，行得正，走的直，挑不出半点毛病，那可真是个完人啊！可是圣经里那个天庭，似乎也挺没大没小的，领导刚树立起这么一个道德榜样，马上就有人、啊不对，天使，跳出来抬杠：“您可拉倒吧，约伯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做个好人呢？还不是因为你保护他和他的家，保护他的一切，让他吃香的喝辣的，要是你毁了他的这一切，你试试看，他还会当好人吗？”嗯，这个“领导夹菜你转桌，领导喝水你刹车”的刺头天使，就是撒旦。与后世西方宗教文化中撒旦变成了魔鬼的同义词不同，在古希伯来文化当中，撒旦原本其实是上帝的“下属”之一，大天使中的一员。属于负责给上帝敲边鼓那么一个人。甚至在古希伯来语中，“撒旦”一词的意思就是“检举者”、“控告者”。换而言之，撒旦在天庭里，担当了神界“检察官”或“御史台”那么一个角色，是专门给上帝提意见、拾遗补缺的。而低情商的说，撒旦就是那会儿的“举报党”，专挑上帝看着顺眼的人下手黑人家——难怪后世人们把他编排成那个熊样，“举报党”确实都不该有什么好下场。但甭管撒旦这样说是职责所在，还是纯粹抬杠讨人嫌。他提出的问题是很值得琢磨的：一个人，尊重宗教教义或者世俗法律，积德行善做好事，到底是不是为了图一个好的回报呢？亦或者说，人类的道德律到底是不是带有功利性质的？是不是我们压根就没有康德所说的那种“心中的道德律”？我们遵守法律和道德，仅仅是在像动物一样趋利避害而已？这个问题，从古代中国的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争辩，到古希腊柏拉图的“隐身人之喻”，再到古罗马西塞罗的“自然法”观念，其实都一直在被探讨。因为对该问题的认识，关乎到我们应该怎样构建一个社会。如果我们认同道德虚无，那么法家所鼓吹的那种严刑峻法，似乎就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合理性。而古希伯来文明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把对这个问题思考，用一个故事的方式，借撒旦之口讲出来了。于是让这个问题变得特别敏锐。而撒旦这么一说，上帝觉得——嗯？你这样一说还真有点道理啊。那这样吧，既然你说“咱俩试试？”那咱“试试就试试”——你现在就到人间去，按你说的折腾一下约伯，看看他到底是为了好处才做好人，还是就是个矢志不渝的好人。这里岔开一笔，上帝和撒旦打赌，这个段子你是否在哪里听说过呢？是的，德国大作家歌德，后来写的长篇叙事诗《浮士德》，其实就借鉴了这个故事框架，在那个故事里，上帝还是上帝，撒旦变成了魔鬼梅菲斯特，而约伯则成了浮士德。故事的主题还是上帝和魔鬼穷极无聊打个赌，把倒霉的人类当小白鼠做实验——可见《约伯记》这个经典叙事结构对后世影响有多深了。于是接下来的约伯的命运可就哔了狗——一个仆人跑来，跟他说：你家那几千头牛羊正在山坡上吃草，突然一个陨石下来，牲畜们全死了。又一个仆人跑过来，又跟他说：你家的儿女正在开宴会吃饭，突然狂风大作，房子挂塌了，孩子全压死了。再一个仆人跑过来，再跟他说：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帮麻匪，把你家的财产全抢走了。而原本健康的约伯，此时身体也突然遭了殃，腿瘸眼瞎遍身长疮。总之就是怎么惨怎么来。可怜的约伯，本来小日子过得好好的，吃着火锅唱着歌、没招谁没惹谁，突然就被撒旦给搞了。真是欲哭无泪，无处说理。而更惨的是，昔日的朋友们此时还要找上门来，旁征博引的详细论证：他这是活该。故事下面记述的，就是约伯与三个好友的辩论。约伯原来是当地十里八乡知名的“大善人”，朋友们都把他的行善积德、好人有好报当做上帝公正的一种证明。所以约伯突然这样“真·遭天谴”，不仅毁掉了他原本的幸福生活，更动摇了朋友们的信仰基础。这些朋友确实像撒旦说的那样，觉得好人就该有好报，好报才能生好人。所以，约伯的倒霉在他们看来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上帝怎么会突然这么惩罚你呢？没有道理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天道么！老约啊，你是不是干了什么亏心事了？是的，构建因果链，对每一种惩罚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应该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因为我们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是一定要规避某些遭遇的。所以我们会有一种执念，必须要给那些遭遇不幸的他人找一个原因——比如你被删稿炸号了，肯定有人替你总结你到底哪里碰线。你家小区被封，健康码红了，一定也有人会研究一下到底是邻居感染还是你在什么银行存钱了。你上公交车突然被带走，你夜里吃烧烤突然被流氓打了一顿，你卖两斤土豆被罚了30万，还是会有人替你总结经验到底你哪儿做的不对。是你虽然带了口罩，却不是N95款的？还是你不该用啤酒瓶自卫反击？或者你的蔬菜农药残留超标？总之，很多人心底里是喜欢“受害者有罪论”的。这种倾向其实来源于一种普遍存在的恐惧，既人性是无法接受灾祸降临的随意性的，假如真如《约伯记》所说的，上帝捉弄人的命运就是很随意，就为了和撒旦打个赌，就把好人约伯折腾成这个惨样，那这个世界岂不是太荒谬、太魔幻了么？那人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朋友们必须说服约伯、也说服自己：上帝肯定是公正的，而你倒霉是有原因的，你好好反思反思，你到底哪儿做错了？你说啊，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而面对这种质问，约伯感到很委屈：我真的没有做任何不对的事啊！上帝凭什么要这样惩罚我？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公正可言了？而更有意思的是，在辩论中，约伯还自己完成了一个逻辑推论：已知，我现在受到的这些遭遇是不公正的，又知，掌管我命运的那个神全知全能，并号称自己全善。那么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神，为什么要容忍这个世间有冤屈、有罪恶、有不公正存在呢？那么结论必然是，这个管控你命运的神明，要么不全知——这个世界上有些不公，他无法体察到。要么不全能——有些不公，他体察到了，但无能为力。要么不全善——看到了义人受苦、恶人得势，也有能力拯救、匡正，但他就是不拯救、不匡正，那这不是蔫坏这是什么？是的，约伯在这里，说出了一个之后困扰亚伯拉罕教系所有宗教的根本性难题——神义论。所谓神义论提出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承认这个世界上还存在一些没有被匡正的不公，那么亚伯拉罕教系（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所认为的那种唯一神的全知全能全善，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无法解释这个难题，将导致整个信仰体系的崩溃。两千多年后，日本小说家远藤周作，在他的小说《沉默》中，就深刻的探讨了这个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本书。在远藤周作的笔下，“神义论”这个问题其实是有哲学上的普适性的——无论你是否信仰宗教，有哪种宗教信仰，都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遭遇这个难题：当你认识到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和残酷的，你是否还愿意不计成败利钝的去做一个义人、善人、好人呢？如果善良与正义仅仅是人类自己虚构出来的一种信仰，不能指导我们趋利避害，那么坚守它还有什么意义？我们为什么要做个好人？是的，这个问题，从《约伯记》开始，到了两千多年后的远藤周作那里，依然没有被解答。让我们说回《约伯记》，在与朋友的争辩中得出上帝的处置不公，甚至上帝本身可能就不全知全能全善之后。约伯自己都被他的这个推论给吓怕了，他害怕这样口出狂言，会给自己招来亵渎神明的重罪。可是基于现实的推论，又让他实在忍不住去这样想——看来上帝就是不义的。于是在有话难言的自我捂嘴之后，约伯无奈的选择了“躺平”：“我只愿神能满足我的要求，结束我的生命。我从没违背过他的旨意。可我非铜铁浇铸，我无法忍受这不公的折磨，我已无力再等待下去。对一个灰心失望，将要放弃敬神的人，朋友们应关心爱护他，可你们看见我的苦难居然害怕我、弃绝我，难道我向你们索要什么东西了吗？向你们请求救我了吗？”“好吧，你们就继续教训我吧．我不作声就是。可是，冠冕堂皇的话又有什么用呢？请你们看着我的眼睛，我没有撒谎，为什么你们以为我不辨善恶呢？”“人生在世，就象打仗一样，每天像奴隶一般劳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神啊，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幸福和快乐了，我不会堵住自己的嘴，我要把痛苦全倾诉出来。我不是海洋，不是大鱼，你为什么要对我设防？人算什么，你竟把他放在心上？”遭遇不公，满腔愤懑，又无从诉说，不敢谴责，此时约伯的心态，用一句话总结，大约就是：正当约伯和他的朋友们已经把这个话题聊死了的时候，故事中又出现了第四位朋友，他给约伯带来了一种对其命运的全新解释。这里要说一下，很多研究者认为，约伯记中出现的四位朋友的观点，其实代表了古希伯来人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其他文化对“神义论”问题的不同观点。且每位朋友都各自有其所代表的文化。而这第四位朋友对该问题的解释与《旧约》体现的古希伯来思路截然不同——这位朋友告诉约伯，你现在遭遇的这些苦难，也许并不是上帝对你已经做下的行为的惩戒，而可能是对你未来将犯错误“预防性”的警告，亦或者，是对你祖先一些罪行的惩罚。另外，苦难的折磨对于你，也未必全是坏事啊？它可能是你人生中遭遇的一种试炼，能将你的品格磨砺的更加完善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出什么味道来没有？是的，这个第四位朋友，对约伯的劝解，好像带有典型的东方哲学的色彩——将人无端遭受的不公与苦难，放到漫长的时光中进行稀释、消解，这是古印度哲学的智慧，你看佛家讲的就是这些东西，什么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啊，什么前世作孽、今世得报，今世行善、来世享福等等。总之“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跟命运这么计较，就能想开了。而把苦难看做一种磨砺、试炼，认为人可以在艰难困苦中玉汝于成。这则是我们中国祖先最经常提的说法。你看《孟子》里就说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总之就是吃亏是福、苦难是梯，“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balabala……东方哲学这种对命运不公的这种解答方式，确实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神义论”难题给人带来的痛苦。但我们必须说，这种缓解更多像是一种“姑息疗法”，它的问题在于，这种解答往往经不起理性逻辑的追问的。比如你若说上帝让你受苦是为了给你打“预防针”，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天下人那么多，为啥这个预防针只给我打？你若说上帝让你受苦，是因为要有重要任务派给你，那可抬杠的地方就更多了：好人吃你家大米了么？凭什么要因为我承担更多地责任，给我更多的苦难？阿汤哥演过一部电影，叫《少数派报告》，该电影改编自一本同名科幻小说，该小说以法律、因果的框架内讨论过这个问题——一件未发生的事情（不管是罪行还是责任），是不能够构成对个体目前惩罚的理由的。所以，与前三位朋友都跟约伯辩论的有来有回不同，对于第四位朋友的解释，约伯甚至没有进行回应——也许，在那个轴心时代，当文明相隔太远，一些基础认知已经无法形成共识时，很多议题虽然不同文明共同思考的，但交流与辩论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意识到人间的所有思想都已经无法缓解他的苦痛之后。约伯没有再与任何人争辩，他绝望并怨愤，他希望上帝能自己站出来，给他一个“官方解释”，告诉他这一切到底都是为什么。然后，整个故事中最“机械降神”的一段就来了。在风暴当中，上帝耶和华回应了约伯的请求，亲自向他显现。帝哥亲自出场，牌面那就不一样了，耶和华带着约伯神游了整个宇宙，让他看尽了世间的所有造物（这一段也但丁《神曲》神游三界的灵感来源）。然后化身十万个为什么，问了约伯一连串问题：“是谁在用无知的语言解释我的旨意？约伯啊，我问你，我在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知道是谁制定大地的长宽？地基打在什么地方？基石由谁安放？在那一天，群星欢唱，众天使欢呼，海水如胎胞一样涌出，是谁把它关闭？是谁以云当衣，以幽暗为布，为海水划定界线，安上门闩？是谁为太阳确定了位置，并让阳光普照大地的四面八方？你到过海的源头吗？你去过深渊的底吗？那死亡的门，可曾向你打开？它的广大，你能明透吗？你知道是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谁降雨于旷野，使不毛之地青草绵绵？你知道露水从何而来，冰又出于何胎？你能为峁星系节，为参星解带吗？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指引北斗和随它的七星吗？你能把智慧赐与众生吗？……强辩的约伯啊，与神辩论的约伯！这些你能回答吗？”这一段以长篇诗歌，特别类似于很可能与《约伯记》同时代的屈原的《天问》。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屈原，是站在人的角度去向天地去发问，而《约伯记》中的上帝却反过来拿这些问题去问约伯这个人。但两种发文想表达的苦恼，其实是一样的——人类作为渺小的个体，对于这个世界的奥秘与规律，终究是无知的。以你自己有限的知识，去的试图理解这个世界，并得出一套你认为正确的“正义”，可能本身就是一种徒劳。于是在后文中，上帝甚至问约伯要不要在他位置上替他管理几天世界的运转——言外之意就是：我有多难，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大棋根本你看不懂。——You

这事儿吧，砖家说的不准，但听“老卢”的准没错。各位好，今天是8月24日，乌克兰的独立纪念日，也是俄乌战争开战半年的日子。记得半年前的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宣布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并同时许诺这场“特别军事行动”将是“迅速而强有力的”。中文互联网上一时间更是飘满了民间军事专家们“闪电战！”“三天，不对，三小时灭一国！”的战略预估。然后，俄军就在乌克兰“行动”了半年的时间，到目前为止，战事还没有将要结束的任何端倪。嗯，作为军事行动来讲，我们必须承认它确实挺“特别”——开战前，谁能想的到，一个号称世界第二强的俄军打一个陆军水平二十名开外的乌军，居然能打的这么有来有回。当然，替俄方乐观的声音还是有的。比如开战前曾铁口直断说“俄罗斯不会打这一仗”的金某荣教授，前两天就又发预判说：俄乌战争今年年底就将结束，俄罗斯会取得胜利，乌克兰

各位好，今天的稿子《为啥那么多“正能量大V”，近期集体“应翻尽翻”了》发小号上了，想看请点击下方图片移步——也可关注我的小号《山巅上的加图》防走散：副号上发了主稿，主号上就发篇影评旧文吧，最近挺累的，在家里沉迷看电影。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有空我会多写点影评。另外，次条那个推广文，看后我觉得深得我心——最近太忙，家里成了狗窝，确实需要好好收纳一下了，大家也可以看看。若生在那时，无论政见左右，你最终都会“很有精神”的沦为炮灰。有一段日本老电影的片段，在B站很出名，很多UP主都拿它当鬼畜素材，俨然成为了继《三国演义》“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之后的鬼畜名篇。它是这样的：其实，该视频出自日本1969年拍摄的、描写二战的故事片《啊，海军》。那么，这部电影究竟有何魔性？那个“很有精神”又是个什么玩意儿？考虑到该片年代久远，网上已不太好找，其中的一些“历史梗”也埋得很深，我来给大家说说这个故事。影片的开场，先来了一段“很有精神”的音乐，一群昭和时代的日本高中生一边“很有精神”地军训拉练，一边唱歌：“四百余州举兵，十万余骑之敌。此般国难临头时，正值弘安四年夏季。毋论情势多恐怖，有我镰仓男儿在此。挟正义武断之名，一声吼示诸举世。”这段很多中国人听来不知所云的奇葩军歌，叫做《元寇》，讲的是元朝忽必烈征伐日本、日本“镰仓男儿”抵抗并成功的故事。是的，虽然我们中国人觉得日本人“抗元”成功主要感谢台风和高丽人造的豆腐渣战船，但日本人却一直自觉得他们的奋战也是蛮重要的。所以这首歌在明治维新至二战时期的日本民间就广为流传开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政府有将“清国”比作“元寇”的重来，蛊惑民众唱的特别投入。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最初就是这么打着“抵御外辱”的“正义武断之名”蛊惑公众的。歌曲唱完，主角正式登场。主人公名叫平田一郎，是个日本农村的“普通青年”。在开场时，他是个学习优异、思想有自由化倾向的进步青年。因为觉得日本军部搞的军训拉练耽误了学习，散发传单表示反对，为此遭遇了教官的叱责和惩罚。但平田很快遭遇了比教官更严厉的现实毒打：他本来的志向是想当个政治家，解决日本的社会问题，为此想上家乡岩手的县立一高。但家里实在太穷了，他不忍看着母亲为学费发愁。这时，好友本多来劝他：跟我一起报军校吧，不仅免学费，还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今后是军人吃香的时代了”。请注意，导演安排本多说这么段话，其实是“高级黑”了一把——它形象的反映了“昭和青年”们的真正想法的。这些人大多数刚开始并没有什么“七生报国”的宏大理想，就是想求个安稳，求个“吃香”，仅此而已。看到自己的国家大势如此，就随之走了进去。你看，本多这话说的就很实在，当时的日本已经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狂奔了很久，他劝告好友：平田像你这种自由思想严重的进步青年，是根本无路从政的。是的，不妨设想一下，剧中的平田即便进入政界，以当时的日本政治环境来说，也难免遭遇激进的军部的仇视、迫害与刺杀，活的会很惨。与之相比，报考军校、跟军国主义分子走，确实是青年唯一“识时务”的选择。于是平田无奈地听从了本多的建议，报了免学费还“吃香”的军校。很快，本多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录取，平田则去了江田岛海军兵学校。这两所学校分别号称日本陆军和日本海军的摇篮。相比之下，主角去的这个“江田岛”因为日本“海主陆从”的军事政策，还更精英、更洋气一些。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是日本明治时代“海军学英国”的璀璨成果，日本当年为了在海上打败强大的清朝和沙俄，投资建设这所学校不惜血本，据说该校的每一块红砖都是从英国千里迢迢运到日本来的，学校一度全程英语教学，字典都只允许英英对译的，为的就是原汁原味地照搬英国的海军人才培养经验。然而，平田到校之后的“第一课”，其实是非常日式的。这一段也就是B站上大火的那段名场景：自称老大哥的四年级学生森下领了一帮学长给学弟们训话，要求他们必须大声回答，声音小了会被叱责：“听不见！”“重来！”，直到这帮学弟们扯着嗓子高喊，学会“很有精神”地说话为止。这段今天中国人看来颇为搞笑、魔性的剧情安排，其实很有隐喻性质：当时像森下这样的“昭和青年”，就是一群听不进“没精神”说话的群体。我曾在《2020年，相比新冠，这种传染病更让我担心》一文中提到过，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舆论场，是个颇为奇葩的环境。由于军国主义政府的有意引导和“昭和青年”的揪斗，日本舆论场上理性平和的声音被屏蔽掉了。理性的人不敢发言，剩下的只有激进的军国主义观点在拼嗓门。什么“ABCD包围网”“日美之间必有一战”，随着调门越拼越高，“昭和青年”们再听到好好讲道理的声音，反而觉得声音太小了。慢慢的，他们只能听进“很有精神”的发言，也只有这种扯着嗓门高喊的极端声音，才允许被喊出来。回到电影中，平田在这样一个好好说话都不可得的环境中，过得当然不自在。于是当他接到一高的录取通知后，居然申请从江田岛退学。结果当然是毫不留情地被分队长拒绝了，那个森下“老大哥”在得知这件事后，更是半夜把他叫到小树林里，给了他一顿胖揍。在挨了学长这一顿“人格修正拳”后，平田的思想好像确实发生了改变，再也不提退学的事儿了。至于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影片在这里描写得非常牵强，扯了一堆“被江田岛精神所感召”、“成为真正的海军军人”之类的胡话，就敷衍过去了。然后影片非常适时的来了一首“很有精神”的《江田岛健儿之歌》。其实这里的安排，暴露了导演作为旧时代日本人的心态——二战中被美国人揍成那个德行，若说该片完全没有对战争的反思，是不对的。但这种反思仅仅局限于日本的个别战略决策上。而所谓“江田岛精神”，在当时日本精英群体中仍有相当的市场，导演不愿也不敢批判。于是，在“江田岛精神”的感召下，主角平田就从一个自由派青年被改造成了一个冷血战争机器，冷血到后来他母亲快去世了，教官准假让他回乡探亲，他居然不回家，还说：“母子亲情会动摇我成为一个军人的决心。”细品一下，平田这话本身就暴露了“江田岛精神”的内在孱弱。平田是害怕一旦回乡，看到母亲的操劳、家乡的贫困，自己立刻会怀疑这条军国主义之路是否正确。如果“进步青年”的思想在他的灵魂深处复活，届时他会非常矛盾而痛苦。于是原本最自由主义的平田，在江田岛反而被改造成了最优质的战争机器，他以“首席”的身份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去了新锐的海军航空兵中。不过临上战场前，平田还是遭遇了一次“灵魂拷问”：他跟已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本多在东京相聚，两个发小到烟花柳巷闲逛，却不曾想遇到了本多朝思暮想的女友阿信在站街拉客。在当时日本“勒紧裤腰带搞军国主义”的大背景下，确实有很多贫苦女孩为了生存而卖身。这一见面当然让双方都万般崩溃，原来他们的国家所谓的“崛起”，不仅要男人献出生命，也要女人献出贞操。但当事人们无力也不敢思考这么远。觉得自己头上一片青青草原的本多只是“无能狂怒”，把火都撒在了女友身上。对，“昭和男儿”就是这么直男癌。而被男友羞辱的阿信则愤而自杀。看到这里你会不由得一声长叹，当一个社会中的资源被榨干，底层往往不会去思考这种困窘的原因什么，而只能陷入“底层互害”中。比如日本当时国内穷苦人过的这么惨的最重要原因，本来的是这个国家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在日本对美开战前，军事支出居然一度占到了总开支近80%。收上去的税都用来搞军备了，老百姓能过好那才有鬼。诡异的是，面对这样一出人伦惨剧，主人公既没有什么深刻的思考，也什么触动，青梅竹马的女友殒命后，本多随即就以“为国效劳，忘记一切”为由，心甘情愿地为将他女友逼良为娼的军国主义政权卖命去了。这样看似不合理的剧情安排，导演却很顺溜的拍出来，只有一个解释：类似的情景，在当年的日本太常见了，不需要解释。但影片拍到这里，总算不那么“很有精神”了。也算“求仁得仁”，本多很快就迎来了他命运的终局。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瓜达卡纳尔岛上，身为海军飞行员的平田与身为陆军的本多再次见面了。此时，“很有精神”的本多饿得只剩下吃饭的精神头了。瓜岛是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第一个梦碎之地，受常年军国主义宣传教育，日本陆军上岛前狂信自己“天下无敌”，“一个日本军人能打三个美国士兵”，没料到上岛后被美军的机关枪和舰炮好一顿修理。总算知道刀是铁打的，马克沁机枪是水冷的了。不仅如此，美国海军还直接封锁掉了瓜岛，岛上的日军很快陷入了弹尽粮绝、“人相食”的饥饿地狱当中。这种情形在此后的二战美军跳岛战术中被一再重演，多数情况下，美国人根本就不给日军他们梦想中拼刺刀“玉碎”的机会，就直接越过你，封锁你，不理你，最后饿死你。当那些热带岛屿上的昭和青年被饥饿逼到吃同伴的血肉时，他们总算知道了自己当年喊出的口号要付出什么代价了。片中的本多就是这么一副惨样子，但此时他已经麻木了，跟老友叙旧一番，又共唱了一首“很有精神”的《元寇》之后，就永远消失在了丛林中。而属于平田的精神世界崩溃也很快来临。1943年，平田奉命为乘飞机前往战区视察的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护驾，半路遭美军截杀，山本五十六遇刺了。侥幸逃生后的平田悲痛欲绝，几次想自裁，被战友拦住才作罢。很多人看到这里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老母亲、好朋友死了都打击不了平田的意志，跟平田就有过几面之缘的山本五十六一死他立刻感觉活不下去了呢？这一段其实有点不得不说的背景：在真实历史上，山本五十六的遇刺对日本“昭和青年”的精神打击确实是极大的。真的比死了爹妈、女朋友都要难过。我们通常会以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早在1942年的中途岛战役就已经发生了，但是当时的日本人不这么看，中途岛之后多数日本人依然活的“很有精神”，因为他们觉得饿着一切都在山本五十六大将的规划中。“山本大将在下一盘大棋”的迷梦回荡在每个人脑中。这个迷梦麻醉了日本人，无论战事如何不利，他们都觉得有盼头。昭和青年：“战况趋紧不要慌！我们的将军在筹划一盘大棋哩！”山本五十六：“啥？啥大棋？大啥棋？我咋没听说？”而如今“军神”自己把自己玩死了，这就说明昭和青年给予厚望的那盘“大棋”不复存在。很多日本人后来回忆，他们第一次认识到日本可能会战败，就是在听到山本的死讯之时。事实上，如果他们了解更多的历史，他们会觉得这事儿很荒谬。在对美开战前，曾经亲任过驻美军事武官的山本，是全日本最为坚定地反对美开战派，甚至因此受到了“昭和青年”的生命威胁。仅仅是在意识到自己胳膊拧不过大腿之后，才勉强拿出了一个以“偷袭”为核心、以赌博为精髓的作战方案。所以真相是：山本从来没有什么“大棋”，他也是被当时日本的疯狂舆论思潮所绑架的一员。而绑架、逼迫他不谈对时局忧虑的，正是后来将他视为精神寄托的昭和青年们。在剧中，平田一郎也一样，他因山本的死对战争丧失了信心，又被召回江田岛教书。而一回江田岛，这破电影又进入了“很有精神”的鬼扯模式。为了给电影一个还算正能量的结局。影片强行给这所学校赋予了新的意义：虽然日本眼看要战败了，但江田岛依然教育着日本最优秀的人才，这些人是日本将来走向复兴的种子。在平田所教的学生中，有“为了学英语”而报考该校的学生。在主角面见历史上确有其人的校长井上成美时，此公“语重心长”地跟他说了一套“海军学校培养的成果”要在战后这些学员走向社会时“才能体现出来”。于是平田又被这套说辞说服了，最终，为了给“战后的日本”争取生存空间，平田重返战场，殒命太平洋战场上的最终之战——冲绳战役。片尾又配上了一首军国主义的洗脑魔曲《同期之樱》。在该乐曲的衬托下，主角确实死得“很有精神”。于是平田一郎就走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从被要求“很有精神”的说话开始，最终“很有精神”的死去。总的来说，由于被安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结尾，《啊，海军》不算是一部立意很高明的片子，影片对日本陷入二战的根本原因缺乏真正彻底的反思。不客气的说，该片的立意绝不是“反战”，而只是“反战败”——反思自己上回为啥输得那么惨，下次再接再厉，争取打赢，该片给人的感觉，基本就是这么个调调。当然，这可能是制片者被逼无奈的一种权宜之计，该片最早上映是在1969年。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很快搭上了美国的顺风车，进入高速发展期。这波发展期中，起到中坚作用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恰恰是影片结尾时进入江田岛军校受训的那帮年轻人。他们确实在旧日本的军事教育系统中接受了最精英化的教育，在战后迅速崛起为日本发展的骨干。而没有人是愿意彻底否定自己青春岁月的。所以影片在最后强行给了那个扯淡的军国主义岁月一层“青春无悔”的调调。算是给那些当时已经三四十岁的社会主流一点宽慰。这种手法，其实也挺常见的。但好在，电影对主角在那个年代的命运安排还是真实可信的，这让它（哪怕是无意中）点出了那个年代所谓“昭和青年”面临的困局：如果你是一个的“普通青年”，像本多那样，那么你很容易被当时的舆论宣传所裹挟，毅然投身其中，丧失自我。女友被逼着失身烟柳之地，本来是万不能忍的，换做任何一个正常男性原本都应该愤然而起，向这个逼良为娼的体制反抗。但本多反而选择了为其充当炮灰——由于是日本人的视角，影片没有直接描述，但我们不难想象，这样一个人，在蹂躏亚洲其他国家时，很可能正是那个对他国女子烧杀淫掠的刽子手。“弱者之怒，挥刀向更弱者。”以“血性、刚强”自诩的所谓“昭和男儿”，其实不过是被精神阉割了的一帮精神太监。更可悲的是，即便你是一个“非典型青年”，有点独立的思想和起码的反思能力，像平田那样，很不幸，也没用。想走正常求学途径，当政治家改变社会没门；上了军校之后有“老大哥”天天纠正你的思想，稍有思想越界就遭到一通毒打；成为军官之后又根本无力左右战争决策。颇为讽刺的是，整个电影中，崇尚自由、梦想有选择权的平田都是被推着走的，他所面对的体制已经把其他的路都给堵死了。他全片做过的唯一一次“自由选择”，居然是在战争行将结束时主动选择为旧日本殉道。无论什么样的政治倾向，所谓的“昭和时代”日本青年的最终结局，都是“很有精神”地成为这个国家的炮灰。这就是那一代日本青年的悲剧。这到底是军国主义体制驯化的成功结果？还是自主意识未泯的他因绝望而自杀？其实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军国主义能将本来会成为它解毒剂的那种人，也变成自己的炮灰和燃料。这才是这个体制的恶毒和可怕之处。

人，并不栖居在邦国中，人栖居在自己的语言里。请不要忘记，我们的母语，就是我们真正的故土。——萧沆（Emil

安心工作，努力生活，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这就是当下你我能做到的最好的爱国。各位好，前天写了《佩洛西这一趟“窜”或不“窜”，中美间的某些巨变都正在发生》一文，预测佩洛西大概率会窜访我国台湾地区，然后昨天夜里，这个预判真的应验了。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泰山不为目明。其实通观那篇稿子，会发现无非说了些国际政治的一般常识。国际时事不是玄幻小说，只要能诚实的基于这些常识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而不是基于自己的主观愿望或想象YY，得到一个靠谱的预判，还是比较简单的。那我们今天就再基于一些常识和目前能得到的信息，尝试推理一下有关此事的一些别的判断：昨天写《不可轻言的“必有一战”》一文时，下方有朋友问我为什么在此时宕开一笔？为什么不学着其他有些公号，分析中美会不会随着佩洛西在台湾地区的落地而擦枪走火，甚至“中美大战”？嗯，这倒是我疏忽了，我之所以没写，是因为我完全没有设想过这种可能性。更没想到昨晚某博因为担心或期待这个的人太多，而一度崩掉了。其实，哪怕看一下新闻联播，你就会发现：佩洛西窜访台湾的行为虽然严重践踏了我方底线。但中美双方因此事发生战略误判而擦枪走火，甚至掀桌子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几乎不存在。原因是早在佩洛西动身前的28日晚，中美领导人就曾通了电话。当时的官方报道说法是“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以及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率沟通和交流。”熟悉我国外交辞令的朋友，应该知道“坦率沟通”意味着什么。而且报道还特意强调，该通话是“在美方一再要求下”进行的，结合佩洛西窜访台湾的行为，将这两个消息结合起来看，那么拜登一定要打通电话的意图就十分明显了。就是为了给这老太太之后的“放火”行为提前灭火。力求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降到最低。当然，佩洛西这种踩中方红线的行为是必然招致强烈反制的。但既然这通电话打成了，中美之间因此事发生最严重战略误判，“擦枪走火”，甚至像某些人说的“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就很低了。因为双方都是理性人，只要有沟通，不误会，都尽量不会走到那一步。另外，我看到这几天网上一直有种说法，鼓吹“佩洛西窜台是对台动武的最好时机”。其实，稍有政治或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说法“一眼假”。完成统一，即便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动武，佩洛西窜台期间也不会是什么“最好时机”。因为对中国来讲，动武的最理想情况是美方不愿或迟疑犹豫、来不及插手介入台海事务的时刻。选在佩洛西窜访期间动手，不仅会给美方介入的口实，还赶上了美军驻印太的第七舰队正因此事高度戒备，随时可能插手的当口。这样的时间点，说是“最糟糕时机”可能都不为过，何来“最好时机”一说？当然，说要尽量避免美方介入，并不是说中美军队硬碰硬我们就一定拼不过，但孙子兵法有云：“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打仗和外交博弈一样，讲究的是尽量调动对手按照你的计划来，而不是被敌方牵着鼻子走，预判你所有出招。试想，佩洛西去窜访，我们就立刻动手，这怎么说也都有点“致于人”的味道，岂不成了刚好攻其有备了？而且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不说，战争遇到的任何一道堑壕，可都是要由战士们的生命去填的。统一后两岸战争伤痕的弥补也要花很大的代价。所有这些，都要求这场万不得已时才会打响的战争，必须寻求一个阻力最小的时间点，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而佩洛西窜访、美军介入可能性增大的这当口，正是阻力最大的时候，显然不是什么“最好时机”。将这博弈双方的动作、利弊综合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中美之间随着佩洛西在台北落地而擦枪走火、甚至大打出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你是担心这一点，其实昨晚完全可以把心放回肚子里。但如我在《中美间的某些巨变都正在发生》一文中已经说的，佩洛西此次窜访真正带来的危险，是中美关系极有可能因为她点的这把火，而进入一个持续下行曲线当中。就像1997年众议长金里奇窜访台湾之后，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将中美拉入危机边缘一样。但值得注意的是，25年以前的那场中美外交波折是在冷战后全球化加速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所以中美之间每当有危机发生的同年，都会有“解毒”的反危机发生。1997年，金里奇窜访，但同年香港回归。1999年，驻南大使馆被炸，但同年澳门回归。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发生，但同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的三件利好一定程度上驱散了同年早前发生的三场危机给中美关系抹上的阴云，舒缓了公众的情绪。也让两国关系如一道“爆炒冰激凌”，时冷时热，却又能彼此互济。但25年后的今天，很多情况不同了，如今世界在“逆全球化”的乱流中挣扎，贸易脱钩、疫情肆虐、经济危机。所有这些外部环境都可能为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火上浇油，而不是釜底抽薪。所以25年后，面对相似的关系下行趋势，保证中美关系不翻车的难度，比上一次大大增加了。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两国关系能继续维持和平稳定，毕竟这些年里大家生活水平的改变有目共睹，而这种生活的基石，是以中美关系的平稳作为基础的。我们希望并且应该力争这种和平、稳定和发展能够延续。所以我觉得希望自己的生活好，也希望我们的祖国好的中国人，此刻的心情应当是满怀担忧，而又祈愿和平的。但我觉得有点奇葩而不解的是，我遇到的不少人，在谈及佩洛西窜访这件事时，总感觉他们有一种怪异的兴奋感。今天，我从故乡返回所住的城市，下高铁后打了个出租车，出租司机师傅显然是个闲不住的人，一边开车，一边听广播里的相关报道，一边嘚吧嘚吧的跟我侃了一路的“是时候动手了”的问题。什么双方导弹、舰艇、火炮、兵员对比怎么怎么样，美第七舰队怎么怎么外强中干，台军怎么怎么扶不上墙，开战之后多长多长时间一定能拿下来。也不知他从哪儿听来的，滔滔不绝、语气坚定、说的眉飞色舞，若不是我提醒，高架路口他都差点下错了。下车结了账以后我在想，为什么这位司机师傅谈兴这么浓呢？走到家时我想明白了，问题就在于：司机师傅把谈这个事儿当做了他的一项消遣，幻想自己在台海地图上拿着红蓝铅笔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帮他从手头上忙的这项枯燥而辛苦的驾车工作中解脱了出来。让他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放松，所以他爱关注这件事、爱谈这件事。就像小学时代的我们一听到下课铃就喜欢冲出教室疯跑一样。人的精神需要偶尔生活在别处，以此获得一种解脱。而你观察一下也会发现，对“佩洛西窜访”这个话题谈的最兴奋、最主战的很多人，与这位师傅都有着相似的特质，他们都把这事儿看的很远，把打仗想象的很轻松。所以才藏不住谈及此事时那份随时可能侧漏的豪气。爱国当然是好的，但我觉得司机师傅嘴上说说的“消遣式爱国”，离我认为真正能派上用场的真正爱国主义，至少还差着“三重门”。第一道门，是必须得让他们远离战狼营销号，而多读一些切实的分析。认识到台海危机绝非远在天边的“国家大事”，一旦严重起来会关乎我们每个人切身利益。尤其是战争若真的爆发，每个人受影响则更加重大。疫情以来，我们生活受的干扰大家有目共睹，而若战端一开，影响可能更甚百倍千倍。一个人只有在认识到这些之后，才会真正严肃、认真的去权衡、讨论此事对自己、对家人乃至对国家的利弊。简而言之，就是完成对“国家大事”的“去消遣化”和“认真化”。你只有先了解了“国家大事”到底是什么，才能真正开始爱国。而在跨过第一道门后，人们很自然的会来到第二道门前——逃离对战争充满浪漫色彩、像打《红色警戒》一般的幻想，珍视自己眼前平凡但安稳的生活：安心上班，踏实工作，在家孝敬父母、在外友善待人、条件允许的话努力攒点钱，买房安家、找个相爱的人结婚，生一个或几个孩子尽心抚养……简而言之，就是努力生活。是的，我觉得努力生活也是真爱国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国家是时间河流上的行船”。最终决定大国博弈孰胜孰败的，不是战争而是时间，哪个国家有更大的发展后劲儿，人们能自己的日子越过越好，经济、文化、科技连带的国力一起日新月异，哪个国家就能在博弈中占据不可比拟的优势。不用“必有一战”，也最终能赢得博弈。翻遍历史，我从没有看到过哪个国家，是人民把日子过的浮皮潦草，却能让这个国家长久称雄世界的。所以对和平时代的普通人来说，努力生活，这就是最现实、也唯一最有用的爱国主义。眼下佩洛西虽然窜访了台湾，但和平依然在持续。所以不要总沉迷于在网上高喊什么“抛弃幻想，准备战斗”。你的家人、你的生活、你的国家，还要求你把工作干好、把书读好、把日子过好。踏踏实实的活着，此时就是最好的爱国。当然，在朝向最伟大的爱国主义的路上，还有最后那一扇门——那就是如果真到了不得不战的那一天，你愿意把之前努力生活得来的这一切，都毅然决然的抛弃，牺牲掉。你省吃俭用的积攒了一点积蓄，愿意看着它们在战时的通货膨胀中化为废纸。你劳心劳力买下了一所房子，愿意看着它随着敌人的野蛮轰炸化作废墟。你倾注毕生心血抚育了一个儿子，愿意将他送上战场，为国捐躯……明明努力生活、热爱生活，却又能在危难临头时，看着努力生活的结晶化为乌有，却毫无怨言，慷慨赴义。在我看来，这才是最可敬、最崇高的爱国主义。但我觉得这种高尚的爱国主义，就像一个人谈恋爱、生孩子一样，是必须亲身经历才有资格说自己行的。没到了那个关口，谁也不要妄言自己就一定有这种爱国主义。毕竟，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在国内时高喊爱国口号、豪言“美国三年内崩溃”，跑到美国去转脸就骂国内韭菜傻逼的伪君子，咱这几年见太多了。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良臣。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这种牺牲式的爱国，是危难试出来的，不是用口号喊出来的。我们无比憧憬和缅怀那些危难关头为大众利益勇于自我牺牲的英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因此将自己刻意置身危难。而与个人的爱国升华同步的，一个国家的力量也会经历三重门：当大多数国民不再把谈论国家大事作为一种逃离生活的消遣与意淫，而严肃、理性的进行讨论时，这个国家就跨过了第一重门，获得了不被狂乱民意裹挟、逼迫，在错误的时机作出错误决断的定力。当大多数国民努力生活、把自己的日子越过越好时，这个国家就跨过了第二重门，获得了与其他大国长期较量，持久博弈的耐力。而当大多数国民真的愿意为了捍卫自己生活方式和劳动成果，不惜为国捐躯时的，这个国家才会跨过第三重门，获得了万不得已时为核心利益亮剑的勇力。与个人的爱国精神一样，这三重门的次序是无法颠倒的。我们都应该想想，我们站在哪个门槛上。也许，在战火未燃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能否跨过那第三道门。那么，在此时此刻，最好的爱国主义是什么？就是努力去过你自己的生活。追你自己的幸福就是为国家追幸福，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让你的生活越过越有劲儿，就是在为国家积攒后劲！因为我们这样做，就是在为我们的国家积攒持久博弈的耐力，为国家的崛起争取时间。想起了昨天那篇文章一位读者给我的问题：小西，你说大国争衡，最后拼的就是时间站在谁那一边。那万一时间不站在我们这一边咋办？这就是我的回答——最终，时间站不站在我们这一边，取决于我们每个人自己怎样过我们的生活。安心读书，踏实工作，努力生活，这就是爱国，也是你我这些普通人对窜访的佩洛西最有力的回击。全文完另外，回到住处第一天，很想家，决定自己下厨给自己做个“思乡饭”，也因此再推荐一下之前写过的哪款小C主厨机，详见《看过美国的“餐饮乱世”，你还敢点外卖吗？》一文，确实物有所值。今天的配乐，是《白马篇》，对曹子建很棒的诠释。本文50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多谢。

