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雅风：我和地理研究所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
我与地理所的先后同仁，或为师生，或为同窗，更多的是亦师亦友。
所以我与地理研究所人不仅是熟人、友人，而是真正的一家人。
▲1946年重庆北碚中山路23号中国地理研究所主楼(原国立礼乐馆)
1944年，我从浙大研究院毕业后，到重庆北碚进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1950年，中国科学院接收留在南京的中国地理研究所，成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筹备处，任命我为所务秘书。1954年中国科学院为建立学部成立学术秘书处，我奉调进京任副学术秘书，1956年任地学部学术秘书。1958年地理研究所迁北京。1960年，我去兰州筹建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自我入浙大学习地理学起，匆匆70余年。从进中国地理研究所算起，我在地理学园地上耕耘屈指66载。60多年来我所走的每一步都与地理研究所密不可分。创办地理研究所的功臣朱家骅、竺可桢、李承三、林超、黄秉维、周立三等已先后谢世，新中国成立前后到地理研究所工作的，也所剩无几了。我曾是地理研究所的一员，而且是地理研究所的老成员，理应为地理研究所的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
60余年的光阴，我亲历了地理研究所的艰难与辉煌。20世纪40年代的初创阶段，50年代的复兴阶段，60年代的兴盛发展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动荡，以及1978年以后的改革大发展，地理研究所走过的60年是很不容易的。40年代建所初期，物价猛涨，研究经费困难到了极点，只能勉强发工资，研究人员没有经费外出考察，只能坐在办公室看书学习，或者整理加工先前搜集的资料。在抗战时期经费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地理研究所在李承三所长领导之下，做了那么多工作。1949年到1965年是地理研究所的新生和飞跃发展阶段。50年代，在竺老直接、具体、周到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从筹备到建立，在全所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研究工作服务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任务带学科”，就是用国家制定的任务（如科学发展纲要规定的“综合自然区划”）带动学科的发展。到了1959年，先后建立了自然地理、地貌、水文、气候、地图、经济地理、外国地理和历史地理8个研究室组，全所人员也增加了十多倍，最终建成为远比40年代强大，人员充实、任务饱满、设备日趋现代化、成果丰富的地理研究机构。我深切感受到国家非常需要地理研究所，地理研究所也为国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78年以后，科学研究迎来了又一个春天，地理研究所的发展更是有目共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已经成为中国地理科学的研究中心。
▲1964年， 郭敬辉( 右1 ) 、施雅风( 右6) 、吴传钧( 右5 ) 、沈玉昌(右4)在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期间与外国科学家合影
我与地理研究所许多同事朝夕相处，旧友分手，新知相继。我与许多人相识相熟相知过半个世纪，少数人超一个甲子。此前在原中国地理研究所的同事有罗开富、周立三、楼桐茂、吴传钧、高泳源、沈玉昌、罗来兴等。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以后，与罗开富、陈述彭一起编过《中华地理志》，与赵松乔、罗来兴同在治沙队，另外还有张荣祖、李文彦等。如将交往共处30年以上的开列名单，必然挂一漏万。而其中最为重要且时刻追念的是黄秉维所长。黄先生是我自然地理学的启蒙老师，此后一直是指导扶助我的恩师。最难忘记的是刚进中国地理研究所时，幸得黄师帮助参加由他负责的前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处需要的两项野外考察：一是1946年春的川西水力经济调查；二是同年7月的三峡大坝水库区损失调查。这是我参与的首项任务。20世纪50年代初在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及以后的自然区划工作中都能追随恩师左右，受益终身。而今，恩师仙逝十年，我也年居耄耋，每每缅怀先师，其音容宛在，言犹在耳。我与地理所的先后同仁，或为师生，或为同窗，更多的是亦师亦友。我与许多地理研究所人野外考察在一起，宣读论文、学术讨论在一起，“文化大革命”受批在一起，科学的春天在一起，参加大会领奖在一起。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所以我与地理研究所人不仅是熟人、友人，而是真正的一家人。
▲1955年，竺可桢(左2)率水土保持检查组赴山西检查工作(左3为黄秉维)
地理研究所有优秀的传统和文化。地理研究所人讲求“团结、务实、奉献、创新”。一个真正的地理学家要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并且善于把重大问题汇集起来，列入国家计划。国家通过有关部门下达任务，让地理研究单位组织实施，强调搞大协作，出大成果，解决大问题，学科得到大发展。地理研究所承担的大量任务，无论是“中国自然区划”还是“中国农业地理”，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图集”还是“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和综合开发研究”，没有这种宽松的学术氛围，没有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没有团结协作精神都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今后继续办好地理研究所也一定要有一个好领导，要有一批骨干和一支团结协作、努力工作的优秀研究队伍。在我的心中始终深刻存留着竺老和黄秉维先生领导下的地理研究所的美好回忆。
中国地理研究所创建之初，现代地理学以野外考察起步（当时鲜有室内实验），仅有的罗盘、高度计、地质锤、洛阳铲、地形图等简易仪器、工具、图件。随着国家建设的需要，技术手段的进步，中国地理学研究发生了质的飞跃。地理研究所也不例外。现在室内实验依靠精良的仪器、精密高效的设备，考察有了安全适用的野外保障。面上到达过去无法到达的“禁区”，点上达到了更高的定量要求。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已经普及。已知的事物不断增多，而同时未知的领域在不断扩大，电脑技术和数字化的应用，人类完全可以应对气候变暖、环境污染、不可再生资源的减少等挑战。地理学家应当拓展研究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应用数理化，进入天地生（天与生有一部分与地交叉，地学研究实际上包含天与生的内容）。这就可以做到“在深入分析基础上高度综合，在高度综合指导下的深入分析”。面对未来，地理学应当大有作为。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应当大有作为。80后、90后以及新生代年轻人可以欢快地接过接力棒继续在赛道上飞奔。
▲20世纪90年代末，北京安外大屯路917大楼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旧址
以上所述是从我说起，信笔由缰讲了三点：抒怀、叙旧、寄语。抒怀是为了坚定目标，不忘为地理学的发展为科学事业而献身。叙旧是为了增强自信，与同志同行患难相依、荣辱与共，共同奋斗乐在其中。寄语，是对在岗和后续者言，展望未来，留得时空，希望无限。
其实，修所志、出回忆录也是为此三点。编志修史借古鉴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地理所编志之初，2008年冬张青松、赵令勋来宁见我，记述访谈，也算我为《回忆录》授了稿。
时隔年余，《回忆录》初成将与付梓，要我写序。欣然草就，或可为《所志》及《回忆录》补白。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志系列
施雅风
庚寅（2010年）正月
本文为施雅风院士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志:1940~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8）一书所作“序”，标题为编者所加，文中图片来自于本书。
ISBN：978-7-03-049264-7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志》全面记录了原地理所1940年至1999年的发展历程。主要内容包括概述部分、研究室情况介绍、重要成果、所务管理、党群工作、图书资料情报室、中国地理学会、所办期刊杂志、人物以及六十年大事记等方面记录了地理研究所的沿革，力求全面地反映地理研究所的60年。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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