大国之间的战争，表面上是军队的较量，实则是国力的比拼，而更深层的，其实是时间的较量。掌握时间主动权的一方，有着更充分的定力，不会轻易言战。1

她会不会去，何时去？此后的中美之间又将发生什么。在美国的政治权利架构中，众议院议长是一个很微妙的地位。美国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而参议院议长由副总统兼任。所以从政治地位上说，众议院议长似乎是仅次于总统、副总统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但在实际权力运行过程中，众议院议长的身份似乎又远没有总统、副总统那么重要。这是因为众议院议长自身其实也是众议员，而美国众议员们是每两年改选一届的，众议院议长今天可能还高高在上，但如果在大选或中期选举中落败，所在党失去了众议院多数党的地位甚至自己都失去了众议员的资格，那么他就必须交出法槌，沦为众议员少数党领袖、普通议员，甚至被赶出国会。这种“刺激”的大起大落，导致了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们（其实不仅是议长，议员也一样）会比参议员、政府内阁成员更积极更高调的做一些“秀”，来彰显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而在选民那里刷存在感。从这个角度说，现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确实是个非常“对口”她的职位的人——她在特朗普执政的中期选举中重获众议院法槌之后，当着特朗普面撕过他递来的文件，骂过特朗普是“最糟糕先生”。每每总是走在出风头的浪尖上。而且看的出，她非常享受这种“刺激”的感觉。很难说佩洛西的性格是否真的如特朗普所言，就是个“疯婆娘”，只能说她的这个职位，以及美国民主党目前民心不保的地位，导致了这位众议院议长“疯”一点，对其党派似乎更有利。而如果具体到外交上，众议院议长这种“官方”又不那么“官方”的身份就更让其作秀的自由度很大了。因为外交属于行政权的管辖范围，而美国外交部又是由国务卿领衔的，从出访重磅程度上讲，分量最重的当然是总统或（其实意义相近的）副总统访问，其次则为国务卿。这三巨头到访一个国家或地区，是标志美国本届政府的政策将发生转向的。相比之下，“众议院议长访问”算是个什么等级呢？众议长没有外交权，到了一地，没法与当地领导人真正谈成什么国家政府间的协调合作（请牢记众议长是立法权体系中的），更何况这个众议长两年可能就要一换，甚至（赶上今年这样的中期选举年）再过几个月马上就有可能换。所以众议长出访的态度，就真的是一场秀——甚至都不一定是国家的秀，而只是议长个人的秀。但当国际环境和条件，让佩洛西能表演这种秀，而美国国内的民意势能又让她觉得这样“秀”有利可图的时候，她就会自认为理所应当的这样做——尤其是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在11月就要进行，佩洛西已经宣布参选了。但民主党由选情不妙。以佩洛西那种十处敲锣九处有她的性格，此时若是不把其身份的微妙属性发挥到极致，反倒是奇怪了。这就是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佩洛西开启亚洲行，并有可能窜访我国台湾地区的原因所在。以目前美国官方做出的种种表态来看，虽然拜登政府放了足够多的烟雾弹，一方面说佩洛西去台湾的行程只是“暂定”，一方面又说即便她去了也只代表她个人。但综合看来，佩洛西这一趟最终去台湾地区的可能性依然是极大的。因为你要注意美国官方的用词，行程表上的台湾行程虽然只是“暂定”（tentative），但在英语中，这个“暂定”与很多中文媒体在翻译时误用的“待定”（pending）是很不一样的。tentative意味着只要不发生什么必须改变行程的突发事件（地震、海啸、瘟疫、彗星撞地球、核大战爆发……），这个行程就不会在行程单上被抹去。所以这个词在力度上与“待定”根本不是一个概念。所以目前情况很不乐观。而从个人性格这个层面分析，佩洛西从来是以她的“敢想敢干”（低情商说的，就是特朗普说的“疯”）著称，并以其“疯”吸引好她这一口的选民。作为外交的“局外人”，佩洛西其实只关心美国国内的选民们对她去这一趟会怎么看。而从美国国内来说，佩洛西窜访台湾将在美国政坛上引发的争议，其实要小于她前几年公开撕特朗普递给她的文件。当年那个事儿她都敢干，如今这个事儿，是找不到什么理由能吓住她的。窜访台湾当然会造成中美关系极度紧张，但在佩洛西的算法里，给此事擦屁股这个活儿，是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替她干的。对她个人来说，这趟去了她几乎零成本，不去则会毁掉这位老太太一辈子为自己经营的“拼命女三郎”的人设，还会给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等竞争对手留下话柄，骂她是“胆小鬼”。实际上在佩洛西上飞机以前，与她在众议院相爱相杀多年的麦康奈尔早就放出话来了，鼓励她“大胆行动”，还说若她这趟不去，就相当于在中国面前示弱——这就是把佩洛西架在火上烤，这老太太只要不想被她这位老对手烤熟，横竖总要想办法在台北桃园机场落地的。更毋宁说，此次佩洛西领衔的众议院团队，想要籍此拜票的可不只有她一个人，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出访团队名单中，至少还包括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格雷戈里·米克斯等重量级议员，也就是说此行带有美国议院群体意志的色彩，在窜访台湾的行程已经被“tentative”的情况下，想要催动行程改变所需的政治动量将是极大的。拜登现在亲发“十二道金牌”去拦估计都未必管用，因为在美国的政治架构中，议员们并不听总统的，反倒是弱势总统经常要围着本党议员的意志转圈。所以综合分析下来，目前没有足够的理由，证明佩洛西对台湾的窜访能在最后一刻停下来。实际上，从佩洛西此次东亚行，先新加坡，马来西亚，再韩国、日本的行程安排看。就很像是在为其落地台湾地区预留足够的空间。佩洛西窜访台湾的时间可能发生到韩国前或韩国后，也就是8月3日或5日，当天去当天走，然后前往日本或韩国，将此行的爆炸性做一定程度的“掩埋”。当然，以上仅仅是基于“政治力学”所做的分析，时间不到，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佩洛西在最后时刻取消了这个计划，中美之间能规避掉这场外交地震，当然对两国关系和国际整体政治格局是最为有利的。我们希望能如此，这样大家都能再多过几天安生日子。只是我必须提醒的是，此次佩洛西来，无论到不到中国台湾去“窜”这一趟，中美之间未来很多事情都会发生，究其原因，是因为此行意味着当年中美建交时，两国为彼此关系擦碰所预留的“模糊地带”正在急速消失。未来双方不得不都把自己的态度搞得更加明确，而明确了，就一定难免发生冲突。非常巧，中美之间上一次出现类似的趋势，是在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机之后。1997年的夏天，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的金里奇也曾窜访台湾，李登辉亲自接待。当时考虑到国力和香港回归等因素，中方的表态是极为克制、隐忍的。可是此行之后，中美之间的高风险性冲突依然急速增加。1999年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4月的南海撞击事件，将当时的中美两国几乎推向了类似美苏古巴导弹危机时代的关系危机边缘。如果不是2001年发生的911恐袭彻底改变了美国当时的战略方向，我方领导人又第一时间致电慰问释放了足够的善意，中美两艘巨轮之间的空间重新拉开。那么中美之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中国又能否赢得之后二十年、整整一代人和平稳定的发展时间？这本来都是未知数。所以从政治力学上看，911事件，确实是一场改变全球所有人，尤其是中美民众命运的“意外推动”。而如今，距离上一次金里奇窜访台湾，整整25年过去了，历史的轮盘又播回到了当初的那个节点上，无论佩洛西的这次窜访能否成型，接下来中美两国之间将要发生，似乎不那么难以猜测，又让人不敢那么轻易的去想去猜。行文至此，我突然想问一句：25年前，当上一个美国众议长窜访台湾时，您当时在做什么？25年前，我还是个刚上小学的孩子，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此生等待着我的是什么。而如今想来，我很感谢这25年，感谢在我的青春时光中，迎接我的是和平、稳定与发展，而不是动乱、对抗，甚至战争。25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孩子们都已经长成了父母，父母们又有了自己的孩子。作为亲历了中国有史以来可能发展最为迅速，人民生活幸福指数最高的一代人，我想每个人都发自内心的希望，这种幸福能够持续下去，直到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也能这样平和、幸福的成长、相爱、平静的过完此生。小筑暂高枕，忧时旧有盟。呼樽来揖客，挥麈坐谈兵。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两天在家，想起了老乡戚继光，就引他的这首诗以明心志吧。像佩洛西这样的政治人物，也许会有意追求刺激并“贯彻到底”，以谋取自己的利益。但对于我们这些太平日子轻易就会被打碎的升斗小民来说——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戚武毅公不是升斗小民，却有这份体恤民情的心意，真的难得，所以他无愧为英雄。全文完本文35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给个三连，多谢了。另外，今天的次条，给我一位正在创业的大学亲同学打了广告，支持一下她的网商创业——《我和大学时的一位美女同窗，一起打造了一个专属西塞罗粉丝的品质生活群》。请感兴趣的朋友一定移步过去看看，帮我捧个场，也听听我们大学时的那些共同回忆，多谢啦。

终将框定你人生的那个“进化盲端”，它将在哪里？1生物学上，有一些细想起来挺奇怪的故事。比如海洋中的鱼类，从古生代的泥盆纪开始就已经完成了海洋制霸。但从中生代以后，在海洋中占据顶级地位的掠食者，其实从来就不是鱼，而是那些鱼类们爬上陆地后用重新下海的“远房亲戚”们。从中生代的鱼龙、上龙、蛇颈龙、海鳄、沧龙。到新生代的虎鲸、海豚等鲸类、以及海豹、海狮、海狗等鳍足类。而鱼类，即便是其中发展到顶级的翘楚，永远只能沦为这些“还乡团”的盘中餐。这个现象的怪异之处，是那种认为鱼类一定比陆生脊椎动物低等，生物是历经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一步步进化来的传统进化学观点其实是错误的。但事实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鱼类与它的陆生亲戚们，只不过是生物之树不同进化枝上的顶端。当亲族们上岸，开始为适应陆生环境而疯狂进化的时候。鱼类们其实也没闲着，他们也在发生进化，不断适应海洋环境。你看今天在鱼类中混的还比较出息的鲨鱼，它们身上的很多特点（比如极度适应游泳的鳞片，冲压式的呼吸等），就是数亿年前自己的祖先所不具有的。“万类霜天竞自由”，陆生动物们在为了适应陆地努力活着的时候，鱼类也在努力进化。但这样一说，就产生一个问题——从古生代以来适应了几亿年水生生活的鱼类，为什么每一次都会被重新回归海洋的陆生脊椎类“完虐”呢？这似乎很不合逻辑，你在适应陆生的时候，我在适应海洋。都进化了几亿年，我已经练出了一身的“下路神装”、子孙遍布海洋的每个角落，生态位都占满了，怎么临到最后，却被临时决定转型的你给击败了？这个滑稽程度似乎相当于奔驰汽车公司明天决定不造汽车改卖快餐了，结果反而击败了在快餐业里深耕多年的肯德基、麦当劳。真相是，海洋作为生物进化的摇篮，其实也是生活在这里的鱼类的一个巨大的“进化盲端”当中。由于鱼类一直进化在这个环境中，很多生存方式，它们只能不断强化，而不能发生革命性的演进。生存环境不变，导致鱼类的很多进化潜能永远都是没有办法“解锁”的。比如鱼类必须用腮而不是肺呼吸，光着一条就决定了鱼类只能使用溶解与水中的稀少的氧气，而不能直接呼吸空气中更丰富的氧。从陆地重新下海的动物能用肺呼吸，鱼却只能用腮。这就锁死了鱼类的能量使用效率。于是鱼类在同那些重新“下海”的陆生“亲戚”竞争时，有着类似冷兵器要跟热兵器斗法时相似的尴尬——你在底层能耗上跟人家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你再怎么演化，怎么自我改进，都难免被人家摁在地上摩擦。就像下面这张图所展现的，体重处于同一量级的鲨鱼的脑和海豚的脑，容量的差别可以达到数十倍之多。脑容量的不同，让后者在智商上对前者完全碾压。而鲨鱼长不出一个更大的脑的原因，就在于它的呼吸效率已经将其在这个方向上锁死了——太大的脑，鲨鱼的腮呼吸带不动啊。其实不仅仅是海洋，从最原始的营底栖滤食生活的海绵，到灵长类最近的一次进化抉择——要不要从树上下来，生物界中这种锁死生物进一步向前进化的“进化盲端”无处不在。生物一旦走入到这种死胡同当中，就只能在这个层级内进行几乎平行的“演化”，而很难再有实质性的进化突破。这就解释为什么现存世间的各门类生物，明明都经历了数亿年的演化，却会给人造成一种有的生物更“进化”而有的生物则很“原始”的错觉的——的确，在亿万年的时间里，没有哪个生物门类是真正“躺平”的，甘愿做等待淘汰的“活化石”。所有生物其实一直都在进化，没有生命是“不努力”的。但很多生物会为了适应其环境发生高度的“特化”，而走入自己的“进化盲端”，被自己的生态位锁死了。等到其他生物“跨行打劫”，用在其他环境中解锁的新技能打破他们的“专业壁垒”时，他们再想奋起抗击，守护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很可能就已经做不到了。而这样的现象，在人类的历史上，其实也非常的常见，16世纪的阿兹特克、万历十五年的大明，鸦片战争时的大清，这些文明并不比站在对面的对手少经历多少年岁，他们只不过走进了属于文明的不同的“进化盲端”当中，2当然，我讲这个现象的原因，不是想做科普，这不是我的本职。只是昨天发了一篇回家的旧文，有朋友就问我——小西，既然你家乡烟台气候那么好，经济、生活水平又不比济南差，当初你为什么没有直接选择直接回家乡工作、也没有留在上海，而是跑到那么一个不远不近的省会去工作呢？嗯，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问题。毕业后没留在北上广的原因，我在之前一篇文章中已经讲过了——我觉得那里竞争太激烈，没办法给自己留出足够的积累余量。而我今天想讲另外一个问题——既然家乡这么好，我为什么不直接回家。当然，说实话，毕业之初，其实我是没想那么多的，最直接原因是初中开始就一直追的女孩追丢了，回家工作总害怕睹物思人什么的。但今天想来，我也庆幸这个偶然中的选择，因为它避免我走入了人生中的一个“进化盲端”。首先必须承认，无论谁，在自己的家乡，总还是有一点人脉关系的。我当年拿着名校的毕业证，想在自己从小长大的那个家五公里范围内找个工作，估计也挺容易。但之后我的人生可能也就一碗水看到底了——我凭着家里的关系进到一个不大不小，也还算安稳的单位当中去，每天朝九晚五的打卡上班。烟台这座城市过去很小，我小时候每天傍晚临到九点的时候，大部分店铺都会关门歇业，大家酒足饭饱之后在海沿儿上散散步，回家检查检查孩子的作业，晚上看会儿电视剧，这一天也就这么过去了。我可能很快会在家人的催促下相亲、结婚，然后进入到这种父辈已经习惯的生活中去，可能不知不觉，一生也就这么过去了。当然，若是爱人如意，万事顺遂，家庭和睦的话，这种“小日子”也许未必不好。可是今天的我再去回望，我会觉得这种生活就像亿万年没有离开海洋的鱼一样，将成为我的一个进化盲端，它可能是永久的锁死了我其他生活方向上的可能性。而从毕业以后再次离家到今天，又过去了整整十年的时间，这些年在异地打拼，苦我确实没少吃，也时常会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但我确实感觉到，自己身上发生的很多“进化”是明显的——我学会了真正独立的生活，学会了真正依靠自己的能力在职场上得到一个合适自己的位置。学会了在没有亲友帮我“打底”的情况下，怎样跟另外一个人变得熟络，说服他为你提供你所需要的机会。更学会了每天工作后，不管多忙、多累，都尽量给自己准备一餐饭，看一本书——因为我在知道这种知识积累，就像陆生动物用肺呼吸一样，是决定自己存亡的关键。阴差阳错之中，我告别了我所熟悉的那片海洋，爬上了一篇陌生的陆地，并在那里活了下去。若干年后回头再看，我规避了、也错过了我人生中第一个“进化盲端”——这个盲端，名叫故乡。3由此莫名的想到了这两天全网都在围观的那个“父愁者”周劼，很多人围观这位周公子花式秀爹，可能就是单纯图一乐，但我倒觉得，这个人的生存状态，其实就反映了那种“小城青年”钻进自己的进化盲端之后的人生态度。你看他洋洋自得的在那里炫耀，他爹如何如何、他大伯如何如何、他家怎么怎么“天命有常，惟德是辅”——你不可否认，可能在他的那个生存环境里，社会的生存逻辑就是这样构造的：有能耐也没用，关键是要拼爹。所以我们得说，周公子是个诚实的孩子，他只是诚实的说出了自己的人生经验而已。但是，你也不可否认，周公子的那种生活状态，就算不东窗事发，他也生活在属于他自己的那种“进化盲端”当中——这个盲端的名字，就叫拼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在读周劼的那些朋友圈时，会有那种莫名的感觉——这个人明明还不到三十岁，说起话来却让人觉得他像一个五十开外的大叔。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油腻感。你看他秀二十万一斤的茶叶，你看他在他的官迷逻辑中不断的自我验证、自我满足。你看他乱引瞎编的那些口头禅，什么“天命无常，惟德是辅”，什么“苟利国家生死以，家族传承吾辈责”，什么严嵩和严世蕃，什么“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抛开炫富秀爹不谈。你能感觉到这些言辞背后那种强烈的油腻感——这种油腻在于他无时无刻不在宣布他的人生哲学已经“圆满”了，再也融不进一点异质的东西。他高声嘲笑、看不起任何一种与其不相容的生活方式，并丝毫不觉得自己自夸、卖弄他的那些自以为是人生态度而感到可笑。在我们的一般认知当中，似乎只有茶杯泡枸杞的中年大叔才会这么说话。但我觉得，周劼的调调，其实恰恰是“油腻感”的本质。人变得油腻的真相，其实就是他走入了一个“进化盲端”当中，并被这种生存环境所特化，定型，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自证这种生活转台的合理性。在这些走入盲端的人们看来，此生再没有什么新技能可以解锁，什么新环境需要适应，什么新目标需要奋斗。油腻的本质其实也是一种躺平，一种在自己的进化盲端中不再改变、也不能改变，然后说服自己安然度日的躺平。而耐人寻味的是，这几年来，有这种油腻感的人其实越来越多——前几年，在朋友圈里这样“秀油腻”的人还是五十开外的人，后来是四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现如今，终于轮到二十多岁的周劼和王澄澄们也开始这样“秀油腻”了。似乎是越来越多的人，在走进属于他们的“进化盲端”当中。他们或安然、或炫耀、或无奈的躺平，甘认此生就这样活了。你用心观察一下，最近火的这些话题人物，无论易烊千玺还是王澄澄、无论周劼还是“二舅”，本质上其实都传递出一种相似的“进化盲端”感。这似乎表明了，我们的社会，也正在发生某些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过早的遭遇了他们人生的进化盲端，并开始为这种生活寻求精神的支点。文章的结尾，我想再说一个有趣的生物学观点——在未来，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应该也不会再发生什么进化了，其实我们也走进了属于我们这个演化枝的进化盲端当中，因为我们已经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高度适应了我们的生活习性，所以除非进行基因改造，进化压力将无法让我们再发生什么改变。这件事给了我们一个更新，更深远的启示——也许我们所有人，此生最终都会走进属于自己的那个进化盲端当中。最终，我们都会在某个盲端上停下来，到某个地方，买一所房子，找一个伴侣，建立一个家庭，日复一日的重复某项工作，把日子过的昨天像今天，今天像明天。这，可能也没什么不好。但人生区别在于，我们到底会在人生中的哪一个“盲端”上停下来，在哪里，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更关键的是，到底是某一个盲端选择了我们，还是我们自己主动地选择了那个盲端？那些看遍了的不同“盲端”上的生活，并主动选择其中一个在那里停下来度过此生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是自己人生的主人。所以我想，人，终究还是应该趁着年轻，背起行囊，离开故乡，去多见识一些地方。不要只在海洋里畅游，也应去陆地上奔跑，去天空中飞翔。这样，即便有一天你重归那片大海，你也将不再是那个从前那个被眼界、格局与能力所困的你。这样，即便我们人生最终还是难免被某一个“盲端”所困，我们也能自我安慰说，足够了，这辈子我没白活。而在那个我们主动选择的“盲端”之上，会有另一个故乡，让你将自己的此生，坦然安放。全文完在家这几天，心情也在变化，我想换换文风，写一些更“软”一些、随笔感更强的文字，愿您依旧喜欢。本文50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多谢。

各位好，今天回了趟老家，一路舟车劳顿，车窗外间断的飘过或熟悉或陌生的风景，宛如我所经过的人生。回家后，我躺在少年时就熟悉的床上，没心没肺的昏睡了一天整。感觉要把离家半年的这些疲惫都补回来一样。醒来时已经是傍晚了，厨房飘来熟识的饭菜香催我入座。窗外吹来烟台这座沿海城市特有的、每到傍晚一定会吹起的海陆风。夏夜里的凉风习习，虫儿轻鸣，一切依然如此安逸。我想起了很多事情、但我意识到我今天终究没有时间和精力写一篇新稿子，讲它们讲出了。就重发一篇去年回乡时的旧随笔，给等待今日更新的朋友报个平安吧。祝您晚安。长大之后我才知道，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中途下车》。1我的故乡，烟台，曾是铁道线终点上的一座小城。作为胶济铁路完成主要任务后向东北方向一段有气无力的延长，曾经，所有火车到烟台都是终点站。铁轨在我们这些烟台孩子眼中从不是一直漫无止境延伸开去的，而是有一个被水泥站台封死了的尽头。这让我每次回家有一种意想不到安泰，我可以在旅程的颠簸中安然睡去。咱中国有些想来比较奇怪的习俗，比如你坐火车，每每临到下车的时候，就会感到奥林匹克精神开始激励每一位乘客，所有人都开始提前忙活收拾行李——我一定要第一次提着行李冲出车厢！一定要第一个过检票口！第一个出火车站！而我不然，我喜欢在上车前一天晚上熬个通宵，为的是能在车上睡的很死，直到大家下车的骚动把我吵醒，我再慢悠悠的收拾行李下车，腿着回家。记得有一年，可能是因为头一晚玩的太疯了吧。我在火车上座位上依着车窗睡的很死，旅客都走光了我居然也没醒。然后，在睡梦中，我突然感到有一只手把我推醒了，“小伙子，到站了哈，还不着急下车，回家过年喽！”——是巡视的列车员，他一边做着打扫一边对我说。我睁开惺忪的睡眼一看，车上甚至站台上都已经空无一人，车窗外，只是一片白雪皑皑，白雪中依稀横卧着黑色的铁轨，仿若古战场上躺卧着的巨人僵死的的骨架，一直横亘、绵延开去。但我知道，在不远的地方，这条本该漫无止境的通路，会有一个宿命中的终点。嗯，到烟台了。不过，前几年，胶济铁路提速翻修，轨道通到了威海荣成，我就再也不能得享这份在火车上睡到自然醒的优容了。停车时间很短，必须提前起来，赶在几分钟里，中途下车。但烟台还是那个烟台，还是那个“地平线上的美丽城镇”——这就是我对故乡的印象。嗯，无意中，用了一句初中课本上学到的话。记得那篇课文的名字，也叫《中途下车》，日本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写的。2现在想来，其实我小时候语文课文选的其实挺迷的，比如我现在都不太清楚，作为推理小说的代表，他们为什么会选这篇《中途下车》——森村诚一是日本推理小说文坛的五虎将是不假，可是这篇《中途下车》实在称不上什么真正的推理。无非讲了一个在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危机中破产的人决心寻死，最后一次归乡，去参加一个同学会。结果在会上碰到了一个同样失意，准备自杀的老同学，在对他的劝慰中，主人公反而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要死可不行，得好好考虑考虑。”佐贯提出同自己决心截然相反的忠告。他用肩支着朋友那沉甸甸的身躯，走在大雪纷飞的市街上，没有目的地，只是为了走而走着。虽然是自己的故乡，却似一个陌生的城镇，显得一片寥廓。我依稀记得，小说的最后，是这样写的。你看，这篇古怪的小说里，没什么推理、没什么悬疑、没什么最后一分钟翻转、只有满天的飞雪、中途下车、归乡、同学会，还有那种让我预感到唯有我人到中年时才会懂的苍凉与寥默。

吃了一辈子笔杆子饭，换了无数“人生信条”，但连老师有个老毛病，其实一直没改的了。各位好，本来今天不想写稿子了，这两天想回趟老家，今天在家里收拾东西，还出门开了个核酸检测证明。结果，后台看到有位朋友提问，问我怎么看这条留言：我一看，哦，原来是昨天（也可能不是昨天，用梗，勿当真），有读者问知名互联网写手、他们亲爱的“连叔”，怎么看最近火遍全网的那个治愈视频“二舅”。有道是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关于那个视频，网上这两天说什么的都有，我在小号上前两天也说了点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就是个普通视频么，有拍的好的地方、就有拍的不妥的地方，大家各抒己见，这很正常么。但怎么说呢？要不说还是人家连岳老师久经江湖，一出手就不同凡响——人家高声宣布：“凡是不喜欢这个视频的，基本可以视为人民的敌人。”……怎么说呢？经连老师这么一点播，我觉得大家以后都要谨慎小心了，因为你以后闲着没事儿，在家里趟床上刷个小视频，都要谨慎观看，谨慎发言，稍不留意，你对视频的观感有那么一星半点差池，你就成了连老师口中的“人民的敌人”。感觉这些年的连岳老师，不像是网络野生“人生导师”，反倒好似化身了美少女战士。——我是说，你看，他不仅会“变身”，还会喊口号。——你敢对“二舅”有意见？！我代表人民消灭你！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人民的敌人”这个词儿，我还是挺熟的。印象中最早频繁使用这个词的时代，是罗马共和国的末期。军头苏拉和马略对掐，互相恨对方入骨，谁占领了罗马，就指使元老院发个告示，宣布对方的支持者是“人民的敌人”，罗马人民人人得而诛之，然后罗马城里就是一片血雨腥风。后来这一招成了罗马政治斗争的惯用伎俩。比如西塞罗惹怒了军头安东尼，后者发誓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弄死的时候，也给西塞罗扣了这么个帽子。把他双手和舌头都砍下来，钉到了元老院的门板上，还说这是在替“人民”解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人民的敌人”这个词儿又上了热搜。“革命的暴君”罗伯斯比尔同志砍路易十六、砍化学家拉瓦锡、砍他战友丹东之前，都曾宣布他们是“人民的敌人”。后来罗伯斯比尔用这招用上瘾了，竟找来年轻的时候跟他追同一个女孩的情敌，也宣布人家是“人民的敌人”，砍了脑袋了事，行刑的时候还把当初那位他的女神，情敌的妻子请来观斩。让她见识一下“法兰西人民的意志”是怎么实现的。怎么说呢，自古以来耍流氓的人咱见多了，但罗伯斯比尔这样耍出新高度的，着实有点稀少——敢抢我女人，我就代表人民消灭你！当然罗伯斯比尔后来自己也上了断头台，罪名也是那个——“人民的敌人”。当然，这些历史，我觉得以连老师的知识修养水平，他未必能知道。他如此熟练的使用这个词儿，灵感多半来自于某个更浅近的年代，那个他前几年装“公知”的时候，宣称自己“切齿痛恨”、“势不两立”的年代。但实际上，你看连岳老师的说话习惯，从来就是跟那个年头一脉相承——那会儿有些人说起话来也跟连老师一样。动不动就“凡是……凡是……”的。但我还是觉得连岳老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前无论哪个时代的奇葩，无论苏拉、安东尼还是罗伯斯比尔，要扣“人民的敌人”这顶帽子，好歹还都有个相应的罪名。连老师可好，就因为别人说一句“我不太喜欢这个视频”，一顶“人民的敌人”的大帽子就扣过去了。怎么着？帽子现如今也实现工业化生产，跟不要钱一样可以清仓大甩卖了是么？真是罗伯斯比尔看了汗颜，安东尼看了沉默。要不他的粉丝怎么说他是“连圣人”呢？确实是开创了扣帽子的新高度啊。说真的，其实对连岳老师这号人，我从来就不怎么喜欢——他当年高声宣布自己“摸进了自由主义的大门”，兢兢业业的“装公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味道不对。记得有一次，有个读者应该是在体制内干公务员吧，跑来跟他“连叔”求教

"的小白鼠。这些志愿者同意食用掺有当时常见防腐剂（如甲醛），以及硼砂和水杨酸等有毒添加剂的食物，然后被观察食用后的反应。这些理想主义的志愿者很快就被称为

都是不懂“爹力学三定律”惹的祸。各位好，今天写了篇稿子，发在小号上了，不知您看了没有——《片子拍的很讨巧，但我更想听听“二舅”自己咋说》主号我还想简单聊聊周劼拼爹的事儿，因为太搞笑了。这个周劼周公子，这两天真的太火了。火到你在百度上输个周字，蹦出来的前五条里，有三条是关于他的。客观的讲，这位在朋友圈里花式秀爹的国企青年，一定程度上拯救了前两天和他有相同爱好的王澄澄同学（柴进和王澄澄，为什么总会把“炫富”搞成了“炫父”），北澄澄南周劼，一男一女两大爹王，共同撑起了2022年7月的“父愁者联盟”。当然一定要比较的话，我觉得这两位在秀爹的流派上还是有区别的，王澄澄老师的秀爹方式，我之前分析过了，属于“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的“居合流”，平时都是说自己怎么怎么有钱、有车、有房、有闲、有地位之类的，只是抖音上类似炫富主播实在太多了，她这么炫实在难出头，才最终忍不住来了一个大爆发：感恩您！我的爸爸！相比之下，周劼老师就耿直太多了，在网上报出来的那些劼言劼语中，你会发现他其他的秀都是辅料，所有状态的中心思想是高度统一、明确到枯燥无聊的——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间或还要秀个“爹系三带一”——一个父亲、俩伯父，还要再加上有一个爷爷。围观周老师的朋友圈，感觉就像在读大西皇帝张献忠的那首诗——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在张大帅的精神世界里，杀人能解决世间的一切问题。同样的，周老师的灵魂深处，有个好爹才是人生成功的根本。所以你看他自己总结的那个座右铭——苟利国家生死以，家族传承吾辈责。爹爹爹爹爹爹爹！一样的四六不挂、不知所云、简单粗暴、装都不装一下，追求的就是直抒他的意识流胸臆。所以，严格意义上讲，相比王老师，周公子才更接近水浒里那个见谁都提他家“丹书铁券”的柴大官人，算是传承了拼爹这门运动中的古典主义正宗。可惜小旋风的故事我上篇文章中已经讲过了，不好再讲了。是啊，谁能想到，施耐庵写了一整本水浒，才只出一个柴进，可现实世界中一个月里，居然开出俩这种拼爹奇葩。只能说生活有时候真的比艺术更魔幻。当然这事闹大了以后，有关部门出来澄清，说这人就是我们国企的一个普通员工，他爹也就才一个副处级干部，远没有他自己在朋友圈里自比的“严嵩和严世藩”父子那么权势熏天。有网友质疑这其中是不是有包庇。但我想，若真如公告所说，倒也能解释的通。就像有水浒爱好者猜测，柴进家里其实也没什么“丹书铁券”，之所以老提，正是因为他心虚。拼爹这活儿本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爹要是真的足够硬，压根不用你天天这么发朋友圈，跟搞精神污染一样的自我宣传，自然有人会帮你把爹给拼了。你看人家王思聪老师，就从来不强调他和他爹的父子关系。再如水浒里那个高衙内，在大相国寺要调戏林娘子，也没见上来先自报名号：我，大宋太尉高俅之子、东京城所有良家妇女的终结者、拼爹界的首席执行官、水浒父愁者联盟的召集人……我有些好康的，想请娘子到楼上去看看。用得着这样吗？不用。人家直接耍流氓就行了，因为满东京城的人都知道他干爹是那大名鼎鼎的高太尉，谁敢管他？所以，我们能得到“爹力学”里的一条定律：爹的硬度，跟可拼的强度成正比，而跟秀爹的频率成反比。根据这条“爹力学第一定律”来看，这位周公子恐怕还真不是出身什么名门望族。而且你看他朋友圈的那些状态。连跟朋友一起吃个饭，都要标明一下人家职务等级，如是副职主不主管工作都要特意注明一下，认真的跟小记者写要闻报道一样。这就明显不是真在豪门世家圈里混的公子王孙该有的那个派头。“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自古以来，真正的官宦世家出来的公子，人家都是很低调、举重若轻的。跟领导谈话时，一句“哦，您说的是x叔叔（伯伯/阿姨/爷爷）啊！”很自然的就能暗示自己和重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哪有周公子这样的？开个车送领导回家，进个干部家属楼，还要忙不迭的合影留念，发状态炫耀一下。而且你拿这个发朋友圈也得有用啊。事实证明，周公子朋友圈里这帮人，除了不老厚道的把他的那些状态攒一块，集齐了以后在网上来个爆料。估计平时就是把这哥们当个可遇不可求的奇葩看——工作压力大、心情郁闷的时候点开看一下，自我安慰一下自己其实也不差，毕竟世间还有这样不着四六的傻x。于是，我们又得到了“爹力学”里的第二条定律：真正成功的拼爹，都发生在你看不到地方。能观察到的拼爹，都是失败的拼爹，或是对是拼爹基于想象的拙劣模仿。其实，周公子这场拼爹中自带的喜剧感，让我想起了俄罗斯大文豪果戈里编的那出剧，叫《钦差大臣》。在《钦差大臣》里，果戈里就写了一个名叫赫列斯达可夫的小丑一样的人物。他是彼得堡一个十二品文职公务员，鼻屎也一样的小官。因为游手好闲、喜欢吹牛、好赌成性。过的十分落魄，流落到一个边远的小城。却阴差阳错，在这里被误认为成了京城派下来的钦差大臣。在当地官员、名流的众星捧月之下，赫列斯达可夫的装B人生最高光的时刻可就来了：他一会儿说自己是一个文思敏捷、才气横溢、博学多知的作家，和普希金都能称兄道弟。又说自己住的官邸是京城第一流的金碧辉煌的殿堂，一个西瓜都能花上七百卢布，菜汤都是从巴黎直接运送来的。还说自己是深得皇帝恩宠的朝廷要员，自己的接待室中挤满了爵爷，xx贵族、xx将军都对他青睐有加，跟某某显贵的小姐情投意合。总之，他完全沉浸在对自己的权势想象中，其装B不仅把周围人吓得够呛，也把自己弄得自嗨不已。等到赫列斯达可夫牛皮吹完、酒足饭饱、打着饱嗝离开这座小城时。市长他们才开始争论——这人到底是不是钦差大臣啊？很多人到这时候还说：错不了——如果他不是彼得堡的权贵，怎么会会对上层生活，谈的如此如数家珍、眉飞色舞，听的大家叹服不以呢？何况，你看他还那么年轻？或者简单的说——为什么他这么熟练啊！其实这种事吧，本也不需要过于大惊小怪，因为果戈里想反映的当时社会的那种风气，就是人人向往权力、谄媚权力、唯权力之命是从的。在这个世界里，像赫列斯达可夫这种人，虽然是个拉大旗作虎皮的装B犯，但人家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锤炼出来的。他的世界观就是那样的：炫富秀权，即便是夸张、虚构的，也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生存本能。人人都认同、向往这种生活，并以此自豪。于是我们又得出了“爹力学”里的第三条定律：当爹硬度不足够者，也要勒紧裤腰带强行装x拼爹时。说明拼爹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适的价值观。苹果砸中了牛顿的脑袋，才让他悟出了“经典力学三定律”——这当然只是个段子。但江西周公子的拼爹，让我们总结出了“爹力学三定律”，这倒是确实的。只可惜，周公子本人，好像并不懂这些爹力学理论。不会拼还一味瞎拼、蛮干。你看他那个爹被他拼的……唉，就算真是好爹，也被他用到了刀把上、刀背上了。全文完本文3000字，感谢读完，戏为文一篇，愿您喜欢。喜欢请给个三连，多谢。相关文章：柴进和王澄澄，为什么总会把“炫富”搞成了“炫父”片子拍的很讨巧，但我更想听听“二舅”自己咋说

宗教和巫术的区别是什么？她的心病又究竟何在。1

亲朋因之反目；夫妇因之离婚；路人为此斗殴，即便是家人亲友团聚，只要谈及此案，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扭打起来，闹得不可开交……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又因何人而结束。11894年9月的一天，当法国军官德雷福斯奉命去接受训话时，他并不知道，自己马上就会被逮捕，并成为一场撕裂整个法国的大争吵的焦点。时间倒回几天之前，法国安插在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位间谍女佣在废纸篓中发现了一张纸条。这张纸条吓出了法国人一身冷汗，因为它上面写满了法军一系列核心军事机密，包括部队调配、秘密武器的研发、最新训练操点、甚至无烟火药的配方等等……种种迹象标明，法国陆军参谋部里出了内鬼，居然向与法国有血海深仇的德意志帝国泄露了如此核心的机密，这是一个足以招致全法愤恨的惊天丑闻。可是，这个内鬼到底是谁呢？陆军情报处副处长亨利很快就怀疑上了当时任职于总参谋部的年轻上尉德雷福斯。理由也很简单，这个德雷福斯出身犹太富商家庭，其父是阿尔萨斯当地的纺织业巨头。阿尔萨斯，中学学过法国作家都德爱国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朋友，应该对这个地名有印象。其实阿尔萨斯非常特殊，它位于法德边境的两国争议区，境内主要民众说的是德语（都德的《最后一课》没有告诉你的一面）。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后，这里被割让给了德国。而犹太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特殊，他们不属于法德两国的主体民族。对这两个民族国家都谈不上什么深厚的民族感情。所以作为被割让的阿尔萨斯地区的犹太富户，德雷福斯家族的地位其实特别尴尬，理论上说，他们似乎应立刻更换德国的身份，继续在当地做生意就是了——毕竟犹太人没有祖国么，龙胜帮龙，虎胜帮虎，是当时大多数欧洲人对他们的普遍观感。而年轻的德雷福斯却从了法军，且在军校中一直成绩优异、屡获嘉奖，毕业后很快被提拔进了总参谋部任职。可是有情报工作职业病的亨利副处长觉得这小伙子的身份很可疑——你一个家乡已经被割让给德国的犹太人，放着万贯家财不继承，跑来干什么？法国用得着你来爱吗？查！这里面一定有鬼！于是他很快下令逮捕的了德雷福斯，当时情报部门可不讲什么文明审讯，德雷福斯一开始还嘴硬，一通好打之后，很快就屈打成招了。为了把德雷福斯的棺材板钉死，亨利还在审判中以其军官的荣誉发誓说“有一位名誉无可指摘的人物说德雷福斯就是叛徒！”但他又拒绝透露这个大人物的姓名。这招其实让人挺眼熟。于是这起法国的“潜伏”、“无间道”，很快就成了铁案了。在公众一片“处死这个法奸、犹太人！”的声浪中。法国军事法庭宣布德雷福斯因泄漏军事机密给敌国而犯有叛国罪。该说不说，毕竟是诞生了孟德斯鸠的国度，法国当时的司法独立还是有一些的，没有顺从民间过度激愤的情绪将德雷福斯处死，而是开除其军籍并判处终身流放魔鬼岛。为了平息民愤，巴黎的荣誉军人院还举行了非常“盛大”的对德雷福斯的军衔褫夺仪式，在众目睽睽之下，德雷福斯上尉的肩章被撕下，他的佩剑被折断，执行官痛骂他是国家的败类，辱没了身为法国军人的荣誉。可很快，法国军方又发现，这个案子好像办错了。参谋部的那个内鬼，似乎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另有其人。最初，是因为德雷福斯的笔迹与那张泄密信上的对不上。法军反间谍处处长皮卡尔，认为自己同事亨利的调查过于武断。于是决定自力持续追踪调查。调查后他发现，泄密信上的笔记真的不是德雷福斯的。而与当时任职总参谋部的另一位军官埃斯特拉齐少校一模一样。再经查访后，皮卡尔终于确定了埃斯特拉齐其实才是那个潜藏在总参谋部的内鬼。可是当皮卡尔将他的调查结果附上证据向上峰反映时，他得到的却是“此案已结，不可继续追查”的答复，且很快，皮卡尔就被踢出总参谋部前往突尼斯前线去“作战”（送死）。很明显，法军总参谋部在德雷福斯案中已经势成骑虎，不敢将这个已经被证明是冤案的案件再反过来了。但，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个案子变得“铁案难翻”呢？过去，很多浮光掠影的分析，往往将之归咎于法军高层的腐败颟顸。但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当时法军乃至法兰西共和国的高层并没有那么愚蠢，他们对德雷福斯事件的沉默与息事宁人，站在他们的角度上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这确实是个致命的火药桶。2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大革命，为什么会一再重演》一文当中，我曾经向您讲述过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社会的现状，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话说，当时的法国社会“阶层与阶层之间是互不理解、彼此仇视的，唯有王权是生机勃勃的。”到了19世纪末，一百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好很多。如托克维尔所指出，革命其实并不能根本性的改变什么——虽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法国大革命，公民们无数次立起街垒，宣誓要改天换地。但百年后法国的整体社会现状，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各阶层之间依然互不了解，并互相仇视。毋宁说，这一百年中频繁发生的革命、起义、人们筑起街垒、嘶声竭力的嘶吼，反而扩大了法国各人群之间的意见分歧。不仅阶层之间彼此观念悬殊，甚至同阶层里也会有派别分野——宗教保守主义者、民主派、共和派、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君主立宪派、保皇党人……无数种社会思潮都彼此不容。甚至就连保皇党中，也要分一个波旁派和奥尔良派。托克维尔说的那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其实愈演愈烈了。当然，也不是没有人试图协调过这种矛盾。比如拿破仑的那位非著名侄子，被革命导师马克思好生调侃过得路易·波拿巴，他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就试图和一下稀泥。这位拿破仑三世说：各位先生不要争论了好不好？咱对内发展科学、工业、过好日子，对外扩张，出去抢殖民地。这吃香喝辣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好日子，他不香吗？实话实说，这位“拿破仑三世”这一手，一度是搞成了的。在路易·波拿巴的手腕下，法国各阶层、各派别之间止息了争论，社会呈现出一片高速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可问题就在于，这位拿破仑的大侄子搞经济却有一套，打仗却离他二大爷差的太远了。1870年，在普法战争中，不可一世的法军在色当大败亏输，普鲁士人长驱直入占领巴黎，并在凡尔赛镜厅举办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开国大典。被宿敌德国狠狠羞辱了的法国人，这一下子算是彻底郁闷了，那个心情跟看了一场国足比赛的中国球迷是一样一样的——原来拿破仑帝国的荣光没有恢复啊！原来法国已经不是欧罗巴村里说一不二的首强了啊！你看被德国欺负的那个熊样！对得起我们吗？xxx，退钱！我们说，本来法国各个阶层、群体之间的共识就非常脆弱，普法战争这一战败，路易·波拿巴向全体法国人许诺的那种虚幻的大国荣光，也烟消云散了。于是全体法国人就陷入了一种有火儿无处撒的全体性萎靡、狂乱、戾气横行之中。不理解法国人当时那个郁闷、憋屈、懊丧感觉的人，可以看看莫泊桑的小说《羊脂球》感受一下。这个问题可就大了。按照美国学者本尼迪克·安德森的定义：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也就是说，国民们必须基于一种共识才能够维系住国家的凝聚力，没有的话，这个摊子可能就要散了。可是在当时的法国——按照大文豪雨果的说法——在沙龙里，人们可以因为任何一个话题发生任何意想不到的激烈争论。所有人在聊所有天的时候都聊不到一块去，从绘画到音乐、从文学到哲学，从外交到内政，十个人都能给你说出十八种不同观点来……那请问，当时的法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该怎样维系呢？其实，雨果说错了。当时的大多数法国人，至少在两个公众话题上，观点是可以达成空前一致的。第一，就是对德复仇问题。这个就不用说了，冤有头债有主，就是你小子当年羞辱了，逮着机会我们法国人弄不死你！第二，就是仇视犹太人。你可能会感觉奇怪，犹太人招谁惹谁了？普法战争又不是法国跟犹太人打的，法国人为什么会在战后有那么浓重的仇犹情绪呢？但你细想一下，就会发现当时的法国，产生这种情绪是很正常的。因为犹太人对当时法国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来说都是异类：宗教徒们当然不喜欢犹太人，因为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认为犹太人是异教徒。民族主义者也不喜欢犹太人，因在构建法国的单一民族叙事过程中，犹太人总是在高声宣布“我们不一样，犹太人没有祖国！”。法国政府和大资本家们不喜欢犹太人，因为包括马克思在内大量欧洲顶级活动家，都是犹太人，上层精英时刻担心犹太人是不是在搞什么颠覆阴谋。而工人阶级和法国底层大众也讨厌犹太人，巨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阴谋论在那个时候已经在法国家喻户晓。即便你不喜欢听这种街头巷议，看看社会上那些放高利贷、发了财的犹太富豪，你能不生气么？此外，法国历史上还有非常浓厚的排犹传统，历代法国国王为了赖犹太商人的账，动不动就向普罗大众宣传说：犹太人是魔鬼，死了活该。所以，比同期德国更甚，反犹这个事儿，在当时的法国是没有动员成本的——来一个外省老农，大字不识一个，你跟他说什么自由民主博爱，他不懂，但你说“犹太人该死”他肯定跟你一起义愤填膺——教堂里的牧师、家里的老辈，都这么说么！更不用说，到了十九世纪末，一种真实存在的“犹太威胁”确实在欧洲蔓延，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1897年，正当德雷福斯案在法国吵得最凶的年月里，第一届犹太复国大会在瑞士召开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在这个会上提出口号：“犹太人没有祖国，犹太人要为自己建立一个祖国”。这就让欧洲各列强都如芒在背——你看看世界版图都让哥几个瓜分完毕了，哪还有空地给你啊？你想建国我还想建国呢！当时法国社会上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就是法国境内的犹太人已经跟德国结了盟，打算在下一场战争中用背后捅刀的方式陷害法国，然后换取自己建国的机会。而法国的政府和军方也乐于看到这样的流言传播，因为面对实力急速增长的德国，官方确实需要民间存在这种至少是同情自己的声音——民众爱国，这总是个好事么。于是反犹、仇犹情绪，在当时的法国，就成为了一个大众“寻求共识”、寻找彼此共同点的情绪箭靶。基本两个人碰面，你摸不准对方的政见，不知道跟对方聊什么，只要确定对方不是犹太人，你就跟他聊反犹对了。一聊八成就能聊一个准，双方会在这种对犹太人共同仇恨当中缔结看似非常坚固的友谊。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大革命，为什么会一再重演》一文中我曾经说，法国大革命建立的是一个寻求“公倍数”式共识的国家。这个公倍数可以是对一种共同理念的爱（比如三色旗代表的“自由、平等、博爱”），但也可以是一种共同的恨。而德雷福斯所属的犹太人，很不幸，就成为了法国当时各个阶层、各个派别间这种仇恨的“公倍数”之一。3了解了这些，你也就明白了德雷福斯案为什么能在当时的法国掀起如此轩然大波了——这个故事真的太符合法国那种狂热民间情绪的想象了：一个来自德战区的犹太人，处心积虑打入了我们法国军队核心机要部门，长期为德国窃取我们的机密情报。我们好不容易拉上了沙俄准备干一下子（1892年，法俄协约形成），你居然在这种时候为德国佬卖命？！德雷福斯，你这个十恶不赦的法奸！毫无疑问，当时的大多数法国公众，就是怎么想问题的。所以这个故事“模因”在法国舆论界传播起来是无阻力、零成本的，很快就完成了病毒式的扩散。于是德雷福斯案很快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将最受欢迎的谈资，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当年法兰西微博热搜的霸榜话题。而特别巧的是，德雷福斯案发生的19世纪末，还正赶上了当时法国在进行报业革命——原本报纸这种东西，在法国也是上层阶级才买得起高端读物。但到了19世纪末，随着化学革命的进行，印刷、纸张技术的进步。“小报”（Le

对所有屠杀他人者，唯一合适他们的墓志铭是这样的——“这里埋着罗伯斯比尔，路过的人啊，请不要替我感到悲伤，如果我活着，你们谁都活不了。”1各位好，这两天，不断有朋友私信我，让我写写南京玄奘寺出现供奉日本甲级战犯神主牌位事儿。本来这个事儿我不太想碰，毕竟刚接到了朋友提醒，说小西这个热闹你别凑，写不出什么新意，一句话说错了还容易惹争议。可是昨天又有很多朋友劝我，说你还是说说吧。毕竟，你看，安倍遇刺的时候评论你都写了，这么引起公愤的事儿你不表态，容易引人误会。我想想也对，那就写篇文章，表个态好了。我觉得这个给二战日本战犯供奉牌位的“吴啊萍”——不管她用是真名还是假名——确实是个傻x。特别强调一下，这不是我为了讨好有相同观点的朋友作出的虚言，而是我真的怎么想的。因为这个“吴啊萍”的做法确实是突破人伦底线的。一个正常的人，做人的基本原则，是对于那些曾经伤害过自己和自己的亲友的人，顶多能够做到对方在付出应有代价之后的宽恕。比如田中军吉、谷寿夫、松井石根、野田毅这些被“吴啊萍”花钱供奉上了神主牌位的人，当年都曾是侵略你的国家，屠杀你的同胞、哪怕对自己本国民众也未必好到哪儿去的军国主义分子、战争贩子、刽子手、杀人犯。你若跟他们不幸活在一个时代，你一定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好感，因为他们砍你和割韭菜一样，眼皮都不会眨一下。当然，这些人后来都在战后成了甲级或乙级战犯，上了绞架或者吃了枪子，也算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是骨朽人间骂未消，你不骂他们也就算了，还花几十万块钱（据说这家寺庙一个牌位少说也得四五万）去给他们供牌位……这就不是正常人能够干出来的事情。我对所有这种上赶着供奉刽子手、杀人犯牌位的行为都感到很恶心。当然，你说佛法无边，普度众生，基督教讲“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任何好的宗教讲的就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人若真有灵魂，赎完罪愆以后也应该得到个宽恕、超度啥的，这也有点道理。但牌位上写的那个醒目的“友”字，就太扎眼了。你称这些甲级战犯为友，他们可不把你当朋友，反而可能杀了你。这个事儿就像前些年有很多中国二逼青年疯狂崇拜希特勒，称他为“元首”什么的，想想就觉得特别可笑。因为身为中国人的你，若穿越回二战时你“元首”的治下，最好的下场大概就是被他送到集中营，加工成肥皂，因为咱是黄种人么。在这位落榜美术生看来就是劣等人种，死不足惜。——对于持有这种观念的杀人魔，对他们最好态度就是你觉得让我当肥皂死不足惜，那我也觉得你吃枪子也死不足惜。如果你已经进了焚化炉，那挺好，咱俩两清了。非让我记得的你的话，我就只能骂你、嘲笑你、鄙视你。至于你让我称你为“友”？做梦。所以我觉得这个自称“吴啊萍”的人，这种行为不仅跌破了中国人底线，更跌破了人类的底线；不仅跌破了人类的底线，更跌破了动物的底线。因为正常动物的做法都是给予伤害它的对象以同态报复，否则它就无法存活、繁衍后代、完成基因传续。所以对一个活着就会对你造成巨大伤害的杀人狂、侵略者报以莫名的好感，这太犯贱了，但凡是个正常碳基生物，就做不出这种事儿。这让我想起了法国人给罗伯斯比尔写的那个墓志铭：“这里埋葬着罗伯斯比尔，路过的人啊，请不要替我感到悲伤，因为如果我活着，你们谁都活不了。”真要给日本二战战犯们在中国、尤其是南京立什么碑、树什么牌位的话，这段警醒的墓志铭，是唯一适合的。它会警醒所有与侵略他国者、杀人犯共情的人，“不要迷恋我，我在你们就都不能活”。但你非要把这帮杀人犯的牌位拿到一个南京的寺院来供奉，这就太过分了

不，您说的这不是生活！忍受痛苦，我就呐喊；目睹悲伤，我就流泪；看到卑劣，我就嗤笑；沾染污浊，我就憎恶。唯有这，这才是生活！——《第六病室》各位好，今天不想写正稿了，随手写几笔，跟您聊聊天，所以每个段落之间可能会写的比较散——这就是说，您想从哪个段落看起，其实都可以。1

江湖上，总少不了这种三句话不离“我家有丹书铁券”的憨批。1

看了这封道“谦”信之后，我总算理解了很多人为啥喜欢余秀华的诗。1

一条长队里，排在队伍中间的人，总是最敏感也容易被嘲笑的。如果不是《中国新闻周刊》不看火候的发了篇涉嫌嘲讽小镇做题家、并为明星考编说好话的文章。易烊千玺考编这事儿，本来都已经凉了。最近中国国家话剧院公开2022年应届毕业生招聘拟聘人员名单，易烊千玺、罗一舟、胡先煦在列，本来这一次招聘可以在事前公开免试名单，但是三轮的选拔之后大家才发现易烊千玺等都疑似免试聘用。于是很多人

各位好，昨天的文章存了不到十个小时就404了，感觉挺心累的，因为也没说什么很出格的话。有一段时间没有被删稿了，所以这根弦稍微有些松懈，没想到立刻被还以颜色。以后涉及国内的时评类文章，我尽量都在小号上发，请大家关注这个号，防走散：也请无论大小号，文章欲看从速，因为很多稿子，确实都是“手慢无”。另外，就像《驳“盗版有理”论》一文说的，我终于在百家和头条上也都开了账号，名字也都叫《海边的西塞罗》，喜欢我的朋友也可以同步过去关注一下，有些稿子，这边没了，那边也许还会有。再者，如果您是我的资深读者，想与我有更多问答互动，也可关注我的知识星球，那边已经有五千名小伙伴在一起讨论了：昨天是法国大革命的周年纪念日，上午刚看完法国那边的国庆阅兵式——可能受俄乌战争的影响，今年法国搞了个北约气氛浓郁的十国大阅兵。昨天本来想发一下这篇文章的，结果临时起意写了那篇更关注我们自身的404稿，我也并不后悔，不过今天想把本文再发一下。因为毕竟是心血之作。纯历史文一篇，更倾向于历史思辨，愿您喜欢。在革命开始前，法国各阶层、各区域的人们都是彼此隔绝、互相怨恨而又老死不相往来的，唯有王权是无限扩展而又蓬勃有力的。——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现如今很多人一讲法国大革命历史，往往开篇就讲1789年法国攻克巴士底狱。但我一直觉得，法国这个国家其实古代中国有相似之处：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次“治乱循环”。所以解析法国大革命为什么最后搞得那么惨，要从上一次治乱循环的终结开始讲起：1而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上一次打的血流满地的内战，是16世纪末的“三亨利战争”，这场战争本身是欧洲宗教革命引发的一系列战争的一部分，西方人搞宗教战争么，你懂的，从来就是不死不休。那会儿断头台还没有发明，法国流行的处决方式还是上绞架。当时的巴黎，国王从自己的王宫推开窗望出去，会看到整条街上一排绞刑架上都挂满了尸体。是的，其实早法国大革命两百年前，法国人就已经吃过一次人整人，人斗人的苦头了。他们不是没领教过暴力革命的血腥恐怖……就是单纯的不长记性。但天佑法兰西的是，当所有人终于厌倦了血雨腥风之后，法国总算出了一个戡乱治平的有道明君。此人就是亨利四世（纳瓦拉的亨利）。作为波旁王朝的创始人，亨利四世的经历比较传奇，他本来是今天西班牙北部小国纳瓦拉的国王，因为是法国瓦卢瓦王室的远亲，法国高级贵族死的死、伤的伤、上绞架的上绞架，他才有机会回国收拾残局。你说，亨利一个纳瓦拉国王，被请到法国去做国王，他也不谦虚一下……而更不谦虚的是，亨利本来是个新教教徒，为了继承天主教占优势的法国王位，上台后勉强改了个天主教信仰。这种行为就法国当时争了半天的两派更不痛快了——我们在这儿流血流汗的忙活了半天，“革命果实”怎么被这么个袁世凯附体的老小子给窃取了?所以波旁家族从上台一开始，就不太受贵族和教士拥护,波旁王朝必须给好处，才能赎买这两帮人的效忠。真正给予国王鼎力支持的，反而是法国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作为“戡乱雄主”，亨利四世的明智之处在于，上台之后立刻亮明态度：不争论——斗了这么些年，你们看看把国计民生都打成什么样了？还争什么谁上天堂谁下地狱？再打咱们都得下地狱！于是他颁布了“南特赦令”，宣布天主教为国教，同时给予新教徒充分的信仰自由。总算勉强平息了法国国内的矛盾。在平息争论的同时，亨利四世还提了一个口号：“要让法国所有农民家中的锅里都有一只鸡。”大家都把肚子喂饱了，就不琢磨什么我是正统、你是异端的劳什子破事儿了。这在16世纪的欧洲，绝对是个感动法国的好口号。那年头，还有哪个国王这么在乎老百姓死活啊？你别说，亨利四世这招儿还真奏效，在《南特敕令》和后续一系列政策颁布后，原本在法国横行一时的社会不宽容气息顿时收敛了不少，法国经济开始迅速恢复，工农商业都迅速增长。可悲的是，这个世界上，甭管多么混蛋的旧时代，也都会有脑子不好使的极端分子怀念、并妄图复辟之。1610年，这位立志让所有法国人都“大吉大利，今晚吃鸡”的伟大国王突然遇刺了。刺杀他的是一个落魄的天主教徒。这小子觉得亨利国王虽然改信了天主教，却又没完全改信。尤其《南特敕令》颁布后，大家都专心作生意，居然让“万恶”的新教徒们发了财，而他们这些只会揪人家宗教问题小辫子、抄家闹宗教革命的狂热分子却没招了。这种国王怎么能要呢？我代表上帝消灭你！于是伟大的亨利四世就这么莫名的死掉了，他去世的时候，全法国举国哀悼，天主教和新教教堂同时敲响了钟声，为这位感动法国的好国王能灵魂升天而祈祷。

各位好，连日写作，本来就挺疲劳，今天早上又碰见一件恶心事，把我气坏了，临时决定休更（或者更确切的说，是“罢工抗议”）一天。事情是这样的，前两天我写了一篇《这项转圈丢人的“国耻表演”，为什么大清至死都没戒掉》，当时觉得是历史向稿子么，写着玩的，发了就发了。结果没想到，今天，有不少读者过来问我，x乎上有个人，昨天发了一篇和我一模一样的稿子，是不是经过我授权的。我一看，真的特别气愤，因为我前些年也做过x乎，知道在那边答题集赞很不容易，有些题目我回答的很认真，回头一看可能也就一两个赞而已，而且最近x乎也兴起了揪斗风，我所不喜，于是慢慢我就不在那边玩儿了，也几乎不上了。但我不上，不更稿子，不意味着这些抄袭者可以随意搬运我的文章，连个转载都不写，在自己的号上乱发！更不意味着你x乎可以不经原创核实就把他这作品推荐吧？我对这事儿真的特别气愤，我知道现在网上各平台群雄割据，跨平台原创维权特别困难，我之前的很多文章，只要文章一写爆了，什么网易、知乎、百度、头条上，立刻就有像素级复制粘贴的人，这些抄袭者直接把我的文章贴过去，当成自己的发表。有的抄的快的，还让很多读者不知道到底是谁抄谁的。作为原作者的这种恶心感，是我无法言述的。我也想过要不要多平台投放，但这样真的很花时间，而且树大招风，我最近注册了头条和百家号，很费时间。有朋友也特别替我有些稿子发上去引发的攻击谩骂而不值。但我也没办法，我不发，有些人迟早会把稿子抄过去当成他自己的发表。而国内的平台实在太多，我实无心无力贴上去一个个发表。当然，我知道盗版这种事情，是没办法被完全取缔的。我们没办法取缔世界上所有的恶，就像霍格沃茨没办法取缔斯莱特林一样。可是我至少希望这种盗版能有底线，守规矩，就像《哈利波特》里的斯莱特林一样——你不经我同意，发了也就发了，你标明个转载出处可不可以？算了，真的气愤已极，组织不了好的语言说什么。我只是觉得，总这样被无耻的抄袭盗版，让我觉得继续写下去很没意思。今天停更（罢工）了，重发一下去年写的一篇旧稿子。愿大家谅解。我们这种天天原创文的人，真的挺辛苦的，碰上这种事情，真的很上火。我只能单方面的劝自己宽容吧，这个世界上的恶，就像计算中的冗余一样，是无法除去的。你读《哈利波特》时，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各位好，今天回答一位我的老读者的问题，几个月前她让我为他上小学的孩子推荐一份书单，其中包括《哈利波特》。前几天他给我发来了一个他孩子提的很有趣的问题，我觉得可以解答一下。小西你好：按照你的推荐，前段时间我给孩子买了一些书。其中《哈利波特》那一套很喜欢看，过去他读书很少有这么主动过，谢谢你。不过前两天他提了个问题。“妈妈，既然斯莱特林学院培养的都是坏人，为什么霍格沃茨不把这个学院关了呢？”也怪孩子童言无忌，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只觉得很好玩，但细一想又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他才看到第五部，我不忍心给他剧透，告诉他那个让哈利讨厌的（斯莱特林院长）斯内普其实是个好人。同时我也觉得仅仅以“坏学院里也会出好人”这个理由回答他，好像哪里有点不对。知道你也是哈迷，能不能写一篇文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呢？究竟该怎样看待蛇院（即斯莱特林）呢？期待你不同凡响的解答。

并不“同情安倍”，但从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公共事件中，我们逐渐看清了彼此的为人处世之道。各位好，昨天写了《你甚至根本就不认识安倍晋三》一文，虽然文章写的已经尽量平和了，但不出所料，招了不少喷子。这些无聊谩骂者中，有那种不报自己姓名直接开喷，也有这种报了自己姓名忘了喷词的。我基本都只当个乐看。不过，有些问题，倒真值得我认真回答一下的。比如我昨天引用了我国外交部和国家领导人对此事的表态，问某些狂欢者这个时候怎么不跟国家保持一致了。结果果然有人回复，说：官方这就是跟小日本假客气一下，你还当真了？……这番“高论”吧，就让我想起《三国演义》里官渡之战的那个剧情——曹操和袁绍这俩发小隔河对骂：曹孟德在那边喊：“我奉诏讨贼！”袁本初在这边喊：“我奉衣带诏讨贼！”是的，什么“尊王攘夷”啊、“清君侧”啊、“奉衣带诏讨贼”啊，自古以来就是军阀们最爱用的口号，这文化传到日本去以后，被“很有精神”的那帮昭和青年玩的更溜，打着“尊皇讨奸”的旗号杀首相、杀大臣杀的不亦乐乎。可你用心分析一下，一般这种口口声声“奉诏”的人，往往才是一个时代最大的祸患、反贼。因为他们总是把自己所有小心思都绑架成了官方意见。官方有这类似的表态时，他们就拿着鸡毛当令箭，搞无限扩大化，说自己是“奉诏讨贼”，大肆构陷不同意见者。可一旦官方跟他们作出相反表态，他们又非要说官方表态其实话里有话，别人都不懂上面的苦心，就他懂——我家藏着“衣带诏”！合着闹了半天，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不是“祖国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而是“我有这个态度，就一定要说成也是祖国的态度”……我觉得，这样打着“爱国”的旗号，实则贩卖自己私货的行为挺没意思的。因为你们这种把自己幸灾乐祸赢说成是国家的“引申义”的做法，不仅给人观感就是你很怂，不敢明确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且很容易给咱国家惹麻烦。你看这两天外网上天天有别有用心的人搞“大翻译运动”，把国内这些幸灾乐祸的言论都翻过去给世界看，让我们在全球舆论大环境中显得特别格格不入。还有，不知哪位奇人，为了表现安倍之死真的是“普天同庆”，还煞费苦心的P了日本电视台播报该新闻的截图，愣说电台主持播该新闻的时候也“喜形于色”，所以我们开心点没啥。结果，这种“一眼假”的P图马上就传到日本去了，闹了大笑话。看到这么拙劣的P图技术，我就特别想劝这些人一句——能不能省省？您这“奉诏讨贼”的儿戏，咋都“奉”到日本去了?P图也要拉上人家日本主持给你们的想法背书，这是不是有点太无聊了？你自己幸灾乐祸，就说你自己幸灾乐祸，能否别扯上别人？——甭管是“中国人就该幸灾乐祸”还是“日本人也幸灾乐祸”。再说，受累问一句，就算有那么多“衣带诏”，咋都跑你家去了？你是私刻了传国玉玺吗？还有读者问：小西，你调侃这些奶茶店、米线店此时打这种横幅太辣眼，可是如果当地城管或工商出手监管这些摊贩，不让他们打这种横幅，你站哪边呢？嗯，这倒是个挺值得琢磨的问题。想了想之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允许这些店主们有拉这种横幅的权利。虽然在他国前领导人死于非命的时候如此幸灾乐祸似属不当言论，但我们的宪法既然保证了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不当言论”这种词也不应过于随意拿出来定性。所以我再强调一下我的观点

刺杀者与狂欢者，为何会如此恨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各位好，昨天连写了两篇《前首相遇刺、现首相辞职——日本和英国，刚刚各发生了一件小事》、《想起了被《三国演义》漏写的那起“首相遇刺”》。本来觉得对安倍遇刺这件事的评论可以到此为止了。可是今天早上看到这样几张截图，有些地方的商家已经拉起这样的横幅了：我看了以后就觉得特别搞笑，你说奶茶店、化妆品店、过桥米线，听说还有夜店。跟国际新闻真的是最远的存在了，居然也能“咸与维新”来凑一下安倍遇刺的狂欢热闹。丝毫不把咱外交部的相关表态当回事儿——这时候，也不见他们讲“祖国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了。于是我突然有个了想法——安倍这人，大约是中国很多公众“最熟悉的陌生人”了。为什么这样说？我想写篇文章，文章写的有点偏哲学分析讨论，愿您能耐心看完。1

没有人是不可取代的。——鲍里斯·约翰逊印象中，“首相遇刺”这个日本传统艺能，也是多年没发生过了，上一个摊上这种倒霉事的前首相，应该还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岸信介这个人当年当过伪满洲的工业部部长，战后曾经一度被认定为甲级战犯嫌疑犯，后来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按说这种在美国人立起来的绞刑架下走过一遭的人，应该很恨老美才对，可是他上任首相之后却极力主张“日美亲善”，坚持要跟美国人签署《日美安保条约》。结果引发了一帮战后依然坚持反美的日本老右翼的不满。毕竟，日本战前军部主导的那么铺天盖地的反美宣传也不是白干的，底层愚民接受洗脑教育、喊了这么多年的“英美鬼畜”，战后猛然被告知美国人不是鬼畜，而是亲爹？跟着老美混日子非但不水深火热，还能吃香喝辣？真去美国吃过见过的日本精英阶层可能容易转这个弯，底层愚民反而受不了，因为他们被愚的过于一根筋了。于是岸信介就因为《日美安保条约》的事情下台了，但有些人依然饶不了他，觉得他是叛徒。就有那么个战前遗留的老右翼分子，好像叫荒牧退助，当时已经56岁了，在1960年一次庆祝会上，岸信介正跟刚当选自民党总裁的池田勇人喝着大酒，就见这家伙非常淡然的闯进餐厅，然后猛然掏出刀，砍了岸信介这老小子一刀。但，刀扎在岸的腿上，没有伤及动脉。他捡回一条命。后来警察把荒牧退助，问这大叔你为啥行刺岸信介啊？是不是有人指使？人家荒木答的大义凌然：天诛国贼啊！岸信介这人背叛天皇、背叛日本，实属罪无可赦，我日本国民得而诛之！……杀他还用得着别人指使？嗯，这回答很有精神、昭和味儿很足，也不知在场警察劝过这人一句没有——大叔啊，时代变了。总结起来说，岸信介的那次遇刺，有点自己屙屎自己吃的意思——战前就是你们这帮右翼政客可劲儿的鼓噪与老美必有一战，鼓动老百姓毁家纾难的将身家性命都投入战争机器里。结果日本以及整个东亚无数老百姓的人生就这么毁掉了，日本被美国人揍服帖，这个时候，你们自己倒是要“君子豹变”了？哪儿那么容易啊？这一刀挨的着实不冤。六十多年前的那个七月，身为姥爷的岸信介挨了一刀，侥幸没死。六十多年后，也是在七月，身为外孙的安倍中了两枪，最新消息是已经死了。也不知冥冥中是不是运数使然。从日媒目前公布的消息看，事发时安倍刚刚开始他在奈良街头的讲演一两分钟，而凶嫌击中他的武器是霰弹枪，很显然这是有备而来，霰弹枪能击中，本身就意味着射击距离应该极近，而且还是连挨两枪，能被抢救过来的可能性应该是不大——否则就真是医学奇迹了。事发后，我看我很喜欢的一位旅日作家老师在发朋友圈时问了一句“这是日本么？”是的，枪击案这种事，你说发生在美国那太司空寻常了，可是如今的日本要想发生枪击案，其实很难。这倒不是说日本完全禁枪。日本法律是允许普通公民拥枪的。但据说日本是“民主世界”中枪支管制法律最严格的国度。平民只有在通过一系列背景调查和安全课程后才能拥有枪支。准持枪者还必须参加全天课程并通过每月只举行一次的笔试（每个月都考试，想象一下吧……）。你还要定期通知当局你的枪支存放在家中的哪个位置。你还必须每年让警察检查你的枪支，并且每三年都重新参加一次培训课程，并接受考试。此外，你必须获得单独的许可证才能购买弹药，而且你可以拥有多少弹药也是有限制的。哦，对，拿购买弹药的许可证也得考……总之千言万语一句话，日本政府是想在法律允许你拥枪的同时，在事实上禁止你拿枪。违法持枪的成本则是很高，一经发现，会被请去吃牢饭。这样一个国家，怎么会让前首相近距离的挨上两枪，也是个挺匪夷所思的事。而据目前公布的消息，凶手系一位原日本自卫队低级军官，之前利用职务之便取得了武器，此后一直非法窝藏，然后今天拿出来打人。那要是这样说来，倒是连上了，一贯被认为很拉胯的日本自卫队，看来又要为此挨骂了。但是我依然觉得，此次安倍遇刺的案件从长远历史影响上看，应该是有限的——就像当年岸信介遇刺那一遭，就算岸信介死了也不会对日本政坛走向产生什么决定性影响一样。岸信介死不死，《日美安保条约》该签还是会签，因为这是日本当时政治精英们已经达成的共识。日本目前的政治形态，早过了当年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犬养毅等等人一死，马上政坛风向就要变天的时代。原因就在于在战前，日本高层政治精英的意见分歧是剧烈的，要不要全盘西化、要不要走军国主义道路，大久保、伊藤、犬养毅这些人正跟他们政敌针尖对麦芒，这边的大佬一死，那边马上就会得势。在日本，当首相不算稀罕，得当了首相再遇刺才行。可今天日本政坛不是这样，安倍能在首相的位置上待上近八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自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对其施政方针是有共识、并且认可的。你看安倍下台以后，先后换上的菅义伟和岸田文雄，基本上还是按照他之前的路数来。当下控制日本政坛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他背后的那个政团，如安倍的宏池会。所以安倍一个人的死活，对日本政治走向有影响么？有是肯定有，但其实也有限。这个道理，其实你看案发现场也能看出来。如果光看新闻，“安倍在演讲中遇刺”，你可能会想想现场是个什么很大的阵仗，民众为了见这位前首相山呼海啸，观者如堵。但其实不是，剧报道，当时演讲现场其实一共就30多个观众，非常冷清——现在的日本就是这个样子，退职的首相就是一介普通公民，在路边支个台子自己演讲，能申请到的安保措施很有限。这还是安倍干了快八年，有点人气，所以还有人看，要是菅直人、菅义伟那种，在台上晃一下就下去的，可能连这点围观者都没有。而说起首相辞职的这事情，我又想到昨天英国首相鲍里斯辞职的那个事情——本来，今天如果没别的新闻，按说是应该写这个的。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最早就是仿照英国建立的，执政的首相由议会多数党的党首充任，所以鲍里斯干的这个首相跟安倍确实是同行。都属于看起来很光鲜，但没事儿就会被拿来换换的高危职业。而英国尤其是如此——英国人似乎特别喜欢在一些比较稀奇古怪的时候换首相。比如二战打赢了以后丘吉尔那边还在跟杜鲁门、斯大林开着会，国内议会选举就把这位功勋首相给换了。也比如1990年眼看着冷战就快结束了，国内一个“内阁叛乱”，就把铁娘子撒切尔赶下台了。鲍里斯这次翻车的原因，其实跟铁娘子撒切尔当年非常类似。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面对他们的走投无路，我们能不能有一点稍微有深度的、不装傻的追问？各位好，今天说个时事吧。“进过方舱的不要，阳过的不要。”——这是今天刚看到的《新闻晨报》一则报道的标题。该新闻讲述了当下上海一些打工人走投无路的处境。在报道中，一位化名陈峰的打工人，可能是个非常典型的疫情之下的小老百姓：他是湖北十堰人，今年28岁，单身未婚，父母都在农村务农。之前一直在广东工作和上班，在电子厂、工地都工作过。今年上海疫情出现反复以后，通过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的介绍，他和其他几位同伴从广州来到上海，打算在方舱做志愿者，开始给的价格是一天工资800块——这个工资确实非常优厚。可是没想到，刚干了几天

天赋人权观VS进化人权观藏在这本科幻小说与堕胎问题背后的权利逻辑之争。1

一场心急的揠苗助长，一次“正确的错判”。堕胎权咋成了隐私权？1969年，居住在德克萨斯的女青年诺玛·麦考维陷入了人生中的绝境——她相继遭遇了被打工的餐馆解雇、与丈夫离异、以及得知自己又意外怀孕了的三重打击。年仅21岁的诺玛·麦考维此前已经有了一个5岁的女儿，寄养在她父母的家中。此外还送养过一个孩子。但得知女儿再次怀孕后，父母表示他们不会再为女儿养育这个外孙了。居无定所且丧失生活来源的麦考维于是想打掉这个孩子，但问题是，她所在的得州当时是禁止因受强奸怀孕以外的孕妇进行堕胎的。虽然后来因她的困局引发的官司被评价为“几乎引爆了美国的第二次内战”，但诺玛·麦考维此时也并非完全走投无路。决定不要这个孩子的她，至少也还有两种选择：她可以选择驱车数小时去往别的州做堕胎手术，事实上，临近德克萨斯的新墨西哥州，当时就对堕胎持非常宽松的政策。时至今日，新墨西哥（NM)依然是美国六个允许晚期堕胎的州之一,与邻近的得州（TX）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是美国各州之间因民众自由选择造成的自然调节。或者，她可以选择将孩子生下来后经由福利机构，交给愿意领养这个孩子的家庭抚养——在美国，领养孩子的家庭的积极性往往是与当地的宗教气氛成正比的，也既越保守的州这种事情越需要排队。几经权衡后，麦考维选择了后者。原本事情也就这样解决了。但在寻找福利机构的过程中，她经人介绍，认识了两位女权律师莎拉·威丁顿和琳达·考费，这两位律师听完对她陈述后一拍大腿，说：哎呀，大妹子，你最该忙活的不应该是给孩子找下家啊。应该打官司，告这狗日的得克萨斯州！我们得说，莎拉和琳达这两位，在美国致力于挑战美国反堕胎传统的人中，思路也是比较清奇的——在这个问题上，之前女权人士尝试走的是费边主义的路子，先在某些容易松动保守州的州议会进行斗争，推动相关限制的放宽。试图用这种渐进的方式逐步推动社会的进步。但莎拉和琳达，想的就比较“李云龙”——你德克萨斯不是保守州中的精锐么？正好，老子打的就是精锐！我就是要从正面突破。于是她们给麦考维起了一个名为“罗”的化名，鼓动她为此事控告州检察官韦德违反联邦宪法，侵害她的“隐私权”……等等，不是说的堕胎的事儿么？怎么扯到隐私权上了，为什么又要上告联邦法院了呢？这背后有点缘故，因为在1965年的时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刚刚判了一个案子，以7—2票的多数将康州的一部法律（该法禁止医生为结婚夫妇提供有关避孕的知识）宣布为违宪，理由是它侵犯了结婚夫妇的隐私权。当然，表面上看，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判例是为了反宗教极端保守主义的反避孕主张，效果是积极进步的。但有个问题——美国联邦宪法的正文和修正案中都没有明确提及“隐私权”这回事，那么联邦法院的这纸判令由所从何处来呢?联邦法院的判词有点强词夺理了：你们不能光依据宪法原文来解释宪法啊！得从宪法的字里行间解读出立法人的用意——你看宪法的第9修正案不是说了吗？“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轻视或否定公民其他未列明之权利”。你看，隐私权这就属于“未列明之权利”，所以这个事儿最高法可以管。可是如果你看过我《美国堕胎案的“少数派报告”（上）：反堕胎，就一定是开倒车吗？》一文，就应该知道，美国联邦法这里列举的第九修正案，该修正案立法者的本意，其实是说:宪法规定必须保障的公民权利是这些。至于公民的其他私权应当怎样界定与保护，应由公民与其所在州来协调——实际上，1965年以前，第九修正案的法意也一直是这样解释的。联邦最高法在这种问题上必须保持克制，因为毕竟它是司法机关，而不是立法机关，不应该亲自下场，去擅自界定一些法律中没说的东西。但1965年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审过之，第九修正案的意义变了，它成为了一个“哆啦A梦的如意口袋”，可以随意从这个口袋里掏出任何“宪法未列明”、但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们认为自己主张需要的东西。你可以想象，这样一搞，美国的三权分立可就乱套了，联邦司法权可以再任何其想要的时候去欺压各州甚至联邦的立法权和行政权。而后来这场“罗诉韦德案”的官司，就是这个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那么，美国最高法院为什么能完成这次几乎无限度的自我授权呢？这跟一位美国司法史上最为著名的法官和他备受赞誉的一种思路有关。让奥巴马当大法官，会怎样？我记得前年，拜登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惊世骇俗的话，他说一旦他当选总统，有意提名奥巴马进入最高法院，一时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很多人质问拜登你怎么想的？奥巴马早年学法律的是不假，但都当了这么多年政客了，你让他去当大法官，岂不损害了联邦最高法的中立性？岂不是让他成了“终身总统”了吗？这个主意被骂的太惨，所以老拜自己后来也赶紧不说了。然而，在美国宪政史上，确实有一位两度当选过州长，并且差点成为美国副总统的人成为过最高法大法官，而且还是有史以来对美国影响最重的大法官，这人就是厄尔·沃伦。沃伦被广泛视为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自由派大法官和领袖人物之一，其主政下的美国最高法院掀起了美国历史上一场划时代的宪政革命。赞同沃伦观点的人，说沃伦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将美国民权运动提前了二十年”。但反对他的人则认为，他任内的施为，其实是遗患无穷的“揠苗助长”——当初提名他成为大法官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持此观点，按艾森豪威尔的话说：提名沃伦乃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愚蠢的错误（the

世界大战的征兆是什么？各位好，今天头疼的厉害，堕胎案那篇稿子写起来太长了，今天又没写完……抱歉了，说点别的吧。刚看到了一个今天的新闻，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将俄罗斯“逐出安理会”。当然，在现行的联合国体制下，只要俄罗斯自己不愿走，泽连斯基这个呼吁就永远只能是个笑谈。但这个呼吁吧，倒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真的有国家会因为他国的几句谴责而主动放弃自己的大国地位么？真的有。而且作出过这个选择的，就是我们的东邻——日本，发出谴责的则是我们中国。了解一点国际新闻的朋友都知道，今天的日本是特别热望能够在联合国中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你看刚刚结束的联合国安理会选举中，日本以184票的绝对优势成为新一届的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之一，日本人对当“常任理事国”这么有执念是有原因，故事要从一战后讲起。当时，各列强之间为了彼此止战，也曾成立过一个与今日联合国地位和作用都颇有几分相似之处组织——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与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国”地位相似，国联当中也设了四个常任理事国，而日本就是英、法、意、日这“四大国”之一。说实在的，当时日本能混上这么高的地位，真的运气使然：德国作为一战战败国，当然没资格当大国；而美国虽然是“国联”构想的提出者，无奈国会受孤立主义影响，死活不同意参加国联；苏联则是英法等老牌强国要重点防范的对象。于是日本以当时孱弱的工业实力，仍然忝列“大国”之列——多少有点时无英雄的意思。但倒霉的是，日本很快就把这个职位弄丢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日本几乎兵不血刃占据中国东北，这当然是国耻。鲁迅先生还写文讽刺当局“单会央求国联”。但从日本角度看，中国政府当时这招看似没脾气的“央求国联”却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当时主理在国联上控告日本事宜的，是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先生。顾维钧的处境，跟今天的乌克兰人其实有点类似，这个官司本来是很难打的，中国作为一个弱国，想在国联上告倒日本，是很难的。但顾维钧等人摸准了当时英法等国的一个脉门：一战伤疤未愈，欧洲的大国们都担心再来一场世界大战会给自身带来巨大创伤，于是顾维钧就揪住日本以武力改变亚洲政局这一点，警告英法：日本的行动会将世界重新拖回一战爆发前格局。这个制高点一被中国占领，英法等列强逐步放弃了原先的中立态度，倒向了中国。1933年，前往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的国联“李顿调查团”最终发布报告：报告中除了和稀泥外，主要说了两点，第一：不认同日本在事变中行为是基于“自卫”。第二：不认可日本在事变后扶持的那个伪满洲国是基于当地民众的意愿。这两条定论一下，日本在国联上顿时就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英法等国等于是让日本将已经咽进肚里的“满洲利益”全都吐出来，九一八事变的军事冒险要白干了。这日本怎么能忍呢？于是日本国内群情激奋，日本老百姓在军国主义教育下，都觉得国际列强是在“欺负日本”。日本人的心里话是：你们有英法那么大的殖民地，不也是抢来的么？凭什么你们抢就行，我们抢就要受谴责？于是纷纷写请愿书、联名信，甚至有人把自己的小手指切下来寄给日本驻国联代表松冈洋右，要求他坚决不能同意“国联对日本的欺凌”——实在不行，咱就退出算了，别留那儿挨骂。当时的日本政府迫于民间、军部的压力，也干脆甩锅给松冈洋右，要他自己“基于现实状况做决定”。松冈洋右这个人11岁就去了美国，受的是系统的西方教育，本来也掂量的了轻重，但看了看泡在福尔马林里的“爱国者”的小手指头。他意识到这时候如果软，自己回国之后怕是要被激进分子当“日奸”来处决。于是松岗洋右做了个特别“硬气”的举动。他在国联大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十字架上的日本》的演讲，声称英法等国要像犹太人处决耶稣一样活剐了日本，日本决不能接受，为此不惜退出国联……讲完这篇今天看来颇具讽刺意味的演说之后，松岗把讲稿往讲台上一放，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国联大厅。对于这份讲稿，国联与会各国是很震惊的：第一，是震惊于从没见过英语说得这么流利，表达这么娴熟的日本人。松岗这篇演讲算是给日本人的英语能力正了名，他们用心学还是能学好的。第二，是震惊于从没见过这么二的国家，因为一场官司没打赢，就直接抛下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不要了？得有多傻才能这么干啊！即便你不服仲裁，也可以赖在国联里不走啊，后来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后不就这么干了吗？简单的说，你是大国么，道理说不过，你也可以耍赖么。走干嘛呢？所以其实我们中国曾在国际社会上打赢过一场前无古人、后应该也没来者的官司——当时还是弱国的我们，光靠谴责，就打掉了敌国的大国地位。（所以“谴责”这个手段，也不能说就是纯嘴炮。）而这个壮举，应该是今天的乌克兰人民看着非常眼馋的——但可惜，估计不会再有国家像当年的日本那么蠢了。至少一贯精明的俄罗斯人应该不会……但不了解日本的人其实不懂，松岗的这个行动，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主要是做给日本国内那批“战狼”看的。看到国联代表这么“硬气”，敢于“亮剑”，日本国内公众表示特别满意。松岗回东京那天，上万人跑到东京火车站去迎接，欢迎者投来的鲜花几乎要把小个子的松岗给淹没了。在场的美联社记者描述说：即便天皇出巡，恐怕也不会有这样的盛况。然而被捧为“民族英雄”的松岗此时反而冷静了，他在公众的一片山呼万岁中很不合事宜的小声嘀咕了一句：“没有让世界理解日本，不得不退出国联，不管怎么说这是一场外交失败，是我的失职。”后世证明，松岗这个自我检讨还是说轻了。退出国联后的日本逐步陷入了自我封闭和战略孤立当中，其失去的远比因窃取中国东北得到的多得多。这个国家在二战中惨败的远因，在松岗扬长而去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埋下了。今天的日本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当然肠子都悔青了，他们居然拿大国地位去换了一场看似“硬气”的外交表演，在这场表演，除了让愤青们很感觉“过瘾”，而表演者本人又赚到了声誉，又什么意义呢？前几年，日本NHK电视台曾拍过一个纪录片叫《通向战争的道路》，把松冈洋右退出国联这事儿，视为拨快二战倒计时的一个重要标志。的确，人类离世界大战还有多远，看看几个大国还能不能维持表面的平静，愿意坐在一张桌子上谈判就可以了。这个道理，今天其实依然适用。全文完本文2400字，今天状态不好，算是跟大家请假一天好了，感谢读完，晚安。

记下你脑中的少数派在想什么，这很重要。各位好，昨天写完《美国堕胎案的“少数派报告”（上）：反堕胎，就一定是开倒车吗？》一文之后，今天本来想再接再厉，把该系列的中篇写出来。不过无奈这个话题涉及的知识太多、之前的论述太庞杂，我需要从中进行筛选和取舍，并想好一个能尽量让更多人看得完的叙事框架、才能最终将其写出来。这个过程挺很耗时间，所以中篇需要再打磨一下，争取明天写好为大家奉上吧。今天先请一天假。有朋友问我，为什么将这个系列的题目定名为“少数派报告”？是不是因为阿汤哥那部同名电影的影响？其实，阿汤哥的这部电影，改编自科幻鬼才飞利浦·迪克的同名科幻小说。而在这部小说写成之前，“Minority

对有些问题，纠结、反复一下并不可耻，可耻的反而是从没为此类问题纠结过。1有时候，想想会觉得有意思，如果不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作出的那个最新裁判，堕胎合不合法这个事儿，恐怕很难在我国掀起什么讨论热度。我最近看了一则材料，根据国家卫健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我国在育龄妇女总量下降的情况下，人工流产量依然居高不下，年均维持在900万例左右（其中有一半是25岁以下的年轻女孩）。考虑到目前中国每年出生的新生儿数量马上要跌破1000万大关，估计再过上不久，堕胎数量与正常生育数量等量齐观、甚至反超的场景都可能会上演。在日常生活中，你也能感觉到咱这儿很多人不把堕胎当回事——“无痛的人流”“今天手术、明天上班”“意外怀孕怎么办，到大铁棍子医院找童主任”在咱这儿都是段子。大多数中国人对堕胎的态度是比较随便的，立法立规约束一下都还没有列入讨论范围。甚至“无痛的人流”在咱这儿都是一个梗。像美国那样搞成一个撕裂全国的政治话题，就更让我们感觉不可理解。所以最近网上又有很多人在说，美国人这一“开倒车”，世界上完全不限制女性堕胎的仅剩五个国家：“中国、加拿大、荷兰、越南、朝鲜——都是妇女权益较高的国家。”但能不能以“允许随便堕胎”衡量一个国家女性权益的先进程度，我对这个事儿是持保留态度的。因为如果你真以这个标准而论，上追个几千年，人类进入文明的“轴心时代”前，全世界各地茹毛饮血的部落们可能都算的上“很先进”，那会儿甭说孩子没生出来可以随便打，就算真生出来了，也可以遗弃、溺杀。流经罗马城的台伯河上，有一个台伯岛，在古罗马时代，那里就是罗马居民丢弃打出来或者生出来的婴儿尸体的地方。而在东方，民间甭说随意打胎，就是随意杀死新生婴儿（尤其是女婴），在很多穷乡僻壤，一直持续到了当代。而你总不能说这些地方的女权也“很先进”——因为很多这种地方，生孩子的妇女都是被拐卖来的。电影《盲山》中被溺弃的女婴。从历史上讲，认识到父母虽然生育了子女，却没有对子女随意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这其实是人类的一项伟大进步。它意味着子女终于不再被视作父母某种意义上的“私人奴隶”，而有自己的生存权和人身权利，即便是父母，也不可以随意剥夺。把孩子当做自己可随意处置的私有物的典范——“埋儿奉母”但，究竟什么时候将这种权利授予给一个人，这却是一个难题。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等到孩子自然分娩，就视为他已经算个人。但人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当孕妇腹中的胎儿已经足够大时，即便你用人工的方式把它“打”下来，它落地以后也会哭会叫了。这个时候你强行规定这个胎儿不是人，可以随意处置，似乎也与杀人无异了。那怎么办？所以轴心时代的很多宗教（包括亚伯拉罕三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以及佛教）都有劝止或者禁止孕妇堕胎的教条。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医学手段的不发达，这些宗教教条最早所禁止的那种堕胎，指的一般是那些婴儿已经在腹中成型了的中晚期妊娠。虽然基督教等宗教一直谴责“谋杀婴儿”，但一直到近代科学革命以前，胎儿究竟在发育几个月以后才被视为是一个人，是一个非常模糊概念，在现代专业化医学尚未兴起的时代，欧洲妇女们的堕胎非常普遍，最常见的一种，便是饮用芦荟汁调剂的一些药剂刺激身体引发流产。欧洲真正第一次尝试界定合法与非法堕胎的界限，是在1803年，英国议会通过《埃伦伯勒爵士法案》（Lord

服从性测试内卷，一种最为致命的“社会之癌”。1曾看到过一则史料，说清末的时候，清政府开始向海外派大使，但同时还要讲“君臣礼仪”，所以国内只要一来人，清朝使臣，就必须到码头上去三叩九拜，跪接圣旨。每到了这个时候，码头上的那些闲散老外就跟看西洋景一样围在那儿看热闹，引为笑谈。甚至当地的报纸还会画成漫画传扬。满清的愚昧落后，君权独大，因此在世界上暴露无遗、沦为笑柄。当时清朝驻英国的大使名叫郭嵩焘，看到这种现象以后痛心疾首。就给朝廷上表，说老这么搞实在是太丢脸人，能不能把跪拜大礼以后放到使馆内进行呢？反正明尊卑、分君臣的宣誓效果也是一样的，咱这“大清特色”的习惯，就别在老外们面前公开表演了吧？郭嵩焘，晚清少见的敢想又敢说的“明白人”。回答是，不行！读史每到这一段，我都怀疑郭嵩焘这人是不是在海外欧风美雨吹的时间长了，连大清官场的一些基本规则都忘了。“码头跪拜”的本质是什么？它本质上不是郭嵩焘所讨论的宣誓仪式。而是一种“服从性测试”，测试的是臣子们的忠诚程度。而服从性测试既然是“测试”的一种。那么就像一切考试一样，受测者之间就会有竞争、就会内卷，“合格”的底线就会随着内卷的激烈水涨船高——你在大使馆里对着圣旨三叩九拜，固然也算表达了忠诚。那做到这个份上可以吗？理论上的确是可以。但在这个体系内的“局内人”们看来，你的这种跪接，就远不如到码头上早早迎候，圣旨一下船马上玉山推倒对皇上更加赤诚了。所以你要应付的其实不是皇上，而是同僚——你不到码头上去跪接圣旨，别的大臣、甚至是你的副使可是会上赶着到码头上去跪，到时你的处境，可就很尴尬了。讽刺的是，郭嵩焘本人，后来正是被这种“服从性测试内卷”所干掉的——他任驻英公使期间，其副使名叫刘锡鸿，从后来解密的材料看，刘锡鸿这人并不是颟顸愚昧的守旧派，出使英国，人家什么东西先进、咱什么东西落后，晚清有什么积弊急需革除，他跟郭嵩焘在内心深处是所见略同的。但那又怎样呢？刘锡鸿作为一个“局内人”，他的首要目标并不是让大清国的行政效率更为优化，怎样越来越好，而是要挤掉郭嵩焘，好让自己取而代之。那官司打到皇上那里，挤掉郭嵩焘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当然就是告状说他对皇上不够忠诚。我愿意到码头上去跪，他却只肯在使馆里跪，他到英国就忘了本，吃里爬外学洋人，我没学。所以我比他忠诚！皇上请罢了他，让我上！后来这个刘锡鸿，还真就用这种思路“卷”赢了郭嵩焘。他给郭嵩焘开了若干条大罪，都是这个调调。可怜一心谋国的老郭，最后落了一顶“无父无君”“里通外国”的大帽子，罢职归乡、郁郁而终。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一个合格的现代科层行政体系，其发布的行政指令应是高度标准化的——一个指令以什么样的力度、什么样的规范去完成，都有统一的标准，其达到的效果应是“标准件”，以期行政可以像工厂流水线一样高效的运作。但我们看到，像清朝这种前现代政府所发布的服从性测试，最缺失的却恰恰是这种标准化。由着执行者们在实施力度上不断互相竞争，加码、扭曲、内卷，最终导致了政令必然的走形。这就是问题之所在。话讲到这里，“码头跪旨”这出晚清闹剧之所以积弊难除的原因，我们也就找到了——问题的难办之处，恰恰在于它并非一种成文的合法制度，而是一个威权体系下因服从性测试的内卷而产生的“潜规则”。所以即便朝廷向官员们下旨不再让他们这样做，很多人也不敢不这样做——事实上到后来清廷还真下过类似的旨意，要公使们对圣旨“止於使馆行礼即可”，可是大多数驻外公使还是“谨守”着“码头跪旨”的惯例，一直持续到了清朝灭亡。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敢啊！谁知道皇上是真不要这个服从性测试了，还是就跟咱假客气一下？你不跪了，别人继续跪咋办？这岂不是显得你不忠了？你乌纱帽还要不要了？而宦海沉浮多年，这些官僚们其实都精致利己的很——码头跪旨，面子丢了那也是大清朝的，与我何干？但不跪，乌纱帽丢了可是我自己兜着，我可不能冒这个险！2是的，一个威权系统最难解的病症，就是“服从性测试内卷”——理解了这个关节，你就能看懂很多事情。比如，在某些机关或国企事业单位工作过的人，应该都有类似的经验——想在那种体系下改革一些陈腐的潜规则（比如上班坐电梯让领导先走，开“讨论会”发言，大家都不说话，一定要领导定了调以后，各级部门的大小头头才会围绕中心思想、按照级别大小分别拍两句马屁），那是非常难的。甚至这种潜规则能不能扫除，跟领导本人开不开明，是不是真心想扫除积弊都没什么关系。因为这些潜规则从本质上讲，就是服从性测试内卷——没有哪个公司、单位明文规定老板茶杯里空了，下属就一定要上去倒水。更没谁要求领导提了个什么点子，你就只能叫好、不能提意见。但这些“小事”上，却最能测试出你身为下属对上级有多忠诚与服从，而将来要提拔、给好处的时候，大多数上级还是会优先会用“自己人”的。所以，参加不参加这场测试，跟不跟同事们内卷？你自己看着办。就像高考一样，任何一种单向度的测试一旦开始，都会是一个无限内卷的无底洞。怎么才算合格？那是个相对概念。给上级的茶杯添水，一秒钟的反应速度相比十秒的确很快，但相比零点一秒它就太慢了。山外青山楼外楼，马屁路上争上游。大家各自加油。所以，一个单位，往往人数越多，利益分配越以威权为导向，它就越容易产生这种服从性测试内卷，最终因为其所形成的积弊而积重难返。成为“行业僵尸”，最终寿终正寝。3将这个道理再推而广之，你又可以看懂另一些事情。中国历史自进入大一统王朝以后，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历朝历代总跳不出“治乱循环”的“兴亡周期律”。一个王朝建立时生龙活虎，可过个短则几十年，多则一二百年就百弊丛生，不得不“合久必分”、清零重启。这个现象其实也很奇怪的，因为如果把政治当做一门学问，那么应当也可“熟能生巧”才对啊！一个王朝政权，可以调动全国的财力、人力和精英维护其统治，为什么就不能通过改革为自己延寿呢？用“服从性测试内卷”的思路一想，这事儿也就好解释了——就像晚清改不了“码头跪旨”这个看似简单的积弊一样，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因为过于强调利出一孔，也会迅速滋生许多“服从性测试内卷”而产生的积弊，任何试图擦除这些积弊的改革都是难以奏效的，甚至可能会激发新的“服从性测试内卷”。举个例子，比如北宋王安石变法，从目的上讲，这场变法是为了挽救冗兵、冗官、冗费的北宋，动机不可为不纯正。从路径上讲，王安石喊出了“民不家赋而国用饶”的口号，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从手段上讲，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等等措施，很多甚至闪烁着现代经济学思想的光辉，理念不可谓不超群。但结果怎样呢？至少在客观上，王安石变法得了个“安石乱天下”的恶名。甚至直到南宋，人们还在说：“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那么一颗看上去完美的良种，为什么会结出如此恶果呢？原因在于，王安石变法本身，在执行过程中也异化成了一场“服从性测试内卷”——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北宋的地方官员，有一天接到了京城里传来的邸报，说变法开始了，你会怎么想呢？哦，王相公要搞新政，我将来的升降荣辱，全要仰仗王相公的提携，何况我若说变法在我这里施行不便，别的同僚却用些手段把事情搞成了，那我岂不是被比下去了吗？那得了呗！头顶地我也要把这个KPI完成！不对，要提前、超额完成！于是各种乱象就在当时丛生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我的《那个喜欢“骂人”的苏轼，为何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一文，那里面写了一些当时外放的苏轼用他的笔记下的地方乱象。比如青苗法，本来是想让老百姓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自愿借官家的钱应急的，可是到了很多地方，因为地方官们要完成“测试”，要内卷，就异化为了强行摊派：你不缺钱我也要强行借给你，而且要提前、加重利息的还！因为本府的县太爷可不想被州县的同僚比下去啊！那就再苦一苦百姓吧！就这样，那些本来思路巧妙的改革措施，这种“服从性测试内卷”中都异化扭曲为了害民策。王安石变法“天下骚然”的结局，也就注定了。而细想想，“上面一根针，掉到底下千斤重”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又何尝独宋代使然呢？在机械学上，有一种齿轮名叫棘轮，它的特点是只能向着一个方向单向度转动，而不能回转。自秦朝建立大一统制度以来，由于天下“利出一孔”所必然导致的“服从性测试内卷”，导致了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官僚系统，其实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棘轮，它们只能朝着越来越唯上、越来越腐朽的方向去运转。民间的利益被收缴了，就无法被放回，媚上的潜规则形成了就不可被擦除。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社会只能通过几十或一二百年一次的治乱循环，来实现“清零重启”的原因所在。“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第一个做人俑殉葬的人，要断子绝孙！——这可能是孔子这辈子发过的最恶毒的一个诅咒。其实孔子这话说的有些疏漏之处，首先他把人俑和人殉这两种习俗的产生次序搞错了，他错误的以为是“始作俑者”激发了后来人杀人殉葬的恶俗。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他也没有或者说不敢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在殉葬这件事上疯狂内卷：你用人俑殉葬，我就杀人殉葬，你杀一个人殉葬，我就杀一百个人殉葬。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恰恰出在孔子所看重的那个“忠孝”——由于臣子或儿孙都把厚葬君主或父亲视作最高的“忠孝”，而“忠孝”能够在那个社会体系下换取声望乃至权力，所以人们才会在厚葬上疯狂攀比，扭曲到孔子这个提倡忠孝的人都看不下去的地步。服从性测试内卷，它是一种社会的绝症。它一旦发生，就必然扭曲、恶化、癌变，一旦癌变，就必然疯狂滋长、扩散，无可遏制。任何呼吁和禁止，其实都无法医治这种社会之癌。唯一的解法，可能只有让我们“走出中世纪”，以彻底戒断那种产生它的致癌物。全文完到周末了，常识写篇偏历史向的稿子吧。愿您喜欢。另外昨天小号上写了一篇谈“红码案”的文，不在这里发了，想看的朋友请点下方图片连接，跳转阅览。本文40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并关注我的大小号，勿走散。

一个向每个普通人许诺“正增长”的现代社会，究竟是怎样诞生的。各位好，很久没写书评了，今天来一篇。推荐一本最近正在读的书：《商贸与文明》。1在水浒传的108将中，若说有哪一个人的命运最耐人寻味，我觉得应该是“浪里白条（跳）”张顺。首先从出身上讲，其他“梁山好汉”要么原本就在贼窝里混（如朱武、王英）、要么是在正常体制内因为际遇而成为边缘人（如林冲、宋江），要么原本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就被麻匪给劫了，被迫沦为同伙（如卢俊义、朱仝、秦明、扈三娘）。总之，他们上梁山的过程，都是一个日子越混越差的下行曲线。唯独张顺好像不太一样。他原本也跟他哥哥张横一起，干的是冒充艄公，把人骗到江心，杀人劫财的罪恶勾当。可是与甘于此道的哥哥张横不同，张顺知道这样“终非长久之计”，主动跑到了江州城改做正经生意，当了“卖鱼牙子”。用今天的话说，张顺这是当上了江州渔业联合会的会长，老百姓见了他，不会再骂他一句“天杀的草寇”，而会改叫一声“张总”了。别人落草以后，都是被动的乞求朝廷大赦或者诏安。唯独这个张顺，走的是一条不等不靠，靠经商来自我救赎的“上升之路”。翻遍整个水浒传，你会发现这也是独一份的事情。《水浒传》的好汉中，很多人喜欢共情林冲。但其实相比于林冲，我觉得张顺更像我们现代的普通人。我们没有林冲那样的而编制，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甚至可能原本也出身草莽，经历过惨烈的内卷与厮杀。但只要日子能给我们稍有喘息，我们就希望能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又能长久维生的“正经营生”——哪怕摆个地摊、卖个鱼呢？所以我们的心中是有想安居乐业的志向的，我们的人生是不断“正增长”的。可是《水浒传》的高明之处，就是它向你论证了“百样人”最终都会被卷入到那个黑暗逻辑当中去。你看，这样一个人生逐渐向好的“有志青年”张顺，最终还是遇到了他命中的天煞孤星——狱卒李逵。那一天，身为“鱼头”的他得到手下来报，说有个黑厮在浔阳江边打砸渔市，恶意扰乱市场秩序。张顺赶到现场一看，发现闹事的那个家伙不仅蛮不讲理、有膀子力气，居然还是个官府“在编人员”——李逵当时是在江州大牢里当一个小牢子，与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院长相熟。用今天的话说，这就叫背后有保护伞的黑恶势力。遇上这么一个家伙耍刁，你说张顺他能怎么办？如果他不替底下人出头、主持公道，他这个“鱼头”的位置也就保不住了。可若他真敢教训李逵——官府的人你都敢惹？那在江州城你还想不想混了？这是一个怎么答都是错的悖论。所以，当张顺把李逵拖到水里，靠着自己熟识水性狠命教训这黑厮的那一刻。他应该知道，他人生的“正增长”也就这么终结了，自己又被那无常的命运拖下水了——此一番若是把这黑厮淹死，他就是打死镇关西的鲁达、砍了牛二的杨志的翻版，要“吃官司”。可若不淹死他，与这么个有编制、有背景、有后台的家伙结了仇，日后他的生意也是不能做了。当然，小说在这里出其不意的安排，是突然又杀出另一个更黑的“黑厮”，靠自己江湖大哥地位协调、摆平了此事。可是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张顺欠了一个更黑的老大更大的一份人情。日后劫法场、上梁山、受招安、打方腊，以致最后“魂归涌金门”。都成了他那天“受恩”于“公明哥哥”的代价。可是仔细想想，在张顺这场人生上升曲线的被打断中，宋江有何恩于他呢？这档子破事本来就是宋大哥的亲信小弟挑起的么！当他在涌金门被踏弩硬弓、苦竹枪打的万箭穿心的时候。我不知他有没有怀念当年在浔阳江头快活卖鱼的日子——不拼爹、不杀人、靠正经做生意安安生生的奔自己的好日子，这多好啊！我的人生，凭啥就不能享受这种越过越好的幸福呢？会水的张顺，最后还是没能逃出他人生中那注定的黑色漩涡。水浒里的那个世界里，为何竟容不下这样一个想维持人生“正增长”的张顺？这个疑问，一直埋在我的潜意识里，直到最近我读了张笑宇先生的新作《商贸与文明》，才把它点破。2张笑宇先生在书中也提到了李逵和张顺打的这一架。可是他的分析是更加精妙的。他说，李逵和张顺的这场斗殴背后，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的争夺：李逵作为一个传统王朝底层受豢养的暴徒，无论黑道白道还是上，他所处的环境的从来都是一种“暴力秩序”——爷爷我的拳头硬，你就得“把两尾鱼来与我”，甚至“吃你两个烂西瓜还要钱？”可浪里白条张顺是个“渔牙”，他负责维护的是渔民卖鱼的那种“商贸秩序”。不给钱就是不能拿鱼，主人不来、纸未曾烧，就是不能给你鱼。一个讲商贸、做生意，要你情我愿、互惠互利才能卖鱼。一个却重暴力，讲拳头大、关系硬的是哥哥。双方都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就像李逵觉得自己在陆上怎么打都能赢，而张顺知道自己在水里怎么战都能胜一样。所以这两种秩序形态，是一定会发生冲突的。就像小说所暗喻的一样，在古代中国社会，“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互殴的结果，几乎从来都是前者打不过后者。商人们的最终结局，都是被李逵或宋江这种“黑厮”所吞噬、同化，沦为后者的小弟和附庸。跟小说里的张顺一样，结局总是个悲剧。作者在书的第四章《远东的商人集团》中，连着讲了三个真实历史上的“张顺”们的故事：唐代的粟特商人，元末的浦氏阿拉伯商人和明末的郑成功家族。总结这三个故事后你会发现，中国古代商人和商贸秩序的生存空间，从来都是非常狭窄而恶劣的。大一统王朝本质上都是成功实现李逵“杀奔东京，夺了鸟位”梦想的暴力集团。他们依靠暴力秩序建立的王朝又往往只能玩变换切蛋糕模式的“零和游戏”。在这种游戏中，必然有大量人口因为没有分得足够的蛋糕挣扎在生存线上。于是底层之间的暴力就无处不在，逼迫他们不得不结成祝家庄式的宗族，或梁山式的帮会来以暴力自保。而这又反过来引发了最高暴力集团，也就是朝廷的高度警惕，逼迫着其进一步强化法家的驭民逻辑。于是整个社会陷入到一种暴力秩序的自激循环当中。而这种生态里，最难做的，其实就是遵循商贸秩序的“张顺”们。当整个社会上下都是想靠着拳头硬“把两尾鱼来与我”的李逵时，商人集团自己也必须向张顺拜宋江一样，主动接受和投效于暴力秩序的门下。于是粟特商人把最后的希望寄托给了安禄山，想靠叛乱换一个对他们更友好的朝廷；蒲氏阿拉伯商人动员了亦思巴奚军，试图实现地方割据；明末的郑成功，展现了最高超的政治智慧，打起存亡绝续、反清复明的大旗，试图维持自己家族的商业帝国。然而这些商人求存的投机，最终都归于了失败。因为一旦商人们参与到了暴力游戏中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积蓄的那一点财富，相比中国这个如此庞大、幅员辽阔的帝国而言，不过就是沧海一粟。无论宋江还是朱元璋，都不会把投效自己的张顺或沈万三真的当成“入股股东”去尊重，所以商贸秩序的覆灭与商人自身的悲剧，是注定的。但另一方面，商贸秩序的覆灭与商人的消逝，对大一统王朝来说也必然是个悲剧——因为中国土地实在太广大，人民实在太勤劳，我们不可能完全不跟商贸秩序往来，将自己变回一个全然封闭的小农社会。同时，一个大一统帝国想要成功，也必然需要接纳商贸秩序。正如唐王朝之所以能成功经略西域，成为世界帝国，正是因为粟特商人、昭武九姓的协助，一旦他们“撤资转投”，“巨唐”立刻沦为“残唐”。而已近垂暮的明朝之所以跟海上马车夫荷兰人打的有来有回，也是得了郑氏集团的协助，一旦清廷剿灭了他们视之为大患的郑氏，开始闭关锁国，压抑本国商贸集团，这个“天朝”离着鸦片战争之辱，也就不远了。用水浒传里的故事来讲，就是当张顺“魂归涌金门”，宋江跟在白龙庙里与他结义江淮牙商集团掰了交情之后，梁山的战斗力立刻就开始走下坡路。小说最终结局特别耐人寻味，当宋江打完方腊，受诏获封时。江淮牙商们对这份刀尖上拼出来的功名是“坚辞不受”，共推了他们团体中的二号人物、盐贩出身的混江龙李俊，“投化外国而去”，最终成为暹罗国之主。成为水浒传中唯一“解套”、结局也最好的一批人。我觉得小说在这里，隐喻了中国古代社会暴力秩序与商贸秩序无可避免的最终结局——从开始的矛盾，到后来的合作，再到最后的分道扬镳。总之，古代中国，似乎总难达到一个平衡点，让暴力秩序与商贸秩序和平互融，成就国家持久的强大与繁荣。而在这里，张笑宇先生提出了一个“正增长”的概念。他把整个世界划分成了零增长社会和正增长社会。并指出，中国古代整体上是一个零增长社会，每一次战火之后破坏殆尽，于是人们从头开始积累财富，但财富刚积累完毕，又被战争全部毁灭。人们由于缺乏商业与暴力集团之间的互信机制，导致无法长期积累财富。这种零增长的结果，是康乾时期并不比汉唐时期的人更好过，社会总在无穷无尽的治乱循环中消磨。3在点破了这个中华的千古难题之后。《商贸与文明》接下来谈的，是近代的西方怎样最终在博弈中促成了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之间互融，最终破局飞升为现代社会问题。在张笑宇先生的描述中，西方建立这种互融机制其实同样历尽艰辛，最早是发现了美洲和新航线的西班牙，和之后是荷兰（尼德兰），都曾做过类似的尝试。但这两次尝试依然以失败告终，其中的原因，依然是暴力秩序（王权）与商业秩序（商权）之间无法达成一种互信的平衡。但相比同时代的中国，西方的好处是国家众多，每个国家的王权相比于商人阶级都相对弱小，所以双方合作的尝试时有发生，这就让西方可以再不断地“试错”过程中“碰”出一种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的平衡。最终，这种平衡在英格兰出现，并稳定了下来。——国王通过君主立宪的方式将自己的权力关进了宪法的牢笼。暴力被商贸所说服，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的联盟导致了社会环境的持久稳态，大量像张顺那样想要让自己的人生向上增长的人，从惨烈的暴力厮杀中金盆洗手，上岸做起了生意。不再是执着于争夺“切蛋糕”的刀子，而是一起琢磨将蛋糕做大的“正增长时代”，终于在西方社会拉开序幕。《商贸与文明》一书认为，这种平衡的达成和延续，其实才是人类文明真正最为划时代的创举。一个商贸与暴力相结合、达成契约、互不干犯的社会，即是现代社会，而工业革命则是现代社会的奠基礼，我们今天的所见到的世界，不过是这个创举的省略号中的一段。是的，正是因为商贸秩序与暴力秩序达成了持久的平衡，现代社会才成为了一个稳定维持正增长的社会。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来说，增长似乎是天然的、必须的，是司空见惯的正常现象，哪个国家如果哪一年的GDP增长率跌为负数，就会被怀疑是治理失败。但人们常常会忘记的是，我们视为“天然”的这种正增长，在古代社会并不那么天然，因为那是一个零增长社会。生活在贞观之治年间的小民的生活水平与千年后“康乾盛世”的小民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前者比后者可能还要好一些）。那时的人们，像生活在乱纪元一样，每天都要祈祷自己的生意能照常做。祈祷李逵不要打上门，祈祷暴力秩序与商贸秩序的此次偶然合作，能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结论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也许只是个偶然。4在我看来，《商贸与文明》这本书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它在书的最后一章中提出了一个反思：今天的中国，发展这么迅速，到底是不是天然的？或者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国际上是特殊的吗？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某种伟大特质造成的吗？张笑宇先生自问自答的说：并非如此。其实我们并不特殊。事实上，在中国以前，已经有许多国家获得过这样的超常规发展，比如德国、日本等都曾经享受过他们高速“正增长”的黄金年代：。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高速发展，只是因为他们在内部找到了一种制度互信，让商贸与暴力、权力，在不打破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利用合作来寻求发展。只要这种制度互信还在，国家就能够发展。可一旦这种互信的基础消失了，那么国家很可能要进入下一场颠簸了。所以今天的中国人，急需反省的一件事，是我们需要从刚刚过去的黄金时代里凝练出什么样的经验，将这种平衡维持下去，让“正增长时代”保持下去。这里推荐该书第383页—385页作者总结的17条“正增长要点”。篇幅所限再加上为了尊重作者的版权，我这里就不一一转引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小西书屋”的链接买这本书来读一下。我觉得它们确实是提神醒脑的警世之言。同时，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张笑宇先生之前写的该系列的前作《技术与文明》，这本书我正在读。有机会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简单说两句他的这个系列。对于现代社会是如何生成的，张笑宇认为应该有一个新的叙事框架。张笑宇是做政治学出身的：关于现代社会的思想运动，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再到现代革命，是一套很完整的内部脉络，他察觉到有大量的技术要素被学科内部的视角忽视了，这也是他写《技术与文明》的一个原因。之后，张笑宇试图回到另外两个特别重大的因素中寻找文明发展的答案：一个叫商业，一个叫产业。于是，就有了三部曲的概念。“文明”三部曲是一套另辟蹊径，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和现代社会诞生史的作品。它将我们过去熟知的一些史料，以新的形式进行了重新组合。或许这有利于我们得出某些新结论。所以该系列的第二套书叫《商贸与文明》。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简练的叙事线：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正增长社会。而该系列的第三本，名为《产业与文明》将于2022年下半年出版。本书以产业链为视角，重新来看近200年以来的历史。

卢大v的“日本危在旦夕”和柳教授“跨省采访违法”，算盘打的一样精。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的时候，有个地方官名叫邓绾，有一次回京述职，神宗皇帝跟他对谈，说你认识王安石么，这人真是“今之古人”啊。在北宋那个语境下，“今之古人”这个赞誉大体上跟今天官方夸一个人“正能量满满”差不多。邓绾虽然此前对朝廷正在进行的变法毫无理解，但精明的他立刻就摸准了皇上的心态，于是连上数十条奏陈，大赞王安石的变法在地方实施效果大大滴好，老百姓安居乐业、官府仓廪充实的，官民两便云云。神宗皇帝听了一高兴，当然大赞邓绾是好官。可是邓绾这种没下限的阿谀，把周围的同僚、乡里却都激怒了。说你这小子怎么不说实话呢？你管的那个宁州，现在因为穷折腾被闹得民生凋敝你没看见吗？你是眼睛瞎了还是良心黑了？但这些指责，邓绾都不在意，人家风轻云淡的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是的，稍加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邓绾和“笑骂”他的人，压根不在一个频道上说话。他的“笑骂”者说的是你小子当官却不秉持公心，不说实话，上欺君下虐民，良心大大滴坏了。可是邓绾的思维却是典型实用主义的、也参破了中国大一统王朝为“好官”真谛——只要说的话能哄皇上开心，是不是实话其实无所谓么！你看历朝历代，那么多臣子，天天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可从来没有个皇帝真的活个千年万年的岁数，也没见谁真要办他们的欺君之罪。司马迁倒是实诚，李陵投降匈奴，朝廷上一片骂李陵汉奸的时候，他梗着脖子非出来说一句李陵能孤守那么久才投了也不容易，说的是实话吧？可后来怎么样呢？他倒是被汉武帝以“欺君之罪”一刀了断是非根了。所以信息真假与否这个东西，在咱们的文化里，重要性从来是要让位于“能量”正负有否的。如果你说的话被认为是善意的、“正能量”的、那你话无论说的多假多蠢，都不会有人秋后算账。相反，如果是“负能量”的，那你可就要小心了，你的话里但凡掺杂半点瑕疵，都会有人揪出来告你造谣生事、欺君罔上、不怀好意。讲正能量假话的假话、蠢话的门槛太低，讲负能量的真话、实话的风险又太高，所以后世很多邓绾附体者，为了为“好官”，什么假话、蠢话都不吝说，放飞自我到连脸都不要了。让我有这点新感触的，是今天看到的两则奇闻——“大V”卢克文说日本“危在旦夕”和教授柳倩月说记者“跨省采访”被扣活该。卢“大v”和柳教授这两通发言，虽然一个“攘外”、一个“安内”，彼此指向性不同。但有一丝气味我总感觉是相似的，那就是他们为了追求“好官我自为之”，已经到了不惜不顾常识，瞪着眼说瞎话的程度了。先说卢大v那篇《日本危在旦夕》的雄文吧。他上嘴皮一碰下嘴皮，直接把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说的快完蛋了，这么大的口气，文中总应该列一点数据，详尽分析、条分缕析、抽丝剥茧的给大家讲讲为什么吧？没有，人家就开篇说了一句“在刚刚过去的

身怀利刃，杀心自起。河南健康码“虽远必朱”这事儿，我特地等了一天才写文章，因为这事儿实在太荒诞、太骇人听闻了，让我一度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我昨天看到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胡锡进老师都发微博了，痛斥当地政府滥用公信力。关注胡总编的微博，我的目的有且只有两个：第一，是他都认的事儿，看来八成是真的。第二，是他都吐槽的事儿，看来八成是可以说的。那我们就说说好了——说之前先平复一下心情，告诉自己三遍我们并不生活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魔幻世界里。1事情的大体梗概是这样的：河南某地的一些村镇银行为了吸储，通过一些互联网平台吸引了一些外省民众把钱存在他们那里。然后，因为种种原因，这钱从互联网渠道上取不出来了。于是一些外省人就说我去河南当地取呗。事情到此为止还很正常。据报道，此次取不出钱来的事件涉及40万储户、400多亿存款，来存钱的都是升斗小民，存的也都是血汗钱，搁谁谁不心疼呢？可是当外地储户们开始商议“跨省期款”时，当地的骚操作就来了——有的储户去了河南，本来一切手续齐全，绿码、核酸检测证明都有，但是到了河南就莫名其妙的直接被赋了红码，然后被送去隔离酒店，有人上门找你“友好协商”，说只要你肯回家，红码就能自动转绿。甚至还有的储户，还没去河南呢，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就莫名其妙的被赋了红码，因为现在各省的健康码都是彼此联动的，一省让你红了，你走到哪里都红。这叫什么？“人在家中坐，码从天上来。”嗯，估计是草泥马，还是红的。更加奇葩的是，据澎湃新闻等媒体报道，有这样被赋红码的人，觉得算你狠，我认怂行不行？钱我不取了，你把码给我变绿了行吗？也不行，打所在地的政府热线，被告知是河南让他们红的，当地管不了。打河南当地的政府咨询热线，被告知他们也不知道到底咋回事儿，“我们这边是没办法解决的，我们不太清楚是哪个部门进行的赋码，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到国务院平台投诉。”好家伙，我不就想到银行取个钱么？值得惊动国务院？然后这事还真闹大了，一堆媒体争相报道和关注，舆论压力已成的情况下，大多数涉事储户的健康码又在昨天“复绿”了。让你“红”了，不跟你打招呼。把你“绿”了，也同样莫名其妙。来无告兮去无踪。截止发稿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家“有关部门”站出来宣布为此事负责。让储户们感觉自己仿若受到了一场命运的捉弄。2先说几个我自己对此事的判断：首先，我觉得排版想出并操作这个馊主意的“有关部门”级别应该不会太高。这不仅是因为这个主意实在是太馊，稍微有点治理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样解决问题纯属抱薪救火，会把区域热点问题引爆成全国热点。而事发后，不仅控评、删帖的力度显然不给力。甚至连河南省政府咨询热线也应对慌乱，直接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要储户“到国务院平台投诉”——这就不是“打配合”的队友能干出的事。相比之下，反倒是那些在隔离点请储户们回家的“工作人员”似乎更知道些什么内情，说只要肯乖乖回家就“应该没啥问题，你们不用管。”果然，事件发生后，记者们打了一圈电话，都没问明白此事的始作俑者是谁。南都记者问河南省卫健委，对方说这个事儿是由各市的大数据管理局负责。而海报新闻的记者问郑州大数据管理局，工作人员又解释说他们下面有一个社会防控部，是健康码管理的直接机构，制定赋码的规则，赋码、解码由该部门负责。省里推到市，市里推到部门、一场连环锅现在仍在甩着，查到最后，希望别又是个临时工出来顶缸，说都怪自己手滑，惹出了这场风波。但“赋红码”的操作级别低，却又恰恰是此事可怕之处。想象一下，你在家里吃着火锅

《三国演义》开篇，那个最说不通的关节，到底是咋回事。1小说《三国演义》，有些地方其实不经细读，细读之下会觉得特别牵强。比如第一回开篇桃园三结义那一段，刘备和张飞，一个贩席织履，一个屠猪卖酒，好像从事的还都是正经行当，这俩人怎么就跟身上背了一条人命，“跨省”逃亡来的关羽这个通缉犯三聊两聊之下就一见如故、意气相投、义结金兰、同举大事了呢？再往后，你会觉得更奇怪，仨人结拜完了以后，正遇上两个“中山大商”，“一名张世平，一名苏双，每年往北贩马，近因寇发而回。玄德请二人到庄，置酒管待，诉说欲讨贼安民之意。二客大喜，愿将良马五十匹相送；又赠金银五百两，镔铁一千斤，以资器用。”商人么、资本家么平时都是无利不起早的人，怎么就那么巧，刘备刚要起事，就有两个商人巴巴的来给他送钱，而且以出手手笔还不少“良马五十匹，金银五百两，镔铁一千斤”，按今天说法，刘备这“天使轮投资”一拿少说有个几百万。而且拿的还特别轻松，就是把人家请到庄上来吃了顿饭，诉说一下“讨贼安民”之意，俩商人就“大喜”、直接送钱了。而且给了钱立刻就闪人，也不说当个股东想以后分个红什么的。这一段，细想想比前面那个“桃园三结义”还奇怪——刘备这张嘴，要是真这么能说，三两句就能让人拱手送这么大一笔钱，那他混到快三十了怎么还亲自“贩席织履”呢？有这种人格魅力的人，再加上他父祖好歹都当过小官，年少时还师从过大儒卢植，应该早成龙成虎才对啊？其实，如果你去查《三国志·蜀书》，会发现这些说不通的地方，其实都是《三国演义》为了塑造“仁德”的刘皇叔的形象而有意制造的天大的误会。2刘备在起事前的真实职业，应该早就不是“贩席织履”了，而跟《水浒传》里的宋江类似，是个“江湖驰人望”的黑老大。不说的话，谁还记得刘备跟张飞一样，也是“燕人”《蜀先主传》里说的很明白，刘备这个人“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也就是说刘备是个“人狠话不多”的大哥，还喜欢结交“豪侠”，在老家涿郡那旮沓，附近十里八村是“年少”都争着跟他混。注意，“豪侠”和“年少”这俩词儿，在东汉语境下是有特殊指代的，“豪侠”，一般专指即反政府武装头目，而年少，也就是“轻薄少年”，则往往是流氓无赖的意思。在《三国志》里，起家前特别喜欢结交这类人的“人主”，其实还有一位，那就是袁绍。跟老家涿郡的刘备才是正经河北出身不同。袁绍其实老家在汝南，但却一样有“燕赵之风”，可能是因为庶出的缘故吧。袁绍年轻时候也无心走仕途，而是在在家乡聚了一帮这种“豪侠”“年少”，拒不响应朝廷的征辟。后来是袁绍的叔叔袁隗都急了，跑来提醒他，说你小子这是干嘛啊？！在朝廷眼皮子底下拉这么大一个帮派，是想让咱家灭族么？袁绍这才醒悟，应征出去做了官。但你看本初这个官，做的就比其他大臣硬气多了，因为人家在老家有小弟。所以在汉代的时候，广结豪侠、年少这个举动，基本就等同于组织大规模黑社会团伙，憋着劲儿将来想要搞事情。这个套路不仅张角、刘备、袁绍等人会搞，甚至连后来的司马懿起事靠的也是这一套。“高平陵之变”前，司马懿因为要“诈病赚曹爽”，把手上的实权都交出去了，手头没兵咋办呢？好办，他让他儿子司马师出头结交豪侠，“阴养死士三千”，散养在洛阳城内不为人所知，等到要起事的时候，直接通过地下网络招呼一声，三千死士呼啦啦就跑到宫城门前集合了。这帮人，散在民间就是称霸一方的“豪侠”“年少”。武装起来就成了一支军队，直接帮野心家司马懿夺了权。所以至少在汉末，地方黑社会团伙这个事儿可不单纯是个治安问题，搞大了它是威胁朝廷安全的。而刘备当年在涿郡，他这个盘子聚的应该就不小。史载，他这个帮派每次集会，都是“稠人广坐，（关、张）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想想一下这个场景，晴天白日的，大哥刘备站在一个高台之上，给下面的一众小弟训话，旁边站着俩彪形大汉当保镖，一个是关羽，一个叫张飞。是不是有点《古惑仔》的既视感？而关羽和张飞这两个人在刘备这个小团体内部的地位，恐怕也是很早就建立了。关羽，河东解人也，因为杀了人才跑到涿郡避难。而刘备这辈子，最大的技能除了逃跑，就是善识人，他一眼就认出这个通缉犯是个“特殊人才”，提拔他成了自己小帮派的二把手。而关羽这个杀人背景，在帮派里应该是收获了一众的“年少”当其迷弟，比如张飞，“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三国志·蜀书·关张赵马黄列传》）也就是说，刘关张这哥仨的座次排序，不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是三个人一晚上一顿大酒喝高了以后就定下来的。真要那样，刘备这个小集团日后不可能遭受那么多打击，流浪那么多地方还保持那么高的凝聚力。关羽和张飞一辈子能铁了心的跟着他们刘大哥混，一定是仨人在起事之前就一起混了很多年的。裴松之注引的《华阳国志》中，就说这哥仨在涿郡时“河东关羽云长、同郡张飞益德，并以壮烈为（先主）御侮。”“壮烈”是什么意思呢？大约就是好勇斗狠，一刀砍在自己或别人身上，血刺啦刺啦的出，连眼皮都不眨一下（想想关公后来的刮骨疗毒）。“御侮”又是什么意思呢？刘备若真是一个“贩席织履”的手工业劳动者，谁闲着没事儿侮他呢？那可是东汉，又没有城管。唯一的解释，恐怕也只有刘备是个黑老大，平素抢地盘、帮派火并，需要打手小弟出头的场合肯定不少。而跟汝南的袁绍同志因为靠近东汉首都核心区，稍微发展一下就会引人侧目不同。刘备的业务在涿郡当地发展的十分良好。好到甚至当地著名工商业家们都要给他交保护费。这其中，就包括“中山大商”张世平和苏双。马作为一种古代重要的战略物资，倒卖起来其实是非常敏感、容易被人盯上、遭到劫掠的，而商人为了生意顺利，又必须摆平沿途的各路地头蛇。东汉朝廷在晚期因为财政入不敷出，是无力承担这样严峻的治安保障任务的。所以在那种乱世中，商人们最聪明的做法，其实就是重金结交一个势力强大的大哥，以后走江湖的时候提他的名字好使，也方便保护自己生意的安全。翻译一下，这其实也就是“交保护费”的意思。“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三国志·蜀先主传》《三国志》里没写张世平、苏双这俩人到底给了刘备多少资助，也没说给了多少次，但估计肯定不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是刘备把他俩请到庄上，几句话就忽悠下来的“一锤子买卖”。双方应该是彼此来往过多次了，张苏的商队行走江湖时，应该也有意宣扬过他们是“刘记保安公司”的天使投资人，要不然一贯把商人当空气的中式史书也不会特意提这俩人一句。但你问张世平和苏双是不是真的主动上缴这些保护费的？……别问了，问就是“大喜”，“见而异之”。3有刘备这样的大哥、有关张这样的骨干、有“中山大商”当金主、还“年少争附之”。如果放在太平年岁，就像见多识广的袁绍他叔所预言的，发展到刘备这种层级的“坐寇”（地方黑恶势力团伙），一定会遭到朝廷的注意、压制甚至剿灭。毕竟刘备又没有袁绍那样的家世背景，不能及时黑转白，跑去洛阳当官。但刘备的幸运在于，他赶上了黄巾之乱。张角其实也算刘备的同行，只是业务比刘备做的更大一点。但他一扯旗子造反，反而给刘备这种“友商”打开了新的业务渠道。因为东汉朝廷发现自己的军事力量不够用了，必须默许各州“自募乡勇”。而这个口子一开，像刘焉这样的州刺史的算盘，打的可就跟朝廷不一样了——以刘备在涿郡的规模而论，刘焉未必不知道给这样的人一次“黑转白”的机会，可能会对天下将来的稳定造成隐患，可是一方面上有剿灭黄巾军的“KPI”，另一方面，这个时候用允许刘备这样的人“投效”来拉拢笼络这支势力，也可以为自己未来可能割据一方创造可能性。这一点上，前文说过司马懿和《为什么说，造就了三国，居然是他？》一文说过的徐州牧陶谦，都打过相似算盘。于是刘备这个团体就意外的成功洗白了的，黄巾之乱之后，刘备获封“安喜县尉”，从“道上”的黑老大一下子变成了有编制的县公安局局长，这个场景想想其实挺魔幻的。当然朝廷也不傻，“黄巾之乱”平定之后，很快就派巡视组下来了。“督邮”这个职位，其实跟刺史很相似，是管着在县一级来回巡视，察查吏治的。而刘备碰上的那位都邮巡视目的特别清晰，就是要“沙汰”“（黄巾之乱）其后州郡被诏书，有军功为长吏者……备疑在遣中。”换句话说，就是冲着刘备这种“黑转白”的“前黑老大”们来的，搞的是专项行动。敏感的刘备很快就嗅到了气味不对，想见督邮一面，试探确认一下，没想到人家连见都不肯见他。于是玄德公就江湖脾气上来了，干脆撕破脸，冲进去把都邮怒打了一顿。“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著马枊，弃官亡命。”好家伙，两百棍子啊！估计都邮都被他打烂了。《三国志》显然是为刘备这个“尊者”讳，也没说打完了那都邮是死是活。当然，《三国演义》的洗白更过，直接把打人说成了劝架。“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於桓、灵也。”诸葛亮《出师表》里这话大家耳熟能详，可我总疑心，刘备当年跟诸葛亮“叹息痛恨”桓、灵二帝，尤其是要“沙汰”他的那位灵帝，用心未必有那么公正——可能刘备觉得自己这种给z压黄巾军出过力的人应该算“贤臣”。但遍观史册，无论哪朝哪代，朝廷跟他这类黑转白、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贤臣”“亲”的太多了，都不是好事。想想也挺有意思，刘备的起点，就是宋江的终点。站在汉王朝的角度讲。“沙汰”的决定其实是没错的，桓帝的悲剧其实在于，当时当日，朝廷已经没有力量将这个决定贯彻执行了。按说殴打甚至蓄意谋杀朝廷命官，刘备这次的篓子怎么说也算捅的太大了。就算东汉末年那拉胯的治安系统抓不住他，刘备想再进体制内，恐怕是没戏了。可魔幻的是，成了通缉犯的刘备不久之后就迅速重归体制，带着他的“团队”，在距离犯事地很近的地方，又当上了“县尉”、甚至升职为县令。不久之后，公孙瓒出面，以“孝廉”为名，表刘备为“别部司马”（预备役军官）。公孙瓒，刘备当年在卢植那里读书时的同学、好友，《三国志》里其实没说刘关张结拜的事情，但公孙瓒却的确是刘备的结拜兄弟，且此时他已经官拜中郎将，号为“白马将军”。于是，大家这个时候才看明白：哦，你刘玄德之所以能在涿郡搞那么大的盘子，混成地方一霸，甚至胆敢殴打朝廷派下来都邮。原来是因为有这么大的一把保护伞啊！这，应该就是刘备当年在老家涿郡的真实经历。可惜，通过官修史书和演义小说的一再折射，这个时人都称之为“枭雄”的前黑道大哥，最终却成了一个只知“哭鼻子”、甚至“长厚似伪”的“忠厚长者”——可能，这就历史的玩笑所在吧。全文完本文5000字，感谢读完，长文不易，喜欢请三连。

从什么时候起，“安善良民”、“良家妇女”成了手无寸铁、坐以待毙的代名词了？各位好，昨天那篇《为什么越是人渣，越爱在打女人时下死手》谈唐山打人案，虽然只有三千字，文章也不让我满意，但确实写了整整一天。一方面是因为近期写作疲劳感太强了，可能需要休息一下了。另一方面，也是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写的很多东西，似乎之前已经谈过多次了，想看这方面文章的朋友，可以去看我之前写过的《“买妻生子”的盲山式穷愚，是种心灵癌症》《身为一个男人，你为什么要替女性说话》等文章。虽然所谈的事情不同，但我总觉得其中很多道理是相通的，我们社会中频发的那些虐待女性的问题，是个性别问题，但又不单纯是个性别问题，女性权益的保障需要从每个个体权益的切实保障中实现。这是我一直想向我的读者强调的观点。昨天文章收到的反馈很多。谈谈几个被讨论最多的问题吧。1首先是“北京头条”记者那篇翻车报道的事儿。这个北京青年报下辖的媒体号的报道，在文章发出后，捅了公众情绪的马蜂窝。很多人在看过视频后震惊于一个专业记者是怎么写出这样的文字的——明明是一个壮汉去骚扰一个女生，却被描述成“

“欺辱权”，是一个奴隶最在乎、最不容挑战的“权利”。1《阿Q正传》里，阿Q被赵四老爷打了一巴掌、又被王胡等人欺负以后，第一反应去欺辱更为弱小的小尼姑，摸了小尼姑新剃的头皮，又拧了小尼姑的面颊，调戏的说“和尚在庙里等你”。写了这些之后，鲁迅意味深长地写了两句：“阿Q十分得意的笑了，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了。”他们在笑什么呢？是笑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此次欺辱中获得了那么一点卑微的满足。我有时会有一个奇怪的发想——小尼姑固然是未庄里阿Q唯一敢欺负的人，但如果她竟不那么软弱，敢于当面反抗阿Q的调戏与轻薄，阿Q又会怎样反应呢？我想，平素软弱的阿Q一定会上演全武行，发了疯似的上去打她。这种殴打基于这样一个逻辑——阿Q欺负小尼姑，为了从这种欺辱中发泄自己的戾气，可是如果竟遭遇了反抗，不仅戾气发泄不出来，反而会在所有“酒店里的人”面前跌了面子，传扬出去，大家发现他居然连“小尼姑”都欺负不了。这将让他在未庄的“江湖地位”受到极大的动摇，所以他定然会愤然使用暴力，捍卫自己欺辱小尼姑的“权利”。是的，“欺辱权”，这几乎是所有奴隶最在乎的一项“权利”。在日常生活中，你会看到他们在保卫这个“权利”时，焕发出让自由人望尘莫及的热情甚至疯狂。只不过，这种热情，当且仅当他们在“挥拳向更弱者”时出现。所以鲁迅又说：“强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这些都是通着的，流氓和奴才，总是在殴打敢于“顶撞”他们的老弱妇孺时，才是最卖力的。2这个猜想，在我看过昨天爆火的“唐山打人案”之后更确定了。九个膀大腰圆的男人围殴几个弱女子，拳打脚踢不过瘾，竟然连板凳、啤酒瓶都用上了，在店里打还不过，还拖着女孩的头发到店外继续围殴……如果不加解释，你一定以为这样惨不忍睹的殴打，是发生在什么“黑帮火并”当中。双方一定有什么深仇大恨，才会这样痛下杀手。然而摄像头记录的整个事件真实起因，仅仅是这些男子中的一人，酒后无端调戏烧烤店里的女孩，并遭到了后者的反抗和责骂。就为这么点事儿，就值得对几个女孩子下这么重的手么？这听上去太匪夷所思了。但仔细一想，你又会觉得了然。因为这帮人就是传说中的人渣么——那种按等级森严的“江湖规矩”活惯了的人渣。人渣们的思维，跟《动物世界》里的非洲大草原或者阿Q眼里的未庄是相似的，长幼有序、尊卑有别，每个人都有个属于他的“等级”。如果他默认你的“等级”比他高，那么OK，他怕你会像老鼠怕猫，你看这帮人后来一定说警察要来了，顷刻做鸟兽散，就是因为这个。可是如果你的地位（被他认为）低于他，那么不好意思，哪怕遭遇最轻微的反抗，他也会对你恼羞成怒。因为你的反抗已经威胁到了他已经建立的等级认知了。于是他觉得必须对你下死手，才能维持这种认知不倒。从监控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起初，这个肇事者对受害女性的骚扰，是非常随意的，就是酒后穷极无聊，看见漂亮女性，上去动手脚，占便宜。显然，在这个流氓眼中，目标女性就是一种低于他“等级”的存在。所以他们可以不顾对方感受的上去强行骚扰。可是当他遭遇女孩的反抗和责骂后，你发现他明显恼羞成怒了。事情从这里开始发生了质变。那流氓从调戏变得认真起来，开始下重手殴打。这种变化其实很好理解，别忘调戏者是跟他的几个“兄弟”一块来吃饭的。他敢上去调戏女性，本来是个挺“露脸”的事情。现在突然遭到了对方的反抗，还挨了一酒瓶，“面子”一下没了，如果不把“面子”找回来，以后在“兄弟”面前还混不混了？于是我们进而看到了一场单方面的、暴虐的殴打，几个流氓无休无止的殴打那几个女孩，他们的暴虐其实来自一种奴性的本能。而让人更感到不寒而栗的是，对此事的很多评论当中，居然有人是理解并认同他们这套规矩的，有人直接在留言中说受害女孩也有“过失”，反抗和辱骂没有照顾到对方作为“男人”的“面子”……对于这种匪夷所思的言论，我觉得自己重述一遍，都会觉得七窍生烟，但你仔细想想，又会觉得这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国家里很多人平素似乎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小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很多人似乎觉得“等级低”的人，就该忍让、服侍、听命于那些“等级高”的人蛮横无理。要照顾到侵害你利益的那个流氓的“面子”。也是这帮人，总是孜孜不倦的告诉你，世界就是一个大丛林，恃强凌弱、弱肉强食就是这个社会的常识，什么公平、正义、法律、道德、普世价值都是骗人的。强者欺负弱者，就像强国把弱国当做自己的“缓冲带”一样，是一种天然的“权利”。对于这种人，我劝你平素尽可能离他们远点，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其实跟那帮殴打女性下死手，一听说警察要来就一哄而散的流氓是极为类似的，他们眼中人与人的权利没有一个明确的藩篱，而永远随着强弱、上下地位的变化而变化。指不准哪一天，他们就会冷不丁捅你一刀，踩你一脚，以弥补他们在别处失去的面子和里子。跟这样的人相伴，你不觉得时时处处“如伴虎”么？3胡适在《女人也是人》写过一句非常狠的话。他说：“中国所以糟到这步田地，都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太对不住了我们的妇女。”为什么“对不住妇女”会造成中国近代的困境，这个道理胡适没讲，但他的反对者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却似乎把这事儿说的更明白了一些：“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是的，女性是什么？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每个等级的女性都成为那个等级男性执行他们“欺辱权”的“出气口”。每一级的男人都把他们从上一级那里受到的压迫与屈辱，报复性的发泄在与他同级或者比他更低的女人身上，原因仅仅是因为女人比他更卑更弱，无从反抗。这样的社会，你若说它能向近现代发展，产生高级的社会协作，那就有鬼了。因为它连现代社会起码的人人平等，将每个人的私权明确化都做不到。在其中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势利眼，遇见比自己拳头大的人拼命趋炎附势，遇见力量不如自己的人就恨不得将其吞噬。所以，越是没出息的男人越以欺负女人为乐，正如越是欠发达的地区，女性的地位往往越值得忧虑。一个肆意凌虐女性的社会，往往同时也是奴性深重的社会。因为认同这种观念的人通常是慕强而不知义、畏威而不怀德，讲究拳头大的是哥哥。现代秩序在这种人太多的地方无从建立。等级化和奴性将把这里风化为一片蛮荒的沙漠。有人说，这次“唐山打人案”是个“女权”的问题，我觉得并不单纯是。无论你是不是女性、无论你生活在哪个阶层，若心甘情愿的生活在一个每两个人碰在一起就要分个“雌雄”的规则中，你迟早会遇到不得不“雌服”的那一刻，你被欺辱，就成了早晚的事情。鲁迅与胡适的时代已经过去百年了，这样的事情时至今日居然还会发生，我们不仅应该感到羞耻，更应该感到恐惧。全文完本文30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多谢了。

楚王虐我千百遍，我待楚王如初恋？凭什么？各位好，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发篇写端午的存稿吧，祝您节日快乐。1提到端午，今人都知道这个节日是用来“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不过这个定义仔细想来，其实很有问题。首先，据民俗学家的考证，端午节最早是不是纪念屈原的，就很值得打个问号。一种更古老、也更可能的说法，是认为此节日原本纪念的应该是春秋战国时代另一位楚国大夫：伍子胥。虽然同为楚国贵族，但伍子胥和屈原的人生际遇、能力和选择都差别很大。甚至可以说他几乎是屈原的“对位镜像”——如果说屈原的人生信条是“楚王虐我千百遍，我待楚王如初恋”的话，那伍子胥好歹像个正常人一样反问了一句：“凭什么？！”伍子胥他爹伍奢是楚平王太子建的老师，本来官当得挺好，结果楚平王这老小子老不正经，看上了给自己儿子迎娶的媳妇，不仅自己笑纳之，还反过来做贼心虚，要废了太子以绝后患。结果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伍子胥他爹伍奢、他哥伍尚及伍家全家100多口人都这场因“扒灰”引来的血案当中都被楚平王所杀。伍子胥含恨逃到了楚国的世仇吴国，结识吴公子光，并帮助公子光夺得王位，是为吴王阖闾。此后伍子胥尽心尽力的辅佐阖闾，成吴霸业，并反过头来痛击自己祖国楚国，攻陷楚都郢都，城陷之后立刻刨了楚平王的坟，鞭尸三百多下才肯罢休。《文韶关·鸡鸣犬吠五更天》，从三分三十秒开始食用效果更佳。但化身复仇男神的伍子胥最后自己也没有善终，吴王阖闾死后夫差接班，老臣伍子胥与新王言语有不合，被下令赐死，死前伍子胥延续他一贯的“狼灭”风格，撂下狠话说：要家人于他死后把他的眼睛挖出，挂在苏州城的东城门上，说他要亲眼看着越国军队灭掉吴国。吴王夫差听闻此言之后，于五月初五把伍子胥的尸首用鸱夷革捆成粽子样丢到了钱塘江中，据说伍子胥因此冤魂不散，隔三差五的就从龙王那里借兵，要兴师灭吴，于是就有了“钱塘江上潮信起”。钱塘江岸老百姓估计是觉得“冤有头，债有主，伍大夫您报仇要找对主”啊，于是每年伍子胥被抛尸的日子，就往钱塘江里丢粽子，“贿赂”一下这位凶神，捎带手告诉伍大夫一声：大吴亡了很多年了，您老人家大仇得报，还是洗洗睡吧。2大学时代我负笈魔都，平素经常在江浙地区转，知道那一带的老百姓至今仍觉得端午纪念的是伍子胥。而我也觉得相比于屈原的传说，端午是纪念伍子胥的说法更靠谱些：首先，伍子胥被皮革卷吧卷吧丢江里的死状，确实更容易让人想起粽子。其次，相比于自杀的屈原，被逼自裁的伍子胥确实更称得上是死不瞑目，实际上，死不瞑目很可能就是从他这个典故中来了的。再者，在咱中国民间做神仙，跟马基雅维利所论的君主一样，都是“让人怕比让人爱”更容易受到祭祀，而相比“楚王虐我千百遍，我待圣上如初恋”的老实人屈原，伍子胥终其一生体现出来的都是一种睚眦必报、你敢伤我、我刨坟鞭尸也要加倍奉还的半泽直树式狠人风格。狠人死了容易成狠鬼，老百姓更怕他一些，更有定期祭祀让他消停点的动力。

能不能不要总用魔法打败魔法。先讲个苏联笑话：说，大肃反时代，有个人某日不慎落水了，两个警察就从旁边走过，明明听到了此人的呼救，却置若罔闻，谈笑自若。情急之下，那人灵机一动，扯着嗓子高喊了一句：“打倒斯大林！”警察闻言大惊，赶紧跳入水中，把那人捞起来，扭送克格勃了。这当然是个笑话，但它提醒我们的问题是真实的：正常人的反应机制本来应该是多元的，但在某些特环境下，人们会只对单一纬度上的问题特别敏感，而对其他明明很切身的事情都很麻木。这是一种奇特而可悲的“感官遮蔽”。所以苏联肃反时代的落水者必须喊“打倒斯大林”才能被警察听到。而在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里，连村里“斗破鞋”也要扯上“阶级斗争新动向”才能获得正义性。表面上看，这些“上纲上线”似乎很可笑。但实际上，你会发现这种可笑其实出于一种更深层的无奈：因为在这些岁月里，人的正常伦理甚至生命，都被视为不那么重要了，只有一些特殊的立场、口号，才是被认为是“大事”，值得引来众人的重视，解决问题。当然，我想到这些事情是由头的，那就是昨天已经谈过的教科书插画风波。昨天写《乌合麒麟老师，听说你也“辱华”了？》一文，很多留言评论很有意思，比如我说了说对乌合麒麟翻车的观感，同样是骂我，但骂法就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波。一帮人说：“乌合麒麟给辱华插画洗地，你居然说他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你这个xxx！”另一拨人则说：“乌合麒麟这么爱国，你竟敢对他冷嘲热讽？！你这个xxx！”能看的出，这两拨人都觉得自己站在“爱国”立场上，话说的都特别大义凌然，但我到底该听谁的呢？建议两边的小将们先自己打一架，争出个统一意见来再来骂人。此外还有一种观点特别有意思，我在那篇文章中想提的观点是：甭管这些插画的作者有没有“勾结境外反华势力”的那个“别有用心”。把教科书插画画成这样，都该骂。因为第一眼看上去，正常人都能感觉到，实在是丑的太惨不忍睹了。我觉得我这个判断没错，但有些人闻言很不高兴，非说我这也算“给插画者小骂大帮忙，这是变相洗地”，他们说“现在美丑问题已经不重要了，主要是立场问题、导向问题！”可是作为给孩子画的教科书插画，美丑问题真的不重要吗？我们假设性的思考一下，就算这些插画，没有一些网友像读《达芬奇密码》一样解读出来的性暗示、崇美元素、甚至“共济会暗号”，这些画就不该骂么？我觉得显然不是的。手头没有这套出事的教科书，但当我看了这些画的画风以后，我不自觉的产生了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仔细辨别一下，这种感觉跟我在学校那种办的很差的官营食堂打饭的感觉，是很相似的：食堂大妈或者大叔勺子一翻，在我的餐盘里倒上一堆奇异黏合体。饭不是饭，菜不是菜，不用尝，光看我就不想吃了。但我却知道我无从抗议这种安排。因为食堂不会尊重我这个打饭者的意见，只此一家，你爱吃不吃！那一刻，我感觉不仅是我的肠胃遭到了侮辱，同样被按在地上摩擦的还有我的人格——这帮人分明是在敷衍我么！而他们却用他们的作品传达了这样一种傲慢。就敷衍你、侮辱你了，你能咋地？是的，来自作者的敷衍与傲慢，这种感觉我在看这些插画时也是同样能感觉到的。以我对绘画有限的了解，我觉得这位作者这样画，他不是绘画技法不如人，而是他明明能画好一点，画的符合大众尤其是孩子的审美一些。但他却不，他非要那么画。要么就是为了突出自己的特色画风（而且还真有其研究生专门写论文，盛赞其老师的插画“画风独特”）。要么则是出于更简单的原因——他这么画感觉最“手熟”，最省力。而不管是哪个原因，我都能感觉到他透过插画传达出来那种浓浓的傲慢：他压根就没有把读者，那些读书的孩子当回事。孩子看了他的魔幻画风，晚上做噩梦咋办？孩子从此讨厌翻开教科书，甚至厌弃这门学科咋办？对这些，这位插画家是不考虑的——虽然作为一个产品提供方，他本来应该优先考虑这些的。而这种不顾受众的傲慢，只来源于这几个字，我就这么作，你爱吃不吃/爱看不看/爱住不住。我在昨天的文章中已经提到了，中国现在的中小学教科书之所以频频出这种问题，就在于它是一个类似于学校食堂的奇葩的“半市场”。一方面，这些教科书像其他所有书籍一样，是走市场流程被学校、学生所花钱购买的。所以一旦进入这个“圈子”，获得的名利分润都非常巨大。可另一方面，它又是被指定、被垄断的，这个圈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不仅难以受到读者（学生和学生家长）的市场反馈，甚至可以不听同行的评议批评，于是私相授予、公器私用、敷衍了事甚至夹带私货等种种乱象就纷至沓来了。这就像一个既像餐馆一样卖餐牟利，又像衙门一样不受食客和市场规律制约的公办食堂口味往往好不了一样。教科书插画事件中所体现的问题，其实是一种机制问题。那个“居心叵测”的厨子固然该换，但出问题怕不止于这个人本身。而让人感到特别匪夷所思的是，这个画风拉胯的教科书，不是最近才出版的。相反，它已经出版了九年了。这九年间，其插画画风的丑陋是有目共睹的，在知乎上，也很早就有小学老师自陈，说她曾给出版社写信，抗议过画风的问题。但类似的这些抗议，不仅没有得到过出版社方面的有效回应，甚至没有引起过广大网友们讨论一下的兴趣——这九年间，无数人都在默默忍受着这些画风怪异的插画，并让这些插画一代又一代的扭曲着自己孩子的审美。然后突然有一天，有人勾出插画中几个疑似“星条旗”、日本军机的细节。说这些插画疑似有“立场问题”啊！是不是勾结了境外反华势力对我们进行阴谋渗透呢？……再然后，舆论场马上就爆了，微博前十条热搜里有七条都是跟这个话题相关的。涉事出版社紧急回应，表示马上整改。一堆人开始跟读《达芬奇密码》一样细究这些插画中居心叵测的微言大义……这算什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美帝阴谋，一提就火？CIA、FBI、共济会这些组织要是知道这事儿，怕不是要乐开花了，想不到他们对中国舆论场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这么多中国人比关心自己和自己孩子的切身利益，更关心他们的一举一动。跟百草枯一样沾之即死、触之既亡。那以后真正的“反华组织”也不用搞什么阴谋了，仿照纳粹当年干掉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思路，想搞掉某人，直接放个话出来，说“这人跟我们有联系”。然后看着中国舆论场的战狼们把此人踏平就可以了。所以，我特别想问那些说“美丑不重要，关键是立场”的朋友一句，与立场相比，美丑真的那么不重要吗？立场被带偏了，也可以教育改好么。你看知名写手某岳老师，号称自己“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摸进自由主义的大门”，最近这几年，人家又从这“门”里自己摸出来了（原来他摸了个旋转门）。足见改改立场和观点，对于一个人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人这一辈子，从小到大，若要活的明白，立场和观点总会改改、变变的。可是审美一旦被带歪了，想改好可就太难了。因为审美其实是一种素质，它需要从小的积累的。不信你去看看你身边的某些大爷大妈，因为是“被耽误的一代”，审美素质到老都很难提得上去，对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甚至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到今天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所以糟糕的教科书插画危害你孩子的审美，其实是一件更关乎你切身利益、值得你愤怒、值得你关注的问题。可你为觉得它“不重要”，甚至觉得强调这个就是在“变相洗地”呢？就像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所一再强调的，美育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事情（《“清华尬舞”这滩“浑水”，为啥挨骂我也要蹚》）。何况，争你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国格。捍卫你和你孩子的审美权、便是最自然也最健康的爱国主义。所以批这个插画，不需要上纲上线扯什么“勾结境外反动势力”的问题，或者更确切的说，有没有他们掺合一脚其实都无所谓。画成这样的教科书插画本就应该被其受众打差评、敦促出版社整改。而且早该整改了。就像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当中，落水者的呼救应当立刻得到回应一样。你在水里泡上九年，靠灵机一动想起喊一句“打倒斯大林”才被捞上岸。这事儿本身就很扯淡——一个不关心个体权益，只能靠上纲上线才能敦促问题解决的舆论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结尾，我想另一个笑话结束本文。先承认，这个笑话是我自己编的。我在某一个食堂里吃饭，食堂里的饭菜质量极为糟糕，像屎一样。那个疑似托关系、走门路进来的厨子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完全不考虑我们这些打饭者的感受。个别打饭者去窗口抗议，得到的却只是白眼一双和一句傲慢的回复：饭就这个，你爱吃不吃！然后大家就只好忍着，一忍就忍了九年。可突然有一天，大家听说那个厨子要换了，原因不是他饭菜做的太差，而是有个哥们发现，他在某个菜上勾了一个奇形怪状的芡，然后这哥们拿着这芡跑去举报，说这疑似是个反动标语啊！然后厨子终于翻车了。那请问，我该为此事高兴，并期待下一位厨子认真给我做菜么？怕是有点难吧？那些教科书插画是该骂，但我希望，我们不要总靠魔法才能打败魔法。全文完本文35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多谢。

说说人教版数学教材插画“辱华”的事儿。1在日本近代史上，石原莞尔是一个挺奇怪的角色。作为918事变的发动者，在咱印象，这小子中当然是个24K纯军国主义野心家、阴谋家一枚，妄图肢解中华，日本极端右翼分子里，似乎没有比他更右的了。但特别奇怪的是，在日本通过九一八鲸吞整个中国东北的阴谋得逞之后，石原莞尔却仿佛变身和平鸽。在一片打了鸡血似的很有精神的“昭和青年”里，成天逆着潮流吆喝起“中日亲善”来。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新一代军国主义分子试图效法石原，想再给中国补一刀。石原一听说，就坐着飞机千里迢迢的跑来劝阻。当时会见他的是武藤章，此公是后来东京审判时被送上绞架的战犯里级别最低也最年轻的一位。当听到他在陆大的“学长”石原前辈在那儿谆谆教导他：不要那么激进、不要过度挑衅中国、眼下日本最需要的是和平、是休养生息时。不耐烦的武藤章突然抬起头，反问了石原一句：“石原前辈，我们有什么错吗？我们不过是在学习您在满洲的壮举罢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此刻的石原被当年的石原脸打的啪啪疼。他顿时就没话说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家马丁·路德·金说过一句话：“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甭管他自己干的如何，金牧师这话说的确实有水平。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个时代都会出现大量石原莞尔那样想靠激进主义谋取暴利的“冒险家”，他们想的都挺好，觉得自己或自己的组织激进一把，赚个盆满钵满，然后“杀人放火受招安”，适可而止、及时从良，就能洗白上岸了。可是他们往往忽略了，“手段是种子”，激进主义这玩意儿，它自己是有生命的，它像一只野兽一样，你把它放出笼子，咬了一次人，再想把它关回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没人咬，它就会咬你自己。所以历史上很多靠激进主义发家的阴谋家，最后都把自己给玩进去了。商鞅作法自毙，周兴请君入瓮，石原莞尔被昭和青年骂成卖国贼，某报胡总编成了行走的五十万……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了。今天我们再补个新番——著名网红“爱国画家”乌合麒麟老师为“辱华教科书”洗地而翻车事件。2乌合麒麟何许人也，高情商的说，他是当下中国漫画行业新赛道的开创者。与文字的宗旨好歹是力求陈述事实真相不同，漫画的核心，就是通过夸张、虚构场景等手法、突出所表现的人或事的某种特质。一个社会如果比较有幽默感，并且对言论足够宽容，那么被画的人看到了以后可能也就笑笑算了。但如果反之，那么讽刺漫画家的每张画，都可以被认为是诽谤和污蔑，那画家就相当于天天在开地图炮，等着被人告污蔑诽谤，甚至直接封杀。所以漫画人人喜欢看，但讽刺漫画，尤其是时事讽刺漫画，这玩意儿原本是只能生长在西方的一朵奇葩。在咱这边说个“经济学家”的奇葩发言都会被其学校告到404的情况下，就别想了。但乌合麒麟老师高就高在，在这么艰难的绘画者生存环境下，他居然能精准发现“行业痛点”，将封口转化为风口，并当好那只迎风起飞的风口飞猪。他的方法是来个脑筋急转弯——国内的时事新闻我画了有人跟我急，那我专心找国外的茬总可以吧。于是什么澳士兵屠杀阿富汗儿童啊、疫情是美国恶意投毒啊、西方经济濒临崩溃啊……反正国内“爱国青年”想怎么看世界，他就顺着怎么画。对国内负能，我视而不见，对国外负能，我重拳出击！乌合麒麟老师想的显然很通透——反正那帮老外被这种讽刺漫画讽刺多了，画的再狠他们也不会急眼，再说真要急眼了，岂不更在粉丝中凸显我“与境外势力作斗争”的光辉形象？双赢啊！于是三弄两弄，竟被他搞成了。仅在微博上就吸了近300万粉丝，但凡出手一幅画，就有拥趸在下面很兴奋的讨论怎么天诛国贼、踏平四海。但火是火了，我却依然觉得，乌合麒麟老师作为时事漫画家是不够格的。因为他并不能真实的把握时事真正的内核矛盾，并将之准确、适度的艺术化。他对这个关键分寸“把握不住”。之前没有翻车，仅仅是因为画的都是外国，极端一点也没人管，反而能在国内吸一些更极端的粉丝。可一旦他画点国内的事儿，立马就翻车了。你看前两天他画上海抗疫，弄了这么一幅画。结果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乌老师此作品犯了众怒，底下的评论都是这样的。嗯，“宫廷画师”，我觉得这个评价挺中肯。若说乌合麒麟老师像哪位画家，我觉得他最像毛延寿——不是历史上的那个大画家毛延寿，而是马致远的元杂剧《汉宫秋》里那个“宫廷画师”毛延寿。这两位的共同特点，就是明明是画家，却画画不老实，一门心思只想着怎么“曲笔”迎合看画者，并为自己谋取暴利。《汉宫秋》里毛延寿那么画，是因为他觉得汉元帝会喜欢，自己能受贿。乌合麒麟老师这么画，是因为他迎合国内激进愤青们会喜欢，自己能火。但一旦他们把心思揣摩错了，在不该用笔的地方点了一颗“伤夫落泪痣”，就离翻车也就不远了。你看毛延寿最后，不久被汉元帝砍了么？让你瞎点什么“伤夫落泪痣”？不过，谁也没想到，乌老师的“伤夫落泪痣”，竟还不止“上海抗疫”这一点。3从昨天开始，不知道怎么了，#人教版数学教材#突然引发了争议，并且登上了微博热搜。不少网友说该教材的插画与老版插画相比，存在明显的审美差距。也确实，从“检举”网友贴出的插图看，这位给教材插画的画家确实画术不敢让人恭维。里面的孩子都跟唐氏综合征患者一样，口歪眼小眼距宽，但凡在正经美术学院好好上过课，都不至于画成这样。但简单的画术问题、或者画师的审美问题，显然不足以填满微博“忧国团”的碌碌饥肠。在网络键盘纠察队就出场了，在他们煞有其事的条分缕析下，什么拜登、CIA、FBI、共济会，都来“共襄盛举”，参与到了向人教版教材编辑部进行“渗透”，妄图通过几张插画进行对我们祖国花朵进行辱华洗脑的这场大阴谋中来。眼看这个事儿就要被网络公审实锤了，没成想一贯在此类运动中领军的乌老师突然站了出来，发表了长篇重要发言：他这么一说，可把平素仰慕他的粉丝们惊呆了：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这一贯深挖“昂撒匪帮”阴谋的乌老师，居然也为辱华找借口？洗地？按照微博斗汉奸惯用的“吸血鬼逻辑”，敢为辱华者辩护的人，当然也辱华。于是“乌合麒麟辱华”、“对乌合麒麟失望”等词汇短时间内也上了热搜。放了大半辈子鹰，到头来居然被鹰啄了眼。统领“爱国青年”们批判了这么久“反华阴谋”的乌老师，估计万万没想到，自己也有在此话题上栽了的这一天。4但让我们来解一下这件事的几个谜。首先，是上纲上线惯了的乌老师，这次为什么突然喊“就事论事”了呢？道理很简单——自从上次“抗疫画”的风波以后，他应该已经感到：他曾推波助澜的某种民间舆论狂热风潮，现在已经卷到自己脚边，开始危及他所从事的这个行业的正常运行了。所以他要“兔死狐悲”。诚然，所有艺术门类都需要其社会有一定的宽容，别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才能发展。但如果在各艺术种类中做个“宽容依存度”排序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绘画>戏剧>文学>游戏>音乐。与其他艺术形式要么让人很难抓住把柄（像音乐），要么可以通过文字、语言等方式注释避险（像文学）不同。绘画作为一种纯视觉艺术，它的特点就是具有观众自解性和多义性。这就导致了画家但凡粗心一点或者技术不过关，在画作上多画点啥、少画点啥、或者“画跑了”，在一个神经过敏的社会中就很可能落个身败名裂。让列宾差点被“斯拉夫派”锤死的《雷帝杀子》。我当记者的时候，采访过一个老海报画家。他就说，在某个特殊年代，最让他心惊胆战的就是画带有伟人的画作，一旦接到这种创作任务（当时还特别多），他就几天几夜都睡不好，快被逼出抑郁症来了。因为他知道，一旦笔下失之毫厘，“画岔了”一丁点，印刷厂印刷出去，被“革命群众”挑出不妥来、举报了，那可就是万劫不复的杀身之祸。你看，这就是画家在不宽容年代特有的苦逼之处，诗人一句“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就能站稳的立场。画家小心再小心，还是一不小心就碰雷。所以“绘画是艺术花园里的娇花”，是最需要社会宽容气氛呵护的。理解了这个逻辑，你就能明白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这帮人只能生活在欧洲，且必须是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因为但凡稍早一点，你画最终审判，敢让耶稣和圣人们都不穿衣服？！早把你点天灯了。还艺术创新？创新个屁！米开朗基罗的《最终审判》，还是教皇找人“P”过的，若放在中世纪，他要是敢这么画……够烧二十次吧？乌老师毕竟也算绘画业内人，经过上次那一把群众批判，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眼下的这种舆论苛责氛围，是没法让人好好画画的。所以他赶紧喊“要就事论事，不要上纲上线。”但您早干什么去了？现在网上这种阴谋论横行、一帮人拿着放大镜找茬，动不动就往反华、辱华上扯的风气。也有您乌老师当初推波助澜的一份功劳吧？你凭此爆红，如今看收不住、要惹火烧身了，才喊“婷婷”……鼻涕进嘴里你知道甩了——乌老师，这是不是晚了点呢？5可能有人会说，小西，那你这也是在为人教版那套教材的插画洗地喽？我在此严正声明，绝对没这个意思！因为仅就网上曝出这些插画看，这个画师甭管“是何居心”，首先他的绘画技术实在太不合格了，或者根本就没用心画。就拿被吐槽最热烈，给画中孩子安上一个迷之“下身凸起”的那副画来说吧……就算同情者可以辩解说，那只是裤子褶皱“画跑了”。可就问一句，这幅画的问题就只有那一个么？你看那孩子的手，是在向S.H.E致敬么？“手不是手，是温柔的宇宙……”所以最大的问题，不是插画者有没有辱华，而是这么“superstar”的劣质画，又是怎么被这套教科书的编辑者选中，当成插画的？这是给孩子的教科书啊，就不讲点质量品控么？想象一下，你到书店里去买带插画的儿童书，看到这种洋溢着野兽派魔幻主义气息的劣质书，你会买吗？不会的，因为你知道这书买回去是要给你孩子看的，甭管里面的故事怎样，买这么套书回去，让孩子天天看，把他审美带魔怔了谁负责？换一本就是了。甭管兔不兔女郎，这画也太让人“丑拒”了

各位好，今天本来依约写了一篇关于《风起陇西》的稿子，但不知为何，校验通不过，算了，不发了。看了一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朋友抱怨今年就业难的提问，挺有感触的，又无法回答。想到有朋友还在等我日更，就改了一篇多年前写的稿子发上。愿您喜欢吧。无奈的大势之下，又有多少青春经得起蹉跎。提起小说《三国演义》里描写的坏人，曹操是坏而雄，袁绍是坏而壕，袁术是坏而蠢，真正啥其他要素都不突出，单纯就是纯坏的，而且还坏出水儿来的，似乎只有董卓一人。他乱京师、兴废力、杀少帝、挟天子、烧长安、淫后宫。《三国演义》坏人榜上他要敢谦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央视老三国饰演董卓的里坡老先生，真是把小说中的坏蛋董卓给演活了——可惜也只是小说里那个人物。然而，真正的历史中，坏人董卓却有一段跟他后期画风全然不同“小清新”少年时代。《后汉书·董卓传》载：“少尝游羌中，尽与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诸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为杀耕牛，与共宴乐，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遗之，由是以健侠知名。为州兵马掾，常徼守塞下。卓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也就是说，他少年时代游荡在羌人之中，人缘混的很好，朋友来他家做客，他为招待客人不惜杀耕牛以款待。又膂力过人，能左右开弓，带着两个箭袋跃马驰骋，胡人就都怕他。听上去颇有点“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的感觉，想想那场景是不是很帅？等到真正从军后，董卓为汉军屡立战功，东汉延熹九年（166年），鲜卑人入塞，与叛乱的羌人联合，对抗东汉政府。成为东汉末期一次较大的边患，董卓受司马之职平叛，曾在一场战役中俘虏万余羌人，斩其首领。从此正式走上了拜将封侯之路。每次获得赏赐后，他都将奖赏散给手下，仍是一副仗义疏财的形象。后来平边患、灭黄巾，董卓都出力甚多。可以说，在风雨飘摇的汉末乱世中，英勇善战的董卓将军为国家屡立功勋，如果没有后来进京作乱，董卓留给历史形象应该是类似岳飞、戚继光那样的民族英雄形象。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这样风度翩翩的董卓后来是怎样后来逐步变成那样一个“怪大叔”的呢？这个迷背后，其实是关乎一段可以追溯三四百年，蔓延两汉的政治纠葛。读董卓的这段历史，不知你是否觉得他跟一个人很像——那就是汉武帝时期的飞将军李广。李广同样不仅善骑射、还会打仗，朝廷也知道，但奇怪的是，朝廷始终没有重用他。一辈子打的净是苦仗烂仗，最后也没封上侯，所谓“李广难封”。功劳都被卫青、霍去病这些外戚势力给拿走了。其实董卓和李广还有一个地方相同，那就是他们都出身于陇西，其实是老乡。从出身讲都是所谓“六郡良家子”。所谓“六郡”，是指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这六个郡。在汉代，这片地方东临长安，西靠匈奴、羌、鲜卑等少数民族，时刻处在为国驻守边陲、拱卫京师的第一线。这里民众又民风彪悍，这里的地主青年们往往自幼习武、善骑射。所以汉朝朝廷喜欢从这里选拔年轻军官，为国效力。一贯为朝廷挡刀的六郡（汉初为三郡）。然而，对于这些为国立功甚多的“六郡良家子”，汉朝却从来都是一副“送死你去，封侯我来”的用完就扔态度。朝廷中枢长期被外戚、士族、宦官等群体把持。“六郡良家子”，长期被当工具人使唤，并遭到排挤，李广的命运其实也就是“六郡良家子”的集体命运。李广之后，他孙子李陵更惨，给外戚敲边鼓讨伐匈奴，几百人被几万匈奴围起来打，朝廷里居然都没人这位勇将说句话。汉朝对“六郡良家子”可见一斑。而我在《为什么说，造就了三国，居然是他？》中曾经谈过，汉武帝以后，随着利益的日趋“利出一孔”，汉朝其实走向了一个越发内卷的过程。到了东汉末年，外戚、宦官、士族这三方利益自己都打的你死我活，以李广、董卓为代表的“边地良家子”集团就更加难有出头之日了。所以若说李广只是“难封”，那么董卓此时遭遇的就是“难封”的N次方，不仅他这样，他的一帮手下也这个想法，憋得不行了。但也许是老天饿不死瞎加雀，终于，憋了多年的董卓逮着了外戚何进与宦官十常侍互斗的机会，趁着朝廷中枢因这两方火并而空虚，董卓所代表的“六郡良家子”在被排挤四百年后，终于可以入主朝堂了。你想想，董卓此时的内心戏是怎样的？——“伟大的六郡良家子董卓！他继承了六郡边将们的光荣的传统。李广、李陵在这一刻灵魂附体！董卓一个人他代表了六郡人民憋了四百年的一口气，在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站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就可以理解董卓后期的许多行为，比如他废掉外戚势力庞大的少帝，又逼死何太后，显然是在报复数百年来打压“六郡良家子”最严重的外戚势力。又一心笼络蔡邕等文人集团，似乎是想来个文武合流、把握住朝堂。等到关东诸侯起兵讨伐他，一见战事不利，董卓最先想到的还是把都城从洛阳迁到长安，为的还是离自己的大本营“六郡”更近一些。这些表面的暴行背后，其实都是有出于其阶层的考虑的。三国演义说董卓死到临头还想着篡位当皇帝，这是小说家言，正史无载，董卓后期虽然变态，好歹还没糊涂，行动还是有点章法的——但这种章法也仅仅是对于他这个阶层而言的。总体而言，玩惯了弓马刀枪的“六郡良家子”，对于汉末的那套政治系统来说，显然已经极端不配适，董卓最后还是被代表朝廷旧势力的王允给玩了。他死后，其旧部李傕郭汜等人想的还是收拾行李回六郡，继续当他们的“良家子”。只可惜历史在这里出了点小差错，李傕郭汜的这个耿直行动被谋士贾诩一句话给拦住了。黑化后的“六郡良家子”从此霸占汉朝权力中枢，使汉朝出于前所未有无政府状态，才造就了此后更加混乱的三国乱世。这其实才是引爆汉末三国乱世的真相。其实，如果纵观中国宋以前的历史，与董卓类似的边军作乱现象在此后不断上演。北魏的六镇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几乎都是这一故事的翻版，且愈演愈烈。比如六镇之乱中号称“功盖魏武，祸超董卓”的尔朱荣，他的故事几乎就是董卓的翻版。只不过北魏的六镇之乱因为之前的孝文帝改革，多了一层民族矛盾的外衣，但在民族矛盾之下，“边地良家子”的诉求其实是一样——他们需要获得上升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在当时的那个体系当中，是被牢牢堵死的。利出一孔之下，机会一共就那么多，生在罗马的人天生就比生为骡马的人占据太多优势。这个问题，中国古典大一统王朝从来就没有彻底解决。所以到了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时期，边地藩镇与中原腹地的割裂，干脆公开化、常态化。这一趋势直到宋代搞“重内虚外”才得到遏制，然而宋代对边军的极力打压和遏制，也导致了汉族中原王朝的武运就此衰落。宋明两代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在其王朝末期，军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怯战与懦弱都是匪夷所思的。这看似是一个“武德”的问题，但实质上，真正的悖论其实是：你的军队，是否需要李广、董卓、尔朱荣这样能量满满的上进青年。如果有，你又无法提供足够的空间给他们上进，那岂不是坐在火山口上等着爆炸么？所以在这个难题面前，宋以后的君主们都选择了宁肯蹉跎“良家子”们，让他们萎靡、臣服，丧失锐气。用王朝战斗力的整体下降，换取王朝的整体稳定。所以董卓留给后世的这个悖论，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千年难题。中国的古典史书，有时候你读的不细，总会品尝出一种轻易，就是把王朝的兴衰，国运的升沉归因在个人的道德品质身上——比如一说汉末，我们会觉得都怪董卓祸国，看宋明亡国，我们又哀叹“竟无一个是男儿”。但我们很少会去想，个人的善恶、勇怯和他们在乱世中的抉择，其实冥冥中已被大势所决定了。一个正能量满满的好青年，在时代之手的揉搓下，一个人能成为什么样子，并非他一人所决定的。有一根制度之线在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早已将他们那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贯穿。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那一天，当已经油腻的董太师面对向他逼来的方天画戟，他是否想起了当年的游侠岁月？又可曾想到，是什么样的时代洪流，酿造了他的人生悲剧？是的，谁没年轻过呢？青春总是美好的，而它最大的悲哀，就是你自己往往无法决定它的走向，赶上什么样的时代，一个青年可能也就只能顺流怎么走了，这就是所谓的“岁月蹉跎”吧。若时代不利，躺平也罢，只愿你不要成为董卓。全文完本文3200字，感谢读完，今天的音乐，是《白马篇》。恐怕很少有人能想到，三国时代那么多英雄，最能配曹子建这首诗的，居然是那董太师。

小国，大民各位好，前天正写着芬兰一文时，传来消息，说瑞典议会16日时为了加不加入北约的事儿，搞了一次辩论，八个党派里现在就剩下俩还反对了。所以瑞典女首相当天宣布：我们也要入约。所以我打算既芬兰之后，再给大家写写瑞典的历史。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看俄乌战争，学欧洲历史”，让我们感谢普京总统为历史和常识普及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1恕我直言，我觉得很多国人对他国历史的了解兴趣，其实挺有点“看地图下菜碟”的。你看除了近代史上打过大清的那些“列强”，大部分人都只对儿童版玩具地球仪上能看得见的“大国”有点深入了解的兴趣。对于那些“蕞尔小国”，你去问你叔叔大爷啥的，他们多半会从鼻子里发出一声轻蔑的“哼，还没咱一个省大呢！蕞尔小国。”言语间一派鹏飞万里，看不见底下蝼蚁的豪气，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始皇帝吃了长生不老药没死、刚挖出来诈尸，不然口气咋这么大涅？而瑞典又是这种国家的典型代表。由于在此次出山之前，小瑞当了两百年的中立国了，又恰巧错过了近代历史上列强打大清的时代，我们开眼看世界时，他家刚好闭关，面积又那么小，很多中国人在纵论天下大势的时候直接把它当“蕞尔小国”无视掉了。当然，还好，瑞典有个诺贝尔奖，得以稍微在咱这儿刷了点存在感。但事实上，如果你稍微翻翻欧洲历史，会发现瑞典可绝对不是什么“蕞尔小邦”：公元8世纪时，作为维京人家乡的瑞典曾经一手开启了欧洲历史上的“维京时代”，维京人划着龙头船几乎一己之力，抢遍了整个欧洲。向西：他们曾跨越北大西洋，在格陵兰岛定居数百年，并尝试在北美洲的外缘安家落户；向东：他们曾在罗斯的江河上航行，沿路做皮毛、奴隶和琥珀生意，直至里海岸边乃至更远的巴格达；向南：他们前往罗马和耶路撒冷朝圣和征战，还在遥远的君士坦丁堡加入皇帝的贴身精英卫队。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维京人纵行各地的战无不胜，才让欧洲进入了“城堡时代”，欧洲各地的封建领主们不得不修建高大的石头城堡，用以规避这些悍勇战士的侵攻。17世纪欧洲爆发了长达三十年的宗教战争，维京人的后代瑞典再次入场，天才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对当时军队的战斗方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让野战炮、线列步兵和骑兵这近代战争中的三要素更合理、灵活的连接在一起。轻便、迅捷而灵活的瑞典军队在战场上每每以少胜多，打的其敌人闻风丧胆。从17世纪到19世纪，被瑞典在战场上欺负过得国家包括但不限于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波兰、立陶宛......而直到今天，瑞典的军事实力仍不容小觑，美国总统老布什就曾经评价说，瑞典的确是“北欧小国，但却是军火大国”，瑞典的军工业可谓五脏俱全，你能说的上名儿的常规武器它几乎全都能造，由瑞典军工企业研发的“鹰狮”战斗机和“台风”“阵风”两款战机并称欧洲三雄。此外知名武器产品还有爱立眼预警机、博福斯榴弹炮、博福斯高射炮、维斯比隐身护卫舰、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炮……而从这个角度，你其实就能理解为什么普京在得知瑞典要加入北约之后，对其说话依然还要那么客气。别的不说，瑞典博福斯公司生产的“弓箭手自行榴弹炮”，被很多军事观察家认为是对目前的乌克兰战局能起关键作用的武器。因为之前几个月的对战已经说明，俄军笨拙的重兵集团在有美国情报帮助的乌军面前几乎是透明的，乌克兰的困扰，仅仅在于缺乏重武器，尤其是火炮，导致“明明看得到，却打不到”。如果继承瑞典军工一贯精准、精确、灵活风格的这套自行火炮系统能大规模援助乌军……那我觉得俄军可能确实就不必再纠结要不要在乌克兰投降的问题了。所以好多中国人喜欢喊俄罗斯是什么“战斗民族”，但在真识货的人都知道，以民族素养而论，人菜瘾大的俄罗斯人在欧洲根本排不上号，真论打仗，瑞典可是俄罗斯人的老师——这是彼得大帝亲口承认的。你看，一直二战前期，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的那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附加条款》自说自话的把从北极圈到黑海的“中间国家”都瓜分干净了，唯独给瑞典留了白。斯大林在发动苏芬战争的时候还跟总参谋长伏罗希洛夫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让苏联军队在“打穿”芬兰之后越过瑞典国境线，要是把瑞典人惹毛了投了德国，那对我们可是大大的不利。当然后来的发展证明，慈父显然多虑了。芬兰人民说：我们不要面子啊，能让你打穿？那么其实非常勇悍的瑞典为什么会给人一种貌似小国的错觉呢？我们从历史上来好好谈谈。2谈瑞典的民族性，我觉得有一个终须也地理知识必须复习一下——北大西洋暖流。是的，如果单从纬度上看，瑞典和他的一众北欧兄弟跟西伯利亚是一个纬度上的，似乎应该冷的不适合人类生存才对，但事实却相反，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冬季气温最低也不过就是零下七八度左右，夏季更是能飚到25度加，这个气候还是比较容易人类生存，甚至可以说非常宜人的。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北大西洋暖流，这条发源于墨西哥湾的暖流，相当于一个巨大的暖气片，源源不断向着北欧输送温暖的热水。一起烤暖气的北欧各国就这么在临近北极圈的地方把自己暖热乎了。但一提起暖气片，有一个问题，是北方小伙伴都感同身受的——如果给你小区供暖的那家供暖公司不咋靠谱，你家的暖气会经常时冷时热，热时热的你恨不得裸奔，冷时冷的你恨不得冬眠。北大西洋暖流，就是这么一家不咋靠谱的暖气公司，研究表明它的“供暖量”是会发生缓慢但持久的变化的，如果供暖充足（比如公元5世纪-8世纪和11世纪-14世纪），北欧地区就会进入相应的“暖期”，这时候这里的人们开垦田地、发展生产，人口迅速膨胀。可是一旦暖流减弱，北欧立马就会上演“凛冬将至”。这个时候，古代的北欧人唯一的选择，就是推选他们的“北境之王”，南下去抢钱、抢粮、抢女人……说到这里，你想到了什么？北欧的这种生存困境，是不是跟我们历史上所熟悉的北方草原民族很像？是的，北欧之于欧洲东南部，很像蒙古高原对于华夏核心区的翻版，历史上曾不断地产生骁勇善战的民族南下，侵扰、融入到后者之中去。而与蒙古高原上的草原民族有些类似，为了保证侵攻时能够发挥最大战力，北欧的政治体制在中世纪初期就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军事民主制”。北欧的民俗中有一种奇特的阿尔庭（Althing）制度，跟蒙古的“库里勒台大会”很类似。人们会在某个交通要津上设立一块石碑，每年在谷物收获的季节，到这里交易，一起唱唱歌跳跳跳舞，举行一下祭祀，然后所有拿得动盾牌的人（有时甚至不论男女）会一起聚集开会，讨论今年去哪里拿下打秋风，作为带头大哥的国王或公爵有优先提议权，但最终决定权少数服从多数。多说一句，这个阿尔庭（Althing）就是英文“thing”一词的由来，所以阿尔庭其实就是“议事会”，也就是议会。所以早在远古时代，瑞典、丹麦这些王国的“国王”，在他的人民眼中不是君权神授至高无上的存在，而只是战时领着他们出去“抢钱抢粮抢女人”的“带头大哥”。权威其实是很弱的，北欧传说中就有这样的故事：说有一次瑞典国王跟丹麦国王闹了点别扭（可能是老婆跟人家跑了之类的），于是就在阿尔庭上强行提议，说要不然我们今年去打丹麦吧。打秋风变黑帮火并，这个提议遭到了与会瑞典人的一致反对，吵到最后有人直接指着旁边的一口井跟国王说，说你敢跟你的人民抬杠是吧？看见旁边那口井没有，里面已经被丢进去过三个敢于欺压他的人民的暴君了，敢再犟，你就是第四个。然后国王立马就怂了。是的，在维京人抢遍天下的当年，很奇葩的，他们的国王一直很弱势。11世纪的时候，北欧曾经出现过一位克努特大帝，这个人大约相当于北欧版的秦始皇，他统治了今天丹麦、挪威的领土和瑞典、英格兰的一部分。按说功业大的不得了。但有关克努特大帝最著名的段子，却是他和海浪的故事——相传克努特有一次走到海边，看到潮水在上涨，于是他就向海潮发令：“我是克努特大帝，我命令你，大海啊，不许再上涨，沾湿我的袍子了。”结果当然是“然并卵”。“即便是克努特也无法给大海下令。”我觉得这句谚语背后，其实潜藏着北欧人的一种政治态度——他们天然认为王权一定是有限的，再伟大的帝王也有他不能做的事情，有他无法约束的事物。所以在欧洲，法国人说他们的法国大革命激发了欧洲的启蒙，英国就笑了，英国人觉得限制王权当然是从我们的大宪章开始的”。但英国人若说他们的大宪章才是近代政治之祖，北欧人就笑了，因为在他们那里，国王天然就是受限的。学中学历史的时候，你一定听说过法国有个三级议会，但同时期北欧则很奇特，它的议会是四级的，相比于法国三级议会“贵族、教士、一切”，瑞典等国的“四级议会”还多了一个阶层，那就是夹在教士和“一切”之间的市民（或称“自由民”），这些自由人其实就是那些中世纪活跃于波罗的海维持商贸的商人阶层。北欧的国王们认识到他们必须对这些“自由民”，否则把这些人惹毛了，来个“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用脚投票投奔他国，最终吃瘪的将是自己的国家，而不是这些商人。所以必须尊重他们的财产权，给他们相应的政治权。所以北欧的“四级议会”制度非常之长寿，以瑞典为例，从1435年第一次召开开始，到1866年正式现代议会所取代，整整延续了四个世纪，中间没有间断，王权就是在这种议会的监督下，一点点约束受限的。这也就解释了一个看似很奇怪的现象——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产阶级革命是扫清资本主义发展障碍，让资产阶级挣脱封建枷锁的必要条件。所以英国有光荣革命、法国有大革命，甭管保留不保留君主制，都是砍了国王的脑袋才罢休的。但在北欧，我们几乎没有听说他们发生过什么十分暴力血腥的革命运动，没有国王脑袋落地，没有市民筑起街垒，没有双方的激烈冲突，没有激进的革命口号。但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居然也就安然的过度到了近代，一样发展近代工商业。人家的近代化，就那么轻易的搞成了。凭啥啊？原因其实也简单，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国王就不需要被刻意关到笼子里，他们从一开始就在笼子中。在北欧，国王只是一群自由人公推的头领，他从没有获得命令一切的权威。3当然，若一定要在瑞典历史上挑一个时刻，王权受到了大大的削弱，人民获得了解放。那么很有意思，这次解放居然是因为这个帝国一场“国运之战”的失败。公元1700年，得益于经贸的繁荣、军队的悍勇和历代瑞典国王的整军经武，瑞典国力达到了极盛，其领土遍布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占据今天的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德国部分地区，成为了雄霸北方的大帝国。但强者必遭嫉妒，瑞典很快就遭到了周边各国的联合围攻，围殴瑞典的“大北方战争”打响，而其中挑头的，正是当时正在崛起的沙俄帝国，其当时的统治者有点名气——彼得大帝。今天的俄罗斯人喜欢说他们的彼得大帝有多么英勇善战。但在大北方战争当中，彼得大帝在初期其实被小他十几岁的瑞典国王、少年英雄卡尔十二世打的满地找牙。四万瑞典军队追着十几万沙俄军队在东欧平原上天天玩猫和老鼠。后来彼得大帝打着打着不知怎么就想通了，觉得既然打不过，那我干脆坚壁清野，拖死你算了！由此俄罗斯人正式点开了那条名叫“冬将军”的老阴B技能树。而年轻气盛的卡尔十二世成为了在这招手下第一个吃瘪的军事天才。最终，常胜的瑞典军队在俄罗斯莽原上被拖得全军覆没。而卡尔十二世不得不逃入俄罗斯南方的土耳其避难，几年回不了国。所以大北方战争，其实是一场掐灭瑞典“大国崛起”之路的国耻之战。此战之后瑞典把东北欧霸权拱手让给了新兴的俄罗斯。并逐步将波罗的海沿岸和整个芬兰割让给了后者。瑞典在欧洲的地位，从此前的与英、法、俄、奥争雄的头等列强，一下子降为了二流国家。但让人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国运的不幸，却并没有同步带来瑞典人自身的不幸，反而成为他们进一步解放的契机。1723年，趁着王权因外战失败而产生的极度虚弱，瑞典议会通过法令，同时增强议会四个等级的权力，成为近代史上第一个以议会斗争形式实现削抑王权的国家。是的，瑞典在世界文明的地位，正是在这之后才真正的崛起。战败之后的瑞典开始了瑞典历史上著名的“自由时代”。建立了其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都非常高的近现代社会制度。所以近代的瑞典，你会发现它的发展模式是非常奇怪的——不同于其他欧洲列强，它没有任何殖民地，也谈不上有什么势力范围，但是瑞典的工商业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在不声不响当中，总能稳稳的位居前列。直到今天，瑞典的人均产值和收入现在甚至超过英美，依然在世界的前茅。没有殖民地、不通过外战掠夺、这个小国凭什么发展的这么好呢？这似乎又是瑞典这个“小国”给我们的一个反直觉的启示——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会倾向于认为国强才能民强，国大才能民富，甚至国霸其民才能挺直腰杆说话。可是让我们看看瑞典，这个300年前就已经丢了大国资格证的国家。它的经济不繁荣吗？它的人民不富足吗？它的文化、艺术和科技水平不昌明吗？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国家，敢因为瑞典是个“小国”而不尊重这个国家的公民吗？国家的“衰落“好像并没有让他们变得不幸，这是为什么？反观在大北方战争中从瑞典手中夺到了那张“大国门票”的沙俄，在其后三百年中，它的人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欧洲乃至世界对他们的观感又如何呢？国家的“强大“好像并没有让他们更幸福，这又是为什么？今天的瑞典人，有没有怀念过他们曾经抢掠四海的“战斗民族”岁月，有没有以称霸欧洲时的帝国荣光自豪？还是他们更喜欢今日的这种幸福、安逸的生活？我相信，只要一个人脑子还正常，答案是显而易见的。4故事的结尾，照例我们再讲一个段子，一个有关瑞典的撒狗粮故事。说拿破仑战争时，正赶上瑞典国王绝嗣又年事已高，于是选谁当王储的任务就落到了瑞典议会的头上。按说依照欧洲当时的传统，这个“太子殿下”怎么都该选一个有贵族身份的人来担任才对，再不济你总得挑个跟瑞典有关系的人吧。但是瑞典人的这次选举，就搞的特别“秀”。他们觉得，国王么，反正现在权力也被我们约束的差不多了，选一个有能力、会打仗、懂外交、三观正的小伙子来当就可以了么。最好他还能跟眼下闹得正凶，谁也不敢惹的那位法兰西皇帝拿破仑能说得上话，免得这家伙哪天一个不开心打咱。于是他们最终就选了法兰西将军贝纳多特来当他们的王储。贝纳多特这个人，法国大革命前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律师之子，24k纯平民出身，更是跟瑞典人半点血缘关系都没有。所以当他得知要被请去未来担任瑞典国王时，他自己都惊着了。但那年头，满欧洲都已经知道瑞典的议会，研究决定的事儿是说话算话的。所以，贝纳多特也没说什么“另请高明吧，你说我一个法国将军，到瑞典去当国王……”之类的。没有，他只是淡淡的回过头，问了一句他心爱的妻子：“如果我成为了瑞典国王，与波拿巴（拿破仑）的那个皇帝相比，如何呢？”这里要插播一则八卦，就像瑞典议会所要求的，贝纳多特这人吧，确实跟拿破仑关系比较密切——确切地说，他是拐走拿破仑前女友的情敌。贝纳多特的妻子欧仁妮·德茜蕾，原本是拿破仑的初恋情人，两个人一度爱的也是如胶似漆。但最后拿破仑为了自己的前程，当了渣男，抛弃了欧仁妮，娶了在巴黎“人脉广大”的贵妇约瑟芬。辜负了这个十五岁就爱上他、曾拿自己私房钱资助他事业的姑娘。当时还是拿破仑同事的贝纳多特见此，那是义（da）愤（xi）填（guo）膺（wang）——这么好的妹子你都不要，那我得着呗！于是果断下手把欧仁妮追到了手。所以拿破仑和贝纳多特的关系，其实一直就挺微妙的。一方面，对欧仁妮心怀愧疚的拿破仑，一直就在通过厚待贝纳多特完成某种补偿。但另一方面，现老公和前男友的关系么，你懂的，两个人其实也一直在暗暗较劲，尤其是贝纳多特，就怕自己被光芒万丈的拿破仑给比下去。所以见丈夫这么问，聪明的欧仁妮一下就看穿了丈夫的心思。她温柔的吻了一下贝纳多特，然后笑着鼓励他说：“拿破仑怎么能跟你比呢？他的王冠，不过是从泥地里自己捡起来的。而你的这顶王冠，是人民为你献上的！”听到爱人这样嘉许，贝纳多特再不做推辞，接受了瑞典的邀请。是的，瑞典今天的王室仍是“贝纳多特王朝”的，贝纳多特带着他心爱的欧仁妮，前往了那个遥远的北国，并带领那里的人民，躲过了欧洲之后整整两百年的战火与纷争。他们的子孙，至今仍在那个过度，在每一次诺贝尔奖颁奖的典礼上，与为全人类贡献才智的大咖一起谈笑风生、翩翩起舞。对，当年给莫言颁奖的这位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就是贝纳多特的直系后裔。我始终觉得，这个故事梦幻的不似现实，而是一个北欧童话。严冬的凛冽与千年的血雨腥风，已让这个真正的“战斗民族”懂得：富足、幸福的秘诀，不在杀伐征战与大国崛起之中，而来自于人民的自由，权益的保障，以及王权与民权之间的彼此妥协与尊重。而这样一个国家，如今正拾起那把沉寂两百年的利剑、跨上战马，重装上阵。全文完今天的音乐，是瑞典民歌《helan

其实我一直怀疑，他俩谈的那个东西，到底能不能算“恋爱”？各位好，今天的正稿是《感谢李稻葵老师的新发言，让我理解了什么叫“集中赢”》，想了想还是丢小号上了，喜欢的朋友请移步过去。李稻葵老师这人，我当年还听过他的讲座（那会儿他头发还没白，想来也算时光荏苒），按说其实学养还算不错，但当时就觉得他跟正经一流经济学者还差了点啥东西。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好像隐隐约约把它写明白了。虽然小号已经写了正稿，但大号今天还是不想放空，这两天翻出很多旧文来整理，发现一篇十年前在大学时写的有关《红楼梦》的随笔，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离开大学转眼也十年了，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看看我这十年间有没有变化，文笔和见识是进了还是退了。另外今天我会做个《小西沙龙》直播，因为最近又身体不好，这次不一定做的很长（甚至可能睡过去了也不一定），只是看到平素很多朋友的留言回复未及，挺不好意思的，想听我聊聊天的朋友有时间可以看一下。小时候我不太喜欢读《红楼梦》，因为我其实一直很怀疑，贾宝玉和他林妹妹谈的那玩意儿，到底算不算恋爱。很多人说红楼梦里的爱情非常伟大，比如蔡元培先生，就说《红楼梦》敢写男女之情“实乃中国文艺复兴之发轫。”其实我倒觉得不然。西方文艺复兴爱情观的演变有两个脉络：一个是薄伽丘《十日谈》里的肉体之爱。另一个则是但丁《神曲》中的精神之爱。两个脉络最终归结在一起形成了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灵肉统一的爱。而与之相比，中国传统文学中爱情观的发展先天营养不良——中国古书中的圣人英雄有一个算一个在爱情上冷血。关云长秉烛达旦，刘玄德手足衣服。玉麒麟“唯好枪棒”，武二郎“不喜女色”……最懂“风情”、能娶上漂亮媳妇的男人，都是猪八戒、矮脚虎、土行孙这样的货色。而潘金莲与西门庆是奸情，张生与崔莺莺是偷情，《白蛇传》就不消说了那根本就是大男孩与小保姆。讲英雄的戏一般都不含半点爱情在里面，讲情爱的戏就没有半个英雄在其中。真特么咄咄怪事。可能有人会说，还有梁祝哩——其实梁祝现在的样子——黄梅戏也好文学也罢——是民国以后随鸳鸯蝴蝶派出现才形成的。我大一有一次上课，老师发了几页民初版的梁祝作参考，怎么说呢？感觉根本就是色情与迷信的大杂烩。可以说，中国古代爱情，先天就营养不良，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古代中国缺少西方那种“灵魂恋爱”的传统。男女之情被看做一种单纯的肉体关系，专做繁衍后代只用。敦伦嘛！敦伦之外那点感情，就被看作是“欲”。又因为要存天理灭人欲。自然百善孝先行，万恶淫为首。所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古人认为，没有爱情只生孩子的婚姻才是最好的婚姻。你看，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婚姻有关的其他人都在场，唯独不让男女自己出面，目的就是唯恐你们之间出现感情。鲁迅先生对这种延续中国3000年的婚姻传统（这绝不是随口乱说，周礼中就有此制），有一个很不客气评价。先生说“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所以中国有个词叫先结婚后恋爱，这种方法繁衍到其他层面上去。中国古代所有男女之情及其所谓的“佳话”，基本上都是以肉体关系为中心：要么就是求交尾不成而猴急的前戏——比如张生同志的PUA名言：“求娘子救小生一命！”要么就是爽过以后意犹未尽的后戏——比如柳永同志逛完窑子留的那些词。吹破残烟入夜风。一轩明月上帘栊。因惊路远人还远,纵得心同寝未同。——柳永《双城记》里西德尼的毫无肉体关系的献身式的爱情在我们这里不会发生，也无法理解。甚至中国人管爱情叫“爱情”也是很晚的事——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早先时候，爱情这个词的语意，一小半在“敦伦”那里，更多的则是在“淫”那里。中国人对自己的生命其实是不太怜惜的。为君死是忠，为父母死是孝，为朋友死是义。但唯独为个女人死反而要招人笑话。所以叫“淫丧”，所以《双城记》里无比光辉的西德尼，如果放在古代中国，就是“淫丧”。放在今日中国，则曰“舔狗不得好死”。所以，总结起来说，我比较倾向于认为，咱中国古人是不太会谈恋爱的，因为我们本来旧没有这个概念。你一说爱女人、立马想到的就是“淫”——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那会儿，基本也是这么想的。所谓“柏拉图式爱情”原先是发生在两个男人之间的。只有肉体欲望传统而缺乏精神恋爱的的这个传统，决定了《红楼梦》确实是个飞跃，但同时又限制了它能飞多高。从飞跃上讲，红楼梦里，确实有些精神恋爱的影子了，贾宝玉大概是中国第一个不以占有为目的欣赏女性的文学形象。比如他看宝钗肌肤很美，想的不是上去摸一把，而是若生在林黛玉身上就好了。又如晴雯和黛玉都对他说过类似“我岂是为你，我是为我的心”的话，他不怒反更生怜爱。这些都是要有真情甚至还需有些灵性才能悟得的妙处。在红楼梦里，中国的爱情第一次有了灵的参与。但说它飞得不高，一是因为在红楼梦中，曹雪芹给出的爱情观，不是将灵肉统一起来，而是将它们分割开来互不相干。这就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贾宝玉身上，西门庆张生这些人的习气其实他全有，他只不过是比这帮人多了一些东西而已。说的不好听一些，如果以前的中国传统言情小说里男主角都是流氓，那贾宝玉就是情种加流氓，充其量不过是大情种加小流氓。总之流氓的习气是改不了的。不然作者似乎不知怎么处理这个肉体之爱。扔了它岂不让人成了和尚？所以小说中一上来就暗示他在秦可卿那里性启蒙，又明写他与袭人试云雨。后面又说他调戏金钏儿（其实是互相调戏），又在关键时刻一溜烟跑了。弄得人家投井。如果你单把这些情节挑出来看。贾宝玉和西门庆张生之流实在是没啥区别的。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似乎是两个人，从精神之爱上讲，他既怜香惜玉知冷知热又专情于黛玉，实为难得。从肉体上说，他又是个完全无所谓，不负责，滥情的家伙。这个人物人格分裂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对感情分割的混沌和两难。由于没有人文启蒙，作者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去处理审美专一与欲望泛滥的矛盾。甚至没有有意识的把它们分割出来。其实这也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美人卷珠帘，深座蹙额眉”他们模模糊糊的能够认识到审美和肉欲似乎是两种东西。但却又总撇不清。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人文主义，古代的中国人几乎不懂得怎样去欣赏人自身。这一点从艺术上看的最明显，中国的山水画意境悠远，工笔花鸟惟妙惟肖，可一旦到了人物画上——有一个人敢长成画里那样么？雕塑上就更不用说了。西方的人体绘画尤其人体雕塑却成熟的很早，且非常发达。为什么？因为古希腊人，很早就认识到，人是世间最可宝贵的生命。他们的价值体系是建立在以人为中心的基础上的。因而，他们就很会欣赏人自身——就像我们因为崇拜天地故而很会欣赏山水一样。一个连人都不懂得欣赏的人，你指望他怎么“人文主义”。而欣赏人，一定又是从欣赏异性开始的，所以有了真正的爱情的地方才会有人文主义。有人文主义的地方才能现代人，有现代人才有现代化，网上流传的那个美帝占领军征服日本后执意要在日本人的电影剧本里加吻戏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明白了这一点，你就能明白贾宝玉欣赏女性和他厌恶功名反对传统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了。中世纪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把某种东西的尊严摆在了人的尊严之上，欧洲那里是上帝的尊严，中国古代是皇权的尊严祖宗的尊严，现在是权的尊严钱的尊严。为了这些东西可以打压牺牲人性。性情中人的贾宝玉是不做的。其实贾宝玉有何异于凡俗之辈，一颗赤子之心，返归本真的心情而已。中国文化传统发展了2000年，最后一个活跃的思想是阳明派，最成功的一部小说塑造了这么一个人物。都是回到原点，清零式的东西。客观上宣告儒家社会实践其实是总失败——你搞了半天，原来还不如“空”，不如零，不如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但是即便是红楼梦里的爱情，似乎也还及不上这个零。你看贾宝玉在向林黛玉告白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他说：“除开老太太，太太，老爷，第四个就是妹妹。”这话，在贾宝玉和作者曹雪芹看来，可能就已经很感人了，但我估计如果现代哪个男生敢跟女孩这么说，他一定注孤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代的爱情观是接受过人文思想洗礼的。读过《海的女儿》的人应该还记得，巫婆告诉海的女儿要想有一个灵魂，必须让王子“爱你胜过他的父母，甚至他自己的灵魂。”当然王子后来没到这一步，海的女儿最后变成泡沫了。但海的女儿自己却真的“爱王子胜过爱父母，甚至超过爱她的生命。”这里我不想讨论爹娘和恋人到底哪个该更重要的问题，但说《红楼梦》里贾宝玉爱林黛玉，没有《海的女儿》爱王子那样深，应该是没错的。而曹雪芹这一笔，显然也不是白写的，你看，在写了这段告白之后，他紧接着就是“金钏儿事件”宝玉戏金钏儿，王夫人发威。而面对母上大人的发威，宝玉立刻就懦了，最后金钏儿投井。抛开后面与“宝玉挨打”的衔接不谈，从小说结构来说，这个情节安排的其实太突兀——宝玉调戏金钏儿，金钏儿答宝玉，王夫人打金钏儿，甚至后来一定要把她撵出去，金钏儿投井，这些都好解释。问题是贾宝玉一看母亲就跑，实在跑的不伦不类。你贾宝玉不是向来怜香惜玉吗？不是从来都敢在老太太太太面前使小性吗？平日里要这要那，脾气大得很，这个时候怎么懦了？细究下去。这和袭人开门晚了，宝玉踹她一脚还有本质的区别。——这个情节对贾宝玉这个人物的整体性损害太大了。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个闲人的《红楼梦》干嘛要这么写？我觉得，这里疑似也是曹雪芹为小说结局安排的一个暗示，你贾宝玉不是“除开老太太，太太，老爷，第四个就是姑娘。”吗？就让你看看这个排序有多厉害——就因为亲妈发了一次威，贾宝玉对他刚刚还“审”过“美”的人连维护也不敢维护一下。这暗示了以后他在追求爱情路上，遇到更大的阻碍，他也是除了“跑”和哭不敢作更多的抵抗的——晴雯死了，他也就写个《芙蓉女儿诔》悼念一下而已。对逼死晴雯的他妈，他敢有半句抗议么？他不敢。我很怀疑在之后林黛玉遭遇不幸，他也只能这样。指望他能像西德尼或海的女儿一样为自己的爱情勇敢抗争，甚至自我牺牲，是不可能的。所谓的怜香惜玉，所谓的“第四个就是姑娘。”其实也不过如此而已。父母之命不可违，贾宝玉再怎么反传统也翻不了这个、我们“最伟大的爱情故事”比人家的一纸童话还脆弱。我觉得现代社会，应该不会有女孩子想嫁这样的男生。她们一般管这叫妈宝男。所以，红楼梦里的爱情到底伟大不伟大呢？从纵向比较上来讲，确实是登峰造极的。甚至可以说，里面的女性，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群真正立体化了的女性。而贾宝玉恐怕则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参悟一点真爱的男性，之前的男人则不是淫棍就是性冷淡，以现代人的品味来说，个个都是渣男。但从横向比较上来说，比之于同时代已经人文觉醒的西方那些忠贞不渝、为爱而死的爱情故事来说。《红楼梦》里这个爱情城东从坚贞和可贵上讲，恐怕都是排不上号的。我想起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写的那个段子：主人公鼻祖，第一代何塞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子里，那里贫穷愚昧，村子里的人什么都不知道。某一天一个吉普赛人给他带来了一些磁铁之类的新鲜玩意儿，何塞立刻沉迷在了其中，无法自拔，每天废寝忘食，不务正业，妻子和村里人都觉得他疯了。后来某一日，神神叨叨的何塞突然对众人宣布：“地球是圆的，像个橘子一样。”大家觉得这人彻底疯了。只有那个吉普赛人在再次来到时夸奖了何塞，说他能在如此闭塞的小村庄里靠几样外来小发明琢磨出这件事真的很了不起——虽然这个真理，在小村庄之外，已经被证明了好几百年了。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想到的就是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他就是那个在闭塞小村庄里悟出“地球像个橘子”的何塞，虽然比人家落后了几百年，但他依然是不容易的、伟大的、却也是孤独的。在那个闭塞的村庄里，别人都觉得，他居然这么说，简直是个疯子。当然，像独自想出地球是圆的的何塞一样，能写成这样，曹雪芹也尽力了，还是得给他点个赞。全文完以上就是原文了，共5000字，眨眼十多年过去了，重读似会旧友，虽已不尽赞同，但挺感慨的……愿你也喜欢本文吧，喜欢请给个三连，多谢了。

昨晚没睡好，头痛，休更，重发个旧文。各位好，昨天不知怎么了，一晚上没睡着觉，这会儿每写一个字都头疼，今天请个假，停更一天。但一说起生病，我就想起了《人类群星闪烁时》里的亨德尔，突然很想重发想重发一遍去年写的这篇旧稿子，说说他那传奇的一生。亨德尔的名作太多，今天的主题曲，我应景的选了亨德尔的HWV.437《萨拉班德》（你应该在不少西方装x历史剧片头常听过这首曲子，它也是很多钢琴或小提琴考级生的熟悉的曲子），因为这首时他的病中所作，在其中，你能感到那种英雄史诗般的悲怆——老先生当天看来真的病的挺痛苦。愿你喜欢这篇旧文，愿每个自由的灵魂都能翱翔于世界。我们来说说亨德尔这个人传奇的一生。说亨德尔是英国最伟大的古典音乐大师，这个论断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英国人自己也认账——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的时候，英国人先播了一段虚构短片，讲述007詹姆斯·邦德怎么样邀请英国女王乘飞机空降到了奥运主会场。请注意，这个短片一共用了两首曲子，第一首是《希巴女王的到来》（The

一个浪漫的骑士，一个行吟的诗人，一个自由的思想者。王小波生于1952年。他生在那一年的5月12日，他父亲是参加过革命的知识分子，当时却被错划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于是他父亲凭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把这个新生的第二个儿子取名叫“小波”，意思是“小小的风波”。这个名字今天看来，就跟王小波后来写的那些小说一样，充满了黑色幽默。因为，显然他和他的家庭以及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将经历的，恐怕远非一场“小小的风波”。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王小波《黄金年代》王小波爱于1977年。那一年他父亲所说的“小波”刚刚开始平息，中学没读完就上山下乡劳动的王小波已回到北京一家半导体厂当工人，业余时间喜欢写一些小说之类的，在朋友圈里私下传，慢慢变得小有名气。某一天，一位北京报社的年轻女编辑慕名到他的家中拜访，这场半交流半采访的过程中，原本文思泉涌的王小波总是陷入迷之停顿。最终，25岁的王小波还是问了对面姑娘两个问题：第一，“你有对象了吗？”第二，“没有的话，你觉得我怎么样？”那个姑娘叫李银河，于是一场浪漫、狂热而有些魔幻的追求开始了。这个段子，是我上大学时一位认识王小波的老师讲给我听的。每每想来，我总觉得这个故事特别魔幻，因为王和李当时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论学历，王小波当时只是一个中学都没读完的工厂工人，而李银河是风华正茂的女大学生。论颜值，两个人婚后的照片是这样的，贴一张大家自己感受一下：于是我就问那位老师：“差距这么大，王怎么敢去追李呢？”记得老师当时笑呵呵的看了我一眼，说“让你们去读王小波的小说，你显然还没读透。”我顿时就很囧，因为被戳破了心思——大学时候的我，确实不喜欢王小波的小说，我觉得他写着写着就奔下三路去，跟同期出名的贾某老师一样，净讲些黄段子，我那会儿还比较假正经，所以我只看他的杂文。但毕业好几年以后，当我真的读了王小波的小说，读了他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还有那篇他让李银河慕名来访的《绿毛水怪》以后，我才明白老师说的什么意思。王小波的小说，写的却是很大胆、也很魔幻，但这种大胆与魔幻当中，有一些很特质化的东西。你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也是以魔幻而大胆出名的，但无论《百年孤独》还是《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些故事的内核，都是一种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家常见的忧伤——世界如此的荒诞，现实那样的惨烈，等待这般的漫长，我好抑郁，我好难过。可是王小波不一样，他也大胆、他也魔幻，他也用他的那支笔，直白的写出了时代的压抑和荒诞。但这些讲述的底层气质，却是戏谑、豁达而又乐观的——就像给他起名叫“小小的风波”的那位父亲一样。“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交代材料”、“红蓝铅笔”、“正着敦还是反着敦？”在这些让人笑出眼泪的烂梗背后。你依稀能看到这个人在一脸坏笑的给你讲某个特殊年代的魔幻故事。在你笑的肚子疼以后，淡淡的、既保持调侃又严肃认真的跟你说上一句：“讲的很好吧？希望下次我没机会再讲了。”是的，也许“人生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但王小波是那颗非但锤不烂、还永远一脸坏笑的想逗你开心的铜豌豆。像英雄一样勇敢，像哲人一样达观，像诗人一样真诚，却又像顽皮的孩子一样天真幽默。当这四种气质汇集在同一个男人身上，而又从他的笔尖淡淡写出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一个聪明的女孩子可以抵挡住这一个男人的追求，愿意和他共度一生的——因为不管皮囊好看与否，这个灵魂实在太有趣了。于是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同样是靠写情书追女孩，王小波能修成正果，而我最后会搞成那样。高中乃至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很刻意的学过他的文笔、学他的幽默感、学他的辣手文章，甚至学他，把自己的或摘抄来的诗写在五线谱上，寄给心爱的女孩。可是，有一点，我是最终没有学到的，那就是王小波骨子里的那份勇敢、幽默与达观。也许正如罗曼罗兰所说“这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这个世界的真相之后，却依然热爱它。”可王小波更进了一步——他不仅认清了这个世界的真相，依然热爱它，更在热爱之余，保持了幽默。这太难得了，一般人学不来。所以我不是王小波，我追的女孩更不是李银河，我们更没有遇上那个哄闹之后爱用文字澄见灵魂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和那些有趣的人，终究一去不复返了。王小波死于1997年。死因是突发心脏病，死时年仅45岁。他去世前开始越来越多写杂文，写《思维的乐趣》、写《沉默的大多数》。“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这种人只在极少数，而且这种人还盼着变聪明。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都含有假装或弄假成真的成分。”——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我读他这些文字的时候，总喜欢听莫扎特晚期的一些作品。我觉得两者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两个不世出的天才，一个用文字、一个用音符，正在将他们的作品锤炼的日臻化境，若再给他们二十年，甚至哪怕只有十年的时光，不知他们会有什么惊艳的作品。可是，就那样突然的，他们的创作戛然而止了。王小波去世后不久，他的妻子李银河，那个曾经接受他五线谱上写的情诗的姑娘，为了他写了悼文《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悼小波》。我始终觉得，虽然王小波的早逝是不幸的，但这种不幸更多是属于我们这些爱他文字的读者的。而对他本人来说，他这辈子活的挺值当，至少，他竟然找到那个被他所深爱、也最能懂他的姑娘，并且得到了她的赞许。“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个世界上能懂你的人本就不会多，若她又恰恰是你所爱的那个人，那你还有什么要向这个世界苛求的呢？我的勇气和你的勇气加起来，对付这个世界总够了吧?去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一个人是不敢的，有了你，我就敢

人家想说的，本来也不是这个意思。昨天写了两篇关于俄罗斯胜利日阅兵的短文（《普京今天的演讲，好像有点短……》），我发现有不少读者在文章底下留言，刷一些“普京语录”。说起来，“普京语录”在中文互联网上几乎已经传成了一种段子，你在网上搜“普京”“霸气”“发言”这些词儿，会有大量似是而非的“普京语录”给你。什么“如果俄罗斯不存在了，还要世界干什么”之类的。其实你仔细查查，这些话大部分都是中文营销号替他说的。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可能莫过于“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这句话，最近几年尤其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对普京不同态度的国人都拿这话来说事儿。这句最著名的“普京语录”，同样恰恰不是普京的原创——说过类似话语的应该是沙俄宰相斯托雷平，而且原句也不是这个。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这个人对中国大众来说可能很陌生，但了解俄罗斯历史的人，应该知道此公大大的有名。2008年的时候，俄罗斯搞过一次电视民意调查，评选“最伟大的俄罗斯人”，斯托雷平当时高居第二名，而第一名则是涅夫斯基，大名鼎鼎的彼得大帝，列宁、斯大林、叶卡捷琳娜、门捷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柴可夫斯基等人都排在他之后。那斯托雷平干过什么，让俄罗斯人对他如此崇敬呢？说来奇怪，他仅仅在沙俄快完蛋的时候干过五年宰相。凡鸟偏从末世来众所周知，俄罗斯这个民族，输什么也不能输外战，只要外战一打输了，俄罗斯内部就要出问题。1853年-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沙俄输给了英法，已经给其国家造成了一轮危机，把沙皇都给急死了，后来是靠卖阿拉斯加给美国和在远东欺负“大清”，才勉勉强强把这口气给缓了回来。可是到了1905年的时候，北极熊又活到坎儿上了——在中国东北居然被他们所看不起的“黄皮猴子”日本人揍的鼻青脸肿，对马海战一仗，直接把俄罗斯帝国搞成了“无海军国家”。彼得大帝以来苦心经营的海权梦毁于一旦。更糟糕的是，从1902年起，因为粮食歉收、沙皇穷兵黩武等原因，俄罗斯经济、政治本就已经处在了崩溃的边缘。听闻前线战败的消息，就更要命了，从民粹派、社会党人到列宁，迅速就达成了共识——“反他娘的”，各地的抗议浪潮风起云涌，俄一些地区的农民甚至已经武装起义了。看起来，1905年的沙俄，离灭亡只剩下一步，可是在这最黑暗的时刻。沙皇尼古拉二世总算干了一件正确的事——破格提拔斯托雷平成为了他的首相。斯托雷平出身俄罗斯贵族，但与普通俄罗斯贵族不同，由于他姥爷亚历山大是当时沙俄著名的外交官，斯托雷平从小就接触了更为西方的精英式教育，对从罗马法律制度到马克思主义等当时欧洲新兴的思潮都有涉猎。而在欧洲当时的大人物当中，斯托雷平最为钦佩的是创造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宰相俾斯麦，并立志要成为他那样一个“铁血宰相”。（关于俾斯麦的故事，请看之前的文章《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要不要分的那么清？》）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依靠着自己的能力和权臣岳丈的铺路。1906年，当时年仅44岁的斯托雷平就成功获得了沙皇的赏识，成为帝国首相。在获得权柄之后，斯托雷平几乎一刻都没有迟疑，立刻开始了他挽救帝国的改革。今天看来，斯托雷平的改革显然学习了他的偶像俾斯麦的手法——对国内的革命者，斯托雷平用最残酷的铁腕进行了镇压，过去沙俄虽然对底层民众不手软，但对出身贵族的革命者虽然也残酷但往往是留一手的，一般都是流放西伯利亚。可斯托雷平不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么，他创建了一套模仿德国军事法庭的、新的、更高效的法庭制度，允许就地逮捕和迅速审判被指控从事革命活动的嫌疑犯。仅1906-1909年，斯托雷平大肆屠杀革命者，超过三千名被证实有罪的革命者被他的“特别法庭”判处绞刑，以至后来革命导师列宁对此人最为恨之入骨，称他执政的时代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而他设立的绞索，则被讽刺的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近卫军临刑的清晨》，苏里科夫如果斯托雷平只有这一手，那他似乎只是一个单纯的“反革命”而已。可是与普通刽子手不同的是，斯托雷平知道血腥的镇压只能为沙俄续命一时，真正能让沙俄起死回生的灵丹，还是必须把人民的日子过好。于是斯托雷平在拿革命者开刀放血之后，开始了他的紧急手术。挽救帝国的紧急手术在外交上，斯托雷平借鉴俾斯麦的外交战术，一改沙俄此前与世界首强大英帝国叫板态度，通过强调英俄两国的“共同威胁”德国同时拉拢两国的共同盟友法国，完成了外交的急速转躲。1907年，在斯托雷平的主导下，英俄正式协约，曾经在日俄战争中给沙俄上眼药上的俄生不如死的大英帝国终于不再是俄罗斯的敌人了。沙俄的整体外交困境于是打开了。在稳住外部环境之后，斯托雷平得以腾出手来，对沙俄国内的经济体系进行大改。年轻时代的斯托雷平，曾经对俄罗斯农村进行过深入、细致考察和了解，他认识到，俄罗斯始终无法顺利发展资本经济的原因是两个层面的：一方面，俄罗斯贵族固守着非常原始落后的地主式敛财模式，他们通过将农奴和农民捆绑在土地上终日劳作，将他们身上最后一滴汗水都榨取干净。而这种地主式贵族想要聚敛更多财富，唯一的方式就是获得更多土地，于是又造就了沙俄疯狂扩张的好战性格。另一方面，受俄罗斯东正教影响，俄罗斯大多数农奴和农民也是不愿意“自由”的，东正教的俄罗斯宗法农民们鄙视竞争（做生意），而崇尚联合（原始平等）及出世，他们的至高梦想就是生活在一个对他们仁慈的大“村社”里，吃大锅饭。如此贵族和如此农民，几乎是一个套牢了沙俄的死循环。但认识到问题所在的斯托雷平决定同时向贵族和农民“宣战”。而他的改革方式是非常温和而巧妙的：在同贵族阶级协商过后，斯托雷平推行一份《土地调整法案》，该法案没有提出强制解散村社或让地主给农民分地。但提出了在原有村社外部成立独立的“农场公司”。这些“农场公司”由贵族参股、国家划定，旨在充分利用俄罗斯广袤的未开垦土地区域，由农场出资指导农民进行开垦，并在签订条约后借租给农民自由耕种，且租税减半。显然，这种改革，可以算是20世纪初俄罗斯版的“包产到户”，在国家出租给他们的田地上尝到甜头的农民，将逐步产生与西方自耕农类似的产权意识和经营意识，斯托雷平就用这种办法，一点一点将贵族和农民从“反抗私有财产”的东正教原始道德中拖了出来。俄罗斯农业开始进入罕见的高速增长期。通过农业改革获得的租税和粮食出口外汇，让斯托雷平有实力着手启动工商业改革，他在广袤的俄罗斯国土上大规模兴建铁路，打破特许专卖制度、鼓励商人自由做生意，在各地互通有无。同时宣布对进口机械产品免税，试图让落后的沙俄尽快赶上正在兴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内外稳定为基础，以农业改革为基石，以工商业发展为目标，斯托雷平改革在短短几年间就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从1906年到1911年，在短短五年间，俄国的粮产量相比改革前增加了30%，农业产值年增量稳居世界第一；工业产值增加量为5%，已经开始呈现迎头赶上之势。人口增长率则上升到了年1.5%，不仅是欧洲第一，也在当时有数据统计的旧大陆非移民国家中位居首位。俄罗斯的黑暗似乎已经过去，朝阳似乎即将升起。所以在1911年的俄历新年时，斯托雷平在接受圣彼得堡报纸的采访，向民众发布他的新年贺词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请给我们的国家20年左右内外稳定的时间，20年以后，俄罗斯将变得让你们都认不出来。”很显然，斯托雷平的此语，是获得他偶像俾斯麦另一句名言的启发：“国家是时间河流上行船。”斯托雷平的发展哲学与俾斯麦是高度相似的——不折腾、也不掀桌子，尽一切可能、用一切手段为国家争取稳定的环境、改革的空间和发展的时间，只要有的三样东西，一个大国的崛起，将“变得让你们都认不出来”。所以在1911年那个节点上，斯托雷平才满怀信心的那样说——他极目远望，已经看到了自己冉冉升起的祖国。但可惜的是，斯托雷平的生命与他的改革尝试，恰恰一同终结在了1911年。狙杀国运的迷之一枪1911年9月1日晚，基辅大剧院正在上演着大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新歌剧，沙俄政要们正沉醉在美轮美奂的音乐里。可是在第二幕幕间休息时，一声枪响突然传来，行刺者向斯托雷平连发两枪，一发击中了斯托雷平的手臂，另一发则击中了他的胸口。中枪之后的斯托雷平体现了令人惊愕的镇静，他是在指挥护卫将沙皇尼古拉二世护送到安全地点之后才猝然倒下的，倒地前还喊了一句“我很高兴能为凯撒（沙皇）献出生命。”这成了他的临终遗言，几天后，斯托雷平不治身亡，死后葬在了基辅的一家修道院中，年仅49岁。有关斯托雷平为何遇刺，成为了迷案重重的俄罗斯历史上的又一个迷案，因为这位首相去世后仅仅几天，凶手德米特里·波格洛夫就被“愤怒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下令直接中止审判，送上了绞刑架，领了一根“斯托雷平的领带”。如此迅速的死刑，使得他为何刺杀首相的动机成了迷。一般认为波格洛夫可能是社会党或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是因为愤恨斯托雷平的血腥镇压而行刺。但事实上，当时俄罗斯有太多的人想要谋害斯托雷平，传统贵族痛恨斯托雷平的农业改革减损了他们的收入，民粹派和宗教保守主义者则认为他的私有化思想“玷污”了神圣的俄罗斯东正教传统，而军队和外交界的激进主义者则认为斯托雷平所坚持的温和外交已经过时了——沙俄经过几年的改革已经恢复了元气，又跟英法协约，这个时候可以更大胆的在巴尔干地区对土耳其人和奥匈帝国亮出拳头了么，斯托雷平你耸个毛线啊！别看刚吃饱饭没几天，沙俄当时也有鹰派，觉得怕啥？干就完了。乌拉！事实上，在遇刺之前，斯托雷平已经开始遭遇了各方的排挤，他的外交思路摇摇欲坠、他的经济改革阻碍重重。他曾多次向家人抱怨自己实在太累了，想歇一歇——他的祖国沙俄，是那样一个但凡有了那么一点点实力，就急于秀出肌肉的猛兽。斯托雷平使尽了全身的力气，也越发无法拉住这头刚刚靠他养好了旧伤的北极熊。终于，那颗不知从何方射出的仇恨却又仁慈的子弹，结束了斯托雷平这场越来越吃力的苦役。仅仅三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靠斯托雷平恢复元气、却缺乏他驾驭的沙俄，狂热而愚蠢的一脚踏入了这场埋葬它的战争。斯托雷平的诅咒“请给我们的国家20年内外稳定的时间，20年以后，俄罗斯将变得让你们都认不出来。”2011年，在斯托雷平逝世整100周年时，普京再次在采访中引述了他的这句名言，并且评价说“这些话包含了对俄罗斯本身和人民的深切信念。”就像斯托雷平崇拜俾斯麦一样，至少在执政中前期，普京曾一再表示过他对斯托雷平的崇拜与怀念。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精英界确实曾有过一场“斯托雷平热”，因为俄罗斯人冷静的反思和回顾后发现，也许斯托雷平为他的国家所设计的那条道路，也许才是最有希望的——如果斯托雷平不遇刺、如果温和而巧妙的土地改革、经济改革能继续推进、如果沙俄不愚蠢的激化巴尔干矛盾、并陷入一战的泥潭。如果真的给这个国家20年稳定发展的时间，那么俄罗斯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可惜的是，历史不允许假设，这种设想永远没有机会实现了。那一枪响过之后，俄罗斯的历史走上一条斯托雷平“未曾设想”的曲折之路。事实上，让人感觉颇为讽刺的是，在最近这一百年中，斯托雷平的那个祈愿，反而像一个诅咒一般，俄罗斯在斯托雷平死后就再没有得到过二十年安心发展、不折腾、锐意改革的窗口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大肃反、大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苏争霸、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车臣战争、俄格战争……俄罗斯仿佛一头伤痕累累却好战依旧的北极熊，总是在旧伤刚刚愈合的时候，就（有时是被动、有时是主动的）参与一场新的撕咬，并且在其中把自己拖得更加虚弱疲惫。斯托雷平曾经眺望过的俄罗斯“20年内外稳定的时间”，它究竟在哪里呢？2011年，当普京重新引述斯托雷平的这句名言时，很多学者一度以为他想要继承这位偶像未竟的遗志，再给俄罗斯20年的稳定期。但仅仅三年后，乌克兰危机爆发，这个猜想破灭了。1911年，斯托雷平说出了那句名言，随后发生了一些变故，三年后，一战爆发，沙俄帝国陷入泥潭。2011年，普京重复了他的那句名言，随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三年后，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同样陷入泥潭。冥冥之中，似乎真的自有天数，历史好像在重演。可是让人感觉更加讽刺的，其实是斯托雷平这句话在中文圈里的讹传——不仅说话者从斯托雷平变成了普京。“给国家20年的稳定时间，你会认不出它”也变成了“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这样一传这话里面的味道彻底变了：一种理性的对和平、稳定、发展的向往，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变味成了一种非理性的对“大帝”的盲从与崇拜。究竟是什么样的媒介与受众，出于什么样的心态，产生了如此扭曲离谱、而又荒诞的误读与讹传呢？我想不明白。“请给我们的国家20年内外稳定的时间，20年以后，俄罗斯将变得让你们都认不出来。”距离普京总统的那次转述，又是十年过去了，今天我想再重复一遍斯托雷平的这句政治遗言。我觉得相比于讹传中那句话所透露出的“大帝气质”，原句中所体现的那种对和平稳定的渴望，对改革的执着，和对自己的国家、自己民族和平发展前途的无限信心，才是更值得所有的民族所铭记、借鉴的：给国家以稳定发展的时间，人们将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奇迹。全文完今天家里网不太好，文章是凭记忆写下的，有未详之处，还望见谅。今天的配乐，是本文提到的里姆斯基·卡萨科夫的《天方夜谭》，名曲一首，愿您喜欢。本文60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给个三连，多谢。

正稿发小号了，随便谈点感想。各位好，今天的正稿发小号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去看：《看普京总统阅兵，就像等连岳老师更新》。本来想在看完了阅兵式之后在写一篇文章，说说这次阅兵仪式能看出的信息，结果发现居然没什么可说的。因为这次普京总统的发言，出人意料的十分简短。此前西方曾“恶意猜测”普京在演讲中会对乌克兰正式宣战、或者对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二州的地位做一下定位，再宣誓一下俄罗斯的新战略目标什么的。但这些在此次发言中都没有。与2月24日的长篇大论相比，今天普京似乎已经不打算对俄乌之间的局势做更多解释，整个演讲听来，真正有新意的“硬话”其实只有一段——普京对俄乌战局做了一个新的定性，说：“俄罗斯通过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先发制人地击退了侵略。”这话说的水平很高，也很有意思，它传达的信息有两个：第一，是俄罗斯对这场战争的定性目前依然是“特别军事行动”，这也是很意料之中的，俄罗斯这么大一个国家，揍乌克兰这样一个小兄弟，如果不是“特殊军事行动”而是正式宣战还打不赢，那就太跌脸面了。第二，普京和他的幕僚可能是在为如何体面结束这场战争寻求退路，“先发制人的击退了侵略”，这词儿就用的很高妙。把原先拿不下基辅就算输的事情，说成了没打到俄罗斯本土就算赢。那按照这个标准，俄罗斯可以在未来任何时间点上单方面宣布“特殊军事行动”的胜利。毕竟莫斯科号虽然沉了，但莫斯科到目前为止还安然无恙。除了这句话之外，此次红场阅兵，解读不出什么特别有价值的新东西。阅兵展示的武器还是那老几样，坦克方阵大规模缩编了，空中军演“因为天气原因”还被取消了，军迷想看SU-35之类先进战机的雄姿，暂时只能去乌克兰田间地头了。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其实，作为一个正在战场上跟人比划的国家，再搞庆典阅兵有啥意义是比较成问题的，这有点像马保国老师被年轻人“不讲武德”以后，再怎么展现“松活弹抖闪电五连鞭”的绝技也都不算露脸了

为什么是这幅画，成了母亲节的标志。各位晚安，今天是母亲节，我们来谈谈关于这个节日的事儿。作为一个美国1913年才通过国会立法正式创设的节日，我一直觉得母亲节这个节日挺怪的，因为如果说人类有什么样的情感是最天生，那也许就莫过于母子亲情了，可是对这样一种情感，在人类之前的漫长文明史上，居然一直是缺乏专门的节日来进行纪念的，尤其是我们的文明，如此强调孝道，孔子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有专门的节日祭祖，逢年过节都要讲究“阖家团圆”，可是对于真正生养我们的母亲，我们反而似乎觉得给她们设立一个专门的节日是多余的。（事实上，儒家强调的“孝”，一直是更侧重于父方的，所谓“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所以“母亲节”的含义对中国人来说，看似熟悉，但实则却是陌生的。它并不完全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孝”。单以“孝”去过母亲节，很容易就把这节日过走味儿了。那么，它是什么呢？好久没写艺术史了，今天，我想从一副画作来试着解析一下这件事。这幅作品，是美国詹姆斯·惠斯勒的名作《惠斯勒的母亲》，现藏于巴黎奥赛博物馆。其实惠斯勒自己原本是将此画取名为《灰与黑的协奏曲》的。但此作后来却以前一个名字为人所熟知，并且更重要的是，它在美国几乎成为了“母亲节”这个节日在艺术上标志物。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第一次发行纪念母亲节的专属邮票时就选用了这幅画作。二战时，美国人也拿这个名字给他们的轰炸机命名。战后，随着现代艺术的兴起，有无数的后续现代艺术作品向此画致敬。但是，这样一副作品，有什么好的呢？它看上去，是那样的平平无奇。是的，在《惠斯勒的母亲》之前，所有表现母亲的画作一般都会用一些手段表现母爱的温暖与伟大，可这幅画作却似乎有意反其道而行之，惠斯勒让母亲就那么普普通通的侧坐在椅子上，使她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美国清教徒老妇人，整张画作看上去沉静，甚至有些压抑，就像惠斯勒原本给画起的名字——“灰与黑的协奏曲”，缺乏我们印象中母爱该有的温暖与色彩。母爱的慈祥、伟大在哪里？母亲的人物弧光在何处？乍看之下，似乎一点也看不出来。想了解惠斯勒为什么要这样话这幅画，就得说说他的人物和他与自己母亲之间那宛如秋名山赛道一般曲折、别扭的关系了。用今天的话说，惠斯勒这人其实算个“非典型美国人”，他1834年的时候出生在美国的马萨诸塞，父亲是个著名建筑工程师，但可能是因为老爹技术太牛逼，在惠斯勒七岁的时候，他们家就应邀举家搬迁到了沙俄首都圣彼得堡，把他爸请去的人有点出名——锐意改革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也就是说，在整个中小学期间，美国的惠斯勒小朋友受的反而是沙俄的贵族教育，如果一切照此发展，长大后的惠斯勒会不会喊着乌拉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为沙皇陛下冲锋陷阵，着实难说。但天有不测风云，在惠斯勒15岁那年，他那牛逼的技术精英老爹因病去世了。其留下的遗孀、也就是惠斯勒的母亲，是个非常虔诚、古板而又严苛的美国清教徒女性，对丈夫委身在东正教俄罗斯生活早就颇有微词了，老公一死。她立刻就带着儿子回了美国，举家迁回美国的斯托宁顿。并且要求惠斯勒报考了美国著名的军事院校——西点军校。可谓给孩子规划了一条老美国人的“正星条旗”之路。但非常无奈的是，由于成长经历使然，惠斯勒桀骜不驯、玩世不恭的性格在此时已经养成，在西点军校读到第三年，他就被学校开除了，教官给他的考评是“生活极为散漫，不遵守纪律。”看这照片，感觉他也像这么号人。执意想让儿子从军报国的惠斯勒妈妈，其后又动用私人关系，将儿子硬塞到了美国陆军地图处去干活，觉得你不是喜欢画画画么，地图处正好能发挥你的才能啊！但去了地图处报道没几天以后，惠斯勒竟又被上司炒鱿鱼了，理由据说是他看不惯上司的古板刻薄，在闲暇之余画了一副讽刺上司的漫画。因为他画的过于成功，一不小心弄成了爆款，在同事间哄传一时，很快传到了上司那里。上司一看，没跑啊，这肯定是惠斯勒那刺儿头画的，这样吧，我处实在容不得您这大才，思想有多远，您就滚多远吧！于是惠斯勒在他20岁那年先失学、后失业了。公道的讲，惠斯勒的这些遭遇，不是他的错，而是美国当时的大环境使然的，我在《你爱我，我爱你……这首洗脑神曲背后的美国悲剧》一文中曾谈过，19世纪中叶的美国还是一片艺术的荒漠，社会从上到下都没有形成一种尊重和供养艺术家的体制，大天才福斯特都能给饿死了，艺术家在那样一个国家里，天才越大，饿死的就越快。福斯特含泪点赞。可是这种大事，惠斯勒的母亲显然不知道。她就觉得自己的孩子应该为国效力，于是回家后的惠斯勒跟母亲大吵了一架，望子成龙的母亲怒斥这个儿子百无一能，而惠斯勒则说他这个妈妈根本就不懂自己想要的追求。吵架过后惠斯勒干脆来了个狠的，自己买了张船票，跑到艺术之都巴黎学画去也！就像今天很多高考后急于挣脱父母管教的孩子一样，来到巴黎的惠斯勒总算能撒欢实现自己的梦想了，他环游法兰西，以异国人的眼光画成了一组铜版画《法兰西组画》，在法国一炮而红，很快成为了巴黎各著名艺术沙龙的座上宾，与莫奈、方丹等人整天谈笑风生。后来他又移居英国，在那里继续过着自由放任，无拘无束的艺术家生活。可是，正当惠斯勒日子过的正happy的时候，他突然收到一封信件，是他的母亲寄来的——母亲得知了自己的儿子在旧大陆闯荡，非常放心不下，她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在花花世界里“迷失自我”。于是她决定抛弃自己在马萨诸塞的庄园生活和已经成为军医、“生活步入正轨”的儿子威廉。千里迢迢到伦敦去跟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惠斯勒一起生活。上大学时，你有没有某天突然听说父母要来视察的经验呢？此时的惠斯勒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在写给朋友的信当中，惠斯勒说，对于这位不请自来的母亲，他又惊又惧，感觉“仿佛最终审判就要降临了”。惊慌失措的惠斯勒不得不把房子从烟囱到地下室都打扫数遍，忍痛把同居多时的情妇移至别处，然后穿着笔挺、朴素的礼服，去码头接他的“太后老佛爷”驾临。果然，母亲到来后，惠斯勒和他妈被迫重新开始了让彼此都很别扭的磨合——惠斯勒被迫规律每天的作息时间，减少应酬和社交，适应母亲的节奏。而他的母亲则每天坚持给她住在一起的儿子写信，规劝他敬奉上帝、节制享乐、过一种“高尚的生活”。“你打算娶这位女士么？”当惠斯勒和他的情人关系终于暴露之后，老母亲严肃的这样“审问”自己的儿子。这对“冤家母子”的生活，最终是否达成了和谐，我们身为外人不得而知。但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惠斯勒留下这样一副给他母亲的画像。某一天，约好今天来画室的女模特放了惠斯勒的鸽子。惠斯勒正苦闷不已的坐着，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画我吧，儿子。”惠斯勒回头，发现他的妈妈已经放下了手中的活计，坐在他身前的那把椅子上。于是，已经37岁的“不成器”儿子惠斯勒，第一次给他已经67岁高龄的妈妈画了一张像。最终画作完成了。严格的说，因为其特异性，这是一幅远远超前于那个时代审美品味的画作，但惠斯勒的妈妈依然非常欣慰：“詹姆斯为我画了一幅画”，她在写给她妹妹的信中说“他因为那幅画亲吻了我，这真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惠斯勒的妈妈可能不知道，他儿子这幅画确实是革命性的。在惠斯勒之前，西方画家画母亲，一般都是以诞育耶稣的圣母为模板的，甚至最多的母亲形象就是圣母。在这些“圣母”画像中，母亲们必须是美丽、温柔、慈爱、神圣、乃至光芒万丈的。这种刻画的本质，其实与东方儒家所讲的孝道有些相似，都是将母亲的概念抽象化、乃至神格化，变成一个类似神仙牌位般的存在，让观者去感恩、赞美和崇拜。其实梳理人类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种文化现象——越是接近远古的民族，越喜欢用相对抽象的笔法，去描绘一个神格化的“众母”形象。俄罗斯的保护神的喀山圣母埃及的伊西丝雕塑。女娲补天史前的“维伦多夫维纳斯”雕塑。而越接近现代，艺术家对母亲的描述越具象，越私人化——拉斐尔用自己想象中人类完美母亲的形象去塑造圣母。而巴托尔迪的自由女神像，灵感则直接来源于他自己的母亲——可以说，人类自我解放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摆脱“共母”崇拜，重新认识属于自己的私人化母亲的过程。最终，是惠斯勒将“母亲”形象彻底完成了私人化。他刻意一种完全不同的手法去画母亲：画中的那位妈妈，就是那么一个衣着朴素，甚至有些伛偻的老妇人。她也许年轻时曾很美丽，但岁月早已衰老了她的容貌。她也许对的儿子有她的慈爱，但那份慈爱，被她严肃的气质所紧紧包裹，毫不外露。可是细品之下，你依然能感觉到，这真的是一位母亲——如果这位母亲不爱她的儿子，她不会强撑着自己年迈的身躯，一连数天给他当模特。如果儿子不爱他的母亲，他不会给母亲搬来一把子让她坐下，并细心的拿一张软脚垫，让母亲做的尽量舒服些。如果说，文艺复兴以后人文主义的伟大之处，在于人们开始觉醒，不再执着于赞颂神的伟大，而开始细致的描写人的情感。那么惠斯勒的这幅《母亲》，则相当于一场“二次革命”，画家开始不追求于赞颂那些抽象的、“共性”的人的情感，而追求自己画作中的特异性。力图告诉观赏者，我的母亲是怎样的。就像惠斯勒的画中所体现的——他画的是母亲，但只是一个母亲，他惠斯勒自己的母亲。这种觉醒在19世纪当时，看起来似乎还没那么伟大，但随着时代的演进，当意识形态开始将人的情感也上升为一种有意无意的“宏大叙事”，挑出“母亲”等词汇的一些共性让人们去顶礼膜拜时……《惠斯勒的母亲》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它的存在提醒人们，“母亲”这个词不是一个可供随意比附的抽象概念。母亲就是你的母亲，她就是那么一个人，一个有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性格、有温度、有皱纹、并关爱着你的平凡女人。所以看准了，只有那个她，才是你妈。“母亲”不要乱认，妈这个字眼更不能乱喊。这就是《惠斯勒的母亲》所传递给人的那种感觉。同样的，二十世纪初，当美国人设立他们的母亲节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现代、私人的节日，之所以《惠斯勒的母亲》成为其标识，也正因如此——美国人在看到这幅画时，想到的是每个很具体的、很亲切的、自己的妈妈，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母亲”形象。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不是很赞同很多人在这一天里动辄说“祝天下母亲如何如何。的确，母爱是很伟大，是很值得赞颂。但母亲节的初衷恰恰是反宏大叙事的，它是每个人与自己母亲私人的节日。每个人在这一天应该像惠斯勒一样，去好好看一看、感谢一下自己的妈妈——那个平凡、爱唠叨、有缺点却又真正爱你的妈妈。毕竟只有你妈才是你妈。结尾，我突然想起一件好像挺无关的事情。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东欧剧变的时候，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审判判处了死刑。临上刑场之前，曾与其丈夫一起独揽大权的第一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突然发作质问执行死刑的士兵：“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我是你们的母亲啊！”“不！”一位行刑的士兵厉声驳斥到，“不，你不是我们的母亲，你是杀害我们母亲的凶手！”我觉得，这个士兵真的是一个好儿子——至少，他知道“母亲”这个词汇，不是一个任谁都可以拿来冒用的宏大叙事，对于他来说，“母亲”属于且只属于那个平凡的、生他养他、并真正爱他的女人——他自己的妈妈。全文完本文5000字，好久没写艺术史了，谨以此文以飨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今天的音乐，是约翰·施特拉斯的《安娜波尔卡》，圆舞曲之王送给自己的母亲安娜的歌。巧了，惠斯勒的母亲也叫安娜。我的妈妈去世早，继母待我很好，在这一天里，祝我的两位妈妈节日快乐。我的母亲节，只属于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